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祥寺 三北宗教界支持抗战
“上马杀敌，下马念佛”，三北宗教界支持抗日不含糊！
网络上曾经有这样一句话：“乱世菩提不问事，老君背剑救苍生。”观其语意，大抵是说佛家不问世间苦难，而道家则有济世救人之心。个中褒贬，十分鲜明。只是在我看来，这样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
诚然，中国佛教自“会昌法难”后，确实存在着许多诸如僧徒不理世俗，或隐遁潜修，或赖佛求活的现象，以至于佛门在有的人眼里变成了“避世逃禅”之地，而佛教也与“超亡送死”之教无异。不过，也并非所有的僧众都是如此，至少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浙东，在慈溪，许多的寺院、僧人，都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迫切地需要更多真实事例来佐证自己的观点。
2021年4月，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跟随方向明主席前去拜访慈溪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林峰副会长，从他那儿，我得知掌起镇洪魏村的史祥寺旁边有一座以“三北宗教界支持浙东抗战”为主题的纪念馆。想来这里头的宗教也包括佛教吧，我的脑海里由此萌生了一个念头——找个机会去那里看一看。
有人说，当一个人对某一个地方、某一件事情怀有期许的时候，时间就会变得特别漫长。在接下来的20多天里，我对这句话有了真切的体会。好不容易等来了“五一”假期，我和方主席择了一个晴天前去掌起探路。
5月的阳光很好，让人有种如烟往事翻上心头的感觉。8时30分，我们便从浒山出发，先到掌起镇政府接上了此行的向导——掌起镇人大主席冯继坤，随后在他的带领下来到洪魏村的村委会。在村委会，我们略微聊了聊此行的目的。得知我们要写一组跟洪魏抗战历史相关的文字，村里的工作人员很热情，将我们带至不远处的洪家祠堂，领我们参观了洪魏革命纪念馆，后又沿着石板路来到浙东区党委、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司令部曾经的驻地白漆间和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旧行署桂花门头。参观完这些旧址，我们返回村委会，开车直奔史祥寺。
史祥寺与村委会的距离不算太远，冯主席坐着村委会工作人员的车子在前头引路，我和方主席的车在后面跟随。我们的车避让了一下来往的车辆，拐出村委会门口，却发现前车已经不见了踪影。我打开手机地图查找“史祥寺”，发现寺庙的位置就在前方不远处，便请负责“掌舵”的方主席循着导航而行，但奇怪的是，明明地图显示它就在旁边，但是车子一转弯，定位却跑到隔壁的岔道上去了。
前头领路的人见我们迟迟没有跟上，打电话过来，才知我们找不到路了。就这样，车子一往一返，不经意间就过去了六七分钟时间。如今的交通条件较从前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可即便道路顺畅，我们犹然找错了地方，换作以前林深草长的时候，这里必然会显得更加隐蔽吧。对于革命前辈们何以选择这个地方作为抗战的根据地，我心里隐约有了一些眉目。
到了目的地，车子停稳之后，下车一看，呈现于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微微下倾的斜坡。顺着斜坡朝上望，正对面是一排石头阶梯，约有二十来级，阶梯的上方有一个香炉，乍眼看去，十分醒目，同样醒目的还有旁边白墙上“史祥禅寺”四个大字。显然，这就是史祥寺了。从山门来看，庙宇并不算大，但因为与历史相关联，没来由地给人一种巍峨之感。眼中所见与心中所感的这种落差，让我忽然想起了小时候写作文常用的一个句子：它的形象瞬间就变得高大了起来。
