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家大屋 三北民主人士与抗日大业
民主人士毛契农被称为“浙东李鼎铭”，朱祖燮、虞在璋、虞家芝、叶志康……他们是浙东抗日不可或缺的力量。
他生于1881年，与鲁迅同岁；他早年经秋瑾介绍参与同盟会工作，后成为同盟会正式会员；他是“文”商，担任过上海商务印书馆在全国多个分馆的经理；他又是“武”官，长期担任部队的军需官，北洋政府特授其陆军少将、中将衔；他52岁辞却公职，斋戒皈佛，在民族大义面前却毫不含糊，与中共浙东根据地领导人引为知己，并以行动支持浙东抗日武装；他1945年当选浙东革命根据地临时参议会参议员，被称为“浙东李鼎铭”。
他就是毛契农先生。
夏日里的毛家大屋“济美堂”界石前，大屋现在的居住者和左邻右舍都围拢来，向前来寻访的我们介绍这位传奇人物。虽然未曾亲见他们心中的这位大人物，但说起他的名字，大家就像说起自己家的一位长辈，语气亲切而又骄傲。
毛家老屋原来是一大片的房子，有二十来间。“都是高平屋，没有一栋楼房。按毛家的实力，完全造得起楼房，据说是因为一造楼房就着火，后来就只盖平屋了。现在有几栋二层楼房，都是后来住进来的人家翻造的。”大妈大伯们争先恐后地告诉我们。
“哪几间房子做过浙东游击队的被服厂？敌人来搜查时，紧急转移布匹、缝纫机的后门在哪里？”
“我带你们去看！”毛三斢村的罗书记急着招呼我们，一行人冒着雨走进一条窄巷。
现在的这条窄巷，当年是一条河，与通海的大河（毛家江）相连。这样，毛家大屋东、北、西三面皆临河。而紧急转移物资的后门，就对着北面的河，河埠头停泊的舢板船，被几株柳树遮掩着。
院落后门半开着，门板外包着的铁皮大部分已经脱落，顶部残存的部分锈迹斑斑，生了锈的铆钉像一只只黑洞洞的眼睛。两条固定木门板的铁条张着手臂，深深地嵌入木头里，已经和木门板的木纹路长成了一体。大门的础石依旧坚实，无声地承载着这院落的围墙。
毛三斢村毛家祠堂就在村文化礼堂旁边，进门就是毛契农先生的大照片，比我们先前看到的留着长胡须的那张更精神。这里有毛契农先生的生平简介。
毛契农，名希蒙，字鉴莹，号契农，以号行，1881年出生于余姚县三管乡毛三斢（今属慈溪市桥头镇）。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先后任综合器械馆会计、太原及长沙分馆副经理，并捐得同知衔。宣统元年（1909）加入同盟会，不久入南京讲武学堂学习。民国元年（1912）出任江苏省都督府少校属官，后改任陆军第三师副官处长兼军需处长。民国二年（1913）返商务印书馆，出任常德、长沙、贵阳、潮州分馆经理。民国十四年（1925）复入军界，北洋政府特授其陆军少将、中将衔。民国二十二年（1933）辞归故里，此后斋戒皈佛，法名慧月，号寂月居士。
抗日战争时期，积极拥护中共抗日政策，为浙东游击纵队筹办弹药，协助推动减租减息，并在家中为浙东游击队开设被服厂。
1945年当选浙东革命根据地临时参议会参议员。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土地改革委员会委员、浙江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1954年9月15日病逝，终年74岁。
时针拨回到1943年。
全民族抗战开始，中国共产党高举团结抗日的旗帜，在全国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全党有了能够驾驭复杂局面的成熟的领导核心，在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上也积累了丰富经验。浙东抗日根据地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学习借鉴华北、苏中抗日根据地建设经验，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浙东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执行。
