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普瓦雷（Paul Poiret）
普瓦雷是一个很有远见的人。他创造了20世纪的女性形象，并且大力推动了那个世纪女性服装向更加轻松舒适的方向发展。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就预感到女性想要追求更加自在的生活和举止。于是他废除了僵硬的紧身胸衣，为她们设计了柔软的款式，解放了她们的身体，让性感的面料在身体上流动。这些款式立刻被大家接受，而他的设计风格，尽管有人持保留意见，也无法阻挡它在高级定制时装界的快速传播。
作为时尚先锋，他从众多画家朋友那里汲取灵感，设计出色彩华丽、图案现代的面料。他当然是一位服装大师，但是和他的竞争对手相比，他超出了太多太多，需要为他量身定制一个名号。
他是第一位将时尚变成社会现象的设计师，也是第一位试图将时尚设计与人文概念结合起来的西方服装设计师。在他看来，服装应该融入所处的环境，表达一种生活方式。在之后的几代设计师心中，他不仅是时尚先驱，更是时尚之父。
保罗是中央市场地区一个善良的呢绒商的儿子，他出生于1879年4月20日，那时社会非常稳定，任何变化都会被视作是威胁。他很小的时候就显示出绘画的天分，并且痴迷于戏剧，对服装、面料、装饰也有着与生俱来的兴趣。他经过激烈的抗争，才让他父亲妥协，同意他从家族商店脱离。他给负有盛名的杜塞看了他的画稿，后者录用他做了工艺师。
在杜塞公司，19岁的保罗·普瓦雷第一次发现自己沉迷于设计的幕后。作为裁剪部的负责人，他学习了很多：“我管理着一个技术团队，他们对技术掌握得比我好。”
19世纪末，西装套装得到显著的发展，它们用平纹布、羊毛呢等结实的面料裁剪、缝制，因而需要用像著名的英国西装一样的工艺技术才能做好。保罗推出的第一个款式是一件红色呢绒短披肩，领圈周围是一圈裁剪成条状的呢绒布。披肩的翻领露出了灰色双绉绸的衬里。六颗珐琅纽扣将披肩在侧边合拢。这款服装被卖了400件，有些尊贵的客人要了几件不同颜色的。从此，他开始有出色的业绩了。
1898年的一个早上，一辆由骡子拉着的车停在了店门口，从车上下来的是在他心中代表着才华、优雅和巴黎精神的女神：雷雅娜[1]。她快速穿过大门，行走间，丝绸华服沙沙作响。她找到杜塞先生，悄悄地告诉这位如神祗般英俊的男人，她即将参演一部新剧。杜塞先生叫来了普瓦雷，并且马上将秘密告诉了他：蕾雅娜即将出演《扎扎》（Zaza）。这部剧讲述的是一位音乐咖啡厅大明星的故事：她作为新人入行的时候曾经举步维艰，之后在她事业辉煌的鼎盛时期，在音乐厅的门口重遇了她的旧情人。
这时的她，应该穿一件骄奢的大衣，不仅要深深吸引这个年轻人，更要让整个剧场为之震撼。那时的剧场在演出期间也是灯火通明的，因而，正如普鲁斯特（Proust）所描绘的，各个包厢之间争奇斗艳，而同时，聚光灯下的女演员们也都穿着设计师为她们量身定制的最新款服装。所以，“美好年代”[2]的戏剧演出季就像是一场持续的时尚秀。
让雷雅娜艳压群芳的重任落在了19岁的保罗·普瓦雷肩上。他为她设计了一件大衣。覆盖着黑色珠罗纱的黑色塔夫绸上散落着比洛特（Billotey）[3]手绘的淡紫色和白色的鸢尾花；两条宽大的紫色缎带，颜色一深一浅，包裹在珠罗纱外，镶嵌在肩部，并在胸前打了一个精巧的蝴蝶结。浪漫结局中蕴含的悲伤，第四幕带来的苦涩，都在这件衣服上呼之欲出。
保罗·普瓦雷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在杜塞的公司，我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认识了一些难忘的人。当我被介绍给销售员团队的时候，我感到非常不自在。她们大都是些贪婪的悍妇，在公司里就像掉进米缸的老鼠。她们对客户的影响力非常大，会搂着贵妇的腰和她们亲切交谈，用恩主的口吻给她们建议，而对公司的员工则是一副令人难以忍受的霸道嘴脸。”
在雷雅娜之后，普瓦雷又攻下了巴黎戏剧界的另一座高峰：莎拉·伯恩哈特[4]。他为她设计了《雏鹰》中著名的白色制服。作为罗斯唐[5]的这部舞台剧中大多数服装的创作者，有一天，他以为自己得到了允许而进入了正在进行秘密排练的大厅。盛怒的莎拉立即将他赶了出去，并且说服杜塞开除了他的学生。戏剧女王权力无边。所幸，两位设计师之间的惺惺相惜之情并未因此而减少。
时间刚刚跨入20世纪的时候，保罗参军了。服役期满后，他进入位于和平街的另一个大品牌：沃斯。这时的沃斯公司已经交给了那位时尚大师的两个儿子让（Jean）和加斯东（Gaston）手中。正是加斯东给了他下面这一番建议：“年轻人，你知道沃斯这个品牌一直以来都是为世界各地的皇室提供服装的。我们有最尊贵最富有的顾客群。但是现如今，这个顾客群并非只穿奢华的礼服。公主们有时也要乘坐公交车或者在街上行走。我弟弟让总是拒绝推出那些在他看来不够风雅的简洁轻便的服装。而事实上很多人向我们询问这类服装。我们现在就像是一家只提供黑松露的大酒店。所以我们需要开辟一个炸薯条的柜台。”
