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山寺 根据地的文化建设
办报办刊物，演文艺节目，引导舆论，发动民众，这一条战线一样生机勃勃……
“责问阎罗，鲁迅仅之一门，为什么提早二年召请我师谈艺事；金刚之士，堪称德智楷模，应留他健过百岁让文坛心态平衡。”这是一对挽联，悬于杭州殡仪馆告别大厅的入口处。熟悉中国文坛的人都知道，挽联悼念的是我国现代著名翻译家、编辑、作家和职业革命工作者，也是20世纪末中国仅存的鲁迅直接领导下从事新文化运动，被誉为鲁迅学生和战友的新文化战士，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黄源。
这是作家陈富强先生发表于《浙江电力报》上的一篇文章《鲁迅弟子黄源走了》的开头一段。这段文字就好像元杂剧里的定场诗一样，开宗明义，交代了所述对象的身份和来历，以及这个对象的个性和特质。在随后的段落里，作者回顾了黄源遗体告别仪式的场景以及他与鲁迅先生、陈毅元帅的交集，所选事例细节抓得极好，特别能彰显一个人的品性，让人读过之后，深受感动。细说起来，我能够觅得这篇文章，纯属偶然。
2021年五六月间，我因为写作一篇人物传记，需要查找1994年至2004年间浙江电力发展的相关资料，而资料是从档案室里借来的，按规定不能带出杭州，便利用周末时间在省城蹲了两天，把那厚厚的11本A3纸大小的报纸合集全都翻了一遍。报纸里有新闻，也有副刊，其中一张报纸的副刊上就刊有这篇跟黄源有关的文章。说来也巧，彼时，我正准备写一篇关于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文化建设的稿子，而黄源正是其中不得不提的人物。
因时间匆忙，我未及细看，只用手机拍了一张照片存档，回来之后又忙于种种琐事未曾将之打开，闲下来时偶然翻看，竟有种“意外之喜”。借助作者的描述，我对黄源其人其事有了些微的了解。
黄源笔力健劲，文名甚雄，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他追随鲁迅、茅盾等人，投身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也由此开启了自己的文学人生之路。因为英语基础扎实，他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曾为上海新生命书局编辑“世界新文艺名著译丛”，1933年进入由茅盾、郁达夫等人任编委的《文学》杂志社担任编校，1934年下半年起又在鲁迅直接领导下编辑《译文》月刊，后来更从鲁迅手中接过主编要务，一时间，誉满文坛。鲁迅在给徐懋庸的公开信中提到黄源，毫不吝啬自己的溢美之词，他说：“至于黄源，我以为是一个向上的认真的译述者。”鲁迅向以直言不讳、文笔犀利著称，能得到他如此褒扬显然是不容易的。
黄源身上承继了鲁迅的“硬骨头”和革命精神。1937年日军进攻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中国军民奋起反抗。在弥漫的战火硝烟中，由上海文学社、中流社、文丛社、译文社联合创办的《呐喊》周刊大声疾呼：“四社同仁当此非常时期，思竭绵薄，为我前方忠勇之将士，后方义愤之民众，奋其秃笔，呐喊助威。”声声不屈的呐喊中，亦有黄源的呼吁。
那段非常时期，包括黄源在内的许多作家尽写稿义务，不取稿酬，只为在全民抗战的时代里让这个反映抗战的刊物能够存活下去，以鼓舞更多民众的士气，唤醒更多人支持抗战的决心。一如茅盾所说：“在抗日战争中，文艺战线也是一条重要战线。我们的武器就是手中的笔，我们要用它来描绘抗日战士的英姿，用它来喊出四万万同胞保卫国土的决心，也用它来揭露汉奸、亲日派的丑恶嘴脸。但我们的工作岗位将不再在亭子间，而是在前线、慰劳队、流动剧团、工厂等等。总之，我们要趁这大时代的洪流，把文艺工作深入到大众中去，提高大众的抗战觉悟，开创出一个抗战文艺的新局面来。”
其间，因父亲病重，黄源匆匆返回海盐老家。在《海盐报》记者“炮声响了，你该对乡人说些话”的提醒下，他写下了《炮声响了——告警中敬告全邑同胞》《赴火线去——临别给亲友家庭》等文章，号召家乡人民行动起来，支持抗战，勇毅前行。
