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拉格菲尔德（Karl Lagerfeld）
他是风格之王，巴洛克之帝，时尚界的大明星，被列为重点保护财产。几十年来他一直站在舞台中央，这位精英名角催生了一种总是走在潮流尖端的民主时尚，甚至青少年和嘻哈歌手都趋之若鹜。他把Chanel打造成了一个既傲世独立又广泛流行的全球品牌。
这个扎着粉白色马尾辫，永远穿着白领衬衫的男人，用自己的方式，将自己变成了摇滚明星、奢侈品贵族，将自己的人生变成了一件手工缝制的作品。从蒙特·卡尔（Monte-Karl）到康邦街，从米兰到纽约，他是一个永不知足的创作者。高级定制时装、成衣、摄影、音乐、限定联名系列、广告、室内设计……他的项目一个接着一个，就像呼吸一样，从不间断。“不相信过去”是他最喜欢的格言之一。这个既有现代感又有美学品味的21世纪的“老实人”有着自由的灵魂，他只有为数不多的癖好：一叠纸和很多笔、健怡可乐、模特让·巴普提斯特·贾比考尼（Jean-Baptiste Giabiconi）的神颜，还有他的宠物猫舒贝特（Choupette）。
他能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关键可能是他的智慧以及他的绝对权力。他只要一挑眉，就下达了一个命令，就会产生让人不安的震慑力。因为他的雷达从不停止捕捉最新流行趋势，他总是能站在最高位，全世界都像在看杂技演员一样盯着他，等着他从高处跌落，等着他错失最后一掷。媒体很喜欢去拜访他，就像去凡尔赛宫一样。这位明星不会避而不答：众所周知，他言辞犀利，用词优雅。你觉得他在讲时装？事实上，他是在为时代发声。
他就像圣贤一样，经常会被问及各个领域的问题，远超他的职业范畴。他的博学、毒舌和金子般的心，结合在一起发生了奇妙的反应。他的箴言，他的幽默短文，他的警句，像他的模特一样一个接着一个，用风趣的手法针砭时弊，写出独特、荒唐、通常在政治上不正确又刻薄的文字。他喜欢在自己的话语中夹枪带棍，像一个老手一样，模糊媒体的视线，和他们玩捉迷藏。
神秘的卡尔·拉格菲尔德！年轻的卡尔是怎么成长为拉格菲尔德的呢？他是如何变成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大人物的呢？一个时装设计师是如何赢得明星地位的呢？一个人是如何把自己变成一个品牌，一个Logo的呢？这个眷恋过去的人是如何化身为专注当下的狂热信徒的呢？一位设计高手不仅成为了时尚偶像，更是一种全球化的文化现象……
要给出他准确的出生日期，是一件棘手的事儿，因为这个男人为他虚构的过去编造了一些细节，他自己的故事变成了某种哥特式的童话，很难去莱茵河彼岸验证。卡尔·拉格菲尔德应该是1933年[1]9月10日出生于汉堡。那时他父亲奥托（Otto）52岁，母亲伊丽莎白（Élisabeth）36岁，一家人在布兰克内塞（Blankenese）区北部的鲍拉花园里舒适地生活。从他们家别墅可以将易北（Elbe）河如诗的美景尽收眼底。当一艘艘集装箱船驶过时，它们看起来那么近，小卡尔觉得只要伸出手就能碰到它们。他说：“我最早记得的噪音就是江上轮船的汽笛声，而我人生中最早的记忆是窗户上随风飘起的薄纱窗帘。”
成年后的卡尔在大学路忠实再现了他童年卧室的装修，并配以18世纪的儿童式家具：一张窄窄的彩绘小木床，一把椅子和一个写字台。家具的设计并没什么特别之处，但是他却非常喜欢。“这超越了过去，超越了时间。我并不在这里睡觉。但是这里让我想起我的母亲，以及我对这备受命运眷顾的人生的感激之情。”他解释说。公民卡尔也有他的玫瑰花蕾[2]。
奥托·拉格菲尔德16岁就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1917年之前他在符拉迪沃斯托克（Vladivostok）做进出口生意，之后去委内瑞拉做起了咖啡贸易。出于某种敏锐的直觉，他在1925年决定关闭这家公司并投身到炼乳产业中。他说服了美国奶制品公司，任命他为他们德国分公司四叶草（Glücksklee）的负责人。这就是后来著名的歌莉娅（Gloria）牛奶。他的富足生活从此得到了保障。
在他私人生活方面，他的第一任妻子在生他们的女儿西娅（Thea）时难产而死。奥托·拉格菲尔德在49岁的时候决定开始新的生活，在1930年迎娶了伊丽莎白·巴尔曼。1931年，两人有了第一个女儿玛莎·克里斯蒂娜（Martha Christiana），2年后又生了一个儿子——卡尔。这个重组的家庭让年幼的卡尔觉得很不安。在他的采访中，他很容易就会跳过他的姐姐。他有时承认她们的存在，有时又不承认，用一种语焉不详的语气自称是独生子。不止一次，他甚至改变了她们的身份，称她们为同母异父的姐姐，同时给她母亲又加了第一任丈夫[3]。
听听卡尔·拉格菲尔德是如何对《费加罗夫人》渲染他的美丽故事的：“对我父母来说，这都不是他们的第一段婚姻。他们经常吵架，我母亲离开过几次。我父亲是个非常温和的人，但是内心非常无趣，而且比我母亲大很多。我母亲脾气很坏，但同时她也很有趣，总是愚弄我的父亲。人们都说，我母亲很严厉，其实更糟：她无时无刻不在冷嘲热讽。她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她有些别人没有的特质，她既狂妄自大又滑稽可笑，让人又爱又恨。”
1934年拉格菲尔德一家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Schleswig- Holstein）的巴德布拉姆斯特市（Bad Bramstedt）附近买了一块地。他们一家在那里住到1939年，然后又搬回了汉堡。直到1944年，汉堡被惨烈轰炸之后，他们才回到自己的庄园中。一种非常普鲁士式的训练贯穿了卡尔的童年：“在我卧室隔壁，是我父亲的更衣室，里面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健身器械。我母亲逼我去锻练。她要保证我不长歪。其中有一台非常可怕的设备，必须在上面走很长时间才能让我们的腿变得结实有力。但是它确实是有好处的，需要这么做。”
年轻的卡尔很快就显示出在绘画上的天赋，并且想象着自己会成为新的莱昂纳多·达·芬奇：“我记得，我6岁的时候就预感到这一灿烂的未来。我开始胡思乱想，我看到了一个闪耀的未来。我的这种幻想只是一闪而过。”他很喜欢被视作神童，也很喜欢不断述说这段独特的往事中奇特的细节：“我母亲有一个非常棒的方法，我推荐给所有的母亲。每天要读一页词典，然后她会问我不同的单词：一个可以开阔眼界的游戏。她总是不停地说：‘如果你留级了，所有的后果都是你一个人承担。而我，不会为你找任何借口去骗你的老师们的。如果你留级了，丢脸的是你而不是我。’我希望被当作成人对待，也喜欢和成人交流。”
他经常不去上学，高中稍有改善，凭着他的巧舌如簧，他在哪儿都很吃得开。但是他却将自己描述为一个无所事事的孤僻的小男孩，他讨厌其他同学，渴望得到成人的陪伴，总喜欢把自己沉浸在书海中：“我母亲的藏书和我父亲的很不一样。他感兴趣的是宗教历史，而我母亲更喜欢哲学：德日进[4]、奥特加·伊·加塞特[5]，还有一些现在已经非常过时的东西，比如罗曼·罗兰[6]。所有这些，我都读过。”
