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尔·卡丹（Pierre Cardin）
皮尔·卡丹，杰出的时装设计师和目光远大的商人，全世界最著名的法国人之一，在过去的60年里，我们是否已经听了够多对于他不可抑制的上升之势的溢美之词？算算他在全球的八百甚至一千张商标授权使用合同，他所获得的国际成就和数百万美元有失体面的收入，这位实业资本家将自己的业务版图和名字扩张到了与服装大相径庭的各个领域，包括酒店、餐厅、奢华食品店以及室内装修。这一切都源自他生命中的唯一动力：想象力。
我们差点忘了他也是一位了不起的时尚大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领先于他的同行们。的确，年轻一代设计师的成功，转移了大众对那些在20世纪60年代非常具有颠覆性并且总是充满了丰富想象力的高级定制时装的关注，但是，随着21世纪的到来，随着时尚的轮回，我们看到新一代的年轻人重新爱上了不安分的皮尔·卡丹昔日推出的那种风格。
结构性极强的大胆裁剪，对立体造型的不断探索，还有那些几何形态的装饰和带来视觉冲击的色彩，都将他的作品升华为光芒四射且工艺精湛的艺术品。只有像这位从20世纪50年代初就决定自立门户的克里斯蒂安·迪奥昔日的合作伙伴一样的能工巧匠才能做到这一点。
他是时尚先锋，开创了无性别服装的先例，将脸甲、窗洞、魔术贴引入了时装；他是塑料、拉链、“卡丹女郎”裙（1967年用无纺材料铸模成型的连衣裙）的捍卫者；他推出了黑色丝袜，起用了有色人种模特；还有他设计的飞檐肩、紧身衣系列、无脊椎系列、祭披系列和牧师服系列，每一个系列都不断刷新大众的认知。这样的卡丹怎么会不吸引当今最潮的年轻人呢？他那美妙的未来主义风格与那个对未来满怀憧憬的年代不谋而合。
媒体太喜欢这种彻底推翻过去，搅乱国际高定时装的创作思维了！他的服装使Cardin品牌从莫斯科到北京都名声大振，给他足够的自信编织一张商业网络，构建自己的商业帝国。这位92岁[1]的老人有底气为自己不同寻常的命运而感到自豪。
彼得罗·卡丹（Pietro Cardin）于1922年7月2日出生于特雷维兹（Trévise）省，圣比亚吉奥·迪·卡拉尔塔（San Biagio di Callalta）地区的圣安德烈亚·迪·芭芭拉纳（Sant’Andrea di Barbarana）。这座小镇位于威尼斯附近。他是家中10个孩子中的老幺，上面有5个哥哥、4个姐姐。他的父亲亚利桑德罗·卡丹（Alessandro Cardin）和母亲玛丽亚·蒙塔尼（Maria Montagner）经营着一座小型葡萄酒农场。为了增加家庭收入，亚利桑德罗还为一家专门销售贮藏食物用的天然冰块的公司工作，他需要爬上多洛米蒂山脉（Dolomites）去采冰。尽管妈妈做的帕尔马干酪煨饭非常美味，也改变不了生活非常艰苦的事实。
从父亲那里，他继承了炯炯有神的眼睛和指甲扁平的农民的大手。从母亲那里，他继承了略带鼻音但非常迷人的轻柔嗓音。成年后，他成为这个地区产的普洛塞科（Prosecco）白葡萄酒以及它的起泡版弗里赞特（Frizzante）葡萄酒的狂热爱好者，并在圣保罗区的总督城里给自己买了一个宫殿“卡布加拉丁宫（Palazzo Ca’Bragadin）”。
在此之前，首先要活下来，法国在他们看来将会是救世主。于是，大姐乔瓦娜（Giovanna）追随已经移民的父母，在1922年前往圣艾蒂安（Saint-Étienne）。另外3个女孩特蕾莎（Teresa）、帕尔米拉（Palmira）和阿尔芭（Alba）在拉图迪潘（la Tour-du-Pin）的一家织布厂工作。哥哥埃尔米尼奥（Erminio）在家住帕多瓦（Padoue）的舅舅那里避难。1924年，亚利桑德罗携妻子和小彼得罗彻底离开意大利，与在伊泽尔（Isère）的女儿们团聚。亚利桑德罗很快就被圣艾蒂安著名的武器和自行车制造商录用了，从而获得了稳定的生活。他们在翁丹纳（Ondaine）山谷里卡马里（La Ricamarie）的一间小房子里安顿了下来。
改名为皮尔的彼得罗1936年加入了法国籍，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饱受精神的创伤。比如在课间休息的时候会被骂“肮脏的通心粉”，或者在他看来并不公平的老师的严厉对待。一边是法国学校，一边是纯意大利人社区，他的童年因为仇外行为的影响而略感孤单。他的乐趣来自一个小邻居克洛迪娜（Claudine），她用自己的娃娃和他一起玩乐。他尝试用从妈妈那里要来的小布片给娃娃们做衣服。过了一段时间，当学校的一位督导问他长大后想要做什么工作的时候，他不假思索地说：“服装设计师！”
他十几岁的时候被父母安排到了圣艾蒂安的邦普伊（Bonpuis）裁缝店，让他学习裁剪和缝纫。他同时也上一些会计课。这个少年对未来充满了幻想，他经常跑去理发店翻看那些带给他梦想的杂志。他们在那里聊让·科克托、大使剧院、马克西姆餐厅和巴黎的艺术生活。还有一个命运的预兆：一次去姐姐乔瓦娜家度假的时候，他偶遇了一个和他意气相投的萨瓦人皮埃尔·巴尔曼。他母亲是个裁缝，他自己也强烈地渴望从事这个职业。那时的他们有没有那么一瞬想到过，有朝一日他们俩都会成为高级定制时装界名垂青史的人物呢？
1939年9月3日法国向德国宣战时，他17岁。1940年6月22日，停战协定签署，政府迁往自由区的维希。面对时代的悲剧，这个年轻人仍然无忧无虑地幻想着自己的艺术生涯。第二年，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他骑上自行车，决定去巴黎碰碰运气。他漏算了分界线的问题，在穆兰市的桥上被德国哨兵拦住了。尽管他手续齐全，但还是被拘留了18个小时。他觉得回头更安全，于是最后去了维希。他是否知道可可·香奈儿曾在1906年去过那里呢？
