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加利亚诺（John Galliano）
时尚，和所有爱美的女性一样，同样充满新鲜的气息。来自卡纳比（Carnaby）街的顽皮男孩，斜裁和直裁的拉丁情人，他的作品总能掀起轩然大波，却又动人心弦，与众不同……新的总是好的，约翰·加利亚诺成为1995年夏天最令人兴奋的时尚宠儿。这位刚刚从伦敦来到这里的年轻设计师被宣布为于贝尔·德·纪梵希这位“最有范儿”的优雅大师的继任者，风光无限同时也危机重重。老主顾们被这个消息惊呆了，行业竞争变得愈发激烈和不择手段，所有人对此都充满了好奇。尽管如此，这位定居在巴士底附近的激昂的英国人还是大摇大摆地进入了高级定制时装的圣殿。
两季过后，直觉敏锐的贝尔纳·阿尔诺将他提拔到了Dior公司。1997年1月，蒙田大道上大秀隆重上演。850位记者、300位摄影师集聚一堂，等着捕捉他的首秀。他很乐于制造惊讶，但是也很善于用自己的方式向Dior过去的辉煌致敬。在这场首秀中，他大肆渲染了无忧无虑的盛大晚会和舞会，同时将品牌的传统融入了未来主义的轨迹。他的闪亮登场有多耀眼，15年后他的消失就有多突然，甚至没能在媒体上留下只字片语。
事实上，这位红得发紫的时装设计师不断攀升的事业在2011年2月24日这一天戛然而止了，毫无回旋的余地。一段视频显示，他在咖啡馆的露天座上喝醉了，大爆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侮辱性言论，让整个时尚界以及与他亲近的人都大为震惊。一个热爱文化交融和创新的艺术家怎么能表现得像一个粗野之人？一个曾经拥有一切美好的男人的辉煌和陨落。Dior以极快的速度解雇了他，标志着加利亚诺时代的骤然落幕。同时，这也为行业中盛行的明星制度敲响了丧钟。一整个时代结束了。翻篇了。
这位前时尚之王远离聚光灯，开始了匿名生活。他在《名利场》的采访中表示了忏悔，甚至到奥斯卡·德拉伦塔（Oscar de la Renta）手下实习。对这位几乎声名狼藉的设计师而言，这是一种真正的“低姿态”疗愈。
他美妙的疯狂因子永远留在大家的记忆中。因为那真是太疯狂了，他最初那几季的欢乐气息，短款和服，T台上穿着男式衬衫的姑娘们，仿佛在逃窜，个个落拓不羁，别样的美丽动人，令人耳目一新。仙女裙，穿着疯癫的失智女人，浮华的礼服，夸张的褶裥和超大刺绣，马萨伊系列，异想天开的服装，这种超级戏剧化和摇滚风结合在一起的风格，将英伦荒诞和法式奢华结合在了一起，太疯狂了。加利亚诺永远都是奢华的约翰，他是时装秀王者、广告战的常胜将军、超级性感的创造者和具有叛逆精神的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位反传统的海盗也未能幸免于难……
1960年11月28日，胡安·卡洛斯·安东尼奥·加利亚诺·吉伦（Juan Carlos Antonio Galliano Guillén）在直布罗陀出生。他的父亲约翰·约瑟夫（John Joseph）是一位祖籍就在直布罗陀的铅管工，她的母亲安妮塔（Anita）是西班牙人。她很早的时候就教约翰在厨房的桌子上跳舞，并且跳出最大的响声。她甚至还为他做了几套安达卢西亚的服装，教他一些关于弗拉明戈的基本知识。在她的影响下，他永远地爱上了香料、音乐和苦橙。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有一个姐姐伊马库拉达（Immaculada），一个妹妹罗萨玛丽亚（Rosamaria）。“那时候的我不知道在我家之外还有一整个世界，”约翰后来说，“我们家里没有电视机，也没有其他类似的东西。我们在唱歌跳舞中打发时间。在直布罗陀我看不到其他东西，因为佛朗哥[1]的原因，边界非常封闭，在我们的阶层中，交流非常少。”
在他6岁的时候，他们举家搬迁到了伦敦。剧烈的文化冲击让他备受煎熬。他一下子就感受到了英格兰的敌意，并且觉察到这是一个非常严谨刻板的社会。“我们离开了阳光和蓝天，离开了文化和宗教的交融，离开了我们熟悉的香料和香气。我们搬到了伦敦南部一个贫穷的郊区巴特西（Battersea）。今天，那里已经变成一个时髦的地方了。但是在那会儿，真的是太难了。灰暗，潮湿。”然而这个街区在连续几波亚非移民潮后，变成了一个大熔炉，并会在将来为他提供源源不断的灵感。“这真是个神奇的地方，尽管生活条件很差，但是所有人都来这里安家。”他回忆道。
这个孩子很快就变得异常敏感，过于女性化，因而受到来自学校同学们的嘲笑。他试图为自己打造一个外壳来更好地隐藏焦虑的个性。对于他不停地在笔记本上画五颜六色的服装草图的嗜好，老师们也感到忧心忡忡。因为觉得制服太单调了，他还对它进行了改造，并因此遭到一些学生的恐吓。他学会耍心机以避免争斗和被暴揍：“他们把我称为同性恋。即便那时我还没有感觉到自己的不一样，可是总会有人提醒我，我的父母或我班上的同学。不仅是提醒，而是让我确定。”约翰后来说。
由于受到长期的嘲笑和排斥，他躲到了一个自我疗伤的梦幻世界。“我在脑子里编了很多故事，因为那是让我感觉舒适的地方。那是我的藏身之处，是我的秘密花园。”他的历任老师都觉得他很奇怪，而且捉摸不定。还好有一位学校辅导员将他从学业失败的边缘救了回来。他16岁离开高中，进入东伦敦城市学院学习绘画和纺织品印花。他终于感受到了来自世界的善意微笑。更重要的是，他知道了，这个星球上有其他和他一样的人，同性恋并不是一种缺陷。
3年后，约翰于1981年进入圣马丁艺术学院，他的信条很简单：“勇往直前，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对于每一个想要进入时尚界的人来说，这都是必经阶段。他的志向是成为一名插画师，但学校的课程是从一年“预科”开始的，这是一个非常自由的教学阶段，让学生尝试多种艺术设计学科，以便于更好地决定想要学习的专业。
“我一直觉得圣马丁的氛围具有非常纯粹的魔力。”约翰说，“徜徉在一个个不同的课程里，游走在每个领域的尖端，电影系或雕塑工作室如此创意无限。时尚并不局限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我有几个亲近的朋友是平面设计系的学生。我们都是在一间酒吧里相识的。一个绝妙的组合。看着我的同学们画画、雕塑或者做其他创作，会让我受到很多启发。这是一所真正的传统艺术学校，在那里你可以快乐地将所有东西融合在一起。”在第一年结束时，他选择报读时装设计专业。
每天早上，他腋下夹着画夹，离开位于达利奇区（Dulwich）的家，乘坐12号线双层巴士，从达利奇站坐到牛津广场站下，然后步行前往苏荷区。暧昧的按摩院与时髦的酒吧毗邻，同性恋酒馆与出版社并排。约翰很喜欢这些街巷中释放的狂热、放荡和天马行空，以及那种似乎在一天中随时都能迸发出的肾上腺素的火花。夜幕降临，夜总会打破禁忌。“在圣马丁，周四和周五的校园里几乎空无一人。所有人都待在家里准备周末的服装。”约翰的装扮在创造力上超越了所有人的想象。唯一不同的是：如果去Beat Route夜总会放纵，囊中羞涩的他只能喝啤酒，而他的一些同学则可以组织可卡因派对挥霍。
