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魏村 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重要指挥中心
洪魏1944，建筑物主人都是民主人士，他们受中国共产党部队的感召，支持抗战。
初识洪魏是多年以前。妻子的姑父姓洪，是洪魏村人。有一年春节，我们去姑父家吃饭，因而与这个村庄有了交集。
慈溪人的家宴一般是午饭和晚饭两顿。吃过午饭闲来无事，一众亲戚朋友打牌的打牌，聊天的聊天，而我对这些都不大感兴趣，走又走不得，就一个人无所事事地刷着手机。姑父知我素来喜欢山水人文，也喜欢写点东西，就提议为我当一回导游，带我去附近的景点游览一番。
姑父家离宗祠不远，他带我游览的第一个景点正是洪家祠堂。因是雨天，光线有些昏暗，覆盖着黑色瓦片的宗祠显得有些寂寥和幽深。那个时候，我对浙东抗战的历史不曾有过深入的了解，看着祠堂里那些印有抗战故事的展板和玻璃柜中陈列的老物件，我的感觉与看一本自己不熟悉的书没有两样，仿佛隔着一道厚厚的屏障，看得见，却也只是看得见而已，没能让它走到心里去。再加上我是慈溪西边人，于姑父的东边口音有点“理解无能”，以至于姑父在那里讲得口干舌燥，我却只勉强记住了几个人名、几场战斗，余外，便不剩下什么了。
直到近些年我从远处收回目光，开始接触、了解慈溪的本土文化，猛然发现自己身边原来竟有这许多的人文胜迹和山水风光，有许多的英雄人物和感人事迹，不由得为自己先前的无知感到羞赧。人们常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其实哪是没有风景啊，不过是我们缺少了一双发现风景的眼睛。
知道了自己的无知，也就对前一次的洪魏之行充满了遗憾，不过也因为这遗憾，才有了数年后的再次踏访。
再次来到洪魏，地方还是那个地方，心里的感觉却已变得大不相同。这种不同不仅是因为前一次来时是雨天，这一次来时是晴天，更是因为我对洪魏有了更多的了解。
洪魏村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东西有很多，于我而言，印象最深的大概有两样，其中之一便是立于村口的那一支“火炬”。之所以给“火炬”二字打上引号，是因为它并非真的火炬，而是一个火炬形状的雕塑。“火焰”迎风飞扬，手柄处与地面的台基连在一起，正面以红色为底，上有黄白字样，白色的字分列左右两边，写的是“洪魏古村，生态名村”“掌起”“文明示范线”，而黄色的字居于正中，写的是“浙东红村”，右手位置还标记着一行英文。无论是这正中的文字，还是火炬的形状，都别具含义，简而言之，大抵象征了三北大地昔日熊熊燃烧的革命之火吧。看着这支火炬，我的脑海里忽然跑出来一个词：地标。
每一个地方，都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印迹，别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这个印迹便是我们俗称的“地标”。
地标通常都是很醒目的。因为醒目，所以它在人们心中留有不可磨灭的印象，以至于一说到这个地标大家就会下意识地联想到这个地方，说到这个地方，大家脑海里第一时间浮现的也是这个地标。路口处的那支火炬虽不高大，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俨然已经成为这一方土地的标志性建筑。洪魏以外的慈溪人未必会知道这个村的书记是谁，但一说起洪魏的火炬，多半不会感到陌生。
洪魏让我印象深刻的另一样东西则是建筑，这里保留着晚清及民国时期的许多房屋，不是一间，不是一栋，而是许多，而且部分建筑彼此间离得极近，又因曾在抗战时期承担了相同的使命——为浙东区党委，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司令部、政治部、后勤供给部，三北地委，三北自卫总队等提供驻地，被人称为“浙东抗日首脑机关旧址建筑群”。
这个建筑群中的有些建筑已经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而有些至今犹存，虽然它们已不复旧时的光鲜亮丽，却依然保留了大体的样貌。白漆间、桂花门头、洪家大夫第、洪家祠堂……每一个名字都是一道风景，每一个建筑都有许多故事。