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建议。“我很快就理解了成为这家大公司的‘炸薯条工’的意义所在，于是我立即接受了公司给我的职位。”普瓦雷写道，“而且这是一家杰出的公司。我开始设计一些款式，销售员们对它们进行严格的评估，这让我想起了在杜塞公司的经历，好在，这些服装赢得了大家的喜爱。”
然而他也受到了来自让·沃斯的刁难。让对他心存芥蒂，因为在让眼中，普瓦雷代表了新思想，而他感觉到这种新思想将会摧毁并夺走他的梦想。他展示一款西装式礼服的时候，就见让突然变得脸色苍白，当着那些对他阿谀奉承的评审团的面说出了下面的话：“你称为礼服？这是看门人穿的衣服。”
在客人中也有这么自以为是的人。一天，令人生畏的巴利亚廷斯基亲王夫人[6]在沃斯店里看到了一件饰有刺绣纹样的呢绒广袖宽袍，灵感来自中国长袍。她大声惊叫：“太丑了！在我们国家，当那些平民惹人生厌的时候，我们就砍了他们的脑袋，把他们装在就像这样的袋子里。”取悦这些即将穷途末路的贵客让普瓦雷感到力不从心，在获得财务自由后，他抓住机遇拿到了奥贝尔（Auber）街上的一个闲置店面。在这个1903年开业的沙龙里，他将在杜塞和沃斯那里学到的专业技能和自己独有的创新理念融合，创立了一种鲜明的风格。他在这一时期设计的礼服裙都严格遵守紧身胸衣塑造的轮廓，这种扭曲的线条和“面条风格”[7]的曲线很相似。
作为一个热爱追逐女演员的快乐单身汉，保罗在1905年10月4日迎娶了他的青梅竹马德尼兹·布雷（Denise Boulet），这让他的亲友都感到很惊讶。这个有些羞涩的乡下姑娘将助他成为巴黎名流之一。他精心制作的第一批服装满载着他们的爱情，到处都是她的影子，这些服装也将影响整整一个时代。而这个年轻的姑娘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让这个无所不能的男人始终保持激昂的斗志。区别于复古的18世纪风格所要求的矫揉造作的精致优雅，普瓦雷推出了红色、绿色、紫色的时尚，与和平街让人产生审美疲劳的高雅但无趣的色调形成鲜明对比。
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当我开始在时装领域天马行空的时候，染坊的调色板上根本没有颜色可选。对18世纪那种过分考究的风格的喜爱，让女性陷入颓败，以优雅为借口，她们身上的所有活力都被抹杀。阿尔巴玫瑰的粉色调，丁香、锦葵的淡紫色调，绣球花的粉蓝色调，玉米、麦积的浅黄色调，所有这些柔和、浅薄、寡淡的颜色都大受推崇。于是我往这个柔顺的小羊群中扔了几只大灰狼：大红色、亮绿色、艳紫色、宝蓝色，一石激起千层浪。”
普瓦雷的设计用鲜明的色彩带来了对比的效果：亮绿色的绉绸、紫红色的缎子、纯蓝色的花缎和白色的重磅绉纱、奶油色的珠罗纱、白色的缎子等搭配在一起。
他给里昂的丝绸厂的厂主们打了一剂强心针，让他们为他织橙色或者柠檬黄色的双绉绸。他还和一些崭露头角的新艺术家合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让拉乌尔·杜菲[8]为他创作了很多面料图案。这是首次有艺术家参与到这样的合作中，也首创了现代实用艺术的概念。巨大的成功即将如约而至。普瓦雷在克里希（Clichy）大道上租了一个工坊，他们就在这里开发图案和印制工艺。那时候流行的还是圆点和条纹图案，布满花卉纹样的提花棉布和印着牧羊人图案的茹伊印花布[9]。杜菲将自己设计的图案刻在木板上，然后亲手印到丝绸面料上。这与众不同的图案和色调不仅在时尚界引起了轰动，更吸引了制造商比安奇尼的注意，他开出了一个条件极其优越的合同。
当普瓦雷不在进行款式创作的时候，就在一张高高的支架桌前工作。他坐在高脚凳上，凳子的座面包着红色的皮革，略微倾斜。这样，他就能轻松地和那些站着的访客平视了。
他的桌子上堆满了东西，各种瓶瓶罐罐、刺绣、饰带。在他的周围，挂满了数不清的布片、小样、腰带，有的直接拖到了地上。他的作品就是在这里诞生的。为他写传记的美国人帕尔默·怀特（Palmer White）说，他几乎从不画设计图，如果画，也是画一些细节。但是在他胸口的口袋里，永远都放着一把极好的圆头剪刀。
保罗·普瓦雷从一开始就告别了奢华，用细腻的情感取代夸张的炫耀。1912年，在面对《时尚芭莎》（Harper’s Bazaar）的采访时，他说：“衣品好的女子，选择的是那些让她更显魅力的服装和配饰，而不是跟随大流人云亦云，更不会用衣装来炫耀自己丈夫银行账户里的财富。”
