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止战
1950年6月25日，摩擦不断的北纬三十八度线上，战争终于爆发了。凭借令人生畏的T34坦克、苏式火炮，拥有绝对军力优势的北朝鲜人民军势如破竹，盛如怒涛，三天内即攻克南朝鲜首都汉城。随着美国等16国联军的介入，中国志愿军抗美援朝，苏联派出空军参战，熊熊战火在狭长的朝鲜半岛上愈发炽烈。
老兵不死，只是凋零，麦克阿瑟试图用歌词注解自己大起大落的
命运。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五星上将是老兵；刚从二战战场凯旋的志愿军、苏军、联军官兵，他们大多也是老兵。朝鲜战争的惨烈程度不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可歌可泣的寒冷战场上，保家卫国的老兵们怀抱着梦想与荣誉，长眠于此。
普通士兵与自诩凋零的最高指挥官不同。
他们会死去，但不会渐隐，不会凋零。
老兵将被铭记。
第一节 从五星上将到罪人
我们一直在积极地考虑使用它。
我不希望有朝一日使用到它。
它是一种可怕的武器，不应该用来对付无辜的男人、妇女和儿童，他们和军事侵略无关。
可是原子弹一经使用，这种情况就无法避免了。
—哈里·S．杜鲁门
1950年11月30日，在一次新闻记者招待会上，以铁腕手段闻名于世的美国总统杜鲁门语出惊人：美军可能在朝鲜战场上使用原子弹。突然向全世界昭示了美国的作战决心。
这番言论的公开，其震慑效果已无异于原子弹爆炸。顿时，核子乌云笼罩了欧亚大陆的天空，刚走出二战阴影的欧洲国家重新陷入巨大恐慌。
朝鲜战争爆发以来，人们早已经历了太多震惊，先是麦克阿瑟的仁川登陆一举扭转战局，然后是中国志愿军的意外参战，可最令人无法想象的是，刚凭借在二战中的表现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竟然被一支几乎毫无海、空作战能力的亚洲新军打得一路溃逃。
谁能预料，长津湖战役尚未结束，美国总统竟然置国际社会的谴责于不顾，毅然决然地发出了核威胁。
被中国志愿军击溃的美国，真的无法接受败局，从而要在朝鲜战场释放核子恶魔了吗？
作为美国历史上数一数二的“铁腕总统”，杜鲁门的名言“决断在我”家喻户晓。这位下令对日本使用原子弹、提前结束二战的政治强人，俨然已是西方世界的领袖，“原子弹”一词经他口中说出，所产生的强大辐射迅速波及全球。
事实上，不仅饱经战火的民众厌恶战争，美国的盟国也对新的战争充满反感—鉴于美苏两国已先后拥有核武器，无论哪方使用原子弹，无疑都将使全世界陷入核灾难。
所以，杜鲁门的威胁一经发出，英国下议院就爆发了1945年工党执政以来关于外交政策“最严重、最焦急、最负责”的一次激烈辩论—作为美国最亲密的盟友，英国的工业设施高度集中（尤以首都伦敦为甚），无疑是最惧怕核报复的国家之一，在许多议员和普通民众眼里，铁腕总统已与疯子无异。国内扬扬如沸的反核、反战情绪使英国政府顿时坐到了火山口上，1950年12月4日，英国首相克莱门特·理查德·艾德礼火速飞赴华盛顿。
一时间，全世界期盼的眼光都聚焦在艾德礼身上。阻止杜鲁门、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维护世界和平的希望，似乎被全部寄托于艾德礼的游说之行。
但事实上，杜鲁门、艾德礼这些操控着历史航向的政治巨头们却另有图谋。
在大洋彼岸，华盛顿貌似已乱成一锅粥。由于深陷朝鲜泥潭，总统杜鲁门、国务卿艾奇逊等人正面临执政以来最严重的内外交困，在共和党坚持不懈的弹劾之下，民主党政府早已左支右绌，焦头烂额。尤其是艾奇逊，简直要被政敌们的口水淹没了。
“在战后全新的世界里，美国两党斗争日渐升级。艾奇逊成为保守派最频繁的攻击目标……共和党人对他恨之入骨……艾奇逊和许多国会议员都交过恶，他觉得这些人已经被政治弄得臭气熏天。艾奇逊习惯用高高在上的姿态和他们说话，仿佛自己摇身一变，成了小学老师，在为一群令他不胜其烦的六年级学生上课。”
但这些精明的政客并不像在媒体镜头前那样出离愤怒、失去理智—杜鲁门政府绝不会真的发动核打击，将自己陷于万夫所指和两败俱伤。
杜鲁门精心策划了一系列演出。
他先是授权其新闻秘书查尔斯·罗斯在记者招待会后发表了“一项旨在澄清视听的声明”，用极其模棱两可的暧昧语言，反复强调美国一定会谨慎对待核武器，希望媒体不要误读政府的战略意图；但同时又十分露骨地暗示，美国总统绝对有可能使用核武器。
杜鲁门将自己发出的核打击意图归结为媒体的误读，却不断发出赤裸裸的威胁，这显然不是出自先礼后兵的军事礼仪。他和幕僚们当然十分明白，在苏联和中国这两个大国友好结盟后，社会主义阵营也拥有核武器，他们根本不会惧怕美国的核打击。
因此，杜鲁门制造核恐慌，所触动的必然只有英国等盟国。美国刺激英国等国的目的何在？
答案只有两个字：停火。
