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湖中学 红色熔炉炼真金
我们的事业是一定要胜利的，我们不只是顾到眼前，我们还不忘培养革命的后备力量。
要说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最有名的一所大学，自然非西南联大莫属。七七事变之后，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西迁长沙，成立了国立长沙临时大学，随后因战火南延，全校师生再次西迁，分三路徙至昆明，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虽然西南联大在历史上只存在了短短8年11个月，但它“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保存了抗战时期重要的科研力量，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青年人才，在3882名毕业生中，走出了8位“两弹一星”元勋，2位诺贝尔奖得主，173名两院院士，100多位人文大师，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进步做出了杰出贡献。也正因此，后来的80年里不断有人怀念它，却再也没有学校能够超越它。
与大学不同，要说同时期最有名的中学是哪一所，人们多半期期艾艾，答不上来。事实上，这个问题也确实未有定论。不过，真要列一个榜单，论排交椅的话，有着“革命熔炉”之称的凤湖中学定然是名列前茅的。虽然它存在的时间比西南联大还要短，只有1年零3个月，却是一所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为适应抗日斗争形势、培养青年学生走上革命道路的红色学校，在抗战时期敌后艰难险恶的环境中，为浙东地区培养一批抗日救国的青年斗士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就连谭启龙在回忆录里也写道：“提到学校教育，就不能不说一说凤湖中学。”
我最早看到凤湖中学的名字是在一则从1943年11月10日《时事简讯》中摘录的报道里。报道的内容如下：
“宁可无书读，决不受奴化”
姚逆华康死心助敌
凤湖中学突被包围
教员职员誓不屈服忍痛出走
学生游行示威搬空所有教具
镇北龙山凤湖中学，由前镇海江北办事处张、李正副主任，龙山区署及地方士绅朱祖燮先生等热心创办，迄今已有一年另三个月的历史。平素教育方针，一本抗战建国之国策，其一切工作堪称为浙东敌后抗战教育之模范。因办理完善，其学生自七十余人增至一百七十余人，学生中有来自鄞东、慈东、沥港、大碶等地方者，足见该校已声誉远播。惟亦因此引起敌伪之仇视。
上月二十五日，该校乃突遭伪镇北保安团姚逆华康率领伪保安团三十六人，将轻机枪对准赤手空拳的凤中师生，迫令全体降敌投伪，并限三日内将该校迁至其巢穴澥浦。兹悉该地龙山区区长戚铭渠接获消息后，特于二十七日晚亲赴该校，召集全体学生训话，昭示“我们只有两条路，不是抗战便是投降”，并勖勉学生“应保持中国青年优秀的传统，坚决反对奴化教育，抗拒学校迁移”。该校教职员坚持抗战立场，誓不屈服，惟因环境险恶，不能再留居学校，先于是晚忍痛出走。与学生话别时，全体师生放声痛哭，在场之戚区长、区署职员，以及该校校工皆为之唏嘘下泪。学生于悲愤之中，高喊“我们决不屈服”，“我们决不到澥浦去”，“我们宁可无书读，决不受奴化教育”，“打倒汉奸姚华康！”学生方面又于二十八日举行反奸护校游行示威。当时有人出面阻挠恫吓，说姚部要来拘捕屠杀，你们性命要不要（按：凤中距离姚部据点仅五里），然学生不惧此种恫吓，情愿流血牺牲。示威队伍，堂堂出发，游行路程，长达二十余里，沿途张贴标语，挥舞旗帜，高喊“反对奴化教育”“打倒汉奸姚华康”等口号，沿途民众，深为感动，示威队伍直至XX，经戚区长及镇北办事处金主任训话勖勉，并招待午餐后，始行折回。又闻折回后，自动将校内所有校具搬藏一空，使不留一物落入姚逆之手。现该校师生已发表《告三北父老书》，要求各界予以援助，以便设法另行复课云。
这则报道的篇幅并不算长，连标题加正文不足800个字，但是信息量很大。看着这样一则报道，我对凤湖中学的过去充满了好奇，也对凤中师生不畏日伪强权、誓死不接受奴化教育的意志十分感佩。我迫切地想要知道凤湖中学在抗战时期到底经历过怎样的风雨，还留下了哪些令人难忘的故事。奈何找来找去，有用的资料却不多，无计可施之下，我只得向方向明主席求助。过不多时，方主席发给我一份《慈溪抗战资料》，里面收录有昔日凤湖中学学生朱贻瑾回忆其父（亦即凤中创办人之一的朱祖燮）的一篇文章《忆我的父亲——朱祖燮》。就在我读完此文没几日，方主席又发来消息：“我已经联系好了：时间，周日下午；坐标，凤湖中学。”
5月将至尽头的那个周末，方主席从观城出发，我从横河出发，按约前往龙山。等我赶到时，方主席已经坐在凤湖中学的党建室里，告诉凤中的几位校长我们此行的目的。校长们很热情，帮我们找来了《凤湖中学建校六十周年纪念文集》，一位名为沙俭的老校长还同我们讲起了他所知道的凤湖中学的故事。
也是通过沙校长的讲述我才知道，凤湖中学经历了1943年的那场风波之后，又于1986年复校，复校那年，沙俭便在凤湖中学工作了，一直到退休，其间，他担任了凤中复校后的第二任校长。沙校长家与凤中离得极近，只有百米路程，从小他便听着凤中和凤中学子的故事长大，长大后自己又在凤中工作了8个年头。对于这所学校，他是充满了感情的。2022年刚好是凤湖中学建校80周年，88岁的沙校长说话间，眉眼须发里流露的尽是发乎于心的自豪感。
沙校长原名沙夏一，因为出生之日正好是立夏，也就是夏天的第一天。“沙俭”这个名字是他参加工作以后自己改的，主要取“俭以修身、俭以养德”之意。沙校长笑着说，以前条件艰苦，一根油条都不舍得吃，有时为了慰劳自己，就和别人分一根油条，用来下泡饭。他说自己一生俭朴——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总觉得后面还藏了半句话，等听他讲完凤中的历史，我忽然明白了那后面的半句话是什么。