维希令他一见倾心。公园里高大的栗子树染上了忧郁的锈红色。最纯粹的仿古风格的铁艺酒吧里，就像孔雀开屏一样展现自己的玻璃花窗。这座法国首屈一指的温泉之城就像是一个视觉陷阱，这里有社交活动、赌场剧院、跑马场，还有不停穿梭的公共汽车。从贝当（Pétain）元帅居住的公园酒店门前经过，皮尔沿着室内长廊漫步，和优雅贵妇们擦肩而过。他注意到这里有很多茶室，里面都是奶油色和毛茛色的装修，还有镜子和各种镀金饰物。
在皇家路的拐角，一家特别雅致的服装店芒比（Mamby）向他伸出双臂。皮尔·卡丹鼓起勇气推开大门，找到经理布兰奇·波皮纳（Blanche Popinat），请求她给自己一份工作。“她觉得我很可爱，立马就同意雇用我了！”他说。他们为他找了一间临时的简易膳宿公寓，他就这样神奇地得到了一个新住处。
第二天，他就开始在这个有8名裁缝的工坊里工作了。工坊的领头是一位曾经在Chanel工坊工作过的首席工匠。整个维希都穿芒比的服装，活儿永远不会少。在这两年里，他对衣服折边和扣眼了如指掌，而在裁剪方面他则展现了特别的天赋。
1943年2月，强制劳动法的颁布直接波及到他。他收到了去德国斯德丁（Stettin）一家武器工厂工作的传唤书。幸运的是，布兰奇·波皮纳出手了。她向她的朋友韦迪耶（Verdier）将军寻求帮助。这位将军有权在每一支队伍中选出两位新兵为红十字会服务。于是走了后门的皮尔被派到了会计室，进入了卡卢（Callou）温泉疗养所的临时营房。
在这一非同寻常的时期，他感到迷惘。他远离政治，不加入任何阵营。他的意大利血统和他不愿承认的同性恋身份，都构成了他迫切希望这段艰难时光快点结束的原因。这个年轻人努力提高自己的修养，晚上经常去看电影，《永恒的回忆》中让·马雷（Jean Maris）的俊朗和玛德莱娜·索洛涅（Madeleine Sologne）的美貌让他惊叹不已。苏希·德莱尔（Suzy Delair）在亨利·乔治·克鲁佐（Henri-Georges Clouzot）导演的《杀手住在21号》中的玩笑话，阿尔莱蒂（Arletty）在马塞尔·卡尔内（Marcel Carné）执导的《夜间来客》中的神秘感，都让他自得其乐。他从不错过维希交响乐团在歌剧院的任何一场音乐会，也不会错过提诺·罗西（Tino Rossi）和安德烈·达萨里（André Dassary）在维希音乐厅爱丽舍宫的任何一场独唱音乐会。
解放后，红十字会宣布解散。皮尔得到去该组织巴黎总部工作的机会，给他预定的酒店就在王宫附近。他急忙跑去他每天用餐的家庭饭店，将这个重要消息告诉邻桌的朋友们。其中有一位非常尊贵的坎布雷德特（Cambredette）伯爵夫人。她以看手相和用纸牌算命的能力而自鸣得意。和经常让人算命的克里斯蒂安·迪奥一样，这个年轻人也请她为自己预测一下未来。她给出了非常清晰的答案：“我看到了很多机遇和荣耀。我看到印有你名字的旗帜在全世界飘扬！”他还问她是否可以向他推荐一个巴黎时尚圈的人。她想了一下，给了他一个开启神秘大门的名字：“你去福布尔圣奥诺雷路82号找瓦尔特纳（Waltener）先生。”
23岁的皮尔·卡丹终于在1945年11月18日抵达了巴黎。他提着一只小行李箱，怀揣着一封介绍信和勃勃野心。他可能像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那样，在心中呐喊：“巴黎，咱们来较量较量吧！”他脸庞消瘦凹陷，眼神炽热，在姿态上既有高傲内敛，也有外省人的笨拙，他就像是卡巴乔[2]作品中的骑士。听他来说后面的故事：“星期天早上，我去了她指引我去的地方。我走过了整条圣奥诺雷路，终于来到了福布尔圣奥诺雷路的Lanvin门口。天真冷啊！我穿着木底鞋，身上只有一件人造丝和黏胶纤维的薄大衣。那时是早上9点。然后我看到一位先生走来，就问他82号还有多远。他看了我一眼，笑着问我：‘那您去82号是找谁呢？’我没有说实话，有点局促地回答说：‘我有个朋友住在那里……’他又问：‘那他叫什么名字呢？’‘瓦尔特纳。’他哈哈大笑地对我说：‘我就是瓦尔特纳先生！’我对巴黎一无所知，而我第一个搭上话的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太奇妙了！”
于是第二天，他就被这间BCBG服装公司录用了。但是公司的女装部规模很小，卡丹没有用武之地。很欣赏他的工作能力的瓦尔特纳将他推荐给了Paquin公司。他在那里工作了一年。
创立于1891年的Paquin时装屋风韵犹存。安东尼奥·卡诺瓦斯·德尔·卡斯蒂洛（Antonio Canova del Castillo），自1942年接手后，就用西班牙公主裙、头纱和无处不在的手笼强化了伊比利亚风格。这位西班牙绅士用伪装的漫不经心掩饰自己的极度羞怯。卡丹谦虚地开始了新的工作：“我是大江中的一滴水，顺流而行。当我知道这间著名的工坊是由排名第一的裁缝领衔的时候，我充满了信心。我的处境岌岌可危：在一群针线大师中担任首席缝纫工……但是我相信，我的蓝色眼睛表明了我的决心。”
不久，一个难得的机会出现了：为在都兰拍摄的由让·科克托导演、让·马莱（Jean Marais）和若赛特·戴（Josette Day）主演的电影《美女与野兽》设计服装。克里斯蒂安·贝拉尔担任这部电影的艺术总监，科克托请马塞尔·埃斯科菲耶（Marcel Escoffier）设计了一些童话般的服装。这些衣服由Paquin公司制作，皮尔·卡丹被委以修饰润色的工作。他有时甚至会穿上让·马莱的戏服，为能亲身参与这一艺术盛事而兴奋不已。他从学徒变成了模特，但是丝毫没有错过创意盛宴。
