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技术条件下的国家制度化举措
互联网的复杂性导致了当前全球社会的治理面临空前复杂的境况。亨廷顿认为政治安定取决于制度化和参与的比例，要保持政治安定，就必须在政治参与发展的同时，一个社会政治制度的复杂性、自立性、适应性和凝聚力也必须要随之增强。[15]Facebook和Twitter在西方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引起的后果截然不同，就是因为政治制度系统的制度化水平比较高，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制度化程度不够，受制于社会化媒体形成的全球复杂性。
亨廷顿的政治制度化理论认为，复杂社会里的政治共同体依赖于该社会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的力量。这种力量的强弱又取决于这些组织和程序获得支持的广度及制度化的程度。他将制度化定义为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任何政治体系的制度化程度都可根据它的那些组织和程序所具备的适应性、复杂性、自治性和内部协调性来衡量。[16]制度化水平高于参与水平的政治体系可称为公民政体，建立一个公民政体是我们的目标。
而根据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理论，国家自身是一个复杂系统。[17]政治系统的特征包括：有自己的边界，受环境的包围，开放性与交互性，内部各组成部分互相依赖，是一个动态系统（有反馈），有层级性。[18]伊斯顿认为政治系统有两个输入项——需求（demands）和支持（supports）。需求经由环境，穿过政治系统的边界进入政治系统，从而产生“刺激-系统-反应-结果”的过程。支持则包括积极支持和消极支持。凡是有利于减轻系统压力，促进系统自我维持的支持都是积极支持，如纳税、服役。而增加系统压力，促使系统崩溃的支持就是消极支持，如示威、骚乱等。[19]系统崩溃的原因有两种，一种是需求过大；另一种是支持过小。
互联网是一个开放性的复杂巨系统，而国家政治系统是一个较封闭的复杂巨系统，二者的运作规律不一样。互联网是自我衍生的，互联网可以全球扩张，而国家在一定时空范围内的疆界和人口相对固定，政治制度变化的速度远远赶不上互联网发展的速度。互联网的变化日新月异，国家这一政治系统自身也在变化，但相对于互联网则较为呆板和滞后。另外一个重大差异是政治系统是有层级性的，而互联网系统则呈现出一种扁平的结构，更有利于信息的传播和大众进行政治参与。亨廷顿认为“政治稳定依赖政治制度化和参与之间的比率，当政治参与提高时，社会政治制度的复杂性、自治性、适应性和内聚力也必须随之提高”，这样才能保持政治稳定。[20]
互联网带来的信息横向传播的增加使得国家的维稳压力越来越大，互联网作为一个复杂性系统国家管理起来多少有些力不从心。面对互联网日趋复杂的社会现实，政府的策略是通过实名制削弱互联网的复杂性，让对手变得透明；同时建构严密的法律、自律体系对互联网产业进行规制，并且加大监控技术的投入，建构国家防火墙和过滤技术，以达到环境的“复杂性缩减”目的。“所谓环境的‘复杂性缩减’就是体系通过增大自己的控制能力来克服环境的制约，环境越复杂，体系也越需要增加自己的复杂性。”[21]
现代科技不仅增强了人们参与政治的能力，同时也使得国家监控更加无孔不入，网络空间正在迅速地国家化。早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就将每个进入、流出该国或只在境内四处传输的数据字节储存在数据库中，用于国际监控。美、俄等国对社会化媒体的监视大都用于国际安全以及社会风险监控，社会化媒体上的个人数据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美国中情局的“公开资源中心”（Open Source Center）监视着Facebook、报纸、电视新闻频道、地方广播电台、互联网聊天室等所有可以公开进入和投稿的资源。从阿拉伯语到中文，从一条愤怒的微博到一篇深思熟虑的博客，分析人员通常用原始语言来收集信息。他们还会参照当地报纸或秘密监听的电话。通过这些手段，他们向白宫的高层构建起一幅图景，给出一个实时的监控结果。例如，在海豹突击队击杀本·拉登后一个地区的反应，或哪一个中东国家已为复仇做好准备的预测。美国中情局监视着全世界每天多达500万条的信息。