沙校长为我们还原凤中曾经有过的光辉历史时，用词都很朴实，但越是朴实，越是叫人难忘。那天的风有点小，气温有点高，但是从沙校长口中听到的故事落到心头处，那感受，远要比天气来得更加火热。
讲述凤湖中学的历史必然绕不开一个人物——朱祖燮。
朱祖燮的字很有意思，唤作“者赤”。前人取字，要么与名相顺，意思或近或同，或互相辅助，要么截然相反。而朱祖燮另辟蹊径，“者赤”二字，与名无关，倒是与姓氏遥相呼应。明眼人一看便能明白，“者赤”即为“近朱者赤”之意，这既是语义上的一种关联，亦是其内心情感的表达。
朱祖燮出身工商业地主家庭，父亲朱卿钰靠酱酒业起家，挣下不菲家业。朱祖燮在上海读书时因参加反帝爱国的五卅运动，被学校开除，后经友人推荐，进入银行工作，一度担任光华银行储蓄部主任。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朱祖燮回到家乡，奉母之命，继承家业。
他虽非共产党员，但为人正直，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而且心系家国。其时，日本侵略者对浙东虎视眈眈。朱祖燮组织青年巡逻队，设点放哨，防患于未然；又悬大钟于龙山所南门城墙之上，闻敌情以告警，保障村民安全；并集合龙场镇的爱国青年，成立“救亡工作团”，亲任团长，不时排演精彩节目，于各乡镇开展巡回演出进行抗日宣传，也因此得以与戚铭渠、虞天石等共产党人相识。雁门、龙场、龙山三镇合并为龙山镇后，朱祖燮被推荐为镇长，其间，他团结地方人士，做了许多利国利民的实事与好事：举行反汪、反投降的提灯游行大会，发起成立救护队救助日机轰炸中受伤的镇民，支持思敬小学办妇女识字班与贫雇农夜校……可以说，朱祖燮对抗日与教育一直都是很重视也很支持的。
时间退回到80年前。1941年4月，日本侵略者在浙江发动宁绍战役。镇海、宁波、慈溪、余姚等地先后沦陷，进入日伪统治时期，浙东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这种情形下，城市里的学校有的选择解散，有的选择内迁，那些没有解散或内迁的学校则被侵略者强制推行奴化教育。这些侵略者的意图很明显，就是想要从精神上控制、奴役中国人，消除中国人对他们野蛮行径的仇恨。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面对国仇家恨，家长们自是不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沦陷区去接受奴化教育。这使得三北一带十几岁的孩子失学在家成了一个普遍现象。为了解决适龄青少年没有书读的问题，朱祖燮等许多地方上的有识之士有意开办一所中学，中共慈镇县工委闻知消息，认为可借此机会培养青年力量，在提高青少年政治、文化水平的同时，吸引他们参加抗日救国斗争，巩固根据地建设。
放眼当时的龙山，已有山下村龙山小学在校长虞金迅倡导下先期开办初中补习班，算是为解决当地青少年的求学问题做出了有益尝试。1942年7月11日，中共慈镇县工委委员李长来先到龙山小学约见虞金迅，就“龙山小学的初中补习班继续办下去好，还是另办一所初级中学好”征询他的意见，虞的回答是“办初中好”。随后，李长来又与朱祖燮磋商，就办学一事达成了初步共识。回去之后，李长来将此次会谈的结果整理成文字交由县工委研究，并得到了中共三北工作委员会书记王仲良的准允和支持。由李长来、戚铭渠、虞天石、朱祖燮、虞金迅5人组成的筹备小组随之成立，其中虞天石兼任学校事务主任，负责招生等工作。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李长来的公开身份是管辖龙山、庄市两个区的国民党镇海县政府江北办事处（简称“北办”）的副主任，同时兼任庄市区区长一职。北办内部建有以李长来为书记，戚铭渠、虞天石为委员的党支部，但明面上，戚铭渠是龙山区区长，虞天石是北办的指导员，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北办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一个行政机构。北办的主任张志飞虽属国民党，但也深爱着自己的国家，对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十分认可，用当时流行的话说，那就是“思想上倾向进步”，故而一直是党组织团结的对象，后来他更与国民党决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乱世之秋，办学之路步履维艰。此番由国民党镇海县江北办事处和它所属的龙山区署出面，发动龙山地区的乡镇长和地方士绅一起筹集资金，无疑为凤湖中学披上了一件灰色外衣，既有利于党组织的隐蔽，也有效地减小了办学的阻力。
虽然有了好的开头，但想要将一所学校由脑海中的构想变成现实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选校址、定校名、落实校长人选，在日伪军的窥视下，没有一样轻松可就。
那么到底把学校办在哪里好呢？关于这个问题，凤湖中学的初创者们做了很多的考量。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同时又能争取当地士绅的支持，吸收青少年入学，经过多次商讨，他们最终将校址选在了龙山所的巩院。这个位置是敌我力量的缓冲地带，东面距伪军据点——伪镇北保安团姚华康部据守的澥浦和邱王村分别约8公里和2公里，西面距离三北游击根据地庄黄也是8公里左右。选址于此处，既可以避免被“伪化”，又不会引起日伪军的过分怀疑，可说是一举两得。
