宓大昌 浙东区党委成立
1942年7月18日，浙东敌后第一次干部扩大会议在慈北宓大昌召开。从此，浙东的抗日力量有了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他说，那时他还是一个刚考进初中的少年，浙东区党委在他家宓大昌老屋里开会，他才有幸目睹了当时的盛大场面。开会前，三五支队打散了盘踞在宓大昌老屋里铁心反共的顽军国民兵团杨峰部队，从此三五支队在转战三北中，常来老屋驻留……
可是1942年7月份这一次来宓家埭，有点不同寻常：首先，战士们拿起扫帚，把上街下街的牛粪扫得一干二净；二是驻地周围放出了比往常多一倍的步哨；三是老屋大明堂里我们幼时踢足球的地方，驻扎着配有轻重武器的部队，队列整齐，时刻待命。这分明是有大活动了。
当时，谭启龙政委和何克希两位首长分别住在老屋前进厅堂两侧的耳房内，可能出于保密的需要，他们打扮成富商模样，头戴大礼帽，身穿绸衫裤，胸前还挂着带金链条的怀表。
会议的进行是极其秘密的，有个叫“蔡教官”的（其后才知道他是五支队四大队队长蔡群帆同志）和颜悦色地关照我们几个孩子不要大声喧闹，到处乱跑。可是到了他们在廊檐下分组传达讨论时，我还是好奇地去偷看了。有一天，部队集合在明堂里上课，前进边门两扇乌黑的门板被卸了下来当做黑板，讲课人边讲边在门板上写写画画，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走近一看，板上依稀可辨的有杭州湾的地名，孔丘、鲁迅、希特勒、斯大林等人名。指战员们每人都有一支“大孚”牌钢笔，边听边记。这使我既羡慕又肃然起敬……
当我第一次读到关于“宓大昌”会议的这些细节，非常兴奋。这是宓家少年的“目击记”。他叫宓洽群，出生于1930年，当时还是个十二三岁的少年。宓洽群后来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电信管理系，大学期间响应党和国家号召参加抗美援朝。这篇《浙东区党委成立目击记》是宓洽群先生年近古稀时写的，被收录在《古镇鸣鹤》一书里。
皖南事变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于新四军在华中作战的战略部署，做了新的安排。
历史给浙东带来了新的机遇。
宓大昌大屋里陈列有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两封电报的复印件，上有“复自中央档案馆”字样。
1941年2月1日，毛泽东电令新四军和华中局，应着重三个基本战略区，即鄂豫陕边地区，江南根据地（包括苏南、皖南、浙东及闽浙赣边）和苏鲁战区，并明确指出，“关于浙东方面，即沪杭甬三角地区，我们力量素来薄弱，总指挥部应增辟这一战略基地”。毛泽东还指出了具体工作路径：“经过上海党在该地区创立游击根据地（以松江等处原有少数武装作基础）。”
1941年4月30日，毛泽东根据日军侵占浙闽沿海地区后的新形势，再次电示华中局增派干部，开展浙闽沿海游击战争，指出该地区“有单独成立战略单位之必要”，“有大发展前途”。毛泽东决定在浙东投下这颗具有战略意义的棋子，并预见了它的发展前景。
党中央、毛主席是将浙东置于新四军在华中作战的大棋局考虑的，明确指出须单独成立战略单位，成为新四军新的战略支点，并指明了操作路径。
随即，华中局和江南区党委做出决定，中共浦东工委组织力量向浙东敌后挺进，浦东武装900余人分七批南渡杭州湾抵达浙东三北地区，成为创建浙东根据地的抗日力量的基础。
毛泽东的两封电报，让浙东三北宓家埭，这个带着滩涂海泥味道的地名，写进了抗日根据地的历史。
1992年夏，中共浙东区党委成立50周年。依然是那样的夏日，三北大地，炎热多雨。
6月20日，79岁的谭启龙同志回到了宓家埭这座叫“宓大昌”的旧式大房子里。中共浙江省委党史委员会和中共宁波市委，在慈溪、余姚两地召开大会，隆重纪念浙东区党委成立暨浙东抗日根据地创建50周年。伫立于宓大昌明堂前，谭启龙双目湿润，激动不已。
“皖南事变发生，我正在上海治病，在医院里挂号的时候，碰到皖南突围出来的饶漱石，后来又见到了曾山、陈丕显同志。1941年4月30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打电报给刘少奇和陈毅同志，指示华中局增派干部，开辟浙闽沿海游击战争。刘少奇和陈毅同志决定开辟浙东工作暂归江南区党委书记谭震林同志负责，叫我到上海组织闽浙皖赣四省联络站，要浦东工委组织力量向浙东敌后挺进。1942年5月31日，华中局又电令我立即去浙东主持工作。我到苏南找到了谭震林同志。谭震林同志对我谈论发展敌后根据地的方针，让我争取有利时机，扩大与发展武装，创建敌后根据地。我于是到浦东和连柏生、张席珍同志带了一个小连，乘张大鹏同志的船南渡，在古窑浦登陆。”谭启龙站在宓大昌老屋前，向陪同的省、市、县的同志们讲述。半个世纪过去了，留在记忆深处的历史细节仍清晰如昨。