与此同时，一场从内衣开始的革命取得了胜利。在废除了紧身胸衣的束缚之后，他用一种更轻薄的松紧带内衣取而代之，他还在这种被称为紧身褡的内衣上加了吊袜带，固定长筒袜。紧身褡一开始都是黑色或者白色的，后来出现了肉色的，以及更多其他别致的色彩。随后，文胸出现了。这时，保罗·普瓦雷设计的飘逸灵动的裙子将受力点从腰部提升到了肩部，让法国大革命后的新古典主义线条再放光彩。支撑点的变化对衬裙也造成了冲击。他对《时尚》（VOGUE）杂志说：“我为我夫人设计衣服的时候，做的是减法而不是加法。我相信这种简洁和健康、智慧、纯洁的精神等各种美好的东西一样，值得每一位女性去追求。”
在1913年，这一论调还是很超前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14年因为战争爆发而造成的人口损失，推动女性去填补那些奔赴战场的战士留下的岗位空缺，也使普瓦雷所做的那些探索变成了大家再也无法拒绝的成果。简化的线条使服装轮廓变得更加精致柔和。整个业界一开始是高兴的，但是很快，他们就眼睁睁地看着一辆辆豪车在1915年到1918年期间，穿过和平街驶向了普瓦雷的工作室。不到两季的时间，女性就都选择了这种直线条的风格。“美好年代”结束了。
他的女儿佩林·普瓦雷-德·王尔德（Perrine Poiret-de Wilde）说：“保罗·普瓦雷的礼服穿起来都非常优雅，既轻盈又保暖。这是因为裙子的内衬是用与面料同色调的真丝平纹纱做的，不会增加礼服的厚度。真丝薄纱将羊毛呢和皮肤隔开，使皮肤免受羊毛呢略微粗糙的触感，只感受到真丝的柔软细腻。冬天的大衣和皮草，默认是暗沉的色调，他用色彩鲜亮活泼、还印了花卉图案的双绉绸做里料，将它们提亮。虽然只在大衣穿脱的瞬间能看到这一抹亮色，但是它却会给您带来满满的幸福感，就像是严肃的脸上挂着的一抹微笑。还有用单色塔夫绸或者其他织物做的衬里，用对比色或者金色的饰带镶边，凸显出服装大胆的裁剪。”[10]
世界在动荡中加速前进。咆哮的20年代在10年前的1908年就开始了：毕加索创作了《阿维尼翁的少女》。杜塞开始了他令人惊叹的现代艺术收藏行动。阿波利奈尔[11]、莫迪利安尼[12]、马克斯·雅各布[13]和众多天才的涌现，把巴黎变成了世界轴心。第二年，狄亚基列夫[14]打造了第一个俄罗斯芭蕾演出季。鲜艳的色彩，充满东方韵味和狂野气息的音乐、舞美和编舞，俄罗斯芭蕾一经推出就让整个法国上流社会激动不已。而普瓦雷则将所有这些艺术都融合到了他的时尚中。这位时装大师已经不仅是上流社会的供应商了，而是一面镜子，反射出了他的年代。正如他自己后来说的：“我认为我对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最大的贡献，既不在于让生活变得更加多彩，也不在于让服装造型变得更加新奇。因为我在这方面所做的探索，即便没有我，也会有另一个人能做到。我为我的时代所做的贡献是，激发艺术家的创作灵感，为舞台剧设计服装，发现新的需求，并且满足这些需求。”
普瓦雷从东方传统中汲取灵感，用轻巧的包头巾代替巨大的羽饰宽檐帽。他设计了裁剪非常宽松的大衣，衣服上的图案灵感来自伊朗的卡夫坦长袍。终于从紧身胸衣中解放出来的美人们，得以像雷卡米埃夫人[15]和舍赫拉扎德[16]一样，慵懒地斜卧在宽大舒适的贵妃榻上。图坦卡蒙[17]墓葬的惊世发掘，《我的车美人》[18]的火爆发行以及来自摩洛哥的纪念品，都为贵妇们休憩的小客厅渲染了浓郁的异国情调。有时你恍惚闻到了鸦片的气味，其实通常只是亚美尼亚香薰纸在燃烧。管它是什么，自由的气息在空气中弥漫。只有那些争取妇女参政权的英国女性被这些东方快车的幻象所感动。对于普瓦雷而言，东方风格不仅表现在服装、配饰中，也体现在奢华的金银丝提花面料和宴会装饰（在普瓦雷的影响下，波斯风格的宴会在当时的巴黎激增）中。东方风格的盛行也自然而然地带来了对东方哲学和文化的推崇。
原来的工坊显得狭小拥挤了，于是时尚界的萨达纳帕拉[19]搬到了位于昂坦（Antin）大道[20]，由建筑师路易·苏[21]为其量身改造的一座华丽的府邸中。“我让人照着我在凡尔赛宫看到的样子挖了一个花园……。刺绣式花坛就像地毯一样在小径中铺开。房子前有三级台阶，长达17米，在台阶的两头，各站了一只轻盈跳跃的青铜牝鹿，那可是我从赫库兰尼姆带回来的两件宝贝。”一楼铺着醋栗红地毯的会客室有十扇门可以通向室外一片鲜绿的草坪。二楼都是试衣间，里面都配有舒适的长椅、软榻，华丽的枝形吊灯和镜子，充满了贴心的小细节和迷人的气息。在此后的15年里，异国情调的巴黎生活品味在这座宫殿里以最优雅精致的方式展现。