约翰努力学习，但很快他就被发现每周三和周四下午都会缺课。他在国家剧院找到了一份穿衣工的工作，并在那里接触到了一些英国舞台剧传奇人物，比如拉尔夫·理查森（Ralph Richardson）、约翰·吉尔古德（John Gielgud）和朱迪·丹奇（Judi Dench）等。“我在那里学到了太多东西。”他说，“因为我个子很小，所以可以去任何地方。在一个复杂的舞美布景里，我可以躲在舞台的活板门里，然后迅速地给演员换好衣服。我什么都做，从给鞋子擦油到在演员离开舞台时给他们开门。我在舞台两侧，充满仰慕之情地欣赏着。我让自己变得不可或缺。每次去工坊都让我着迷，我观察他们如何通过面料来表达情感，看戏剧服装如何帮助演员真正融入角色。”
他还成为一名专业的熨烫工，有些演员指明必须由他来熨烫他们的戏服。就像他的前辈维奥内夫人或巴伦夏加一样，他已经掌握了塑造面料的重要性。
这段剧院经历对他而言最重要的是点燃了他的想象力，同样，这也是为什么当他在Dior工作的时候，会要求模特姿势要夸张，动作幅度要大。舞台艺术对他的影响在他作为高定设计师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显而易见，他对古代服装有着过度的偏爱，对那些最荒诞的人物充满迷恋。他能在压力下创作，喜欢来电的感觉，喜欢首映之夜。
在圣马丁，他的主要导师谢里丹·巴内特（Sheridan Barnett）表示，“无论从创意的角度还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他都是特立独行的一个”。与另一位学生约翰·弗莱特（John Flett）的相识相知，让约翰相信遇到了灵魂伴侣。他们总是形影不离，当他年仅20岁的朋友死于心脏病发作时，约翰悲痛欲绝。
他又重新回到了不知疲倦、永不满足的学习状态中。他随时随地都在不断地画画。圣马丁艺术学院的图书馆对他来说很快就不够用了，伦敦著名的装饰艺术馆，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 Albert Museum）的馆藏满足了他的好奇心。他沉湎于时尚史中最浪漫的那些时期。他的一位杰出教师科林·麦克道威尔（Colin McDowell）评论道：“在这里，他将服装制作领域所有能学的都学了。他对剪裁艺术特别感兴趣，并开始尝试彻底打破传统方法的革命性的解决方案。尽管他的想法经常被证明是行不通的，但他几乎肯定还可以用其他方法裁剪袖子或者增加裙子垂坠感。他就像是个预言家。”约翰本人后来向他的老师承认：“我想那时候我已经预感到自己的前程了。”
时装学院和美术学院一样，如果学生的毕业作品在整个学校掀起讨论，那么毕业后就很有可能开启真正的职业生涯。约翰·加利亚诺将会巧妙地抓住这个机会。他想要对历史服饰的浪漫之美提出革命性观点，并且希望能挑战时尚的结构。他向往着色彩、幻觉、剧烈的冲突和大量的戏剧性。在督政府时期的法国和当时说话做作、奇装异服的年轻小伙，身穿古希腊古罗马服装的时髦女郎的造型中，他获取了很多灵感。结果是闪耀的：服装被划破、撕裂，一些细节被放大到夸张的程度，女子穿着希腊风格的高腰雪纺连衣裙，男人戴着巨大的领带。他还记得他在国家剧院学到的技巧，花了好几个小时用缎带蘸蜜糖帮助塑型。
1984年6月，圣马丁的考官被年轻的约翰的胆大妄为和不妥协给惊呆了。大幕尚未落下，每个人就都能明确感受到他的卓越天赋。加利亚诺毫无争议地获得了“卓越”等级。评审团成员设计师罗兰·克莱恩（Roland Klein） 甚至写道：“我从未见过一个学生拥有如此坚定的信念、表现得如此成熟老练、展现出如此精湛的技术，更不用说他那些独一无二的想法了。”
在薇薇安·韦斯特伍德（Vivienne Westwood）、斯蒂芬·利纳德（Stephen Linard）、凯瑟琳·哈姆内特（Katharine Hamnett）和其他一些人的共同努力下，这时的伦敦时尚迎来了它的鼎盛时期。它就像是一杯口味复杂的鸡尾酒，野心与炫耀、理想主义与犬儒主义、昙花一现和期待已久，全都混合在一起。在这座“英伦学校”最令人震撼的，是精湛的工艺，对造型、材料、风格的杂糅与改变，用非常古老的技艺和素材创造新事物的勇气，以放肆的语调影响整个当代时尚创作的胆量。从最小的展陈室到最不羁的俱乐部，英国叛逆分子都有自己固定的街区，那里散发着才华横溢的气息。然而，花香背后亦有荆棘。不难想象，在季节更替间，年轻的设计师会像柠檬一样被榨干，迅速成为这个“新”者为王的圣殿上的牺牲品。
对约翰来说，事业起步非常顺利。位于南莫尔顿（South Molton Street）街24号，非常受欢迎的布朗（Brown’s）精品店一下子就买下了他的整个系列，因为店主琼·伯斯坦（Joan Burstein）被他的创造力震惊了。“那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她回忆道，“他作品中的表达如此自由。我一定要展示这个年轻人的巧夺天工和天马行空。”最终，她在橱窗里展示了他的所有作品，吸引众多路人驻足欣赏。
“一开始，卖出去的是蝉翼纱衬衫和背心。”设计师还记得当时的情形，“巧的是那段时间恰好我父母外出度假了，我可以在家里铺开了干活儿。客厅变成了一个微型工厂。有一台缝纫机，我们根据订单制作量身定制的服装。我会去诺丁山淘旧窗帘和锦缎，非常兴奋地用推车把它们带回家，然后我的朋友们会来帮我裁剪。这是一个典型的手工作坊。我们生产、交付、收到一小笔款项，然后重新开始。”
在伦敦时尚圈，围绕着加利亚诺的讨论越来越多，已经有人开始窃取他的想法了，而对他的作品感兴趣的人也不再局限于牛津街。甚至大明星戴安娜·罗斯（Diana Ross）都来买了件大衣。
他就是在那时认识了阿曼达·哈莱克（Amanda Harlech）夫人。她当时的名字叫阿曼达·格里夫（Amanda Grieve），是一位年轻的时尚编辑，曾在《哈帕斯与女王》（Harper’s & Queen）杂志上引起讨论。他们的一位共同的朋友介绍他们相识。他俩一见面就亲如兄妹，并在接下来的11年里一起工作。“我从《哈帕斯》辞职，开始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为约翰工作。没钱。所有人都带着纯粹的信仰满怀雄心壮志。可能我们都觉得，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我们真的很想登上这艘不同凡响的大船——包括面对可能会出现的海难。”
另一个重要的支持来自约翰·布伦（Johan Brun），外号Yo-Yo，他在他的作品中看到了商业“钱”图。他为他在伯爵街（Earl Street）找到了一间简朴的挑高阁楼，让他在那里建立自己的工作室。从乔治男孩（Boy George）到帽子设计师斯蒂芬·琼斯（Stephen Jones），很快有越来越多的人都来拜访他，并为这位冉冉升起的新星提供各种支持。
约翰在时装周上的第一次亮相选择的主题是 “阿富汗不接受西方标准”。他的系列灵感来自阿富汗历史上一段特殊时期——1919～1929年，在此期间，阿曼努拉·汗国王[2]强迫他的臣民穿西式服装。这位设计师非常喜欢两种文化碰撞的概念，并展现了一种疯狂的景象。裙子的前面撩起，背心皱巴巴的还裸露后背。他将拿破仑时期男士衬衫所用的原产自印度的印花棉布与波纹闪光条纹真丝面料混搭在一起。他用葡萄酒给乔其纱染色，赋予它“干枯的血迹”的色调。他愉快地将不同的形状和比例混合在一起，把长款穿在短款外或者相反，并且打破所有可能的规则。他声称“简约，就很无聊……一般来说，最有趣的都是那些有缺陷的”。
