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夫·圣洛朗（Yves Saint Laurent）
他真的有主角光环。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伊夫·圣洛朗主宰了时尚。他用自己的高级定制时装和成衣带来了时代的变革。一场没有硝烟的革命彻底颠覆了女性形象。他不仅用男性符号包装他的女性客户，赋予她们更加有力量的态度。同时，与之完全相反的是，他也通过提升女性美，让她们变得更加优雅而高贵。他用克制与大胆，朴实感与戏剧性共建的时尚，将服装提升到了艺术品的高度。他是第一位在世时就进入博物馆的时装大师。他把黑色从代表哀悼的颜色中拉了出来，前无古人地将红色与粉色搭配，让吸烟装从吸烟室走向了贵妇客厅，将撒哈拉的短袖上衣出口到了左岸的街头。他还向蒙德里安、马蒂斯、布拉克、毕加索、科克托和俄罗斯芭蕾致敬，所有这一切都美得让人无法呼吸。
2002年1月22日，在乔治·蓬皮杜中心，巴黎名流和媒体精英们摩肩接踵，见证了这位人中之龙最后的火花：他的告别秀。一如既往，最后全场起立掌声雷动；一如既往，女性客户们手舞足蹈，身上的首饰发出悦耳的响声；一如既往，有很多欢呼和泪水，有满满的回忆和遗憾。但是这一次，这场加冕礼带有告别仪式的意味。派对结束，这位腼腆而脆弱的设计师要回到他的孤独和忧郁中去了。
如果说香奈儿是冷淡的，斯基亚帕雷利是怪诞的，迪奥是敦厚的，巴伦夏加是严肃的，卡丹是未来主义的，那么圣洛朗可以归结为他潜藏的痛苦。他的职业生涯伴随着接连不断的精神崩溃、麻痹焦虑、以入院治疗为终点的荒唐行为、安眠药、兴奋剂、毒品、酒精。如果不是皮埃尔·贝尔热陪伴在他生活的方方面面，伊夫·圣洛朗也许早就彻底沉沦了。
然而，2008年6月1日，他去世的消息还是让全世界措手不及。他的猝然离去并未让人预料到愈演愈烈的圣洛朗热会席卷整个时尚星球。拍卖会、回顾展、书籍、电影、纪录片，还有两部一争高下的传记：圣洛朗再一次登上了巅峰。卡桑德尔[1]设计的YSL字母交织Logo闪耀着巨大的光彩。他的品牌的神秘感和吸引力毫发无损。
任何创造者都会对他所在的时代或大或小的震动做出反应。1936年8月1日，他出生在仍属于法国殖民地的阿尔及利亚的奥兰。从这一天起，伊夫·亨利·多纳·马修·圣洛朗（Yves Henri Donat Mathieu-Saint-Laurent）可能就拥有了可以捕捉时代的力量和冲劲的秘密触角，虽然那时的他还不能理解它们真正的魅力。1936年是政治动荡、社会撕裂、危机四伏的一年，也是戏剧和舞蹈真正的黄金时代，在这一年来到这个世界，也是命中注定。
这一年，由路易·茹韦[2]执导、克里斯蒂安·贝拉尔设计了充满想象力的舞美和服装的《太太学堂》[3]在雅典剧院（冥冥之中的缘分，皮埃尔·贝尔热在1977年成为这个剧院的业主）上演，造成了轰动效果。14年后的1950年5月6日，这部剧在北非巡演，并在奥兰市歌剧院上演，向年轻的伊夫展现了戏剧的魅力。新浪漫主义风格的舞美，新颖独特的服装，精心设计的灯光，维托里奥·列蒂（Vittorio Rieti）的编曲，茹韦扮演的阿尔诺尔弗的力量，多米尼克·布朗夏（Dominique Blanchar）扮演的阿涅丝的优雅，这一切都让他为之着迷。伊夫发现了这种幻想的魔力，感受到了与科克托同样的对戏剧的热爱。这已经足以重新点燃已经古老的火焰。
3岁时他就爱上了布袋木偶，7岁开始给木偶上色、做衣服。他一心扑在这些木偶上，直到他觉得它们已经被打扮得足够美丽，足以让人忘记它们只是木偶而已。不久后他就找了一个木头箱子，在里面画上逼真的帷幕，给自己做了个小剧场。他用卡纸剪出服装廓型，然后包上从缝衣店要来的废布料。他改变人物造型，使用对比的色彩，调整为更加和谐的造型。他生命的前10年的全部欢乐就在把自己的大卧室变成魔法之地。在他从妹妹那里拿来的一堆杂乱的连衣裙和娃娃中，他不断练习：修饰、改造、制作，这也将成为他一生挚爱的事业。
他在阿尔及利亚的青葱岁月是在女人堆里度过的。而伊夫也将一直生活在女性世界里，在自己的周围织起保护性的第二层肌肤，如果失去了它，就无法成就这个敏感而脆弱的人。在奥兰，他时刻都被女人包围着，他的妹妹米歇尔（Michèle）和布里吉特（Brigitte）、奶奶、姑奶奶，当然还有他的妈妈吕西安娜，她总是穿着优雅得体，是他第一个引路人。“当她要去参加舞会的时候，我们几个孩子都在那欣赏她，等着她临走前给我们一个亲吻。”他一直都记得有一条白色绢纱连衣裙，袖子宽大，裙子上缀满了大片的白色珠片，轻盈，精巧。后来进入Dior工作后，他就以更加诗意的方式再现了这条裙子。经常被儿子形容为“冲动、轻盈、精致”，她在他眼中一直都是绝对的参照标准和挑战时尚的女性模板。每当说起她，伊夫从来不说“我母亲”而是“妈妈”，和普鲁斯特如出一辙。母子之间，深深的默契中还夹杂着始终不渝的相互崇拜。
即便他那担任承保人和公司董事的父亲查理（Charles）对这个腼腆的长子而言缺席较多，但他仍然是一个家庭聚餐有4个法国仆人（只有园丁是阿拉伯人）围绕、在特鲁维尔海滩的阳光和夏日中舒适长大的孩子。“那时我们的世界是奥兰，”设计师后来强调，“而不是巴黎，不是阿尔及尔，不是加缪描绘的这座玄妙的城市，也不是拥有粉色魔法的马拉喀什。奥兰是一座国际大都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同时也是一座在北非的阳光下闪耀着光芒的色彩斑斓的城市。这是一个让人倍感舒适的地方，我们深有体会。在这座我和家人朋友们聚居的海滨城市，我的夏天一不留神就被云彩带走了。我的夏天结束得太早了。随着9月开学，我的恐惧又回来了。我和我的同学们有着明显的不同。”
从位于奥兰斯托拉路11号的三层小楼里传出的欢声笑语中掩藏着一份隐秘的悲伤。也许正是在这种悲伤中，才孕育了伊夫·圣洛朗的所有前程、孤僻的性格，以及将为他一雪前耻的创造力。“从上中学开始，”他说，“我就不得不过着双重生活。一方面，我有家庭的欢乐和我用我的绘画、服装和小剧院为自己创造的世界；另一方面，是天主教学校带给我的长期苦难，在那里我遭到了排挤。”他的耽于沉思和彬彬有礼，变成了小伙伴们的笑柄。
他遭遇了低贱的骚扰，毒打，辱骂。课间休息的时候，他就躲到圣心中学的教堂里；放学的时候，他就等所有同学都离开教室后再走，以躲避校园霸凌。他试图掩盖自己明显的同性恋倾向。“我和一位女性朋友捆绑在一起，”他向劳伦斯·博纳伊姆[4]坦诚，“和她在一起，我就可以和其他男性和女性朋友一起出去玩了。这群朋友出于尊重，假装不知道我是同性恋。即便这样，我还是有两面性的。我也和一些陌生人，一些阿拉伯人一起出去。所有这些都是在偷偷摸摸、担惊受怕中进行的。这种极度恐惧陪伴了我很长一段时间。在奥兰，同性恋就跟杀人犯一样。”
在这些年里，一个坚定不移的愿望在他心里生根发芽了：征服巴黎，登上最高奖台。他在心里默默地对他的同班同学说：“我会向你们复仇的，你们将会是无名之辈，而我将拥有一切。”尽管他生活在距离从玛德莱娜教堂、星形广场，到协和广场和阿尔玛广场所勾勒的四边形所代表的迷人的巴黎时尚圣地几千公里外的地方，这个年轻的奥兰人已经想象着自己北上巴黎，在不同的时间，做戏剧人、画家或服装设计师，成为另一个克里斯蒂安·贝拉尔。他预言：“终有一天，我的名字会出现在香榭丽舍大道上。”因为这个在近视眼镜后拥有淡紫色双眸、特别容易脸红的年轻人，画得越来越棒了。他唯一的自信来自自己的画笔。他让两位妹妹头戴花环的形象永远定格，画了很多偶像速写，幻想的风景画，几何或者植物的装饰画。他还画了无性别的轮廓，上面堆砌着大量珍贵又抽象的蕾丝。他甚至用水彩画了自己理解的《包法利夫人》。
1951年，他的名字出现在了《奥兰消息》（L’Écho d’Oran）上。米歇尔和布里吉特·马修·圣洛朗参加由市政芭蕾舞团举办的一年一度的晚会，他为之设计了多套演出服和剧院门口的两张海报。1952年秋天，他就读于拉莫里西埃（Lamoricière）高中，选修哲学方向。这个羸弱且苍白的年轻人让他的老师们很头疼。
1953年夏天，这位《巴黎竞赛画报》的忠实读者看到一则由国际羊毛局主办的第一届时装设计比赛的通知。比赛规则是用黑白色画一幅时装画，分为三个品类：连衣裙、大衣、套装。参赛者必须随画附上制作该款服装的羊毛面料，服装须在10月31日前制作完成。在评委中，有克里斯蒂安·迪奥、雅克·法特和于贝尔·德·纪梵希。他寄了三张画稿出去，带回了“连衣裙”组的三等奖。
1953年12月20日，他和母亲一起乘机前往巴黎，在大使剧院的舞台上从雅克利娜·德吕巴克手中领取自己的奖杯。这次旅行还有另一个目的，与VOGUE杂志的主编米歇尔·德布吕诺夫见面，他答应会看他的设计稿。他是靠着父母的朋友、奥兰富有的大地主迪克罗一家的帮忙，才得到这次令人垂涎的见面机会的。时任副主编的埃德蒙德·夏尔·鲁[5]见证了这一时刻：“1953年，我见到了初到巴黎的这个年轻人。他身材瘦长，就像长颈鹿一样，不停地与那一直从鼻梁上滑落的厚重眼镜做斗争。他穿着一套正式的藏青色西装，衣领扣紧，系着领带，优雅而严肃。他装出一副骗人的悠闲姿态，其实看起来不安多于腼腆。”
年轻人腋下夹着自己的获奖作品。看到那款将极其严谨和高级感结合在一起的连衣裙，埃德蒙德·夏尔·鲁大受震撼。就像带一个孩子去上教理课一样，她敲开了以米歇尔·德布吕诺夫为大教士的教堂的大门。他提出了一个非常合理和谦逊的方案：先回奥兰，拿到高中毕业文凭后再开始所有计划。但是他已经感觉到自己将会成为真正的艺术家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们保持书信联系，而他寄来的画作一次比一次更加出色。与之相伴的还有年轻的圣洛朗一次次不安的发问：到底走哪条路？戏剧服装和舞美设计，还是高级定制时装和时尚？
1954年6月，他取得了高中毕业证，9月就到了巴黎。他住在从一位将军的遗孀那里租来的位于佩雷尔（Pereire）大道209号的一个房间里。米歇尔·德布吕诺夫把他送去位于圣洛克（Saint-Roch）路的一间裁剪学校，这个裁缝学徒对此心里充满了恐惧。VOGUE杂志的主编对此非常坚持：“光会画画是不够的，什么都要会。必须在必要的时候能自己裁剪和缝纫。”11月25日，再次参加国际羊毛局匿名大赛的他同时获得了连衣裙组的第一名（30万法郎）和第三名（5万法郎）。
获一等奖的是一条黑色羊毛裹身鸡尾酒裙，以黑色煤玉为扣。这条裙子由于贝尔·德·纪梵希这位以温柔的手法摆脱了时尚枷锁的时装大师的工坊制作。高蒙（Gaumont）新闻给了他1分钟的报道，虽然画面中还有另一个获奖者：年轻的卡尔·拉格菲尔德。他那时只有18岁，成为未来的知名时尚写手珍妮·萨梅特最早的采访对象之一。