普瓦雷的工作室外就是一座花园，园子里立着一尊阿佛洛狄忒[22]半身像，而他的工作室内则是被木架子包围，架子上乱七八糟地堆满了各种土耳其长袍、印度纱丽、布列塔尼亚背心、路易十四时期的礼服、波兰裙、匈牙利绣花衬衫。普瓦雷夫人说：“普瓦雷几乎从来不画效果图。在他进行创作的时候，地上会事先铺满绸缎、天鹅绒、真丝、羊毛等各种面料，一位模特站在巨大的镜子前，他的首席裁缝在他身边。他在一地的面料中反复甄选，最后从中挑出一块，把它裹在年轻的模特身上。”保罗·普瓦雷意识到时尚要走上街头就必须先走出沙龙。于是他策划了一系列活动，比如组织海外巡展，又比如让他的妻子和他美丽的模特们穿上他最前卫的作品招摇过市。
如果要选出一个最能代表他荣耀地位的时刻，那应该就是1913年香榭丽舍大剧院开幕之夜了。普瓦雷夫妇乘坐鱼雷型敞篷汽车抵达现场，立即引起轰动，现场闪光灯噼噼啪啪响成一片。普瓦雷夫人身上那件轻盈的大衣是可以两面穿的，黄金色和黑金色相间的条纹面料尽显奢华。
而普瓦雷最为人称道的大手笔是他组织的主题化装舞会，其中有一场叫作“第一千零二夜”。他用挂毯将府邸包围起来，这样路过的行人就无法窥视到里面的情形。门口负责接待宾客的是一组身穿燕尾服的老绅士，他们就像剧院的验票员一样，不苟言笑地仔细核对每一位客人的姓名。身份得到确认的客人分批次进入下一个房间，在那里有一个手持火把、佩带土耳其弯刀的半裸黑人将他们集合起来，并把他们带入一座迷宫。
他们首先进入一间庭院，地上铺满了沙子，院子里有几座喷泉，喷射而出的水落到陶瓷的盛水盘中，抬起头，是一张蓝金相间的顶篷。穿过庭院往上走几个台阶就看到眼前一座巨大的金色笼子。螺旋线条的铁栅栏里关着的是普瓦雷的挚爱，他美丽的太太。她被侍女们围绕着，她们为她吟唱原汁原味的波斯小曲。笼子里有精致的镜子、美味的冰淇淋、悠闲的鱼儿、叽叽喳喳的小鸟、漂亮的衣服和羽毛，后宫女王喜爱的一切消遣在这里都能看到。接着，客人们穿过一个房间，屋子里有一支水柱仿佛从地毯里喷射而出，落入一个虹彩的水晶盛水盆中。推开两扇大门，进入下一个房间，映入眼帘的是由印花或者刺绣抱枕堆成的色彩绚烂的小山，山顶上蹲着的是演员爱德华·德·马克斯[23]。他穿着一件黑色真丝阿拉伯长袍，脖子上挂着一串由许多珍珠串成的长链。
脚下不停，继续往前，进入黑暗而神秘的花园。石板台阶和沙石小径都铺上了地毯，脚步声被消解，营造出完全的静谧。漫步至此的宾客都深受感染，不自觉地降低了说话的声音。刺绣式花坛中间立着一只白玉花瓶，掩映在树丛中的灯光在瓶身上投射出奇异的光影。一股细水从瓶口潺潺涌出，像极了波斯版画中的画面，几只粉红色的朱鹮围着它闲庭漫步，享受着水的清凉，沐浴着光的斑驳。几棵树上挂满了苹果大小的灯，泛着深蓝色的光；另一些树中则透出了浆果般的紫色亮光。这片绿荫就像是一座幽深的公园的入口，活蹦乱跳的猴子和鹦鹉在其中穿梭，带来了勃勃生机。
终于，在花园的尽头，大家看到了晚会的主人，他化身为皮肤黝黑的苏丹，蓄着白色的大胡子，手执一条象牙柄的鞭子。通向宝座的台阶上，他的妃子们玉体横陈，围在他脚下，似乎在等着承受他的怒火。幸运的宾客们都被分批带到这里，按照伊斯兰教的传统向苏丹致敬。三百名贵客集结完毕，他从王座上起身，在妃子们的簇拥下，走向关着他的挚爱的笼子，还她自由。她像飞出囚笼的鸟儿一样逃离，他则快步追在后面，装模作样地甩着手上的鞭子。至此，餐会正式开启，演出拉开帷幕。隐藏在暗处的乐队将演奏音量控制到若隐若现，绝不破坏这醉人夜幕下低调奢华的基调。保罗·普瓦雷，现实版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他的宴会还有其他主题。“国王的节日”中，他重现了路易十四起床的时刻；举办“酒神巴克斯之夜”的时候，普瓦雷夫妇租下了加布里埃尔设计的布塔德馆[24]。后来普瓦雷还在自己的花园里建了一个室外剧场，由工程师瓦赞（Voisin）设计了一个充气结构的顶棚，以备不时之需。所有这些宴会都得到了杜诺耶·德·塞贡扎克[25]、梵·邓肯[26]、杜菲等当下最有名气的艺术家的支持，他们帮着做空间设计和服装设计，构思奢华的节目，想出了各种光怪陆离的新点子。
在媒体的争相报道下，这些奢华的派对变成了民众热议的话题。为了让话题保持热度，普瓦雷趁热打铁，请来保罗·伊里布[27]根据他的服装创作版画。这些雅致脱俗的杰作被集结成册，全球发行，这就是今天的时尚产品目录的雏形。两年后，普瓦雷再次推出作品画册，这次的画作是由乔治·勒帕普[28]创作的一系列彩色时装效果图。