1985年3月15日，他以“趣味游戏”系列再战江湖。那场秀确实是最有趣的之一。棍子插在看起来非常蓬乱的头发里，挂钟就像刘易斯·卡罗尔写的那样被按在头顶，鸟的标本，伯恩·琼斯[3]风格的拉斐尔前派忧郁，对弗吉尼亚·伍尔芙[4]或奥斯卡·王尔德[5]文字的再现……他的秀，将文学素材、哥特式表达和甜蜜的疯狂创造性地组合在了一起。新闻界对新的英国救世主充满了溢美之词，为他种种出其不意的混搭喝彩。
他的1986年春夏发布会主题为“堕落天使”，仍然以反传统为主旋律。模特们戴着由塔罗牌和从泰晤士河打捞来的物品制成的头饰。督政府时期式样连衣裙裙摆撩起，搭配蜂窝绉领，夹克式衬衫采用高领设计，外穿大圆袖男式外套。加利亚诺将面料折叠、切割、纵横交织，然后再一层层地叠加在一起。模特们的头发刷了白泥紧贴在头上，身上撒了一大片爽身粉，那又如何……观众的眼睛只看到那些若隐若现的轻盈的裙子湿漉漉地粘在模特的身体上。约翰的信条是将厚重与精巧、粗俗与温柔、狂野与非凡、交叉与分离的造型并置：加利亚诺张力。
下一个系列“被遗忘的无辜者”，用有限的材料表达高定时装时代的终结。约翰把他的标志印在所有走秀模特的额头上，最后返场谢幕前，在模特脸上洒了水，那些标志像血一样从她们的脸上流下来。这时，秀几乎变得令人不安，就好像她们在后台遭遇了黑暗的暴力。
1986年夏，丹麦投资者皮特·贝特尔森（Peter Bertelsen）决定资助他，他的阿格切克（Aguechek）公司资助了几家在伦敦落户的意大利成衣公司。在贝特尔森资助的那几年，加利亚诺获得了稳定的薪水。他在那段时间设计了一些很棒的系列并印上了自己的商标。他的服装并不是凭空想象的；它们总是暗含着一个故事，潜藏着戏剧性，这似乎印证了加利亚诺设计服装并非以36码的身材为标准，而是以一个非常具体的女人为理想，那是一个从艺术、文学和他的想象力中逃脱的人物。他将最精致的面料折叠、打褶、做成蜂窝状或层层相叠，制成口感丰富的鸡尾酒，呈现出一种永恒的美。
加利亚诺的衬衫，每一款都有精心设计像夹克般的鼓起，已经成为他最有识别度的单品。那些不对称、被定型和卷成螺旋形的面料被大量重复，粉红色成为他最爱的色调。他的1988年春夏系列“布兰奇·杜波依斯”[6]，具有强烈的田纳西·威廉姆斯[7]风格，为他赢得了“年度设计师”的称号，并被巴斯时装博物馆授予年度最佳服装奖。
对于他高超的剪裁天赋、娴熟的面料运用和精湛的秀场表达，所有人都交口称赞。而且他特别知道如何将那一小撮被他疯狂的想象力圈粉的死忠粉和时尚迷笼络在自己身边。朋克运动之父、薇薇安·韦斯特伍德的前男友马尔科姆·麦克拉伦（Malcolm McLaren）甚至开玩笑地问他，秀这么受欢迎，接下来是不是要收门票费了。这并不是一个无关痛痒的问题，因为尽管他的发布会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约翰很快就被他的丹麦赞助商放弃了，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未来。
他立即向“Plein Sud”品牌的设计师兼老板费克尔·阿莫（Faycal Amor）寻求建议。摩洛哥人鼓动直布罗陀人立即来巴黎定居，并在巴士底附近为他找到了一个临时工坊，用于打造“加利亚诺女孩”。不久，就有8个人为他工作。他1989年在巴黎的第一场发布会是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完成的。
随着一季季作品的推出，情况得到了改善。西尔维·格伦巴赫（Sylvie Grumbach）免费为他做形象推广。她还记得，夜幕已降临，大家还在将电线缝在裙子的折边里，以加强下摆的硬度；有人蹲在地上，一张一张地给请柬盖章。还有数不清的夜晚，他们在公司里吃蔬菜牛肉汤，或者去餐厅吃饭，她总是会主动结账。
他的秀“海盗奥莉维亚”以及第二年将20世纪30年代的晚礼服、苏格兰短裙和睡衣混合在一起，名为“鲁克卢西娅公主”的秀都深得媒体欢心。模特们在几乎可以忽略的被扯破的透明薄纱外套上像是用脆的彩色纸、硬挺的挖花杂色丝绸制作的高领收腰大衣，格子呢衬里若隐若现。有些人花很多功夫在头上戴上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玛丽·安托瓦内特帽子，巨大无比，装饰着鲜花和绉泡纱。
尽管在艺术上取得了毋庸置疑的成就，但财务上的成功并未如期而至。1993年，约翰又变成了孤家寡人，只有他的团队支持他。面对这些起起落落，他依旧淡定从容。后来有传闻说一度穷到只能睡地板，甚至连买地铁票的钱都得问朋友借。是因为想到了这段艰难的时期，所以才有了2000年他在Dior设计的“流浪者”系列的吗？幸运的是，来自Vogue的两位美国大神，“法老”安德烈·莱昂·塔利（André Léon Talley）和“女教皇”安娜·温图尔（Anna Wintour），将给予他鼎力支持。
安德烈·莱昂·塔利，这位身高超过两米的美国黑巨人，非常喜欢“鲁克卢西娅公主”系列。每个时装周都少不了他闪亮的身影，有时穿着睡袍式真丝外套或针织东方长衫、天鹅绒斗篷或印花非洲长袍。而他也将成为加利亚诺有效的推广者。至于安娜·温图尔，则选择务实，尽管他经济拮据，她还是劝说他不惜一切代价举办时装秀。距离发布会只剩下4个星期了，似乎什么都没有准备好。这两位“笔杆子”立即约了超级富婆圣·斯伦贝谢共进午餐，她欣然答应将自己刚刚搬离的位于费鲁（Férou）街6号的私宅借给他做秀场。还需要为他找一个投资人。安娜·温图尔把约翰招到布里斯托尔，会见投资银行普惠公司（Paine Webber）的约翰·布尔特（John Bult）和马克·赖斯（Mark Rice），他们提出以现金的形式向他的公司投资。“约翰当时已经一贫如洗，”她说起当时真实的处境，“我觉得他这种全凭想象力、创造力和智慧，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创造魔法的能力，太英国了。”
现在只剩下火烧眉毛的15天了。他决定只做17套服装，他希望这17款服装能让人记忆深刻。他整个系列都用一卷卷简单的黑布裁剪，面料的亮面和哑光面都用上了。卡拉·布吕尼、琳达·伊万格丽斯塔（Linda Evangelista）、娜奥米·坎贝尔、凯特·摩斯（Kate Moss）、克里斯蒂·特灵顿（Christy Turlington）等模特们穿着迷你和服式的外套，搭配绣花腰带。
为了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约翰打开了圣·斯伦贝谢家的窗户，将成吨的枯叶撒落在各处，用玫瑰花瓣填满翻倒的烛台，床被拆开，椅子被推倒，一楼洒满干冰，营造出一种诗意的、几乎是荒凉的气息。请柬是这座房子的钥匙。“女孩们在房子里到处游行，”约翰说，“就像是老派的沙龙展。画着迷人的天仙妆容的绝世美女们在这座废弃的房子里游荡，不时地弯腰寻找被尘封的情书……”这个1994～1995年秋冬系列非常神奇，成为载入史册的时尚又感人的时刻。