他很快就到了Schiaparelli公司做裁剪师。旺多姆广场21号的工坊魅力无限。他的时装变得更规矩了。1946年的春季系列，这个意大利人选择不冒太大的风险，推出了将战前的刺绣外套加以变化的款式，搭配朴素的连衣裙。在经历了战争和多年的贫困后，解放了的法国重新找到自己的品牌。唤起战前上流社会美好生活记忆的高级定制服装劫后重生。各种舞会接踵而来。上流社会又开始关注外表了。卡丹很高兴自己亲历了这一切。
由经常出入科克托的圈子，刚刚出版了《宠儿们》的小说家菲利普·埃里亚（Philippe Hériat）的牵线，他的幸运人生与克里斯蒂安·迪奥交汇了。那时的迪奥41岁，他还在Lucien Lelong公司工作最后几个月，接着就要在富有的纺织品巨商马塞尔·布萨克的资助下开自己的公司了。他邀请年轻的皮尔来蒙田大道30号共襄盛举，负责套装和大衣的样衣制作。“于是，1946年11月18日，我早上8点就到了门口，很高兴成为第一个到的人。我们上了二楼。我在那里工作了两年半。”卡丹回忆道。
1947年克里斯蒂安·迪奥的横空出世，标志着20世纪服装演变史中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耗费大量材料，装饰各色珠宝，紧身褡束紧的腰线，长及小腿中部的花冠裙。新风貌风靡一时，成为制作它的工匠之一也是一件奇妙的事。“Dior辉煌的起步让我这样的小工艺师也感到与有荣焉。‘渴望’和‘神秘’这两款完全是由我亲手制作的。”卡丹知道怎样让自己变得不可或缺。他学习一间大型时装公司的运作秘诀。迪奥还允许他和名人客户见面。但是他的野心不止于做一个工艺师。
不久，为戏剧和电影制作剧服成为他不可抗拒的诱惑。皮埃尔·比隆（Pierre Billon）请他为由科克托改编，让·马莱和达尼埃尔·达里厄主演的翻拍电影《吕·布拉》制作剧服。科克托本人也想请他为自己的下一部电影、让·马莱、玛丽亚·卡萨雷斯（Maria Casarès）和弗朗索瓦·佩里埃（François Périer）主演的《俄耳甫斯》制作服装。卡丹一时冲动就离开了Dior，将自己的名字挂在了里什庞斯（Richepanse）路一间阁楼的门上。他为自己打工了，他就是自己的老板。从此，他在戏剧服装和假面具上贴上了自己的标签。迪奥并没有对他心生怨念，还为参加艾蒂安·德博蒙伯爵主办的蒙面舞会而向他定制了一个狮子头面具。1951年9月，在卡洛斯·德·贝斯特吉（Carlos de Beistegui）于威尼斯举办的化装舞会上，他为最时髦的巴黎客户打造了30套服装。
自此，他立下了新的愿望：成为自己服装品牌的设计师，并且自己掌管财政。所以他将为上流社会大型化装舞会设计奢华服装所赚的钱全都存了起来。1952年他结识了后来成为他的密友和艺术总监，并且给他带来很多积极影响的安德烈·奥利弗（André Oliver）。他们两人完美互补，就像弗朗索瓦·玛丽·巴尼耶（François-Marie Banier）后来说的：“他之于皮尔，就像多瑙河之于布达佩斯。”
1953年，皮尔·卡丹带着一支临时组建的团队搬到了福布尔圣奥诺雷路118号三楼。从他的第一场秀开始，媒体就立刻注意到：“在Christian Dior工作的经历让皮尔·卡丹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并且严格遵守这一不容丝毫含糊的精妙裁剪艺术的所有规则。他在表达这种精益求精的时候，并不显刻板。”他的服装，上半身柔软且利落，裁剪精湛。圆弧形的领子高耸到靠近脸颊，有时向两边打开，像两片叶子。有些套装脱掉外套后，里面是一件非常合身的无袖连衣裙，朴实而完美。《世界报》（Le Monde）时尚作家娜迪纳·拉乌尔·迪瓦尔（Nadine Raoul-Duval）对他不吝溢美之词：“记者、明星、上流社会的贵妇们，我们都挤在他那不算大的沙龙里，为他绝妙的春夏系列鼓掌欢呼。每一款服装都展现了一种无所谓的洒脱，以及年轻人略带挑衅的魅力……”他的“起飞”系列，恰如其名，开了一个好头。
在他下一个系列中，廓型变长了，上半身变宽，那效果就像在袖子上植入了口袋，或者加了后腰褶而产生的后背鼓起的效果。上衣体量更大，为了加强效果，与之对比的裙子都是紧身的直筒裙或者褶裥裙。那件特别柔和的灰色的真丝套装赢得了全场喝彩，外套掐腰，并向着肩的方向张开，有趣的口袋镶嵌在袖子里，像是顺应又像是纠正那捉摸不定的线条，以此加强宽阔的肩型。被称为“爆裂”的领圈有意小露香肩，展现里面的打底衫或者白色提花的齿形双层领。
在伊丽莎白女王的加冕礼让人记忆犹新的这一年，皮尔·卡丹打入了上流社会。毋庸置疑，他是一个杰出的裁缝，拥有显而易见的精湛技艺。他知道如何将充满理性的线条与充满想象力的天马行空结合在一起。他的服装都拥有神秘的裁剪，离经叛道却极有分寸。雅克利娜·德吕巴克（Jacqueline Delubac）和埃尔维尔·波佩斯科（Elvire Popesco）也成为他的客户了。哪怕是别的品牌的主顾，能拥有一套皮尔·卡丹的套装或者大衣都是品位的象征。只是，如果设计的服装只能在一天中的特定时间穿着，那还是成不了大师的。
1953年10月，他以拱桥和十字架为灵感，推出了一个建筑感极强的系列。拱桥表现在隆起的后过肩，在手臂处膨胀的袖子，嵌入式和服袖；十字架出现在折叠的袋盖，视错觉的后腰带和纽扣布带上。卡丹崭露头角，让我们忽略了同时代的年轻竞争对手：安德烈·勒杜（André Ledoux）、亚历克斯·马吉（Alex Maguy）、阿米·领科（Army Linker）、贝纳尔·萨加多伊（Bernard Sagardoy）、勒内·里斯（Renée-Lise）。这个威尼斯人首创了在裙套装中加一件可分离的配套低领短上衣，迅速得到热烈追捧。