保罗·普瓦雷的另一个成就是：早在1911年他就推出了自己的香水，是时装设计师中的第一人，比香奈儿早了10年，比朗万早了15年。他在朋友米迪（Midy）博士的制药实验室里看到有机化学的快速发展，感到非常兴奋。在这之前，植物萃取物主要以花卉精油的形式被使用，而有机化学的进步使得将植物萃取物合成重组成为可能。他像淘汰粉嫩的颜色一样淘汰了香甜的气味，研发出一些更有特色调性、更有个性魅力的香味。他马上着手建了几个实验室，之后又添了一家玻璃器皿厂和一家纸板厂，用于生产由当时最有才华的平面设计师和插画家创作的包装。以他女儿名字命名的罗西纳（Rosine）公司就此诞生了。这在今天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但在当时却是一项革命性的创举，彻底改变了法国的香水业。普瓦雷将香水比作像奢华首饰一样令人着迷的馈赠佳品，并且将它与时装创作相结合，让它成为服装的自然延续。他的时尚霸主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怀着空前的征服心，普瓦雷携夫人于1913年9月启程前往美国，9月20日抵达纽约。他并非第一个踏上这片土地的法国时尚大师，因为早在1910年，帕坎夫人就已经在这里举办了盛大的时装巡演。普瓦雷在纽约宣布将推出一部由他执导的关于模特走秀的电影（然而这部电影后来却因为有一些让人感到不适的、过于挑逗的服饰，而被美国的审核机构禁止上映）。24日下午，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做了一场讲座，晚上在广场酒店，面对精选的贵宾做了一场演说。第二天，他又去布鲁克林的普瑞特艺术学院开讲。在一场主题为“波斯花园——普瓦雷、朗万、卡洛时装展”的展览上，邀请函上印着普瓦雷的一句名言：“太阳每天从东方升起，所有的美学革命也是在东方孕育。”
他的讲话非常现代：“在欧洲，我们很早就相信时尚和女子都是善变的。我们都知道，今天的正装礼服到20年后就会变成化装舞会的服装，而我们祖先的礼服在今天看来是滑稽可笑的。唯一能逃避这一自然规律的，就只有军装了。不要以为每一个新的时尚都是一种全新服装类型的最终胜利，并且一定会取代被我们所抛弃的服装。这不过是一种演变。如果单就高级定制服装而言，这是一种新的美学表达，力求展现在旧时的服装中没有被强调的女性魅力。时装设计师应该善于并且习惯于预测会影响服装功能改变的流行趋势。在巴黎的一场正式阅兵中，曾经展示过一些百年前的军装。在这样的场合下，这些服装并没有被当作是戏剧服装，但是如果把它们和民间服装放在一起，大众的敬意会全部转化为爆笑。”
普瓦雷还向山寨品发起了进攻，他创立了“高级定制服装保护委员会”，得到了深受其害的同行们的拥护。他说，“美国买手现在用的手段就是剽窃创意，入侵设计工坊。”然而，在他所投入的所有事业中，最感人、最有爱的非玛蒂娜学校（École Martine）莫属。“我曾梦想在法国开启一场思想运动，来普及在室内装饰和家居设计方面的新时尚。”
1911年他招收了几个有艺术天赋，但是家里无力负担其专业学习的少女。这个名为玛蒂娜（普瓦雷另一个女儿的名字）的机构，最大的特色在于完全的创作自由。在一位女教员的带领下，这些女孩去植物园采风、在卢浮宫观摩、去巴黎的温室观察或者去乡村体验生活。在工厂里，杜菲向她们展示了修色技艺和面料印花工艺。回到工作室后，她们就从这些田野考察中汲取灵感，创作水粉画，有时一天多达300幅，挂满了工作室。“她们给我带来了很多惊喜，比如金色麦田中开满了雏菊、虞美人、矢车菊……手法自然、淳朴……我的角色在于激发她们的活力和兴趣，但是绝不左右或者评判她们的创作，力求保护她们最原始的灵感源泉。”
一年的时间，玛蒂娜的学员们就创作了极其丰富的作品，因此普瓦雷决定在福布尔圣奥诺雷（Faubourg-Saint-Honoré）路开一家精品店，专门销售由他的学员们创作的地毯、纺织品、墙纸、花瓶、灯、瓷器等产品。柏林和费城的大商场里开设了玛蒂娜专柜，而在伦敦则开了一家特许经营店。由这位时尚大师亲自录取并培养的玛蒂娜学员们在成为母亲之后仍然对他保持着很深的感情。即便后来他的时代已经结束，普瓦雷依旧和她们保持着联系。后来他持续策划大量的项目来复制这一即便今天最先进的教学法都无法否认的成功经验，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1914年战争的爆发打断了他高歌猛进的步伐，并且夺走了他的一切。被招募为二等兵的他关闭了自己的时装公司，把自己的房产都改造成了诊所。他试图解释自己并不懂缝纫，但是无济于事，他仍然被指派担任裁缝一职。也因此他免于奔赴前线。于是，他设计了一款新的军大衣，可以节约60厘米的面料。即便得到了克列孟梭[29]的支持，他的设计要投入使用还是要走那些荒谬的流程，并且在这个过程中遭遇了很大的行政阻力。普瓦雷承认，“相较于服从命令，我更习惯于发号施令。”在这期间，他还花时间按照自己的风格，为在米西亚·塞尔特[30]组建的救护车队做司机的年轻的让·科克托做了一套职服。
时尚与战争是天生犯冲的，而冲突带来了变革。战争期间男性在前线战斗，女性在后方生产。和平重新到来以后，那些职业女性不再认可普瓦雷所塑造的“车美人”的那种梦幻风格。
