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结语

十年以来，我国的发展传播学开始向转型传播学转变，发展传播学主要强调传播技术在社会的线性发展中的作用，而转型传播学强调传媒与社会关系之间的动态联系，更有利于发掘行动的多元意义而不囿于狭隘的发展视野。此外，之前的研究核心为传播技术对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现在也更关注传播活动中的社会行动所承载的价值观和意义，以及社会与媒介技术的双向建构。十年前主要强调媒介对个人的认知和行为的影响，从而扩展到国家、民族层面的宏观叙事，如今补充了两者间的过渡环节——多个社群的传播与互动，使得对传播行动的解释更为生动可信。

之前的发展传播学研究以都市对乡村的传播技术扩散或媒介消费调查为主，且侧重于乡村，如今都市本身也成了田野对象，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对比更加明显。其研究立场也由传者中心转变为受众中心，早期的国家话语和立场随着社会的信息化和市场化更加趋近于平民立场。因此，发展传播学的研究范式从早先的乡村调查、媒介效果以及使用与满足研究到如今的文化接收与消费研究。研究方法上经历了从经验的定性思辨分析到描述性的量化方法，如今更结合了民族志等质化方法，以及定量与定性方法综合研究的过程。在方法论上也从单纯的效果研究发展为实证主义、诠释社会学、批判研究多种取径的综合运用。

总的来说，当下发展传播学的关注点其实非常集中，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核心课题是弱势群体和媒介素养。我国发展传播学目前的局限性在于过于重视传播技术的作用而忽视了它背后的社会关系。此外，由于发展传播学成果的界定、选择都存在一定困难，很多人对它仅仅停留在概念思辨或者既有理论在我国的实际应用层面，罕有将理论与实证完美结合，甚至从实证中生发新理论的现象。因此，我国的发展传播学研究要取得长足的进展，需要进一步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从更为鲜活的社会实践中去发展我们的传播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