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背浦 北撤，北撤
从最初的900人发展到北撤时的15000人，浙东抗日武装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最终融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洪流中……
2016年9月23日，高背浦，三北东部沿海这个普通的地名，又一次进入公众视野。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与观海卫镇党委在此举行新四军北撤纪念碑、亭揭幕仪式，以纪念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胜利北撤71周年。
纪念碑碑高2.4米，宽0.9米，正面书有“高背浦北撤纪念碑”，背面刻有碑文，介绍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北撤的史迹。
位于慈溪市观海卫镇的高背浦，是一条自南向北、宽达三四十米的河道，直通北面的大海。1945年9月30日，由浙东区党委书记、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政委谭启龙率领的区党委、纵队直属机关和军政干校等共3000余人的第一批北撤队伍，就是在高背浦渡口登船北渡的。经过半个多世纪沧海桑田的变迁，海岸线已向北退了近10公里，留下了一片滩涂，渡口也早已变了模样。
在谭启龙等同志的回忆录中，曾将起航地写作“古窑浦”。后来，多名北撤老战士在回忆中提到，当年他们上船的渡口有座海黄山，而海黄山恰好处于高背浦海塘外的海边泥涂中。高背浦与古窑浦相距不远，高背浦河道宽，出海更便利。经地方党史研究者范子芳考证，1945年9月30日由谭启龙率领的3000余人队伍、10月7日由三北中心县委书记黄知真率领的三北独立团，主要是从高背浦渡口起航的。当时由何克希等率领的另外几批队伍，则分别从姚北的大丁丘、相公殿等地登船北渡。
大丁丘渡口位于今余姚市泗门镇楝树下村。当年的大丁丘渡口，现在离海岸线已有3公里之遥。2010年12月，当地人民政府在大丁丘渡口旧址立碑纪念，让子孙后代牢记这段历史。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浙东抗日根据地军民欢欣鼓舞，大家奔走相告，沉浸在欢庆胜利的喜悦之中。为了争取国内和平，8月28日，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就在重庆谈判期间，中共中央确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主动提出让出包括浙江在内的八个解放区。9月20日，华中局转发中共中央当天发出的指示，并命令浙东区党委和浙东纵队及地方党政干部，除留少数精干武装隐蔽坚持外，在7天内全部撤离浙东，开赴苏北。
接到命令，谭启龙、何克希都觉得“太突然了”。谭启龙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不用怀疑中央的决定，应该相信党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但执行这个命令毕竟是痛苦的，我的思绪真像黄河决口似的漫无边际地奔腾起来……我与何克希遥望上虞城东山上的古塔，心潮起伏，思绪万千。”
当时，浙东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核心机关驻地在上虞县城丰惠镇。9月22日，杨思一紧急从金萧地区赶来，浙东区党委召开了一个正式会议。这个会议后来被称为“七人会议”，七人分别是谭启龙、何克希、张文碧、杨思一、顾德欢、连柏生、刘亨云。会议主要研究和确定北撤的部署、路线以及分工。据考证，这次会议的地点是在离上虞县城不远的永和镇娄闸村“五间楼”，也就是时任上虞县委宣传部部长金丹的家。会议一直开到23日凌晨。紧接着，23日上午召开区党委扩大会议，扩大到地委、县委书记和部队团以上干部，先后到会者约有30人。
