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公殿 三北敌后抗日第一战
浦东武装南渡杭州湾，战前摸清敌情，周密设伏，战斗激烈，从毙、伤敌人的数字看战果似乎不大，但战斗的意义不可小觑！
相公殿打响三北敌后抗日第一枪的故事，我们差不多都知道一些，可又知之不详。
这次战斗一般被称为“相公殿战斗”。战斗的地点在相公殿西3里许的六塘上，抗日部队埋伏在六塘北侧四灶路西至向天庵一线。
六塘早已成为一条区间道路，如果不是道路名字里还保留着海塘的信息，我是无论如何找不到这曾经的海堤的。进入崇寿镇地面，沿永清南路，过崇兴街，交通指示牌显示，前方右转便是六塘东街。当地人喜欢依路起屋开店，六塘路两旁楼房鳞次栉比，间有开门营业的店面，故称其“街”。沿六塘东街行进数百米，见有一路牌，上写“向天庵路”。相公殿战斗伏击线的西端便是向天庵！感谢为这些道路命名的人们。我有点小兴奋，我开始接近战斗地点了！
1941年6月18日。
姚北崇德乡三村（今慈溪市崇寿镇崇胜村）。
清晨，一小股日军从村前的六塘上经过，去往相公殿方向。这时，从村后开来了一支100多人的队伍，穿着一色的芝麻土布便服。村民们惊讶地注视着他们。这支陌生的队伍为何在这个时候来到这里？早先听说这两天后海过来一支队伍，他们不向老百姓派款派粮，保长不明底细，向群众派款准备酒席慰劳他们，他们不仅拒绝赴宴，还一定要保长把派款退还给群众，会不会就是这支队伍？
村民们的猜测没有错，这正是后海过来的那支队伍。根据华中局和新四军的指示，中共浦东工委决定派部分武装力量进入浙东三北地区，为开辟抗日根据地做准备。就在两天前的6月16日，中共浦东工委委员、军事部部长蔡群帆和“五支四大”大队附林有璋率130余人，沿用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第四大队的番号（简称“五支四大”），在先行到达三北活动的“宗德三大”接应下，于相公殿外的海滩登陆。今天清晨，他们从村民处获知，骚扰相公殿的日军是从庵东据点出动的，当即决定，在敌人回庵东的路上，出其不意地打一场伏击战。部队一进村就进入战斗准备，一面动员群众做必要的疏散隐蔽，以防万一，一面派人侦察敌情，向村民了解地形。据侦察，在相公殿街上有日军36人，汉奸翻译1名，除日军小队长和翻译各带一支短枪外，共有33支步枪、1挺轻机枪、1个掷弹筒。根据敌情和地形，部队做了伏击部署。
关于地形、伏击部署和战斗过程，地方党史研究者为我们留下了翔实而生动的记述：
三村是盐场里的一个村落，村民居住分散，房舍周围的白地场上分布着一个个高高的泥蓬，是盐民用来制卤的。村南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六塘，是敌人回庵东的必经之路。塘南100米处有一块义冢地。塘北是沟，沟旁有几间以前住税警的小屋。从小屋跨过塘沟，向北是姚家，姚家的西面是向天庵。姚家靠西北，是胡家、许家。姚家和向天庵与六塘呈平行分布，距六塘均在60米左右。伏击的火力点就部署在塘南的义冢地和塘北的姚家、胡家、许家、向天庵一线。在胡家和许家各部署了一挺机枪，指挥的位置在胡家。后来有消息说，相公殿南面的坎墩也有日军骚扰，为使塘南的部队免遭日军的夹击，将其撤回，加强塘北的伏击力量。
太阳西斜，估计日军快从相公殿出来了。趴在许家屋前大树上的瞭望哨，目不转睛盯着相公殿的村口。不多时，日本鬼子从相公殿出来了，开头是几个尖兵，翻译走在最前面，后面跟着6个士兵，其中一个掮着一面太阳旗。接着是两路纵队行进的30个士兵。最后面是强拉来的民夫，挑着香烟、老酒、鸡鸭等物资。瞭望哨飞奔胡家向蔡、林报告，战士们立即进入战斗位置，机枪架在离六塘约80米的泥蓬上。
林有璋睁大双眼，只见日本兵头戴钢盔，脚穿皮靴，一色黄军装走在六塘上，耀武扬威如入无人之境。他沉住气，并不打枪。当日军大部进入伏击圈时，他扬手打响第一枪，各个火力点枪声齐鸣。埋伏在“五支四大”东面的“宗德三大”小分队也发挥火力。密集的弹雨射向日军。鬼子毫无防备，霎时慌成一团，弄不清出了什么情况，等他们清醒过来时，地上已躺倒了好几个。没有死伤的纷纷滚下六塘，死命顽抗。突然，掷弹筒打中了许家的草舍，顿时浓烟冲天。部队马上派出五六个战士灭火。战斗在继续，敌人的伤亡在增加。林有璋一声令下，战士们勇猛地冲向六塘。鬼子慌了手脚，匆忙割下两具尸体的右臂，弃尸而逃。当时正值麦冬收获时节，鬼子沿途抢去农民淘洗麦冬的几只长箩，装抬伤兵逃回庵东。第二天，部队派人到庵东侦悉，抬回去的伤兵中又死了6个。这样，此战取得毙、伤日寇各8名的战绩，而我无一伤亡。