随后，怀藏一腔热血的黄源以战地记者的身份，辗转于鄂、湘、桂等多个省份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眼看山河破碎，百姓流离，他毅然投笔从戎，于次年在皖南参加新四军，任军部文委委员兼驻会秘书，主管文学创作和编辑出版工作，负责编辑以“抗敌”为名的一报一刊的文艺栏目，还策划主编了报告文学集《新四军一日》。由于表现突出，工作成绩显著，第二年，经冯定等人介绍，黄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也是在那一年，黄源认识了除鲁迅以外对他影响最深的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陈毅，两个人一见如故。1939年的年初，陈毅因为腿部受伤，以一头黑驴代步，和黄源一起走过了大半个茅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搜集新四军官兵的战斗故事，想让文艺创作更好地为战士们服务。一路上，他们无所不谈。行进途中，有时住破庙，有时住百姓家，两人不以为苦，经常抵足而眠，对谈到深夜。陈毅同黄源讲他的童年，讲他的留学经历，也讲他在中央苏区的工作，他那风趣的言谈，以及身上那种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深深地影响了黄源。
两人再次见面已是在皖南事变之后。1941年1月12日傍晚，新四军防守的石井坑制高点被敌军突破，黄源与叶挺、项英等军部首长走散。这次事变，新四军经过七昼夜血战，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除傅秋涛等率领少数人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事后，军长叶挺亲赴国民党第一〇八师师部谈判，遭到扣押，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皆遇难。叶挺被捕后，以为黄源也“阵亡”了，在秘密带给周恩来的一张纸条里写道：“被围时已不见黄源，大概是阵亡了。”后来在狱中写《囚语》时，他再次提到黄源：“闻黄源亦死于此次皖南惨变，在阵中头部受弹伤，立即殒命。黄君本为国新社记者，到皖南军中后参加军中工作，为印刷所副所长。工作努力，成绩也甚好。在此次惨变中饱受奔波饥饿之苦，形容憔悴，又不免一死，痛哉！”消息传出之后，早年曾与黄源一同访问新四军的石西民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忆黄源》的悼念文章，称“一个不幸噩耗终于得到证实，鲁迅先生的高足、《译文》杂志主编者黄源先生是死了”。其实，黄源并未阵亡，他突围出来后，几经周折到了上海，通过许广平和新四军办事处取得联系，赶到了苏北根据地，大家这才知道黄源还活着。陈毅见到黄源时，颇感意外，继而发出他那特有的爽朗笑声，幽默地说：“我们都以为你已经尽忠报国了哩，没想到还能见到你这个大活人！”为了祝贺黄源“死而复生”，他还特地送了黄源一盒上等的雪茄烟。感受着众人的牵挂，念及皖南事变中的牺牲者，黄源不免感慨动容。
见到黄源平安归来，时任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决定委派他担任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教导主任，不久，黄源又担任了华中局调查委员会委员兼秘书、华中局机关报《江淮报》副总编辑等职务，对活跃抗战文化氛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42年12月，新四军军部撤离苏北盐阜转移到淮南，黄源与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结缘便由此而始。
1943年的春天，黄源接到华中局调令，一路辗转向南，从苏北根据地行至浙东，来到了四明山一个叫袁马的小村庄。他此来，将担任浙东行署文教处处长，负责根据地文化教育相关的工作。
来之前，黄源已经从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领导的口中得知浙东抗战的形势，对此他踌躇满志，想以文化之力为革命的“星星之火”烧成“燎原之势”添上一把东风。
抵达之后仅仅过了数月，黄源就在这片新的战场觅得了灵感。某日，嵊县来的“高升舞台”在袁马演出绍兴文戏，山中忽降大雨，看戏的观众全都被淋成了落汤鸡，纷纷四散而去，可是等到天空放晴以后，锣一敲，鼓一打，老百姓又马上提着板凳、椅子从四面八方聚拢来。虽然台上演的都是一些传统戏目，甚至还有些粗糙，但台下的观众看得津津有味，注意力皆被吸引了去，全然不顾此时地上的草还是湿的，泥坑里还有积水。