据浙东纵队参谋长刘亨云回忆，9月23日上午的会议“是放在区党委机关所驻的一幢老式楼房里召开的。那房子相当宽敞。会议开得很紧凑，一个上午解决问题，纷纷乱乱、千头万绪的事情，基本上理清楚了”。这个会议地点是上虞县丰惠镇钱家弄23号，后来作为“北撤会议旧址”，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北撤会议对七方面的大事做了部署，主要是：调集船只，封锁钱塘江口和杭州湾，并电请苏中根据地派船南下支援；急令战斗在浙西南的金萧支队日夜兼程赶赴上虞；动员民众用抗币兑换实物，限期收回抗币，以减少民众损失；建立留守机构。同时，何克希致信国民党地方政府和部队领导人，说明浙东新四军以大局为重主动撤离，要求对方保证新四军留守人员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不受侵犯。
在浙东沿海人民的全力帮助下，加上胶东、苏中根据地的支持，到9月底，在古窑浦、高背浦至临山沿海各渡口集结了300多条大小船只。为防止国民党偷袭，区党委和纵队决定分路北撤，并约定以青浦为中途集结点，然后过长江去苏北。
北撤主要分三路。第一路分为两批。第一批由谭启龙、连柏生、顾德欢率区党委、浙东行政公署、司令部、政治部、军政干校、警卫大队及部分地方党政干部，于9月30日下午在高背浦登船。第二批由张翼翔率领第四支队与鄞奉地区的部分干部，于10月7日晚在庵东、相公殿一带渡海。
第二路，由张俊升、王仲良率第二旅，于9月30日在临山、英生街一带登船北渡；何克希率第五支队、上虞自卫大队等于10月3日北渡，4日在澉浦登陆，因台风与第二旅失去联络，在十倍于己的强敌包围下，孤军作战，突出重围，此为北撤途中最艰险的战斗。
第三路是张文碧、刘亨云、杨思一率领的第三支队、金萧支队。9月24日金萧支队接到电令，日夜兼程赶赴上虞，10月1日在丰惠与第三支队会合，10月6日在临山等地登船。
“北撤会议”做出的第七项决定是，由区党委宣传部部长顾德欢起草一个告别浙东人民的文告。会上，大家议论了一下文告的要点。这就是后来发表在浙东区党委机关报《新浙东报》终刊号上的《忍痛告别浙东父老兄弟姊妹书》。
宁波市档案馆珍藏着一张泛黄的《新浙东报》，上印有“终刊号”字样，出版日期是民国三十四年（1945）10月1日，标题右起横排，正文右起竖排。该馆还藏有一份蜡纸刻写油印的告别书。
这是一封满含深情的公开信。浙东纵队参谋长刘亨云在几十年后，仍真切地记得当年群众读这封信的情形。
那几天里，在城镇，在偏僻的山村，在过往的凉亭中，人们聚集在文告前。四周是那样肃静，就连无忧无虑的孩子们也都呆呆地站立着，不敢吵闹，不敢在人群中钻来钻去。刘亨云说自己根本无法一口气读完这篇文告，身边的同志也都一样，读几句，眼泪就淌下来了，目光就模糊了，喉咙口就塞住了。而广大群众又是怎样阅读的呢？他们簇拥在墙角边，无论是看的，念的，听的，大家都仰起脸，有的唏唏嘘嘘地啜泣，有的拉起衣襟给孩子抹泪，有的只是摇头，有的朝着天空叹长气。大人黯然神伤，孩子们发了慌，抱住父母的大腿，就像听到有人叫喊“鬼子来了”时一样。刘亨云说，那几天，我们的同志一见到围着看文告的人群，隔着老远就站住了，不敢从人堆边走过。怎么办？能绕道的就绕道，实在绕不过去，便踮起脚往前走，想着从一旁悄悄溜过去。可又怎么溜得掉呢？用不着拉，用不着拦，用不着叫，只消老乡们眼巴巴地看上一眼，你自己就站住了。群众指指墙上的文告，对我们的同志说：
“去吧，命令如山。可要想着四明山！”
“你们良心好，就怕他们不同你们一个心思。”
新四军的官兵能说什么呢？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他们要说的话，文告上都说了：
正当日寇投降、抗战胜利，理应聚首狂欢的时候，我们却要忍痛向你们告别了。
……中共中央与本军军部，为避免内战，力求全国和平建国的新时期早日到来，乃毅然作最大的忍耐和让步，命令我浙东新四军与抗日民主政府即日起全部退出浙东。
……八年抗战，我们中国人民的牺牲是空前巨大的，现在抗战胜利结束，全国疮痍满目，百废待兴，人民实在不能再遭受战祸了，中国的内战是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来避免的。因此，虽然浙东解放区是我们与大家四年来共同流血流汗艰苦从敌伪手中夺回来建设起来的，我们对这块年青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具有无限的热爱，对于浙东的父老兄弟姊妹具有真正骨肉之情。我们实在不愿离开你们，任何人也没有理由要我们离开，只是为了委曲求全，相忍为国，中共中央与本军军部才不惜这样决定。我浙东新四军与民主政府工作人员，对于中共中央及本军军部这种大公无私的伟大精神完全拥护，并已决定即日坚决执行从浙东撤退的命令。