在所有的采访中，拉格菲尔德都更倾向于对战争年代和他曾经在德国生活的经历缄口不谈。他学会了打擦边球，拒绝谈论可怕的食物匮乏和关于轰炸的记忆，坚持掩盖事实。“我当然记得战争，但是我并没有经历过。我父亲在战争爆发前就有了一个很好的主意，在丹麦买了房产。而那里，什么都没有发生。”他坚定地说。
然而，1945年5月，他们家的私人别墅被英国人征用了，全家人只能蜗居在两间临时简易房里。这与后来设计师回忆中的乐土相去甚远。2001年，在面对《世界报》记者的时候，他又重拾了这段记忆：“我们接待了英国军官住在我们家别墅。一天，在一场花园派对上，蒙哥马利（Montgomery）元帅穿着一件非常帅气的达夫勒外套出现了。”
正如艾丽西亚·德拉克[7]强调的：“卡尔对自己过去的否定对他的创作方式当然并非没有影响。事实上，很多设计师都会从他们童年记忆的画面中汲取灵感。对他们中很多人来说，它代表了第一个想象的王国，他们对遗失的天堂的不懈追求，是常人无法企及的理想主义的核心，而这正是时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就这样，在吸收今天包围在他周围的所有信息的同时，设计师的思想会被他童年的磁极所吸引。”拉格菲尔德总是试图抹去他德国生活的某些痕迹的做法，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他的设计方法，将借鉴和时代精神结合。可能他也表达了对世界大战之前古老欧洲的眷恋之情。
同样的，拉格菲尔德从不多说他童年所受的苦难，他更喜欢对自己所受的侮辱和排挤闭口不谈：“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已经有很明确的品味了，虽然它们在其他人眼中可能不太正统……尤其是在和我同龄的初中生眼中。穿蒂罗尔式军裤，留长发，这都不符合当时的习俗，而是反映了我的个性。我承认我的与众不同。”
设计师很肯定地说：“我那时候很瘦，但是我妈妈觉得我有大肚腩。我睡觉的时候得绑着收紧肚子的带子。我很容易就脱颖而出了。在农村，竞争并不激烈。我没法和那些小农民玩到一起。首先，我从外貌上就和他们有很大不同。在那里大家的头发都是金栗色中隐约透着红，剃成了平头，穿着妈妈织的小毛衣，而我已经是西装领带的打扮了，即便是在村子里。我那时候就有一点异国情调了。我看起来像一个欧洲人。我留着对那个年代来说过于长的头发。我脸色苍白，毫无血色。人们都说：‘这孩子看起来像生病了。’我的头发呈现出桃花心木的棕红色，一种很奇怪的颜色，所以我妈妈叫我‘老式五斗橱’。她想让我把头发染黑。她还说：‘我得把你带去家纺店，因为你鼻孔太大了，得给它们装个帘子。’又或者：‘你像我，不过是低配版。’”
他总是坚称他从不和其他孩子一起玩。这纯粹是因为他看不上他们，还是因为他们看出了他身上明显的同性恋特质？然而他母亲思想非常开放。当小卡尔大胆地向母亲询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她的回答很简单，足以消除他的罪恶感：“这就跟头发颜色一样。没什么。有些人头发是金色的，有些人发色更深。这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更健康的态度是，面对他整个童年路上都会受到恐同的辱骂：“肮脏的同性恋”，拉格菲尔德得出的结论是：“我只有一个梦想，尽快离开这里！”
在16岁的时候（而不是他有时让人以为的14岁），卡尔抵达巴黎。他是这样对《巴黎竞赛画报》讲述的：“我去了法语联盟。一位老太太问我愿不愿意做她的助教，给德国学生上课。我回答她，我不是来做这事儿的。我父亲在巴黎有一个办公处。他的秘书，一个眼球凸出的丑女人费了好大劲儿帮我在索邦路14号找到了一间接待未成年人的酒店。我在那里住了两年半。我闲着的时候就喜欢各处散步，我可以做巴黎的导游！我还去看电影，从第一场看到最后一场，就为了让我的法语口音更完美。”
从这个时期开始，拉格菲尔德就开始让巴黎的亲友们相信，他很有钱，不需要工作。他父母不是给了他5万法郎的零花钱么？他想要成为报纸的漫画家或者插画师。但是他的绘画天赋太突出了，所有人都鼓励他投身时尚行业。他父母优雅的形象不是最好的激励吗？
1954年，他决定参加国际羊毛局组织的第二届服装设计比赛。6000幅匿名作品被送到由于贝尔·德·纪梵希、皮埃尔·巴尔曼和雅克利娜·德吕巴克等组成的评审团手中。奖品是一笔可观的奖金，但更代表了一种真正的认可：3幅获奖作品都将分别由一家巴黎高级定制时装屋来制作。因此，在11月25日颁奖的这一天，3位年轻的设计师身边都站着身穿他们设计作品的模特。伊夫·圣洛朗在晚礼服组获胜，卡尔·拉格菲尔德在大衣组获胜。他设计的是一款淡黄色羊毛呢过膝长大衣，服装整体是直线条，好像是为了平衡这种保守的长度，大衣正面看是一个露肩一字领，并在背部形成一个V领。
圣洛朗与拉格菲尔德，两位天才，两种命运。在他们之间产生猜忌和因为争夺雅克·德·巴舍尔的爱而产生不和之前，他们曾有过很长时间的交情。伊夫是高级定制行业的宠儿，在Dior公司交出出色业绩之后，1962年就创立了自己的时装屋。卡尔在Balmain和Jean Patou开启的事业并没有掀起什么水花。伊夫是时装界的普鲁斯特，被誉为神话，将会把自己的名字留在艺术史上；卡尔是灵感丰富的雇佣兵，将会为很多大品牌服务。一位时尚评论家曾揶揄：“卡尔·拉格菲尔德和圣洛朗的差距，就像萨列里和莫扎特之间的差距。”
拉格菲尔德很讨厌别人在他面前提及他们之间著名的竞争：“我是被偶然拉进时尚行业的。我赢得了一场设计比赛，我们学校就有200个人参加，这是一场业余爱好者的比赛。我的作品是由巴尔曼做的，他问我在做什么。我没太说明我还在读书，他就问我是不是愿意进他的工作室。就这样，我就是这样入行的。”
这间位于弗朗索瓦一世路上的时装屋有12间工坊，将近600名员工，其中包括16位销售，每人都配了一位助理。还有一间巨大的皮草工坊和一间帽子工坊，因为Balmain也常为他的客户设计头饰。而且他特别偏爱越南北部风格的大圆锥形，外面披着印花布、绢纱和雪纺纱。这位时装大师最初学习的是建筑师专业，所以保留了对建筑感强的裙子的喜好，对材料的平衡和选择上面感觉非常精准。但是在他的性格中，既有大胆的一面，也有谨慎的一面，像猫科动物一样。
“当我加入这间设计工作室的时候，”拉格菲尔德说，“那里有5位服装画师。那时候他们还不叫服装设计师，而是工艺师。因为时装大师都是直接将面料披在模特身上，而不画设计图的。我的话，很会画。”关于这一段经历，他后来在一次采访中是这么说的：“要为那些私人客户和买家准确地记录下每一款裙子的款式。就这样，每次发布会后，连续三周，我每天要画15个小时。现在很少年轻人能接受了，但是我就这么做了三年半，这是最好的学习。现在，我闭着眼睛都能画。”