他用自己从不改变的缓慢柔和、略显低沉的嗓音说出了最美的宣言：“我喜欢不走寻常路，喜欢古怪的、出乎意料的东西。我的梦想是成为知名高定时装屋的工艺师。我想创作一些回头率高的、令人愉快的、充满生命力的裙子，还想设计一些大胆的配饰，这些时装首饰可比那些真正的珠宝首饰有趣多了。”带着他1.80米的身高、65公斤的体重，棱角分明的早熟的脸，青春期的不耐烦，伊夫准备在这个成人的世界大展拳脚。
他继续画稿，用更大的热情投入工作中。他返回奥兰，等他再次来到巴黎的时候，他向眼光毒辣的米歇尔·德布吕诺夫展示了他积累的一摞才华横溢的设计稿。在1955年6月米歇尔给埃德蒙德·夏尔·鲁的一封快信中，他的赞叹一览无遗：“年轻的圣洛朗昨天到了。让我惊讶的是，在他的50幅画稿中，至少有20幅说是出自迪奥之手我都信。有生之年，我还没见过如此有时尚天赋的人。我刚联系了百忙之中的克里斯蒂安·迪奥，请他见一下这个年轻人。我之所以这么坚持，是因为向克里斯蒂安证明，这些作品的作者昨天才到巴黎，不存在抄袭或者模仿。年轻的圣洛朗靠的只有他自己。创作对他而言就跟呼吸一样。我等下就带他去迪奥那儿。你不在，太可惜了！如果我们这位无名之辈有一天成名了，可别忘了我的功劳。”大门像被施了魔法一样，向他敞开了。迪奥当下就录用了他，在自己的工作室工作。传说这个年轻人在自己的画稿中就预测到了克里斯蒂安·迪奥在几周后将要推出的A型线条。1955年6月20日，他开始了自己在蒙田大道第一天的工作。
就这样，年轻的奥兰小伙子进入了这间有几百名员工和28个工坊的著名时装屋。他永远都记得这间时装屋的优雅氛围，珍珠灰的墙面，白色的踢脚线，沿着象征荣耀的楼梯，一路而上的蒂亚棕榈树，发布会那天一束束巨大的鲜花散发出浓郁花香。圣洛朗很快就创造了奇迹，他被委以重任，同时负责服装和配饰的设计，以及店面装修……就差一个剧院舞台了。因为他脑子里总是有场景出现，而迪奥先生本人在这方面却完全无感。完美的默契将两人紧紧地维系在了一起。“他的眼睛里闪耀着对我的喜爱，”这个年轻人说，“而我的眼睛里则是对这位对我倾注了情感的偶像的崇拜。我还记得在那些休息的时刻，我们的开怀大笑，他无与伦比的善良和无价的尊重、关爱和保护。他教会了我最重要的东西。”
圣洛朗永远不会叫他克里斯蒂安，而是称其为“迪奥先生”。一方面，从他入职到迪奥先生离世，他们之间奇特而传奇的合作就将两人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另一方面，他们非常复杂的敏感性又在两人之间竖起了由谨慎和腼腆构成的不可逾越的障碍。但是这位时尚大师对自己的弟子给予了完全的信任。伊夫参加了每一次的试衣，并且给出自己的看法，同时他也有越来越多的画稿被采纳。他工作勤奋又成绩显著。终于，在1957年10月的某一天，迪奥走进雅克·鲁艾特的办公室对他说：“我决定了。我上一季的作品中，有30款出自圣洛朗的画稿。他的天赋是无人能及的。他已经跟了我18个月了。我想将这件事告诉媒体。我希望他能为人所知，我希望他能够得到他应得的。”
几天后，当迪奥先生启程前往意大利蒙特卡蒂尼休养的时候，他凑在他的沙龙总监苏珊·卢玲耳边说：“我把伊夫留给你了。”没想到！10月24日，一个新闻传遍了全球：为自己10年前创建的品牌倾尽全力、积劳成疾的克里斯蒂安·迪奥去世了。这位最负盛名的时尚大师的离世带来了真正的悲伤。优雅王子的人生轨迹走完了。接下来怎么办？
这时，赛马的狂热爱好者马塞尔·布萨克做了一个绝妙的决定。就像他1947年押宝在他的第一匹“纯种千里马”身上，这次他的决定更像是选择了一位骑师，实现了克里斯蒂安·迪奥的遗言：“我把伊夫留给你了。”就这样，刚刚成为巴黎人3年的年仅20岁的伊夫·马修·圣洛朗摇身一变，成为迪奥先生二号。公司在蒙田大道举办的新闻发布会宣布其为新任掌门人后，对大众而言完全陌生的他迅速成名。他最好的成人礼物！美好但沉重。
国王已逝，所幸的是，太子还能仰仗人们所说的“迪奥团队”：雷蒙德·泽纳克夫人、玛格丽特·卡雷、米扎·布里卡尔和苏珊·卢玲。这4张王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他的教母——将会辅佐他，确保他的第一个服装系列能延续已故的品牌创始人所创作的过往系列的水准。和模特维克托瓦尔（Victoire）之间的友谊也给他带来很多自信，让他能在更平静的精神状态下工作。
1958年1月30日，他的第一个春夏系列精彩亮相了。从来没有哪一个新品发布会像这次这样受到热切期待。奥黛丽·赫本、梅尔·费勒[6]、贝尔纳·布菲、马德莱娜·雷诺[7]、路易丝·德维尔莫兰[8]、让·科克托、帕梅拉·丘吉尔[9]、埃琳娜·罗莎和无数女演员都在第一排就座。圣洛朗展现了一个梯形的女性形象。这是对袋式直筒裙和线条暧昧不清的风格众望所归的反击。从第一个模特走出来开始，那些专家们就知道，这一局赌赢了，他们为那些精彩绝伦的小套装喝彩，套装的短外套背部并不收腰隆起，而是远离身体。他设计的罩衫，有呢绒面料的，也有蝉翼纱或者雪纺纱的，它们其实都是短款骑士服，搭配半身裙，轻轻掠过腰线，让人浮想联翩。
“梯形”，如其名，半身裙都是以伞形或者漏斗形向外展开的，里面都衬有一条硬挺的衬裙。所有晚装连衣裙都是雪纺、细麻或者绢纱制作的，轻轻抚过身体。它们在当时而言算很短，令膝盖若隐若现，或者呈现另一种新长度：长及脚踝。也有一些绸缎紧身长裙，上腹最瘪的位置用褶裥或者蝴蝶结突出腰线。颜色都让人眼前一亮，蔷薇色从特别浅的粉红到暗沉的仙客来紫红，蓝色则从海军蓝到最浅的蓝色，各种色调都发挥到完美。帽子或者特别小巧——其中有些拖了巨大的面纱，或者是宽边遮阳帽的风格，帽檐伸展到眼睛的高度，上面覆盖着与裙子同款的面料。
整场发布会持续了足足2个小时，当他现身接受来自观众的祝贺的时候，迎接他的是出乎意料的热情。作为主角，他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害羞的高个子高中生，有点被如此热烈的欢迎吓到了。他穿着深蓝色西装、白衬衣、深色领带、黑色尖头皮鞋。在扣眼上插了一支象征好运的铃兰花，隐晦地向他已经离去的导师表达敬意。在将近三刻钟的时间里，他很好地满足了记者和摄影师们的各种要求。但他其实寡言少语，也很少动作，外表看起来很平静，其实心里很紧张。当宾客们渐渐离去的时候，他要和自己的团队一起开香槟庆祝了，他对他们说了几句充满感动的肺腑之言。这一天，有很多工人、送货员、狂热爱好者、年轻的姑娘们都在后台门口徘徊。蒙田大道的人行道上，很多人向他欢呼。
只需翻阅当时的报纸就能够知道时尚媒体对他是多么迷恋。“我在Dior从没看到过比这更好的秀。”《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上这样写道。《卫报》（The Guardian）上则写着：“Dior洋溢着动人心弦、欢欣鼓舞的氛围。”非常严肃的《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写道：“奇迹诞生了。”《每日镜报》（Daily Mirror）：“向Dior二号致以欢呼和亲吻礼。”《每日先驱报》（Daily Herald）：“伊夫，巴黎的偶像。”还有《每日邮报》（Daily Mail）：“一个大胆的年轻人扶摇而上。”气氛如此热烈，以至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专栏记者大卫·舍恩布伦（David Schoenbrun）不由感叹道：“真是个奇迹！这只会在法国发生！一个天才刚刚离去，另一个就立即崛起，取而代之！”就像重生一样，迪奥在他继任者脆弱而虔诚的肉身上转世了。新闻界很喜欢这个比喻，大篇幅地加以宣扬。
一位观众见证了这辉煌的一天：皮埃尔·贝尔热。几天后，在社交名媛玛丽·路易丝·布斯盖组织的金钟（La Cloche d’or）酒店晚宴上，年轻的时装设计师和贝尔热加深了了解。皮埃尔·贝尔热比圣洛朗年长6岁，1930年11月14日出生于奥莱隆（Oléron）岛上。他的母亲是一名小学教师，父亲是一名税务检查员。贝尔热于 1948年“北上”巴黎。他梦想成为一名作家、记者，甚至是编辑，但是以藏书经纪人为生。他有很强的社交能力，很快就赢得了让·吉奥诺[10]和让·科克托的友谊。1950年，他开始和贝尔纳·布菲恋爱。相形之下，布菲放荡不羁、焦躁不安，贝尔热则性格坚毅、充满活力，追求无忧无虑的生活。
从外形上看，他是个小个子男人，像猎狐梗一样精力充沛而不受控制。但是他又像斗牛犬一样易怒。他还有充分而积极地享受当下的享乐主义精神。那时的他已经和我们今天看到的一样：专横、冷酷又迷人，有教养又不乏趣味。他将布菲的命运掌握在了手中，已经像皮格马利翁[11]一样，对他的画作倾注了狂热的爱。他的身价扶摇直上。1956年，他们就在布列塔尼买了一栋房子，还在普罗旺斯买了一处乡间别墅。1958年，他们买下了布列塔尼的斯塔加登（Stagadon）岛。这是布菲功成名就的一年，在巴黎举办了一场回顾展。但是外形中性的模特安娜贝儿·施沃布·德吕尔（Annabel Schwob de Lur）搅乱了这两人的亲密关系。两人的分道扬镳已经在酝酿中，并且在南法的周末度假后，染上了通俗喜剧的色彩：皮埃尔和伊夫牵手离去，贝尔纳·布菲和安娜贝儿结伴而行，并且在1958年12月12日闪婚。
对于皮埃尔来说，一切都有待重建。他曾经的所有生活都是围绕并且依赖布菲而进行的，以高明的手腕经营他的事业和收益。他必须重新规划自己的未来。他和伊夫的罗曼史尚不稳定，但是他已经带着猎人般的直觉，赌上了一切。贝尔热变成了Dior公司里随处可见的人物，他要求我们的时装大师以明星的规格对待他，并且成功地为他争取到一辆带司机的公务车。贝尔热觉得任何事情都不应该打扰到这位时尚新贵，所以他打算全面参与并且守护他的生活。伊夫·圣洛朗和皮埃尔·贝尔热将为成为高定时装史上第一对也是最著名的一对同性伴侣，将他们各自的私生活和才华紧密联合在一起。他们结伴出街，去尊贵的朋友家聚餐，和让·科克托和爱德华·德米特[12]一起在米利拉福雷（Milly-la-Forêt）共度周末。1958年11月13日，当这个年轻人在布伦海姆（Blenheim）城堡举办的一场盛会上，向玛格丽特公主展示自己的服装系列（162套连衣裙和裘皮服装）的时候，皮埃尔·贝尔热在照片中出现了。