如果说站在村口“迎客”的火炬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的象征，是对这个近山小村过去红色岁月的一种怀念，那么这些建筑则是一种承载，承载着历史，承载着文化，承载着以前的人们留下的行迹。可巧的是，二者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实则有密切关联。就像一张纸上两条不同颜色的线，线虽不同，却在某一个点上有了交集，它们的交集出现在抗战时期。更确切地说，是在1944年。
1944年，对洪魏来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历史赋予了它太多担当，也为它烙下了太多的红色印记。
这一年的2月下旬后，洪魏与五磊寺、宓家埭、东埠头、筋竹岙等沿山一线成为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党政军主要驻扎地。经中共三北地委建议，浙东区党委委员、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政治部主任张文碧率第三支队进驻洪魏。政治部的驻地选在洪家大夫第，那儿原是清光绪五年己卯科举人洪维岳的旧居。大夫第很大，坐西朝东，前后有三进，虽然中进已经在大火中烧毁，但剩下的房屋依然十分宽敞。政治部入驻以后，后进的东厢房成了张文碧的办公室，厅堂间则成了纵队政治部的会议室。3月21日，在第二次反顽自卫反击战中被迫停刊的政治部机关报《战斗报》历经波折复刊，复刊的第一号发表了社论《回顾与展望》，还刊登了谭启龙的文章《克服目前存在着的个别悲观失望倾向》，对引导舆论、提振全军士气起到积极作用。《战斗报》编辑人员的办公地点就在洪家大夫第的前院。从此，这个建于清朝的老式建筑每隔一段时间就有千钧力量发出。
与政治部同时进驻洪魏的，还有浙东抗日根据地最高行政机构——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行政委员会的主席为连柏生，委员有朱人俊、罗白桦、黄源、张文碧、王仲良、陆慕云、张蓬，下设秘书处、民政处、财经处和文教处，其行署则被安排在桂花门头。于洪魏村中那些造型精美、用料考究的古老建筑群而言，桂花门头无疑是极具代表意义的，无论是门头砖雕的典雅，还是壁画图案的文气，都堪称整个三北古民居砖雕艺术的集大成者。这里原是一位洪姓商人的住宅，后来售卖给了近代史学家、爱国诗人洪允祥的祖父。桂花门头得名由来，据说是院中曾经植有一棵合抱的桂花树，金秋八月花开时节，可以香透全村。香透全村当然是一种夸张的形容，不过从中也可隐约窥见桂花门头在村民心中的地位，而“合抱之木，生于毫末”的隐喻，更时时给人以鼓励。那个被朋友以“吾爱洪夫子，文章见性真。弥衡鼓畔客，阮籍座中人。佛典日相诵，阴符非所亲。床头一壶酒，白眼老风尘”等诗句盛赞的洪允祥年少时就居住于此间。他有很好的才学，通经史、工骈文、善诗能书，向有“才子”之称，而且他还有高迈的爱国情怀。1933年4月，日军攻陷山海关，洪允祥在报纸上得知消息，气愤不已，突发脑出血逝世于宁波。若他仍活着，想来必会对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入驻桂花门头这件事深感欣然吧。
就像一部书的开头通常都有序言一样，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政治部和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此次将驻地移至洪魏也是有其“引子”的。
在慈溪市新四军研究会收集、整理的资料中，我曾读到过这样一段话：“1942年10月，浙东抗日中心由三北转移至四明后，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引起了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极端恐惧。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发动第二次反共军事进攻，1943年冬和1944年春，日军向浙东梁弄进攻，发动两次千人以上的冬季和春季‘大扫荡’，第二次反顽自卫战爆发。”
