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国收藏》的文字之交

一想到《中国收藏》创刊已经二十年了，心情不能说感慨万端吧，终归是颇不平静，尤其是翻出了发稿登记本之后，往事仿佛昨天发生似的，如梦如幻，清晰而模糊。一个事物经历了二十年的光阴，没有被生活磨损了记忆而依旧生机盎然，这个事物本身即有生存的价值。《中国收藏》，就是这样的一个事物。现在给《中国收藏》写稿比前几年少多了，我感觉有点儿跟不上时代的节奏了，对于《中国收藏》的二十年，总还有不少怀旧的话可说。

二十多年前，我选择了自由写作这个职业。上面提到的发稿登记本，是我这二十几年来写作的记录，投稿日期，题目，投给哪家报刊了，哪天发表的，样报样刊哪天收到的，稿费哪天收到的，很具体，像一个账本。虽然是自由职业，个体户，没人查你的账，可是自己要做到心中有数吧。我的所谓自由写作，与散文小说通常习见的文体有着很大的不同，这种写作几乎完全依托自己的藏书和藏刊，由藏品说开去，那种局限性说起来是很心酸的一种体验。如果编辑不认可你的写法，就意味着不会用你的稿子，稿子不用何来稿费，对于自由写作来说，简直是个“生与死”的问题。

盛世兴收藏，随着收藏的兴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各种报刊或开辟收藏版面，或干脆创办了收藏杂志。雨后春笋般兴起的收藏类报刊，给了我广阔的写作园地。《中国收藏》之前的《中国商报》的收藏专刊，对于我的写作能力扶助最多，至今犹铭记在心。写作总要有个练笔的地方，也就是发表的地方，《中国商报》收藏专刊接纳了我的习作，那是我自由写作的初级阶段。发稿登记本上有这些今天令我脸红的文字——“1998.9.6《珍爱最是第一声》”“1998.9.18《珍贵的125期〈集邮〉》”“1999.1.9《小说月报》竞拍记”“1999.2.6《城市的特别节目—拍卖会》”“1999.5.1《华于春者实于秋》”等等数十篇。

二〇〇一年一月《中国收藏》创刊，面对高端大气佳纸彩印的它，我自惭形秽，难登大雅之堂，不敢投稿，依旧在报端写点豆腐块文字。我有写日记的习惯，日记里肯定记有第一次在《中国收藏》发表文章的前因后果，现在不必去翻旧日记，就查查发稿登记本吧。2001年3月7日写了《七十年前，一本画报的故事》投给《中国收藏》，旁边有两行小字“陈念讲有可能往后拖一下4.10”“7月也没有，6.30”。实际的情况是拙文9月号刊出了，9月7日收到样刊，9月5日收到稿费140元。这篇投得早登得晚，给《中国收藏》第一稿应该是《燕京古玩数几家》，4月1日投，6月1日刊出，5月27日收到样刊，6月5日收到500元稿费。旁边也有一行字“陈念又来电话说她补写了二百字又说上海的没我写得好，六月号发。4.12”，哈哈，这篇写的什么，我没印象了，得翻出旧刊看看。

给杂志写稿不同于给报纸写稿，杂志对于图片的要求高得多，这就难住了我。我写作的生产资料是旧报刊，已经成本很吃重了，无力再买高级照相机拍图片了。《中国收藏》宽容待我，2003年8月号《中国收藏》刊出拙文《一个人的十年竞拍史》，我给了13张图片。登记本旁有一行小字“陈念说这回的图片不错5.13”，有两回吧，我写的是洋烟画片和邮票，票面太小，陈念建议拿到编辑部扫描，我颠颠地去了，得亏不算太远，一小时路程。现在易如反掌可以宅家搞定的事情，想当年呀想当年。

近年来我想通了或换言之想明白了一个道理。我这种依托个人藏书藏刊的写法，类似于“补白”或点缀版面的小品文还凑合，不大适应于高端豪华的收藏杂志。就算我收藏的是善本古籍，也不大容易接二连三为收藏杂志所接纳。传统的收藏观念，仍然是古书古画古物古器的天下，这里“书画”的“书”通常专指名人书法。像我所藏近现代期刊杂志，去今不足百年，经济投资价值低下，理应受到轻视。前多少年我写民国老画报的稿投给《收藏家》，主编轻蔑地说：“你投给西安《收藏》吧，我们这儿这不用！”广东有一家收藏拍卖杂志，一开始到北京找我约稿，接二连三地用了我七八篇稿子，图片做得真叫一个漂亮。好景不长，刊物转型“高大上洋”，不需要文化来点缀了，再投稿就给你个不理睬。

我说这番话的意思是，《中国收藏》二十年来也是与时俱进的，但是没有像其他收藏杂志那样赤裸裸地“嫌贫爱富”，脱去文化外衣成为富人俱乐部。《中国收藏》没有忘记老作者，心中惦记着普通的收藏爱好者。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