对于年轻的伊夫来说，工作的压力太大了。一季季服装的进度，责任的重担，媒体的压力。他开始有点过度依赖酒精。1958年7月展示的秋冬系列中，他推出了“拱形”线条。那是在大衣上设计宽阔圆润的肩，曲线非常纯净，搭配高腰褶裥裙。连衣裙的长度略微加长，袖窿线位置降低，袖子略鼓起，延续肩部的弓形线条。与之搭配的短外套是斯宾塞式夹克，背部隆起，袖子在手腕处打褶。连衣长裙好像是从文艺复兴时期获取的灵感，但是也有拿破仑时期甚至王朝复辟时期的影子。
除了黑色之外，他还选了很多色彩鲜艳的罗缎，迪奥粉、帝国绿、深蓝、漆红等，由此已经可以看出巴克斯特对他创作的影响。粉色或者白色的绢纱、欧根纱或绸缎上覆着闪耀的刺绣，天鹅绒都是意大利巨匠们钟爱的色调。
媒体对他是大加赞赏的。随着声名鹊起，伊夫·马修·圣洛朗失去了姓氏中的一部分，报纸上彻底放弃了“马修”，而“Saint-Laurent”里的连字符也将在他成立自己公司的时候消失。1959年1月发布的春夏系列中，裙子就像佐阿夫兵[13]的服装那样，在膝盖上一点的高度挽起。肩宽而圆，尤其是大衣，肩部魁梧，从背后看起来就像是斗篷一样。连衣裙通常搭配斯宾塞式夹克，裙子有的紧身而线条流畅，有的则宽松柔软配以褶裥宽腰带在腰间打结。
晚礼服有很多主题，色调非常丰富，刺绣奢华闪耀极具东方情调，塔夫绸和雪纺纱层层叠叠堆出庞大的体量。出人意料地是，在一些外国媒体上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新闻晚报》（Evening News）认为这次的新廓型缺乏和谐之美，《星报》（Star）则表示愤慨，主要因为这个系列展露了膝盖，“对于女性线条来说，不太讨喜。”
接下来几季的作品，受欢迎程度稍逊一筹，并且每况愈下。认可度最低的是1960年7月的那个系列，是他在Dior公司的第六季也是最后一季作品。这个系列以那个年代“垮掉一代”的年轻人为灵感，把坐在高级定制沙龙金色椅子上的那些豪华贵客吓坏了。他突然摒弃了所有甜美的颜色。蔷薇色不见了，蓝色不见了，只有黑色、黑色、黑色。黑色夹克成为他新的主旋律，可是哪怕他推出的夹克是豪华款，用鳄鱼皮制作，饰以水貂皮镶边，也无法得到认可。他的翻领针织连衣裙也是黑色的，还有那些名叫“挑逗者”“叛逆者”“家庭舞会”“扎齐（Zazie）”，“筋疲力尽”的款式都让那些客人们和媒体完全摸不着头脑。有些裂痕悄然产生了。
而这位年轻的设计师，这时正面临走投无路的境地。本应在1956年应征入伍的他，经过几次推迟入伍后，在法国卷入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之际，于1960年9月2日被征召入伍。战士圣洛朗显然无法狠心向自己的故土发难。这次应征入伍在他的雇主看来是一个与他分道扬镳的天赐良机。Dior公司在一份公报中宣布，在伊夫服兵役期间暂停与他的合同，由来自伦敦的马克·博昂担任工作室总监。
接下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伊夫·圣洛朗被送到了圣芒代（Saint-Mandé）的军事医院，然后又在1960年9月20日因抑郁症被转移到瓦尔德格拉斯（Val-de-Grâce）。他意志消沉地在那里待到了11月9日，他被批准结束兵役。那时他的体重已经只剩35公斤了。即便不能断言1960年秋这几周的焦虑恐慌是他精神脆弱的真正开端，抑或是一种本就存在的状态的首次重症表现，这种抑郁都将伴随他一生，并且愈演愈烈。
不久，贝尔热就不得不告知他的爱人，他已经不再是Dior的合作伙伴了。圣洛朗天真地说：“皮埃尔，我们一起创立自己的公司吧，你来管理！”贝尔热已经委托让·德尼·布勒丹[14]向劳资调解委员起诉Dior，并且提出60万法郎的裁员补偿金和单方面撕毁合同的违约金。
他们在卡纳里群岛住了上一段时间，期间伊夫曾试图自杀，之后两人回到了巴黎，迁入位于沃邦（Vauban）广场3号的新居。白手起家、孤军奋战的日子开始了。伴其左右的还有超模维克托瓦尔[15]，负责媒体公关的加布里埃尔·布沙尔特（Gabrielle Busschaert），还有工作了几个月的工作室负责人克洛德·利卡尔（Claude Licard），以及其接任者安娜·马力·穆诺兹（Anne-Marie Munoz）。如果没有最基本的资金支持，高级定制时装屋是建不起来的。皮埃尔·贝尔热卖了自己在圣路易岛上的公寓和布菲的几幅画作，在博埃蒂路66号乙一栋不起眼的小楼里，租了二楼的两间陈旧狭小的房间作为团队工作场所。这还远远不够。但是贝尔热总是给人能力超群的印象，所以谁都不怀疑，资助者会出现的。特别是，他由内而外散发出一种坚定、一种从未被打败的雄心壮志，即便战役有很多不确定性，已经处于失败的边缘，他也绝不言败。然而圣洛朗有时会濒于崩溃，这时维克托瓦尔就扮演安慰者的角色。她记得：“他摘下眼镜，将手掌压在眼睛上。我轻轻地走向他，就像安慰一个孩子那样，默默地抚摸着他的头发。”
嫁给了未来的《巴黎竞赛画报》社长罗杰·泰龙（Roger Thérond）的维克托瓦尔有一个天才的想法：应该让伊夫的名字重新出现在杂志上。于是这个年轻人很快就让人制作了两款连衣裙，给姬姬·让梅尔[16]和维克托瓦尔穿着，1961年8月，这两位棕发美女的照片出现在周刊上，标题很神秘：“两位巴黎女郎穿的好像是圣洛朗的作品。”只有两个，因为到目前为止，他仍然孤立无援。
“如果在《巴黎竞赛画报》上发另一篇报道，我们就说伊夫开始创作自己的品牌了呢？”皮埃尔·贝尔热说。维克托瓦尔费了很多口舌，才说服了顾虑到这层裙带关系、一直不表态的老公。文章终于在1961年10月7日刊出，展现了这间准高定时装屋发布会前的工作场景。
在一个跨页版面上，有在夜晚打开的两扇窗。左边，戴着玳瑁眼镜的伊夫看起来好像在穆伊（Mouille）设计的灯光下选面料；右边，戴着大框秘书眼镜，一手夹着香烟的维克托瓦尔假装在办公桌前接电话，打字机让桌面显得很拥挤。文章颂扬了这个腼腆的高个子年轻人的辉煌业绩。这是一个美丽的谎言。这种煞有介事的报道得到回报，《巴黎竞赛画报》的加持产生了神奇的效果，一个资助人出现了。
一位来自亚特兰大的美国赞助人杰西·马克·鲁滨逊（Jesse Mark Robinson）同意向公司提供80%的资金。对于这艘搁浅的高定时装大船上的全体船员来说，这是一个命运的征兆。工作室很快就落户到位于让古戎（Jean-Goujon）路，由200平方米的女佣房改造的原露西尔·芒更（Lucille Manguin）的工坊中。在他雇用的90名工人中，超过一半来自Dior。他们紧急赶工，6周完成101套服装：这是从上千张设计图中选出来的。
摄影师皮埃尔·布拉（Pierre Boulat）用他的镜头记录下了一些关键时刻：工作室里高昂的工作气氛，一堆堆的画稿，墙上的面料小样，堆积如山的纽扣和绦带，试衣，深夜还在忙碌的手，清晨还在审视的眼睛，被精益求精调整的面料。穿着白色工作服的圣洛朗在算着日子。
皮埃尔·贝尔热和伊夫·圣洛朗终于在一则偶然看到的小广告上找到了符合他们想象的时装屋。那是画家福兰曾经的府邸和画室，位于斯蓬蒂尼（Spontini）路30号乙，他们要把这里全部刷成白色。1962年1月28日，发布会前夜还在挂窗帘，但是时间一到，一切准备就绪。天亮的时候，一个素净无华的场景展现在眼前：白坯布的窗帘、白墙、浅栗色的地毯、凯撒吊灯、198张包了黑色人造革的瑞典椅子。发布会有固定的场所了。1962年1月29日这一天，一共有46场高定时装屋的秀，包括两位年轻的新人：菲利普·韦内和从罗马来的罗伯托·卡布奇（Roberto Capucci）。这一天，一个有着羚羊般的体型，将自己极强的能量隐藏在他平静的外表下的年轻人，将会紧紧抓住高级定制时装，并且永不放手。
面对弗朗索瓦兹·萨冈[17]、多丽丝·杜克[18]、埃德蒙德·夏尔·鲁、姬姬·让梅尔和罗兰·佩蒂[19]、帕里斯伯爵夫人、弗朗辛·魏斯韦勒[20]、雅克利娜·德·里贝[21]这些宾客，这是关键一战。他依然忠于自己曾经助力推广的袋形线条。半身裙都是直筒的，一个隐藏的褶裥让它们看起来似乎很宽松。这个系列中，直筒连衣裙、蛋糕裙、长款水军衫居多。维克托瓦尔那身让人无法拒绝的黑色套装受到热烈好评，短款外套下露出垂至髋部的赭石色衬衣。黑色占据主导地位。刺绣很少，但是有很多心形、鱼形、贝壳形的首饰，在上衣和裙子的底边上，有很多花瓣形状的边饰，还有以各种形式披挂的丝巾，晚装中也不例外。秀的结尾，一袭轧制凹凸花纹的白色婚纱梦幻登场。
这个品牌首个服装系列，是海军蓝羊毛呢水手大衣、直筒裙、制服上装的首次亮相。海军蓝水手大衣下搭配的白色山东绸长裤，是长裤首次在高级定制服装系列中出现。一场秀，就让紧跟时代的中产阶级形象焕然一新了。圣洛朗创造的形象是全新的。独一无二的风格、被提升到高定行列的运动装、纯粹的解构、色彩组合、简约的线条、年轻的精神和与时俱进的设计，都让他与众不同。
年轻的掌门人伊夫躲在将后台与T台分隔的高高的屏风后，观察着他的作品所带来的现场反应。他就像是一个在海滩上玩鹅卵石的小孩子一样，紧张地揉捏着手中的水晶球。他知道这将决定他的未来。专家们都在等着他登场，当贝尔热把他推向舞台时，迎接他的是热情拥抱和一片“精彩绝伦”“太棒了”“太美了”“太妙了”的欢呼。所有的媒体都对他赞不绝口。他被热情地冠以“时尚小王子”的称号。这个头衔很适合他。他总是用心去感受一切，他总是知道如何更好地迎合女性的欲望，他用自己的同理心和敏感性帮助她们表达对自由的渴望。
这一周的Elle杂志上写道：“我们期待的是一个代表未来的年轻人的作品系列，但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代表今天的大师之作。”只有《世界报》给出了刻薄的评价：“我们期待看到的是大胆创新、充满活力的作品。坦白说，伊夫·圣洛朗展现给我们的时尚有点阴沉，而且没太多新的想法。”
在1962年7月30日的第二季发布会后，这份日报的论调改变了。两种廓型定下了这个秋冬季系列的基调。一种是“印度王子”束腰长袍：肩加宽，长袖在手肘以下稍稍张开，和长及腿肚的裙形相呼应。这些柔软的收腰大衣，日装是用灰色法兰绒和棕色羊毛呢制作的，晚装则是用了奢华的金银丝交织面料。另一种廓型是宽松柔软的裁剪：诺曼底风的衬衣，肩部有育克，宽松舒适，胸前系扣。圣洛朗展示了很多用拉毛呢和黑色漆光缎制作的盛装风衣。晚礼服都是用绉绸、雪纺、金银丝雪纺、绸缎或天鹅绒制作。它们包裹在身体上，缠绕的一条驼鸟毛长围巾更加强了这种效果。《每日先驱报》的标题上写着：“这是束腰长袍的胜利！”在这场秀中展示了27套服装的维克托瓦尔，当她穿着一件缀满了白色山茶花的晚装大衣出场的时候，引起了轰动。