面对国民党顽军的“围剿”，华中局与新四军军部认为，在浙东地区的部队已无灰色隐蔽的必要，应公开打出新四军的旗号，以凝聚和发展抗日力量。1943年12月22日，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发布了《关于浙东抗日人民自卫军改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的命令》。命令称：“为适应目前敌后环境，开展浙东敌后游击战任务，特决定：着该浙东抗日人民自卫军于令到之日即改名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并任命何克希为纵队司令，谭启龙为政委，刘亨云为参谋长，张文碧为政治部主任，即着手整编并去部队中正式公布。”这命令中提到的浙东抗日人民自卫军正是三北游击司令部所属部队。1944年1月5日，这一命令和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的番号在梁弄的横坎头村正式公布，三北游击司令部所属部队被统一整编为第三支队、第五支队、金萧支队、浦东支队、三北自卫总队、四明自卫总队和直属教导大队、警卫大队、海防大队，共有主力2300余人，地方部队1300余人。1月8日，他们举行庆祝大会，并发表了反内战通电。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的成立，大大鼓舞了广大指战员的斗志，也让广大人民和爱国人士备受鼓舞。没过多久，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成立，按照华中局的指示，制订和颁布了施政纲领，有效地加强了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
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成立以后，先后两次进行外线出击，给国民党顽军以迎头痛击，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部队弹药奇缺的实际困难。2月10日，获悉“挺四”田岫山部驻在前方村一带，浙东纵队连夜从袁马、杜徐出发，分路奔袭前方村。11日凌晨，战斗打响，第五支队和警卫大队从北往南攻，很快就占领了前方村的外围阵地，第三支队和金萧支队也顺利拿下了铁锚山，双方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打得田岫山心惊胆寒，坐立难安。眼看胜利在望，不料敌军增援部队突然赶至，第五支队和警卫大队腹背受敌，伤亡惨重，战至中午，被迫撤出战斗，突围转移。
前方村一役，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死伤100多人，超过部队组建以来的历次战斗。在这个紧要关头，浙东区党委和浙东游击纵队司令部审时度势，于2月12日、13日在十五岙和芝林分别召开区党委和纵队大队以上干部会议，总结前方村战斗失利的经验教训，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用分散的游击战争坚持斗争”的方针，一面电报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一面决定各部队分散活动。其间，浙东游击纵队再度发出呼吁团结、停止浙东内战的通电，然而，国民党顽固派仍然置若罔闻。
2月14日，向东转移至潘岙的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司政机关及第三支队接到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复电，指示：“今后浙东的战略方针，就是广泛发展游击战争，保存和壮大自己。”次日，司政机关和第三支队冒雨转移至石塘，并在石塘做出决定：由刘亨云和王胜、蔡群帆、邱相田率第五支队、金萧支队、警卫大队、四明自卫总队在四明地区坚持斗争，与顽军进行周旋；谭启龙、何克希、张文碧率司政机关和第三支队、教导大队渡过姚江，向三北地区转移。当天傍晚，渡江战役打响。
