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窑浦 海上红色通道
海上航线，是我们的生命线，海防大队穿梭于浦东与浙东之间，古窑浦是三北沿海最重要的“海上门户”。
1992年6月，古稀之年的张大鹏与谭启龙、张文碧、顾德欢等曾经战斗在浙东的老同志一起，又一次踏上了三北的土地。
张大鹏的名字是与浙东一支特殊的队伍连在一起的，这支队伍叫“海防大队”，张大鹏曾是海防大队的大队长。
那天，大地没有怒吼的风，海面没有滔滔的浪，风平浪静。当年那位健壮、活泼、勇敢、机智的青年指挥员，如今发有银丝，站在古窑浦渡口，面对这片熟悉的海涂地，禁不住热泪滚动。他深情地哼起自己当年在古窑浦写下的《海防大队之歌》，神情依然坚毅而沉着。
呼呼怒吼的风啊！白浪滔滔的海啊！
漂泊在海上的船啊！都有我们同志在啊！
海上的英雄打鬼子啊，鱼儿鱼儿安心吧！
嗨哟！呼！嗨哟！呼！嗨哟！呼！嗨哟！
…………
1942年6月20日前后的一个晚上，谭启龙接到陈毅、曾山“立即去浦东转浙东主持”工作的电令，他与连柏生、张席珍等率领一支100多人的队伍，由浦东乘海上木帆船，借着夜色踏上新的征程。这次行动就是张大鹏安排的，他陪同谭启龙等同志，经过一夜的航行，第二天天亮时在慈北古窑浦登陆。
1942年7月上中旬，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和第一师派来的干部何克希、张文碧、刘亨云、罗白桦、张季伦、余龙贵、黄知真等同志陆续到达三北，也是经杭州湾秘密航线，在古窑浦登陆的。
当时，我党浦东武装已开辟了浦东与浙东间的海上通道，张大鹏就活跃在这条通道上。
这条航线，成了三北连通外界的唯一通道，成了浙东连接浦东和苏北根据地的生命线。
抗战全面爆发，上海沦陷，镇海封港。1941年4月，浙东沦陷，日军控制了沪杭甬铁路线和公路线，对杭州湾海域也封锁得很严。日舰常在玉盘洋巡回，国民党散兵及海盗又不断骚扰，船民、渔民、客商屡遭劫难。浦东抗日武装在浙东要生存，要发展，必须与浦东和苏北根据地密切联系起来，而杭州湾海上通道是我们可以利用的唯一通道。要开辟这条海上生命线，必须组建自己的海上武装！这支武装，就是浙东游击队的海上武装。
张大鹏是这支海上部队的代表人物之一，当年在杭州湾一带威名赫赫。
追溯海防大队的最初历史，要从1938年我党领导的浦东南汇县保卫团第四中队的“流动队”说起。后来成为三北游击司令部副司令的连柏生，那时是南汇县保卫团第四中队队长。连柏生曾派流动队队长王椿萱（后改名张大鹏）率一个班12人，借用民船下海巡查，一次缴获了周浦一带汉奸徐鸣发部队的一船枪支，有3挺机枪，40多支步枪，1万多发子弹。这让连柏生和张大鹏都认识到组建海上武装的重要性。这个流动队还有组织四次渡海侦察、两次遇盗战斗的实战经验。1941年9月，我党在慈北的武装组建了海防中队，开展海上武装斗争。1942年12月，第一次反顽自卫战胜利后，浙东抗日根据地呈现出大发展的良好局势，三北游击司令部决定：在海防中队基础上成立海防大队，直属于司令部，任命张大鹏为大队长，何亦达为教导员兼副大队长（1944年后吕炳奎兼任大队政委）。
从此，在杭州湾海域，张大鹏的名字和“海大”一起，成为抗日力量的一个符号、一面旗帜。
张大鹏就驻扎在慈北古窑浦。独特的地理环境使这个小小的海边村落变得重要起来。在慈北沿海杭州湾东段，古窑浦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远航归来的帆船，只要看到南面的伏龙山和北面的海王山，对准五磊山顶，直航就是古窑浦。这里木帆船可以进出，而敌人兵舰却进不来。在相公殿战斗中结识指挥员林有璋，从此走上革命道路的12岁少年许中惠（后改名肖林），一开始就在古窑浦的“协兴行”工作，回忆起海防大队大队长张大鹏，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起初，部队在古窑浦一带活动时，当地老百姓的态度并不友好，老百姓是被各种武装和海匪渔霸欺负怕了。但不久以后，老百姓就感觉到这是一支好部队，这些带枪的人待人和气，关心老百姓，尊重渔民，重信义，待房东像自家人。慢慢地，群众都亲切地叫这支部队的长官‘大队长’。