除了那些非富即贵的客户外，圣洛朗还迅速吸引了外国买手的青睐。每一次时装周，都会有150名买手前来巴黎为纽约、里约、罗马或者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时尚女郎选择最时髦的廓型。美国人每一季都会花费2.5亿法郎。各大商场和服装厂商在每个时装屋争夺最受欢迎的款式及其版权，这样一件连衣裙或者大衣就可以复制几千件。圣洛朗的名字很快就出现在买手们的法国大牌名单上了。
除了1964年秋冬季那场略拉垮的发布会，他接下来的职业生涯就是一连串严格按照每一个时装季的节奏上演的成功故事，充斥着杰出女性和他超自然的创造力。他是一个裁剪的魔术师，包装并重塑了那个与他共鸣的世界，并使它变得更高贵。他的每一场秀都让时尚面貌焕然一新。如果说迪奥与时俱进地更改了沃斯一个世纪前制定的高级定制时装的语法，香奈儿为她的同类创造了专属词汇，圣洛朗则非常懂得如何设计适合所有场合、各种类型客人的语言。
他书写了那个时代的风格学词汇，用无法模仿的笔触，让简约与气派并驾齐驱。他的作品是完美的古典主义优雅和犯规、革新、充满巧思的大胆的巧妙融合。正是他这种将表面看起来对立的价值观结合在一起，从中提取出极具个人特点的原创造型的手法，让整整一代人都对时尚充满了渴望。伊夫·圣洛朗对女性之爱的智慧表达得到了她们的认可和感激，因而被女性奉为活着的传说。这位时尚大师负重前行，尽力顺应时代，或者与之对抗。
1963年，白领水手连衣裙、祭披式无袖连衣裙和第一双裹腿高筒靴闪亮登场。1964年推出了第一款农妇半身裙和第一支香水“Y”。这款香水以30种鲜花精华为基调，是与“丽兹的查理斯”公司[22]联合开发的。
1965年的“蒙德里安裙”和“波利雅科夫裙”载入史册。一天晚上，他母亲给了他一本关于蒙德里安的书，在翻阅这本书的时候，他脑海里隐约呈现了他的服装系列的样子，并且立即意识到，裙子不应该再以线条为结构，而应该由色彩构成。他感觉到，不应该再把服装当成一个雕塑来创作，相反，应该把它看作一个活动体。
他很淡定地撕掉了他画的第一批由荷叶边、缎带和刺绣堆砌而成的设计草图，从头开始创作，将蒙德里安画作的规则运用到直筒裙的设计中。他将羊毛针织布当成画布，在上面布局一些间隔或者重叠的宽线条和方块，各种元素交替出现形成对比：鲜艳的色调和中性色、哑光和亮光，还有皮革和针织、油布和皮草等各种材质。和绘画一样，一切都在色调的明暗变化、对比或者调和的效果中表达，并且一切都遵循这位大师的表现手法。所有媒体都宣称：“圣洛朗创造了他的抽象时代。”他的蒙德里安裙是对库雷热的未来风迷你裙绝妙的再演绎。“所有的创新都不过是一种‘再’创新。”圣洛朗狡黠地说，“使用一种新的方式来看待事物，换一种方式去表达，表达更加精准，挖掘一个至今未被发现的新视角，使其轮廓更加清晰。”公司的销售突飞猛进，甚至连摩纳哥王妃格蕾丝都给自己定了一条蒙德里安裙。
1966年2月，他向“蓝天使”[23]致敬，大胆地设计了第一套吸烟服（Smoking）套装，一件严谨的男式无尾常礼服，搭配斗牛士衬衣和直筒长裤，就像其黑色天鹅绒晚装套装一样，整套衣服都用绸缎镶边。“这段时间正是我人生中最常参加各种派对的时候。”他说，“我发现女士们有时矫揉造作，不太自在，而那些男人，不管他是什么身份，是帅的还是丑的，因为穿了西装礼服，不仅很自在，而且显示出了某种优雅感。于是我就开始研究，并且设计了吸烟装。对我而言，这并不是把女性打扮地跟男人一样，而是让女性形象更加现代，同时又不失优雅。我还记得有一次弗朗索瓦斯·阿尔迪[24]穿着它去参加歌剧院的晚会，引起了多大的骚动！后来我又将吸烟装衍生出不同版本，将长裤改成了半身裙、短裤。甚至还有连衣裙版。”
他凭借自己与生俱来的对尺寸、平衡、比例方面的悟性和取之不竭的想象力，完美掌握自己的职业。多亏有皮埃尔·贝尔热这个多面手，事无巨细地管理各项后勤工作，让他远离所有烦心的琐事，圣洛朗才能心无旁骛地专心创作。“伊夫和我，我俩完美互补。”贝尔热进一步解释说，“我采取行动，我发表言论，我独自做出决定，但是我不会做任何伊夫不赞成的事。在创作方面，我什么都帮不上。伊夫独自面对自己的画纸、面料和模特。他的成功，都凭他一己之力。”1966年7月，圣洛朗已经在庆祝自己的第10个服装系列了。在他的“波普艺术”连衣裙中，出现了太阳、月亮、脸、身体，就像很多晚礼服上用金色和银色亮片构成的抽象图案。
同年9月26日，第一家圣洛朗左岸（Saint Laurent Rive Gauche）店在图尔农（Tournon）路21号开张了。这里原来是一间面包房，伊夫·圣洛朗对设计师伊莎贝尔·厄贝（Isabelle Hebey）提出了改造要求：“我希望这是一家充满热情和现代感的店，能吸引人进店并且想要触摸商品。”尽管卡丹已经抢先一步开了“卡丹青年”店。圣洛朗用塞纳河一侧河岸来命名自己的成衣，真是神来之笔。他完成了一项革命性的动作：他放弃了审美领域而进入了社会领域。这是一种宣言，一个自由的空间。他表达的这种奢华不在于财富，而更多的是代表一种态度。
他推出了一些简单的便装，裁剪堪称完美，尺寸从34号到42号，好搭配、不挑人，让人很有购买欲。女演员凯瑟琳·德纳芙（Catherine Deneuve）是代言人，在开张这天，她身穿浅色连裤袜、漆皮浅口鞋、金色纽扣的厚呢大衣出现。这一决策立即取得了令人震撼的成功：大家争先恐后地将这些价格极具竞争力、裁剪无可挑剔的衣服放进印有代表圣洛朗左岸标识的橙色和粉色方块的购物袋中。鲁道夫·纽瑞耶夫的朋友克拉拉·圣（Clara Saint）担任品牌的新闻专员，她说：“今天我们所说的‘成衣’在那个年代被称作‘现成服装’，或者只是对高级定制服装的复制。但正是伊夫提出了这种全新概念的成衣。他最大的优点就是他的眼光。他眼光独到，具有完美的判断力和非凡的洞察力。”
在两季服装发布的间隙，这位设计师为姬姬·让梅尔的舞台表演和罗兰·佩蒂的芭蕾舞剧设计令人难忘的服装，为雷诺·巴罗（Renaud-Barrault）剧团、阿兰·雷奈（Alain Resnais）的电影和科克托的舞台剧设计服装。生活装或者舞台装，包装或者乔装：同一种艺术的两个侧面。从舞台回到都市，服装自然而然地变得戏剧化。有人指责伊夫·圣洛朗有时过于强调唯美，甚至把服装做成了炫耀的华服，几乎是凝固的艺术品。但是正是因为伊夫·圣洛朗知道如何完全掌控高级定制时装和舞台服装的两面性，他才能保持独树一帜而又稀有。
1967年，圣洛朗在雷吉娜[25]家遇到了金发美女贝蒂·卡图（Betty Catroux），将她视为自己最早的灵感缪斯，她就是女版的他，雌雄难辨，难以界定。她是他的知心密友，快乐源泉。
她回忆起往事：“和伊夫一起，我们做了很多蠢事，皮埃尔·贝尔热就把我们训一顿。在他看来，我就是个妖女、黑天使。伊夫每天回家都会给我打电话，我就扮演强心针的角色。我知道他最艰难的时光，我看到过那些无法忍受的痛苦带给他的绝望和想死的心，然后，因为工作，他重生了。他是一个特别孤僻的人，不喜欢与人交往。”
1968年，另一个缪斯进入他的生活，这次是红发的露露·德拉法莱兹（Loulou de La Falaise）。她的母亲是嫁给了阿兰·德拉法莱兹公爵的不按常理出牌的马克西姆·德拉法莱兹，曾在Schiaparelli公司做过名媛模特，后来还担任“Schiapbébé”婴儿线的设计师，设计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白色兔毛夹里束缚衣，防止孩子们玩火柴。这段经历和在Paquin公司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之后，她生了一个女儿——露露，这个女孩很小的时候曾立志要当一个诗人。
圣洛朗能满足她各种需求。他们的友谊在工作中产生，也在各种派对和狂笑中孕育。她借着自己青春的肆无忌惮撩拨他。当媒体好奇他们在一起搞什么鬼的时候，露露用一个含糊的手势说，她在“帮忙”，因为对于这些永远活力四射的姑娘来说，卖俏就是她们的职责，而这种工作并没有明确的定义。露露因为她贵族的血统掀起了一场大胆的龙卷风，将圣洛朗从守旧的成见中解放出来。
露露像一个叛逆的波西米亚人，每天早上她离开自己位于蒙帕纳斯（Montparnasse）后面的20世纪30年代的工作室兼居所——那里各种面料、鲜花、贝壳、水晶混杂在一起，出发前会亲一下她的女儿安娜，然后她就到圣洛朗的工作室去扮演灵感缪斯的角色了，并为下一个服装系列准备珠宝和配饰。“伊夫给我起了个外号‘傻米妮’。”2011年11月她去世前说，“我们总是出去玩，一起跳舞，一起疯。伊夫没有青春，所以他在恶补。另外，他还想逃避重任。之后抑郁症就出现了。伊夫的状态总是时好时坏，但是焦虑始终伴随着他。这很正常，因为他每次都要从零开始重新来过。而他又是个完美主义者。当他状态不好的时候，其他人很难帮到他，因为我们总是会起到不好的作用。唯一有用的理由就是工作。伊夫很清楚：工作是他的支柱。他就像一个乐队指挥一样努力工作，拥有让每一个人都演奏出最准确的音符的天赋。”
20世纪60年代末，那些在巴黎高级定制时装圈子里转来转去的小团体中，没有哪一个比圣洛朗的粉丝团更优雅的了，他们有优雅的服装，暧昧的朋友，以及和上流社会的亲密关系。这位大师的朋友圈的魅力对那个年代的上流社会社交生活产生了近乎万有引力的效果，吸引了各界精英，从安迪·沃霍尔[26]到鲁道夫·纽瑞耶夫，还有一些男爵夫人或者神秘人物。画家巴尔蒂斯[27]的儿子以及露露未来的丈夫萨德·克洛索夫斯基（Thadée Klossowski），还没有成为继承人的帕洛玛·毕加索（Paloma Picasso），后来为他装修所有房子的雅克·格朗热（Jacques Grange），野心勃勃的弗朗索瓦·玛丽·巴尼耶，费尔南多·桑切斯（Fernando Sanchez）都是他的明星客人。
与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一些英俊的男孩、有才华的摄影师和一些异国的候鸟。皮埃尔·贝尔热总是确保伊夫身边围绕着能激发他创造力的人。对于他们的放荡不羁和他们说他总是愁眉苦脸的刻薄评价，他都忍受了。只要伊夫开心就好。圣洛朗的小团体展现了对伊夫毫无保留的崇拜，他的天赋，他的创作，他出众的品味以及他的脆弱。星期天的下午茶时间，他们相约在沃邦广场，或者到马拉喀什去过一个长周末。