在战争期间，很多高级定制时装屋照常营业，比如由女性设计师主导的朗万、谢吕夫人、卡洛姐妹和维奥内，由男性设计师主导的杜塞、雷德芬、沃斯等。他们分走了原来属于普瓦雷的客户群。不仅如此，帕图、香奈儿、勒隆、莫利纽克斯等新秀也正在崛起。可可·香奈儿很快就输出了自己的时尚准则，并且树立了精致简约的风格。她仅用几个月的时间就淘汰了普瓦雷，把“车美人”变成了穿着短裙无拘无束的现代女性。短发的假小子造型和装饰艺术风格的家具一样，都让人无法抗拒。
尽管如此，普瓦雷还是对未来充满信心。战争结束后，他重启了自己的三家公司：玛蒂娜、罗西纳和高定时装屋，并且在他的花园里打造了一个新的梦幻乐园，名为“绿洲”。它像是一座夏季露天舞场，举办了很多奢华的晚会。然而巴黎对此并不买账。在爵士乐流行的年代，他似乎已经落伍了，而他本人也意识到了一点：“从创新作品中获益的并非总是革新者本人，因为新事物的成熟是缓慢的，或者换言之，公众需要长时间的思考才能理解它。”
他在1925年选用灯芯绒面料创作的第一套女式西装长裤套装就面临了这样的情况。不久，他就感受到了来自债权人的压力，让人完全无法理解的是，他投入了一些对他而言全新领域的创作：为美丽的斯皮内利（Spinelly）设计舞台剧服装，为马塞尔·勒赫比尔（Marcel L’Herbier）执导的电影《无情的女人》（L’Inhumaine）中的演员乔治特·勒布朗（Georgette Leblanc）设计连衣裙，出版了一本免费发放的豪华广告画册以推动法国的奢侈品产业（出发点是相当好的，但是带来的财政赤字也是不可忽略的），在各种时尚杂志上发表文章和画作。普瓦雷继续发展他的创新理论：“不要管那些所谓流行，穿最适合自己的衣服！”
他去美国举办了巡回演讲。将自己的名字授权给袜子手套生产商和杜邦公司使用，这就是如今的“特许经营权”的前身。接着又出版了一本图文并茂的食谱《107个食谱及珍馐美馔》（107 recettes ou curiosités culinaires），书里有一个沙拉的食谱出自这位“新穷人”。新的理财师迫使他搬离自己改造的豪华府邸，搬到了位于香榭丽舍环岛广场的一间公寓里。这只受伤的“公牛”在1925年著名的装饰艺术博览会上发起了最后一战，将自己的名字留在了装饰艺术风格中。他在亚历山大三世大桥下花大力气布置了三艘游艇：爱情号、快乐号、管风琴号，以及一个旋转木马，雕刻的街景代替了木马。
船上的14幅绘画作品出自杜菲之手，装饰品、纺织品、家具、香薰瓶是罗西纳和玛蒂娜公司的出品。他为了重振业务而采取的这一尝试并未被理解和接受，变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财务灾难，并最终导致生意的彻底失败。银行家们对他说：“您的那些瓶瓶罐罐，那些新鲜玩意儿我们都不要，它们太贵了。我们是银行家，不是艺术家，我们要赚钱！别再弄这些怪里怪气的东西了，我们要的是寻常的但是可以卖给所有人的产品。我们有我们的方法，我们可不会乱花我们的钱。”另一个人对他说：“您的短裙裤简直是胡闹，我们可不要这样的产品，这会激怒客户的。您设计的有些款式太滑稽了，我们都没办法把它们展示出来。”还有一个人则禁止他继续创作新的家具和挂毯的设计图，对他说：“得先把我们的库存都卖了！”他再也无法接近那些生产商，也不能再给任何人灵感。所有员工都接到了切断和他一切联系的命令。
普瓦雷躲到了巴黎郊区的梅兹。他在那里有一座请著名的立体派建筑师马莱·史提文斯（Mallet-Stevens）设计的尚未完工的未来主义城堡。他开玩笑说：“我拥有唯一的现代废墟。”被全世界抛弃的他重新投入了绘画。1930年，文艺复兴画廊展出了他创作的24幅布上油画，得到了媒体的一致好评。出版商贝尔纳·格拉塞（Bernard Grasset）支付给他一笔预付款，请他撰写自己的回忆录。在这部名为《给时代换新装》的佳作中，普瓦雷展现了自己的幽默感和面对逆境时的智慧：“我曾是很多新事物的发起人，或者我更愿意说，我是点燃了很多火炉的那一把火，但是这些火炉离开我之后就灭了，或者被灰烬覆盖。我并不因此而心生怨怼。对于不再富有这件事我已经习惯了。不习惯的应该是我的税务官。”
在公司破产、他的同名品牌被剥夺之后，保罗仍不死心，在女儿玛蒂娜的帮助下组建了一家新公司，名为帕西（Passy）10-17（数字是他原来的电话号码）。然而还是以失败告终。柯莱特[31]邀请他在舞台剧《流浪女伶》中和她演对手戏。演出获得成功，他赢得了尊重。接着，这位设计师又得到了达尼埃尔·达里厄[32]主演的电影《潘图尔》中的一个角色。这时，巴黎春天百货的董事皮埃尔·拉吉奥尼（Pierre Laguionie）向他伸出了橄榄枝，请他为客户设计几款成衣，并且向他支付了超过20年的预付款。这是一个以全新模式推出服装款式的长期合作平台，然而也没能逃脱夭折的命运。