“‘海大’刚组建时，出海执行任务的船还是租用的。当时沿海有些船主以出租船只收取租金为生。他们都愿意租船给‘海大’，因为‘海大’租船守信用，不拖欠租金。如果船只受损了，也会合理赔偿或帮助修理。大队长还深察船老大和船工情况，十分体恤船民疾苦，要求指战员把船民当亲兄弟。大队长规定：出海如遇敌人必须迎战时，首先要保护好舵手和船工；要遵守船上的生活习俗，如不准在船头上小便，不准把筷子搁在碗上；等等。每次完成任务回港后，‘海大’都会召开船老大、船工座谈会，听取批评和建议，发给每位船工一袋米、一些蔬菜作为酬劳，另送船老大一斤老白酒，对优秀的船老大还赠送‘龙裤’。‘龙裤’成为船老大身份的象征，船老大得到的不只是荣誉，还有海上生命安全的保障。对于‘海大’的行事作风，船民都发自内心佩服和感激。船老大们表示：只要大队长招呼，我们随叫随到！
“为确保海上通道的畅通，‘海大’与日军炮舰作战，与海上伪税警周旋，交战最多的还是海匪。经过与敌顽和海匪的战斗较量，‘海大’震慑了敌伪顽的嚣张气焰，得到浙东沿海渔民船家的拥护和支持。‘海大’的标志旗，是方形黑底中间一个大大的黄色英文字母‘V’，老百姓觉得旗中间的图案像一只展翅的大鸟，于是就‘大鹏旗’‘大鹏旗’地叫开了。只要‘大鹏旗’在船尾升起，海匪船轻易不敢骚扰。那时候，‘海大’还开辟了海上税收的新途径，用发放‘一旗一照’的方式向过往船只征收通航税，凡交过税的船只发给海防大队的标志旗和盖有张大鹏、何亦达印章的通行证。因为‘海大’收税合理，不重复收，又能保证海上安全，过往船只也都愿意缴税。‘海大’基本控制了从浦东南汇到浙东三北之间辽阔的杭州湾海域。”
海防大队是在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史料显示，“海大”从最初一个海防中队40人左右，逐步扩大到三个中队200多人。在4年多时间里，经历了大小海战30余次，毙敌104人，俘敌40余人，收编顽军第三十二师逃往余上地区的一个连，还收编了一部分海匪。作战的对象，有日军兵舰、汽艇，有伪军哨船，有海匪，也有既是伪军又是海匪的海霸。海防大队在实战中学会了海上作战，越打越能打，打出了气势，打出了威风。4年多时间里，无论是接送南来北往的领导干部和部队指战员、输送军用物资、保障根据地军需物资供应，还是保护正当商人、保卫税收、开辟海上经济来源、配合陆上部队作战，都出色地完成任务。海防大队在险恶的环境条件下，锻炼成为一支锐不可当的特别能战斗的队伍。
海防大队战斗经历中，最应该记住的是1944年8月“血战大鱼山岛”这一战。这一年，盟军在太平洋对日军展开了进攻。为配合盟军行动，我新四军浙东纵队从海防大队抽调部队向海岛进军，以开辟海上游击根据地。海防大队接受任务后，张大鹏大队长和吕炳奎政委决定，选择灰鳖洋的大鱼山岛作为进军的跳板，并决定由副大队长陈铁康率第一中队76人，分乘五艘木帆船于8月20日自古窑浦出发，21日清晨登上大鱼山岛。不料，驻岛伪军向日军告密，25日我部队遭到八倍于我且武器装备精良的日伪军海陆空联合围攻。海防大队的指战员从上午8时许，一直血战到下午3时，浴血拼搏，击退了敌人五六次冲锋，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块砸，甚至扭抱住敌人一起摔下山崖，与敌人同归于尽。这一战共击毙日伪军70余人。后来连日军指挥官佐藤也不得不承认，这是日军陆战队在中国海岛作战中遇到的抵抗最顽强的硬仗。这次战斗中，我海防大队阵亡的43名指战员，个个英勇顽强，威武不屈，大义凛然。血战大鱼山岛后，当年10月11日，延安《解放日报》头版显著位置刊登新华社华中专电，新四军浙东纵队《战斗报》出版了一册《血战大鱼山岛》连环画，《战斗报》的按语写道：“三十七位（按：应是43位）死难的同志，是中国人民的英雄！你们的姓名将和大鱼山岛永远同存，你们的生命将永远活在浙东人民的心里……”后来，有人还把这次威震东海的大鱼山岛血战誉为“海岛狼牙山之战”。