“虽然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办学很危险，但有时候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说到此处，沙校长不由得佩服起前辈们的智慧和胆略来。佩服之余，他不忘为我科普龙山所的来历。
洪武十七年（1384），信国公汤和受朱元璋之托，以耳顺高龄巡视海防。3年后，他奉命督建浙东沿海诸城，设卫所城59处，陆聚步兵，水具战舰，使倭寇不得轻入，龙山所便是在这个时候建立起来的。龙山所方圆不过1公里左右，城内的巩院原是当地人士集资建成的公共活动场所，建筑比较雅致，占地五亩二分，有庭院，有厅堂，中间楼厅5间，左右厢楼各1间，露台1座，后进还有11间高平房，场地甚是宽敞，用来办学校无疑是极为合适的。
地址定了，接下来就该给学校取名了。离巩院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凤浦湖，环境清幽，充满野趣，相传2000多年前，湖泊未形成时，这里曾是一片汪洋，方士徐福奉秦始皇之命，由此东渡，去往海上仙山求取神药。筹备小组几经商议，决定将这所即将开办的学校取名为“私立凤湖初级中学”。之所以不用“国立”或“公立”，甚至刻意避开“龙山”二字，是想尽量低调，不引起敌伪的注意。校名落定之后，由地方士绅和教育界著名人士组成校董会，并推举朱祖燮为董事长。
至于学校的办学经费，则由龙山区署各乡镇按每亩一斤学谷的标准以“亩谷捐”的方式摊派筹集，北办也在税收中拨出了一部分粮款，以示对办学的支持。同时，得知盘踞在山南的姚华康也想办个中学为自己弄点名声，为了避免姚手下的伪镇北保安团干扰，朱祖燮将其聘为董事会的名誉董事，从他搜刮来的民脂民膏中也抠了一部分钱出来。整个凤湖中学的经费粮谷收支全由朱祖燮经手，不足部分亦由他负责筹集。
筹建工作进行到这一步，万事俱备，只欠“校长”。当时有意来凤湖中学当校长的有2人，其中一人是觉渡乡原乡长、地方士绅郑芳华，另一人则是国民党龙山区党部书记魏约平。出于开展进步活动和应付复杂政治环境的需要，经慈镇县工委研究后，由朱祖燮向校董会提名，思想开明、交友广泛且拥有多年小学校长经验的郑芳华正式走马上任。
1942年9月5日，在人们的殷殷期盼中，凤湖中学开学了。开学的第一学期，它总共迎来了74名学生，其中一年级47人，二年级21人，三年级6人，年龄大多在13至17岁之间。生源大致有三个：公开招生、龙山小学补习班转入、地方党组织动员，人员则主要分布于当时镇海县的江北一带，包括龙山区的山南和山北两部分，也有一些学生来自慈北、慈东和宁波市区。他们怀着强烈的求知欲望和不愿到敌占区接受奴化教育的爱国热情来到这所与他们一样年轻且充满勃勃生机的学校。
开学以后，朱祖燮几乎天天去学校，不时与老师和学生进行交谈，询问教学开展的情况，询问学生们在学校里的学习体会。当他看到那些富有朝气的青少年努力学习，智力和品德都得到较大发展的时候，由衷地为他们感到高兴。
想来，朱祖燮对于凤湖中学的未来是寄寓了深厚期望的，否则他也不会把自己的独子朱贻瑾送到凤中来读书。凤湖中学还处于筹备阶段的这年夏天，在上海读书的朱贻瑾放假回家，就被父亲动员留在故乡。年少的朱贻瑾显然不明白父亲的良苦用心，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要他放着上海的正规中学不去，而去一所刚刚破壳而出的学校当“小白鼠”。他担心学校初创，没有好的教具，亦没有好的老师，自己得不到成长，但朱祖燮的一番话让他打消了顾虑：“现在国难当头，不能关在书房里死读书。乡下抗日宣传活动活跃，你要关心国家兴亡。”
实践证明，朱祖燮是有远见的。在凤湖中学读书期间，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朱贻瑾迅速接受了抗日民主和进步思想。他报名参加歌咏队，演抗日戏剧，同新四军联欢，听时事报告和抗日故事，好似进入了一片新的天地，并从中得到了成长。
许多年以后，当朱贻瑾回忆起这段时光时，他满怀感慨地说道：“在参军前，我在凤湖中学读书，那里让我懂得了什么是少年气节，也学到了很多共产主义知识，让我有了跟着党、跟随真理的早期想法。”
在凤中，与朱贻瑾一样得到精神洗礼的学生有很多。这与凤中的办学理念及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是分不开的。
“凤湖中学之所以会成为红色熔炉，成为敌后抗日教育的模范，是由其独特性决定的。根据我的理解，它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个，凤湖中学的很多工作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开展的，通过发展党员、建立支部，为‘革命熔炉’里的火越烧越旺提供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可靠保证。第二个，凤中的教育以抗日救亡为核心内容，既教文化课，也重时事教育和社会活动。第三个，李健民引入陕北公学的办学模式，大力推行学生自治，让学生们自己平操场、办报纸、写歌曲，培养了学生自治管理的兴趣，锻炼了他们独立开展群众工作的能力。第四个，凤中鼓励学生们走出校门，和劳动群众站在一起，在群众中进行救亡抗日的宣传。”
沙校长在论述这些观点的时候举了很多生动的例子，就像撰写一篇大文章，题目有了，框架有了，中心思想有了，又填充进许多有血有肉的内容使之更加饱满。恍惚间，我们仿佛回到了80年前的凤中校园，亲眼见证了那段历史。
凤湖中学成立之初，无论是教职员的聘任还是选修课的开设，都颇有“兼收并蓄”“兼容并包”的味道。教师队伍中既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还有地方士绅，甚至连姚华康也派了人来。课程也是五花八门，除了国文、英语、史地、音乐、体育等课，还有讲三民主义的，也有讲商业簿记的。其中，林世堂任教导主任教国文，王赐恩教英语，李健民教史地，王载榕教数理化，吴永禄教音乐及体育，魏均长教美术及劳作，魏约平教教育学，虞金迅教经济学和商业簿记，校长郑芳华兼教公民课，陈文舟负责总务兼女生指导。