面对考验，保罗·普瓦雷仍然保持自己的优雅。1934年一个阳光灿烂的夏日清晨，这位昔日的王者走进巴黎九区的区政府登记失业。面对冲他不停拍照的兴奋的媒体，他展示了自己的失业卡和失业金：“对于像我这样的艺术家，这座城市连一席之地都吝于施舍，对此我深表同情。”在巴黎高级定制时装公会的一次会议上，他曾经的助手罗伯特·皮盖[33]提意为他提供年金。他曾经的同事和朋友让娜·朗万、吕西安·勒隆、玛德莱娜·维奥内和艾尔莎·斯基亚帕雷利都大力支持，甚至坚决主张提高补助金额。但是有一个人对这一提案强烈反对：公会主席雅克·沃斯。
为了赚点小钱，普瓦雷尝试了各种方式。在夏莱诺曼德餐厅，这位曾经的富豪为一些仁慈的宾客朗诵拉封丹的诗，比如《知了和蚂蚁》。他曾经的模特雷吉娜在剧院广场拥有一家小餐馆，保罗先生亲自装修了其中的阁楼。作为交换，他每天都可以在这里接待他最好的朋友。柯莱特、皮埃尔·拉扎雷夫[34]、弗朗西斯·卡尔科[35]还成立了普瓦雷朋友联盟。
在“二战”法国被占领时期，这位从未被打败但是变得更加平和的老人隐居在圣特罗佩，仍然没有什么生活来源。他只是不知疲倦地绘画。1944年在夏邦杰（Charpentier）画廊为他组织了一个很棒的画展。科克托在展览的前言中不吝赞美之词：“看看他，就像是在暴风雨中作画的幽灵船的船长。普瓦雷向这座生他养他的城市的血液中注入了缤纷的色彩……”
几周后，在诺伊利（Neuilly）的诊所里，他的女儿们，以及代表着他的梦想的玛蒂娜学校的毕业生们陪伴在他床边。4月28日，他终于安详地走了。在此之前，他也没少哀叹护士服带来的悲伤气氛。
这位催化了时装、装饰和生活艺术的流行趋势演变的大师在贫困潦倒中离开人世，而他的作品和影响力也都被遗忘。作为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保罗·普瓦雷的命运可谓跌宕起伏，他一方面代表了19世纪第三代伟大的高级定制时装大师，同时也是当代时装设计师的先驱，在时尚发展史之外自成一体。或许他只是错生在了一个过于老派的年代。
【注释】
[1]加布里埃·夏洛特·雷朱（Gabrielle Charlotte Reju），艺名雷雅娜（Réjane），1856年6月5日～1920年6月14日。成功的法国舞台女演员，也是早期的无声电影女演员。——译者注
[2]Belle Époque指从19世纪末开始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结束。这个时期被上流阶级认为是一个“黄金时代”，此时的欧洲处于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随着资本主义及工业革命的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欧洲的文化、艺术及生活方式等都在这个时期发展日臻成熟。此时期约与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后期及爱德华时代相互重叠。——译者注
[3]当时著名的扇面画家。
[4]Sarah Bernhardt，1844年10月22日～1923年3月26日。19世纪和20世纪初最著名的法国舞台剧和电影女演员。——译者注
[5]Edmond Rostand，1868年4月1日～1918年12月2日。法国诗人、剧作家。代表作有《西哈诺·德·贝热拉克》《雏鹰》《远方公主》等。——译者注
[6]Leonilla Ivanovna Bariatinskaya，1816年5月9日～1918年2月1日。俄罗斯帝国贵族。
[7]即新艺术风格。——译者注
[8]Raoul Dufy，1877年6月4日～1953年3月23日。法国著名野兽派装饰风格画家，也是版画家、书籍插画家、风景设计师、家具设计师、公共空间的规划师。他的作品还在挂毯、壁画、纺织品和陶瓷设计中被广泛采用。——译者注
[9]法国茹伊昂若萨（Jouy-en-Josas）产的一种棉质或者麻质白底单色印花面料。——译者注
[10]帕尔默·怀特，《了不起的普瓦雷》作者，该书由Payot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
[11]Guillaume Apollinaire，1880年8月26日～1918年11月9日。法国著名诗人、小说家、剧作家和文艺评论家，超现实主义文艺运动的先驱之一。——译者注
[12]阿梅迪欧·莫迪利安尼（Amedeo Modigliani），1884年7月12日～1920年1月24日。意大利表现主义画家与雕塑家，表现主义画派的代表艺术家之一。——译者注