海防大队对浙东根据地建设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谭启龙同志在回忆录中深情地写道：“提到海防大队，我想多写几笔，正是海防大队全体指战员在海上与日伪军、顽军、海匪以及台风、海浪的英勇搏斗，多次出色完成了运送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派到浙东工作的大批干部的任务，并从浦东和苏北运来大量的武器弹药、医疗器械、中西药品、金银货币、收发报机、发电机、文化生活用品等物资。浙东与苏北的交通畅通无阻，使我们很快就建起了报社、医院、修械所、被服厂等后勤设施。”
正如谭政委指出的，杭州湾海上通道除了为浙东根据地运送一批又一批党政、军事、经济、文化干部，还运送了大量重要军需物资。据不完全统计，1941年至1945年的4年多时间里，从杭州湾海上通道共运输炸药500公斤，手榴弹数千颗，发电机、印刷机、织机等数十台，棉花几千公斤，布几千匹，以及大批药品和医疗器械。杭州湾海上通道是保障浙东根据地与浦东、苏北根据地和新四军主力血脉联系的生命线。其持续时间之长，通过的部队人数之多，运送军需物资之丰富、及时，在中国抗战史上是少有的。
古窑浦成为“海大”的港口和驻地，地利之缘是非常重要的。当地文化研究者认为，海防大队选择古窑浦作为主要登陆点，有三个原因：一是航线好，古窑浦是20世纪40年代三北重要的浦口，与浦东、定海等地往来航线近且顺风顺水（顺洋流、潮汐、季风）；二是旁口多，古窑浦东有淞浦，西有高背浦，一旦偏离航道，也可在旁口登陆；三是离山近，航船可以直接进浦运送人员至洪魏、东埠头、宓家埭、鸣鹤场，转而上山去五磊寺、史祥寺等地驻扎。而当地群众的拥护、支持与配合，是更重要的因素，也就是所谓“人和”。
1941年6月18日，浦东武装“五支四大”首战相公殿之后向东南行进，7月下旬即在古窑浦建立了第一个办事处。当时的部队办事处是后来抗日民主政权的雏形，主要开展税收、联络、民运和统战工作。从1941年12月开始，浦东党组织在古窑浦设立了联络站，地点就在虞乾章家（以开店为名），负责人开始为黄河清，后为林有用（林有璋的弟弟）。在办事处领导下，民运干部在古窑浦发动群众，利用三北旧有民间形式成立“弟兄会”，给部队传递消息，生活上提倡戒烟戒酒、禁赌禁嫖。民运同志徐卫平、于静红等在古窑浦办起了农民夜校，虞鸣飞在自己家办起了妇女识字班。以后部队又陆续在太平闸、五洞闸以及海甸戎家、洞桥虞家、龙头场等地建立了办事处。古窑浦一带良好的群众基础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在古窑浦开有一家“协兴行”，就是军民共同营建的为根据地提供物资的中转站。古窑浦村民虞乾章原在家开有一爿小店，销售大米、烟酒等生活物资。“五支四大”来古窑浦后，他目睹这批青年为了抗日奔忙，爱国爱民，就把自家防身用的一支三号木壳枪和一支步枪献给部队。后来，部队决定开设协兴行，以商号名义从浦东、苏北及山东游击区采购物资，经营项目包括医疗器械、药品、收发报机、印刷机、发电机以及钢笔、纸张、进步书籍等文化用品，还有铅皮碗等生活用品，都是部队急需的物资。虞乾章把家里房屋作为协兴行的驻地，让协兴行的负责干部林有用、潘沪生和工作人员许中惠住在他家。他儿子虞人权任协兴行会计，协助办事处主任胡克明收税。协兴行的货站也设在虞家，有时重要物资和医药用品由经理潘泰和从上海押运过来，放在虞家附近一橘园的茅舍内，虞乾章的女儿负责看管，相机转运至四明山等地。虞人权的妻子陈爱娣负责为常驻干部和养病的干部做饭做菜。海防大队大队长张大鹏常住在虞家。“海大”后来有了自己的船，船上的篷帆、绳索、器具时常需要更换修补，为方便就近修船，协兴行便扩大船用商品种类，不仅便于“海大”修船，也方便了周围的船行和船主。协兴行还扩大了大米和酒类的供应，过路货船、渔船也会停靠在古窑浦港口采购。
“红色堡垒村”古窑浦，逐渐成为浙东游击纵队在三北的一个基地。
海上通道和海上门户的开辟，对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发展、壮大发挥了重大作用，也凸显了三北在整个浙东抗日中的地位。浙东区党委在1942年12月15日的一份文件中专门指出：“必须认识三北是我们坚持斗争的中心战略支点，是我党我军向南发展的跳板，是我今后向南发展的重要依托，是控制沿海沿江与甬杭等重要城市的前哨阵地，它有丰富的物资资源供我抗日之用……谁忽视了坚持三北的斗争的意义，谁就会犯错误。”