人员构成不同，立场不同，自然观点难免发生碰撞。起初还好，随着时间的推移，矛盾愈演愈烈，就好像一个墨点晕了开来，几拨人就凤中需要怎样的教学模式吵得不可开交，并在一次教务会上公开交锋，形成了一场论争。
一直以来，魏约平以国民党正统自居，在自己的课堂里鼓吹“中国只有一个领袖、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指的是蒋介石，一个党指的是国民党，一个主义指的是三民主义，含沙射影，贬低共产党和新四军；教导主任林世堂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典型代表，主张学生闭门读书，不要去理会外面的是是非非，反对学生参加抗日宣传等社会活动，认为学生的首要任务是学习，张口闭口“要根据教育部颁布的规定办事”，因此被学生戏称为“部颁先生”。
俗话说，灯不拨不亮，理不辩不明。会议一开始，李健民率先发声，要求改进凤中教育工作。他认为在当时的抗战形势下，只叫学生死念几本书是不妥的，要开门办学，办抗战教育，组织学生参加到抗日救亡的实际活动中去，结合抗战宣传活动进行各课教学，把学生培养成适应于长期抗战需要的人才。他的话还未说完，就遭到了林世堂和魏约平的强烈反对，他们批评李健民的做法是“不负责任”，是“误人子弟”。王载榕、陈文舟等在日常相处中受到李健民革命思想影响的年轻教师则坚定地站在了他的这一边。
双方辩了个把小时，争得面红耳赤，也没讨论出个结果来。朱祖燮担心再争下去恐伤和气，便打了个圆场，他表示学生参加一些抗日宣传活动是应该的，但是学业也应该注意。这场争论就这样草草地画上了句号。
有人说，朱祖燮的话表面上是打圆场，实际上也表明了他的立场。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次论争之后，凤湖中学学生参加的抗日宣传活动不仅没有少，反倒增多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家对于学校发展的定位是有共识的，至少是心照不宣的。毫无疑问，凤中所培养的不是脱离现实的“书呆子”，不是独善其身的“穷者”，而是适应时代需要的有识之士，是能够兼济天下的“达者”。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慈镇县工委、龙山区委为凤湖中学党的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1942年12月开始，先是地方党员郑若谷在校内发展了郑延伦和蔡彦博两名党员，后由县工委委员虞天石在校外发展虞顺澂入党，并动员他到凤中读书。这为后来凤中秘密的教师党支部和学生党支部的成立奠定了可靠基础。同时，党组织还加强了同教师的联系和接触，通过组织传阅进步书籍、开展民主生活会和个别谈心，使大多数教师逐步认识到坚持抗战教育的办学方针的正确性。时过境迁，当王载榕回忆起自己从李健民处读到《新民主主义论》《整顿党的作风》等文章及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刊物《团结》时，发出了由衷的感叹：“虽然书小纸轻，但扣人心弦的力量何止千钧，涓涓暖流入肺腑，怎不令人倾心于党？”
在凤中的教员中，李健民一直是一个引领者，他鼓励学生走出去，去感受时代的氛围，重塑自己的使命。他带学生上伏龙山凭吊被日本侵略军烧毁的伏龙寺遗迹，让他们知道日军的残虐，认识到抗日救亡的重要性。在校园里，他大力主张推行学生自治会，让学生自己平操场、挖沙坑，自己出墙报，办刊物、图书馆、歌咏队、合唱队……当然，包括李健民在内的教师们也会积极参与校务建设。那个时候，师生之间相敬相爱、彼此尊重，关系是很融洽的。
相对而言，林世堂的观念要守旧一些。第一学期结束，他向朱祖燮提出辞职。紧跟着，王赐恩也离开了。经北办负责人推荐，李健民担任凤中教导主任。第二学期，实到学生增至83人，教师团队里则补充了毛元仁、李良栋等新生力量，他们大多很年轻，思想上倾向进步。至此，凤中推行教育改革的障碍已经基本清除。也是从这一学期开始，凤中为每个学生订了一份《时事简讯》，帮助他们了解时事动向，培养爱国情怀。
如果说第一学期是凤中的试水阶段，那么到第二学期，随着阻力的减少，李健民开门办学的主张得以有效实施。各课教学贯穿政治内容，譬如：语文课选用《时事简讯》里的文章和社论作为引子，引导学生关心时事；历史课的教材是社会发展简史、中国近代革命史，让学生以史为镜，明荣辱，知得失；地理课则结合当时国内外形势，讲述抗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新动态；音乐课除教授基本的乐理知识外，重点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游击队之歌》《你是灯塔》《五月的鲜花》《太行山上》《黄河大合唱》等知名抗日歌曲，兼及《三北之战》《宓家埭之战》《梁弄之战》等地方抗战歌曲，并且将这些歌曲编印成册，分送龙山区各学校及部队，使抗日歌声响彻四方。
值得一提的是，凤中的教科书除物理、化学以外，皆由教员和学生自己动手编写。师生们刻印讲义、抗日形势图表，制作抗日宣传品、抗日歌曲。不惟如此，他们还把时事简讯社的高岗和林聿时请到学校，给同学们作《怎样做记者》《怎样写新闻报导》《读报常识》等专题报告。学生听了报告以后，努力学习做小记者，投稿十分踊跃。
在日、伪、顽的眼里，这样的教材、这样的行为显然都是“不合法”的，是需要被禁止和取缔的。对此，凤中师生的警惕性非常之高。为了防范敌人突然袭击造成意外损失，学校制定了严格的应变办法，诸如在公开场合不放置被日、伪、顽认作是“违禁品”的进步书刊就是其中之一。那么，这些“违禁”的书刊教材应该放在哪里？答案是“应变包”。