史祥寺不惟形象高大，历史也很悠久。它俗称“水洋寺”，始建于北宋徽宗年间。北宋的徽宗皇帝做皇帝不怎么行，但在艺术方面颇有造诣。他酷爱绘画，创建并主管了世界上最早的皇家画院——翰林图画院。他利用皇权推动绘画发展，使宋代的绘画艺术有了空前的繁荣。关于宋徽宗和绘画的故事，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一桩公案：有一次，身为翰林图画院院长的宋徽宗亲自编写考题，为画院选拔美术人才。他以唐人诗句为题，要求应考者绘制一幅《深山藏古寺》图。应征的人有很多，但是能进入宋徽宗法眼的却少之又少，独有一幅画令他爱不释手，画上没有寺庙，没有念经的僧人，只有一个老态龙钟的和尚在溪边舀水，那水从远处的崇山峻岭间飞流而下，至平缓处方成小溪。画中的山、画中的水、画中的人物，宛如唐诗宋词里的意象，勾勒出古寺该有的意境，妙极了。
史祥寺究竟建成于宋徽宗出那个考题之前还是之后如今已不可知，不过若将周遭的现代建筑物和路上的水泥替换成莽莽苍苍的植被，想来应是符合宋徽宗题中之义的。历史上，史祥寺曾经数度遭到毁坏，并数度修葺。明清两代乃至民国时期，寺院的建筑面积有5000多平方米，前后五进，是浙东地区有名的十方丛林。现在的史祥寺，除少许石阶仍是旧物，多为近年来的新建筑。传承文化的建筑虽不复旧时模样，但好在传承记忆的名字始终未曾更改，所以人们只要提到史祥寺，依然可以想起很多以前的故事。
抗战时期，史祥寺有两名僧人被发展为共产党员，并有一名僧人报名参军。它是浙东区党委、三北游击司令部重要的会议场所，1944年，浙东抗日根据地党政军首脑机关进驻洪魏后，谭启龙政委在这里召开过会议，做过报告。此外，它还是三北自卫总队的流动驻地。寺院南侧有一条狭长而隐秘的山中小道。据说当年何克希司令员曾多次从这条小道进出洪魏，留下了为抗战奔忙的身影，这条小道也因此被人们称为“何司令小道”。
兴许，正是因为史祥寺与浙东的抗战有着如此深厚的渊源，三北宗教界支持抗战史料馆才会选址于此吧。
史料馆的位置在寺院的左侧，面向史祥寺而立。门口除了史料馆的名字，还有一副对联：“丹心热血，融爱国与信仰于三北；烈火真金，铸抗日之丰碑而万年。”气势磅礴，如山岳耸峙，让人胸襟为之一开。
行至馆中，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红色展板，形状如同一面飞扬的旗帜，展板上写有前言：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宗教界人士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佛教界人士“念佛不忘救国”的壮举，周恩来同志曾题写“上马杀贼，下马学佛”予以嘉勉。浙东抗战时期，三北宗教界人士在浙东区党委和三北地委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感召下，许多寺庙、道观、教堂都曾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民运干部的活动基地。他们通过掩护抗战军民、传递情报信件、捐助抗战物资等多种形式，坚定地与三北抗日军民站在一起，为创建、巩固、发展三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为赢得浙东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三北宗教界支持抗战的历史，从一个侧面见证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法宝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的作用。
这段文字既是整个馆内史料展览的引子，也可视作抗战时期三北宗教界爱国、爱党故事的总起。
伏龙寺、海鹤庵、金仙寺、五磊寺、洞山寺、五峰寺……随着脚步的移动，一个个熟悉的或者不熟悉的名字先后入眼而来，与名字一起出现的还有相关的介绍。馆中的每一张图片、每一段文字，甚至每一个寺庙的名字都好似装有一个触发装置，看到它，读到它，就有一个或者许多个故事扑面而来，它们先是进入人的眼睛，然后又由眼睛闯入脑海，继而直击心灵，让人久久难以忘怀。而当它们投射在人的心上时，化成的影像时而是一幅静止的画，时而是一个动态的视频，时而又是一部长达数小时的电影，而最终，它们交织成了一部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显然，因为空间的有限，墙上的文字无法容纳下所有的故事，甚至都记不下许多名字，换而言之，更多的故事藏在文本之外。但从那只言片语里，我们依然可以捕捉到许多信息：那段烽火岁月里，三北宗教界为支持抗战所付出的牺牲、做出的贡献是何等地重大与重要——