1943年1月，中共三北地委书记王仲良来到三管毛家访问。王仲良还是三北游击司令部总办事处的主任，这个总办事处在浙东临时行政委员会成立之前代行政权职能。关于这次会面，两位当事人的后代，王幼云（王仲良之子）和毛之价（毛契农之子）都有文字记述。
当时，浙东抗日武装取得了第一次反顽自卫战胜利，三北地区政治局势日趋稳定，王仲良在姚山区伍家板桥天主堂刚刚主持召开了姚山、姚东两区统战对象参加的报告会。会议一结束，他就赶到三管毛家造访。
年过花甲的毛契农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一开始对小他近20岁的王仲良并不热情。刚进毛家时，毛契农腰板笔挺，一脸正色，这让王仲良的两个警卫员有些紧张。但王仲良不慌不忙，先借着一层亲戚关系，与毛契农拉起家常。
当时三管一带，东面观城、西面浒山都有日伪军据点，附近还有国民党税警部队活动，当毛契农得知王仲良从姚山区的伍家板桥冒着危险过来拜访他时，内心已为其诚意所感动。后来，二人谈兴渐起，越谈越投机。王仲良适时亮明自己的身份，从团结抗日、减租减息讲到民主政权等话题。毛契农默默地听着，不时点头。
毛契农人生阅历丰富，经历过各个历史时期的风云变幻，深知日军入侵给国家和民众带来的苦难。如今，眼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三五支队以宓家埭、鸣鹤场一带为中心，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伪军，组织农民协会和民兵队伍，实行减租减息，他从心底里感到佩服。
这次充满诚意的造访，加深了毛契农对中共抗日主张的了解，也对日后他支持共产党抗战起到了关键作用。
之后，共产党的领导人多次与毛契农先生会面。比较重要的有两次，一次是新四军军部张凯部长来访，一次是谭启龙书记与毛契农先生的彻夜长谈。
1943年春，毛契农在家中接待了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张凯。张凯部长是代军长陈毅到浙东视察工作的，在安排三北上层统战对象会面时，王仲良书记向张凯部长提及了毛契农。毛的特殊经历和身份，让张部长有些犹豫，听了王仲良一番介绍后疑虑顿消。张凯在王仲良陪同下来到毛家，毛契农先生亲自出门迎接。在张部长谈及推动三北地区抗日根据地建设时，毛契农先生当场表示“愿尽绵薄之力”。
1944年初夏的一个夜晚，浙东区党委书记、浙东游击纵队政委谭启龙登门拜访毛契农。当时，门房报，有个自称“王仲良介绍过来的老板”的人来访。毛契农马上安排到书房相见。
来客自我介绍说：“毛先生，我是谭启龙。”说着，拿起书桌上的毛笔，蘸了蘸砚台里的墨，在纸上写了自己的姓名。
“哦，您就是谭政委呀！宝德（王仲良原名王宝德）常说起您，欢迎欢迎！”毛契农连忙请谭启龙入座，“您是来参加明天会议的吧，怎么提前来啦？”
当时，王仲良事先与毛契农商定，要借毛家的房子给谭启龙等10余人开一个重要会议。
谭启龙笑着说：“早就听闻先生大名，几次想来拜访，这次趁开会提前过来，和您好好聊聊。”
“哎呀，您是请都请不到的贵人啊！”毛契农道。他早就听宝德兄弟多次夸他们的谭政委。
当天夜里，两人关起门来，在书房里促膝长聊，话题广泛，相谈甚欢。
“谭政委啊，有了你们，我们国家可就有救了！”毛契农感慨道。之前，他通过与王仲良等人的接触，对共产党领导的浙东游击纵队在抗战中的表现有所耳闻，并且感到极为敬佩。这次与谭启龙的彻夜长谈，更加深了他对共产党和新四军的了解。
那夜长谈之后，两人都把对方视为肝胆相照的朋友。
第二天清晨，王仲良等10多位浙东和三北的党政军领导人相继到达，聚在毛家偏厅开会。毛契农则在正厅喝茶，关注着大门外的动静。上午9时多，门房突然带了一个在观海卫开店的毛家伙计进来，向毛契农报告：“内线”传来消息，日本人得知王仲良在毛家，集合部队抓人来了！情况紧急，毛契农马上通知谭启龙等出后门，跳上预先候在河边的两条木船撤离，同时迅速清理了会场。10时许，日伪军包围了毛家，先用机枪对着大门扫射，然后冲了进来。毛契农迎上去，被日军头目打了一个耳光。对于日军头目的问话，毛契农回答说，王仲良来催缴捐税，自己推说一时有困难缴不出，他们就走了。日伪军进屋搜查了好一会儿，找不到什么，只好悻悻而去。