2007年3月22日，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海上门户”革命历史陈列馆和纪念碑在古窑浦村举行开馆和揭碑仪式，浙江省委原书记薛驹同志和曾战斗在三北根据地的沈宏康、张永祥等老同志参加了仪式。慈北古窑浦村成为宁波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古窑浦革命历史陈列馆里，有一只船模型，它的原型被谭启龙称作“浙东第一船”。这只船模型是2008年3月21日由船主黄矮弟的儿子黄银楼亲手制作并专程送到古窑浦，珍藏于革命历史陈列馆内的。“浙东第一船”的船主黄矮弟，原名黄关根，上海南汇人，他和蒋树楼、沈友初等一起协助中共浦东工委和海防大队，秘密运输部队人员和物资，他的高梢船当时被编为“001号”。
黄矮弟的高梢船，乍看外观与其他木船并无二致，但舱底与众不同：船尾高翘，底舱平而高，中间有隔层，专门用来装载武器装备等物资。这条船吃水深，当年往来于浙东与浦东，为抗日立下功劳。
当时的“浙东第一船”上有几块板、几个插销，黄银楼老人至今仍记得清清楚楚，因为当年，每次接到重要任务，总是由父亲黄矮弟、哥哥黄顺楼驾船，黄银楼负责检查船体、船舱。黄银楼老人对古窑浦村叶书记说：“到现在，船上的每一颗钉、每一枚插销，我都了如指掌。”
陈列馆里有一张老旧的八仙桌，几把破旧的木椅。村里的陈长根老人，当过兵，教过书，退休后做了陈列馆的义务解说员，他告诉我们，张大鹏当年就是伏在这张木桌上，写成了《海防大队之歌》。陈长根老人还给我们看了一份《海防大队之歌》歌谱，是1992年古窑浦之行结束回青岛后，应老战友的邀请，张大鹏同志特意抄录寄来的。歌谱下方有几行说明：该歌原名“海上船夫曲”；演唱全曲体现如船航行由远到近又渐远的气氛，掌握音量；唱第二遍也可从头开始。歌谱下方，端端正正写着：1943年春写于慈溪古窑浦。
我的心里一直有一个疑问，张大鹏大队长不但能打仗，让杭州湾一带的船民一听说他的名字都佩服得很，而且会写词作曲，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有着怎样传奇的经历呢？
在古窑浦革命历史陈列馆里，我终于见到了张大鹏的照片。第一张是他的单人照，可能是学生时代照的，英姿勃发，眉宇间透出灵秀和果敢。第二张是他与妻子李时韵的合影，更生动些，他妻子那时也在古窑浦做民运工作。
过后几天，我在一位红色历史研究者家中看到《海防大队之歌——新四军浙东纵队海防大队史实》一书，是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于2013年11月编的。书中有张大鹏女儿张如曼怀念父亲的文字，让我对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有了更丰富立体的了解。
父亲16岁投身革命。他从小就爱琢磨乐器，会拉二胡，纯属无师自通，也许这就是天分。1938年1月，他参加了中共江苏省委派党员蔡辉组建的“浦东抗日救国宣传团”。为使更多的农民受到抗战教育，宣传团派父亲和他的同伴去农村宣传。他俩一人背着一把二胡，一人手握一块唱“浦东说书”的竹板，自编、自导、自演，用说唱、小调等传统文艺形式宣传全民抗日。
父亲生前珍藏着两件乐器，一把战争年代留下来的京胡和一把能演奏出乐曲的钢锯。小时候看到父亲从略带灰尘的琴套里取出京胡，紧一紧琴弦，调一下音，再用松香在弓上擦几下，然后熟练地拉一小段“西皮倒板”。这时，母亲会跟着父亲的琴声唱起《渔光曲》《大刀进行曲》《延安颂》，以及父亲自己写的《海防大队之歌》。此时，他们都沉浸在深沉的怀念和激情中。我从小会唱《海防大队之歌》，每当“呼呼怒吼的风啊……”的旋律响起，父亲指导我们唱这首歌的情景就浮现在眼前：用中速，要坚毅、沉着，演唱时注意控制音量，要唱出船在海上大风浪中航行的感觉，体现由远到近，再渐渐远去的意境……