譬如，金仙寺是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三北游击司令部的成立之处，亦是三北游击队的指挥中枢和军事部署的领导机关；海鹤庵是革命交通站，担负着党内交通、机要通信工作，对三北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重要的作用；五磊寺是中共抗日武装的重要驻地，也是中共浙东区委和三北游击司令部的重要会议场所；洞山寺是《时事简讯》《新浙东报》的秘密印刷点，为浙东抗日根据地军民提供了大量的精神食粮，为传播党的方针政策、团结教育人民群众做出了很大贡献……若非亲眼见证，你绝难想象，这些平日里以为只是念经祈福的宗教场所与抗战的联系竟是这般密切。
毫不夸张地说，整个三北宗教界为支持抗战付出了极大的牺牲。许多寺庙为战士们提供遮风挡雨的场所，被日伪军侦知后，或遭烈焰焚毁，或在炮火中湮灭。许多佛门弟子为了支持抗战，血染僧袍，无惧生死。而在这些佛门弟子中，最具传奇色彩的当属屏山寺的雪空和尚。
遗憾的是，史料馆里呈现的内容十分有限，只说他是屏山寺的当家和尚，俗名“缪普坤”，是一名地下党员，为革命事业做过贡献，被日伪军抓住之后绑在寺门外的大树上拷打逼问，血染放生池，却并未交代他是先出家后入党还是先入党后出家，最后是生是死。
带着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回去之后，我在网上、书中查找相关资料，可惜找到的资料大多语焉不详，直至读到他的女儿缪美兰和儿子缪永财合写的一篇追忆文章《“雪空和尚”的一生——忆我们的父亲缪普坤》，才对这位传奇人物的一生有了更多的了解。
姐弟俩在文章中写道：“父亲俗名缪普坤，1898年出生于温州瑞安一农户人家，家中兄弟六人，排行老幺。父亲出家的情况，我们是从母亲口中得知的。母亲说，父亲原大字不识一个，从小爱舞枪弄棍，还跟人学了一点功夫。十七岁那年来屏山寺，做打杂看牛等活，寺院当家看父亲为人忠厚勤恳，收其为徒，赐法名‘世空’。因三北方言中‘世’与‘雪’读音相近，所以后来许多史料都把父亲记为‘雪空和尚’。父亲四十岁左右时，老当家患重病，弥留之际把屏山寺当家位子传给父亲。这个当家和尚，父亲一直当到解放后。”
屏山寺中有一块永禁万年碑，上面清楚地记载着该寺的来历。据碑文所述，屏山寺初建于明天启二年（1622）。那一年，僧人广学自天台而来，至此处结庐，取名“万寿庵”。到了清康熙年间，僧人善闻扩建大殿和两廊僧寮，正式更名“屏山讲寺”。嘉庆十二年（1807），僧人月恒又增设了前厅与左右斋廊，使得庙宇更添恢宏气象。碑记的末尾刻有“徒本性敬立”和“缪玉兰重新敬立”等字样，也不知这缪玉兰是否也是雪空和尚的后人。
400年的历史，在中国哪怕是浙东的寺庙中都算不得久远，而屏山寺之所以让人难忘，皆是因为它在浙东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屏山寺所立之地为慈北交通要道，向东可达东埠头，向西可至宓家埭、鸣鹤场，南面是丛山峻岭，北面直通古窑浦沿海一带，正所谓“眼观四路，耳听八方”，这个地方进可攻，退可守，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1942年，三北游击司令部所属特务大队为监视日、伪、顽活动情况，由副大队长刘发清带领一个连的战士进驻屏山寺，负责接待他们的便是雪空和尚。刘发清不知道的是，这雪空和尚与自己还有亲戚关系，从辈分来讲，自己得叫他一声“表哥”，只因雪空年长，且离家较早，所以二人并不相识。刘发清更不知道的是，雪空和尚还与自己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共产党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雪空还是时任四明自卫总队政委、后来的中共四明地委副书记刘清扬单线联络的地下党员。