这个人如此与众不同，Balmain公司的所有人都对“卡尔”赞不绝口，他穿着仙狄仕金（Hilditch & Key）的定制衬衣，意大利西装，浴袍式裁剪藏青色开司米大衣，那么优雅。他后来作为优雅的主宰者，说：“我一直坚持要穿着完美无瑕。这是一种野心。我不希望自己看起来好像很随意，因为这会让我觉得自己很随意。而且我觉得那些看起来马马虎虎的人实际上也是马马虎虎的。我喜欢裁剪精良、完美的服装，我觉得这是有益于健康的。我们穿衣服不是为了让人厌烦，是为了活得更好。”
在皮埃尔·巴尔曼总是挂在嘴边的“严谨，永远要更严谨”的鞭策下，拉格菲尔德永远掌握了这个行业的技巧。高级定制时装屋的场景都是一样的。设计师把自己关在工作室里画初稿。然后他从中选出可行的方案，分发给他的工坊首席工匠们。工坊根据这些草图，用棉坯布在人台上制作。然后这些坯布样衣由真人模特在设计师的工作室里穿给他看。所有值得做出成品的服装都被挑选出来，在一个记录本上记录好，编好号，加上草图，然后要画出效果图以便于确定面料和模特。
在做最终服装系列之前，各种面料都会展示给设计师看。各厂商的代表都会根据不同的时装屋的要求，带着满满的箱子和面料小样涌向设计工作室。在面料和设计图之间，会根据其质量、颜色和印花进行选择。选择确定之后，这一选择就对应一个订单。在选择面料的这10天里，“线条”也确定下来了。裙子做好了，由设计师决定它的命运，通过或者驳回。如果它是可行的，也就是说它既表达了设计图的理念，也符合品牌整体的风格，它就会被分派到工坊里，在首席工匠的指导下制作完成。
卡尔在Balmain有点原地踏步的感觉。每一季的服装都女人味十足，并且恒久优雅。但是他们拒绝缩短裙子的长度。这个品牌将“漂亮女人”的风格发挥到了极致。这位服装大师也有自己的固执和有些过于直白的坦诚。德国人选择离开，带上他收获的专业知识，他可以好好地讨价还价了。
1959年，他变成了Jean Patou时装屋的设计师。在1936年Patou品牌创始人骤然离世之后，他的妹妹玛德莱娜和妹夫雷蒙·巴尔巴管理着他的遗产。Patou品牌建立在优雅的传统之上，品味极佳，极力避免各种古怪的设计，因而变得有些保守。因此，需要毫无约束地设计新的服装系列，重新赋予品牌魅力和创新力。卡尔在这里对面料和技术有了更深的了解，并且跟在20世纪20年代担任让·帕图助理的阿尔芳辛（Alphonsine）夫人身边首次接触到了两次上浆和古法贴布技术。
他在这里做的第一个高定系列名字非常简单，就叫“K”线条。媒体注意到，服装曲线非常贴身，腰部收紧：套装的上衣柔软，和服袖，立领与脖子之间留了一些空间，色调浅淡。裙子正相反，比较宽大，有很多褶裥。颜色非常细腻，杏色、流星蓝、玻璃瓷绿、糖果粉。奇怪的是，拉格菲尔德并没有受到很多吹捧。他还很年轻，他还在认识自己的过程中。他的合约将会在1962年结束。米歇尔·葛马会成为品牌新的工艺师和艺术总监。别忘了，伊夫·圣洛朗刚刚推出了自己的第一个服装系列。
但是拉格菲尔德对自己非常有信心，好像任何事都不能打击到他的野心。他看起来好像精力分散，夜生活非常丰富，是个疯狂的舞者：“那段时间，我是恰恰舞、梅朗格舞和华尔兹的舞王。我晚上都去马坤巴（Macumba）、白象跳舞，之后再去位于切尔切—米迪（Cherche-Midi）路上的一家有点同性恋味道的夜总会破马车（Le Fiacre）玩。非常好玩。我从夜总会出来就直接去Balmain或者Patou上班了。别忘了，在20世纪50年代末，我们去跳舞就是为了去跳舞，而不是去喝酒！”
设计师还记得他当时多样化的造型：“在20世纪60年代初，我的造型显得格格不入。太精致了。但是在蓬普（Pompe）路的雷诺玛（Renoma）兄弟店里，他们的衣服都是窄肩，裁剪与众不同，是为苗条的人专门设计的。那个年代，追求时髦的男男女女都很苗条，必须变得和他们一样才能穿上这些衣服。于是我让一个朋友训练我做塑形锻炼。到20世纪60年代末，这就不太流行了。这在海滩上不错，而且也符合我喜欢的外形。我终于穿上了这些衣服，这让我很高兴。”
夏天，拉格菲尔德就去圣特罗佩（Saint-Tropez）化身为沙滩男孩，开着宾利车，永远精力旺盛。他在花神咖啡（Flore）和利普餐厅（Lipp）都有固定的位子，经常去德利尼（Deligny）泳池的晒台，主要为了秀自己的胸肌。一些八卦的人看到他走出大学路51号公寓，穿着高跟漆皮踝靴，打扮精致地闲庭漫步。他的出现总是那么具有戏剧性，从不让人失望。他知道，必须给自己打造一个个性化的形象，来吸引时尚人士的注意。他将自己的形象建立在外表的基础上，同时意识到，对于稍纵即逝的时尚，应该赋予其内涵，并折射出时代精神。
直觉告诉卡尔·拉格菲尔德，未来属于成衣，相较于高定时装设计师，他更适合做成衣的风格设计师。他是一个无与伦比的画师，一个可以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一个世界的天才多面手。
在巴黎，直到20世纪50年代，都有大约4000名互相认识的优雅的巴黎女郎——她们不一定都是法国人，足以支撑高级定制时装的生存。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时尚在本质上的变化比在形式上的变化要大得多，激进得多。从那时起，流行趋势不再是单一的，时尚也不是只有一种选择，而是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状态。在这个动荡的年代，也出现了“迷你”时尚及其代表性的迷你裙，关于谁是这种时尚发明者的问题，安德烈·库雷热和英国的玛丽·奎恩特互不相让。
我们通常将这一发明归功于后者，因为她非常好地演绎并开发了这种在当时来说具有革命性的服装。事实上，它的真正发明者是雅克·德拉哈耶（Jacques Delahaye），1963年他首次在圣特罗佩的瓦匈（Vachon）店里展示了这件服装。
年轻的丹尼尔·赫希特（Daniel Hechter）、艾玛纽尔·康（Emmanuelle Kahn）、让·夏尔·德·卡斯泰尔巴雅克（Jean-Charles de Castelbajac）以及紧随其后的索尼娅·里基尔带来了新的调性。年轻的成衣设计师，诸如克里斯蒂亚娜·百丽（Christiane Bailly）、谭·久迪切利（Tan Giudicelli）、格拉齐拉·丰塔纳（Graziella Fontana）、雅克·德拉哈耶等，为了追求高薪，像蝴蝶般轻巧地从一家公司跳到另一家公司。新型精品店，自由设计师，百货商场，奢华成衣或者高定时装屋成衣线……时尚从未像1965～1975年那样有如此巨大并且如此频繁的产业结构变化。同时，它的新面貌是由整个社会根据日常生活共同描绘的。
卡尔·拉格菲尔德首先选择将自己的命运与奢侈品成衣品牌蔻依（Chloé）捆绑在一起。正因为和多才多艺的卡尔·拉格菲尔德结下了长期合作关系，Chloé才得以在20世纪60年代产生与卡丹、库雷热、圣洛朗等时尚明星相媲美的媒体吸引力。其实一开始是比较低调的。慢慢地，愈战愈勇。
当卡尔·拉格菲尔德1964年加入由品牌创始人加比·阿吉翁（Gaby Aghion）领导的团队的时候，Chloé一年推出两个服装系列，都由为数不多的自由设计师设计。慢慢地，卡尔一季可以确保有10款入选了。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同事以及竞争者们渐渐地都远走高飞了。到1966年，Chloé就只剩2位设计师了：卡尔·拉格菲尔德和来自意大利的格拉齐拉·丰塔纳。他极其高产的画稿，他全方位的创造力，他源源不断的新想法，令所有人震惊。
