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播民族志的研究社群与取向
传播民族志具备在我国发展的各种条件。中国源远流长的文明和多元的社会结构为传播民族志的发展提供了文化资本。社会的快速变迁，横向的社会流动加剧，农民工、妇女、留守儿童等一批弱势群体的浮现为传播民族志提供了研究对象。我国传媒技术和产业的发展，特别是电视、电话等ICT技术在农村的普及，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等，为传播民族志提供了技术-市场环境。
我国除了香港、台湾的传播学者在大陆的田野工作，传播民族志在中国的具体运用起源于2000年，至今也是比较边缘的研究方向。一方面，新闻学本身的政治属性就决定了这个学科的精英视角；另一方面，民族志研究在我国缺少积累，社会学和人类学在1952年院系调整后差点消亡，如今恢复得不错，主要得益于研究传统的延续以及小众精英化的发展路线。
较早的传播民族志研究主要集中对这种方法进行了介绍和科学普及，但没有得到具体实施。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卜卫一直对研究方法非常重视，分别发表了多篇文章对定量和定性的研究方法进行了介绍，其中也包括民族的行动研究路径。蔡骐、常燕荣（2002）曾发表过两篇传播民族志的论文，将民族志的传播学的源头归结到美国的社会语言学。主要讲到的是美国的传播民族志传统，或者是首次以“民族志传播学”来命名，但是研究范畴还是局限于人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展江也主译了一些西方的传播人类学名著到我国介绍这种研究取向。
真正得到实施的传播民族志研究传统的建立得益于海外学者的提倡。海外学者也经常到内地做田野调查，如马杰伟（2006）的南中国城市文化研究，杨国斌（2013）的中国互联网社会运动研究，邱林川（2013）的中国信息社会研究，李金铨等（2006）的深圳报业、上海报业研究等。潘忠党（1997）作为具有大陆背景的华人传播学者，长期对中国新闻业进行田野调查。他运用田野调查的方式对新闻寻租现象进行考察后提出了补偿网络理论。他在复旦大学做长江学者时也持续进行一些关于新闻专业主义的田野调查。此后复旦大学的博士生如陆晔、郭建斌、吴飞、张志安、丁未也产生了对传播民族志的兴趣，开始将田野调查的方法运用到新闻传播研究之中，并取得了一些的成果。
我国目前采用传播民族志方法的学术社群主要包括：少数民族受众研究社群，主要分布于我国的西南和西北地区；全国范围的乡村传播研究社群；城市移民研究社群，主要分布于华南和北京地区；迷文化与青年亚文化研究社群，研究对象主要分布于大城市；城市形象文化研究社群，主要分布于沿海发达地区。
（一）受众研究取向
受众研究是我国目前应用传播民族志频率最高，探讨也最为深入的领域。英国媒体研究学派以莫利为首的学者创造了接受分析的传统。对受众的民族志研究侧重于对受众接受传媒影响的状况进行“深描”，以及结合受众的日常生活情境来阐释媒介文本对特定社会群体的意义。我国比较早的研究包括郭建斌（2005）、李春霞（2007）对电视如何影响少数民族地区群众日常生活的研究。民族志的受众研究路径可以用于测量传媒的长期效果和文化影响，对讲究速度和规模的收视率研究是有益的补充。
我国的受众民族志研究主要集中于跨文化传播，研究对象常常是少数民族地区或者偏远山村，在媒介环境方面的构成相对比较单纯。通常是只有单一或少量的媒介数量或者刚刚接触到大众传媒。运用的理论视野也是比较规范的人类学方法，研究电视等新媒体对原始社区的冲击和影响。这一研究路数与当代中国研究中的“冲击-回应”模式比较类似。主要关注一个相对落后的社区如何被新兴媒介所裹挟而迈向现代化。传媒对偏远山区的现代化的影响主要是建立一个对现代社会的认同和向往。也有学者关注到个体精神的现代化。
西南、西北与少数民族混居地区的少数民族的传播民族志研究是我国受众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云南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新疆大学都有相关研究团队。西部少数民族研究社群则得益于所在综合性大学的民族学和人类学学科资源，同时地处边疆，也便于进行田野调查。
此外，乡村传播也得益于传播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它作为一个比较大的研究范畴吸引了全国的研究者，也形成了一些小型研究社群。乡村传播研究遵循费孝通的社区研究传统，及对中国的乡村社区的媒介环境进行田野调查。在对中国的乡村传播研究中，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更是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清华大学新闻学院就强调学生必须要到农村去，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很多学生毕业论文的选题也是乡村传播研究。