他脑袋里装满了创意。1954年10月，为了扩大战果，卡丹新开了两家精品店：“亚当”和“夏娃”。他设计了一个展示场景，布置了一些不知道从哪个驯马场“逃跑”的木马。夏娃当然是扎着马尾的，卡丹给她们设计了知名马厩的彩色头盔，为惊喜派对准备的看似随意的连衣裙，露出衬裙的开衩半身裙，赛马骑师帽，顺理成章地，其中大部分用的是骑师服毛呢和擅长画跑马场的画家杜菲最爱的色调：肉色和粉色。为亚当设计的是显色细方格花呢上衣，骑师衬衣，罗缎燕尾服，平纹结子花呢、法兰绒或麂皮外套，呢绒或白色云纹晚装领带，打破了男装惯有的肃穆。马塞尔·阿夏尔[3]、贝尔纳·布菲[4]、雅克·沙佐[5]、史蒂夫·帕瑟[6]和阿图罗·洛佩兹（Arturo Lopez）是他的第一批客人，非常喜欢他的领带。这是首次出现一位女装设计师销售男装领带。他还推出了绝妙的真丝家居连衣裙。这次试跑有一点未来成衣的样子了。1954年的圣诞节，他用灰色麂皮包裹了橱窗，将他的新作都集中在花丛中：松脂色天鹅绒配水貂皮紧身短上衣、粗花呢浅口鞋、多色宝石花瓣项链。
所有这一切都很美，很巴黎，但是还不够大胆。1955年2月，卡丹提速了，几乎达到了“超音速”。现场观众，爱丽丝·柯西亚、勒内·圣西尔（Renée Saint-Cyr）、玛蒂娜·卡罗尔（Martine Carol）被这次星际旅行惊呆了。模特们穿着圆锥形的“火箭头”收腰长外套，裙子下摆收紧，让一圈炸开的荷叶边在膝盖处绽放，头上戴着一顶行吟诗人的圆锥帽。整个线条攻击性极强。“飞机机身”连衣裙有圆领纤细的上半身和在髋部像气球一样膨胀的裙子。“鱼类”套装的外套很短，背部柔软。蓝色被洗褪了色或者带着金属光泽，黄色是星辰的颜色，红色有爆炸的威力。所有媒体都看得瞠目结舌。
自此，美国买手和盎格鲁—撒克逊记者们再也不错过他的任何一场秀了。他已经成为巴黎时装界绕不开的人物。他不再是正在衰败的传统的奴隶。卡丹也意识到，时装屋想要繁荣发展，必须在更广的领域开发利用自己的品牌。扩大客户群成为他的执念。他渴望壮大自己的公司，想要设计一些可以用服装商的工业流程来销售的服装。正如协助他管理卡丹剧院的西尔瓦纳·洛伦茨（Sylvana Lorenz）所说：“他需要钱，很多很多的钱，这样他才能继续每年推出两个不同凡响的服装系列。一个高定系列的成本非常高，通常是赔本买卖。因为在创作的200款中，只有100款左右会展示给大众。刚刚千辛万苦地收到钱款，又要为下一季产品的推出做预算了。”
1958年5月，总是紧跟时尚的他受邀在日本展示他的服装，他与高松亲王同机抵达日本，欢迎的红毯是为他而不是为昭和天皇的弟弟铺设的。他后来经常访日，他也是第一个访问俄罗斯和中国的西方设计师。多年来，他就像是法国大使一样，被菲德尔·卡斯特罗、戈尔巴乔夫、贝娜齐尔·布托等多国政要接待，并获得了很多奖项、头衔和勋章。
1958年8月，他推出了第一款以稀有香精为基调的香水“16号房（Suite 16）”，水晶香水瓶呈棱柱形，真丝饰带上有手绣的他的名字。随后推出的“卡丹之水（Eau de Cardin）”有比淡香水更加持久的芳香。1958年12月，他设计了一套滑雪后穿的连体衣，用布高乐（Bucol）面料商开发的银色面料制作，一直包裹到脚趾。
1959年1月的新系列名为“le Hoop”，取其圆箍的意思，因为这个系列服装宽大的领子横向拉开，包裹住诱人的香肩。肥大的袖子在肩部形成宽褶裥，进一步增大了椭圆形领口外的肩宽。他的外套得到了所有媒体的喝彩，有些七分袖外套搭配朴实无华的露肩大领，有些宽松外套上漏斗形的领口像小斗篷一样耷拉着，搭配宝塔袖。他的用色让人印象深刻：用紫罗兰糖果色、薄荷绿、偏粉或者偏蓝的帕尔马堇菜色、珍珠灰、浅杏色等为代表的浅淡的粉色调，搭配龙胆紫、木犀绿、柠檬黄、南瓜橘、吊钟海棠紫、海军蓝和白色等更加明艳的颜色。
卡丹的名字在报纸上随处可见。他为马塞尔·阿夏尔制作了饰有金丝线刺绣的黑夜蓝院士服，为电影《恨世者》（Misanthrope）设计了现代版剧服，为苏菲·德马雷（Sophie Desmarets）和玛蒂娜·卡罗尔（Martine Carol）设计生活中和电影中的服装，设计了沙滩装，金属光泽的纱线让黑色和白色的泳衣闪闪发光。他推出了巨大的包以及像日本纸灯笼一样的蝉翼纱褶裥包，制作了“黑樱桃串”或者“葡萄串”首饰。但是当他闯入了让娜·莫罗[7]的生活，才让他真正成为了全民皆知的人物。他们两人的浪漫友谊维持了4年。
这位明星一直都是穿Chanel的，但是1961年，准备拍摄约瑟夫·罗西（Joseph Losey）执导的《夏娃》，扮演其中一位优雅的上流贵妇的她，一下子选了卡丹的25个新款服装，也就是那个系列中所有的雪纺连衣裙。设计师在选款快结束的时候出现了，立即拜倒在这位刚刚凭借《恋人们》（Les Amants）广受好评的娇媚女子的石榴裙下。他温柔的目光、坚定的信念，以及他不卑不亢的态度也让她心生欢喜。他宽阔有力的手掌，他的精致细腻和野心勃勃，也让她深深迷恋。
他们几乎是一见钟情，很快就走到了一起。她当下就对媒体说：“他赋予了我全新的人格，我打算接下来穿我为这部电影选的所有服装。”他后来也说：“她曾是我的灵感源泉，我爱她。那时候举办发布会的沙龙层高都比较低，所以高个子模特并不流行。让娜的髋特别窄，身材非常娇小。但是她从来没有为我做过模特。”他很想和她生一个儿子，但是这位女演员已经无法生育了。在她拍摄三部电影《天使湾》（La Baie des anges）、《21号特工玛塔·哈莉》（Mata Hari）、《玛丽娅万岁》（Viva Maria）期间，他们之间的柔情蜜意从威尼斯延续到派洛斯岛，他也为这三部电影设计了服装。后来他们也一直保持着朋友的关系。