……我们巴望我们的退让能够换得全国的和平，能够减少人民当前的损害，我们将能在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的自由空气中，再回来与各位畅谈衷情。
…… ……
祝福民主的新浙东、新中国早日降临！
我之所以大段地引用《忍痛告别浙东父老兄弟姊妹书》里的话，是因为这个文告是用血和泪写成的，有大义，有真情，是浙东抗战史上极其珍贵的文献。
撤离前的各项工作千头万绪，区党委和纵队领导也没有忘记曾经帮助、支持抗日的民主人士。那几天里，浙东的许多爱国民主人士收到了一封特别的告别信。这封信是以谭启龙、何克希个人的名义写的。信不长，全文如下：
我们告别了！我们居于斯、衣于斯、食于斯已经将近四年，一旦分袂，诚不胜眷念留恋之感！先生磊落胸怀，旷达风度，爱国热忱，直言谠论，将于［与］东海烟云四明风月，为我们永志不忘。
我们四年前挺进浙东，与宁绍健儿驰骋于钱江南北、金萧两岸，今日委曲求全，义让浙东，是为了贯彻和平。一来一往，决非为了一党一派少数人之私利，莫不以国家民族人民利益为前提。今后无论江南漠北、海角天涯，我们仍将一本此旨，在本党中央领导之下，在中国人民监督帮助之下，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真能获得幸福、彻底解放奋斗到底！一息尚存，绝不稍懈。
我们告别了！希望不久的将来，当中国大地上开遍民主自由的鲜花的时节，我们能够握手言欢，长歌痛饮。我们走后，在此间尚有少数留守人员，以王剑鸣为代表，办理善后，请先生多于［予］关照协助。对一切抗日军人家属及荣誉军人，尤盼饮水思源，予以优待，以慰抗日先烈们在天之灵！
我们限于时境，不克一一道别。行矣先生！四方多难，国步维艰，敬请为国珍重，努力加餐！
何克希 谭启龙
九月 日
信中提到的王剑鸣，不久亦随军北撤，区党委改派朱洪山、黄明为新四军浙东留守处正、副主任。浙江省档案馆存有此告别信原件一件。
告别浙东的那一幕，新四军浙东纵队的指战员永远都不会忘记。谭启龙政委直到晚年，仍时常想起这一幕。9月30日下午4时，他率领的队伍到达了慈北渡口。海边已站满了人，人群中有新四军的干部、战士、地方工作人员、船工，还有欢送的群众。场地上静静的，可以听到海水拍打船板的声音。谭启龙环视四周，看着面前整齐的队伍，看着战士们身边簇拥着的群众，想到4年前渡海南来时队伍只有几百人枪，而今已发展成1.5万人，感慨万端。谭政委终于向部队宣读了军部的命令。当他读到“为了贯彻党中央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中央决定，将坚持敌后的新四军撤至长江以北，浙东纵队必须于七天内将全体人员撤离浙江”这一句时，他发觉，自己的声音沙哑了。他听到群众中开始传来“呜呜”的哭声。他的面前交织着一片激动人心的景象。战士们按照自己的位置站着，他们没有忘记自己是军人，谁也没有因激动而挪动一步。当谭启龙发出“登船！”命令后，人群喧哗起来。群众扑向战士，握住战士的手，双方互诉衷肠。“祝你们一路平安！”“你们一定要回来！不能忘了我们，不能忘了三北！”群众激动地喊着。“我们一定会回来！”战士们也激昂地回答。船渐渐离开了海岸。指战员们挥着手，挥着帽子。站在海岸上的群众嚷着叫着，喊声里掺着哭泣声。远了，连声音也听不见了，谭启龙这才回到舱里。一会儿，他又走上船尾，拿起望远镜，朝渡口的方向看。海岸上的人们还是站着，挥着手。
北撤之路可谓险象环生。最大的挑战，其一来自台风，其二来自国民党部队的围追堵截。
夏秋时节，杭州湾地区台风频现。据史料记载，1945年21号台风“琴恩”，最大风力15级，是1906年至1991年间台湾海域威力最大的五个台风之一。另外还有一个名为“路易斯”的台风，于10月8日前后影响东海。
张翼翔于10月7日晚率第四支队、鄞奉地区部分干部渡海北上，船至半途，即遭台风阻挡。其中，支队长程业棠和政委林达等乘坐的一部分船只被大风刮回，等台风过后，直到12日才与另一支队伍会合，再次坐船北渡。黄知真率领的三北独立团也被台风刮回，直到11日才陆续到达浦东。受台风影响，何克希率领的第五支队等，在海边足足耽误了两昼夜，才得以起航。