乡村传播研究社群的先天不足之处在于高校等科研机构主要位于城市，要经常进行田野工作比较困难。反而是社会学的一些学者经常去做田野调查，其成果也涉及一些传播学的问题，如华中科技大学孙秋云团队（2014）的乡村电视文化研究。
受众研究与媒介文化研究具有比较紧密的学术渊源。受众研究在西方已经从行为主义范式、抵抗-收编范式发展到观展-表演范式。我国的相关研究主要停留在行为主义范式，对媒介文化研究成果的吸收不足。文化创意产业是我国政府大力推动的新兴产业，一些学者也积极投入研究，但是相关成果非常有限，主要原因是对研究方法和研究规范不重视，满足于向一些地方政府提交报告争取资助。
迷文化是受众研究的重要发展方向。洪美恩（2001）使用传播民族志的方法去探究了《达拉斯》这部美剧在全球的跨文化传播与接受状况。目前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虽然美剧、韩剧在我国的受众面广，粉丝众多，也有一些学者开始进行美剧的迷群研究，但是对它们的迷群研究尚未进入主流视野。
在迷文化研究领域，粉丝的自我书写与想象已经成为很好的研究数据。自我民族志依赖于媒介使用者的自我剖析，研究对象充分参与到研究过程中来，研究者还可以通过分析他们的日记或者是访谈来进行写作。
随着我国青年亚文化的兴起，亚文化社群的研究也进入学界视野。苏州大学成立了青年亚文化研究中心，并出版了一批成果，其中关于腐女、宅男、粉丝的媒介使用研究也采用传播民族志的研究方法。
总的来说，受众研究的民族志取向虽然也关注到了受众的积极性，但是仍然受到媒介文本的框定，侧重于测量大众传媒的长期影响。这些研究也普遍持有媒介中心主义的思想，强调媒介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主导性刺激作用。但媒体是否有这样的影响力需要进一步验证。
（二）参与式行动研究取向
行动研究比较偏重于发展传播学和传媒社会学的研究视角，探讨不同的社会阶层或社会群体之间的身份鸿沟（包括财富、心理、人脉、知识技能等）如何通过使用信息传播技术弥合。赋权是此类研究的重要视角，关注社会中的无权者和失权者如何在信息传播技术的帮助下充权和赋能。在行动研究中，研究者不仅仅是观察者，很多情况下还会进行参与和干预，促进一些问题或现象的转化。相对于受众研究，行动者研究更注意将研究与大的社会背景结合起来，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温州动车事件、厦门PX项目事件、在线艾滋病社区都成为行动者研究的对象。
在我国的城镇化大背景下，农村向城市的社会流动愈加频繁。我国形成的田野工作传统包括对华南地区的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的传播民族志研究。珠三角城市群是中国“世界工厂”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农民工的主要流入地。再加上这里毗邻香港，香港学者很早就将广东作为田野调查的对象。马杰伟（2006）的南中国城市文化研究比较完善的描述了农民工在城市社会中的适应过程，关注到了传媒的重要作用，但并不把传媒置于中心地位。邱林川（2013）、丁未等（2009）的传播民族志研究也以中国华南地区为基地展开。华南研究社群主要依靠香港的学术资源，以及我国南派人类学如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的一些学术渊源。
东南沿海的城市传播研究也采用了行动研究的视角，特别是上海和苏州。但是我们也发现，同样是城市传播研究，华南和华东的旨趣完全不同，一个关注社会底层，另一个关注中产阶级。华南地区偏重于研究农民工、出租车司机等城市新移民的文化适应；华东偏重于研究广场舞、健身坡等市民文化，以及城市形象和品牌如何建构。传播民族志在台湾有着广泛的市场，不仅用于挖掘台湾少数民族的文化资源，也在性别研究、社会运动方面帮助弱势群体发声，促进了更加美好的社会的产生。
少数民族人群的社会流动也是传播民族志关心的问题。乌日吉木斯（2013）对北京的蒙古族进行了田野调查，了解他们是如何适应都市社会，如何运用信息传播技术维系族群身份。刘锐（2010）发现电视传播带来了城市向乡村的文化殖民，促进了少数民族人口向城市的水平流动，但未赋予他们向上流动的文化资本。在流动人口的研究中常常要使用多址民族志的方法持续对目标群体进行追踪，以往的田野调查可以只关注一个社区，在社会流动频繁的今天需要对这些流散的人群进行多点的田野调查。
现代化与社会变迁是此类研究的主要范式，涉及传播学与文化研究的交叉。身份政治在西方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分歧，以前我们中国强调阶段，在未来社会中身份政治会越来越重要。社会失利群体要抗争，如失地农民、艾滋病人、农村女性、留守儿童；亚文化群体要获得身份认同，如同性恋、粉丝群体等。这些社会群体的媒体实践需要运用传播民族志的方式去观察。行动者研究可以与性别研究相结合，卜卫、曹晋较早地关注了女性的媒介使用问题。例如曹晋（2009）发现上海女工使用手机代理履行母职（mothering）。