夜幕降临时，第三支队支队长余龙贵率领突击排从大西坝强渡姚江。突击排由两个班的战士组成，他们分坐两条船，每条船上各架一挺轻机枪，成功击垮堵截的宋清云部，冲过江面，大部队紧随其后，陆续过江，最后在洪塘集中。16日拂晓，驻守在汶溪的日伪军在宁波、慈溪两地日军的增援下，分三路围攻金沙岙浙东游击纵队驻地。面对近千名日伪军的袭击，第三支队政委林达率部抢占桃花岭一线最高峰望海尖，顶着日军的迫击炮轰击，与敌人展开搏杀，最后得以艰难突围。战斗中，包括林达在内的19名指战员负伤，8名指战员牺牲，另有2名战士不知下落。突围队伍转移到任佳溪后，在王仲良率领的三北自卫总队接应下，移驻五磊寺。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浙东区党委在五磊寺召开会议，讨论部队行动方针，最终将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浓缩为十七个字：坚持四明，巩固三北，分散游击，向敌后发展。会后，谭启龙和何克希再抵四明、慈南等地，分头落实会议精神，从而为扭转浙东自卫反顽战役的战局，使整个浙东的局势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关于这段历史，谭启龙在《浙东抗战春秋》一书中是这样描述的：“我大部主力从渡姚江开始的带有战略意义的行动，终于使我浙东游击纵队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度过了那段最艰难最险恶的时期，为以后的大发展保存了革命实力。”
试想，如果当时不强渡姚江，不展开反思，不改变策略，不落实十七字方针，浙东抗战的局势又会如何？
随着五磊寺会议宣贯工作的陆续结束，洪魏，这个原本沉寂的小村庄忽然就变得热闹了起来。特别是在7月洪魏战斗、东埠头战斗胜利后，三北形势趋向稳定，以谭启龙、何克希为首的浙东区党委、浙东游击纵队司令部也来到了这里。
他们的落脚之地名为白漆间，是一栋以七间楼房为主体的晚清建筑。坐北朝南，前后二进，前进有门房五间，左右厢房各三间；中间是一道青石墙门，穿过墙门可以看到一个宽敞的天井，一条石砌的水渠，边上还有一口方形水井；后面一进楼房共有七间，其别名“七间头”便是由此而来。白漆间北边紧挨桂花门头，建造时间则比桂花门头要稍早一些。据乡民介绍，旧时，乡间的老房子颜色都相对偏暗，白漆间的房主人对七间头进行了漆白处理，使之变得亮堂了许多，“白漆间”就这样被叫开了。1944年7月后，除临时流动外，这里成了浙东区党委、浙东游击纵队司令部领导机关的大本营。
关于房间的安排大致是这样的：白漆间主楼东首三间为浙东区党委驻地，自东向西，分别为党委书记、党委组织部和宣传部办公室，谭启龙和组织部部长杨思一、宣传部部长顾德欢的住所在办公室的楼上；西首三间是浙东游击纵队司令部的驻地，自西向东，第一间和第二间为司令何克希和参谋长刘亨云的办公室，第三间则是参谋室，楼上的设计与东首相似；堂前西侧后厅有一间较为隐蔽的房间，楼上是电台室，楼下则被用作会议室和接待室，当时浙东区党委和浙东游击纵队司令部许多重要的会议都在这里召开。
说起来，浙东区党委、浙东游击纵队司政机关之所以会选择洪魏作为自己的新驻地，与中共三北地委书记王仲良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
早在1943年的春天，浙东区党委、三北游击司令部率主力进入四明山以后，以王仲良为代表的中共三北地委坚持区党委确定的“坚持三北，开辟四明”方针，带领三北抗日根据地军民不断壮大抗日力量，扩大统一战线，推进“二五减租”，并进行了艰苦的“反清乡”“反蚕食”斗争。当时，他们经常流动到洪魏一带开展活动，知道这个地方环境清幽，群众基础很好，还有很多的大房子，而且沿山临岙，可以进退自如，便留意上了。
这一年的7月，三北地委整合原来分散的各县、区、乡抗日武装，组建了由其直接领导和指挥的三北自卫总队，王仲良任总队长兼政委，大大加强了三北抗日根据地的实力。7月28日，由地方群众团体、开明乡绅、军队办事处等各方面代表组成的“慈镇姚抗日建国工作推进委员会”成立，代行县政府职权。委员会的办公地点设在西墙门大屋。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王仲良是中共抗日机构入驻洪魏的第一人。