拉格菲尔德意识到，必须让成衣充满活力，以满足年轻客户的需求。因此，他用色彩鲜艳的大胆印花来诠释这一主导思想。他充分拥抱复古运动，以诙谐的手法模仿了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风格。1967年他的“远征”套装，米色羊毛华达呢配皮腰带，成为最畅销的产品。1970年，他在都市装和晚装中都推出了短款，有时在透明的花瓣状短裙内搭配有稚朴印花图案的真丝兜兜裤。
1971年他将装饰艺术风格的图像用三原色印在黑色真丝上，从而引起广泛讨论。他弃用衬里和不缝卷边的做法引起媒体的注意。1972年没有衬里的真丝连衣裙和内嵌松紧腰带的冬款服装，1974年的毛边处理，1975年的乔其纱长裙和宽肩肥袖的夹克，1977年对棉纱蕾丝和日装多米诺袍[8]的重新演绎，都广受好评。
1978年，他以马列维奇[9]的作品为灵感，设计了印花和刺绣。服装都包得很严实，从魁梧的肩开始包裹下来，还有很多巧妙的细节。开衩抹胸晚礼服露出一条裹着黑丝袜的美腿，晚礼服和粗毛线衫上都能看到夸张的首饰。1979年，拉格菲尔德用近乎翅膀的曲线效果塑造“飞升”的廓型，再配以巨大的帽子，如光环一般映衬着脸。面对它们所呈现出的宗教感，他用黑白套装和粗棱纹痰盂领针织衫进行中和。1980年，他选用的冬季蓝、石榴红、绿色和亮片或蕾丝抹胸直身晚礼服一样，恰到好处。
1981年，他用“双层”线条展现面料的轻盈，半身裙内搭宽松长裤，腰间系一根消防员皮带。1982年，无论是短款还是长款服装上，都有非常迷人的图案，夹克为基本款，袖窿巨大，在手腕上方逐渐缩小。1983年，他用一些有趣的细节，给那些宽肩利落的廓型增添了活力，并用马鞍形的袖窿柔和了线条。在Chloé期间，剪刀和画笔在拉格菲尔德手中就像是达达尼昂[10]手中的剑，以至于1984年吉·保兰（Guy Paulin）接任后，很难达到同样的高度。
但是Chloé只是他众多业务之一，因为他还同时和几个品牌签了自由设计师合同。事实上，多年来，超级卡尔已经逐渐成为多个与他合作的品牌的分身。他在各个品牌之间跳着华丽的华尔兹：为Timwear、Krizia、Ballantine、Cadette、Carel、Charles Jourdan等品牌 设计粗毛线衫，为Mario Valentino、Fendi设计鞋子，为Monsieur Z设计人造皮草服装，为Helanca de Gadging设计针织连衣裙，为Neyret设计手套，同时还为Chavanoz纱线厂和其他合成纤维、天然纤维公司提供咨询服务。他的影响渗透到了时尚的各个层面。没有一种固定的拉格菲尔德风格，而是千变万化，他的工作特点是挖掘品牌的历史，打造品牌的整体形象。
拉格菲尔德后来说：“时尚和服装已经刻在我的基因里了。对我来说，它们就像呼吸一样，不需要思考。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觉得这样很好，我很喜欢变化，我喜欢先破后立。我就是一个雇佣兵，我很适合这样的角色，我觉得这样很好。时尚在人们眼中的槽点，恰恰都是我喜欢它的原因。这应该跟我的天性有关。对我而言，我感到非常幸运。当有人把我当作是艺术家的时候，我得说，我不是艺术家，我只是一个做服装系列的人。”
多年来，他喜欢将自己的精力投入其他品牌中，为那些从不属于他的公司、从不显示他名字的品牌设计数不胜数的时尚产品。《先驱论坛报》的推测不无道理：“可能是，当他为别人创作的时候，感觉更加自在。”
这个永远戴着墨镜的男人穿着时髦而有格调。他像真正的艺术总监一样，涉足各个领域。从最初的草图到最后发布会的媒体宣传。他将组成时尚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平衡得非常好。他敏锐的洞察力独领风骚。没有人能像他那样有条不紊地精准地营造气氛。他永不知疲倦，全速消化吸收的信息，通过阅读书籍和时尚杂志不断丰富自己的图像记忆。他的创造力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通常必须受到外部资源的激发而产生。他的天赋在于善于观察、吸收和重新创造，而且还能准确地知道新风格即将到来的时刻。这既是一个真正的创意过程，也是一种强烈的变革需求：这正是时尚本质。改变是他生命的动力。
在私生活方面，非常具有普鲁斯特格调的花花公子雅克·德·巴舍尔进入了他的生活。“他是给我带来最多快乐的人，”拉格菲尔德回忆道，“我们是通过我一个朋友的姐姐，在1971年相识的。我非常喜欢他的那种洒脱，和近乎犬儒主义的胸无大志。他是个不学无术的人。‘我应该会英年早逝，’他说，‘那我干吗还要活得那么累呢？’”他送他一套位于圣叙尔皮斯（Saint-Sulpice）广场的豪华公寓，留起了黑色络腮胡，并且迷恋起了单片眼镜。这是一个全新的形象，因为他已经决定放弃他的塑形计划了，他回忆说：“20世纪70年代初，我去健身房健身，我突然觉得，我对这件事厌烦得要命，我就停了。于是我的体重显然又增加了。我就发明了一种服装叫‘套穿衬衣’。那是一件非常宽大的带披肩的衬衣，穿在另一件衬衣外。我把披巾和衬衣叠加着穿，很多人都穿这衣服。杰奎琳·奥纳西斯[11]、朱利安·克莱克[12]，那时候大家都穿我的设计。然后突然有一天，我就厌倦了这种波希米亚造型，以及所有这些即兴创作。我想要去米兰的卡拉切尼（Caraceni）[13]。在那里，他们为我做了非常精致奢华的服装。那时候我得有80公斤。我朋友雅克·德·巴舍尔也在Caraceni定制服装。他看起来有一种颓废的优雅，造型非常经典。我就没那么经典。”
当拉格菲尔德准备推出“Chloé”香水的时候，他同时在莫尔比昂省（Morbihan）给自己置办了一处庄园：佩诺艾特（Penhoët）城堡，距离瓦纳（Vannes）30公里。那些对这位设计师含着金汤匙出生的波希米亚贵族风童年表示怀疑的人可以闭嘴了！1973年底，突然横生枝节：伊夫·圣洛朗和雅克·德·巴舍尔勾搭上了。奥兰人试图劝说他为了自己离开拉格菲尔德。最终，德·巴舍尔还是回到了德国人的怀抱中，再也没有朝三暮四。
1975年，卡尔·拉格菲尔德成立了自己的公司。“Chloé”香水在美国的发行是一个很好的打造他个人形象的媒体宣传机会。在安迪·沃霍尔的故乡，拉格菲尔德如鱼得水。他口若悬河，总能从一个关于金发女郎的玩笑话毫无违和地讲到无声电影的光辉岁月。他既会引经据典，也会说一些不上台面的双关语。在他口若悬河的滔滔不绝之中夹杂着一些褒扬和一些充满恶意的评价，经常让他的对话者疲于应付却又兴奋不已。他语速极快，举止优雅。如果他手头有一叠纸，他会边说边画。“卡尔体系”正在形成，低马尾、墨镜、扇子成了他的标志。