谭启龙率领的第一路于10月1日上午安全到达浦东奉贤，当日下午，船只按原路返回三北，以便再接后续部队。当时有三四十条船需要返回，每条船除了船老大，还安排两名战士担任警卫任务。船老大们观察天象后，觉得不宜航行，因为途中等待他们的将是狂风和暴雨。后经再三动员，大家才勉强起锚返回。曾参与护送船只返回的新四军老战士葛石峰是庄桥人，据他回忆，那天后半夜，风越来越大，所有的船只都在狂风巨浪中失去了控制，一会儿被掀到浪尖，一会儿被抛入谷底。他坐的船，船舵被风浪打碎，船老大索性躲到船尾，听天由命。这样漂啊漂，直到次日晚，船被风浪刮到一片海滩，已偏离航道到了舟山册子岛。后几经周折才追赶上北撤部队。
北撤路上的危险，更主要的来自国民党的重兵围堵。最艰险的事件发生于杭州湾北岸的海盐澉浦。
何克希司令率领的是第二路，分两批。第一梯队由张俊升、王仲良率第二旅2000余人9月30日北渡，在澉浦以西约10公里的黄湾登陆。何克希率领的第五支队、上虞自卫大队及部分地方党政干部共1200余人，为第二梯队，因台风影响于3日傍晚才得以登船北渡。
澉浦，是杭州湾北岸海盐县的一个重要集镇，三面环山，一面临海。按约定，何克希将率部在此登陆。在新四军浙东纵队争分夺秒组织北撤的同时，国民党方面也在忙着调兵。国民党第三战区奉蒋介石旨意调集重兵，在进攻周巷失败之后，迅速运送兵力，绕到杭州湾北岸黄湾、澉浦一线，布下口袋阵，企图将何克希所部围而歼之。
台风延误了行程，还导致何克希与新四军军部、苏浙军区、谭启龙、张俊升之间的电信沟通中断。
张俊升所率第二旅，在黄湾登陆后向东转移至澉浦，遭遇跟踪而至的国民党第九十八军的强大压力。是坚守还是转移，第二旅内部发生了意见分歧。有的同志从全局出发，主张坚守阵地，以此接应后续部队，但多数人主张及早撤退，免遭重大损失。最后，张俊升决心撤离澉浦，继续向东转移，并立即向何司令发电，要求后续部队更换登陆地点。但何司令未能收到电报。这就埋下了极大的危险，留给何克希的是无人接应的澉浦。
第二旅是一支“反正”才3个多月的原国民党部队，又适逢全纵队进行战略转移，思想波动很大，军心不稳。张俊升不得不考虑部队在激烈战斗中会不会失去控制的问题。正因为这样，当何克希在澉浦突围后，得知第二旅已经安全转移到奉贤，经由海防大队派船直接运送到苏北时，高兴地说：“安全北撤就是胜利。”
让我们回头看何司令如何指挥澉浦突围战。
10月4日拂晓，何克希率先头部队在澉浦登陆，进城时发现澉浦已是一座空城。上午9时，敌占澉浦南门外的长山制高点，以火力封锁海面，直接威胁我登陆的后续部队。10时许，敌在密集炮火掩护下，从西南、西面和北面同时向我军发起猛攻。我军被困杭州湾北岸滩头，经坚决还击，将敌逼退至葫芦山、凤凰山、扇子山一线高地相互对峙。
由于情况突变，第五支队大部尚未登陆，何司令就电告军部和苏浙军区粟裕司令。不久，军部来电，指明当面之敌是国民党第九十八军、第二十五军的4个师；澉浦周围直接参战的是敌第九十八军的第四十师、第一〇八师的7个团，由军长段霖茂亲自指挥，兵力十倍于我。面对严峻的形势，何司令召集支队长王胜、政委邱相田等商议对策。何司令认为：只能针锋相对，要扭转被歼的危局，唯一的出路是以攻为主，杀开一条血路，突出重围。经指挥部反复研究，决定：上午坚守澉浦，下午组织主要兵力夺取扇子山和隐马山制高点，为晚上突出重围创造条件。
后续部队全部登陆后，何司令命令除担任警戒和防御任务的部队，其余部队在澉浦西门内一块空地上集合，亲自做紧急战斗动员。各部队纷纷争当突击部队。下午2时，敌我双方在扇子山、隐马山展开了空前激烈的拉锯式争夺战，打得山上烟尘滚滚，杀声震天。经过八九次惊心动魄的反复争夺，第五支队终于在黄昏前完全占领了扇子山和隐马山。
天黑了下来。我军利用敌人不敢夜战、不敢连续作战的弱点，一边做好强攻的准备，一边迅速组织突围。严令突围队伍噤声、轻装，尽力运走伤员，安置重伤员。部队在当地一名姓姚的向导带领下撤出澉浦城，天将微明时，终于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何司令和大家一起轮流抬着伤员，继续踏上北撤的征途。
澉浦血战，我军付出了伤亡和失踪400多人（其中第五支队伤亡223人）的重大代价，突出重围，粉碎了国民党妄图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的阴谋。