在和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多次接触后，对比北洋政府和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毛契农深感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决心尽其所能，积极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
1943年7月，王仲良为了实行好“二五减租”政策，又一次走访了毛契农。
“二五减租”是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实行的一项土地政策，基本做法是，由佃农、乡公所、农会三方代表组成评议会，以评议会估计的收获量为基准，先扣除25%归佃农，余下的由业主与佃农平分。粮赋由业主负担，当时规定视土地等级每亩征粮赋8—18斤。如以亩产300斤稻谷为例，佃农可实得187.5斤，业主如按12.5斤交粮赋，可净得100斤。推行“二五减租”，地主必须按抗日政权的法令减租，农民必须交租，这样既减轻了农民的压力，调动了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又保护了地主的权益，有利于联合地主共同抗日。
三北抗日根据地从1942年秋天起逐步实施“二五减租”，开始时遇到了许多阻力，业主习惯于原来对自己有利的租佃形式，农民则担心得罪业主，失去租地机会。1943年7月，王仲良书记在战事趋缓之际，为秋收后落实好“二五减租”政策，到毛三斢找毛契农先生商量。毛契农支持三北游击司令部总办事处实行的“二五减租”，并对三北地区常见的年初收“顶头钿”、年底收“实抱租”等现象，提出了“看花收租”等相对合理的收租方法。毛契农作为姚北地区有威望的民主人士，明确表示自己同意“二五减租”政策，影响了一批乡绅，为三北根据地推进这项政策起了示范作用。
此后，王仲良经常走访毛契农，时常邀请他参加“总办”与各界人士协商座谈会，共商抗击日伪、加强根据地建设大计。在会上，毛契农总是积极发言，遇到有重大问题要与上层民主人士或乡绅商办时，他更是带头贯彻，热情协调。可以说，毛契农对于三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这里要说说人们至今仍津津乐道的一件事，就是在毛家大屋开设抗日部队被服厂的事。
1942年10月，三北游击司令部成立后勤部织工部，流动于余姚南黄、万太湖、仁登寺等地，为三五支队制作军服、帽子、绑带、子弹带、手榴弹套和粮袋等军需物品。这时期，三北地委领导的三北被服厂，在逍路沿一带加工三五支队的被服用品。
1943年初，日伪军调集重兵，对三北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清乡”。“清乡”区的竹篱笆从庵东沿着六塘一直筑到新浦。三北地委和留守三北的第五支队，采取分散、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打击敌人，全力开展反“清乡”斗争。这一时期，三北被服厂也经常流动，工人们白天隐蔽在山岙里，晚上行军换地方，有时甚至三五天就换个地方。为便于及时转移，被服厂找了一位可靠的船老大，利用三北交叉水网运送工人和物资。一有敌情，工人们各自就地藏好布匹和缝纫机，等敌人撤去，再取回继续生产。据原被服厂工人方舟等老同志回忆，1943年三北被服厂曾设在毛三斢村毛契农家中，时间长达几个月，是生产相对稳定的时期。