应变包其实算不得包，只是一块包“违禁品”的包袱布，由学校统一发放给每个学生，用以收纳他们学习的政治资料、《时事简讯》等抗日教材与书报。通常，应变包被放置于课桌的特定位置，上课时打开，下课后就包起来。一旦遇到敌情，警报声响起，一个个小小的应变包就以班级为单位，被放到一块大的包袱布里包好，集中送到厨房的专用箩筐内，由学生自治会隐蔽股股长沈达三和一个名叫纪坤的青年工友挑到龙山所城北门外荒僻的乱冢地。那块乱冢地上有许多草夹棺材，夏日的夜晚常能看到粼粼“鬼火”，所以一般人都不大敢走到近前去。诸多的草夹棺材中，有一口棺材是凤湖中学的师生为了安置这些应变包在夜深人静时请木匠师傅和校工悄悄抬至此间的。为了避免被敌人看出破绽，夹棺材的稻草用的都是老稻草，新旧程度与周围其他的棺材差不多，唯一不同的是这“棺材”装有两扇小门，中间还有搭襻可以上锁。
之所以选择从北门出去，是因为龙山所是一座土城，东南西北四座城门都由石头砌成，其中北门因受海潮涌入，年深日久，早已坍塌。北门之外有条护城小河与对岸相隔。此河与凤湖中学的厨房后门离得极近，河上平时放有一块跳板，过跳板就可从凤中到北城外。这一点，若不是土生土长的人，一般是难以知晓的。在应变的时候，沈达三和纪坤完成“违禁品”的转移返回时就会把跳板抽掉，这样便看不出任何蛛丝马迹了。
据凤中的学生王璧华回忆，北城门上原来还有一座真武殿，殿里供奉着眼光菩萨像，在还没想出草夹棺材的主意之前，菩萨像亦曾是藏应变包的地方。只是随着学生人数和抗战教材的不断增加，菩萨像里的空间渐渐地难以容纳，这才有了“定制”的草夹棺材。
为了做到防患于未然，应变时不出乱子，学校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组织一次无脚本演习，演习人员覆盖全部师生。接到情报，老师和学生立即行动，把应变包转移出去，待敌情解除后，再去取回应变包发还大家。每次只要大家齐心协力，配合默契，一般在10分钟之内就可以把装着“违禁品”的应变包安全转移出去。有一次，一队日本兵路过龙山所，并在学校附近驻扎过夜，得知消息的第一时间，大家迅速启动应变机制，虽然后来证明这不过是虚惊一场，却也实实在在地校验了凤中师生的应变能力。
凤中的学生中，家在附近的和来自远地的各占半数，家在附近的学生一般走读，住得远的则多选择住校。与其他的学校不同，凤中没有晚自习，为了帮助学生从学校走向社会，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斗争和群众运动中去，李健民等凤中的老师经常利用晚上或星期天的时间组织学生到群众中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有时还联合周边几个小学的师生一起到范市、庄黄、田央黄一带演出。至于学校周围人员聚集的地方，更是时常可见凤中学生的身影，他们以唱歌、演说、打快板等灵活多样的形式俘获了许多围观群众的心，也由此获得了大批忠实的“粉丝”。
“龙山所有一个叫高桥墩的地方。说是高桥，其实一点也不高，甚至与它的名字给人的感觉完全相反，那是一座很平很平的桥，桥的两边有栏杆、有墩子。那时既没有电视，也没有电脑，吃过晚饭没事做，周围的村民喜欢聚在高桥墩讲摊头。天黑以后，凤中的学生经常趁着他们聚集的时候，来这里打小快板、演活报剧、开联欢会、教唱革命唱歌，仿佛夏夜里的萤火虫，发出亮闪闪的光。他们用种种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革命思想，大大地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有力地促进了群众支前工作的开展。”沙校长说着说着就笑了，仿佛想起了什么有意思的事情。
一次，两次，三次……在凤中学生的带动下，一段时间下来，巩院附近的老人与小孩，青年和儿童，都能唱上几首抗日歌曲了。就连四五岁的幼儿也学着他们的模样，拿根木棒子，惟妙惟肖地表演“指挥”，一边指挥，一边还唱着：“河里的鱼儿要用水来养，抗日的军队要靠老百姓来帮，军队打仗在前线，老百姓帮忙在后方，军民大家一条心啊，捍卫国土保家乡！”
其间，凤湖中学与抗日队伍的联系愈发紧密了。每次三五支队打了胜仗，举行军民联欢活动，学校就会设法组织学生推派代表前往慰劳或参加演出。在慰问劳军的过程中，他们多次聆听了谭启龙政委和何克希司令员的讲话，深受启发，革命的意志愈加坚定。
学生们意气风发，不等毕业，就纷纷要求参军，抗日杀敌，报效国家。第二学期开学不久，方之光、郑慧荪、陈顺泉、徐规善、孙劬如5人便离开学校，报名参加三五支队，结果孙劬如因为年纪太小，被劝了回来，留下来的4人则被分配做了医务工作。其中，方之光于1946年10月在山东鲁南马家楼战斗中英勇牺牲，为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毫不夸张地说，除上课外，整个凤湖中学的学生全都积极地融入时代的洪流之中。曾有一度，三北抗日武装自制手榴弹缺乏物资，学校发动了收集捐献废铜烂铁的活动，学生们的响应十分积极，不仅在学校附近大力开展宣传，有的学生甚至连家里的铜锁也捐了出来，还有的学生跑到龙山山下码头，去寻找虞洽卿修造小铁路时留下的火车铁轨，把长的锯成短的，背来供应军需。女生们还参加龙山区妇女会组织的活动，利用课余时间做劳军鞋。这一切的一切，使凤中的名字在三北地区愈发响亮。
凤中学生读书为爱国，宣传为爱国，愿为国家奉献一切，他们思想活跃、热情洋溢，宛如春天的草木，生机盎然。就连一些思想顽固的守旧派人士，在参观完凤中校园以后也深受感动，改变了原来的狭隘看法，认为这些青年朝气蓬勃、充满活力，是未来的希望。
1943年9月，凤湖中学迈入建校后的第三个学期。由于第二学期结束时，学校决定扩校，组织学生利用暑期开展宣传，动员别区青年学生来凤湖中学读书，使得学生的人数由先前的83名一下子增至170余名。当时，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与发展也是形势一片大好，浙东大地上抗日救国的氛围越来越浓。凤中师生投身革命热潮也越来越积极，其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许多活动，都有凤中师生的身影。