3周后，约翰拥有了一间位于谢瓦布朗甬道（Passage du Cheval-Blanc）的工作室，可以接待他的著名新客户：贝蒂·拉加德雷（Betty Lagardère）、麦当娜或穆娜·阿尤布（Mouna Ayoub）。在之后几季的时装周中，他的名字在所有媒体上都会被特别强调。“冬季仙境”系列的发布会在居斯塔夫·埃菲尔（Gustave Eiffel）的一个废弃工厂中举行。斑马纹印花、部落图案和鲜艳色彩的弗拉明戈连衣裙都令人眼花缭乱。在时尚圈，一个话题再次出现：“这家伙需要一个高级时装工作室。他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机缘巧合的是，奢侈品领域的王者贝尔纳·阿尔诺正在寻找一个可以振兴Givenchy品牌的接班人，因为品牌创始人即将按计划退休。也许是安娜·温图尔向他吹了点风，他的亲信中有些人恳求他提防这个“邪恶的吉卜赛人”以及他无法控制的创造欲望，但阿尔诺相信自己的直觉。加利亚诺在接受《福布斯杂志》（Forbes Magazine）采访时谈到了他与这位大亨的第一次见面：
“我第一次见阿尔诺先生时，他们安排了一辆深色玻璃窗的装甲车来接我。非常詹姆斯·邦德，虽然莫名但令人兴奋。那时天色已晚，我们一直开到了LVMH大楼。电子门卫，保镖。我被推进了私人电梯。敞开的一扇扇门把我们引向了一间满是玻璃和镜子的圆形厅。为了这次会见，我特意穿了一件Vivienne Westwood夹克和一条在卡纳比街的光头党店买的垮裤。那时我留着长发，梳着脏辫。突然，墙壁的一部分消失了，他出现在那里，一个穿着灰色西装的完美无瑕的优雅身影，刚毅又迷人。一位真正的梅林[8]。”
加利亚诺向他展示了他的画本，但贝尔纳·阿尔诺已经对他的一切了如指掌。他的私家侦探花了数周时间仔细调查了他的作品、账簿、私人生活、他的合作者以及他最琐碎的所作所为。他已经被全方位仔细审查过了！在他档案的所有照片中，我们看到他穿着苏格兰短裙，穿着纱丽，穿着高跟莫卡辛鞋，梳着脏辫或麻花辫，披着蕾丝和丝绸的服装，但总是留着他的克拉克·盖博（Clark Gable）式的小胡子。
让如此离经叛道的英国人进入世界上最著名的时装公司之一，担任艺术总监之职，本身就是一场疯狂的赌博。加利亚诺到了Givenchy麾下。看起来，新旧两任艺术总监除了姓氏的首字母外，并没有什么共同点。最重要的是，他可能无法重塑品牌形象，反而会对它带来损害，并造成传统客户的流失。但阿尔诺承担了风险。加利亚诺欣喜若狂。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在想，那时候LVMH的CEO是不是将Givenchy当作是Dior的试验田，这是进行高水平练手的最佳方式，但是关于这一点他从未得到有关人士的确切答案。
他全身心地投入了这场挑战。1996年1月，他在Givenchy品牌下推出了人生中第一个高级定制系列，他用自己充满想象力的魔法升华了品牌的灵魂，将幻想和魅力巧妙大胆地融合在了一起。夜晚的娇媚可以体现在18世纪的雍容奢华中，也可以栖息在美好年代金银丝线围巾的精致细腻中。在这两种情况下，正是它们绝对的女性气质赋予了他的服装所有力量。评论很精彩。
事实上，加利亚诺负责两个系列的创作：高不可攀、量身定制的高定系列Givenchy Haute Couture，以及在精品店可以买到的成衣系列Couture Givenchy。成衣系列尽管价格昂贵，但还没有到无法企及的程度。这个系列的展示没有舞台，没有配饰，没有排场，整个系列作为一位服装建筑师、一位英国学校培养的杰出剪裁师的作品，引人注目。
掌握和谐比例，赋予面料生命，驯服斜裁布片，打造优美曲线，塑造领口造型……所有这些，约翰都能做到完美。有些面料在他所有系列中都能找到，比如防水羊毛呢、柔软垂顺的黏胶纤维针织面料、斜条纹华达呢。这是为街头打造的风格，既不属于博物馆，也不属于过去。
在为1996年10月新一季的发布会做准备的时候，约翰已经知道他与Givenchy的合约将提前结束。他用这最后一场秀，致敬费里尼马戏团风格：有通体刺绣的半透明斜裁连衣裙、还有以少数民族文化和韦奇伍德（Wedgwood）瓷器为灵感的款式。安娜·温图尔对他赞叹不已，并指出“很少有设计师能真正将自己的思想、创作乐趣和个性注入时尚，并为时尚带来这个产业所需要的：在创新中加入一点疯狂”。
为了将约翰转至Dior以取代奇安弗兰科·费雷，贝尔纳·阿尔诺已开始秘密谈判。该交易规定，LVMH还将为Galliano品牌提供资金。当有人将巴黎时尚的瑰宝送到你面前时，谁能抵挡得了这样的诱惑？
巴黎媒体长期以来一直认为，阿尔诺应该会选让·保罗·戈尔捷。薇薇安·韦斯特伍德也曾主动请缨。很少有专家会想到约翰。但安排给加利亚诺的使命很明确：遵循Dior精神进行原创设计，同时保留他自己的创造力。颂扬过去和重塑未来。这句话更直白地说，可以归结为“我们给你钱，你得做出漂亮成绩”。约翰拥有充分的自由，去推翻马克·博昂历时29年和费雷历时10年打造的那种高处不胜寒的Dior优雅形象。
1996年10月13日，消息正式公布。亚历山大·麦昆被任命为Givenchy首席设计师，约翰抵达蒙田大道。山雨欲来风满楼。皮埃尔·贝尔热毫不掩饰自己的不满：“时尚往往由天赋、才华和智慧组成……但这些品质都不应该让我们忘记，时尚首先是为了给女性穿衣。”说到“服装”，这位Yves Saint Laurent的主席深表痛心：“所有这些幻景给国民思想阵线送去了依据。这些人自认为是杜尚。但杜尚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首饰商刺绣师弗朗索瓦·勒萨热则更仁慈：“约翰非常有创作激情，他让我想起了刚开始时的克里斯蒂安·拉克鲁瓦。”
新闻界特别指出，高定时装的世界正在像驴皮一样不断萎缩。1946年有200家高定时装屋，1966年锐减到40家，而到了1996年就只有16场高定秀了。媒体还强调，高定时装在这时暴露了它的局限性，反映了法国品位的危机。风格效应或者与之相反的旧标准，老客户鲜活的影子或者她们简单粗暴的否定，都无法掩盖面对即将到来的21世纪缺乏计划和方向的事实。“高定时装不再生产时尚，它满足于用工艺精湛的杰作来保持其形象。”一位专家感叹道。加利亚诺和麦昆会给法国高定带来一股疯狂的旋风。
10月21日，约翰与公司档案管理员第一次相见。连续几周，他都沉迷于Dior的档案馆中。最初的几个月他非常兴奋，他可以进入那些卓越的工坊，他全身心地投入学习品牌密码并思考如何对它们进行重新演绎。他很快就组建了团队的核心：强大的史蒂文·罗宾逊（Steven Robinson）负责管Dior和Galliano的工作室，一头金发的比尔·盖登（Bill Gaytten）作为他的得力助手负责服装生产，杰里米·希利（Jeremy Healy）负责走秀的配乐，迈克尔·豪威尔斯（Michael Howells）负责布景设计，永远精致优雅的马诺洛·布拉尼克（Manolo Blahnik）负责鞋子设计，代表必不可少的伦敦风情的斯蒂芬·琼斯负责帽子设计。卡米拉·莫顿（Camilla Morton）将会加入这个团队练手；早期的忠实信徒阿曼达·哈莱克抛弃了约翰，转投拉格菲尔德。
