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一）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初步形成于夏、商、周时期
大约在距今3000年前，也就是中国传说中的炎帝、黄帝及尧、舜、禹时代，中国的原始社会已经开始解体。中国传说中就出现过黄帝、炎帝、蚩尤等部落间的原始战争，并有尧、舜、禹攻三苗之战的文字描述。从中不难发现，中国那时已对战争问题有了自己的思考。
夏、商、周是奴隶制社会形成和发展的时期，也是我国军事史的开端。从此战争便开始真正为政治服务并成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约公元前2100年，作为军事组织的军队就已在夏朝出现。这时的军队已由过去以血缘为基础，以掠夺为主要活动的武装，变成以财产为基础，以奴隶主实行地域统治为主要特征的国家武装。随着贵族军制的渐趋完善，军队的职能具备了对内与对外的双重功能。
这一时期，最著名的战争有夏初的少康复国之战、周灭商的牧野之战等。尽管人们对于战争的认识处于低级阶段，人们还是在这些战争中已注意谋略的运用，产生了以天命观为中心内容的指导战争的军事思想。奴隶主在对外族发动掠夺战争，或用武力镇压本族奴隶反抗的时候，都以占卜方式，假借神的旨意，征讨“违天命者”“吊民伐罪”“敬天保民”替天行道，并以严刑厚赏驱使士卒作战。作战以集团列阵方式正面冲杀。到公元前1600年之后，作战兵种主要是车兵，车战成为主要的作战方式。军队数量的多寡成为表现军力和国威的象征，“千乘之国”为大国代名词。这一时期，在战争中车战具有绝对统治地位。在军队指挥方面，要求行动统一，严厉管理。这种思想延续了夏、商、周几个王朝。人们通过这一时期的战争实践，审势而动、量力而行、众可以胜寡、强可以胜弱等反映朴素的唯物主义观念的军事认识已初步形成。相传在公元前791年，中国已出现《令典》《军志》和《军政》等军事著作。这些著作虽早已失传，但在《左传》《孙子兵法》等书中，还有一些片断的引文。
（二）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趋于成熟
春秋战国时期，一方面是“公田不治”，一方面是“私田”急剧增加。土地原有的概念已不起作用。土地私有权已得到事实上的承认。伴随“井田制”的崩溃和土地私有制的出现，新兴的自耕农和“隐民”“私属徒”“宾萌”的数量不断增加，成为新生的地主阶级的剥削对象。而新生地主阶级的成分，一部分由旧的奴隶主转化而来，一部分是获得土地赏赐的军功阶层，一部分是从平民乃至“鄙人”中上升而来的成功者。他们在奴隶大批逃亡、井田制面临崩溃的时代，眼见奴隶制剥削已无利可图，迫使自己改变原来的剥削方式，把土地划分成小块，从中收取地租。这样，封建地主与农民这两个新兴阶级便孕育而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制度的变革，促进了士兵成分的变化和兵器的改进，军事制度和作战方式也随之产生了变化。随着冶炼技术的发展，铜铁兵器并用，武器变得更轻便和更有杀伤力。春秋时期，中国古代军队开始进入以铁兵器代替铜兵器的时代。这一时期，步兵、骑兵和舟师等新兵种在战争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郡县征兵制和募兵制取代世袭兵制。由于诸侯争霸，兼并战争日益频繁，战争在社会生活和国家兴亡中的地位更加重要。作战规模、作战样式、作战方法等均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一切为一大批社会地位较低，长期受到压抑的文人墨客施展自己的才华和抱负，提供了难逢机遇与政治军事的实践平台。他们“合则留”“不合则去”，或聚徒讲学、授业传道，或游说诸侯、著书立说：倡导义战，反对杀人“盈城盈野”的兼并战争；或诅咒“兵者为不祥之器”，强调“柔弱胜刚强”；或主张“兼爱非攻”，严密守城。在春秋战国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生态环境里，形成了百家皆谈兵的局面。兵家学派更是异峰突起，引人注目。其代表人物孙武、吴起、孙膑等，在战争舞台上，或登台拜将，或运筹帷幄，或著书立说，至今尚有《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孙膑兵法》等一批军事思想的定鼎之作流传于世。兵家作为诸子百家的一个思想流派，在这一时期既认识到“自古兵家非好战”，同时也看到了战争的进步意义。
著名的《孙子兵法》，标志着封建阶级军事思想的成熟。《孙子兵法》打破了奴隶社会的天命观，以朴素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思想，指出战争获胜不取决于鬼神，只要能够做到“知彼知己”，就可以“百战不殆”。该书提出，军事斗争必须“上兵伐谋”。认为指导全局的人当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必以全（胜）争于天下”为指导，才能谋求实现最理想的战争结局。该书提出了“以正和，以奇胜”和“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作战思想。该书还指出，战争胜负是道、天、地、将、法等因素决定的，所以统治者要修明其政治，顺应其民心。这些思想，也为《孙子兵法》同时代的其他兵书和论及军事的著作所重视。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人们对战争的认识又进了一步。例如，孙膑要求用战争手段解决社会混乱局面，其作战思想则特别强调“贵势”和以奇制胜。吴起所著的《吴子兵法》，在探索战争的实质时讨论了战争发生的根源，把战争起因分成几种类型，并赋予定义，还提出了对付各类战争的方略。