五磊寺会议结束后，在王仲良的提议下，洪魏成了浙东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指挥中心及主要活动场所。这也预示着三北地区凭借着牢固的群众基础、强大的抗日力量、巩固的根据地建设，在抗战进行到最艰苦最困难的时候，再次成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在这里，浙东区党委领导军民高举抗日大旗，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力地打击了日伪顽军。
指挥中心移驻洪魏的最初，经历了前方村失利的阴霾，战士们迫切需要一场胜利来提振士气。于是，在谭启龙、何克希等人的擘画下，一场场具有战略意义的战斗打响了。浙东游击纵队的指战员们把握战机，变被动为主动，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筋竹岙、庄桥、宓家埭、海黄山、洪桥、马家桥、岑仓堰、洪魏、东埠头……枪声响起处，捷报频传。
据谭启龙在回忆录里所述：至1944年底，短短数个月内，浙东游击纵队经历大小战斗62次，毙伤日伪军459人，俘虏222人，攻克据点6个、碉堡9座，从日伪军手中夺回粮食数十万公斤。各个根据地在战斗中日益壮大，使得三北、四明两块根据地基本连成一体，主力部队、地方自卫队的力量也得到了增强，发展至7000多人。
这一时期，浙东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指挥中心虽转移至三北洪魏一带，但战斗却遍及整个浙东，正应了汉高祖刘邦形容张良的一句话：“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而驻扎在洪魏一带的队伍于三北开展斗争时，得到了许多地方上的民主爱国人士的大力支持，这其中，洪魏的洪氏三兄弟值得好好地说一说。
洪魏的村名是“洪”“魏”两个姓氏的组合，顾名思义，村中洪姓族人与魏姓族人极多，两姓以河为界，各自聚居。村中有一条溪流自白沙山岙一路奔流而来，名为甘溪，它如一柄绕指柔，将整个村子一分为二，洪家在东，魏家在西，又因一座横跨甘溪的金锁桥使彼此紧紧相连。洪魏两姓传承久远，洪家有洪家祠堂，魏家有魏家祠堂，分别是两家后人祭祀先祖、举办宗族活动、议决重大事务之所在。值得一提的是，在浙东抗战的舞台上，这两个宗祠都曾扮演过重要的角色。
俗语有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物资供应对打仗来说无疑是十分重要的，而洪家祠堂曾一度是浙东游击纵队的后勤供给部所在地。1944年夏，浙东区党委和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司令部进驻洪魏后，供给部机关及其会计、粮秣等主要科室被安排在洪家祠堂的前厢房办公，材料、军械、被服、军工等其他部门则散落在洪魏村内及周边各处。
当然，你现在去洪家祠堂，已经很难找到相关印记，倒是可以在正厅的中央看到几张整齐摆放的凳子，隔着凳子抬头上望，“三瑞堂”几个字十分醒目。这三瑞堂，本是南宋有名的忠臣忠宣公洪皓这一洪氏分支的世家堂号。洪皓其人，傲骨铮铮。南宋建炎三年，他奉命出使金国，被金人流放冷山，羁留十五载，尝尽艰辛。金国的统治者以高官相诱，以杀戮相逼，都未能叫他屈服。他还多次向南宋朝廷发送金国的军事情报。正气凛然的人总是叫人佩服的，洪皓遇赦归宋后，被宋高宗赞以“忠贯日月”，称其“志不忘君，虽苏武不能过”，擢升为徽猷阁直学士，封为魏国公。不过后来因为触怒权相秦桧，被一贬再贬。洪皓不惟自己优秀，几个儿女也很出色，其中长子洪适、次子洪遵、三子洪迈，都先后做过宰相。与洪皓同时期的诗人黄公度写有《三瑞堂》诗，诗中有这么两句：“一时文采七闽郡，千载风流三瑞堂。”不过，也有说“三瑞堂”之名是朱熹为好友洪志曾所取，且有《康塘三瑞堂记》为证，洪志曾有子三人，皆中进士，亦符“三瑞”之名。至于何者为真，时隔遥远，已不可考。只是不知道洪魏的洪氏一族是否源出洪皓或者洪志曾。不过宗祠既以“三瑞堂”为名，想来应是有所关联的吧。有意思的是，清末民初，洪魏的洪氏一族也出过兄弟三人，个个都很有出息，且十分爱国，较之先贤不遑多让。
这兄弟三人便是洪华良、洪聘良和洪桢良，他们被人称为“爱国士绅”，对浙东的抗战做出过许多贡献。洪家数代经商，家境殷实，其父洪宝亭是旅日巨商、爱国华侨吴锦堂的妹夫，洪氏三兄弟从小受到熏陶，于经商一道颇有天赋，长大后兄弟三人都曾在上海滩闯荡，是有名的金融资本家，其中尤以洪桢良最为出名，堪称民国中后期江浙沪金融巨子。