很快，他作为自由设计师[14]为二十多条产品线设计所得的丰厚佣金，让他搬到了大学路的索耶科特（Soyecourt）公馆的侧翼。他开始收藏一些非常著名的家具。对美的深爱也早已刻进了他的基因。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艺术收藏家，也是一个行家，特别喜欢装饰艺术和当代艺术。他家里的书架都在艺术书籍的重压下垮了。他旺盛的好奇心让他沉醉于不同时期的艺术风格，但是他最爱的还是两个时期：18世纪的好品味和20世纪的装饰艺术。顺着他内心的欲望和热爱，这位超级活跃的美物爱好者慢慢建立起自己的收藏，然后又在一些大型拍卖活动中将它们卖出去，其中有的还能免除他的纳税义务。
同样，卡尔·拉格菲尔德一生中先后收集了不下30座房子，其中一座位于塞纳河畔梅镇，是从女演员勒内·圣西尔手中购得，之后又转手卖给了卡罗琳·德·汉诺威[15]。“我喜欢获取、寻找、收集，但是并不喜欢占有。当我买一件东西的时候，我已经在想下一次要买什么了。有时候，完全是冲动购买，甚至有些房子我从来没住过。从本质上来说，我只需要一张舒适的床，因为我每晚要睡7小时，然后还有一张画画的桌子。这就够了。”
报纸上刊登了他的照片，他在家里穿着一件珊瑚红和绿色的中国丝绸外套，非常18世纪的风格。他外形看起来有些古怪，但是他作品中丝毫不见怪诞。他清楚地说出了自己的信条：“我对自己的作品从来不觉得满意。我生活在一种永不满足之中。我想这是能把事情做好的秘诀。努力工作是主流思想。在奢侈品领域，主流思想是自由精神和独立，而这是绝对的大逆不道。我在这里是为了继续干，而不是因为已经做完了。我永远不会停止。这就好像我发现自己在一间很多窗户都打开的房间里。但是，我觉得自己很懒，您知道吗。而且我无法改变自己，这是我与生俱来的。我对未来一无所知，从来都没有。”
他有钢铁的意志，有德国实业家勤奋和吃苦耐劳的一面，非常像乐队指挥。他承认自己的自负，但是对于阵发性的自恋还是保持了警惕。他说：“我很喜欢幻象、想法，但是我不太喜欢现实。我对自己做的东西有想法，但是我总是很害怕给它们贴标签。在这个行业，有想法就要把它抓住，并且做出来。凭直觉做。我不是个做市场营销的人，我就是将我想到的画出来并且希望它能恰到好处的人。我不太喜欢给自己提太多问题，因为我太容易找到答案了。一件事刺激另一件事。我们不能把指挥塔拆分开，它们应该在同一座塔里。我是一个脑力举重运动员，就像其他肌肉一样，我的脑子自己工作。”
他虽然懒，但是却非常自律，絮絮叨叨，同时做事认真，但是却喜欢在紧急状态下工作：“我差不多是个完美主义者，但是还好，每次发布会都有最后期限。”
他最早的合作者之一就是Fendi公司。他从1965年开始就为他们设计服装系列了，和品牌创始人阿黛尔（Adèle）的5个女儿相处融洽。他为她们设计的思路是，让皮草进入日常着装领域，他设计了一些点缀着水貂皮的牛仔外套，用皮草做里衬的防水运动衣。1969年，他推出了一条皮革和配饰线，带有品牌的家族双F标识。如今[16]，拉格菲尔德继续在皮草领域进行创新，使之与高定时装和科技创新相结合。穿孔技术的运用使大衣变得更加轻盈，点彩工艺让松鼠和白鼬皮的色调变得更加丰富有层次。他给皮草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锐意创新和吸引名流贵胄方面找到了很好的平衡点。
当他被问及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的回答颇为离经叛道：“时尚既不道德，也非不道德，它的产生是为了鼓舞士气。所以，当有人说不应该使用动物皮草的时候，我总是会反问：您是不是已经富有到可以去补贴那些居住在北极地带、以狩猎为生的人了呢？不然的话，您希望他们靠什么生存？我的职业，讲的是唯美主义，而不是伦理道德。”
1977～1978年，雅克·德·巴舍尔组织了多场流光溢彩的晚会和舞会，旨在将卡尔·拉格菲尔德打造成媒体红人、社会名流。这些招待会都在已经成为夜总会圣地的宫殿剧院（Le Palace）举办，或者在蒙特伊（Montreuil）的超大舞厅蓝手（La Main Bleue）中举行。杂志的报道让人们对他的这些威尼斯风格的派对印象深刻，照片中用墨镜隐藏视线、身穿侯爵服装的他那么与众不同。在这些酒精泛滥的夜晚，这位设计师总是唯一一个保持清醒的人。他不喝酒，不抽烟，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在卡尔那一桌，大家嬉笑，玩乐，斗嘴。他口才出众，反应敏捷，总能对答如流，在完全自由的对话中，他总能随时随地地夹枪带棍，或者引经据典。他几乎无法抵抗毒舌攻击带来的快感。
与此相对的是，这个男人也很善于隐藏自己内心的悲伤。1978年他母亲去世，享年82岁。他没有参加她的葬礼，也没有参加他父亲的葬礼。他化悲痛为食欲，结果让自己变得过分肥胖。
工作也是一个温柔的避难所。根据《女装日报》（Women’s Wear Daily）报道，他的年收入达到350万美元。这样我们就更能理解为什么他把摩纳哥的公寓作为最爱的住地了，这样可以减少在法国的税单。
20世纪80年代，是属于拉格菲尔德的荣耀的10年。有些时尚明星失去了光彩，而他似乎变得更加自信，更有创新力。1982年9月15日，在经过了无数次谈判之后，他被当作救世主请到了Chanel。这个知名品牌的拥有者[17]终于决定打开窗户，让时代的新鲜空气为时装屋补充氧气。命运之绳被交到了德国人卡尔·拉格菲尔德手中。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他是面料肌理的造物主，是穿衣打扮和扇子的魔术师，同时他和可可本人一样，喜欢抛出格言金句。他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都以时尚作为表达方式，都有极致的巴黎腔调，都思维敏捷，言辞犀利。这个扎着马尾的男人让Chanel风格适应一季又一季的变化，根据时代精神对它进行再设计，极力从品牌传统中挖掘元素，融入他的色彩，他的幽默，不断演变但是绝不丢失本性。这将会带来全球性的成功。
有传言说，他的合同是100万美元一年[18]。他并没有因此而失去理智，品尝着重新回到高级定制时装的喜悦，并把伊内丝·德拉弗拉桑热（Inès de La Fressange）打造为明星模特。拉格菲尔德突然成为全球都关注的对象了。他有很好的文化修养，辛辣的幽默，多才多艺，这一切都将保证他从此盛名不衰。同样，他设计的服装系列也让Chanel始终处于时尚领头羊的地位。在他出色的领导下，品牌就像凤凰涅槃重生，在国际上占领了主导地位。拉格菲尔德的天才之笔在于，将更加年轻时髦的元素融入了产品，从而吸引更大的客户群体，同时又兼顾稍微年长的客户市场，维护她们心中Chanel品牌所代表的完美品质和低调奢华。
在他掌权之初，他抓住了品牌几个标志性的单品：粗花呢套装、珍珠项链、绗缝包、双色浅口皮鞋，并以自己的方式加以大力改造。他设计了一系列美轮美奂的晚礼服，黑色面料上的图案，灵感来自康邦街可可公寓里的乌木屏风。以1920年低腰裙风格为灵感设计的连衣裙更加贴身，刻意展露身材，裙子上布满了刺绣和珍珠饰品，描绘出异国风情的山茶花、叶子和其他东方符号：非常纯正的可可的元素，但是使用卡尔的方式去表现。围绕着标志性的“小黑裙”，拉格菲尔德有满脑子的新想法：雪纺纱、蕾丝、绢纱层叠、刺绣、珠片，将小黑裙演绎成更符合时代精神的新版本。他同样玩转Chanel式的巴洛克风格，华美的外套上，是由勒萨热刺绣工坊绣的各种图案，灵感来自摄政时期五斗橱、布勒家具[19]、洛可可装饰风格、萨伏纳里地毯[20]等的图案，外套里穿着非常简单的层叠雪纺纱裙。