（《相公殿首战日军》，范子芳整理，原载于《三北风云》第4期）
这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武装在三北敌后根据地抗击日军的第一战。这一战算不上大战，但是在浙东抗日斗争中的意义却非同寻常。老百姓争相传着“海北来了一支纪律好、能打鬼子的队伍”，还说，“在相公殿打死了日本鬼子莫佬佬”。
新四军研究会的同志说得好，这是一场政治仗、信心仗。
翻阅这些史料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党浦东武装南进部队为什么能够打胜这一仗？
当然这首先取决于浦东武装南进部队是一支经过历练的部队，林有璋又是一位实战经验丰富的指挥员。但更重要的恐怕还在于，部队得到了当地群众的认可，老百姓支持他们。出于“灰色隐蔽”需要，我党浦东武装用的都是国民党军队番号，当地百姓并不知道他们是共产党、新四军的队伍，但老百姓觉得他们与以前在三北的国民党部队不一样，真抗日，能打仗，还时时护着老百姓。
党史史料里有一段写战斗前群众送吃的给战士的叙述，文字不长，却引起我的注意。听说要打日本人，当时三村一些村民很振奋，有要求参战的，也有要求分配做后勤的。有村民看到战士们还没吃上午饭，就自动煮了一锅蚕豆（当地叫大豆，观海卫一带也叫倭豆，与戚继光抗倭有关），一把一把送到战士手里。
新四军研究会又给我们带来了惊喜，他们找到一位叫肖林的老同志，就是当年为浦东部队提供情报的六塘许家的那个少年，如今已是耄耋老人。他为我们进一步揭开了抗日部队能够取胜的秘密。
肖林原名许中惠，1929年12月出生。父亲许深洋，是开明绅士，在相公殿一带有一定的声望。1941年6月18日清晨，相公殿西街方向传来了爆炸声，稍后街上传来日军就要进村的消息。许深洋看到村里鸡飞狗跳，老百姓四散奔逃，慌忙叫来为“逃丁”在许家做长工的胡金潭，要他将许家两个女儿护送到中舍村的亲戚家去，以免遭日本侵略军糟蹋。当年许中惠只有12岁，许深洋要他跟在身边。后来打探得知，驻庵东日军一个小队这天到相公殿除了勒索物资，还想逼迫国民政府乡长陈庭辉担任维持会会长。陈一边好菜好酒招待，一边以种种借口拒绝。上午10时左右胡金潭回来，还领了蔡群帆、林有璋来到许家。许深洋得知他们要打日本人，非常支持。为了帮助部队弄清日军的人数和装备，许深洋叫胡金潭去相公殿找乡长陈庭辉。陈给胡一只红袖章，让他上街去看。胡戴上袖章，装作乡公所人员到街上转了一圈，看到了36个鬼子、1名汉奸翻译，有2支短枪、33条长枪、1挺轻机枪、1个掷弹筒，还得知陈庭辉正在筹办十几担酒和鸡鸭鱼肉，日本人准备下午回庵东。
相公殿南面是坎墩，林有璋不清楚那里是否有日军，就与许家商量，让胡金潭去探听。同时，为了进一步核实日军的人数、武器，又让许中惠和姑父一起去相公殿侦察。许中惠他们到了相公殿，见不到乡长，就找了乡长的弟弟陈庭槐，了解到日军集中在乡公所和牛车路两个地方。许中惠和姑父分别去数了人头，查了装备，结果与胡金潭了解到的一样。许中惠还探听到日军三四点钟才能回庵东的情况。不到一小时，许中惠和姑父就回来汇报了。胡金潭也回来了，他在坎墩一个行贩那里打听到，坎墩没有日军。林有璋根据掌握的情报，把部队全部埋伏在四灶路靠西一点至向天庵的六塘北侧，部署了约500米长的伏击线，配置了3挺机枪，其中1挺机枪就架在许家屋顶上。因坎墩方向日军情报不十分确定，林为避免日军夹击，撤掉了六塘南侧的伏击点。
80年前那个下午发生的事在肖林老人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下午，中队长张震叫我爬到一棵大楝树上瞭望。3点钟左右，我看到日军排着队从相公殿西街出来，就下来报告。张震跟我点了点头，即命令战士做好战斗准备。战斗开始前，张把我按在洼地里，叫我不要露头。六塘高出晒盐地有一丈多，塘上有两间税警队的瞭望小屋。我看到伏击部队最靠前的离六塘只有五六十米。开火的时间选在后面的挑夫走入小屋后，南边小屋正好保护了这些老百姓。走在前面的日军突然遭到排枪袭击，倒了一大片，接着是一阵鬼哭狼嚎。日军清醒后急忙卧倒，开始打掷弹筒。一发炮弹落在了我家的一间茅屋上，茅屋着了火，部队马上组织扑火。过了二十来分钟，日军向西南逃窜，枪声逐渐稀疏下来。战斗结束后，塘南留下两具割去右臂的日军尸体，日军的饭盒、军鞋、钢盔等狼藉一地。因伤员多，日军抓了六塘南侧淘麦冬的农民当差，用装麦冬的箩筐抬走伤员。第二天，据抬日军伤员回来的农民说，抬回去的14人中，又死了6个。”