《世说新语·德行》里有这样一段掌故：“陈元方子长文，有英才，与季方子孝先，各论其父功德，争之不能决。咨于太丘，太丘曰：‘元方难为兄，季方难为弟。’”说的是东汉时期，颍川名士陈寔有两个儿子陈纪和陈谌，他们功业有成，尊长爱幼，德行甚佳。有一天，陈纪的儿子陈群和陈谌的儿子陈忠因为争论谁的父亲更优秀，闹得不可开交。由于两人谁也没法说服谁，便来找曾任太丘长的祖父陈寔评理。陈寔却说：“你们的父亲都是好样的，兄弟俩都很优秀，不分上下。”因为这段掌故，词典里多了一个“难兄难弟”的词语。
时光退回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人们说起洪家的这三兄弟，搜肠刮肚，能想到的最合适的形容词大概也只有它了。
老大洪华良是三北地区抗日爱国民主人士的重要代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上海公共租界，洪华良离职回乡，因其热心公益事业，在地方上颇有声望，被国民政府委任为地方乡长。洪华良心系家国，对侵略者的残暴行径十分痛恨。浙东区党委和三北游击司令部成立以后，洪华良团结地方上的许多工商界人士，出钱出力出物资，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日，同时积极协助抗日部队开展收税、筹款、劳军、情报收集等工作。1943年，三北地区久旱不雨，江河干涸，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威胁，洪华良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虞家芝一起发起兴修水利，并亲自带人造路掘浦，参与修建五洞闸工程，为抗旱防涝、缓和灾情不辞辛劳地付出。1944年，浙东区党委和浙东游击纵队司令部抵达洪魏，洪华良将自己的住处白漆间无偿提供给他们使用，把买来的《鲁迅全集》赠予何克希和黄源，还把1台收音机、1支马枪、2支手枪及90发子弹都送给了中共慈镇县工委。
洪华良在家乡为抗战事业奔忙的时候，他的两个弟弟也没有闲着。洪桢良在金融业和工商业方面颇有建树，光投资的银行就多达10余家，先后任上海中汇银行、江浙商业储蓄银行分行经理等职，还创办过上海大丰烟叶公司等企业。发迹后，他在上海福煦路建造洪家花园，又名“煦园”。抗战时期，洪桢良人虽然不在洪魏，心却从未远离，他多次汇钱给洪华良，用于家乡的抗战补给。1951年，他把煦园也捐给了国家。
洪华良的另一个弟弟洪聘良是民革成员，年少时随舅舅吴锦堂赴日游学，曾倾力支持、资助共和政府和北伐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选择做一个“逆行者”，孤身滞留沦陷区与敌伪周旋，总办四明银行留守业务，保全同胞储户权益，辗转敌占区，是四明银行史上著名的“救火经理”。为了表示对家乡抗日的支持，他将自己早前购入的西墙门大屋捐做中共三北地委的驻地，同时与洪桢良一样，全力以赴，为远在洪魏的兄长提供资金和药品、物资方面的支援。
《周易》有言：“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兄弟三人一条心，办起事情来当然是无往而不利。从某种角度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正是因为有许许多多像洪家三兄弟这样的爱国人士的鼎力相助，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吧。
魏家祠堂与洪家祠堂不同，它没有被完好地保存下来。但它在浙东抗战史上的地位却一点不亚于洪家祠堂，因为这里曾经召开过浙东抗日根据地非常重要的一次干部会议——浙东首届军政干部会议。
1944年9月25日，为贯彻中共中央和华中局关于发展东南的战略部署，在思想上、组织上做好大反攻和大发展的准备，浙东区党委决定召开浙东第一届军政干部大会。9月25日，会议正式召开，会场就选在魏家祠堂，共有100多位代表参加。大会总结了1943年2月浙东区党委扩大会议以后一年半来的军政各项工作，特别是第二次反顽自卫战役的经验教训，并对国际国内形势和对敌斗争的方针、任务进行了讨论，做出了相应的决定。此次会议于10月9日移至四明山的袁马继续进行，直至11月5日结束，历时42天。