但是一季一季的创作中，拉格菲尔德并不满足于怀旧。他非常善于将过去、现在和未来巧妙地编织在一起。他就是这样，为著名的Chanel套装带来了无限可能。他会微调它们的比例，尝试一些奇妙的面料，将它解构然后重塑。在他再设计的版本中，迷你半身裙的折边可以是用塑料彩线编结绳镶边的；半身裙可能是用香奈儿小姐自己确认过的传统的粗花呢制作的，但是面料的切口被拆成了毛边，并且不做卷边处理。他将套装的夹克拉长变成收腰上衣，显得更加轻快，在水手贝雷帽上加了西班牙头纱或者短面纱，用天鹅绒斯宾塞式上衣搭配红色苏格兰格子粗呢裙，或者黑色尚蒂伊蕾丝短裤。
拉格菲尔德自己曾说：“我所做的，可可可能会厌恶。品牌标签是有自己的形象的，我的指责就在于让它与时俱进。我会做她永远也不会去做的东西。对我来说，Chanel就像是隐约。一共有这么多音符，您要用它们来创作另一首乐曲。”他总是对变化充满了好奇和探索的欲望，所以从来不会显得过于尊重；就像他自己说的：“绝对的尊敬，对创意来说，是致命的。”
虽然与香奈儿小姐的典型风格——简单、朴素、优雅——相去甚远，但是每一个新系列都保留了足够多她的标志性元素（双C纽扣、绗缝、山茶花、金色链条），让品牌展现出一种更现代的表达方式，走秀的时候，模特们头顶珍珠发髻，戴着巨大的手镯，拿着只能放粉扑和手绢的小手袋。拉格菲尔德既能设计饰有小珍珠的肉色薄纱裙或者刺绣荧光粉粗毛呢长袖开衫，也能设计因为朦胧暧昧的领口造型而显得波浪起伏的线条，或者利用丽兹和比亚里茨的韵脚，创作出荧光珠片的冲浪外套，金色纽扣的连体裤，饰有巨大糖果蝴蝶结的短睡衣。
“Chanel品牌的基本理念是为时代女性设计服装，”拉格菲尔德强调，“在高级定制时装中，我喜欢的是它极致精湛的制作工艺。大家也许看不出来，但是对于内行的眼睛来说，一目了然。这些服装是为极少数尊贵名流贵胄创作的，它们必须现代而优雅精致，才能配得上它令人咋舌的价格。今天，客人们穿着牛仔裤，但是搭配的外套却饰着精美的缎带、繁复的刺绣和夸张的纽扣。这些细节对于成衣的价格来说是无法企及的，这也正是高级定制时装的精髓。”
特别是，他组织的品牌声势浩大的时装秀——绝大多数都在大皇宫举行——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每场秀就像是真正的情景演出，现场图片很快就会流传到全世界。时装秀会在互联网播放，通过图片分享社交网站直播：“上相”已经成为产品非常重要的品质了。时尚短片大获全胜。互联网及其社交平台构成了一个棱镜，进一步增强了时尚影像的冲击力。
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给麻木的大众带去娱乐，同时又不抹杀时尚令人向往的神秘光环，拉格菲尔德巧妙地掌握了这里微妙的平衡。他善于在推特上制造话题，比如，在大众就同性婚姻法争论不休的时候，他让两位美丽的新娘带着一个小男孩一起走秀。他犯过的唯一错误就是，1994年夏，为克劳迪娅·希弗设计了一条黑色超低领抹胸连衣裙，上面饰有从泰姬陵复制而来的阿拉伯文字，而这段文字其实出自古兰经，最后他们赶在毛拉[21]发出强烈谴责之前，将这一款裙子从这个系列中删除。卡尔为此做了忏悔祷告。Chanel公司向全世界的穆斯林社群表达了歉意，并将引起公愤的产品从销售名录中删除。
卡尔·拉格菲尔德经常将自己描述为时尚机器。他的脑子就像是电脑。“他将Chanel的遗产都刻在了自己的记忆中：面对一张从卷宗中拿出来的20世纪30年代连衣裙的照片，他看一眼就能注意到，少了一条腰带。”他的一个合作者非常钦佩地说。曾陪伴了他15年的得力助手吉尔·迪福尔（Gilles Dufour）说：“他可以在10分钟之内就确定一个完整系列的主题。”弗朗索瓦·勒萨热（François Lesage），刺绣之王，甚至说：“他就像是一部百科全书，他可以凭记忆画出百年时尚。这就是他与众不同的基石。他从来不向破坏性和颓废文化的流行趋势妥协。”
他在Chanel的工作室里充满了创意因子，工作节奏相当快，但是卡尔·拉格菲尔德从不会因为与“创作”相关的压力而烦恼。空气中从来没有悲伤的气氛。他情感从不外露，也没有捉摸不定的歇斯底里！他用老派的方式工作，自己亲手画每一款服装。他说：“如果不能在30秒内回答一个技术问题，那就应该改行。我非常感恩工坊的那些工匠们，没有她们，我什么都不是。我给出的图纸都是经过筛选的，其他的都进了垃圾桶。我的创作有时是顺产，有时会早产，还有些时候需要剖腹产。”但是他不会因此而打扰到其他人，到了约定的时间，设计图就都好了：“我很幸运，我画的款式图我的工艺师们都能看懂，包括那些细节的工艺。”当每场秀结束，大家庆祝的时候，他说：“还有下一个！”他总是看向未来。
拉格菲尔德非凡的精力令人震撼。他永不停止地工作，数不尽的合约，马不停蹄地旅行，公司装修，摄影，他的出版社，在媒体上的频繁亮相，旺盛的生产力，全面的业务活动……似乎没有什么能让他的创作力、工作能力和异于常人的耐力衰竭。他是否通过这种不知疲倦的工作，来减轻他的朋友雅克·德·巴舍尔在1989年因艾滋病离世带来的冲击，并且隐藏自己的悲伤呢？他保持情绪内敛，从不在人前流泪。
卡尔·拉格菲尔德的生活被一种必然的孤独和理性的控制所支配。这是一种奢华的禁欲主义。如果要定义拉格菲尔德典型的一天，一切得从早上8点说起，他从位于伏尔泰码头的未来风公寓醒来。他每天晚上都非常准时地睡7个小时的安稳觉。他穿上一件在巴黎仙狄仕金定制的“帝国府绸”白色睡袍。
他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吃早餐。他的营养师为他准备了两种蛋白质饮品：一种是无糖巧克力味的，另一种是熟蒸苹果味的。他从不喝热的东西，因为他不喜欢热饮。奇怪的是，他从起床到睡觉的那一刻都喝零度可乐。他甚至可以在半夜喝一瓶，但这并不妨碍他睡觉。
接着，卡尔·拉格菲尔德用“诺巴菌（Nobacter）”慕斯剃须，用同一个牌子的肥皂洗澡。他对细菌的恐惧是众所周知的。而且他的这种恐惧和可可·香奈儿本人可以说是一脉相承。洗脸用的是希思黎（Sisley）的百合洁肤乳（Lyslait），最后终于挽回了面子——他 用Chanel的“魅力男士运动（Allure Sport）”须后水做收尾。他经常换香水。他公开说过他最喜欢的那几款香水：“我的第一款香水是罗莎（Rochas）的‘胡须（Moustache）’。之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比较偏爱雅克·法特的‘绿水（Green Water）’和‘灰鸢尾（Iris Gris）’，我很喜欢在上午喷它们。”他也会优先考虑自己开发的香水：“我的第一款香水是1978年推出的‘经典（Classic）’。在之后的两到三年里，它一直都是卖得最好的男士香水。最后我对它厌倦了，因为我自己也喷这款香水，我受够了闻到全世界都是我的味道。不管怎样，一定要不停地换香水，否则您的嗅觉会变迟钝。我的话，我一直都随身带香水。我有时候一天换几次香水，我都喷在衣服上，而不是直接喷在皮肤上……”