毛契农家的“济美堂”大屋有20多间房，其中一些是空房。毛契农信任王仲良，也想为抗日出力，听说被服厂要借用“济美堂”余房，他一口答应。由于毛契农在三北有较高威望，土匪流氓、杂牌武装一般不敢轻易得罪，被服厂在毛家开足马力生产被服等，有力地支援了前线。为防万一，毛契农还暗中对驻观城日军的某翻译晓之以利害关系，说服他及时传送日军“清乡”的情报。同时，毛家准备了好几条木船，停靠在后花园门外的河边，用于紧急运送。河岸上有一排柳树，茂密的枝条低垂到河面，木船停靠在那里，不太引人注意。这些木船都设有夹层，上面一层装的是牛粪、猪粪等庄稼肥，而下面一层则是空的。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只要把重要物资往夹层一放，几条木船载着人员和物资，就能由水路迅速撤离。
被服厂日夜抓紧生产，一旦遇有敌情，毛契农全家配合被服厂的同志，按照预先设定的方案，或请附近可靠的村民帮助把缝纫机等设备疏散隐蔽起来，或把这些设备放入停靠在屋后河边的船中，与被服厂的同志一起迅速转移。特别紧急时，甚至把这些设备临时沉入河底。至于布匹、棉花等生产物资，则藏入毛家的冷屋、储藏室和柴屋。
毛三斢村的乡亲们至今仍常听老辈人说起，日伪军好多次把毛家大院团团围住，冲进屋内翻箱倒柜地搜查，但由于毛契农事先获得了日伪军出动的情报，迅速应对，敌人每次都是气势汹汹地来，垂头丧气地走。
在离日军据点咫尺之遥的平原地区，竟隐藏着这样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被服厂，还一次都没有被敌人破坏，这简直是一个令人赞叹的奇迹。
1944年秋的一天，毛契农家门口来了一个“叫花子”。给他饭菜，他不走，给他铜板，他不走，甚至给了他一块银元，他还是不走。
“快，把这个讨饭的领过来！”正在书房看书的毛契农听门房报告情况后，感到这事有点蹊跷。
“有一名上海来的同志在余姚城里被伪军抓去了，请毛先生设法营救。”在书房里，那个“叫花子”才说出自己是游击队的秘密交通员，“这是谭政委给您的一封急信。”
毛契农看完信后，当即赶到余姚县政府，找到县长劳乃心，对他说：“这是我毛家在上海办事的伙计，你的手下怎么能乱抓我的人呢？”对于劳乃心这种卖身投靠日本人的汉奸，毛契农从心底里感到厌恶，平日里对他不屑一顾，但此时为了营救被捕的同志，不得不与之周旋。
被捕的同志按照事先约定，也一口咬定自己是毛家在上海办事的伙计，而劳乃心手中并没有此人是共产党的确凿证据，又碍于毛契农的声望，只好把人放了。
毛契农还冒着生命危险，想方设法为新四军筹办军需物资。
当时，新四军军部为了制造武器急需无缝钢管，这一任务部分地交给了浙东方面。王仲良找到毛契农，请他在上海想想办法。无缝钢管是日军严格控制的物资，要得到它难度可想而知，可以说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危险任务。毛契农二话没说，通过他的渠道，千方百计花重金从上海搞到了一批无缝钢管，并通过重重关卡运抵苏北。
1944年，毛契农搞到了4箱子弹，亲自送到匡堰长埭村的秘密接头点，交给了前来接应的当地民兵。该村立即派出4个民兵连夜把这批子弹送到了陆埠山区。
三北一带的人们，提起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都十分感慨，大家对爱国民主人士与共产党人肝胆相照、同进共退的事例津津乐道，都夸赞毛泽东的“三大法宝”在浙东贯彻得好！在位于滨海区（龙山）文化活动中心的三北抗日根据地历史陈列室里，我再一次看到了这些名字，读到了这些爱国民主人士支持抗日的动人事迹。
虞家芝（1904—1969），慈北古窑浦（今属掌起镇）人，无党派人士。早年去上海水果行做学徒，后在家开米店。抗战前，担任过村长、副乡长，后因对国民党政府不满，辞去副乡长。1941年7月，浙东游击纵队“五支四大”大队部常住虞家。虞对“五支四大”首长蔡群帆、林有璋（林达）十分钦佩，不但将自己自卫用的1支步枪送给部队，还动员本村其他爱国人士献出4支步枪、2支木壳枪，说服附近地方把乡公所自卫枪支全部献给部队。后迁居掌起桥，协助五支四大做情报和税收工作，联系陈奎山、叶令民、虞在璋、沈达泉等工商界爱国人士，与陈奎山一道促使上海鼎记烟行老板在掌起桥开设“致增和”酱园，为稳定地方工商业起了推动作用。1943年7月，参加三北地委成立的慈镇姚抗日建国工作推进委员会。1944年初，任三北抗日自卫委员会办事处副主任。配合部队为山东八路军采购棉花，多次用船运送到山东海阳八路军办事处，并带回大批花生油；向上海运土特产，带回药品和日用品。虞家芝为了表达对新四军的敬佩之情，曾联名做了一只金盾献给林达同志并转新四军浙东纵队。1945年1月，作为三北地区代表赴四明山梁弄参加浙东敌后各界临时代表大会。1945年10月初，新四军浙东纵队北撤，连柏生、谢仁安为使虞家芝免遭国民党反动派迫害，专门派船送其去上海避难。新中国成立后，虞家芝任慈溪县水利委员会副主任、县工业公司副经理、工商联主任等职。