这件事情给黄源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黄源生于浙江海盐，对绍兴文戏自是不会陌生。因绍兴文戏的伴奏常用笃鼓和檀板，发出“的笃”“的笃”的声音，在乡间，老百姓形象地管这些戏班子叫“的笃班”，而的笃班带来的戏自然而然也就成了“的笃戏”。但在此以前，他不曾料到这样一个小小的戏曲剧种对老百姓竟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大到锣鼓声一响，比召集开会的号令还管用。那么，是不是可以借助戏班、戏文的影响力对群众展开抗日救亡的宣传呢？一个计划在黄源心中悄然形成。
黄源将自己的想法同浙东区党委的领导进行了汇报，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有一天上午，区党委宣传部部长顾德欢将一个人带到黄源面前，介绍他们认识。来人叫周丹虹，是嵊县人，抗战爆发后，曾在家乡组织剧团，从事救亡活动，后来虽因参加抗战离开嵊县，但和那里的一些戏班子仍然保持着联系。当黄源将自己的想法说与他听时，周丹虹连连点头，表示认同。
这次会面的直接结果便是促成了浙东社会教育工作队的诞生。几天之后，由周丹虹任党支部书记兼指导员、高岗（韩秉三）任队长的社会教育工作队正式宣告成立。
其间，周丹虹还返回故乡嵊县，找到自己熟悉的几个“的笃班”，约见了许多不同年龄、不同角色的演员，同他们表达了想要在根据地组建戏班的意愿，并对他们晓以大义。在他的动员下，曾经名动申江的竺芳森及金桂芳、钱天红、邢菊香等知名艺人全都来到了根据地。他们的到来，为社教队即将推行的戏剧改革提供了专业队伍的支撑。
社教队成立以后，为了剔除旧时戏文里的封建迷信、情色糟粕，使其为抗日救亡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他们从内容、形式和导演手法等多个角度入手，对“的笃戏”进行了改革，创作了《桥头烽火》《义薄云天》《龙溪风云》《大义灭亲》《生死路》《血钟记》《儿女英雄》《陈晓云》《竹岙血案》《保卫秋收》等一大批新剧目。由于这些新剧目都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而成，是发生在群众身边的真实故事，因而在根据地久演不衰。譬如周丹虹根据烈士李敏的事迹创作而成的《义薄云天》公演时，看戏的战士和群众全都泣不成声，齐声高喊“为李敏同志报仇”。
很多年以后，黄源在接受访谈时提到这些往事，依然感觉这一切还历历在目，他说：“我们的剧团不演旧戏，只演新戏，进行社会教育，所以在我们根据地里是非常活跃的，宣传工作也更加生动了。当时，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已经传达到我们这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大家更有信心了。我们剧团最大的特点，是自编自演一些反映抗战的戏，而且是男女合演。剧团在过年演出时，来看戏的群众很多，场面很热闹。在抗日战争后期，这个剧团一直扎根在浙东根据地里，它是动员全民抗战的主要宣传工具。”
受戏文里的内容和演员的表演影响，抗日救亡的思潮在根据地群众心中不断扎根、蔓延，不少青年农民看了演出之后，纷纷报名参军，为“的笃戏”的宣传力量做了最完美的注解。
当然，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抗日宣传的形式并不是只有“的笃戏”一种，像历史剧《风波亭》《荆轲刺秦王》、话剧《莒城起义》、歌剧《大战东埠头》、哑剧《拥抱民主政府》《反抢粮》、活报剧《坎墩战斗》等，俱在根据地民众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起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余外，根据地文艺工作者在曲艺、美术、音乐、木刻、文学方面也都做了许多尝试。这些文化活动形式生动活泼，内容丰富多彩，使根据地的新文艺运动呈现出生气蓬勃的景象，在浙东抗战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放眼浙东大地，能够彰显文化力量的不只有文艺，还有新闻。整个抗战时期，要说浙东地区最有名的两份报纸，非《新浙东报》和《战斗报》莫属，它们发出的千钧力，对当时浙东根据地的“玉宇澄清”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新浙东报》的前身是《时事简讯》。早在1942年8月，黄源还未来到浙东之时，浙东区党委机关报《时事简讯》就已经创刊了。它的创刊地是那个始建于五代梁开平初年的洞山寺。洞山寺位于掌起镇任佳溪的东南方向，因寺旁旧有“将军山洞”胜迹，宋时又名“幽栖洞山”，明代学者华颜来此讲学，更留下“白云封古洞，明月照空山”的佳句。寺庙所立之地，环境清幽，极适合隐蔽。打从浙东区党委宣传部来到这里以后，他们便有了以洞山寺为场地创办浙东抗日根据地第一份红色报纸的念头。