1997年1月20日，是“先生”系列闪亮登场的重要日子。50套服装纪念NewLook的50周年，这是一个令人陶醉的系列，从历史出发，驶向诱惑的彼岸。加利亚诺就像是一个信手拈来的玩家，用轻薄的浅色细方格花呢、轻盈的欧根纱、天使绉缎或象牙色绉纱、香槟色真丝薄纱，吹灭了这个生日蛋糕上的蜡烛。“他抓住了Dior轻盈、娇俏的一面，”阿瑟丁·阿拉亚中肯地评价，“他知道如何掌控三维造型。失去这一点的话，高定时装就只是一座小城堡，或是一间剧院……”最重要的是，他明白如果没有新元素，以致敬为主旨的服装系列可能会被当作模仿品。
因此，他的第一场秀中包括了大量带有现代感和马萨伊民族色彩的裙撑架、千鸟格和服、东方快车上的乘客、美好年代的时髦女郎。那些轻盈的长裙、绘有热带花卉的塔夫绸、豹纹效果的串珠紧身胸衣，无一不让格兰德酒店里的791名观众神魂颠倒。婚纱用白色褶裥真丝雪纺制作，饰有羽毛和欧根纱制作的鸟头，压轴出场。
在现场雷动的掌声和欢呼声中，加利亚诺出来谢幕，穿着迪奥的威尔士亲王格纹西装，刚刚剪了那一头脏辫的头上戴着一顶礼帽。一位巴黎高级定制时装的守护者痛斥：“这是对Dior品牌记忆的侮辱。”然而这只是徒劳，全球媒体都对这场秀高唱赞歌。在《先驱论坛报》中，苏西·门克斯（Suzy Menkes）称之为“不可磨灭的魔法和浪漫形象”。
紧接着，约翰在法国国家遗迹博物馆展示了他自己同名品牌的另外50套服装。贝尔纳·阿尔诺想要打破那种可能会让高定时装僵化的高高在上。约翰让他如愿以偿了。
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举行的Dior 50周年展览开幕式上，戴安娜王妃穿的就是他的一件作品：一条暗夜蓝蕾丝吊带紧身裙。一些纯粹主义者讽刺那是一件“睡衣”。
他的下一个系列在1997年10月14日发布，混合了加莱蕾丝、美人鱼长裙、银丝提花面料和柔软的丝绸。约翰的线条非常轻盈，流畅顺滑的裙装，马卡龙色和粉紫色的色调。《世界报》的劳伦斯·博纳伊姆评论道：“40位模特穿着线条优美、开衩、卷起裙装，使这一刻成为最珍贵的时刻之一，让巴黎成为名副其实的浪漫梦想。”即便一些不友好的声音会说他有点低俗，但所有媒体都一面倒地对他赞不绝口。
加利亚诺效应及其所造成的巨大媒体轰动为正面临美国和意大利腹背夹击的巴黎高级定制时装增添了新的色彩。最重要的是，这位英国人意识到了通过精准定位的秀来尽可能延长讨论时间并制造事件的重要性。每次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大秀推出，都离不开一支由16名化妆师和20名美发师组成的团队，持续12个小时的工作。
1998年7月20日，约翰把他的追随者们召集到奥斯特里茨火车站，庆祝他想象中带着一千零一个箱子的和平大使宝嘉康蒂[9]的到来。65个电视频道转播了这场像巨制大片一样精心策划的秀，声光影完美结合，锦缎、羽毛和黄金共同打造的高定时装，Dior打造成了刀光剑影的武侠小说中的武林世家。
1998年11月，约翰在Dior展示了他的第一个皮草系列。他虚构的女英雄们身着和服袖浴袍和名为“齐齐（Chichi）”“乔乔（Chowchow）”或“查查（chacha）”的迪奥套装，被烟灰色的毛丝鼠皮包裹着。1999年1月16日，约翰向曼·雷[10]致敬并用了很多水晶泪珠。神经质的外族女子穿着长款绉纱茶会礼服、绸缎兰花，女骑士们身着威尔士亲王格纹……怀旧情绪一触即发。秀结束时，设计师连续6次出来谢幕致意。
1999年7月21日，他在凡尔赛的橘园举行了一次震撼的大秀。深受电影《黑客帝国》的影响，他塑造了混迹于夜店（硬摇滚或哥特风）的凶神恶煞的形象，Dior顾客几乎认不出这是她们的包包或化妆品的品牌了。那条用亚麻涂胶仿皮革面料和鳄鱼皮制作的裹身裙，模仿大口袋的夹克系在腰间，那件黑色皮革和蕾丝连衣裙是纯粹的施虐狂幻想。那些摇晃的带子增添了运动感，画得乌黑的眼睛增添了狂野气息……这很重要！这些无政府主义的极其夸张的服装只是为了一场秀而作。很显然并不会有任何人真的穿它们，而真正能在商店中找到的系列，则在展陈室中静静地等待买家。
1999年10月5日，在法国国立网球场现代美术博物馆的房间里，这位时髦的少爷推出了印有马具的真丝上衣、饰有马鞍形的大口袋皮质半身裙，以及带马刺的高筒靴。牛仔面料大行其道，穿搭在真丝背心外或制成波莱罗背心，充满了伪装性。最后篇章仍然延续了约翰对贵族骑士的疯狂迷恋，手执马鞭，身着布满了星星图案的裙子。负面评价扑面而来：“就只有这点东西了，一派胡闹”或者“他败坏了Dior的好名声”，当然少不了 “动静挺大，但没有什么可穿的”。不满的声音还会增强。
于是，2000年1月18日带来的是更大的冲击。凭借大到离谱的预算，迪奥时装流落街头，围绕前所未有的流浪汉主题，这场秀被打造成了一场蔚为壮观的无家可归者衣衫褴褛的游行。约翰将雪纺纱撕开，将绸缎弄脏弄破，将天鹅绒巧妙地烧焦，将丝绸大刀阔斧地剪得衣不遮体，把新衣补缀成旧衫，把破衣修补得美丽。帽子上非常放肆地装饰着一串黄色避孕套或者做成塔式蛋糕的造型。
用不入流打造华美是他的孤注一掷。再也没有什么比被邀请到小皇宫的2000名宾客的沉默更能说明问题的了。没有任何掌声。然而，他的秀是美的，异乎寻常的美，就像是一场求仁得仁的时尚的自我毁灭。“颓废是如此美丽”，似乎在嘲讽加利亚诺。全球媒体都愤怒了，谴责这位胆敢将Dior品牌拖入阴沟的人。
《费加罗报》的时尚作家珍妮·萨梅特带头讨伐带来这场灾难的人，并强调Dior的存在并不是为了以高如喜马拉雅的价格将富人打扮成无家可归者。她说这是警诫，是挑衅！约翰则回击她高定时装正在改变它的固有模式。
这就是Dior新机制的精髓：时装秀上的疯狂创意，精品店中的写实主义风格。加利亚诺掷地有声地阐述了他对这个方法的理解：“时装秀只是一个提案，谁都不必太把它当真。我不是独裁者。所有的一切都始于高定时装。它给出方向和概念，然后在此基础上开发出成衣、配饰、美容产品。”
实际上，他面向的是那些全球各地到处跑的女飞人。“在每一季创作开始之前，”他说，“我会和销售团队开几次会，他们会告诉我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亚洲消费者喜欢的面料的垂坠感，日本人喜欢的手感。在潮湿炎热的地区，面料应该是轻薄的。客户群体不再局限于巴黎的资本家。”
每天，遍布全球的106家[11]专卖店夸张的销售数字都在电脑上闪耀。什么卖得好与不好一目了然。加利亚诺“效果很好”。正如我们在行话中所说，他创造了流量。他的使命就在于创造时尚影响力，推动配饰销售。他可不是一个没头脑的艺术家。销售是他关注的核心，他永远不会忘记市场营销。
1999年起，他成为品牌全线艺术总监。女装、Dior童装系列、皮草、配饰、眼镜、手表、香水、化妆品和广告：所有作品都必须经过约翰盖章认定“完成并通过”才能走出工作室。加利亚诺大权在握，并以他自己的方式行使权力，精准掌握快意疯狂和商业理性之间的距离。最重要的是，他完全融入了像LVMH这样的世界头号奢侈品巨头的运行机制。他理解商业上的制约因素，知道必须在秀场上推出拳头作品，并将它们演化成可以在店里销售的产品。目标是每个人都能拥抱Dior梦想。