接着他开始打理头发，因为他讨厌画画的时候头发落到脸上。它们并不是真的白色，而是浅灰色，他不喜欢这种毫无生气的颜色。于是他每天用一整罐康如（Klorane）干发免洗喷雾给头发扑粉。他经常开玩笑说自己是一个行走的烤蛋白！如果离他很近，可以看到他头发上白色的细小颗粒在一天里不断地落到他的肩上、他的桌子上甚至他边上的人身上。为了转移注意力，卡尔开玩笑地说：“他们说我头上有可卡因。”马修（Mathieu）美容院的朱丽叶（Juliette）女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为他提供一周两次的头皮护理。卡尔害怕变成秃顶。
通常情况下，他希望整个上午的时间都能属于自己。每天早上，因为近视，他戴上梅罗委兹（Meyrowitz）定制眼镜，读两个多小时的报纸，法语、英语和德语的都有。他的助理塞巴斯蒂安（Sébastien）给他带来几袋子来自柯莱特（Colette）[22]的杂志。他翻阅杂志，看书，画画。他胡思乱想，这对于寻找灵感很重要。他画画要用塞纳利耶（Sennelier）店里卖的带颗粒的画纸，因为光滑的纸不适合他的画画技巧。他用植村秀（Shu Uemura）的化妆品，因为其他厂商不能提供符合他标准的漂亮颜色。画着画着，他的睡袍变成了画家的外套。只能送去洗衣房了。于是他换上一件仙狄仕金的白色提花和服式晨衣。
12点了，神圣的沐浴时间到了。他在浴缸中倒入一整瓶植村秀的“日式沐浴乐趣（Pleasure of Japanese Bath）”沐浴液。很快，它的柠檬、鸢尾和苹果花香弥漫在整间公寓里。接着他不吃午餐，而是快速地吃一些点心。他严格遵循著名的让·克洛德·胡德雷（Jean-Claude Houdret）博士的建议，一直生活在“不饱腹”状态中。他吃全麦面包、一点白肉、很多鱼和水果（苹果、梨、芒果、菠萝）。但是，他在两餐之间不再吃任何东西，包括糖、奶酪、巧克力、蛋糕[23]，他对这些不再有念想。但这对请他去家里吃饭的人来说是多么烦人！
下午出门，卡尔有两个司机……在路上，他不厌其烦地欣赏着巴黎。有时会绕道去他最爱的书店加利尼亚尼（Galignani），或者他自己的7L书店。他对书有种永不满足的欲望，自己收藏了大约30万册。“阅读是我生命中最奢侈的事，也是让我最快乐的事。”他满怀热情地说，“法语、英语、德语的书我都读。每一种语言都会给我带来对世界的不同看法。使用三种语言会带来一种奇怪的感觉。当我用其中任一语言讲话的时候，我的个性都是不同的。就好像我有三种不同的生活。这就像是一场游戏。我不止有一种人格，我有三种。”
然后，终于姗姗来迟地到达了康邦街的Chanel。顶楼的工坊里，大家都得到消息，知道“大师”到了。这位设计师这样安排时间因为他希望他的首席工匠们白天可以在车间里和裁缝们待在一起工作：“如果她们和我一起待在工作室里，她们将无法监控制衣工作。”他说，“我每天在那里从下午5点待到晚上8点或者8点半。我工作效率很高很有条理。我画图的方式，我工作的方式是这样的：我更喜欢在晚上、上午和周末完成我的工作，然后通过苹果手机发给相关人员。”拉格菲尔德的态度很轻松。
但是在发布会前，他喜欢花更长时间在这个嗡嗡作响忙忙碌碌的蜂巢里坐镇。他仔细审视每一个模特，做最后的检查。他敞开一件外套，合上一只口袋，抬高一个领子，确认一件毛衣的长度到手的高度的位置。什么都躲不开他的眼睛。他站起身，转一圈看。他用超音速快速地解决各种问题和细节……他的工作室就像是一间编辑室。有Chanel的工作团队在，他做起事来易如反掌。“首席工匠非常重要。所有的设计图都能做出来，但是如果做不好，那就一文不值。”大师娓娓道来：“这就像是一个家庭，一切都与利益无关。如果他们在这儿，是因为他们想在这里。所有这些都是我生活布景中的一部分，而非我的生活本身就是布景，这就像是一场舞台剧中的场景。这是一个多幕剧……而我的人生，有很多很多幕！”
作为一个优秀的帝王，他在自己家里像“小凡尔赛”一样的客厅里组织舞会。设计师、模特和合作伙伴们齐聚一堂，大跳探戈和恰恰舞，而他在乔治和罗西（Georges et Rosy）学校刻苦学习之后已经取得了大师证。他会给大家送很多礼物，希望他们永远保持初心，积极配合。卡尔·拉格菲尔德总是对每个人都和颜悦色，面带微笑说着俏皮话，既像国王的弄臣，又像是个贵爵。他在的时候唯一要避免的错误：明言或者暗示自己累了。他永远不会累。
晚上9点，晚餐时间到了。他在家用餐或者去鱼子酱餐厅（Maison du caviar）享用他喜欢的鱼子酱、螃蟹和三文鱼。他避免巴黎晚餐，——虽然还是会控制不住地经常出入那些知名餐厅，更喜欢和他的爱猫舒贝特共进晚餐。对于他的宠物，他话语中充满了宠溺：“她不喜欢在地上吃饭，所以我把食物放到桌上。她的餐具都是高雅德（Goyard）的，一个装水，一个装小丸子，还有一个里面是面条。给她这三个盘子，她自己选了吃，或者就甩脸色……她很聪明，非常可人，毛色漂亮极了。她让所有人惊艳，那些人在她面前都黯然失色。”总之，这是一只有盛世美颜的猫！
睡觉前，他解开马尾辫，一遍遍地梳头发，把上面的白色粉末都刷掉，然后重新扎上发圈……稍微低一点！他已经准备好过夜了。他的夜晚似乎很孤独：“我很少做梦。”他说，“我的问题是放松我的注意力。因为我同时做很多事，有时脑子里会涌入太多东西……有点像喷出泡沫的香槟……”
与之相对的是，拉格菲尔德的生活同时也是没有时间规律的，根据他永不知足的工作合约和巴黎、蒙特卡洛、米兰、纽约的出差行程而随时调整。他是Chanel的艺术总监，他也是营业额超7亿欧元的Fendi的设计总监，他还重振了自己的品牌[24]。他还是联名品牌的拥护者，将自己的名字印在了数十种产品上。
他还能抽出时间为其他知名品牌工作：从施坦威（Steinway）钢琴到勒诺特（Lenôtre）的圣诞柴薪蛋糕，从丽派朵（Repetto）凉鞋到倍耐力（Pirelli）的日历。“每次，我都能找到一个接受它们的特别理由，”这位设计师举例说，“可口可乐，因为我是他的消费者；梅丽莎（Melissa）的鞋子，因为我想和巴西人一起工作。”接着他一本正经地说：“我不是为了谋生而工作。现在，我不是在做慈善……”
大多数情况下，这位设计师负责所有工作，从媒体物料的制作到广告活动。他挑选模特，通常和Chanel是同一批，构思一些场景，拍照，可以连续拍摄几组。他自己也是一个完美的广告代言人。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品牌请他做模特，拍摄了大众汽车的广告，或者2008年为道路安全拍摄公益广告，宣传黄马甲的使用。其他工作，他也觉得很搞笑，比如，禁吃甜食的他给梦龙冰淇淋拍了广告，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巴黎VIP Room舞厅的低卡蟹肉色拉，为《小拉鲁斯词典》画插图[25]。