雪空和尚之所以在屏山寺出家，亦是听从了党组织的安排。他披上袈裟，只不过是想找个立身之地，以僧人的身份为掩护，更好地为党工作。就事实而言，他也确实做了许多于革命有益的事情。屏山寺的香火很旺，居士的布施也多，收入甚是可观。雪空和尚时常以一个出家人的身份为抗日队伍送去给养，为战士们解决住宿问题。刘发清带队驻寺期间，雪空待部队同志犹如亲人一般，不仅妥善安排他们的起居，还通过各种关系收集敌情，冒着生命危险承担送信、送情报等工作。不过，雪空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即便是住在寺里的战士们，也不清楚他的真实身份，只知道他是一个“政治上追求进步”的僧人。刘发清也是后来在梁弄碰到刘清扬，才知道雪空是自己的同志，是最可靠的战友。
五磊山笔架峰前有一条极为难走的山路，名唤“倒爬岭”，从山顶下去，可以直达余姚三七市。顾名思义，由山上去往山下，人得倒着爬才行。路的前半段尤为险峻，下了雨，得手脚并用。作为“翠屏十八岭”的其中一岭，倒爬岭因山路陡峭颇多曲折，有如大河之水九曲十八弯，又有“九曲岭”之谓。在慈溪县治迁至浒山以前，山南的慈城是慈溪的老县府，而倒爬岭古道是连接山南和山北的一条捷径，是旧时人们往返两地常走的路，因此被戏称为“官道”。
山路虽然难走，不过雪空和尚从小习练武艺，又是方外之人，很多时候，护送领导干部或者机要人员经由倒爬岭去往山南地界的任务都交由他来完成，而他也总能不负众望，一次又一次，出色地完成“护镖任务”。
这些往事，雪空和尚本人鲜少提及，缪美兰和缪永财都是从刘发清的口中得知的。听着父亲参加革命的传奇往事，他们对父亲的景仰之情有如滔滔江水。其实，心生景仰的又何止他们？当我们读到这些故事时，内心不也是感慨万分吗？
1944年，浙东游击纵队常驻洪魏村一带，屏山寺因为傍山而建，遇到敌情方便撤退，成了部队伤病员的休整之地。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屏山寺的僧众与抗日战士之间变得相当默契。每次遇到敌情，伤员紧急撤退到山上，雪空和尚则带人迅速将寺院打扫干净。等日伪军气势汹汹地赶到时，僧人们不动声色，佛经照诵，佛事照做，无论敌人怎样盘问或搜查，就是找不到一点蛛丝马迹。
有段时间，游击队的伤员在屏风山上养病，雪空和尚毛遂自荐，负责给山上的伤员送饭。有一次送饭回来的路上遭遇日军盘问：“你挑着担子干什么去了？”雪空和尚急中生智，解释道：“山上在做坟，我送了点供品过去，还给石匠们送了中饭。”说着，双手合十，道了一句“阿弥陀佛”。日军看雪空一副僧人打扮，挑不出毛病，也就放行了。
就这样，雪空和尚一次次地化险为夷，出色地完成了组织交与的任务，为保护战士、支持抗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日伪军残暴凶狠，雪空和尚也不是每一次都能毫发无伤。譬如那一次，雪空和尚又接到组织上的任务，要从宓家埭转运一部三五支队用的印钞机。
拿到印钞机后，雪空和尚连寺院也没有回，直接奔往屏风山，把机器藏在山中一口预置的草夹棺材里。所谓“草夹棺材”，指的是那些没有墓葬，被安放在露天的棺材。当时，屏风山上这样的棺材有很多，不会引起敌人的怀疑。
但不知怎的，雪空和尚运送印钞机的消息还是被敌人知道了。傍晚时分，十几个日伪军闯进屏山寺。他们先是诱之以利，告诉雪空和尚只要他肯把藏匿印钞机的地方说出来，不但既往不咎，还会重重有赏。雪空和尚自是不肯承认，故意装出一副害怕而又茫然的样子，表示自己连印钞机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何谈藏匿。日伪军恼羞成怒，将寺中的长工、和尚全都关押在一处，并把雪空和尚五花大绑起来，改用威逼，一下一下地用枪托砸他的脑袋，鲜血从脸上滑落，很快就染红了僧袍，但雪空不为所屈。
一个伪军为了讨好日军，谄媚地献上一条毒计。只见他从柴房里拿来一把柴刀，用刀背重重地击打雪空和尚的头部、肩胛、腰腹、手指等部位，因刀背面窄，疼痛入骨，雪空和尚初时尚自忍耐，后来熬不住这股疼痛，发出闷哼之声。敌人大喜过望，以为马上就能撬开他的嘴巴了，然而痛归痛，雪空和尚始终不发一言。
渐渐地，日伪军失去了耐心，劈头盖脸地一顿乱砸，雪空和尚的脸上、身上血肉模糊，几无完肤，到最后连闷哼声也没有了。见雪空和尚没了动静，带队的日伪军说：“别费事了，直接给他一颗子弹吧。”手下的人一探鼻息，摆摆手说：“已经没气了，子弹也可以省了。”此行没有收获，不甘心的日伪军在屏山寺打砸一番之后才离开。
