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后记

我进入学术界已逾十年，从2009年开始进入尹鸿老师门下读博，开始总结和发表自己的硕士期间的研究成果。这十年来的学术道路走得磕磕绊绊，异常艰难，不知道被拒稿了多少次。但是也得到了命运的垂青，第一篇公开发表的论文就刊登于权威刊物《新闻与传播研究》上。此后，《国际新闻界》《编辑之友》《中国青年研究》等刊物也接纳了我的一些不成熟的作品，使我能在学术界立足。半只脚踏入学界之后，才知道为何学者多是谦谦君子，温润如玉，实在是知道自己有太多地方力有不逮，只能保持谦逊的态度。因此，我也深知自己的不足，书中如有错误，请包涵和提出意见。

笔者尝试对十年来的学术探索进行一个阶段性的总结，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领域：传播学理论与方法、新媒体赋权、数字新闻业、新媒体治理。之所以关注新媒体赋权，只是因为自己来自社会底层。虽然郭镇之教授曾说：当你开始读博士的时候，你就已经不是社会最底层的人了。但是我确实在一个小山村长大，身边的亲人也多为农民，一辈子都难以摆脱底层烙印。不过有底层意识也是好事，因为可以时刻保持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和同理心，而不是像戴锦华教授说的那样，高校教师生活在“空中楼阁”之中，不接地气，并且自我感觉良好。

在读硕士期间，受到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郭于华诸位教授的影响，我主要关注了传媒与社会分层的相关议题，主要成果是硕士毕业论文《电视与武陵山区农民的社会流动》。其间还进入陈昌凤教授的传播伦理学课题组，开展了“网络红人”的研究。本来分派给我的选题是网络色情问题研究，不知为何我竟对那些草根女性红人现象产生了兴趣，可能是因为我受到了文化研究学派的影响。因此从传播赋权的视角去理解了“网络红人”，并没有深究她们的“色情”意味。但是色情传播研究确实是中国传播学研究的一个盲区。当时还有一个很热门的概念叫“蚁族”，很多人都对它产生了身份上的心理共鸣，那时我也在天涯和水木清华上进行了一些网络民族志调查，对草根阶层的媒介形象和自我发展进行了探讨。时至今日，草根社群传播研究已经和传播学主流研究渐行渐远，这与数字平台发展的寡头化密切相关。

攻读博士期间进入尹鸿教授门下学习，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电影产业和影视艺术。因此，我的研究也从原先的微观视角进入更加宏观的层面。在他的建议下，我不情愿地将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定为“社会化媒体实名制研究”。政策研究并非我的强项，这个研究也做得稀松平常，但若干年后再看这个选题，对我影响深远，使我进入新媒体治理这一研究领域。国家对于新媒体政策的研究具有相当大的需求，使得我这个“南郭先生”也得以滥竽充数。先后在新媒体治理领域获得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要感激导师带我入门。

自2012年进入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任教，感谢张昆院长不嫌弃我的低陋出身和贫乏的知识，给予我很多机会和帮助，并且让我担任新闻学理论相关的教学任务。在教学的引领下，我也开始进入新闻学的研究领域，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如今也打算将数字新闻学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领域之一，为了更好地开展教学，在科研方面也努力接近新闻学科的核心和前沿地带。感谢刘洁教授和袁艳教授在传媒管理和媒介批判研究领域对我的指导和扶持，使得我能在新媒体治理和批判研究方面走得更远。

本书算是对过去十年的一个总结，未来还有更多的十年需要走下去。只能以“积贫积弱、不屈不挠”来勉励自己。虽然实力不济，但是也要继续获得求知的乐趣，继续尽到教育者的责任。在此基础上，提升自己的能力，让社会变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