对摩洛哥的一见钟情始于1967年，他们第一次入住马穆尼亚（Mamounia）饭店。这是上流社会嬉皮士的新晋热门旅游目的地。伊夫·圣洛朗和皮埃尔·贝尔热很快就在老城区买下了蛇之屋，之后又买了幸福之屋，最后买下了由画家马若雷勒（Majorelle）于1931年建造的马若雷勒别墅。这是他们的私人花园，把纷扰和狂躁的世界隔绝在外，空气温润，弥漫着含羞草的香味。房子由两位妇人法蒂玛（Fatima）和马茹巴（Majouba）负责打理。
他们俩很快就在这里接待朋友们了，甚至专门建了一栋客房。他们在泳池里游泳，开着汽车在阿格达尔（Aguedal）山谷游玩，遛狗，在棕榈林中饮茶，在集市上血拼，参观手工艺人的摊位，还抽印度大麻。他也喜欢独自前来。他习惯在每年12月1日和6月1日回到他宁静的避风港，设计他的高级定制服装系列。
他连续15天不懈工作。这个国家的色彩——青绿色的陶瓷、堆积成山的紫色水果影响了他的画稿，赭石和阳光的颜色让色调变得更暖了。缪斯的影响逐渐散去，激发他创造力的变成了地中海风情。“当他的模特们在巴黎秀场一个个鱼贯而出的时候，这些在棕榈树荫下诞生的服装总是散发出一些摩洛哥的气息。”皮埃尔·贝尔热在《挚爱摩洛哥》（Une passion marocaine）一书中写下了如上文字。这种氛围唤起他对奥兰度过的难忘时光的记忆，他童年的天气、光线和气味。顺理成章地，这里成为他去世后骨灰安葬的地方。
现在还是他无忧无虑的时期。尽管一年要马不停蹄地推出4个服装系列——高级定制时装两季、成衣两季，这位大师好像从摩洛哥汲取了无限能量。在Elle杂志1968年对他的采访中，他承认，每场秀的前夕，他都想临阵脱逃，但是最后还是负起了责任：“从20岁开始，我身上就被赋予了重任，压得我透不过气：我一旦失败了，会造成几百个人的失业。这是我的第20个服装系列，但只是第4个我基本满意的作品。发布会前两周，我推翻了重来。我之前做的那个版本和你们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结构非常明确，腰线非常清晰。一场灾难。我经常会犯错。我工作中会造成很多浪费，然后我就开始淘汰。我每三天组织一次走秀，每次都从中删除几款。然后又在剩下的那些服装中，把能去除的东西都去除了。以前我都是围绕画稿开始的，这是我们会犯的最大的错误。没什么比这更容易让人思维禁锢。我慢慢地学会了要像防瘟疫一样地避免被所谓的灵感蛊惑，同时我也慢慢明白了，时装不是艺术品而是工艺品，也就是说，它的出发点和目的都是具象的：是女性的身体而不是自己感兴趣的某个抽象的概念。一条裙子不是一栋建筑，而是一个家：它不是为了被观赏，而是为了住人的，它应该让身在其中的女性觉得自己漂亮并且自在。其他的，都不过是画蛇添足。”圣洛朗想要彻底远离那些过时的高级定制时装的理念。
然而他错过了1968年的“五月风暴”，那时他正在自己位于摩纳哥的世外桃源过着悠闲的生活。他在1968年7月的发布会上弥补了回来，非常革命性地推出了一个以西装长裤为主线条的服装系列。9月1日，他在服装系列之外单独发布了一款撒哈拉军装风的短袖上衣，非常具有象征意义。“最初，我是为高个子模特韦鲁什卡（Verushka）设计的，但是我一直都对军装特别感兴趣。”这位设计师说，“我很喜欢这件衣服不分男女的理念。时尚反映的是它所在的时代。这件撒哈拉衫属于1968年的‘五月风暴’，属于妇女解放运动。”
这一年秋天，他在马拉喀什拍了张照片，穿着一件棕褐色的皮革撒哈拉军装风上衣，配一条军用皮带，透过松开的系带可以看到他的胸膛，墨镜遮住了他的视线。他留长了头发，释放出一种猫科动物的气质。他的身体有一种非常真实和精致的魅力，他的大臂，他纤细而轻盈的手，他精瘦的脚，他爱笑和撩人的性格，都能触动人心。让卢普·西夫（Jeanloup Sieff）完美捕捉到了他的这些特质。1971年他为圣洛朗的男士香水“Pour Homme”拍摄宣传照，设计师全裸出镜。这是一张张有点暴露的照片，展现了这位时尚大师的阴暗面，他的力量和脆弱，成为永恒的经典。这也是一个证据，展现了他从腼腆青涩的青年时代开始走过的路，以及性解放旋风对他所带来的影响。
充满争议的10年开始了。受到帕洛玛·毕加索在跳蚤市场穿的服装风格的启发，伊夫·圣洛朗在1971年1月29日发布了他整个职业生涯最有争议的一个系列。这一季的服装明显是以20世纪40年代的时尚为参考，宽肩短外套、天鹅绒包头巾、厚底鞋，这是对被占领时期的巴黎的再现。还有灯笼袖、短裙、魅惑的妆容、斜挎包。一切都令人震惊。这一天，很多女性在秀一开始的时候就离开沙龙：“她们说她们不愿意和妓女同流合污。”但是另一些女性对此产生了共鸣，为这种复古又媚俗的时尚喝彩。
第二天，媒体上对圣洛朗都是负面的评价，认为这场秀很不健康，非常丑陋。《泰晤士报》（Times）说：“如果您想要这么穿，那就要注意自己的名声了。否则的话，您很可能被当成是同一层次的妓女。”恶毒的皮埃尔·伊夫·吉勒姆（Pierre-Yves Guilhem）在《战斗报》（Combat）上高呼：“好品味被屠杀”“优雅被埋葬”“魅力被焚尸”。这个系列在商业上是一个巨大的失败，除了那几个忠实客户——圣·斯伦贝谢（Sao Schlumberger ）、姬姬·让梅尔、夏洛特·艾劳德（Charlotte Aillaud）、劳伦·巴卡尔（Lauren Bacall）、比安卡·贾格尔（Bianca Jagger），只有很少的客人敢于踏入这间高定时装屋，生怕被人嘲笑。但是，这个系列影响了众多设计师，并且在他的左岸系列中得到了大众的欢迎。
伊夫·圣洛朗感到很害怕。因为每一次失败对他来说都可能是致命的，连续四五次失败就意味着灾难，也就是说，将会没有足够的资金创作高定时装。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他创作的时候失去了直觉，无法再感知到女性内心深处的渴望，无法再持续革新，那颗创作的心不再跳动。当这个以无人能及的方式捕捉流行趋势的人说要放弃高定时装的时候，他不是在开玩笑。
下一场秀“普鲁斯特舞会”的成功和香水“左岸（Rive gauche）”的发行让他重拾信心。1971年的秋冬成衣发布会带有复仇的味道。所有媒体都为那些搭配长裤的西装外套、罩衫、水兵衫所倾倒。白底彩色波点真丝衬衣、露肩背心和露背上衣包裹着上身。正装主打阔腿裤和大裙子，搭配饰有荷叶边的细肩带低领紧身背心，塔夫绸的浪漫风裙子上荷叶边则更宽。他对色彩、比例和造型的敏感度使他总能进行大胆的发挥。圣洛朗的风格似乎是无法抗拒的，他疯狂的客人们几乎要把他的店搬空。
靠着这次的新飞跃，以及在短暂失宠后地位的巩固，皮埃尔和伊夫搬到了位于巴比伦（Babylone）路55号新的巴黎公寓中，更符合他们的身份，也能更好地满足他们喜爱收藏的需求。它在一座有私人入口的老房子里，是一套520平方米的双层公寓，窗外是一座美丽的私人花园。公寓的一层有一个漂亮的玄关、一间大客厅、一间餐厅、一间音乐厅、一间有更衣室和卫生间的套房、三间卧室。二楼有一个门厅，被雅克·格朗热改造成了珍品屋，还有一间藏书客厅、一间带更衣室和卫生间的卧室、一间豪华厨房。所有来过这里的人，在看到这多年来积累的如此完美的装修品位，看到那些收藏的画作（德拉克鲁瓦、戈雅、恩索尔、莱歇、马蒂斯、蒙德里安、毕加索），那些装饰艺术品，花束的组合，以及整体所呈现出来的戏剧感和巴洛克气息，都会震撼到无法呼吸。
伊夫·圣洛朗可以待在这里几个月足不出户。摆弄布朗库西（Brancusi）的一尊雕塑，给乔治·德·基里科（Giorgio de Chirico）的画打光，移动让·杜南（Jean Dunand）的花瓶，欣赏来自科特迪瓦的塞努福鸟雕刻。特别是贝尔热和圣洛朗都对美的东西有惊人大胆的直觉，他们可以突然停下车，冲到一家古董店的橱窗外，因为他们好像看到了什么有意思的东西。
在发布会当天的上午，有时候圣洛朗会去逛各种店铺，以逃避自己的焦虑。其他时候，皮埃尔·贝尔热会去买一个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的达达主义瓶子或者艾琳·格雷（Eileen Gray）的龙扶手椅，还有在寻找各种稀有、独特作品的过程中获得的战利品。当这些藏品在2009年2月被拍卖的时候，730组藏品拍得3.755亿欧元，拍卖总金额创历史新高。
1972年5月，贝尔热和圣洛朗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从美国集团丽兹的查理斯手中回购YSL的股份，但香水除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次的金融解绑不仅突如其来，而且时机也很微妙，这时的高级定制时装业收入暴跌，有人预测它的末日即将到来。但贝尔热一直都把签发经营许可证作为优先商业策略，这是一条通往丰厚利润的康庄大道。
贝尔热与圣洛朗这一对搭档似乎正处于事业的巅峰，尽管他们各自都有众所周知且屡见不鲜的出轨行为。在同性恋聚集的圣安娜（SainteAnne）路核心地段，七号（le Sept）夜总会里，这位时尚大师总是能有新的艳遇。他的感情通常是激烈、不安、短暂的。卡尔·拉格菲尔德也是这里的常客，他很少喝酒，不碰毒品，什么都不过量。与之相反，伊夫会去尝试当时的新药，和酒精混在一起还会发生不太好的反应。他很容易会显示出自己阴郁的一面和自我毁灭的倾向。随着他越来越难控制，贝尔热不得不一直布置好防线，以应对他潜在的攻击性。那些支持者说，贝尔热很有保护精神，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控制欲作祟，从而导致了服从。
对伊夫来说，花天酒地还不够。不久他就开始爱上了威士忌，并尝试可卡因。表面看起来，Saint Laurent品牌并没有因为这些骚动的夜晚而受到影响。然而，伊夫在一种充满矛盾的生活中挣扎，白天，在维斯康蒂美学的公寓和充满仪式感的时装屋中，唯美主义得到升华；夜晚，他的放荡和邪恶得到释放。他的司机保罗到哪儿都跟着他，几乎是个保镖。
1973年底，圣洛朗开始和当时已经和拉格菲尔德[28]同居的雅克·德·巴舍尔（Jacques de Bascher）交往了。他如同戴维·霍克尼（DavidHockney）镜头中展现的那样：迷人，邪性。23岁的他是恶魔的化身，是一个高风险的伴侣。在雅克的恶趣味漩涡中，在夜晚调情的密室里，伊夫的行径变得越来越危险。“我永远也无法理解，他怎么会爱上一个徒有其表、气质阴柔、自命不凡又劣迹斑斑的人。”贝尔热说。他觉得像伊夫这样一个心气很好的人会这样，里面一定有人在搞鬼。我们的时尚大师几乎对这个当代布鲁梅尔[29]走火入魔了，并且变得越来越反复无常。直到雅克的一位密友卧轨自杀引起轰动，贝尔热才出手结束了这一切。