当他在1962年首次设计了一个风格大胆的内衣系列的时候，心里想着的是她吗？1962年更是卡丹抛出“原子弹”的一年：“皮尔·卡丹高级定制时装屋和巴黎春天百货签订了合作协议，根据该协议，他的设计将会以相对比较低的价格批量销售。春夏系列中的15款服装即将投放市场。”媒体尽情欢呼：“平价的高定时装！”对于那些因为他开设这样的专柜而指责他投机钻营、庸俗粗鄙的人，卡丹回击道：“美国人买了我们的款式然后以低价进行批量生产，因此所有美国女性都可以穿上由时尚大师设计的服装。为什么法国女郎不可以呢？”这是一个有力的论点。而且他相信，将自己的产品卖给一个完全不同的消费群体并不会造成他高定沙龙的客户流失。他的这一创造性做法让大多数人可以接触到当代奢侈品，而他是她们之间的桥梁，也是第一个受益者。
然而媒体几乎都是站在巴黎女性一边的，他们也有点担心会看到所有人都穿着享有盛名的时装屋的衣服，而在这之前，能穿上一位知名时装大师的衣服还是一种特别的身份象征。时尚评论家也在自问：“我们想让高级定制走向民主还是走向光荣孤立？”在巴黎春天，500法郎就能买到一身Pierre Cardin套装，而在他的时装屋定制的话，价格大约是它的6倍。当然，用的不是一样的面料，而且这些都是按照标准尺寸制作的。多亏了卡丹，高定时装终于自愿走向街头了。这一创举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并且很快就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
这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新一代和老一辈对此争论不休。Christian Dior恰如其分的大胆创新，Jacques Fath充满浪漫的奇思妙想，Elsa Schiaparelli不同寻常的色彩混合，都在后浪凶猛的拍打下黯然失色。卡丹、圣洛朗，以及紧随而来的库雷热、帕科·拉巴纳，吹来了一阵年轻的风，他们对女性的渴望有一种超感官直觉。老牌时装屋因为害怕惹恼自己的客户，满足于只改变细节而不对线条大动干戈；新生代则想要在奢侈品世界掀起一场大革命。
卡丹就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既野心勃勃又极端自我的，富有远见卓识的时尚人。他既设计上流社会华服，也设计航天员的宇航服，他多才多艺又拥有不同寻常的商业天赋，他决定要全面出击了。他增加了海外授权。“奢侈品的关税是极高的，”他的一个合作伙伴解释说，“一件价值100法郎的配饰最后可能会卖到400法郎。”皮尔·卡丹通过向当地产品制造商授予特许权找到了对策。他将自己的署名标签贴在了假发（和凯伊黛Carita合作）、鞋履、手表、行李箱、眼镜、巧克力、墙纸、香烟以及各种产品上。慢慢地，这些授权产品与时尚的关系越来越远了。
他在全球一共签发了几百份授权合同，普及了Pierre Cardin品牌、风格、外观，但是这些产品杂乱无章，越来越难控制了。能取得如此大的实力提升是因为他的业务一直都属于他个人，由这位企业主自己说了算。“我缩短了流程”是他经常重复的话。但是盲目签发授权书从长远来看也带来了严重的危险：由于被大量滥用，品牌失去了它的口碑和吸引力。
面对他的这些违规操作，一些嚼舌根的人说，他将自己的灵魂卖给了恶魔，当他辞去巴黎高级定制时装公会主席一职的时候，他们感觉松了一口气。他的同行认为他是一个什么都干的冒失鬼，害得他们的职业堕落到与大商场为伍。卡丹极其自信，也非常相信自己的好运，他并没有意识到他已经成为同辈人恼火、厌烦甚至厌恶的对象。但这是事实，他那些手工缝制的同行们彻底与他决裂了。但是就像让·保罗·戈尔捷说的：“皮尔·卡丹，他一个人就相当于伊夫·圣洛朗和皮埃尔·贝尔热（Pierre Bergé）加工坊的首席工匠。”
1962年夏，卡丹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重新开始做时装秀了。这个系列主要有两个廓型，一种是极细长的，另一种是像牵牛花一样绽放，很多斜裁的动态。始终流畅纤瘦的廓型得益于他近乎神奇的裁剪。最打动人的是一些典型的“卡丹细节”：水貂皮镶边的绉纱披巾，运动穿的平跟厚底鞋，茄紫色羊羔皮保龄球背带包。还有皮革的巨型咖啡豆纽扣，蒂罗尔切割宝石吊坠毛衣链，与衣服配套的化妆品盒，以及穹顶帽。
1963年这位宽松连衣裙的捍卫者调转方向，用面料清晰地勾勒出曼妙身姿。在他的秋冬系列发布会上，一只展开翅膀的蝙蝠拉开了这个以菱形为主题的系列的序幕，从晨间披风到晚装大礼服。迷你贝雷帽，漆皮羊皮紧身靴，上百个别致的细节点缀着那些在髋部收褶或者抽绳的夹克。线条和谐，造型平衡，色彩亲和。
他的下一个系列显然是献给让娜·莫罗和她的电影《21号特工玛塔·哈莉》的。看到那么多靴子、职服上装、长至小腿肚的长风衣、宇航员头盔、米色华达呢修身风衣，一位美国记者怪叫着说：“这怎么可能？模特们是要找十字军功章么？”从这时起，他开始为大受欢迎的连续剧《瓜皮帽和皮靴》（Chapeau melon et bottes de cuir）设计剧中男演员帕特里克·麦克尼（Patrick MacNee）服装：非常有效的全球广告。而他为披头士设计了修身长裤搭配无领外套，内搭高领衬衣，这套漂亮的西式套装彰显了他的创新理念。