《孙子兵法》作者孙武（约公元前545—公元前470年），字长卿，春秋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被尊称为“兵圣”或孙子（孙武子），被誉为“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学的鼻祖”。孙武是兵家孙膑的先祖。他由齐国至吴国，经吴国重臣伍子胥举荐，向吴王进呈自己所著兵法十三篇，即《孙子兵法》，受到吴王的盛赞。在用军法操练宫女的过程中，他毅然处死不遵守军纪的吴王宠姬（吴王曾为其求情），在执法的过程中反映了军令如山，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的军事规律，用事实证明了他的军事指挥才能。后来吴王重用孙武为将，和伍子胥一起，戎马生涯30载，先西破强楚，后北威齐、晋，助吴王霸业功成。
这一时期，从知战、治军、用战及研究战争的方法论等方面，全面奠定了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基础，标示中国古代军事思想进入一个快速发展并走向成熟的时期。
（三）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在秦朝至五代得到完善和发展
秦国自嬴政亲政后，先后兼并六国诸侯，在中国创立了统一的封建集权制国家。从此，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上升时期。此时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家在考察军事问题时的视野日渐开阔。孔融在《崇国防疏》中，首次正名国防。另外，此时与春秋战国时期的攻城略地不同，秦汉时期在国防观念上追求的是国家的长治久安，是一种讲究内修外备的大国防观。秦朝修筑万里长城以“用险制塞”，对北方游牧部落进行防御。两汉继承了秦朝的政治制度，在巩固国家统一方面，推行军队屯田以安边固疆，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些都丰富了中国古代国防的理论与实践。秦汉时期出现的军事思想著作并不多，但值得一提的是，汉代在搜集整理古兵书、总结古代军事思想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在《汉书·艺文志》中将兵书分为四派：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形势者，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乡，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这是把“天”“神”作为万物的始基思想在军事上的反映）。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著名军事家张良、韩信以及军事官员杨仆、任宏等人先后奉命搜集古代兵书，归纳合并古代兵法为35家，剔除其中的重复内容，在《孙子兵法》《吴子兵法》等众多兵书的篇目分合、文字润色上也做了大量工作，这对后来古代军事思想的继承、古代兵书的流传都有重要意义。
三国至隋唐时期的数百年间，王朝更替，军阀割据，战争主要在地主阶级内部不同的政治集团之间进行。战争类型掺杂了民族战争和农民起义。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战火延伸至高原、荒漠、森林和海洋等广大空间。骑兵远距离战略迂回，大规模江河、城市要塞的进攻与防御作战，远距离渡海登陆（岛）等一系列新的作战样式活跃在更加复杂、更加广阔的战争舞台上。将帅的主观能动性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施展出无数令人眼花缭乱的奇谋妙计，创造出骑兵以快制敌、长途奔袭、穷追猛打的攻势战略，进行了步、骑、舟、车多兵种协同作战，创新了水陆配合横渡江河，多路分进合击的战法。在这一时期，始终伴随着国家的分裂与统一的斗争，人们注重考察多种政治力量的角逐，以解决现实战略与长远战略的关系就变成了一种问题导向，把探讨联盟战略、统一战略以及制定和实施现实战略变成推崇的艺术。由此，军事战略的思想得到了长足的进步。诸葛亮的《隆中对》，就是三国时期战略分析的重要成果。