9月18日，龙山区举行“九一八”纪念大会，凤湖中学推派师生代表及剧团参加演出，与龙山自卫大队等抗日部队一起联欢。在敌人计划出动到三北进行“清乡”之时，凤中学生积极在学校附近的几个村庄开展反“清乡”的宣传，还以巩院为圆心，在龙山所、西门外组织晨呼队，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那段时间，每天清晨，当大地还是一片寂静，很多人还沉浸在梦乡之时，凤中的学生就已走出校门，沿街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河山”“收复失地”等口号。这响亮的呼喊声此起彼伏，在龙山上空久久地回荡。在钟表还未普及的年代，这些呼号与呐喊代替了鸡鸣声，试图把人们唤醒，从睡梦中唤醒，亦从浑浑噩噩的游离状态中唤醒。
相比于成年人的说教，青年人的热血显然更能引起人内心的共鸣与激荡。也正因为这样，凤湖中学和凤中师生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了。
随着学生运动的推进，驻守在澥浦的伪镇北保安团姚华康部再也按捺不住了。其实，早在第三学期开始后不久，姚华康和部下李敬等人就已经怀疑凤中的性质，并表示要采取行动治一治了。朱祖燮获悉这一情况，立即通报学校，要求凤中的师生们暂时“冬眠”，蛰伏等待时机。然而，让他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1943年10月25日对所有凤湖中学的师生来说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那天凌晨，天还没有亮，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便惊醒了还在睡梦中的陈文舟。
打开门，只见门外站着的是在澥浦一家商行里担任会计的虞振若。虞振若是个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的进步青年。这一次他是受潜伏在澥浦的地下党员胡汉庭的委托，前来向凤湖中学的师生通风报信的。一路上蹬着自行车急急而奔，他有些上气不接下气。
虞振若双手扶在自行车的把手上，气喘吁吁地说：“姚……姚华康在紧急集合……部队，很快就要向三北出发，这事一定和凤湖中学有关，你们要早做准备。”
陈文舟得知消息，马上会同其他老师，将寄宿在校内的学生一一唤醒，让大家快速应变，并再三叮嘱一定要检查仔细，不要让敌人抓住把柄。
师生们把“应变包”转移出去之后，才过了十来分钟，姚华康与李敬就带着伪镇北保安团的30余名士兵赶到了。他们二话不说，把学校团团围住，并在校门口架起机枪，还亮出了手铐，一看架势，便知来者不善。
把出路堵住之后，伪军径直冲入校内，将教职员集中监视起来，同时对校内的角角落落展开搜查，把教室、宿舍翻了个底朝天，但并没有搜出丁点“私通”三五支队的证据。
就在姚华康觉得面子挂不住时，有个士兵从教师办公室里找到一部《鲁迅全集》。姚华康好像是觅得了什么了不得的宝贝，显得十分得意，皮笑肉不笑地盯着李健民看：“这是什么？”李健民从容地答道：“姚团长，这是《鲁迅全集》，从宁波开明书店买来的，您如果想要的话，我明天托人给您带几本来。”简简单单几句话，说得姚华康哑口无言。
宁波当时是日占区，那边能够买得到的书，自然不太可能是禁书。姚华康虽然没什么文化，但是绝对不敢向自己的主子发出质疑，更不会因此去得罪他们，可是就此收手，他显然也是心有不甘。
老奸巨猾的姚华康将全体教职员软禁在一个办公室里，把学生集中在隔着一定距离的大礼堂内，决定对他们“分而治之，各个击破”。这让凤中的老师们立时紧张起来。最近一段时间，在龙山做民运工作的陈英民暂住在学校里，此时尚未离开。显然，这会儿再通知已经来不及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被关起来——因其年纪较轻，与学生们关在一起——万一敌人对学生进行逐一点名，陈英民恐怕要暴露。
这时，负责学校总务兼女生指导的陈文舟忽然想起有名叫“虞藕然”的女生请假未归，陈英民与之年龄相仿，应当可以“冒名顶替”，可是又要怎么通知到她呢？
陈文舟急中生智，以学生膳食需要照料为由，要求到厨房去一趟。此时已经7时多了，也确实到了吃早饭的时候，姚华康不疑有他，挥挥手，便放她过去了。
陈文舟不动声色地到了厨房，嘱托经常替他们转移“应变包”的青年工友纪坤利用送饭的机会转告学生自治会主席虞顺澂，让他通知陈英民如果碰到点名就冒充“虞藕然”的身份。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全都在凤中老师的意料之中。姚华康、李敬先是气势汹汹地对学生进行“训话”。所谓“训话”，其实就是严词威吓，无非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云云，但学生们显然并不怕他们。
然后，姚华康叫人拿来点名册，点一个，出去一个。当点到“虞藕然”时，陈英民答了声“到”便出了教室。待到点名结束，大礼堂里已经空无一人，未见有丝毫破绽。
眼看30多个人大清早出兵，又是搜查，又是点名，忙活了大半天，却连“赤色证据”的影子都没有找到，姚华康甚是恼火。他气急败坏地走上讲台，对着一众师生说道：“限你们24小时内写下保证书，今后不与三五支队联系，并在3天内迁往澥浦，每个教员再写一份一年来的工作报告。”李敬亦在一旁威胁道：“姚团长爱护青年，要大家好好读书，好好教书，你们要识相一点，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
听得两个汉奸头头这么说，凤中的师生焉能不明白他们此行的真实目的。