事实上，他被认为是现代法国的最佳代表。像乔治·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这样想要改造法国的决策者，他的夫人克洛德（Claude）也穿他的衣服。1965年12月，法国驻华盛顿大使夫人妮可尔·阿尔芳（Nicole Alphand）受聘管理他的沙龙公共关系，并且邀来她的好友杰奎琳·肯尼迪作为明星嘉宾，这难道只是机缘巧合么？她为他打开了美国市场。后来，其他一些身份特殊的人物，比如弗朗索瓦·玛丽·巴尼耶、西尔瓦纳·洛伦茨（Sylvana Lorenz）以及外交部部长夫人莫妮克·雷蒙（Monique Raimond）都来为他站台。
他出人意料地在爱丽舍宫周边织网。1966年，他搬到了福布尔圣奥诺雷路59号，和马里尼大道形成拐角的一栋六层大楼里。成衣部占了这间时装屋的一整层楼面。他在自己的时尚宫殿周边不断购入新的不动产。比如将大使剧院改造成卡丹剧院和马克西姆餐厅，他最好的两个副业。这种投资策略并非偶然：每天早上，他都能在自己的领地走一圈。
在他的工坊里，威尼斯式铺张和奢华的悲惨主义并存。反成规在这里是主导思想：鼓励大家摆脱那些工坊必备套餐：纽扣、领子、翻边、装饰、环扣、口袋……在他那里，两个年轻的学徒很会搞气氛，他们是米歇尔·马拉尔·格拉顿（Michel Malard-Gratton）和未来之星让·保罗·戈尔捷。公司所有的支票都由卡丹亲自签署，包括员工的工资。他事无巨细样样都管！他不是个大手大脚的人，但是也决不吝啬。他与所有员工都相处愉快，待人彬彬有礼，说话带着鼻音，表情柔和又亲切，平静中透着些焦虑，语速较快。他知道自己是白手起家打下了这一片天地。作为一名曾经的会计师，他每天都可以分析自己成功的原因，机遇因素、风险因素、智慧因素。他有一些黑皮笔记本，上面是他每天像书记员一样事无巨细写下的笔记。
他身体健康但是神经脆弱。和所有创造力丰富的人一样，他吃得少，睡眠不好；他不爱赌博，不抽烟不喝酒。他工作中心情愉悦，严肃认真，持之以恒。这是他唯一的解药，也是他永葆青春的秘诀。几绺不听话的头发垂在发际线后退得高高的额头上，粉色眼眶中是一双钢青色的眼眸，卡丹就像超级明星一样，以略带傲慢的姿态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杂志上，滔滔不绝地讲述着自己的成功经验。大家都误以为他会对此感到厌倦，其实他乐此不疲。每个礼拜天早上，他都会去一座博物馆；每天晚上，他都会花时间阅读。他为数不多的朋友都很喜欢他富有感染力的开怀大笑。他和大姐一起住在位于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France）码头的一栋奢华的三层楼里，透过花窗能看到里面极具未来感的家具。
早在后来与之交恶的伊夫·圣洛朗和皮埃尔·贝尔热之前，卡丹就已经去了左岸，不久就开了一家“卡丹青年”专卖店，就在巴黎国立美院旁边，针对18～25岁的青年群体。他还新出了两款香水：“非凡（Singulier）”和“海蓝（Bleu marine）”。他与新娘装和孕妇装专营店领导品牌普雷纳塔尔（Prénatal）签订了合作协议。1967年，他进驻新德里引起了轰动，并且得到了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8]的礼遇。他带回了色彩绚丽的手工编织丝绸。1968年，他为法国联合航空设计了用海蓝色华达呢制作的空乘制服，冬装用艳绿色镶边，夏装用米白色镶边。
1967年他第一次做了资助人，与艾里斯·克莱特[9]联合，在圣日耳曼德普雷的核心区域创立了阿尔多米克（Artomic）私人俱乐部。1967年开始，他就宣布一年只想做一场发布会，并且有时候会将男女装混合。他1967年春夏系列的秀简直出神入化，是精湛裁剪工艺的杰作，所展现出来的未来风造型将成为他永恒的标志。“太空装”被不规则裁剪的无袖“小短裙”取代了，羊毛针织双色短裙套在黑色翻领羊毛衫外。头饰从漆皮摩托车头盔到焊工头盔应有尽有。他极具冲击力的配饰——靴子、腰带、背包都有铝制件镶嵌在皮革中。男模穿着羊毛针织立领连体衣，腰带低挂，拉链开合。西装采用了无尾常礼服的交叉式圆翻领和腰线上方一颗扣的设计。他的公司有两位当时的超模：玛丽斯·加斯帕尔（Maryse Gaspard）和他从东京带回来的娇小的松本宽子（Hiroko Matsumoto）。
1969年9月25日，他买下了大使剧院[10]并把它改造成卡丹空间。所有报纸的标题都写着：“Pierre Cardin从时装公司转型为文化企业。”他搬到加布里埃尔大道并非为了盈利，而是为了消遣，为了创作，构思平面和立体造型，设计家具和服装，策划展览，组织各种聚会和活动。总之，把这个地方变成一个高雅场所，展现他创新力的窗口。让娜·莫罗自然不用说了，还有玛琳·黛德丽[11]、雷纳塔·特巴尔迪[12]、玛丽娅·普利谢茨卡娅[13]都曾在这里登台演出。他们组织的活动，从莎拉·伯恩哈特回顾展到弗朗索瓦·比耶杜[14]，兼容并包。什么都比不上鲍勃·威尔逊（Bob Wilson）导演的《聋哑人的注视》带来的震撼和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的《驰骋在康斯坦茨湖上》所受到的猛烈批评。但是关于那些引人注目的剧院夜场的记忆已经很久远了。