戴妃包的成功，他功不可没。“真我（J’adore）”香水的瓶身设计，仍然是他的手笔。他的灵感来自长颈族女性，她们戴的项圈成为他笔下非常具有高定气质的香水瓶的装饰。传说，加利亚诺最初几年法语说得不好，所以对于大家问他的绝大多数问题都用“我很喜欢（j’adore）”这个句式来回答。
在一场关于公司即将推出的新香水的讨论会上，当有人在他面前描绘构成这款美妙香水的一大筐新鲜水果的芬芳时问他“约翰，你怎么看……”他的回答自然是“哦，我很喜欢（j’adore）……”于是这句口头禅就被保留了下来……而本来可能会引起我们焦虑的Dior魅惑（Addict）香水，也因为他而大获成功！就像约翰自己设计的第一款包，马鞍包一样。在加利亚诺执掌的15年间，Dior的营业额翻了两番。
然而，面对他力捧的新人的疯狂，贝尔纳·阿尔诺担心加利亚诺的媒体形象与品牌的好口碑不匹配。媒体专员确保安静的走廊里没有主人荒诞乖张的痕迹，所有楼层只有“工作和专注”。而电子音乐的声音，夜总会的气氛，为这位“麻烦制造者”带来很多灵感的频闪形象都属于T台，并且只在T台出现。
这位超级巨星的贴身保镖力图保护任何可能出现的任性妄为或喜怒无常迹象的泄露……熟悉内情的人开始听到另一个不断重复的声音！约翰喝得有点多了，约翰过于纵情玩乐了！但是秀必须继续……当他创作一个系列的时候，在构思的那几周里他会变成那个系列，让自己沉浸在荒诞奢靡的场景中，大脑极度兴奋。没有这种略微疯癫的状态，就无法创作出服装系列。
约翰生活在可怕的节奏中，他所承受的巨大的压力和严苛的要求，是那些顶级运动员们都无法想象的。他曾经的健身教练弗雷德里克·瓦切（Frédéric Vaché）还记得他经常环球飞行：“一周内跑遍巴黎、纽约、北京。30小时的时差！”这些持续数月的超音速马拉松以及他在各大洲媒体上的表现，他几乎要不堪重负了。
但是，在为他补充维生素的营养师，根据每一系列产品创作时间表安排课程的健身老师，以及随时准备满足他所有愿望的助理队伍的共同帮助下，约翰挺过来了，代价是铁的纪律掩盖了他最初上瘾的迹象。而他在每次秀结束时，将自己妆扮成斗牛士、宇航员、小侯爵或拿破仑谢幕致意，就像是一位驯兽师虚张声势地慢慢品味自己的战绩。
他是胜者，毋庸置疑，但是常胜记录能保持多久？而他带来的惊叹，还将继续。对于艺术家来说，没有什么比创作的同时就深知，必须立即抹去自己的创作以投入下一个系列的创作更具破坏性的了。这是一种自我否定。这几乎是病态的。但是约翰别无选择！他没资格靠着自己的作品吃老本，因为每6个月，他都必须带来其他新的东西并超越自己。在这样的条件下，如何持续地激发新鲜活力？
作为一名优秀的自学者，他相信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所以，他的方法是在每一个系列完成后，就出发去放松并给自己充电。他带着他的小团队和当时的男朋友，像一个奢侈的游牧者那样，漫游全球，记笔记、拍照、研究、画画，保留一小块布、一张彩色纸、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物件、一枚西藏护身符。这些都是能激发他未来创作灵感的宝藏。“我们不是在度假，”加利亚诺团队的一名前成员说，“必须从这些充满了异域风情的旅行中发掘强劲的燃料，足以锻造一场绚烂的高定时装秀，这场秀首先将成为各大报纸的头条，引起广泛关注，接着为成衣、配饰、鞋履、箱包、化妆品、香水等指明审美方向。别指望悠闲地在泳池边晒太阳。”
加利亚诺像海绵一样将自己沉浸其中，尽情吸收，将一本本装满了图像的笔记本带回巴黎，以丰富他的想象力。所有的一切都会在秀场上再现：一头泰国大象脚上艳粉色的指甲、肯尼亚长袍、泰姬陵前的一条纱丽、大吉岭的一杯茶、圣彼得堡的金子、日本的一件刺绣和服、中国的一袭旗袍，阿根廷潘帕斯草原上的色彩，安达卢西亚的一片头巾……方法很好：一切都让他的创造力元气满满。他属于强迫症型的设计师，他们的特点是会情不自禁地将他们周围的一切、给他们带来触动的一切都立即转化为时尚物品。
一季又一季，无论是作为Dior的领航人，还是他自己品牌的掌舵人，每次他在不同地方翻阅的，都是一本绚丽的图像集，都带着他最近的回忆。他打造了奢侈品品牌具有传奇色彩的时装秀和毋庸置疑的力量。2000年10月塑造的是一个现代的“吉卜赛人”，漫步在旧图标和汽车处理厂之间；2001年3月是神奇女侠的追随者，用夸张的扭胯和挑衅的表情来表演用力过猛的放肆。接着，在2001年7月，约翰奉上“融合”的高定，邀请大家登上从萨维尔街出发，途径果阿和加德满都，最后前往蒙古大草原的旅行。最后，他自己裹着黑色头巾，穿着红色夹克，踏着半筒皮靴亮相。2001年10月，加利亚诺在奥特伊赛马场，用40套专门为奢华旅行冒险家设计的服装，展现了一场环球之旅。有哈瓦那拉菲草长裤搭配漆皮蟒蛇皮夹克，墨西哥条纹长裤、刺绣皮里长袍，还有饰有蝴蝶的比基尼。
2002年1月，伊夫·圣洛朗的告别给高级时装带来了萧瑟之意，与此同时，加利亚诺呈现了一场耗资巨大的欢乐游行：压轴的红色亮片雨，日本音乐家团队，柔术艺术家。这位设计师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为融合时尚高歌，他从上海马戏团或俄罗斯芭蕾舞团、伯罗奔尼撒的民间传说或描绘了百衲衣的威尼斯版画、中国丝绸垮裤或刺绣外套中汲取灵感。2002年3月，是一次在无国界伊甸园进行美妙的少数民族休闲骑行，各种文化民俗互相交融。作为一名时尚DJ，他很好地总结了流行趋势，同时毫不犹豫地将因纽特靴子和墨西哥衬裙、威尔士亲王格纹长裤和印度刺绣混搭在一起，还有必不可少的五彩秘鲁针织帽，帽顶加上了易洛魁风格的鸡冠头装饰。在这场时装竞技表演中，约翰现身时上身涂得油亮。
2003年3月，他将飞机与闺阃、拳击场与海滨大道、封闭的卧室与夏威夷海滩以一种进击的气势混合在一起，背景音乐中夹杂着发情母猫的音效，坐在前排的贝尔纳黛特·希拉克维持着处惊不乱的表情。2003年10月8日，在搭建在杜乐丽花园的帐篷中，约翰将经典与惊人融为一体。贴合身体曲线的特里亚农灰缎面西装，与20世纪30年代风格的威尔士亲王格纹棉质连衣裙交替出现。戴着卷曲假发的模特炫耀着自己华丽的胸衣或蕾丝吊袜带。
2004年1月19日，受最近一次帝王谷之旅的启发，他向大家展现了他对神秘埃及的想入非非。这是一部在T台上上演的令人难忘的历史巨片，受到了媒体的盛赞。他们喜欢刺绣点缀的白色薄纱细带缠裹的“木乃伊”连衣裙，树脂材料的阿努比斯面具和巨型甲虫造型的耳环。那个春天，他甚至还隆重庆祝了自己品牌的20周年。
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喜欢在空间和时间中穿梭，以无人能及的戏剧性和叙事感，将挑衅与高定时装的传统、历史服装与街头时尚相结合，制造不同时代间的碰撞。2004年秋冬系列中，约翰颠覆了Dior的路线，推出了超大廓型，将普瓦雷1910年的酒桶线条和猫王的金属光泽西装相结合。这位时装设计师用大量豹纹印花、无限拉伸的外套和以厚底鞋为灵感的鞋子，再现了20世纪50年代的泰迪男孩形象。