对于美国中情局来说，类似于Facebook和Twitter这样的社会化媒体是追踪迅速发展的危机（如2011年4月和2010年5月曼谷爆发的骚乱）的关键来源。2009年伊朗绿色革命期间，Twitter等社交网络引发伊朗政权震荡，成千上万的民众抗议内贾德再次当选总统的选举结果，中情局自此开始关注社交网络。中情局的“公开资源中心”的分析结果最终会出现在奥巴马的每日情报简报上，几乎每日都出现。在2010年4—5月泰国发生骚乱时，“在一个小时里，关于骚乱的消息在Twitter和Facebook上满天飞”。中情局人员把Twitter消息和有限的报道加以对照，判断出它们中哪些人提供了可靠的信息。并选择了12～15个用户进行重点监视，这些用户发布关于局势的微博报告和手机拍摄的关于抗议的相片。Twitter用户之间也互相监督，当某个用户上传了不准确的报道时，其他人就会指出他的错误。这帮助中情局将范围缩小到它可以依靠的数十条报告。
除了中情局，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也对全球社会化媒体进行了监控。数以百计的情报分析家正研究社交网站上发出的消息，以追踪世界各地局势。而美国联邦调查局希望获得一种软件，可以扫描所有社交网站，获得更多数据。据《芝加哥太阳报》报道，美国政府正寻求一种软件，可以像地雷那样“埋入”社交网站，预防恐怖袭击和预知外国暴乱事件。但是，联邦调查局的这种做法让一些提倡隐私权的人士担忧，他们担心这种监控可能影响到网络用户。联邦调查局声明称，他们只希望监管公共信息，不会特别关注与犯罪活动无关的个人或某个组织。
不过，研制这种软件并不容易，开发商需要克服多个技术挑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教会计算机如何去“读”。为了找到有价值的信息，软件必须精确理解社交网站上的信息内容，比如玩笑或严肃声明的区别。其次，软件还要分析所获信息的可靠性。2012年2月25日，美国电子隐私信息中心在网上贴出了美国国土安全部的一份2011年国土安全手册，揭示了联邦政府如何监控社交网络和线上新闻站点。他们通过搜索手册里包含大量的关键词和搜索短语，来监控潜在的恐怖主义与即将出现的自然灾害和公共健康威胁。这些关键词包括基地组织、攻击、演习、哈马斯、真主党等。
在国家监视这方面，不同制度的国家的表现并无二致，差别只是在主要用于对外跨国监视还是用于国家内部监视。现代科技帮助一些国家实现了内部监控，其中呈现的是资本与政治的合作，即使是所谓的西方民主国家的企业对外也只追求经济利益，而不是所谓的民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John Villasenor的研究《记录一切：数码存储成为当局政府的好帮手》推断，全世界的统治政权很快就能对国内所有语音交流和数据交流进行监视。John Villasenor称：“有史以来第一次，当局政府记录在其国境内人民所说所做的一切，比如所有的电话交谈、电子信息、社会化媒体互动和几乎所有人和交通工具的活动以及每个角落的影像，在技术方面和财经方面都变得可行。”
数据存储成本的快速下降与网络监视和审查的广泛革新相结合。存储叙利亚一年通话记录2011年需250万美元，2016年只需25万美元。存储成本的快速下降意味着影像监视计划不久就可以支付得起。据John Villasenor所做的布鲁金论文表明，数据存储成本的快速下降正与统治政权在网络监视和审查的广泛革新结合到一起，而这些通常都会得到美国公司的支持和协助。包括Cisco和HP公司，重要企业从McAfee到Boeing都有向伊朗、缅甸还有其他国家出售过网络监视软件。John Villasenor预计即将到来的是一个无孔不入的监视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