澉浦突围战的胜利，表明浙东纵队是一支英雄的部队，他们处在强敌重重包围、孤军作战的环境中，不怕牺牲，勇往直前，为浙东纵队的征战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据统计，自1941年5月到1945年8月，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从小到大，共进行大小战斗643次，攻克县城2座（上虞和南汇）、据点110多个，解放同胞400万人；毙、伤、俘日军官兵631人，毙、伤、俘伪军官兵8566人；缴获各种炮39门、机枪217挺、长短枪6809支和大量军用物资。我军牺牲指战员1200余人，伤1858人，为抗日战争在浙东地区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5年11月，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到达江苏涟水休整，听候整编。根据军委指示，原浙东游击纵队第一旅等部队主力约8500人改编为新四军津浦前线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三旅，谭启龙任第一纵队副政委，张翼翔任旅长，何克希任政委，刘亨云任副旅长兼参谋长，张文碧任副政委，杨思一任政治部主任。同时，原浙东纵队第二旅2000多人改编为新四军直属独立第一旅，张俊升任旅长，王仲良任政委。另外，原浙东游击纵队海防大队改编为华中海防纵队第二大队。
这支部队，带着浙东的光荣，踏上了新的征途。在谭启龙、何克希、张翼翔、张文碧、刘亨云、邱相田、陈挺等指挥下，第一纵队第三旅——第一纵队第三师——第二〇军第六〇师先后参加了津浦路阻击战、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豫东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涌现出孟良崮战役大功连、淮海战役大功连以及寿志高、毛杏表等英模。
1949年，这支部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二〇军第六〇师，陈挺任师长，邱相田任政委，曾昭墟任参谋长，姚念任政治部主任。此时，谭启龙已升任第七兵团政委，何克希为第三十五军政委，彭林为第三十二军政委，张文碧为第五十九师政委，刘亨云为华东海军后勤副司令员。
1950年，第二〇军在军长张翼翔率领下参加抗美援朝，其中的第六〇师在彭飞师长率领下，不畏强敌，英勇善战，亮剑长津湖，参加了围歼特遣队、阻击黄草岭、炸断水门桥等战斗，涌现出尖刀五连、铜墙铁壁连、突破朝阳江连，及毛张苗、沈树根、魏玉德、张益仁、余新发、牛士才、应保福、潘泽民、朱友恒、程九岭、曹光景等英模。
这支从浙东走出的部队中，涌现出许多开国将军，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张翼翔，开国中将，原第二炮兵副司令员；彭林，开国中将，原海军航空兵部政委；何克希，开国少将，原华东军区装甲兵司令员、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张文碧，开国少将，原浙江省军区司令员；刘亨云，开国少将，原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邱相田，开国少将，原装甲兵副政委。
浙东时期几位重要领导人，授衔时已在地方任职，因此未授军衔：谭启龙，曾任浙江、山东、青海、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和华东局书记处书记、福建省委书记；黄知真，曾任湖北省省长、湖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连柏生，曾任西南局计委副主任、四川省科委副主任；王仲良，曾任中科院上海（华东）分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他们的英名，浙东的山山水水将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