听到屋外没了动静，被关在寺院里的人们折断窗户上的木档，爬了出来。他们看到雪空和尚浑身是血，跟个死人似的，一动不动，全都不由得哭出声来。有个僧人略微懂点医术，发现雪空和尚脉搏虽然微弱，但仍在跳动，马上用被子裹住他的身体，连夜将他送往山南的一个寺院。雪空和尚在那里躺了整整一个月，才慢慢好起来，头上和脸上的伤口结痂之后留下了大大的疤痕，好似英雄无言的勋章。后来，那条包裹雪空和尚的被子被僧人们拿了回来，在寺院门前的放生池中清洗，殷红的血水将整个池子都给染透了。
经过这次严刑逼供，雪空和尚的身体垮了，体力一年不如一年，还患上了严重的气管炎，发作时常常夜不能寐。新中国成立后，雪空和尚还了俗，定居在洪魏村。因为伤病，挣得的工分很少，以至于年年倒挂，一年口粮只能领半年的数，全家人半饥半饱地过日子。可即便如此，他也从不向领导张口要求特殊照顾，从不在人前显摆老资格，更从不在子女面前讲他的功劳。
“1976年12月25日，父亲因病去世，享年78岁。父亲的一生曲折而传奇，平凡又伟大，他走了，留给我们这些子女的有心酸有不舍，更有他对国家的忠诚和对家人的爱。”
缪家姐弟的叙述十分平实，没有华丽的辞藻，亦没有煽情的语调，信息上甚至还有一些不对称的地方，可阅读他们所写的文字，我的内心满是感动。想来中华民族能够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亦与许许多多像雪空和尚一样的爱国者分不开吧。
如果说雪空和尚以僧人的袈裟为掩护，为革命事业默默奉献，那么复名“杨根石”的僧人达赞则是在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之后，脱下僧袍，由一名僧人成长为一名战士（也有人经过考证，认为杨根石同雪空和尚一样，只是把僧人身份作为一种掩护，实际上是奉地下党组织王文祥同志指示，四处开展联络活动，除了和尚，他还时常扮作郎中，走街串巷，替人把脉问诊，借机深入群众开展革命工作）。两个人采取的做法不同，但初心是一样的，结果也殊途同归。
关于杨根石的故事，要从那座在创建浙东抗日根据地关键时刻发挥过重要作用的金仙寺说起。
金仙寺坐落于风光旖旎的白洋湖畔，立于鸣鹤古镇的入口处，以人的年岁作比，它比史祥寺和屏山寺加起来还要长上百十来岁。南朝梁大同年间，金仙寺便现身于这茫茫尘世中了，不过那时候的金仙寺还不叫金仙寺，而叫精进庵。宋治平二年（1065），“金仙寺”之名方始降落尘寰。民国时期，名动海内外的弘一法师曾经云游至此，并先后三次在金仙寺驻锡。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金仙寺的住持亦幻和尚、监院月西和尚颇具民族气节和爱国思想，他们认同且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坚决支持抗日，为抗日队伍大开方便之门。在抗战最艰苦的那些年头，他们不仅热情地接待了许多共产党部队的党政领导，还多次掩护心系国家、杀敌抗日的战士和医生，并筹措药品、粮食予以支援，将国家危难之际僧众的救世精神书写得淋漓尽致。金仙寺也由此成为慈北战时服务大队和中共浙东区委、三北游击司令部重要的活动地点。
1939年8月，中共慈溪县委得亦幻之助，在金仙寺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青年夏令营。夏令营开始前，月西和尚代表全体寺僧发表了拥护抗日的欢迎词，表达了寺院对活动的支持。据资料记载，参与此次夏令营的共有60余人，皆为慈北战时服务大队的骨干成员和知识青年。夏令营的内容分为军事训练、政治教育两大块，其中政治教育部分主要是组织学员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以及抗日形势与任务、游击战争、群众工作等讲义，至于目的，当然是为了培养一批矢志抗日的骨干力量。
在这群听课的学员中有一个叫达赞（亦名洛丘）的青年僧人，他从这些著作和讲义里深受启发。佛家有一个“当头棒喝”的典故，大意是说通过某些外界的刺激让人猛然醒悟。达赞吸收了这些知识以后，也如受到当头棒喝。夏令营结束后，他在另一位学员沈一飞的纪念册上写下激情澎湃的诗句：“飞吧！飞吧！冲破黑暗的牢笼飞向高空！”旋即，他复名杨根石，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事业当中，后来成为浙东游击纵队的一名指挥员。观其行迹，当真可谓“看破红尘，又入红尘”。也正是许多像他一样的佛者和抗日志士的豪迈，让千年古刹重放光华，让梵语钟声变成不屈的呐喊。