其实，《时事简讯》创刊之前，浙东地区关于抗战新闻宣传的工作便已起步。为了粉碎敌人的新闻封锁，浙东区党委建立了新闻电台，用以收听党中央的声音。这些声音被抄录成文字，以电讯稿之名送抵各部队领导的案头。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出于“扩大我党我军影响”“团结、争取和教育浙东敌后各阶层人民”等需要，《时事简讯》和时事简讯社应运而生。
创刊之初，《时事简讯》延续电讯稿的风格，主要以转载延安《解放日报》文章和新华社电讯、社论为主，把党中央最新的指示精神刊登在报纸上，传播给浙东地区的指战员和广大群众，鼓舞军民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决心。后来，为了让这份报纸更加接地气，增加可读性和对地方群众的吸引力，时事简讯社实施了20世纪40年代新闻宣传的“走转改”，把浙东根据地的抗战新闻纳入报道范畴，使之“做到地方化，做到真正接近浙东广大人民与各党派，成为我党对外的一个言论机关”。
《时事简讯》宛如一面鲜红的旗帜，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在日伪军频繁的“扫荡”中屹立不倒。一份份报纸在这里印刷而成，洞山寺馥郁的檀香里多了一股悠悠的墨香，它们以洞山寺为起点，将抗日的消息传向四面八方。如果将《时事简讯》比作一样物件，它就好像一座桥梁或是一扇窗口。登上这座桥，远方的人们可以了解浙东发生的事情；通过这扇窗，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也能看到外面的世界。
《时事简讯》的发行对象除根据地的部队和各县、区、乡等地方组织外，也有学校。有着“革命熔炉”之称的凤湖中学的老师就经常利用《时事简讯》中的报道材料对学生进行宣传教育，让学生了解时事动向，引导他们加入抗日爱国的行动。可以说，许多凤中师生后来选择走上革命道路，《时事简讯》也起到了一定的助推作用。
1944年4月13日，浙东区党委做出出版《新浙东报》与加强报纸工作的决定，由谭启龙、何克希、张文碧、顾德欢、江岚5人组成党报委员会，谭启龙为主任，顾德欢任社长。至此，《时事简讯》作为一个熠熠生辉的名词退出历史舞台，它的光荣使命由《新浙东报》接替。《新浙东报》的名字里之所以有一个“新”字，是因为1943年的时候浙东地区已有一份《浙东报》。从某种角度来说，《新浙东报》既是《时事简讯》的升级版，也是当时最能代表浙东抗日根据地形象且影响最大的报纸。
《新浙东报》先后辟有《新时期》《浙东妇女》《新文教》《新地副刊》等专栏，四开版面，每周出2期，到9月改为每周3期，遇有重要新闻时，版面扩增至6版或8版。它的通讯员队伍是很庞大的，为了加强抗战宣传，浙东区党委“特指定各地委县委秘书、宣传部长、各支队宣教股长、督学、文教教导员，凡为党员者，均为《新浙东报》之当然通讯员，但所写成文章通讯新闻均（须）经该负责首长之审阅”。从创刊到休刊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它将“喉舌”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不仅大大鼓舞了整个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士和人民的士气，也使敌伪大为震惊，成为“浙东每一个抗日战士与敌人搏斗的一件不可缺少的重要武器”。
与《新浙东报》齐名的《战斗报》创刊于1943年8月，它是三北游击司令部政治部的机关报，由何克希亲自题写报头。因报上所载新闻篇幅短小，内容生动活泼，针对性强，深受指战员的欢迎。虽然受限于技术，《战斗报》的印刷版式并不精美，但是大家甘之如饴。