会议地点的变更让人不由得想起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往事来。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因突遭法租界巡捕搜查，会议被迫中断。随后，中共一大的代表们分批坐火车从上海转移至嘉兴，在南湖的一条游船上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庄严地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嘉兴南湖由此被誉为中国共产党扬帆起航的圣地，而“红船精神”也成为共产党最具代表性的精神标识。
有意思的是，现在人们说起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对于发生在上海的前半段历史通常只是一笔带过，描述发生在南湖的后半段历史则要浓墨重彩得多。与之相仿，很多人说起浙东抗日根据地，只知有四明，不知有三北，只知有梁弄，不知有洪魏。
我查找了许多资料，最终也没有找到这一次“军政大会”换地方的原因，机缘巧合之下，却找到了会议结束以后，大会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发送的致敬电：“我浙东新四军第一届军政大会全体代表，在听取与热烈讨论谭启龙同志关于目前斗争形势与今后任务的报告后，更深入的认识到国民党的腐化无能及其所造成的中国抗战危机的严重，深刻的认识到我党责任的空前重大，对于中央提出的改组国民党政府与统帅部，我们目睹数月来东南国土为敌骑纵横蹂躏之惨状，身经一年来浙东国民党反动派所发动罪恶内战的深痛，更感迫切需要，大会代表一致表示完全拥护。当此大会闭幕之际，特代表浙东我军全体指战员向毛主席及党中央全体负责同志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11月24日，他们收到了毛泽东发来的复电：“张、饶、赖转浙东纵队诸同志：代表大会来电阅悉。望努力杀敌，发展武装部队。扩大解放区，改善解放区军队与人民的生活，准备配合盟军驱逐日寇。毛泽东戍敬。”毛泽东的复电，给浙东军民带来了莫大的鼓舞。
文物无言，历史有声。一栋建筑，即是一本史书。如果魏家祠堂还在，它必能记住这段历史，如果它像人一样会讲话，定然可以为今天的人们完整地复述它所看到的全部画面、听到的全部内容，也定然会比我这些呆板的文字描述来得更加生动。
其实，桂花门头也好，白漆间也好，洪家大夫第也好，西墙门大屋也好，或者洪家祠堂、魏家祠堂都好，建筑与人相关，它由人所建，由人所购，亦由人所住或所用。只是那居住和使用的人不同，建筑的意义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显然，当年浙东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指挥中枢之所以会移驻三北洪魏一带，与此间建筑的密集和建筑物主人对于抗日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反过来，若非有这样一段渊源，洪魏的这些建筑也未必能够像今天这般引起人们的重视吧。
事实上，当我们流连于这些老建筑之间时，除了匠人匠心，真正让人肃然起敬的大概便是这充盈于其中的革命氛围吧。就这一点来讲，建筑与人、与历史，互相成就了对方。
怀念一段历史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让更多的人知道它、记住它。洪魏村自2016年开始，便在宁波、慈溪两地的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和慈溪市乡贤研究会的帮助下，收集史料，拍摄制作了一部题为《洪魏往事》的电视专题片，并对洪家祠堂进行了修整，将它开辟成纪念馆。2017年11月17日，在纪念馆的揭幕仪式上，谭启龙的儿子谭大骏深情地回忆了父亲在三北大地领导敌后抗战的史实。只是几句话，几个故事，一下子就拉近了现在与过去的距离。
现如今，发生于洪魏的抗战历史已经化成图文和实物，浓缩于一块块展板、一个个物件之中，陈列在洪家祠堂的墙上和展柜里。所以有人说，洪魏的这些建筑中，洪家祠堂是不可不去的。