虞在璋（1895—1951），慈北淹浦洞桥虞家（今属观海卫镇）人。1915年起在护龙第二小学任校长，1942年离任。抗战前曾任村长、乡长。1941年6月，“五支四大”到达三北后，虞在璋积极支持抗日，热情接待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领导和指战员，如谭启龙、何克希、连柏生、陆慕云、谢仁安、张大鹏等领导同志都曾在虞家住宿。冒险掩护连柏生夫人、何克希夫人分娩，求医送药，救护伤员。海防大队大队长张大鹏在一次战斗中负伤，久治不愈，虞在璋请观城外科医生秘密出诊三次，经开刀手术，精心调治，一个月后痊愈。浙东行政公署文教处处长黄源因患肺结核，组织安排他在虞家休养近一年，虞家设法请医、购药，悉心照料。支持三女儿虞觉强参加革命，觉强曾任慈北区妇女会会长。1944年2月，虞在璋任抗日民主政权淹浦乡乡长，三北抗日自卫委员会经济股主任等职。新四军浙东纵队北撤，虞在璋挥泪送别。
朱祖燮（1908—1948），镇北龙山（今属慈溪）人。抗战初，支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时任龙山镇镇长。“五支四大”抵达三北后，即派人挑了六担力士鞋和药棉等送给抗日部队。1942年9月，出任凤湖中学董事长，并任慈镇姚抗日建国工作推进（委员）会常委、建设科科长，在征收公粮、运输物资、发行抗币中做了大量工作。
钟一棠（1914—2016），宁波人，中医师。抗战初期，受中共庄桥支部的影响，协助劝募抗卫经费，征收抗日军粮，协助成立民兵自卫队。1944年4月，被庄桥区抗日民主政府任命为庄桥镇镇长。1945年1月，作为慈东地区代表参加浙东敌后各界临时代表大会。
张志飞（1913—2007），浙江嵊县人，原为远洋轮船大副，后弃职回国参加抗战，1941年任国民党镇海县江北办事处主任，与我党慈溪县工委委员李长来等密切合作，为我党开辟镇北地区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后加入共产党，任浙东行政公署民政处副处长。
1945年1月21日至31日，浙东敌后各界临时代表大会在四明山梁弄镇的正蒙学堂召开。毛契农、虞家芝、钟一棠等爱国民主人士应邀参加了会议。在会上，毛契农当选为参议员。会上，民主人士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献计献策，得到了谭启龙等领导的称赞。
谭启龙书记在几十年后依然清楚地记得当年与共产党并肩战斗的爱国民主人士的名字，在《谭启龙回忆录》里，他深情地写道：“我们在浙东敌后，高举抗日的旗帜，巩固和发展浙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团结了许多开明士绅、爱国人士，如三北、四明地区的虞家芝、虞在璋、朱祖燮、叶志康、张志飞（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毛契龙（农）、李纪佑、邵之炳、朱祥甫等，金萧地区的吴山民、何燮侯、钱之棼等。他们对我们创建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1992年6月，再次踏上三北土地的谭启龙同志，与当地负责同志说：“解放初期，刘少奇同志到浙江视察工作时，在绍兴对我说过，当年你们在这一带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能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取得胜利并得到发展，这是和执行统一战线政策，搞好群众关系分不开的。”