[13]Max Jacob，1876年7月12日～1944年3月5日。法国立体派诗人。——译者注
[14]Sergei Diaghilev，1872年3月31日～1929年8月19日。俄罗斯的艺术评论家、赞助人、芭蕾舞承办人和俄派芭蕾创始人。——译者注
[15]Juliette Récamier，1777年12月3日～1849年5月11日。法国著名沙龙举办人，新古典主义的偶像。——译者注
[16]Schéhérazade，阿拉伯民间故事《一千零一夜》中的女主角，故事的讲述者。——译者注
[17]Tutankhamun，前1341～前1323年，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第十八王朝的法老。其陵墓于1922年首次被发现并公诸于世，其中保存了5000多件令人惊叹的文物，包括服饰、家具、艺术品、车马武器等。——译者注
[18]La Madone des sleepings，法国记者、作家莫里斯·德科布拉（Maurice Dekobra）于1926年出版的小说，故事描述了一位年轻的寡妇乘坐卧铺列车旅行所发生的故事。小说一经推出即大获成功。——译者注
[19]Sardanapale，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原型为新亚述帝国的最后一位伟大的国王亚述巴尼帕（前669～前627年）。——译者注
[20]今天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大道。
[21]Louis Süe，1875年7月14日～1968年8月7日。法国画家、建筑师、设计师。——译者注
[22]Aphrodite，古希腊神话中象征爱情与美丽的女神。——译者注
[23]Édouard de Max，1869年2月14日出生于罗马尼亚，1924年10月28日逝世于巴黎。法国著名戏剧和电影演员。——译者注
[24]Pavillon du Butard，法国建筑师昂热·雅克·加布里埃尔（Ange-Jacques Gabriel，1698年10月23日～1782年1月4日）为路易十五所建的一座庭院，是凡尔赛花园中的一部分。——译者注
[25]André Dunoyer de Segonzac，1884年7月7日～1974年9月17日。法国画家、平面设计师。——译者注
[26]Kees Van Dongen，1877年1月26日～1968年5月28日。荷兰的野兽派画家。——译者注
[27]Paul Iribe，1883年6月8日～1935年9月21日。法国装饰艺术风格插画家、设计师。1931年与可可·香奈儿相恋，直到他生命最后一刻。——译者注
[28]Georges Lepape，1887年6月26日～1971年2月15日，法国著名时装插画师、海报设计师、插画师。——译者注
[29]Georges Clemenceau，1841年9月28日～1929年11月24日。政治家、新闻记者，人称“法兰西之虎”或“胜利之父”，曾任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理。——译者注
[30]Misia Sert，1872年3月30日～1950年10月15日。波兰血统的钢琴家，曾在巴黎主持艺术沙龙。她是众多艺术家的赞助人和朋友，也是香奈儿的好友。——译者注
[31]西多尼·加布里埃尔·柯莱特（Sidonie-Gabrielle Colette），1873年1月28日～1954年8月3日。法国女作家、演员、记者。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作家，龚古尔学院首位女主席，法国首位享有国葬之礼的女作家。被誉为20世纪法国最杰出的女作家之一。《流浪女伶》（La Vagabonde）是她写的小说，并由她本人导演并出演舞台剧。——译者注
[32]Danielle Darrieux，1917年5月1日～2017年10月17日。屡获殊荣的法国舞台剧、电视和电影演员、歌手和舞蹈演员，法国伟大的电影明星之一。——译者注
[33]Robert Piguet，1898年5月6日～1953年2月22日。法国著名服装设计师，迪奥、纪梵希都曾在他手下接受指导。——译者注
[34]Pierre Lazareff，1907年4月16日～1972年4月21日。法国记者、报社老板和法国电视台节目制片人。——译者注
[35]Francis Carco，1886年7月3日～1958年5月26日。法国著名作家、诗人、记者。——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