父亲学历不高，创作歌曲是得益于工作实践和深厚的生活基础。当年，父亲在浙东古窑浦完成了《海防大队之歌》的创作，就在“海大”驻地军民中教唱，浙东的老前辈回忆说：“当时，大队长拉二胡，你妈妈负责教唱，歌词好记，旋律好听，战士们学得很快。后来就在浙东根据地传唱开来了。”前几年我们回浙东，许多经历过战火的老前辈还能和我们一起有板有眼地唱这首歌。
父母的演唱合作要追溯到1939年。那年春节，部队与驻地老百姓一起联欢，节目中有一个街头短剧叫《放下你的鞭子》，剧中拉二胡的老汉和扎辫子的小姑娘，就是我的父亲和母亲扮演的。那时候父亲刚入党，担任区队附兼文化教员，母亲是刚到浦东的上海学生，随部队做宣传工作。那次同台演出是他们的第一次合作。
张大鹏1945年北撤后任华中军区海防纵队第二大队大队长，1949年3月任华中海防纵队汽艇大队大队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东海舰队工程部计划处处长，后在北海舰队后勤部副部长任上离休，1994年72岁时因心脏病离开人世。张大鹏留给这个世界的，永远是那洋溢着勇武、机智、果敢的青春的脸庞，还有他谱写的那首歌。
当然，在杭州湾海上通道最重大、最壮观的一次行动，是1945年的浙东游击纵队北撤。1945年9月20日，中共华中局转发中共中央当日发布的关于浙东、苏南、皖南部队北撤的电令。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15000余人，挥泪告别浙东，于9月底至10月上旬分三路乘坐300多艘渔船，从慈北古窑浦至姚北临山一线，横渡杭州湾北撤。海防大队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全体北撤部队的运送任务。当时时间紧迫，急需大批船只。大队长张大鹏、政委吕炳奎率领大队干部分头向民众征集船只。凭借着几年来与沿海各地群众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很快征集到近300条船。当时没有先进的通信工具，况且船只都分散在海上，船老大们都是听到“大队长有急事情叫你们去”的口信后，便船船相传，义无反顾地驶向古窑浦和梅园丘一线，以龙山、胜山、临山、华盖山作灯标，以最快速度集结。人民的木帆船载着子弟兵奔赴新的战场。当大军全部渡过长江抵达苏北后，海防大队全体人员断后撤离。当他们乘坐8艘大船，历经险难冲破封锁，最后到达苏北时，受到了谭启龙政委、何克希司令的褒奖。随着斗争形势变化，北撤到苏北的海防大队奉命编入华中海防纵队，编为第二大队。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在江苏泰县白马庙正式成立，海防纵队即编为华东海军第一纵队。从此，这支曾经在抗日战争中坚持海上斗争的人民武装，编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行列。
2005年8月，宁波市和舟山市的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组织开展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活动，海防大队老战士、大鱼山岛战斗幸存者李金根与部分新四军老同志及他们的下一代，走访了海防大队驻地旧址古窑浦，登上大鱼山岛，追忆那场气壮山河的战斗，缅怀壮烈牺牲的43位烈士。宁波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合唱团在大鱼山岛革命烈士纪念碑前，激情唱响《海防大队之歌》，豪迈的旋律在海天之间久久回响。
呼呼怒吼的风啊！白浪滔滔的海啊！
漂泊在海上的船啊！都有我们同志在啊！
海上的英雄打鬼子啊，鱼儿鱼儿安心吧！
嗨哟！呼！嗨哟！呼！嗨哟！呼！嗨哟！
拉起那锚儿，扯起那篷，
把准那舵儿，乘着那风，
枪口瞄准，追击敌踪，追击敌踪，
嗨哟！呼！嗨哟！呼！嗨哟！呼！嗨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