一些资料里提到王仲良与毛契农有亲戚关系，有的说他们是姨表兄弟，也有的说是连襟。毛契农和王仲良之间究竟是何种亲戚关系？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一次在新华书店读到一本书，书名叫《来之不易的新中国：新四军战斗故事》，作者毛之价，是毛契农先生的小儿子。书中有一篇写的就是毛家大屋开被服厂的故事，其中有一张照片，是王仲良1950年4月9日写给毛契农的信，信的开头，称呼毛先生为“契农襟兄”。襟兄是连襟之间的称呼。
2021年“七一”前的一天，我们在宓家埭“宓大昌”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的活动，上午排练时，慈溪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同志陪同一些老同志前来参观，这些老同志大多是当年在浙东参加革命的老前辈的后代，其中就有王仲良书记的儿子王幼云同志。王幼云声如洪钟，朴实亲切，从他身上可以看到传奇英雄王仲良的影子。和王幼云合影后，我向他请教：您父亲和毛契农先生究竟是什么亲戚关系？他明白地告诉我：他们是堂姊妹连襟。
但我分明觉得，毛契农与王仲良之间，早已超越了亲情，而是一种深厚的革命情谊。毛契农与谭启龙的情谊，也足可以说明，他与共产党人之间，是一种基于相互信任和钦佩的大义。1945年10月，新四军浙东纵队北撤后，毛契农被国民党列为“通共嫌犯”而遭通缉，被迫携全家辗转各地。但是，毛契农依然继续与共产党和新四军在当地的留守人员保持着秘密联系，在极其危险的环境里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自己的贡献。1949年5月，时任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政委的谭启龙率部南下入杭州城，同月任浙江省委第一副书记后，即联系时任第三野战军后勤部接管委员会秘书长王仲良，要他寻找毛契农。1950年4月中旬，毛契农先生收到中央人民政府由毛泽东主席具名的任命书，出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土改委员会委员，与兼任土改委员会委员的谭启龙成为同事。
1951年，毛契农被聘为浙江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并当选为会议主席团成员。毛契农还被选为余姚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并兼任宁波专区抗美援朝分会委员、余姚县抗美援朝分会副主任委员等，继续为抗美援朝和新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王仲良说过，毛契农先生从同盟会会员、北洋政府中将到人民委员，完成了一个旧民主主义者到新民主主义者的转变。在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的感召下，他与共产党人相识、相知、相向，最终成为党的真诚朋友，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
1954年9月15日，毛契农先生因病在家乡逝世，享年74岁。当地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毛契农先生长眠于风景秀丽的白洋湖畔。其墓位于观海卫镇白洋湖畔湖西山山麓，坐西朝东，宽8米，深7.5米，占地面积约100平方米。墓碑为青石，高2.8米，宽1.2米，阳面镌“毛契农先生墓”，阴面刻“毛契农中将俟命藏铭”碑记。2003年12月，毛契农先生墓被公布为慈溪市第二批文物保护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