三国至隋唐时期军事理论上最大的建树是唐代兵书《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和《卫公兵法》。前者铺设了中国军事思想传承的历史轨迹，解析了《孙子兵法》的思想精髓，其中唐朝李奇正相生之辩最为精彩；后者对前人较少涉及的战略防御和战略持久理论进行了探讨，对孙武所提倡的“兵贵神速”“先机制敌”思想，是极为有益的补充。
火药的发明和热兵器的出现，是这个时期武器装备的一场巨大的革命。火药是中国发明的，早在宋太宗淳化五年（994年）火药就开始用于战争。宋代开封即有专门生产火药兵器的兵工厂，称为“广备攻城作”。到明朝末年军队对火器的使用达到普及的程度。由于火药在军事上的使用，传统的攻城锤、破寨塔被远距离发射的火炮所取代，传统的要塞防御走了下坡路，中国的长城也失去了昔日的防御作用，以至于满清入关之后，再也不去重修那残破的长城。这一时期，指南针的发明和应用对军事运输技术也做出了重大贡献。发达的印刷术也为军事思想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更为便捷的途径。一方面，鉴于自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已成为中国占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一些人以崇尚仁义的儒家价值观念否定“兵行诡道”的战争法则，军事的发展进入歧途，兵学日渐式微。宋代攘外安内，军事上实行保守的消极战略方针，与辽、西夏、金、元等非主流军队的交锋多次均以失败而告终。
这一时期，中国的统治者为了教习文臣武将熟悉军事，命曾公亮等编纂《武经总要》，总结历代兵法和本朝方略，颁布了《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司马法》《六韬》《尉缭子》《三略》和《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称为《武经七书》，并官定为武学教材。陈规在《守城录》中，记录了中国军队具体使用火器和改进城防工事进行防御作战的方法，主张“守中有攻”，对城市防御战法有所创新。
（四）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在宋代至清代前期进入系统化、体系化阶段
明代和清代前期，中国的政治、经济虽然有了新的发展，军事上高度的中央集权统兵制度也日趋巩固，但整个封建社会已开始走向衰落。中国火器技术起步很早而发展缓慢的事实，坐失了军事发展的机遇。这时西方军事技术的发展则突飞猛进，火器逐渐普遍使用，战争进入了冷、热兵器并用的时代。西方火器被中国接受并大量的传入、装备部队用于实战，使作战样式更加复杂。明代杰出抗倭将领戚继光，根据沿海复杂的地形条件和倭寇火器装备的特点，在其《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中对阵法作了重大改革。何良臣在《阵纪》中，对于军队组训和战法赋予了革新的内容。在大量火器装备部队后，孙承宗主编的《车营扣答合编》反映了编制和战法的改革。茅元仪为了振兴明王朝的武备编纂了《武备志》，试图从军事理论、建军作战、兵器制造使用、天象地理、江河海防诸方面，确立实行军事改革的依据。这一切都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古代的军事思想。
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兵学是辉煌的，但就其总体而言，毕竟是属于冷兵器时代的军事思想。随着17—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风暴的兴起，工业革命的出现，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战争形态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之相适应的西方近代军事思想也随之出现了。但清王朝却长期奉行“闭关锁国”政策，对西方世界的巨大变化茫然无知。只是在1840年，西方侵略者用“坚船利炮”轰开古老中国大门的时候，中国人才惊讶地发现，自己在很多方面已经落伍了。清军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使一些睁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开始重新认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在当时的价值。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中率先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客观上提出了改造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要求。但不可逆转的历史让中国进入了一个屈辱的时代。鸦片战争也就成了中国进入了近代军事思想时期的历史界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