2005年1月的那场秀更倾向于内心微妙情感的表达，即便约翰出来谢幕的时候是一副拿破仑的妆扮，整体也少了很多戏剧性。那个用他极具个人风格的流浪汉和装扮成变装皇后的女性形象让媒体震惊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么？加利亚诺与Dior的合同于2005年进行重新谈判，为了避免客户流失，他强制自己更坚定地走商业路线。他在自己喧嚣的狂想中稍作休憩。艾迪·斯理曼成为Dior男装艺术总监这一事实也让人感到一丝烦恼。
续签的合同落袋为安了，2006年2月28日，约翰出色地展示了他高超的沟通技巧。红色与皮革、暗黑与耶稣十字架齐聚一堂，共同构筑品牌华丽的盛典。
带着摇滚味的修长的廓型，蒙古羔羊毛皮草镶边的防水丹宁布大衣、漆光塔夫绸连衣裙和橡胶贴边的羊毛西装裤。最后，约翰出现，脸色苍白，行色匆匆地向大家致意。往常他都会走20步左右，再摆一个姿势，有时还会露出自己的虎牙，而这次，他几乎是一闪而过，看了眼在场的观众就消失了。这个那么喜欢享受掌声的人被什么事惹恼了呢？
有人猜测这位设计师和管理层之间出现了矛盾。珍妮·萨梅特后来揭开了这个秘密：两天前，他淋浴间的隔板碎落在了他身上，把他从肩膀到脚踝都划破了，差5厘米就会割到他的颈动脉。因此，面对大皇宫和它的玻璃天棚让他感到异常恐慌，他拒绝在那里做定位，最后一位走秀模特出发后，他就想悄悄溜走，而不愿承受头顶重达3吨的玻璃屋顶的威胁。
我们是否充分评估过艺术家的脆弱和他所感受到的无所不在的压力呢？他一直都处于担心不能比上一季做得更好的焦虑中……约翰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依靠酒精和药物才能让自己坚持下去。2013年，他对《名利场》坦言：“我从来没有因为要激发创造力或者寻找灵感而去喝酒。对我来说，这些不需要依靠酒精。一开始，它是我从Dior下班后的支撑。后来，我开始在每一个系列完成后喝酒减压。我花两天时间忘掉一切。但是我越来越频繁地需要这种遗忘，我被奴役了。然后我开始服药，因为我无法入睡。接着，又加了其他药片，因为我不停地颤抖。我大口大口地喝下大家为我买的各种酒。到最后，我手头拿到什么就喝什么。但是那时，我从来不承认我是个酒鬼。我坚信一切尽在掌握。”
Dior的气氛变得沉重。很快每个人都开始害怕看到约翰那张阴沉、厌世的脸。“他现在怎么样？”一位新闻专员表示担心，同时也知道，为了创作每年6场时尚星球最盛大的秀，不能光靠怡泉汽水，必须添加一剂“良药”。最糟糕的是，他自己的同名品牌虽然满足了他过度的自我表现欲，却没有成为他需要的舒缓压力的渠道。这反而成了额外的压力。
幸运的是，他从伦敦时期就结交的男朋友，也是他的得力助手，永远穿着鳄鱼衬衫的笑容可掬的胖子史蒂文·罗宾逊仍然守护着他。唯一一个可以告诉他某想法在该系列中并不真正合适的人，唯一一个可以将他不着边际的想法拉回正轨的人：“不，约翰，这行不通！”他负责处理系列创作时的后勤工作，最重要的是设法调和矛盾，充当约翰与团队之间的缓冲，当他的亲密朋友因为过量的酩悦香槟和思诺思安眠药而不得不在家里休息醒酒的时候，他为他的缺席打掩护。面对他的过激行为，史蒂文用一种近乎母性的天赋来安慰那些被无故开除的缝纫工。他还是那个当约翰因为找不到安眠药而惊慌失措，一晚上给他打了6个电话、都耐心接听的人。
2007年4月4日，史蒂文·罗宾逊因心脏骤停去世，年仅38岁。后来有谣言说是因为可卡因。约翰的平衡世界被完全打破了。工作日程紧迫，他甚至没有时间哀悼，直接将自己淹没在形成了破坏性恶性循环的工作中。他对酒精和药物的依赖达到了灾难性的程度。他没有失去对时尚的热情，只是工作节奏的负荷越来越重。
然而他继续创造幻象。他在巴黎跑马场（Polo de Paris）用一场日本风格的时装秀中庆祝他在Dior的10年创意生涯。模特们化身艺妓，穿着厚底木屐，变异的和服以及配有和服领和裙撑架的19世纪礼服裙。当他以平克顿中尉[12]的造型出来谢幕致意时，他显得有点浮肿，妆容也有点过重。2007年夏，在凡尔赛橘园举行的庆祝Dior品牌成立60周年的奢华高定秀上，他的脸上同样呈现出打了肉毒杆菌后的僵硬，皮肤像是上了蜡的感觉。
他向玛琳·黛德丽致敬的秋冬系列引人入胜。2008年1月，他进一步打乱了风格和时代，充分展现了肆无忌惮的想象力。2008年春，在法国总统夫妇对英国进行正式访问期间，他甚至为卡拉·布吕尼·萨科齐设计了衣服。伊丽莎白女王，这位曾经的超模成了加利亚诺作品的活广告。
团队保持高效，他的理念植根于Dior的传统，服装系列问世，极尽奢华，广受赞誉。但是约翰的情况越来越糟。“我不过是一个面具，”设计师后来说，“我生活在一个密闭的球。在后台，有四五个人来帮助我。一个人拿着我的香烟，另一个拿着打火机。我甚至不知道怎么用自动取款机。”有时司机要等约翰几个整天。长时间喝醉的情况越来越频繁。一些助理担心不已，打算去找管理层请他们给他放假，让他有时间好好治疗修养。但没有人敢对约翰陛下擅作主张。
2008年6月30日在罗丹博物馆上演的Dior高定秀堪称完美典范。他以丝绸、欧根纱、罗缎、绢纱为材料，像制作雕塑一样打造服装造型，用马鬃加固，并用精致的刺绣图案勾勒出廓型。2009年1月26日，他以弗拉芒画派和维米尔[13]的画作为灵感，打造了来自北方的冷美人形象，呈现了一幅近乎素淡的画卷。2009年7月6日，他的秀似乎要表达谦逊。模特们仿佛从迪奥先生的试衣间里逃出来，衣服只穿了一半，特别收腰的短外套下只穿着吊袜带，或者极其蓬松的芭蕾舞裙上只穿了紧身胸衣。勾勒黑色眼线，头发蓬松的女孩穿着非常合身，就像是长在身上的豹纹连衣裙，或者只是在简单的马鬃结构上覆盖了绣着煤玉的绢纱。2010年3月6日，有“浪漫骑士”的基调，斗篷、骑士夹克搭配雪纺和蕾丝连衣裙，炭黑色调的大方格马海毛大衣精致华美。而在2010年7月5日，他上演了一场令人眼花缭乱的花裙的绚丽组合。
2010年11月似乎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在纽约的美居酒店，他躲在自己的房间里疯狂地饮酒作乐。他的工作人员委托他的男朋友亚历克西·罗奇（Alexis Roche）将他带回法国。LVMH的老板贝尔纳·阿尔诺和创造了Dior成功营销的悉尼·托莱达诺（Sydney Toledano）已经无法控制他们小马驹的急速堕落和强大的自毁力量，他们开始担忧他是否能坚持到合同期满。他们把他叫来，并要求他去戒酒，就像他们曾经对马克·雅可布（Marc Jacobs）所做的那样。约翰对此完全抗拒，他扯开自己的衬衫，展现他在健身房锻炼了几个小时后雕刻的身体，大喊：“这看起来像酒鬼的身体吗？”
这个爱美的强迫症患者很快就不再费心去挽救外表了。在他居住的马莱区，看到他穿着牛仔靴和有污渍的T恤在街上脚步虚浮地摇晃前行，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有些夜晚，面对他一次次的豪饮派对，邻居们叫来了警察。当他恢复清醒并同意来到Dior时，他会突然火冒三丈，破口大骂。尽管如此，他仍在为下一个系列进行创作。