1942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三北游击司令部在金仙寺成立，何克希任司令，连柏生任副司令，谭启龙任政委，刘亨云任参谋长，张文碧任政治部主任，连同此前成立的中共浙东区委，标志着以三北为中心的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初步形成。司令部成立之后，把浙东主力部队1500多名指战员统一整编为第三、四、五支队和特务大队、新国民兵团、海防中队及警卫中队，次月又增设教导队。第一期教导队训练就在金仙寺举办，共有学员70余人。
1943年的元旦，何克希、连柏生邀请三北地区各界知名人士在金仙寺举行新年茶话会。会上，何、连二人分别讲述了浙东第一次反顽自卫战争的经过和当前国际、国内的主要形势，并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相关理念进行了宣传，调动了民众支持、参与抗战的热情，也为革命队伍注入了不少新生力量。
像这样的活动，在金仙寺还举办过多次。每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在寺里开展各种革命活动，僧人们都十分支持，不仅为其安排食宿，还在僧尼中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由于亦幻和月西在宗教界享有较高的威望，在他们的带动下，周边庵堂寺院响应十分积极。
说起三北宗教界支持抗战的故事，曾留下“千僧过堂”等诸多传说的五磊寺是不可不提的。五磊寺的住持炳瑞和大弟子显庆为人善良，有爱国心，在他们看来，身为佛家弟子，应秉承菩萨原义，行救苦救难之责，一如曾在该寺创办南山律学院的弘一法师所倡导的那样：僧人可以念佛，但不能因为念佛而罔顾家国，甚至念佛之后，更应该救国。他们与抗日队伍亲密无间，凡有抗日战士到寺中居住，他们都会热情接待，且从不泄密。
1944年2月17日至19日，中共浙东区委按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指示，结合当时的斗争实际，在五磊寺召开会议，深入讨论分析之后，确定了“主力分散游击、保持原有阵地、保存有生力量，并向敌后空隙地区发展，求得与十六旅联系”，即“坚持四明、巩固三北、分散游击、向敌后发展”的总方针，从而扭转了战局，为赢得第二次反顽自卫战争的胜利，粉碎日伪军的“扫荡”和“蚕食”指明了方向。
当然，五磊寺与抗战息息相关的事件并非只有这一桩。早在1943年11月，三北地委就曾于此召开干部会议，加强反内战动员，并在总结秋收运动的基础上提出了冬季工作五项任务：加强战斗准备，改造政权，巩固群众组织，加强自卫武装，加强学习。次年7月，民运队的女干部苏菲在执行任务时突发高烧，由于找不到医生，路上又遇日伪军和三五支队交战，她在同伴竺莲芬的陪护下暂避五磊寺，整整三天三夜，两人在寺僧的掩护下躲开敌人的搜查，最后苏菲战胜病魔，两人重返征途。
似乎，在那个时期，每座寺庙，每个庵堂，都藏有一段或者多段传奇故事，像王文祥结缘海鹤庵，谢仁安避险普济寺，王仲良突围夹山庵，等等。只是，它们在给我们留下许多传奇故事的同时，也惨遭了许多打击。譬如1941年，日军登上伏龙山，放火焚烧著名古刹伏龙寺，又至五磊山，以炮火轰击五磊寺，炸毁山门、天王殿，射杀僧人炳泰；1942年，日军在阳觉殿战斗中受挫后，展开疯狂报复，以残暴手段杀害道士、道姑12人，最后还纵火焚殿，致使名扬海内外的道观变成一堆废墟；1944年，日军密探侦悉三五支队经常驻扎普济寺的消息，用喷火枪点燃寺院，大火足足烧了一天一夜……敌人的凶狠残虐，没有将这些方外人士吓退，反而使他们更加清醒地意识到，只有团结抗日才是唯一出路。为此，他们以宗教场所为依托，通过掩护抗战军民、传递情报信件、捐助抗战物资等方式，参与、投身抗日救亡活动，与侵略者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与此同时，那些庙宇、殿堂、斋廊、僧房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时而是抗日队伍的栖身之所，时而是抗日队伍的培训学校，时而是抗日队伍的后方医院，时而是抗日队伍的屯粮之地，甚至还曾是抗日队伍的武器库、修械所，为赢得浙东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以说，在抗战期间，三北的大小丛林是浙东乃至整个中国宗教界救世精神的一个象征。