1974年7月24日，品牌在它的新址——位于巴黎十六区玛索（Marceau）大道5号的一栋第二帝国时期的府邸中迎来了迁址后的第一场秀。这是一间极其奢华的真正的高级定制时装屋，有一座漂亮的楼梯，楼层很多。一楼，柔软的割绒地毯，空气中弥漫着脂粉气，镀金的木椅子，还有接待富贵客人的试衣间。楼上的工坊里，勤勉的工作氛围中穿插着欢声笑语。一共有7间高定工坊，110名工人，制作每一季的发布会的作品，5间工坊制作成衣特许经营的款式，还有一间是制鞋工坊。到处都是整洁的办公室，走廊似乎没有尽头。
而这位大师，穿着白色工作服，在给他带来灵感的杂乱无章的工作室里，每季为他的高定系列和成衣系列设计300款服装，一共有350个人和他并肩作战。帽子工坊的首席工匠妮可尔（Nicole）夫人总结了当时的工作气氛：“他不喜欢周围有噪音。他并不自我膨胀，而是一个与生俱来的艺术家。”他不顾一切地想要永远做那个用塔夫绸和云纹绸作诗押韵的年轻诗人。尽管他脆弱又变化无常，但是他总是有一种不容置疑又必不可少的钢铁般的力量，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一种独有的优雅，这些都是他的商标。
他的朋友弗朗索瓦丝·萨冈（Françoise Sagan）代表Elle杂志对他进行采访的时候，他毫无保留地向她袒露了他作为设计师的痛苦，创作最近一个服装系列时受到的折磨：“和往常一样，一开始那几个月的时候，一切都很可怕。没有任何灵感，什么都不想。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将面料裹在模特们美妙的胴体上，但是这些漂亮的姑娘没有任何精气神，至少没有任何让人眼前一亮的东西出现。我都要疯了……我做的是平淡无味的Saint Laurent，毫无魅力可言。和往常一样，我还有一个半月的时间来完成一切，然而一个月过去了，毫无进展。然后有一天，当我往后退的时候，突然，我看到，有了：这条裙子在诉说着什么，它有点意思了，特别是与穿着它的女性产生共鸣了。我立刻就感觉到了这一点，模特也是。你们无法想象服装设计师和模特之间的那种关系和默契。当想象力发挥作用的时候，她们能感受得到，她们很骄傲地知道，她们的身体、举止和外貌能激发我的创作本能。她们对此非常自豪和高兴。当我工作的时候，我和这些姑娘的关系比其他任何人都更直接，她们经常筋疲力尽，但是在这种时候，她们总是倾尽一切来帮我。”
1976年7月28日发布的“俄罗斯歌剧与芭蕾”难道不是他最让人难忘的一个系列吗？他在这个系列中再现了惊鸿一瞥的昔日俄罗斯的博览会。从厚重的农民羊皮袄，到商人的华丽大衣，还有沙俄时代贵族的皮草夹里长袍，茨冈人五颜六色层层叠叠的连衣裙，还有皮草，甚至是绵羊皮……这场假想的舞会中，色彩如童话般梦幻：金色雪纺农妇衫搭配绸缎和云纹绸的大裙子，荷叶边衬裙进一步凸显了裙子的宽大。
皮埃尔·贝尔热可以品尝这次发布成功带来的喜悦。但是，他从1976年3月3日起就搬离了他们位于巴比伦路的公寓，独自住酒店了。18年的共同生活就这样被抹去了。按照他自己说的，促使他离开的，是自我保护的本能和远离伊夫堕落的自我毁灭的深渊的必要性。他们在工作中有多么默契和互补，他们的分开就有多么令人意外。他们联手接连创造了多项成就，其中就包括香水“奥飘茗（Opium）”的绝对胜利。这款香水带有天方夜谭般的东方香气，由暹罗安息香、愈伤草、没药、茉莉和芫荽构成。这款香水装在一个珊瑚色的盒子里，上面系着一条流苏穗子，就像是一件精美的首饰，堪称成功典范。但是贝尔热受够了一直扮演支撑、心灵守护者和奶妈的角色，永远围着自己的爱人给予他无微不至的保护。伊夫想要摧毁一切，那他自己承担一些后果吧。
最糟糕的是，圣洛朗这个从不半途而废的人，正走在毁灭的边缘。他非常神经质，兼具瓷器和火山的特质，深受焦虑和惊恐的折磨。他总是酗酒，接受各种艳遇，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意志消沉，用伏特加吞下安定，过早地肥胖或者异常消瘦。他又是会表现出吐字不清和站立困难的症状。毒品和烈性酒都让他摇摇晃晃。他已经变得让人认不出来了。长期的狂躁抑郁症，让他多次到位于诺伊利的美国医院的精神病科接受治疗。某些夜晚的自杀威胁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他也有情绪高涨的时期，他对各种派对的渴望，然后他又重新陷入消沉。他的情绪像过山车一样忽高忽低，只有他的宠物狗，一只名叫穆吉克（Moujik）的斗牛犬，跑来给他陪伴和鼓励。
对皮埃尔·贝尔热来说，这也是一种长期的痛苦考验。他必须维持设计部一切都好的假象。当大师很少露面的时候，就会谣言四起。贝尔热用模棱两可的解释掩盖一切：“伊夫是一个非常脆弱和敏感的人，就跟所有伟大的艺术家一样。但是他下一个系列会非常精彩。”可怕的是，他都说对了。
圣洛朗的破碎感显而易见。在他幻想的裂缝，想象力的断层，画笔的乱涂之下，美妙的东西在他一场场秀中流露出来。1977年7月27日，他快乐地醉心于东方奢华。他的斗篷、风帽、软帽、毡帽上都有皮草饰边。廓型以东方皮里长袍为基础，还有系带交襟短外套，搭配百褶裙或灯笼裤。
1979年7月25日，他献出了自己最好的系列之一。作为大融合的支持者，他很轻易地就将皮草、羊毛呢、印花真丝和单色天鹅绒结合到了一起。在此基础上，他创造了一种新鲜而独特的风格，并且赋予它天才的活力。这场秀是向与毕加索合作时期的狄亚基列夫致敬的。里面有以俄罗斯芭蕾中的东方风情为灵感的五颜六色的服装，双色大方块套装，刺绣或者镶嵌的抽象图案。
1980年7月30日推出的系列主题是“向阿波利奈尔、毕加索和阿拉贡致敬”，其中有些套装上，以非常斯基亚帕雷利的方式展现了一些诗句以及作者的签名。天鹅绒随处可见：黑色，暗夜蓝，也有文艺复兴风格的各种红色，朱砂红、勃艮第红和吊钟海棠紫红色层次非常丰富的混搭。晚间礼服闪烁着金色的火焰，如破晓的黎明或淡紫色的落日。
1981年7月29日发布的系列以马蒂斯和莱热为灵感。圣洛朗将黑色运用到淋漓尽致，这些黑色有些被其他颜色映衬，有些闪烁着丝绸的光泽，有些则饰有刺绣。黑色或白色的绸缎晚礼服顺着上身的褶裥垂直而下，纯粹的线条使其脱颖而出。
圣洛朗的秀上，有一种戏剧性的魔法：他对模特多样化的精彩选择。他有无与伦比的天赋，让这些上帝创造的绝世美女为他走秀。这一年一共有12个模特，就像分布在玫瑰罗盘上的十二星座：穆尼亚（Mounia），来自他最爱的马提尼克；基拉特（Kirat），印度人；多赫蒂（Dohti），越南人；维奥莱特（Violette），西班牙人；达尔马（Dalma）和黛博拉（Deborah），巴西人；阿玛利亚（Amalia）和埃迪亚（Edia），索马里人；特雷西（Tracy），南非人；玛丽亚（Maria），美国人；简（Jane），英国人；最后是妮可尔（Nicole），法国人，这个有着傲慢下巴的金发美女让人无法抗拒。圣洛朗和贝尔热用这种完美的艺术，通过编排，在T台上演绎了一场一千零一夜。不用多久，来自多哥的丽贝卡·阿约科（Rebecca Ayoko）和来自几内亚的黑豹卡图查（Katoucha）将会加入，并成为标志性的明星。
一年又一年，大家对他的秀的期待已经成为每一季的固定节目。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设计师，更是一位艺术家。1983年起，他被收入《小拉鲁斯词典》（Le Petit Larousse）中。也是从这一年起，他的发布会——女性美的大弥撒，搬到了位于卡斯蒂格里奥内（Castiglione）路的洲际大酒店举办。熟悉的流程，闪光灯不停闪烁，照相机不停变焦，明星们周围浓郁的香水味——凯瑟琳·德纳芙当然在第一排就座，众多法国和外国的观众坐在金色的小椅子上鼓掌，当然也有长时间的静默和专注。
从后台登上T台的通道是一座鲜花筑成的凯旋门，大量的鲜花直接种在墙上，花繁叶茂。这么做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每一个新款出现，都映衬出女性线条的准确比例，就像是第一次呈现在大众眼中一样。漂亮应该是一目了然的，优雅则更加低调。这个冬天的Saint Laurent和他本人一样，开衩长大衣搭配羊毛、天鹅绒或绸缎的上衣，下身穿单色或印花图案百褶裙，戴上人造皮草筒帽或者随时闪耀的手套。线条变得柔软了，色彩搭配变得越来越巧妙。
在两次发布会中间的空当，设计师试图前往诺曼底恢复体力。因为年复一年，贝尔热和圣洛朗终于厌倦了马拉喀什的酷热和烈日。1983年，他们在多维尔附近，与罗斯柴尔德和弗朗索瓦兹·萨冈的住宅等距的位置，买了一座新哥特风的豪宅，他们很夸张地称为“加布里埃尔城堡”。每一个房间都以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中的人物命名。在熟悉了诺曼底的低矮的天空和淡蓝色的滤镜之后，他们请雅克·格朗热为他们改建了一个莱昂·巴克斯特风格的新港湾。此后，每年的8月伊夫都是在这里度过的。他从未如此沉浸在绘画灵感中。
1987年10月，他用黑色绸缎小丑衫、百衲衣、绉领、尖顶帽和大纽扣奥斯曼帝国风套装向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致敬。1988年1月27日发布的系列以立体派绘画为主题，其中还有著名的“梵高”外套。这是一种醉人的美，有用白鹮的羽毛做的鸽子栖息在黑色罗缎外套上，或者绣着布拉克的鸟的立体派的呢绒或欧根纱斗篷；伊斯法罕粉红鸵鸟羽毛做的一只蝴蝶停留在裸露的肩上；一只莱茵石做的小鸟的嘴里衔着一颗灰色的珍珠。一切都美得不可方物。“梵高”外套是由勒萨热（Lesage）工坊刺绣的，里面必然少不了鸢尾花和向日葵。当卡图查带着指挥官的气势走来，她黑色的肌肤包裹在海蓝色、棕褐色和灰色的雪纺纱中，全场都为之一振。1988年7月27日，向博纳尔（Bonnard）致敬，9月9日成为第一个参加人道节盛会的服装设计师，展示了180款服装。这一切都显示出极高的国民度，并且带来了很好的媒体效应。
贝尔热继续照顾着一切，保护他曾经的伴侣免受日常生活的所有牵制。圣洛朗有时候会失踪或者在他的公寓里隐居数周。他只是自己的幻影。他的身型变厚了，脸部僵硬，目光呆滞。围绕在他周围的有七个侍从：贝尔热、阿尔贝（Albert）、布伊纳（Boujnah）、厨师克里斯蒂安（Christian）、两个摄像师和一个熨衣工，照看着他的日常生活。有时，巴比伦街上的公寓看起来像一个两层楼的石棺。即使在大白天，这里也弥漫着令人不安的阴暗气氛，一种烛光和昏暗的灯光不足以驱散的神秘色彩。巴黎时尚界流传着上千个危言耸听的谣言。