“因为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同志被捕英勇牺牲，浙江地方党组织遭到破坏，刘英同志的爱人从浙南冒险到了上海找党组织。”谭启龙无限感慨，对着时任浙江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刘锡荣说，“当时你还没有出生，你妈妈怀着你到了上海。50年了……”
从那时起，宓家埭这个地名，和浙东抗日的历史联系了起来。
一座被叫作“宓大昌”的老屋，与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联系了起来。
1942年7月18日。浙东敌后第一次干部扩大会议在慈北宓大昌召开。刚来浙东的干部和在浙东工作的地方干部、军队干部参加了会议。谭启龙在会上做了题为“目前国内外形势与我党发展浙江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的方针”的报告。那时谭启龙到浙东虽只有个把月时间，但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他对浙东的情况已经相当熟悉。在敌人后方打游击，部队要避开敌强我弱的劣势，求得生存和发展，就不得不频繁移动驻地，所以一个月来，几乎每天晚上都要行军。谭启龙利用晚上行军的机会，一面熟悉三北地形，一面观察了解部队情况；白天则抓紧时间与部队和地方党组织的干部谈话，很快弄清了各部队党组织的现状，并与地方党的负责同志接上了关系。
谭启龙报告的全文，我们可以在《浙江革命历史档案选编》中找到。谭启龙先分析了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的三个有利条件：第一，有党中央、毛主席和华中局的正确领导，以及第一师粟裕同志的指导，为做好工作提供了可靠保证；第二，浙东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第三，地方各级党的组织，具有很强的战斗性，浦东部队进入浙江一年来，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民族教育、阶级教育，纪律严明，敢于打击日军，赢得了人民群众及各界人士的一致称赞，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同时，谭启龙也向大家坦言，我们将面临许多困难。浙江是国民党的“模范省”，浙江奉化是蒋介石的老家，这里各种反动势力非常强大，聚集了许多国民党的正规部队，控制了姚江以南的大片地区。在三北地区，日军建立了许多据点，还有一些国民党的杂牌部队，我军回旋余地较小。而我们部队数量有限，根据当时向新四军上报的数字，除地方行政人员外共有1261人，轻重机枪34挺，长短枪654支。况且，我们这支部队只有少数是我党自己创建发展起来的，大多数是从伪军和国民党军队争取改编过来的。虽然经过我党派出的干部较长时间的整顿改造，但军政素质还有待进一步提高。谭启龙反复告诫大家，“要做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在夹缝中求生存和发展”。
多年后忆及这次干部会，谭启龙依然非常感慨。他说，自1928年参加革命工作以来，他先后做过少先队、青年团、地方党政军的领导工作，大部分时间是协助主要领导工作，独当一面主持一个地方全面工作还是第一次。所以他特别注意学习其他地区的工作方法，如与浙东地区情况相近的苏中、华北等地的工作经验，反复领会党中央的方针政策，防止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极左错误的发生。高举团结抗日的旗帜，不能过早暴露我党的名称。政权建设方面，不要过早废除保甲长制度。“今天看来，我当时所做的报告与一年半以后由我代表浙东区党委所做的施政纲领是相当一致的。”大家通过学习讨论，对党中央和华中局有关浙东的战略决策，有了较好的领会，明确了浙东抗日根据地发展的目标和方向。
