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71页之后，是胡兰成的《民国女子》《她是个人主义者》，前一题目是胡兰成《今生今世》书里的题目，后一个原题为《评张爱玲》，不知道编者出于什么原因乱改。

胡兰成两文之后是一组珍贵的研究张爱玲史料，全组七篇文章照搬于1945年上海《语林》杂志。《永远的张爱玲》编者手又犯痒，将张爱玲中学老师汪宏声的《记张爱玲》改为《中学时代轶事》。这么乱改的后果是《语林》编者钱公侠的《关于〈记张爱玲〉》接不上茬了呀！——“本刊前期所载汪宏声先生之《记张爱玲》一文，其中提到‘一千元灰钿’的话，作者无心，编者失察，致张女士不能不来稿声明，以免读者误会。然此事既与秋翁先生有关，编者乃不能不事前向翁说明，请略书数语，与张文同时发表，以避免片面攻讦之嫌。”张爱玲与《万象》杂志老板秋翁（平襟亚）因为一千元稿费而闹翻，双方撕破了脸皮。本来事件已然平息，钱公侠却出来搞事情，弄得风波再起，已然撕破的脸皮再撕破一层似亦无妨。

接下来的文章是魏绍昌的《在上海的最后几年》。魏绍昌自称是见过张爱玲的，“一九四六年七月，桑弧约我去石门一路旭东里他的家里宴会，同座的有柯灵、‘张爱玲’、炎樱、胡梯维、金素雯、管敏莉、唐大郎、龚之方等。这一天是我初次见到张爱玲，她沉默寡言，还带着女性的矜持，大约她是‘敏于思而讷于言’的吧，这是她给我的第一印象”。张爱玲热了以后，趋之若鹜蹭热度的人海了去了，最典型者莫过于自编自导自演“南玲北梅”的梅娘。但是我相信魏绍昌是真见过张爱玲的，旁证一堆人呢。但是魏绍昌接下来说的两件事情，一个是夏衍对张爱玲的诸多关照，一个是张爱玲去苏北参加土改两个多月，均未注明材料来源，尤其是苏北土改一事，如今仍没有铁的证据，太不正常了，严重说明张学研究水平之低下。

《永远的张爱玲》的压卷之作应属龚之方的《离沪之前》，按编者的话来说是“特约稿”。甚为可惜的是，龚之方提供的第一手资料里掺杂了赝品和言过其实的话。龚文前三个小标题（且不管是不是编者乱加的）《周瘦鹃是引路人》《登门求见柯灵》《窜出个胡兰成来》即很有问题。“引路人”一词不准确呀，张爱玲于英文刊物《二十世纪》发表作品要早于《紫罗兰》，要说引路人也得是梅奈特呀。再者，周瘦鹃只不过赏识张爱玲的才华罢了，真要是引路的话，张爱玲也不会仅仅于《紫罗兰》连载完《沉香屑》便拜拜了。“登门求见柯灵”和“引路人”犯的是一类错，龚之方被柯灵的《遥寄张爱玲》带沟里了，柯灵在《万象》只是个编辑，老板是平襟亚，事实是张爱玲求见的老板平襟亚，好么。《窜出个胡兰成来》第一句便与事实不符，“一九四四年初春，胡兰成当上了汪伪政府的宣传部部长，叫他是汉奸，不冤枉他吧”。错在哪里，请看前面张子静的话。至于龚文中这句“偷偷地在编辑室的门缝里塞了进去”真是抄都抄不对，胡兰成追张爱玲往门缝里塞纸条，真有此事的话，也是往张爱玲家门缝塞呀，与苏青《天地》杂志门缝何干？

龚之方文章后面几个小题目《张爱玲与文华影片公司》《张爱玲得到夏衍的赏识》《张爱玲自编〈传奇增订本〉》《与张爱玲的交往》《小报戏言，冤了桑弧》《张爱玲从上海带走些什么》，真材实料多，因为这些是龚之方自己的亲历亲闻。稍有不足的是龚之方处处以柯灵的回忆为准绳，如“一九四八年全国胜利在望之时，夏衍缠着八路军的袖章回到上海，他非常关心上海文艺界的现状，柯灵此时特向夏衍介绍读几篇张爱玲所写的小说。他读了之后，对张爱玲的才华作了肯定，认为人才难得”。且不说“八路军的袖章”可能不可能可笑不可笑（这种话严重降低龚文的可信度），而据陈子善文章《张爱玲与上海第一届文代会》称“我认识张爱玲和读她的作品，是唐大郎介绍的。唐大郎也是一个有名的‘江南才子’，所以，也可以说，欣赏张爱玲的作品和希望她能在大陆留下来，一是爱才，二是由于恩来同志一直教导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一方针”（夏衍《文艺漫谈》），到底是唐大郎还是柯灵向夏衍推举的张爱玲？若站边的话，站夏衍这边是明智之选吧。

柯灵的《遥寄张爱玲》，洵为“张学”之名篇，情辞并茂，感人至深。几乎各种纪念张爱玲和研究张爱玲的图书都要收进柯灵的这篇名作，层出不穷的张爱玲传记都要从《遥寄张爱玲》那里汲取语录和材料。柯灵这几个观点，“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张爱玲的文学生涯，辉煌鼎盛的时期只有两年（一九四三—一九四五），是命中注定，千载一时，‘过了这村，没有那店’。幸与不幸，难说得很”，“全国解放，在张爱玲看来，无疑是灾难”，显然和柯灵自己说的，“我恳切陈词，以她的才华，不愁不见之于世，希望她静待时机，不要急于求成”，“他（郑振铎）要我劝张爱玲，不要到处发表作品，并具体建议，她写了文章，可以交给开明书店保存，由开明付给稿费，等河清海晏再印行”大大地抵牾呀，如果张爱玲听从了郑柯们的馊主意，哪里会有今天光耀文坛的张爱玲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