肖林老人的回忆里提到了日军割臂弃尸的细节。在日军传统中，战场上弃尸是对军人归属感的伤害，会严重影响部队士气，若遭遇惨败战事，无法带走尸体，就采用军官割一条臂或一只手，士兵割一只手或一个手指，以专用的“化学燃烧毯”或干脆架上柴火烧制成遗骨带走的做法。可见这回在相公殿，日军真的被打得很狼狈。
相公殿这场战斗，应该说是许中惠的一个人生转折点。这次战斗，胆大心细的指挥员林有璋成了少年许中惠心中的偶像。许中惠决心跟随林有璋参加抗日队伍。今年92岁的肖林老人回忆说，他要参军的念头，父亲许深洋听了没有反对。“跟好人，出好人”是父亲一贯的想法。林有璋考虑到许中惠年龄小、读过书、头脑灵光，把他安排到慈北古窑浦联络站，那是专为根据地采购药品、医疗器械等急需物资而设置的。后来许中惠调到第三支队队部时，林有璋已经化名林达，成了第三支队主官，先后任支队长、政委，许中惠当了林达政委的通信员。许中惠来到林达身边后，第三支队在洪桥、马家桥、东埠头等战斗中都打了胜仗，林达跟许中惠开玩笑，说他是福星，“你来了，我们接连庆祝胜利”。1945年10月，浙东纵队奉命北撤，许中惠因为年龄还小，没有随队北撤，而是留在当地。分别时，林达政委告诫许中惠要注意斗争策略，保护好自己。此后，许中惠以学生身份为掩护开展情报工作，194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加入余上县武工队，成长为威震一方的“飞虎队”的队长。1947年7月，林达在山东鲁西南战场被敌机扫射中弹牺牲，许中惠闻知悲痛不已，从此改名“肖林”。以后的革命工作中，他一直以肖林的名字行世，活跃在浙东的山水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曾任中共庄桥区委书记兼公安分局局长、宁波造船厂副厂长等，1985年离休后，还担任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理事。
再回过头去看那场战斗前被派去相公殿、坎墩侦察的那位“逃丁”的许家长工胡金潭吧。似乎没有史料提到他，肖林老人的口述里也没有说他。一次访问红色历史研究者途中，在坎墩的大路旁，我看到胡金潭的名字赫然出现在坎墩籍战斗英雄的光荣墙上：
胡金潭（1916—1984），1916年出生于坎墩二灶九甲弄村。幼年丧父，少年丧母，成年后两次被国民党军队抓壮丁，想方设法逃脱。1941年跟随共产党“三五支队”走上革命道路，曾参加孟良崮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等大小战斗100多次。194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解放勋章、淮海战役胜利纪念章等。1955年被授予大尉军衔。
从向天庵东行五六百米，六塘北侧建有三北敌后抗日第一战纪念碑和纪念馆。纪念碑上的字是康有为女弟子萧娴女史的隶书，遒劲大气。我在这五六百米的塘上踟蹰。再回到向天庵路，已近中午，便在六塘东街与向天庵路口一家面馆坐下，要了一碗牛肉面。饭后在向天庵路流连，我看到什么了？在六塘北侧60米左右，飞檐坡顶的向天庵，居然还在那里！向天庵大门紧闭，外墙是新刷的，鲜亮的明黄有点晃眼。面馆对面是一家烟酒杂货店，东山墙外搭了一个棚，摆着两把木质长椅，三五人正在闲聊。我也加入他们，香烟搭桥，就接上了话头。说到80年前的那场战斗，他们说当地就有人参加了战斗，胡金潭和许中惠都在其中，还说许中惠后来改名叫肖林。说到“向天庵”的名字，我有些疑惑。几位老者说，它在当地的志书里叫“德庆庵”。当时六塘一带有两家大户，宋金德宋家，袁贤庆袁家，两家发起并捐资建造这个庵。但后来发现资金不够，两家利用儿子当蓬长的便利，在盐民盐款中按比例扣钱作为捐资。于是盐民几乎家家都为这个庵堂捐了钱，可是庵的名字却只取了他们两家的字号，叫“德庆”。有盐民不服，找当地有声望的费德昭先生（后带兵革命，曾任浙东红一师师长）去说理。那时正遇上一场台风，六塘边的德庆庵在一片空旷中，吃风很大，屋顶被掀，露出四梁，盐民们说，“向天了，向天了”。费德昭听说此事，手一挥：干脆就叫它“向天庵”吧！现在的人们，很少知道它的本名，只叫它向天庵了。庵西面的路，被唤作向天庵路，路旁的河被叫作向天庵江。
“民心”，看不见，摸不着，却是实实在在的存在。“得民心者得天下”，是颠扑不破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