宓大昌，原是清代中叶在杭州经营烟叶的宓彰孝造的大屋。该屋为砖木结构两层楼房，抬梁雀替，腰墙花窗，院落园园相连，进进相通，是一座具有江南独特风韵的口字形四合院。这座江南院落，见证了中共浙东区党委的成立，并一度成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心。1986年被列为慈溪县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被列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作为“浙东抗日根据地旧址”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四明山抗日根据地旧址一起，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看来，宓洽群是烟草商宓彰孝的后人。宓洽群先生年近古稀时说自己“并非劳动家庭出身”，但这并不妨碍他亲近革命队伍，向往进步，并成长为革命队伍的一员。他在《浙东区党委成立目击记》中写道：
那年头……什么挺进队，税警队，忠义救国军，无不糟蹋百姓。惟有三五支队对乡亲秋毫无犯。部队后来还接济办学，使我们这些战乱中的孩子在沈师桥念完初中。驻我家老屋的部队每次开拔前，必定上好门板，挑满水缸；转移时，粮食自己背，辎重自己扛，从不拉民伕。有个侦察员，至今不知他的名字，为了处决一名敌特，借了我家一只能挡风的马灯，用完后当晚送还。这个侦察员后来到敌堡去摸伪军岗哨，不幸被日寇杀害，这只马灯也就成了烈士留给我家的永久的纪念。
浙东纵队（按：应为三五支队）杀敌英勇，锄奸果断，却是一支很有人情味的部队。区党委成立那几天时间里，会余饭后是欢言笑语歌声一片：“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我在家养病半个月，听会的歌有二十几首。其中有一支记述新四军先遣人员从苏南、浦东南渡三北开辟浙东根据地的进行曲：“星光照耀着杭州湾，月色弥漫四明山，我们勇作革命铁流，英雄冲过敌人碉堡下面……”
也许，正是1942年夏天宓大昌老屋发生的一切，让宓家少年开始萌生了投身革命的志向。宓洽群说：“我大学三年级实习的时候，在上海到南京的京沪线上当车长，有一天中间休息时看报纸，得知抗美援朝开始了。打仗了！我立刻回到上海的学校里，学校非常热闹，‘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我要参军！虽然我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我是团支部书记啊，我不参加，谁参加？当然也有点害怕，被打死了怎么办？后来到了部队，才知道毛岸英在我们参军的时候已经牺牲了，一想到领导人都这样子啊，我就不害怕了！”
从参加学生运动到走向战场，青年宓洽群一步步走上了为国家独立、民族自强奋斗的道路。
1942年那个夏天，对一个少年来说，或许是埋下了一颗革命的种子，对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来说，更有着里程碑的意义。
浙东区党委是1942年7月8日设立的，华中局任命谭启龙为区党委书记，“负政治上的责任”，何克希任区党委军事部部长，“指挥浙江敌后党的武装”。7月28日，陈毅、曾山致电粟裕和谭启龙，决定区党委暂以谭启龙、何克希、杨思一、顾德欢四人组成，谭启龙任书记。12月2日，经中央批准，华中局调整了区党委成员，区党委由谭启龙、何克希、张文碧三人组成，谭任书记。1943年9月30日，根据工作需要，报请华中局同意，增补杨思一为区党委委员。此前，浙东部队和地方的党组织没有隶属关系，只是一种横向联系。浙东区党委建立后，浙东开始有了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浙东”，在当时是一个扩大了的地理概念，包括三北、四明、三东（镇海、奉化、鄞县三县的东部）、会稽以及浦东等广大地区。为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区党委对这些地方的党组织做了调整，分别建立了四个地区级的工委，即三北工委、四明工委、三东工委、会稽工委，还继续领导浦东特委。不久各工（特）委改成地委。