这时已临近中午，朱祖燮闻讯赶至，见现场气氛不对，他好言相劝，并邀请姚华康等人去家中吃中饭，算是给了一个台阶，伪军这才撤走。
姚华康等人虽然走了，但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以后的路，凤中又该怎么走？李健民带着这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跑到龙山区署，同戚铭渠讲了事情的经过，并向他请示下一步的动作。
听完李健民的讲述，戚铭渠连连表示“你们受惊了”。两人随后交换了意见，想法出奇地一致：凤湖中学所面临的困境，不只是一所学校的困境，而是整个浙东形势发生变化的结果。当时，国民党第三战区正集结军队对四明山根据地实施“围剿”。姚华康包围凤中，迫使它南迁，或许是因为与国民党军队有所勾连，为响应“围剿”、孤立游击队而做出的一个配合行动。
第二天，慈镇县委向三北地委书记王仲良汇报了此事。王指示，把中学拉出来的时机已经成熟，但鉴于当前紧张的局势，负担不能太重，务求短小精干。这个指示，为流动训练班的举办吹响了号角。
1943年10月27日是姚华康所定3天限期的最后一天。虞天石与郑芳华、李健民、毛元仁等人来到朱祖燮家中商量，明确表示反对迁校。戚铭渠则带着部队来到凤湖中学召集全校师生开会，他同大家讲述了凤中撤离的决定，勉励学生保持中国青年的爱国传统，坚决反对奴化教育，拒绝将学校迁到伪军据点里去。
学生们高喊着“我们不屈服”“我们决不到澥浦去”“打倒汉奸姚华康”等口号，对姚华康的迫迁指令义愤填膺，却又无可奈何。一想到自己即将离开这所生机勃勃的学校，告别亲如家人的老师和同学，大家的眼眶都湿润了。年龄小的已经泪流满面，哭出声来，年龄大一点的努力抬起头，不让眼里的泪水落下来。
沉浸在往事里，与故事中的凤中学生一样激动的，还有讲述这段历史的沙校长。不知不觉间，他说话的语调不由得高了几分。
而在故事的那一头，由于时间紧迫，师生们已没有工夫哀伤。戚铭渠赶到凤中时，已将两条大船停在了西门头，待其训勉结束，年龄过小的学生被动员回家，年龄稍大的学生及教员以自愿为原则，随部队撤离。
众人立即行动，将学校里所有能搬的教具、图书及个人行李全部搬上船，沿河运往庄黄一带，搬不动的桌椅板凳等物件全都用油墨写上“抗日有功，爱国无罪”“打倒汉奸姚华康”等标语。据说，姚华康后来派人将这批桌椅板凳运至澥浦时，看到上面的字迹，擦又擦不掉，气得暴跳如雷，在山南传为笑柄。
“打倒汉奸姚华康”“反对将凤湖中学迁到敌占区去”“反对奴化教育”“读书无罪”……第二天，学生自治会在凤中党支部的领导下，组织那些不能西撤的学生举行了“反奸护校”示威游行。为确保人身安全，他们三三两两分散出发，到闻家堰附近集合，沿途挥舞旗帜，高喊口号，张贴标语，经过田央黄、施公山等村庄，围观群众深受感动，看着这群尚未成年的孩子，他们无不肃然起敬。
西撤的师生印发了《告三北父老书》，强烈控诉汉奸姚华康强迫迁校的不耻行径，试图唤起社会各界主持正义共同抗日的决心。想来这份文字必然是十分感人的，就像骆宾王的《代徐敬业讨武曌檄》一样。遗憾的是，我翻阅了很多书，也在网上搜索了很多资料，却始终找不到原文，只能在想象里感受着凤中师生横眉怒目、巍然而立的不屈风骨。
不过，凤湖中学解散了，凤中的精神没有消散。11月7日，由20多名凤中学生组成的流动训练班在沈师桥承志小学正式开班。
流动训练班，顾名思义，他们的驻地是不固定的。这20余人在老师的带领下，常在沈师桥、乐家畈、宓家埭等地一边流动，一边宣传抗日。他们没有固定的校舍，常常在一个地方住下，学习几日后利用晚上时间行军转移。训练班采用的是半军事化的管理，学习内容由以前的文化课为主转变为政治思想为主，开始时由李健民、陈文舟、毛元仁、王载榕、吴永禄共同负责，中途李健民被黄源调去配合筹建浙东鲁迅学院，就由毛元仁等继续领导到结束。这一年的冬天特别寒冷，流动生活变得愈发困难。12月下旬，敌伪军将到三北进行“扫荡”的消息传来，加上天气之故，根据慈镇县委指示，流动训练班定在1943年的最后一天结束。结束时，所有师生都分配了工作，且有10名同学加入中国共产党。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几名男生参加了三五支队，奔赴抗日救国第一线，更多的师生则被派往地方参加工作，为当时慈镇地区敌后抗日斗争和游击区的建设增添了有生力量。凤中旧址巩院在师生们撤离后成了空房，为了不被敌伪利用，朱祖燮将自己办于龙山所南门头的难童教养所迁至巩院，训练班毕业的2名女学员接手这项工作，并将它打造成了党组织的一个秘密联络点。甚至连姚华康假借凤湖中学之名于澥浦举办的山南凤中也有红色凤中的身影潜入，在引导师生探求真理，遏制伪化、奴化教育方面起到积极作用。可以说，在其后的岁月里，从凤湖中学和流动训练班出来的学员已然成了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力量。
从1943年底学校被迫解散、流动训练班结束到抗战胜利一年多的时间里，凤中师生参加革命工作和参军的有40余人，到新中国成立时，增至56人，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就连那个因为年纪太小被劝返的孙劬如，也在自己的坚持下入了伍。他们中有很多人南征北战，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为新中国的诞生和政权巩固做出了重要贡献，亦在此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留下了四处奔忙的身影。
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凤湖中学虽然消失了，但是人们从没有将它遗忘。1952年，当时还叫沙夏一的19岁少年从慈溪锦堂学校毕业之后，来到龙山区中心小学当老师，龙山区中心小学的校址就是原来凤湖中学的所在地——巩院。因为兼着社教主任的职务，沙夏一常去学校周边的人员聚集之处与大家开展交流，偶尔也会哼哼曲子唱唱歌，附近的村民看到他总是觉得特别地亲切，他们说：“沙老师，你就像当年凤湖中学的同学一样。很年轻，也很会跟我们打成一片。看到你，就感觉当年凤中的同学又回来了！”