哈里·杜鲁门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铁腕总统”。1884年5月8日，哈里·杜鲁门生于密苏里州南部的拉玛尔乡下。在青少年时期，他爱读历史、战史和历届总统的政绩实录。高中毕业以后，当过银行的职员，也经营过农场。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当过炮兵连长；大战结束，获得陆军少校军衔；复员后主持过一个县的政府工作。
1935年当选为参议员，1945年1月任副总统。当年4月12日罗斯福总统去世，按照美国宪法规定，他继承罗斯福成为美国第33任总统。
哈里·杜鲁门担任总统期间，美国是世界上经济实力最雄厚、从未遭受战火破坏的头号强国。他的办公桌上摆着一块“决断在我”的座右铭，象征着世界头号强国的绝对权威。
杜鲁门是一位极端的实用主义政治家。当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的时候，作为参议员的杜鲁门曾经这样主张：美国应该观望，如果希特勒胜利了，就帮助俄国；反之，如果俄国胜利了，就帮助德国；让它们两败俱伤，美国坐收渔利。
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家就是出色的表演艺术家，他们恰到好处地做出各种表演，精巧地拨动着民众的情感之弦，由此赚到巨额票房—国家利益。
杜鲁门和艾奇逊没有疯，他们比谁都清楚形势。
志愿军的入朝作战，以及在前两次战役中痛击美军，使美国从仁川登陆成功的沾沾自喜中清醒过来。杜鲁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终于意识到一个异常严峻的问题，即美军已不可能在这场已几乎彻底失控的“有限战争”里获胜，“美军越过三八线本身已经铸成大错—引起中国出兵介入战争，而允许麦克阿瑟自行其是更使得这一错误发展到无可挽回的地步……但是北朝鲜军队溃败得如此彻底，致使我们不能罢手……很清楚，我们没有就在平壤以北附近的狭窄地带这条线上停下来，这是个悲剧性错误。”
原本希望一举两得，借朝鲜战争的良机巩固远东势力，并获得更多军费支持，以恢复、增强二战之后日益萎缩的美国军力，用以对抗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阵营，结果却遭到中国军队意外的迎头痛击。这样一来，这场原本设计好的“有限战争”战略彻底破产，使美国面临在朝鲜长期耗下去的危险。美国面前只有一片无尽的泥沼。
在巨大的国内外压力之下，杜鲁门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止损，他们果断决定寻求停火。
此时，美国政府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如果由他们先提出停火，则无异于自戕，不但成为共和党的笑料和话柄，也根本无法对国内民众、世界各国交代。进退维谷的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索性以进为退，悍然发出了“核威胁”。
英国的决策者当然读懂了杜鲁门的潜台词，这才有了艾德礼的及时到访。艾德礼明白，杜鲁门的剧本中还缺两个角色：调停者和罪人。万事俱备，他要扮演美国所需要的那个“调停者”，和杜鲁门、艾奇逊一起演一出戏，使美国政府能体面地对中国说出“停火”二字。
事实上，美、英两国就像被硬拉进同一剧组的两位影帝级演员，为了争夺“在华利益”这一金杯，将前嫌搁置一边，珠联璧合地上演了一场精彩大戏。
丘吉尔有一段名言，深刻诠释了国家关系的本质：“大英帝国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对于英国政府而言，盼望停火谈判的心情异常迫切，甚至超过美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战后萧条影响下，西欧各国普遍期盼美国早日结束朝鲜战争，唯此，美国才会将部队和物资用于欧洲的重建，而不是消耗在远东。正是基于这个重要原因，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开始主张以“最低限度的条件尽快地结束谈判”。
英国正是这种主张的典型代表。
由于经历了战后严重的经济危机，急于脱困的英国一直寄希望于在对中国的贸易中寻找新的生机。如果美国继续对中国施加经济压力，则英国在香港的一切利益都将变得岌岌可危。
看起来，英国与美国的对华政策截然相反，分歧似乎无法协调。
早在1950年1月6日，英国就正式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地位，并与之建立了通商关系，视中国共产党的新政权为永久、合法的政权。
但与之相反的是，美国由于和蒋介石政权一直保持紧密关系，并将台湾看作其构想中的远东岛链的重要一环，所以绝无可能在当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地位。
除此之外，美国虽然认同英国在远东的经济优势，但也将曾经的日不落帝国正日益衰落的颓势看在眼里。美国政府正在步步为营，意图取代英国，掌控远东地区的经济大权。因此，美国依然将欧洲看作其战略重镇，但也绝不会如英国所希望的那样，对欧洲一边倒。