当我来到祠堂门口，抬头便看见一块牌匾，匾上写着七个大字——洪魏革命纪念馆。馆中有一党旗模样的摆件，上面写着前言，前言里有如许文字：
洪魏，浙东三北一个依山临水的古村落，以聚居洪、魏两姓而得名。1941年4月，三北沦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浦东部队南渡杭州湾，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洪魏是根据地的重要一环。1944年2月后，根据地进入困难时期，浙东区党委等司政机关由梁弄移驻洪魏一带，该地区成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领导中心。浙东区党委领导军民高举抗日大旗，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力打击日伪顽，扭转局势，使根据地顺利度过了困难时期。10月，浙东区党委等司政机关离开洪魏，向梁弄回驻。
只有到现场参观过，你才会明白，有时候平铺直叙要比用修辞格更让人震撼。譬如馆中展示了洪魏许多烈士的名字和简介：洪云岳，男，1923年生，掌起镇洪魏村人，1944年入伍，浙东游击纵队五支队班长，1945年10月随军北撤时，牺牲在浙江省平湖县乍浦镇；孙德夫，男，1923年生，1942年6月在鸣鹤场参加“五支四大”，后为三北游击司令部三支队侦察班侦察员，1943年3月，去观海卫城内侦察敌情时被日军逮捕，第二天惨遭剖腹牺牲……
关于这些烈士的介绍文字十分简短，可就是这些简短的文字，让人的脑海里情不自禁地浮现出一个个画面来，画面中有战争的残酷、革命者的不屈，以及山河同悲的感怀。
在纪念馆里流连，你会发现，这有限的空间里包含的东西却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我们心里感受到的远比眼睛看到的要多得多。称其为洪家祠堂也好，洪魏革命纪念馆也好，名字只是一个符号，它的形象宛如一个博学而又和蔼的老者，向每一个前来参观的后辈讲述着抗战年代洪魏发生的故事。它讲第二次反顽自卫战役，讲浙东抗日中心移驻三北的前因后果，讲洪魏的红色大事记，也讲爱国士绅洪氏三兄弟……
它在讲的时候，我在认真地听着，我在听的时候，不时有人走进来，有大人，有小孩，也有大人带着小孩，他们来了，也都成了像我一样的听众。我们沉浸在过去的历史里，几乎忘了时间的流逝。偶然一低头，我在不经意间瞥见一株叫不出名字的野草，它长在石头缝隙里，虽然四周都是水泥地，生存条件艰苦，它却高昂着头颅，显得分外有生机。我往四下里看去，另外几个墙角处的缝隙里，也有几抹苍翠的颜色，不由得让人佩服它们顽强的生命力。转念想想，这样的生命力可不正是昔日我们在日伪顽夹击之下的队伍所拥有的吗？
那一天，从洪魏离开后，我忽然很想去找姑父聊聊天，告诉他，他曾经带我游览的地方我又重新去看了一遍，而且对这个村庄有了更多的了解，也愈发喜欢和敬仰。记得在一次闲聊中，我曾隐约听姑父说起，他的父亲当年也当过兵，在浙东战场上参加过多次对日伪顽的战斗，只是后来北撤时与部队失散了，默默无闻地隐于乡间，虽然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精神状态却甚佳。我曾不止一次起过念头，想请老人家讲讲当年的风云往事。遗憾的是，我对慈溪东边话的领悟能力实在太差，怕老人家受累，只得将这个念头提起又放下。
大概是心有所信，愿有所达，从洪魏回来没多久，我就遇到了姑父，并与他说起了我的洪魏之行，说起了我对洪魏的新认识。姑父听了很是开心，话匣子立时就打开了。虽然这一次，姑父的东边话我还是似懂非懂，但从他眉眼间的神情里，我却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那种“身为故乡人”的骄傲！
一种情感究竟要怎样深入骨髓，才能让人在闲谈时正襟危坐，才能让鲜少有交流的两个人可以无话不说？经历了两次洪魏之行，翻阅了许多相关史料，我忽然就懂了。
近期听说，在魏家祠堂遗址上，慈溪市委党史研究室和掌起镇党委联合修建了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首届军政大会会址纪念馆，我期待着再一次的洪魏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