村民们告诉沙夏一，凤湖中学当年有多么了不起，凤中的学生又是多么出色，他们是如何与附近的村民打成一片，又是如何大无畏地开展爱国救亡运动的。其中有一个比沙夏一年长十来岁的村民说道：“这个学校是真好啊！我们从小没有读过书，更没有人教过我们歌舞，凤中的一批同学来了以后，教会了我们很多——就在那个高桥墩。他们教我唱的《太行山上》，快10年过去了，我到现在还能哼上几句。”说着，也不管沙夏一爱不爱听，自顾自地哼唱起来。
他的话是如此朴实，又是如此真诚。那一刻，沙夏一好像隔着时光，看到了凤中学子在高桥墩教巩院周边村民唱歌的情景，眼里热热的，好似有什么东西要跑出来。
几十年以后，曾经风华正茂的少年变成了精神矍铄的长者，旧时经历的一幕怎么也无法从记忆中抹去。情绪牵动处，沙校长不由得轻轻哼唱起来。
一段长长的前奏好似跨越时空的脚步，脚步一停，浮于空中的便是一句句歌词：“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方主席也是师范毕业的，懂五音，知六律，沙校长在唱的时候他在一边和着。我虽没有这方面的长才，但情绪明显受到了他们的感染，一道被感染的还有凤中的另外两位校长。如果置身于七八十年前的那个环境，想必我们会更加心潮澎湃吧。隐约间，我好似看到那段烽火岁月里，凤中的革命火种，撒向龙山所，撒向三北，撒向浙东大地，并从80年前撒到今天，给后人以坚定的信念和源源不断的力量。
村民没有忘记凤中，那些曾经在凤中教过课、读过书的老师和学生也没有忘记它。这些年，在凤中精神的指引下，他们有的工作于军事部门，有的工作于党委部门，有的工作于经济部门，有的工作于科研部门，有的工作于教育部门，有的工作于宣传、新闻部门，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为革命和建设甘做孺子牛，只为能够无愧于“凤中学子”的名号。事实上，无论身在哪个地方，在什么岗位任职，一直以来，凤湖中学始终是萦绕在他们心头的深深牵挂。他们想念那段在凤湖中学共度的时光，也迫切地希望凤中能够复校。
1986年10月25日，在所有“凤中人”的期盼和努力下，时隔43年之后，曾被誉为“革命熔炉”和“浙东敌后抗战教育之模范”的凤湖中学迎来了原址复校的历史性时刻。选择封校那一天作为复校的日子，这个决定显然别具意义。
复校那天，来自全国9个省市33位健在的老校友跨越万水千山，风尘仆仆地赶来，参加了凤中的复校仪式。久别重逢的他们看见鬓已微霜的彼此，个个热泪盈眶。用沙校长的话说：“他们碰面的时候，真像小孩子一样，又跑又跳，又笑又哭。”43年啊，那是何等漫长的岁月。
复校那天，老校长郑芳华也来了，还上台致了辞。看着昔日的学生一个个都有了出息，成了国家和社会的栋梁，他激动地说：“此情此景，让人很容易想起《毕业歌》里的一句话：‘今日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今天，我们可以反过来讲，‘昔日是桃李芬芳，今天是社会的栋梁’……恢复凤中，不仅是为了纪念，更重要的是继承和发扬凤中的革命传统。”
复校那天，巩院附近的很多村民也来了，他们把凤中围得热闹非凡。说起这段亲历的过往，沙校长显得特别激动。凤中复校的命令下达之后，他被调至凤中担任教务主任，也正因此，他才得以见到那些巩院附近百姓心心念念的“凤中学子”。复校仪式上，他和凤中的首任校长郑志达一起上台接过由时任浙江省省长薛驹题写的校名牌匾时，想起一位位老同学的嘱托，一种使命感油然而生，内心坚定地对自己说：“一定要传承好凤中的红色根脉。”
那天，为了迎接老校友的到来，新凤中的60名少先队员身穿节日盛装，朗读了由沙校长所写的献词《献给你，亲爱的老同学》——
秋风送爽，迎来了贵宾。
今天，我们与四十三年前的老同学，
在伏龙山下，凤湖之滨，
在这红色凤中的校园里欢聚一堂，
共庆凤湖中学复名。
…………
又把你们带到了四十多年前的今天。
那是抗日烽火弥漫的一九四二年，
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感召下，
你们热血沸腾，踏进校门，
就在我们今天的脚下，
这块红色凤湖中学的校园里，
…………
今天，当你们带着一身征尘、满头白发，
又一次肩并肩地坐在凤中——
母校这块温暖的土地上，
你们的心呵，
你们的心定会激烈地跳动！
…………
阳光下，
我们清晰地看到老同学脸上的条条皱纹，
那是你们在战斗岁月里留下的爱与恨，
它象征着你们为革命立下的卓越功勋。
…………
我们是凤中复校后的第一届学生，
党的关怀，
老同学的期望，
我们时刻牢记在心。
我们绝不会忘记自己是红色凤中的学生，
发扬凤中精神，
继承凤中传统，
像老同学一样努力，
像老同学一样虚心，
像老同学一样成才，
像老同学一样为祖国为人民，
这就是我们的理想，
这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我们一定勤学力行。
…………
亲爱的老同学，
最后，请接受你们的小同学——
116个少先队员的
崇高敬礼！
听着清脆的童声发出深情的呼喊，如烟往事涌上心头，许多老校友都不由得潸然泪下。这一幕，30多年过去了，沙校长记忆犹新。
沙校长郑重地对我们说：“红色历史不能够忘记。”如今，他虽然已经从凤中退休多年，但凤湖中学每年有新生报到，都会邀请他讲述凤中的红色历史，从而激发这些新生的荣誉感，使他们能够“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所扮演的正是一个“传薪者”的角色。传火于薪，前薪尽而火又传于后薪，火种传续不绝。沙校长相信，这红色的火苗在凤中人心中，会一直传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