借助这方平台，无论是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还是指战员、工作人员的教育，又或是战斗经验的交流，全都有了附依。尤其报纸上刊登的大量反映浙东军民战斗生活、生产、学习情况的稿子，“使地方上的党员同志们对党的部队有了更加亲密更加深刻的认识”。认识深了，信念自然也就变得更加坚定了。
1943年11月，浙东第二次反顽自卫战爆发，由于油印设备在转移中不慎丢失，《战斗报》被迫停刊。其后，三北游击司令部政治部虽有心复刊，但频繁的战斗一次次地让这个想法化为泡影。12月，三北游击司令部正式亮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的番号，部队士气大振，纵队首长再次提出《战斗报》尽快复刊的要求。1944年1月，张文碧将丁柯调至《战斗报》担任主编，并对其谆谆相嘱：“一份报纸就是一面红旗，当年三年游击战争中再困难，红旗也不倒。今后，《战斗报》就交给你了。”这时，谭启龙也走过来说：“不要小看一份报纸，办好了比十挺机枪还管用。”
谭启龙与张文碧的嘱托让丁柯感受到了自己身上的担子之重，他将满腔热血化作工作动力，为《战斗报》的复刊做准备。但在敌人的不断袭扰下，部队不断转移，复刊工作只能一再延后。直至纵队主力转移至三北后，党政军首脑机关进驻洪魏，《战斗报》的复刊才提上日程。1944年3月21日是二十四节气里的春分。春分之日，正是问耕之时，《战斗报》这块土地上的耕作在调整和充实了编辑力量之后，也于此时启幕。
从梁弄的横坎头村到掌起的洪魏村，与浙东军民别离了小半年之久的《战斗报》再次回到人们的视野。这一场重逢，从洪魏的洪家大夫第一路延伸至广大指战员的休整之地。它所发出的声音，给了众人以深深的鼓舞。复刊第54天，谭启龙题写下“党报是我们的教科书”几个大字，对《战斗报》的功能与意义做了极为精炼且恰当的形容。
紧跟着，随着抗战局势的变化，《战斗半月刊》《东南文化》《大众报》《团结》《战斗画报》《做学写》……一种种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在浙东大地上冒了出来。
报纸也好，杂志也好，除了稿子的撰写、编辑与排版，少不得还有印刷、发行的过程，只有全部的流程都闭了环，才能从编者手中抵达读者身边。
《时事简讯》和《战斗报》刚创立的时候，发行工作主要交由各交通站负责，后来随着发行量的增加，又在四明山杜徐岙附近设立了书报发行总部，在三北和梁弄等地设立了书报发行分部和书店门市部，与当地交通站密切配合，共同完成发行任务。到1944年9月，原来的出版发行体制和网络渐渐难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专门从事报刊书籍的发行和经销业务的浙东书局由此诞生。后为纪念因病去世的邹韬奋先生，浙东书局改名“韬奋书店”。
关于浙东韬奋书店，曾经担任书店财会股股长的鲁明有一篇口述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鲁明讲述了自己在哥哥的指引下，和三个要求进步的年轻人从温岭老家跋山涉水400多公里到达梁弄，在韬奋书店学习、成长的故事。当然，文章的重心是韬奋书店在革命年代所扮演和担当的重要角色。里面的故事离奇曲折。譬如面对随时都有敌人前来袭击的可能，书店工作人员工作和睡觉都不得安生，有时一个晚上要换几个地方；譬如为了保存图书，他们依靠当地群众在山岙或竹林中将书籍伪装成草夹棺材，盖上稻草；譬如才十几岁大的通信员每天越过敌人的封锁线，把报纸送达各部队驻地和根据地各个地方；譬如两名发行部女同志为掩护书报遭伪军抓捕，经地下党营救后又成功打入敌伪内部搜集情报……这些故事，让人看了不由得热血沸腾。
关于韬奋书店，有一个投递日文版《解放周报》到敌区的故事很值得一说。
1939年11月，受中国共产党政策感召的杉本一夫在山西发起建立华北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后与其他在华日本人早期的反战团体合并为在华日人反战同盟。他们通过阵前喊话、散发传单、张贴和书写标语以及寄送慰问信和慰问袋等形式，向日军开展政治宣传攻势，在瓦解敌军、削弱其战斗意志等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1945年1月，浙东区党委发动投诚和被俘的日军人员组成了日本反战同盟浙东支部，创办了一份日文刊物——《解放周报》。这份报纸由日本反战同盟浙东支部成员吉永寿成、栗原、田中等任翻译，黄源、楼适夷等人负责编写，其宗旨是向日本军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政策，通过对国际形势进行分析，敦促日本军人反对侵华战争，投递的对象则是盘踞在宁波、余姚等地的日本官兵。从结果来看，它的每一次成功投递，在日军官兵中间引起的震荡不亚于一个深水炸弹。1945年2月8日下午，一群日军正在宁波开明街的光明大戏院看电影，就因为身边突然出现大量的《解放周报》，引发了一阵骚乱和恐慌。
