常用的叙事策略
（一）凸显本土化、民族化特征
新世纪的主旋律电影虽然已开始逐步探索多种表达方式，但仍然在坚持本土化、民族化的叙事策略。这一点，过去如此，在未来也仍会如此。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主旋律”代表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个政权的意识形态，因此，本土化、民族化的特征必须在主旋律电影中得到鲜明的呈现，绝不能为了商业目的而与其他国家、其他民族和其他政权的意识形态混为一谈。
本土化是以地方化特色来进行呈现的。《铁人》（2009）在对“铁人”王进喜进行刻画时，呈现了明显的地方化特点，王进喜时不时吼出的“秦腔”、满口的脏话、暴躁的西北人脾性，展现出中国西北地区豪爽、粗犷、大气的民风图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秋之白华》（2011）中江浙沪地区的温和、婉转，片中秀丽的江南风景和人物的江南口音都是展示中国本土化特色的一大亮点。瞿秋白的斯文俊秀，配上杨之华的美丽俊俏，以小桥流水为背景，两人用一口江南软语谈论一场透着爱情气息的革命话题，尽显江浙人在温婉圆润背后所隐藏的坚毅品格。《金陵十三钗》（2011）也很注重突出本土化特色，含有大量的南京方言对白，当张艺谋在寻找扮演女主角玉墨的最佳人选时，要求会说南京话，这是必须达到的标准之一。此外，除了老南京的方言，这部电影与老南京的风土人情非常接近。腔调和今天的语气有什么区别？它还充分展示了老南京的各种元素，通过展示地方特色，展示了中国的地方特色。
电影的民族化主要体现在人格价值的民族意识、民族道德观念、民族审美体验等方面。从民族的人格价值意识来看，无论是现实题材还是虚构题材，无论是宏大叙事还是单一叙事，本章所研究的主旋律电影都充分体现了爱国、爱党、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观念，即使有个别影片突出了对个人意识的追求，这种个人追求也一定是和集体主义观念相一致的，不存在任何相悖。从民族的道德观念来说，集体主义就是中国人最大的道德观念，在以这个观念为前提的情况下，才可以讨论仁、义、礼、智、信等传统个人道德标准，或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一系列具体道德标准。从民族审美体验的角度看，主旋律电影追求的是一种非常“安全”的审美。虽然早期的“脸谱”“高大全”和“假大空”引起了一系列的审美疲劳，但我们也看到了主旋律电影与时俱进的时代意识。商业与主旋律的结合是符合民族审美的最好证明。
（二）个体化、日常化叙事
个性化叙事和日常叙事是新世纪主旋律电影的新尝试。个性化叙事是指从个体的角度进行的叙事，它能增加叙事的真实性和对受众的吸引力，也更容易引发受众的思考。比如《东京审判》（2006）和《南京！南京！》（2009）这两部影片就明显具有个体化叙事的特点。在《东京审判》（2006）的审判过程中，不同人物诉说着各自经历的事实，观众通过他们的语言，体验着不同个体在战争中遭遇的不同经历，每一次描述都让那个时代在观众的脑海中更加清晰起来。为了从更加深刻的视角来展现战争的残酷，影片展现了一个与战争息息相关的日本家庭的生活，令观众看到战争的阴影是如何在这家人心中徘徊不去的。随着审判的进度，战争带给这家人的伤痛也与日俱增，终至爆发出激烈的矛盾。《南京！南京！》（2009）则以一名日本兵的视角进行了个体化叙事。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民的一段历史记忆。从不同的叙事视角看，它具有陌生化的效果。观众不仅要从民族的角度重新审视这段历史，进一步缅怀和悼念这场灾难，也会进一步从全人类的角度思考人性的善恶。然而，这一尝试最终由于过于大胆，引发广泛争议。
日常叙事是指影片以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为叙事中心，以更加真实、自然、生动的方式呈现宏大严肃的主题，以更接地气、真实可信、自然生动的面貌呈现出来，以《建国大业》（2009）为例，这部影片主题虽然特别宏大，但在叙事上却是用一种日常化的视角来讲述新中国成立的那段重要历史，在塑造伟人形像的时候，尽力从日常角度切入，在还原人性的同时还原历史环境。比如五常委开会时，毛泽东吹熄蜡烛，称“晚上还要写稿，省着点用”，而被与会者调侃是“开黑会”，而背后的原因则是当时物资紧张，这就很好地把历史背景和人物的日常化言行结合起来了。此外，影片在镜头和光线的使用上，也彻底摈弃曾经那套“敌俯我仰、敌暗我明”的程式化用法，转而以情节需要为依据来调整镜头和布置光线，以此让叙事显得更加真实可信。
（三）类型化、商业化叙事
《集结号》（2007）和《战狼》（2015）两部影片，可能是主旋律影片类型化特征最为明显的范例了。《集结号》（2007）上映后，常常有人拿它与好莱坞的战争片《拯救大兵瑞恩》（1998）相比，两部影片都是战争片，主题都是拯救与牺牲，都是英雄主义、人道主义的表达，都是在两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下探讨个体价值的实现，也都呈现出相似的类型化特征。但两国由于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的不同，在具体叙事方面仍有许多不同。前者是一个救多个，以多人的牺牲体现出个体是被淹没在集体主义之下的无名英雄；而后者是多个救一个，同样是多人牺牲，但体现出个人生命价值的可贵。《战狼》（2015）则在类型化创作上走得更远，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有孤胆英雄单枪匹马完成任务的情节设置，有异常丰富的武器装备和具有科幻色彩的触控操作系统等军事和科幻类型元素，有精准的枪击和激烈的近身搏斗等动作元素，还有英雄配美人这种必不可少的感情点缀。这些叙事元素，既有对好莱坞军事大片风格的模仿，也有鲜明的中国本土化风格。可以说，两部影片之所以能在票房上有出色表现，明确的类型化创作思路功不可没。
此外，谍战片也在类型化、商业化的叙事上有所改善。国内电影人抛弃了20世纪50—70年代陈旧的、简单化的叙事模式，对当代谍战片的叙事进行了商业化和类型化上的探索，其中的佼佼者是被称作“第一谍战片”的《风声》（2009）。该片具有当代谍战片必不可少的悬疑特征，先是提出“谁是老鬼”这个问题，接下来，多线叙事被用来有序地揭开秘密。它不仅为观众在角色选择上设置了多种可能性，而且在影片中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具有密室推理的色彩，从而不断调动观众的积极性，形成上下屏幕的智能互动。此外，该片还全面渲染出恐怖和神秘的气氛。昏暗的灯光，华丽、沉重而压抑的景物和色彩搭配，以及充满怪异风格的音乐，都是强化影片悬念感的有力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