1990年5月19日，时装屋不得不发布公告宣布其创始人“在完成其成衣系列创作后，因为用脑过度必须接受治疗”。事实上，圣洛朗正在接受戒毒治疗。当他结束疗程回来后，之前做贝尔热司机的年轻人法布里斯·托马斯（Fabrice Thomas）又变成了病人护工、陪伴者和偶尔的情人。贝尔热对他这种不择手段往上爬的行为非常恼火。一场秀的开场非常差。贝尔热和圣洛朗在后台就这场秀发生了争执。伊夫因为没有吵赢而恼羞成怒，摔门而出，对司机说：“回家！”开到蒙塔布尔（Mont-Thabor）拐角的时候，他突然灵光一现，改变了主意：“回洲际酒店，快！”他像一个复仇的骑士一样冲到更衣室，对穿衣工和模特说：“我才是老板。我们从头开始再来一遍。”皮埃尔·贝尔热被吓呆了。
7月11日和15日，圣洛朗接受了《费加罗报》记者珍妮·萨梅特和弗朗茨·奥利维尔·吉斯伯特（Franz-Olivier Giesbert）的采访，揭下了自己的面具：“我刚走出两次接连而来的抑郁，它们改变了我的性格。皮埃尔·贝尔热说我的抑郁是与生俱来的，他显然是对的。”在采访的第二部分，他动情地说：“我经历的接连而来的两次抑郁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伤害。那段时间我很痛苦，也没有得到好的治疗。第一次，我在拉鲁斯医院接受治疗。一年前，我再次陷入了深度抑郁，必须治疗我震颤性谵妄的症状。我被安置到精神病院3个月，太可怕了。”时尚记者中的大姐大珍妮·萨梅特有没有在这一天告诉他，因为他连续戒毒的频率，大家经常以为他去世了，大家都很担心他呢？
伊夫·圣洛朗重新振作起来了。同样为弗朗索瓦兹·萨冈治疗的阿巴斯塔多（Abastado）博士创造了一个小奇迹。我们的时尚大师暂时好转了，戒掉了一天60支薄荷味的香烟，停止酗酒和吸毒。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将新推出的香水命名为“香槟”“为幸福、快乐、轻松、光芒四射的女性创作”。在香槟区葡萄酒行业委员会发起的法律诉讼后，这款香水只能改名“伊夫蕾丝（Yvresse）”。这简直是一种挑衅。[30]
1992年1月3日，皮埃尔·贝尔热作为场馆负责人[31]，在巴士底歌剧院用最奢华的礼服组织了一场时装屋成立30周年庆典。在巨大的舞台上，伊夫在巨大的T台上前行时，显得异常脆弱。灯光晃了他的眼，他几乎蹒跚而行，最后终于走到了凯瑟琳·德纳芙安全的臂弯。
皮埃尔·贝尔热享受着这次的胜利和脆弱的复兴，他刚刚完成了一些交易，并通过操纵股市获益不少，买回了香水部，让公司成功上市，并在之后以6.5亿美元将Yves Saint Laurent卖给了赛诺菲（Sanofi）集团。Saint Laurent，一个高利润的商业帝国，世界上最著名的奢侈品品牌之一！即将迎来60岁的贝尔热主要考虑的是公司的持续发展，但是伊夫，虽然已经踏入他事业生涯的最后10年了，还完全没有想过接班人的问题。
然而，圣洛朗的服装第一次不再受到一致好评了。《先驱论坛报》大胆地评论他的灯笼裤好像是从“廉价旅行社的宣传册里”走出来的。有些不怀好意的评论说这位设计师太重复自己了，没什么新的东西要表达的了，一切都似曾相识。一位女记者带着隐约傲慢的口吻说这一季“太传统了”。人们总是忽略了，假装的创新和为了提出一个新真理而做出的重复相比，力量小得多。
圣洛朗从来不简单地重复自己，对于他的所爱，他能无穷尽地给出另一个新的版本，越来越摆脱多愁善感，越来越抽象，越来越一目了然。就像《世界报》的时尚写手劳伦斯·博纳伊姆说的：“不管我们怎么说他的时尚——有人说他‘过时了’，他总能在T台上给我们塑造出女郎、爱人、情人、朋友、敌人。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他的想象更加真实。我们看他的秀，就像在看一本书。”
我们可以指责圣洛朗么？因为他太爱戏剧、维斯康蒂、红色天鹅绒、暗黑奢华的首饰、19世纪震撼的奢侈、俄罗斯民俗、升华女性美的色彩融合，设计得像第二层肌肤一样合身的裙子、透明雪纺纱、黑色绸缎、异族文化、风衣的性感之美？然而这里没有一丝虚张声势，在他后期的系列中没有哪个轮廓不恰如其分，没有一个胭脂红或钴蓝不恰到好处。他用古典主义、裁剪的直觉、完美的品味来应对同行的时尚。他是流畅线条的大师。
很快，关于他脆弱的身体状态的谣言就开始流传。他不再接受任何采访，躲避各种噪音、喧嚣和虎视眈眈。每一次发布会，都有人会肯定地告诉你，这是最后一场了，设计师的状态非常糟糕。然后，他又奇迹般地出现在舞台上，有时为此要付出超人的努力，身着西装的他身型浮肿、微微驼背，大大的镜片后眼睛里似乎含着热泪。然而1998年6月，在他62岁的时候，他还是停止了Saint Laurent左岸线的设计工作，由阿尔伯·艾尔巴茨[32]接任成衣部的艺术总监。这是关于他退休的第一个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标志，尽管艾尔巴茨只做了一年。
高定时装迎来了变革的年代。我们知道，随着超模时代的到来，我们进入了争夺眼球的新纪元。这种现象现在已经直击时尚的核心：创作。这是10年来，这个原本以手工坊和中小型企业为主的世界，在无情的资本逻辑的驱使下，逐渐被纳入大集团运行轨迹的可以预见的结果。金钱之争和风格之争同样重要，一个高定系列或者成衣系列的成败对于一个品牌来说，变得和一场比赛的输赢对职业足球俱乐部一样重要。设计师走马灯似的频繁调动也像极了那些足球教练和足球明星的频繁调整。
1998年7月12日，在世界杯足球赛决赛之战前，贝尔热在法兰西体育场向20亿电视观众展示了一场由300套华服组成的回顾秀。300位模特，披上完美无瑕、光芒四射的丝绸战袍，高呼伊夫·圣洛朗的荣耀。1998～1999年秋冬季的高定时装周上，一些知名设计师，比如让·保罗·戈尔捷、克里斯蒂安·拉克鲁瓦被封神，但是圣洛朗仍然占有一席之地。1999年，他的春夏系列贡献了最具媒体讨论度的压轴表演：莱蒂西娅·卡斯塔（Laetitia Casta）穿着玫瑰花环制成的婚纱真空出场。透视衫也卷土重来，搭配透着晨光的西装，黑檀、薰衣草、板栗色的雪纺摇曳生风。
总是那么充满诗意，尽管商业媒体只关心一个主题：Elf-Sanof i集团以10亿美元的价格将Yves Saint Laurent集团卖给了Gucci集团。弗朗索瓦·皮诺在这场奢侈品博弈中赢了几个项目。弗朗索瓦·皮诺和LVMH集团的大老板贝尔纳·阿尔诺之间的战争已经打响。这位布列塔尼亿万富翁给皮埃尔·贝尔热送了一份厚礼：6000万欧元，作为Yves Saint Laurent品牌的知识产权转让费，以及让皮埃尔和伊夫放弃香水、成衣和配饰的所有业务的补偿。
作为额外奖励，这两位创始人保留了高定时装公司的管理权和丰厚的薪水。但是这样的结合并不像理想中那么美好，虽然伊夫仍在领导并且设计高级定制时装，但是令人生畏的德克萨斯人汤姆·福特（Tom Ford）的到来已经初现端倪。2000年3月2日，官方新闻出来了：阿尔伯·艾尔巴茨离开Yves Saint Laurent了。汤姆·福特开始负责女装成衣线的设计并担任设计总监一职。
汤姆·福特是一个非典型的案例，他既不代表设计师的形象，也不代表传统领导者的形象。他更像一个“演艺明星”。他的工作不仅仅是设计服装系列。在Gucci公司，他全面负责品牌及其产品和店面的对外推广，从A到Z全面塑造了一个鲜明统一的品牌形象，奇迹般地让这个品牌得以重获新生。他在伦敦和纽约各有一个设计工作室，很多设计师在那里工作。尽管汤姆·福特表达了对伊夫·圣洛朗的仰慕之情，而后者对此几乎无动于衷，但是很显然，乔治·阿玛尼（Giorgio Armani）才是他的榜样。贝尔热和圣洛朗会竭尽所能不给福特好日子过，并且指责他无法把握Saint Laurent的品牌精神，而是以临床诊断的方式，毫无灵魂地抓取这位设计大师的设计元素。
2000年7月10日，为了发行YSL新的女性香水“赤裸（Nu）”，汤姆·福特邀请了800名宾客参加在布隆尼亚宫（Palais Brongniart）举办的一场虚拟漫游：在曾经见证了股市动荡的交易所大厅中，四十多位穿着丁字裤几乎全裸的舞者在一个有机玻璃围场中，在绸缎垫子上变换着各种姿态。没有任何张力和情感，这些盒中人只是在表达“女性香水的精华”。这种愈来愈烈的挑衅激起了贝尔热和圣洛朗的愤怒，他们觉得这场表演不堪入目。作为化妆品形象的负责人，汤姆·福特以他成衣系列中的紫红和黑色为基础进行演变。他重新演绎了20世纪80年代的哥特风妆容，在苍白的脸上，加强了对眼睛的刻画。
当汤姆·福特在2001年春夏系列中，以他的农民系列为灵感创作罗马尼亚夹克和刺绣长大衣的时候，圣洛朗表示不喜欢。这位德克萨斯设计师让西装显得雌雄难辨，用黑白色去除视觉干扰，以展现用各种褶皱的变化和不太紧绷的线条塑造出的性感。
时尚的新现实让他感到有些绝望，伊夫·圣洛朗无法认可福特的工作，决定退休。他也没有力气继续工作了。对于他无心恋战的疯狂的金钱竞赛和营销大王之争，他表现出了精力不济和疲惫不堪。2002年1月7日，星期一，记者们受邀来到玛索大道5号参加新闻发布会。摄影师、摄像师都申请进入这间以往只能听到丝绸摩挲的奶油色和金色的沙龙中。面对满场的缪斯、朋友和记者，圣洛朗在贝尔热温柔的注视下，用颤抖的声音念出了优美的告别信：
“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爱美的灵魂。我不断追逐它们、寻找它们、猎捕它们。我体验过各种形式的焦虑，下过各种地狱。我经历过恐惧和可怕的孤僻。镇静剂和麻醉剂是虚伪的朋友，抑郁症和疗养院是我的牢笼。有一天，我挣脱了这一切，目眩神迷但头脑清醒。马塞尔·普鲁斯特让我知道：‘卓越又可怜的神经质人士都是出类拔萃的。’我是这个族群中的一员，却不自知。这是属于我的族群。我并非自己选择成为这样的人，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正是因为这样，我才得以在创作的天堂中建功立业，我才有幸结识兰波[33]所说的盗火者们，我才找到了自我，我才懂得生命中最重要的对手是自己。最美丽的天堂是我们遗失的那些美好。”他在荣耀的巅峰转身离去。所有媒体都被深深打动。