从史料馆以“宗教界”而非“佛教界”为名可见，在三北这片土地上，支持抗战的并非只有释家子弟。一字之差，足可体现三北宗教各界的同仇敌忾之心。阳觉殿、王河庙、都神殿、鸣鹤场基督教堂……许多道观和教堂亦曾是中共地方组织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民运干部的活动基地。如果全部展开来，每一座寺庙，每一间道观，每一个教堂，以及这些宗教场所里的信徒，都有很多的故事可讲、可写。只是，如果真要将他们支持抗战的事迹一一尽述，恐怕再用一本《水浒》的体量都未必足够。好在见一花开已可解春之深，见一叶落足可知天下秋，套用网上的一句话来说：“在这场全民族的英勇抗战中，三北宗教界的和尚、尼姑、道士、教友们面对日寇入侵，没有退缩，没有犹豫，纷纷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其中，用自己的满腔热血、用自己的爱国情怀、用自己不可战胜的民族气节和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谱写下一首首荡气回肠、流传千古的赞歌！”
赞歌所及之处，即是萦绕于心头的无限感动。唐代诗人王昌龄写有两句诗：“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如果对应到三北这方土地的抗战上，或许便是：“同为华夏儿女，出家在家，俱是一家；战争之下，哪有什么方内方外？”论乱世之中要如何爱国，三北宗教界已然用行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近乎完美的答案。
正如前面所说，三北宗教界支持抗战史料馆其实并不大，它的空间相当有限，你认真地、细细地看，三四十分钟也就参观完了。可里面记载的故事那么多又那么令人难忘，我们虽能走得出史料馆，又要如何走出这浩瀚的历史长河啊？
将至尽头处，还有这样一段结束语呼应门口的前言：
习近平同志指出，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的问题。“大厦之成，非一木之材也；大海之阔，非一流之归也。”三北宗教界支持抗战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成功开展统战工作的一个缩影。借鉴三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统战工作经验，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有利于充分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有利于促进民族团结、宗教和睦，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的统战工作。
与往日走马观花的游览不同，这一次到三北宗教界支持抗战史料馆参观，我是抱着学习、印证的态度来的，故虽然按照游踪顺序走完了全程，内心的澎湃与起伏却久久未息。从某种角度来说，一段前言，把我带进了那个尘封的历史画卷，可是一段结束语，却没有将我带出那段烽火岁月。
那一座座寺庙、道观、教堂的剪影，那一个个慈眉善目或威武不屈的身影，全都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留在了我的心里。无论是被日军焚毁的阳觉殿、普济寺，还是庵堂里的尼姑为抗日战士赶制棉衣的缝纫机，凡留有抗战印迹的人、事、物，都成了记忆深处不朽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