这个穿着时髦的男人不会采取折中主义。有人觉得他滑稽可笑，其他人觉得他天纵奇才，他既有煽动性，又反传统，这位大人物成功地避开了批判。他在电视中努力塑造的“令人讨厌”的傲慢背后，流露出的是他清醒的自嘲。“我就是一个商品，就像汉堡红灯区的女郎一样，”他常常说。光是他的名字就会引起嘲笑或者尖酸的言论。这位奢侈品业的自由职业者是这个似乎为他量身定制的机制的主导者，也是受益者。在一个新事物瞬间赶走另一个事物的新时代，在这个必须紧跟事件步伐的“全球秀”时代，没有谁比卡尔更称得上是当之无愧的超级明星。
他掀起时尚世界的革命了吗？这个问题对卡尔·拉格菲尔德而言没有什么意义。他是自己的艺术作品，一件完美的高级定制时装作品，一件手工缝制的作品。
尽管他深受过去的价值观的洗礼，并且从不放弃任何提高自己修养的机会，卡尔·拉格菲尔德对当下极其热衷，用开放的态度接受各种艺术潮流和时尚风格，几乎来者不拒。他的原则是：“应该适应不断变化的时代。”他做起来就像溜冰运动员一样轻巧，就像他带着幽默说：“如履薄冰，就要在它破碎之前迅速通过。”
【注释】
[1]他自己坚称出生于1935年。
[2]1941年的电影《公民凯恩》（Citizen Kane）的开始，主角临终前说的一个词“Rosebud”。这个词也成为贯穿整部影片的关键词。——译者注
[3]在《巴黎竞赛画报》的一次采访中，拉格菲尔德承认了他姐姐们的存在：“她们在寄宿学校就读，出来后就结婚了。”在另一个采访中，他说：“我母亲从来没管过我的姐姐中她看不上眼的那个。当她还很小的时候，母亲觉得她很可爱。但是有一天她应该是觉得她不好看了，就对她再也没兴趣了。她在美国生活，有很多孩子。我基本上没见过她。我父亲在另一段婚姻里也有一个女儿，但是他从来没有管过她，因为她让他很失望。她已经去世了。她是一个灾星，做什么都会失败。她结了五次婚，其中四次都是多余的……我的话，是一个完美的孩子。在世界中心，真是太美妙了。我的姐姐们都住寄宿学校；我的话，可以随心所欲。”
[4]皮埃尔·泰亚尔·德·夏尔丹（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1881年5月1日～1955年4月10日，中文名德日进。法国哲学家，神学家，古生物学家，天主教耶稣会神父。德日进在中国工作多年，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译者注
[5]Ortega y Gasset，1883年5月9日～1955年10月18日。西班牙哲学家，报业从业人员，评论家。——译者注
[6]Romain Rolland，1866年1月29日～1944年12月30日。法国思想家，文学家，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音乐评论家，社会活动家，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20世纪上半叶法国著名的人道主义作家。——译者注
[7]艾丽西亚·德拉克，《美丽人生》，Denoël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
[8]化装舞会上穿的一种前开襟的带帽宽大长袍。——译者注
[9]卡西米尔·塞文洛维奇·马列维奇（Kazimir Severinovich Malevich，1878年2月11日～1935年5月15日），俄国几何抽象派画家，曾参与起草俄国未来主义艺术家宣言。代表作《手足病医生在浴室》《无物象的世界》。——译者注
[10]d’Artagnan，《三个火枪手》中的主角，法国波旁王朝时期军人，侍奉于路易十三。——译者注
[11]Jackie Onassis，前美国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她于1968年10月20日嫁给了希腊船王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译者注
[12]Julien Clerc，本名保罗·阿兰·勒克莱尔（Paul Alain Leclerc），出生于1947年10月4日。法国歌唱家和音乐人。——译者注
[13]发源于罗马而在米兰成名的世界顶级西服品牌。——译者注
[14]1977年，他为巴黎的Chloé和罗马的Fendi设计，在日本他卖了30个Karl Lagefeld授权经营许可，为美国的内衣品牌Ève Stillman设计，还为墨镜品牌和Hutschenreuter陶瓷系列设计。他还以匿名的方式为很多品牌设计。
[15]Caroline de Hanovre，出生于1957年1月23日，摩纳哥王室公主，汉诺威王国后裔恩斯特·奥古斯特五世的妻子。——译者注
[16]设计师已于2019年2月19日去世。本书原著于2014年出版。——译者注
[17]可可·香奈儿于1971年1月10日去世。
[18]现在传说他的收入一个服装系列是100万美元，而且他签的是终身合同。
[19]Boulle，安德烈·查尔斯·布勒（André Charles Boulle），1642年11月11日～1732年2月29日。路易十四时期法国最著名的家具设计制造大师，特别擅长镶嵌工艺，被称为家具界的珠宝设计师。——译者注
[20]Savonneries，17世纪奉法国王室命令在巴黎沙伊洛特—加龙省建立的萨伏纳里工场。当时生产的裁绒毯供王室使用或作为皇家赠品。——译者注
[21]某些地区穆斯林对伊斯兰教学者的尊称。——译者注
[22]巴黎柯莱特时尚店（Colette）1997年成立，于2017年12月20日正式关停其线上与线下业务。曾被誉为是世界上最好的时尚买手店。——译者注
[23]拉格菲尔德神奇的饮食减肥法令全世界惊艳。自玛丽亚·卡拉斯（Maria Callas）之后，没有人取得过如此大的成功。在严格执行严苛的饮食制度十三个月后，他终于可以穿上Dior男装设计师艾迪·斯理曼（Hedi Slimane）设计的衣服了。穿这些紧身的新衣服的理想体重是多少？1.80米60公斤。拉格菲尔德自豪地炫耀完美身材。从此，再见了，用来遮掩他臃肿的脸的扇子。在他64岁之际，减重42公斤的设计师扎着马尾辫，穿着迪赛（Diesel）的修身夹克和牛仔裤，在与他的营养大师让·克洛德·胡德雷博士乘胜追击，联手撰写的《最佳饮食方案》一书中，讲述他的减肥历程。
[24]Karl Lagerfeld高级成衣品牌于1984年推出，后因不够严谨的委托授权，公司于1997年倒闭了。之后品牌又经历了重启、出售，于2010年回购（通过安佰深基金Apax Partners）。拉格菲尔德坚持自己的基本原则，没有任何投资。但他是个人品牌之王，他甚至将自己商品化成为一个漫画形象：卡尔头像的T恤（60欧），带有K标志甚至卡尔形象的配饰，假领子，外套（300欧）……所有这些都在网络销售，他的粉丝们可以在线收听卡尔推荐的音乐，通过博客随时随地关注他，采纳他的购物建议，去他爱去的地方。
[25]《挑战》（Challenges）杂志，336期，2013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