2011年2月24日晚，在马莱区的地盘上，位于圣殿老妇（Vieille-du-Temple）街的珍珠酒吧的露天座中，他突然失控，辱骂另外两名顾客。他因为过度饮酒和注射胶原蛋白而显得浮肿臃肿，用反犹太主义和种族主义言论侮辱他们，在醉酒的状态下被警察逮捕。这个事件经过媒体轮番报道后，如滚雪球般越闹越大。2月26日，一名48岁的妇女声称在 2010年10月8日也受到约翰的侮辱，并提起诉讼。2月28日，英国小报《太阳报》的网站上公布了一段视频，成为无可辩驳的证据，视频显示醉醺醺的设计师在同一家巴黎咖啡馆里辱骂旁边的人。恶毒的话语从这位以宽容为职业动力之一的名人嘴巴里说出来，令人震惊。这些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拍摄的过激言论很快就传遍了世界。
在他的律师随后披露的一封公开信中，约翰·加利亚诺否认自己是种族主义者，并表达了他的羞愧和对自己的厌恶。但有些人认为这是一种试图挽回形象的徒劳。在媒体风暴中，种种迹象都表明，他已坠入深渊。Dior公司别无选择，于3月1日解雇了他，终止了他每年600万欧元的合同。一些恶意揣测的声音说，LVMH就等着这位设计师犯大错，才能（最终）摆脱他，因为他展现出来的才华和创造力惊艳程度越来越低了。
3月4日，Dior的秀在罗丹博物馆开始，而这已经与他无关。秀在他的助手兼朋友比尔·盖登的操持下进行，精彩依旧，但是比以往更简单。最后，公司里所有缝纫工都穿着白大褂出现在了T台上，为这位天才的迷失，为这个巨大的混乱而感到痛心。
约翰于2011年9月8日因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公开侮辱而被定罪。他在审判期间承认自己有“三重瘾”，酒精、安眠药和安定。娜奥米·坎贝尔为他争取到了在亚利桑那州的一个中心进行康复治疗的名额。在以比尔·盖登为首的过渡期后，比利时人拉夫·西蒙（Raf Simons）正式接替他在Dior工作。
两年来，约翰努力克服他的酒瘾和药瘾并反省自己的行为，主要生活在纽约。除了 2011年7月为凯特·莫斯设计的婚纱和与奥斯卡·德拉伦塔的合作，约翰再也没有碰过他的剪刀和缎带。会有那么一天，时尚界原谅他并允许他重返工作岗位吗？
不管怎样，解雇约翰·加利亚诺标志着时尚界星光璀璨时代的终结。这是奢侈品世界的一场海啸。这位全能设计师设计时装、配饰、决定走秀的舞台形式并沉浸其中，他的神话已经成为历史。那些大品牌渴望回归更加朴实无华的时尚并希望设计师能更加低调务实。经过长达10年，设计师们成为无所不能且高不可攀的名人，产生巨大的明星效应后，卡尔·拉格菲尔德预言的“新朴素”时代开始了。
Dior的丑闻背后，反映了近年来设计界发生的更普遍的变化。弱化自我，保持低调，与团队和谐对话，这是专注于品牌的艺术总监所需要的素质。现在开始由其他人物担任品牌的媒体代言人，比如在Dior公司，就是奥斯卡获奖女演员玛丽昂·歌迪亚和娜塔莉·波特曼。
高定设计师是否会沦为成衣设计师的角色，负责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进行创作？创意现在是否只为营销服务？造梦机器，利润丰厚的产业，铜版纸上的女王，时尚不想再出现在社会新闻版面。2010年2月令人震惊的亚历山大·麦昆在伦敦家中的自杀事件，2011年约翰·加利亚诺可耻的被逮捕事件，或某些设计师的戒毒治疗事件，让这一切都过去吧。设计天才们再也没有权力在T台上失控了。
【注释】
[1]佛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1892年12月4日～1975年11月20日。1936年挑起西班牙内战，先后担任西班牙国家元首，大元帅，西班牙首相，西班牙长枪党党魁。1939年内战结束后，成为终身国家元首。——译者注
[2]Amanallah Khan，1892年6月1日～1960年4月25日。1919～1929年担任阿富汗王国的国王。他在帝国强权压制之下，努力谋求内政改善。他改革的基本思想是健全和合理的，但对阿富汗本国的国情分析不够，没有考虑到实施改革的可能性和成功的把握性。1928年11月，阿曼努拉甚至颁布了强令阿富汗人穿西服的法令，改革开始走向了极端化和简单化。因受到国内反对，阿曼努拉·汗于1929年初宣布退位，自己流亡英属印度。他所尝试的改革也都逐渐被废除。——译者注
[3]爱德华·伯恩·琼斯（Edward Burne-Jones），1833年8月28日～1898年6月17日。新拉斐尔前派（又名牛津会）最重要的画家之一，他是拉斐尔前派理想的热情支持者与实践者。代表作《梅林的诱惑》《国王与乞食少女》。——译者注
[4]艾德琳·弗吉尼亚·伍尔芙（Adeline Virginia Woolf），1882年1月25日～1941年3月28日，英国女作家、文学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意识流文学代表人物，被誉为20世纪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先锋。——译者注
[5]Oscar Wilde ，1854年10月16日～1900年11月30日。19世纪英国（准确来讲是爱尔兰，但是当时由英国统治）最伟大的作家与艺术家之一，唯美主义代表人物，19世纪80年代美学运动的主力和90年代颓废派运动的先驱。——译者注
[6]Blanche Dubois，电影《欲望号街车》的女主角，由费雯·丽饰演。——译者注
[7]Tennessee Williams，本名托马斯·拉尼尔·威廉姆斯三世（Thomas Lanier Williams Ⅲ），1911年3月26日～1983年2月25日。美国剧作家，代表作《欲望号街车》《热铁皮屋顶上的猫》等。——译者注
[8]Merlin。亚瑟王传说中的巫师，英国著名的传奇人物。梅林是英格兰及威尔士神话中的传奇魔法师，他法力强大同时充满睿智、能预知未来和变形术。——译者注
[9]Pocahontas，约1595年～1617年3月。英属弗吉尼亚州印第安人，因其与早期在詹姆斯敦的殖民者的交往而闻名，她是弗吉尼亚低洼海岸地区印第安部落波瓦坦族的酋长波瓦坦的女儿。根据历史上知名的传闻，她救了一个被印第安人俘虏的英国人约翰·史密斯的命。她的事迹在几百年里越来越富于传奇色彩，许多艺术、文学、电影作品按照她为原型进行改编，比如动画片《风中奇缘》。——译者注
[10]Man Ray，1890年8月27日～1976年11月18日。美国现代主义艺术家，在法国巴黎度过了自己大部分职业生涯。他为达达主义运动和超现实主义运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虽然他并没有正式地参与这两次运动。代表作《泪珠》等。——译者注
[11]在他离开Dior前，这个数字增加到240家。
[12]Pinkerton。《蝴蝶夫人》中的男主角，此剧也是Dior2007春夏高定系列的创作灵感。——译者注
[13]约翰内斯·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1632年10月31日～1675年12月15日。荷兰优秀的风俗画家，“荷兰小画派”的代表画家。代表作品有《戴珍珠耳环的少女》《花边女工》等。——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