高定时装秀接踵而至……20世纪70年代的服装有点相似。主题大家都很熟悉：紧身衣裤外套一件连衣裙或者无袖大衣，系不系腰带的都有，下面穿一条半身裙甚至是长裤。所有的服装都很紧身，裁剪加宽了双肩，凸显了腰身。只有那几条大腿前侧打褶的法兰绒长裤改变了廓型。不能不提的是那些羊毛针织直身“圆箍连衣裙”，随着前进的步伐，那一层层的圆箍蹦蹦跳跳，以及充满未来主义风格的迷你裙撑。他始终忠于自己的直线或者宽松的线条，通过袖子的设计画龙点睛。他的系带或者不系带直筒大衣配着副翼或者漏斗形的袖子，似乎准备起飞了。
授权特许经营合同为他带来的版税让他从此有底气展示自己的服装系列，而不必太在意它们是否卖得出去。一场发布会270套服装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现在他只做100套。1974年，他工作坊里的员工从3年前的380人减少到160人。高级定制时装在他所有业务的营业额中只占5%。
他无视传统、永恒探索新的想法总是把他送上报纸头条。1977年他位于马里尼大道27号的新沙龙向公众敞开大门，只需付50法郎的门票就能入内。他的同行们脸色都吓白了。1978年他设计并制作了60款家具，在全球展出。他的设计从三角形到曲线造型，从大理石纹漆面到橡胶，从黑檀木到圆形或长方形的桌子，梣木和胡桃木的对比展现了20世纪30年代的理念。在他的这个作品系列中，漆的运用还是占主导的。他还为斯泰纳（Steiner）设计了金字塔线条的沙发椅。
1979年3月，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他的模特们在流行音乐的背景下穿着银色亮片长裤走秀。他宣布了在中国制造服装的计划。这是一场文化的革命！
在1979年9月的巴黎国际男装博览会上，他的所有同行终于都效仿他，推出了一个男装系列。为了让自己有别于像蒂埃里·穆勒（Thierry Mugler）那样的新的竞争对手，他成功推出一个非常有男子气概的“超人”廓型，肩部填充得非常夸张，就像是全副武装的橄榄球运动员。他还能分出手来推出了一系列的香水，其中就有“卡丹（Cardin）”和“冲击（Choc）”，同时他还在准备一个大动作。
1981年4月17日，他花2000万美元给自己送了一份大礼：将最能代表巴黎生活的马克西姆餐厅收入囊中。这次收购是这位设计师历时4年多速战速决的最终成果，他当初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向全球销售大量由Cardin公司生产、贴着Maxim’s标签的产品。受到马克西姆餐厅的启发，现在他将自己的名字贴在肥鹅肝、香槟、辛香料、沙丁鱼罐头、葡萄酒、餐具上。他让这个餐厅的理念和新艺术装修风格遍地开花，从蒙特卡洛到北京，从东京到上海。他的两艘大船“马克西姆号”和“醉舟号（Le Bateau ivre）”停靠在埃菲尔铁塔脚下。其衍生产品在网上销售，他的马克西姆豪华酒店甚至还推出了莎拉·伯恩哈特套房。也许位于皇家路的这家餐厅不再是整个巴黎上流社会参加首演庆功宴的优雅之地，但是这个地方的魔力毫发无损，生意蒸蒸日上。
1981年11月，随着第一家专卖店在北京开业，皮尔·卡丹的成功故事又加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的工厂占地4000平方米，有300名员工，每天生产7000件西装。当伊夫·圣洛朗在1985年宣布要在北京举办回顾展的时候，卡丹只能苦笑。1988年6月，他在长城上举办了一场马克西姆盛宴，一场由穿着金色和红色制服的年轻人提供服务的优雅的野餐，晚上还有一场假面舞会。所有这一切当然是由这位当代马可·波罗赞助的。
在俄罗斯大地上，他与伊夫·圣洛朗同样有几个回合的交锋。当赖莎·戈尔巴乔夫[15]在1986年12月为在列宁格勒冬宫博物馆举办的伊夫·圣洛朗作品展揭幕的时候，卡丹急忙宣布他已经与俄罗斯人签订了一个合作协议，将开一个1万平米的展厅，交付服装款式，并提供服装制作相关的咨询业务。圣洛朗对此感到不快，回击道：“俄罗斯足够大，容得下卡丹先生，也容得下我。”当这个威尼斯人沾沾自喜地表示，一年前他向戈尔巴乔夫夫人赠送了一套套装的时候，皮埃尔·贝尔热悠悠地说，伊夫·圣洛朗“不会送给别人衣服，他只在别人有求的时候才为之创作”。没有硝烟的战争！1991年，卡丹扳回了一场，首次在莫斯科红场举办了一场时装秀，有上万名观众在现场观看。
各种值得炫耀的荣誉纷至沓来。1991年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命他为名誉大使；他被授予法国荣誉军团高级骑士勋位；入选法兰西学院5个学术院之一的美术学院院士，成为首位入选该院的服装设计师。这是对这位真正的商业帝国缔造者的奖赏，他在全球的各个分支机构以及他那840份授权书间接创造了19万个工作岗位。但是他的同行中，只有巴科·拉巴纳出席了他的招待会。这样我们就更理解为什么他在圣图安（Saint-Ouen）开了一间自己的博物馆“过去，现在，未来”，在萨德侯爵[16]的拉科斯特（Lacoste）城堡举办自己的戏剧节，出书宣扬他位于滨海泰乌勒（Théoule-sur-Mer）的梦幻住宅泡泡宫殿（palais Bulles）了。他还为自己在伦敦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举办了周年庆展览，在佛罗伦萨举办了自己的回顾展。