由于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行动研究也与媒介地理学相结合，袁艳、邱林川、潘祥辉、廖卫民等人在这方面进行了探索，强调空间在媒介事件中的重要作用。譬如在乌坎事件中，该村的空间布局就对消息传播有着重要影响。一些学者还将互联网传播中的互相影响关系也使用社会空间信息图的方式表现出来。传播政治经济学视野也常运用于针对行动者的传播民族志研究中。李金铨、赵月枝、曹晋等学者在这方面做出了理论努力，邱林川（2013）的工人阶级信息社会研究是一个比较好的研究个案范例。
网络民族志是行动研究的重要发展方向，它兴起于21世纪，几乎与互联网同步发展。常常跟虚拟民族志、在线民族志、赛博人类学或数字人类学这些概念通用。此外，互联网还意味着全球化，虚拟民族志也常常跟跨国民族志联系到一起。由于网络防火墙的存在，我国的虚拟民族志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中国本土的互联网社区中。
在我国网络民族志得到了海外学者杨国斌的倡导，近年来在社会学研究中也广泛得到运用，但在新闻传播学中尚处于起步阶段。刘华芹（2005）的《天涯虚拟社区》是我国第一项比较具体的网络民族志研究。杨国斌（2013）也出版了中国网络行动者研究的专著，发现我国的网络话语出现了悲情和戏谑的双重表征。邱林川和陈韬文（2011）主编的《新媒体事件研究》的出版掀起了全国性的网络事件研究高潮，部分成果使用了传播民族志的方法。
在网络民族志的实际操作中，研究设计常常采用了问卷与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大多数的情况下还需要对网络社区进行参与或不参与的观察。同时网络民族志常常还是多址民族志，涉及对用户的“足迹”和生命历程进行追踪。在大数据时代，网络民族志方法从纯定性走向定量，可采用的手段包括量化话语分析、社会网络分析、数据可视化以及网络空间分析法等，同时还有对视频和图片文本的分析。
另外，网络民族志也不局限于线上，很多网络民族志都是线上线下一起研究。例如有人对同志网络社区进行研究，涉及在线和线下两种田野地点。线下研究有助于对网上获得的数据进行核实，并且进行更深入的真相挖掘（刘秀秀，2013）。
（三）传媒生产研究取向
传播民族志在受众研究中的已经成为学界认同的一种科学研究方法，但在新闻生产中运用得并不多，特别是对新闻组织和消息来源的田野调查非常匮乏，但恰恰又能揭示出局外人看不到的事实与规律。譬如南方传媒研究所尹连根等（2007）对南方报业集团所做的民族志调查，虽然在理论化和规范性方面尚存在缺憾，但是一些发现却令人耳目一新，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新闻编辑室参与观察研究在西方有着良好的传统，属于新闻生产社会学的范畴。新闻机构作为一种复杂组织成为田野调查的地点，翻译到我国的相关名著包括塔奇曼的《做新闻》和甘斯的《什么在影响新闻》。这两本书提供了从传播民族志重新审视新闻业的新视角。除了新闻的生产，现代娱乐业以及其他传媒产品的生产也可以使用实地调查的研究方法。
我国在新闻生产社会学方面的研究焦点主要有两个领域，一个是新闻体制与传媒越轨研究，另一个是新闻道德规范与专业主义研究。洪兵（2004）、张志安（2006）对南方报业的新闻生产研究跟新闻体制与宣传纪律有密切关系。南方报业是中国较早具有新闻专业主义的媒体，它的深度报道对中国当代文化影响深远，这两位学者选择对《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进行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新闻生产的主体是记者，新闻生产的民族志研究也围绕记者群体进行。陆晔、潘忠党（2002）的新闻专业主义调查对我国的新闻工作者进行了深度访谈，了解他们的职业身份认同，使得我国学界开始重视新闻职业问题，而不仅仅把新闻工作者当作国家公职人员，是研究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必读文献。陈力丹（2010）所做的新闻职业道德田野调查也比较全面地收集了全国性的经验材料。
新闻生产过程的民族志研究还常常揭示出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内幕，在新闻纪律和新闻事实方面都有一定的敏感性，所以相关著作的出版也比较困难。传播民族志还可以更广泛地运用于传媒产业、消息来源、媒介文化研究领域，对于消息来源的民族志研究是西方新闻生产社会学的重要发展方向，我国学者在这方面尚缺乏成功的尝试。传媒从业者最有条件去做新闻机构民族志，但是由于他们没有受过相关训练，缺少反身性思维，故提不出理论问题。但是一旦对此局限突破后就能做出很优秀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