浙东地区抗日的武装力量，当时也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指挥部。浙东区党委开始时对外不公开，对外活动都用部队的名义。这就迫切需要在三北地区建立一个统一的指挥机构，以便对我党控制的部队实行指挥。关于指挥机构的名称，根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提出的“尽量做到灰色隐蔽，不要过早暴露目标，以免引起敌伪顽军注意”的指示，主张使用国民党“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的招牌，称“三北游击司令部”。关于三北游击司令部司令的人选，一开始区党委想把国民党在三北地区的势力包括进去，把国民兵团等杂七杂八武装统一起来，包括淞沪游击队第一支队顾小汀部等。根据华中局对“顾小汀宜以高位大名争取之”的指示，想让顾小汀出面当司令，这样有利于打开三北、浙东的局面。但顾小汀考虑到自己力量不大，只占据游源一带，怕被共产党吃掉，不肯干，他对连柏生说：我当司令是个空架子，共产党厉害得很，把我的部队吃掉了，我就成了光杆司令。于是，浙东区党委决定自己干。1942年8月，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三北游击司令部在慈北鸣鹤金仙寺成立，何克希化名何静任司令员，谭启龙化名胡志萍任政委（对外仍称连柏生的秘书），连柏生任副司令员，刘亨云化名刘云任参谋长，张文碧任政治部主任。司令部成立后，统一整编了浙东地区的主力部队。在会稽地区活动的南进支队改编为第三支队，支队长林达，政委蔡群帆；淞沪游击队第三纵队的大部改编为第四支队，支队长吴建功，政委吕炳奎；淞沪第五支队第一大队改编为第五支队，支队长连柏生兼任，参谋长张席珍；还有司令部特务大队、警卫中队和海防中队，并在慈北组建了教导队。整编后的主力部队全体指战员及工作人员共1510人，拥有轻重机枪36挺，长短枪878支。新组成的这支部队，是开创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基本武装力量。
时隔50年看浙东区党委成立的意义，时任浙东区党委委员、三北游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张文碧同志讲过一段很精辟的话。他说，浙东是三种重要力量的结合。第一是浦东南进浙东的武装部队，这是一支党领导的好部队，政治素质好，经过长期灰色隐蔽的锻炼和考验；第二是宁绍地方党的雄厚基础，七七全面抗战以后组织了很多的“政工队”，还有武装力量；第三就是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多次派来的一批批军政干部。“浙东区党委成立以后，这三者在谭启龙同志为核心的浙东区党委领导下，亲密地团结成为一个拳头。”
浙东区党委和三北游击司令部的成立，可以说是浙东抗日根据地建设的一个里程碑。从此，“沪杭甬三角地区”的抗日大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1992年的夏日，听说三五支队老同志重返三北，慈北许多老区群众纷纷前来探望。
6月20日晨，当地农民朱先文戴了一顶草帽从小眠岙步行到宓家埭，想看一看谭政委。“谭政委快八十了吧，那时他住在我家还不满三十岁，我还只有十五六岁呢！”是的，当年谭启龙踏上三北这块土地的时候，只有29岁。50年过去了，79岁的谭政委在宓大昌那块铭刻着“中共浙东区党委旧址”的石碑前见到老朱，认出了这位50年前的少年，“你爸爸叫朱金法是不？他还健在吗？”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两人的眼睛里都含着泪光。
6月21日，谭启龙等老同志到了余姚，谭启龙夫人严永洁专程来到四明山南山乡裘岙村，当年裘家的大妈顾不上自己还在哺乳期的孩子，把谭政委的孩子当作亲生孩子来哺养。半个世纪过去了，老妈妈去世很多年了，她的儿子裘明星也做了爷爷，严老带了当年由裘明星的妈妈养育的孩子，赶到了裘岙村。严老拉着裘明星的手，激动地对自己年近50岁的孩子说：
“明星就是你的哥哥，你是喝了四明山母亲的奶长大的，你不能忘本啊！”
1992年的这个夏日里，谭启龙说得最多的话是：
“感谢老区人民！老区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养育了我们，养育了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