他也许就此躺在自己的功劳簿上了？1993年他的密友安德烈·奥利弗的去世让他消沉了一段时间。但是这位分秒必争的叛逆的亿万富翁很快就推出了一条化妆品线以及一场持续了一个半小时的冗长的时装发布会。1993年，他成为第一个在家乐福销售香水的服装设计师品牌，并且宣布其价格会比化妆品店里便宜20%～30%。整个行业都在思考，他这是在指明道路还是走上了歧途。1996年，他在蓬皮杜中心对面开了一个空间，以简单直白的方式展示他的“演变”系列。大家又看到了卡丹最好的那几年的经典风格，在他20年来的助理塞尔吉奥·阿尔蒂埃里（Sergio Altieri）的再设计下，呈现出失重的形态。有白色椭圆形图案的黑色针织宽袍，舷窗式镂空无袖长袍，柔软的太空装和红色法拉利小大衣。
2006年7月2日，为了庆祝其84岁生日，皮尔·卡丹在缺席多年时装周官方发布会后展示了他的新系列，翼型肩无袖夹克，有金属孔眼、带状切割或者几何方块的镂空短外套。作为高级定制时装的长老级人物，欧洲最富有的人之一，他从不懈怠！
然而到了全球化时代，他的理念有时显得过时了，他花了很多时间提高自己的信息化水平，并宣称互联网是一切的终结。他提过要卖掉自己的王国，但是并没有下定决心。但是越来越多的经济新闻记者拉起了警报：他们觉得卡丹星球就是一只纸老虎，无数的授权合同让他的名字被贴在了各种类型的产品之上，完全不挑销售渠道，连大卖场都不放过，而这一切都拉低了品牌形象。
2010年9月，他以一场在卡丹剧院的大型系列发布会予以反击，整场秀色彩丰富，很多拉链，圆形或几何形裁剪。男女同款的连体服外箍着一个不明飞行物，梯形迷你裙上开了一个舷窗，还有奇形怪状的帽子。他宣布将在威尼斯附近建一座“光之宫（palaislumière）”照亮总督城。这一建立在泻湖之上的迷你革命会惹恼所有人，但是也让他在全世界的媒体上成为热议的对象。
那么到底卖还是不卖？在过去的7年里，直到我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他还在犹豫不决。在已经从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的奢侈品领域的疯狂收购潮中，卡丹随波逐流，要价10亿欧元，但是却苦于找不到接盘侠。此后，他好像就接受了转手房产的想法，谈判中佛罗伦萨的房产比威尼斯的更受关注。卡丹没有儿女，他将自己王国的钥匙交到了他的侄子、担任Cardin控股公司董事的罗德里戈·巴西利卡蒂（Rodrigo Basillicati）手中。如果创作是你的全部生命，要如何才能收手呢？
皮尔·卡丹是极少数既会设计也会裁剪和缝纫的服装设计师之一。在商业方面，他也身兼多职。他是有远见的时尚设计天才，也是空间设计师。已经92岁的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传奇。
【注释】
[1]本书原著出版于2014年。皮尔·卡丹先生已于2020年12月29日离世。——译者注
[2]维托雷·卡巴乔（Vittore Carpaccio，1465～1526年），意大利画家，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画派，作品中有对威尼斯人生活状况的详尽描述，表现出人文主义精神。代表作《年轻骑士》。——译者注
[3]Marcel Achard，1899年7月5日～1974年9月4日。法国著名编剧，于1959年当选为法兰西院士。——译者注
[4]Bernard Buffet，1928年7月10日～1999年10月4日。法国表现主义画家，反抽象艺术团体成员。——译者注
[5]Jacques Chazot，1928年9月25日～1993年7月12日。法国舞蹈家，社会名流。香奈儿的晚年伴侣。——译者注
[6]Steve Passeur，1899年9月24日～1966年10月12日。法国电影编剧。——译者注
[7]Jeanne Moreau，1928年1月23日～2017年7月31日。法国演员、歌手、导演、编剧，毕业于巴黎国立音乐舞蹈学院。——译者注
[8]Indira Gandhi，1917年11月19日～1984年10月31日。印度政治家，印度独立后首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女儿，是印度现代最为著名及存有争论的政治人物之一。1966年、1980年两度当选印度总理，1984年10月31日遇刺身亡。——译者注
[9]Iris Clert，1918年4月28日～1986年8月15日。出生于希腊的法国当代前卫艺术画廊老板兼策展人。——译者注
[10]不包含外墙，它们是巴黎市政府的财产。
[11]Marlene Dietrich，1901年12月27日～1992年5月6日。生于德国柏林，德裔美国演员兼歌手。——译者注
[12]Renata Tebaldi，1922年2月1日～2004年12月19日。意大利歌剧演员，女高音歌唱家。——译者注
[13]Maïa Plissetskaïa，1925年11月20日～2015年5月2日。俄罗斯芭蕾舞演员，被誉为最伟大的芭蕾舞演员之一。——译者注
[14]François Billetdoux，1927年9月7日～1991年11月26日。法国剧作家、小说家、导演、演员、制片人。——译者注
[15]Raïssa Gorbatchev，1932年1月5日～1999年9月20日。苏联最后一任总书记、总统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的妻子。——译者注
[16]Marquis de Sade，1740年6月2日～1814年12月2日。法国文学史上伟大的作家之一，历史上最受争议的情色文学作家之一。——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