告别仪式在2002年1月22日举行。他在蓬帕杜中心举办的这场迷人的回顾秀展示了时装屋创立40年来的作品，有早期的，也有近期的。320套服装，117位超模。1000位观众莅临现场，摄影师们涌向帕洛玛·毕加索、让娜·莫罗、劳伦·巴卡尔、索尼娅·里基尔、克洛德·蓬帕杜、贝尔纳黛特·希拉克、于贝尔·德·纪梵希和让·保罗·戈尔捷。时装屋的工人们被安排在第一排就座，就像那些名流一样。所有人的心情都是一样的，都感觉自己在亲身经历高级定制时装史上独一无二的时刻。
19点15分，大幕准时开启，大家都屏住了呼吸。奥黛丽·马奈（Audrey Marnay）穿着著名的藏青色大衣出现了。舞台上鱼贯而出的不仅是这40年来最美的服装，也是最著名的模特：杰瑞·霍尔（Jerry Hall）身穿1997年的白色紧身裙和好莱坞风格的大衣，卡拉·布吕尼（Carla Bruni）一袭1988年的黑色紧身裙搭配向日葵斗篷式大衣，克劳迪娅·希弗（Claudia Schiffer）穿的是1968年推出的著名的撒哈拉军装风上衣，娜奥米·坎贝尔（Naomi Campbell）穿了一条1967年非洲系列中的米灰色蓬松羽毛迷你裙，爱娃·赫兹高娃（Eva Herzigova）穿了一条领口开得比胸还低的黑色连衣裙。时间一分分悄然流逝，模特一个个接踵而出，着实令人目眩神迷，应接不暇。从蒙德里安那里借来的几何图案，摩洛哥的色彩，来自中国、印度或者安达卢西亚的灵感，俄罗斯芭蕾。
突然，全场人的鸡皮疙瘩起来了。40位美女穿着40套不同的黑色吸烟装出现了。这已经是整场秀的尾声。心都揪起来了。这时凯瑟琳·德纳芙站了起来，她同样身着吸烟服，唱起了芭芭拉（Barbara）的名曲《我最美的爱情故事》，莱蒂西娅·卡斯塔紧接着出现。这首歌的选择真的是不能更贴切了：圣洛朗最美的爱情故事当然就是他用自己的天赋给所有女性带来的幸福感。设计师终于从舞台的另一头出现了，迈着小步慢慢地走向她们，表情僵硬。当所有模特都拥向他的时候，他擦去了眼角的一滴泪。全场起立，所有人都一起分享了这一经过时间考验的出色成就，回顾了他完全奉献给服装的独一无二的人生，感动于这位致力于提升美和女人味的时装天才充满勇气的主动退休。
在退休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伊夫仍然会去玛索大道的工作室安静地画画。很快，高定时装屋变成了博物馆。他试图让自己悠闲的生活更加丰富，但是他心里还是有些东西彻底死去了。
2008年6月1日，他在巴黎的寓所中去世，死于14个月前发现的恶性胶质瘤[34]。葬礼于6月5日在巴黎圣洛克教堂举行，总统也出席了他的葬礼。6月11日，他的骨灰被撒在马拉喀什的私人住所绿洲别墅里。紧接着，一座为他而建的纪念碑在马若雷勒花园揭幕。
伊夫·圣洛朗去世后，反而显得前所未有的活跃。他作为时装史上的一位重要艺术家出现，将他绝美的作品作为遗产留给世界。
【注释】
[1]Cassandre，本名阿道夫·让·玛丽·穆龙（Adolphe Jean Marie Mouron），1901年1月24日～1968年6月7日。出生于乌克兰，法国“装饰艺术运动”时期著名的商业招贴设计师、字体设计师。——译者注
[2]Louis Jouvet，1887年12月24日～1951年8月16日。法国演员、电影和戏剧导演。——译者注
[3]L’École des femmes，是17世纪法国著名作家莫里哀用古典主义创作规则所写的一部成功之作，被后世誉为法国古典主义喜剧的开山之作。路易·茹韦的这个版本是史上最成功的一版，到他1951年去世前，该版本一共上演了675次。——译者注
[4]Laurence Benaïm，1961年出生。法国时尚领域的记者、作家。因撰写伊夫·圣洛朗的传记而为人熟知——译者注。
[5]Edmonde Charles-Roux，1920年4月17日～2016年1月20日。法国时尚记者，小说家。1966年凭借《忘掉帕莱姆》获得龚古尔文学奖，著有《香奈儿传》等作品。——译者注
[6]Mel Ferrer，1917年8月25日～2008年6月2日。美国演员、导演，奥黛丽·赫本的第一任丈夫。——译者注
[7]Madeleine Renaud，1900年2月21日～1994年9月23日。法国著名舞台剧和电影演员。——译者注
[8]Louise de Vilmorin，1902年4月4日～1969年12月26日。法国诗人、小说家、剧作家、记者。她撰写的《可可回忆录》于1957年出版。——译者注
[9]Pamela Churchill，原名帕梅拉·贝里尔·迪格比（Pamela Beryl Digby），1920年3月20日～1997年2月5日。英国出生的美国政治活动家、外交家，曾任美国驻法国大使（1993～1997年）。第一任丈夫是当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儿子伦道夫·丘吉尔（1939年结婚、1946年离异）。——译者注
[10]Jean Giono，1895年3月30日～1970年10月9日。法国作家。代表作《屋顶上的轻骑兵》。1953年获得摩纳哥文学奖金。1954年被推选为龚古尔学院院士。——译者注
[11]Pygmalion。皮格马利翁是希腊神话中的塞浦路斯国王，善于雕刻。“皮格马利翁效应”成为一个人只要对艺术对象有着执着的追求精神，便会发生艺术感应的代名词。——译者注
[12]Édouard Dermit，1925年1月18日～1995年5月15日。法国演员、画家。20世纪40年代末与让·科克托相识，并发展为亲密关系。——译者注
[13]法国陆军的轻步兵团一类，在1830～1962年服役，原由阿尔及利亚人组成，1841年起全部由法国人组成。
[14]Jean-Denis Bredin，1929年5月17日出生于巴黎。法学教授、律师、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译者注
[15]本名让娜（Jeanne），1953年6月进入Dior公司，并成为明星模特。她用自己1.65米的身高颠覆了高级定制时装模特的标准。很多人一开始不理解称其为“维克托瓦尔”的迪奥为何如此钟情于她。她成为Dior公司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16]Zizi Jeanmaire，1924年4月29日～2020年7月17日。法国著名芭蕾舞蹈家、歌手、演员。
[17]Francoise Sagan，1935年6月21日～2004年9月24日。法国著名的才女作家。1954年，年仅18岁的她写出了小说《你好，忧愁》，一举夺得当年法国的“批评家奖”。——译者注
[18]Doris Duke，1912年11月22日～1993年10月28日。在纽约市出生，是美国烟草公司及杜克电力公司创始人詹姆斯·杜克的独生女，有慈善家、艺术品收藏家、园艺家等多重身份，被誉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女孩”。——译者注
[19]Roland Petit，1924年1月13日～2011年7月10日。法国舞蹈演员和编导。作品有《失乐园》《卡门》等。1954年与姬姬·让梅尔结婚。——译者注
[20]Francine Weisweiller，1916年6月19日～2003年12月8日。法国著名社会活动家，让·科克托和伊夫·圣洛朗等艺术家、设计师的资助人。——译者注
[21]Jacqueline de Ribes，1929年7月14日出生于法国巴黎。法国贵族、时装设计师、电视制作人、企业家、慈善家。——译者注
[22]Charles of the Ritz。1916年理发师查理斯·琼特（Charles Jundt）接管了纽约市丽兹酒店（后来的丽思卡尔顿）的曼哈顿美容院，1919年成立自己的化妆品公司，1926年开始以“Charles of the Ritz”为品牌推出美容产品。——译者注
[23]指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1901年12月27日～1992年5月6日。生于德国柏林，德裔美国演员兼歌手。在其代表作《蓝天使》中，以高顶礼帽、燕尾服和领结这一革新的中性风格形象出现，成为经典。——译者注
[24]Françoise Hardy，1944年1月17日出生于法国巴黎。法国著名歌手、词曲作家、电影演员。——译者注
[25]Régine，1929年12月26日出生于比利时。法国歌手和商人。——译者注
[26]Andy Warhol，1928年8月6日～1987年2月22日。捷克裔美国艺术家，波普艺术的倡导者和领袖，也是对波普艺术影响最大的艺术家。被誉为20世纪艺术界最有名的人物之一。——译者注
[27]原名巴尔塔扎·克洛索夫斯基（Balthasar Klossowski），1908年2月29日～2001年2月18日。法国画家，20世纪卓越的具象绘画大师，被毕加索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画家”。“巴尔蒂斯（Balthus）”是他的笔名。——译者注
[28]参阅艾丽西亚·德拉克（Alicia Drake）撰写的关于圣洛朗和拉格菲尔德事业之争的著作《美丽人生》（Beautiful People）中关于卡尔·拉格菲尔德的章节。
[29]乔治·布鲁梅尔（George Brummell，1778～1840年），现代男装风格领袖，纨袴风的主要制造者，不仅发展了一种穿衣风格，也创造了一种行为模式，措辞巧妙的风格，反对炫耀。——译者注
[30]法语中，ivresse是醉酒。——译者注
[31]1988年8月31日，法国总统密特朗任命皮埃尔·贝尔热为巴黎歌剧院主席，管辖范围包括巴士底歌剧院、加尼叶歌剧院和楠泰尔舞蹈学校。1994年卸任，成为名誉主席。
[32]Alber Elbaz，1961年6月12日～2021年4月24日。以色列籍时装设计师。曾担任Yves Saint Laurent、Lanvin等品牌的设计师。——译者注
[33]让·尼古拉·阿尔蒂尔·兰波（Jean Nicolas Arthur Rimbaud），1854年10月20日～1891年11月10日。法国著名诗人，早期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超现实主义诗歌的鼻祖。他曾说，“诗人应当是一名盗火者。”——译者注
[34]脑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