《解放周报》采用多种渠道发行，有一些由书店直接邮寄，有一些由城工部转递，有一些由联络站人员化装后进城分发，也有一些则由发行部直接派人去送。韬奋书店一名叫黄流思的发行员就经常带着这份日文报纸混进余姚城。有一次，他照例进了城。等到黄昏时分，他悄悄地走到日本宪兵队驻地门外的墙角处，将报纸投进院内，自己迅速转过墙角，打算避开岗哨视线，从小路脱身。这一招，他曾经用过多次，且屡试不爽，从未被发现。本以为这一回也不会例外，谁知刚转弯，突然从哪里伸出来一只大手，把他给揪住了，并将他拖到了100多米远的一间屋子里。黄流思还在发愣间，那个抓他的日本兵一边摇手一边捂住他的嘴巴，让他不要声张，也不要咬人，见黄流思点头答应，他用手势配合蹩脚的中文说道：“这个（指了指报纸）……不要（作抛投状）……那边（比了比大拇指）……要死啦死啦滴（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这里（比了比小指头）……要（做了个接东西的动作）。”虽然那个日本兵比画得很吃力，不过黄流思看明白了，那个日本兵的意思是，自己刚才投报纸的地方离他们长官的住所很近，看见了会被杀头，但是这份报纸他们这些小兵爱看，以后可以把报纸送到这个房间里来。黄流思点了点头，那个日兵见他懂了，便开门放他离开。自此以后，《解放周报》又多了一群固定的读者，对瓦解敌人士气，使他们认清日本军方发动这场战争的侵略本质起到积极作用。
也正如此，人们在给这一时期浙东的文化建设工作做盘点时，称韬奋书店在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分化敌人等方面做出了极大贡献。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伟大的中国人民经过多年苦战，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消息传出，浙东大地到处飞扬着歌唱胜利的歌声。然而，过不多久，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为维护其独裁统治，动作频频，试图发动新的大规模内战以消灭人民革命力量，危机随之而来，如阴霾笼罩。
1945年9月底，局势需要战略转移，浙东纵队奉命北撤，印刷厂的同志印完最后一期刊有《忍痛告别浙东父老兄弟姊妹书》一文的《新浙东报》后，将撤离浙东四明山。浙东韬奋书店这个浙东区党委领导下建立起来的，专门开辟出版发行事业的机构，在浙东根据地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为抗日根据地的军民提供了精神食粮的书店，在根据地人民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余姚梁弄镇的老人们提起当年的韬奋书店还激动不已。浙东韬奋书店的光荣使命就此结束，留给我们的将是永远的怀念与深刻的记忆！
那天，读完鲁明口述、明达整理的《关于浙东韬奋书店的青春记忆》，我忽然有种迫切的愿望，想去韬奋书店看上一看，虽然那个地方多年以前我曾经去过，虽然如今那里已只剩得一栋后来翻建的仿古建筑——却不妨碍我对故地重游的渴望。
说来当真奇怪，自从起了这个心思，每到周末天就下雨，好似故意不让我去似的，又好似在考验我的诚心。从三北到四明路程不算太近，雨天出行多有不便，故而我一直想等待一个天晴的周末去往那里，然而过了好几个星期，天空始终不见放晴。心中的想念甚是迫切，于是，也不管它屋外风多猛雨多大，我出门了。
那一天，我冒着风雨从浒山一路开车至梁弄，跑了将近50公里。站在韬奋书店的门前，想象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我们的前辈怎样在艰难的环境下与敌周旋，冒着生命危险，克服重重困难，把一份份精神食粮送到军民手中，把一把把投枪匕首掷向敌人胸膛，一股敬意自我心中油然而生，仿佛看见无畏的战士在那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浴血拼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