在这些利益关系的制衡下，原子弹问题甚至根本不是艾德礼来访的重点。英国首相开门见山，直接谈到停火问题：“共产党可能要在什么价钱之下才肯停火？”
杜鲁门的智囊团早已精确估算过对方的价码，他们断定，中国共产党会要求联合国承认他们的政府，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席位，要求解决台湾问题。正在为中苏结盟头疼、懊悔不已的美国政府还处于“谁丢掉了中国”的互相指责中，并不愿意看到红色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里继续突飞猛进，因此，杜鲁门和艾奇逊在停火谈判的姿态上显得万分谨慎：“从军事上着眼，尽快得到停战对我们似乎是有利的。但是，对我们有利的，自然就意味着对中国人不利，因此他们很可能不愿意接受……有这么一种危险，如果我们表示妥协，价钱就可能上涨。”
但这并不是英国政府想考虑的问题，为了尽快撑过艰难的战后重建期，英国政府最大的愿望就是停火，他们绝不愿好胜的美国陷入战争泥潭，导致欧洲复兴计划搁浅，进而使英国复兴化为泡影。艾德礼委婉地提醒美国政府：“不管我们达成什么样的决议，总不免不合一些人的口味，但是我们应该记住，西方是不能弃置不顾的，西方仍然是我们反对共产主义阵线的主要据点。”
艾德礼切中了问题的要害。在英美双方看来，真正的威胁一直在西线，就是那个幕后的苏联，从来都是。
国务卿艾奇逊反复强调了苏联威胁论。在他看来，“必须记住我们的主要敌人不是中国而是苏联。朝鲜的行动完全出自莫斯科的唆使。”
杜鲁门与他的国务卿意见一致：“依我看中国共产党就是俄国的卫星。”
美国总统的话，确实提醒了在场所有人。
是的，在遥远的莫斯科，仿佛神话中终年冰封的克里姆林宫内，深谙国际政治规律的斯大林始终居于神秘的幕后，看似不发一兵一卒，却通过默许、援助金日成打击南朝鲜，将最大的对手美国引向了狭长、遥远的朝鲜半岛，且极有可能陷入无休无止的战争泥潭。这种战略上的被动，无疑使美国急于像跳出弹坑一样从朝战脱身。
同时，参谋长联席会的布雷德雷等人认为，战场东面的滩头堡极可能失陷，而西面以仁川和釜山为根据地的滩头堡则还有望坚守一段时间—换言之，朝鲜战场的局势已是大厦将倾，联合国军随时可能被“赶下海”。
美国此时的处境，就像一个捕风捉影的绝望骑士，已陷入崩溃边缘，却连自己期待的真正敌人都没见到；更糟糕的是，一个他们绝对意料不到的对手却在此时杀了出来，将他们打得焦头烂额；而这个快要对美国造成致命伤的对手，根本就不是美国愿意与之消耗的那个敌人。
“我们是在和一个错误的敌人打仗，我们打的是乙级队，而真正的敌人是苏联”，艾奇逊这样回忆。在国内外的巨大压力之下，停战是不可避免了，但至少在姿态上，杜鲁门政府急需避免被贴上失败者、侵略者、穷兵黩武等标签。
就在内外交困之时，英国说客到了。杜鲁门政府立即如释重负，他们终于等到了那个来劝他们停战的人。
体面的停火马上变得近在眼前了。
当天，杜鲁门就迫不及待地向艾德礼宣读了备忘录。这份由国务院起草，经参谋长联席会议修改和签署，并由杜鲁门批准的美国政府立场备忘录提出：
“只要条件不是难以接受，在目前情况下设法停火在军事上是有利的……停火的安排不得附带危害联合国部队安全的条件，也不得以在其他问题上达成协议为条件，诸如台湾问题，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等。”
杜鲁门在回忆录中记录了宣读的场景。“念到这里，我停了下来，再一次着重地指出我们自动撤出将不成问题。所有被我们撇下、曾经效忠于联合国的朝鲜人将面对死亡。共产党是视人命如草芥的。
把这一点讲清楚了，我又继续念下去：
“如果出现前面一段所说的情况（中国共产党拒绝停火），联合国应立即采取行动宣布共产党中国为侵略者，并应运用一切可用的政治和经济措施对北平施加压力……此外，还可能采取不断骚扰中国共产党的军事行动，也可能下点功夫，鼓励中国内部的反共活动，包括利用国民党的潜在力量。”
从这份备忘录不难看出，杜鲁门政府已将谈判视为东西方长期斗争战略的一环，并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和预判。在后续的国际政治和军事斗争中，他们如愿以偿，将中国宣布为“侵略者”，并利用国民党特工，对被俘的中朝军队进行了分化和策反。
这一天，英美这对盟友谈拢了。
除此之外，艾奇逊不忘坚持他的一贯论点：“我们不能讨好中国共产党，我们不应该试图证明我们比俄国人对他们还要友好。倒该由中国人向我们保证他们是‘我们的朋友’。”
所以，美国坚决不考虑中国共产党的联合国席位问题，因为“如果我们这样做，实际上是告诉共产党他们赌赢了，现在他们可以收场了，这无异给侵略者以奖励”，“我们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我们对于谈判的愿望，因此在我们得到谈判机会以前，不应该要求再作让步。”
艾德礼甚至想得更远：中国共产党潜在的“铁托主义”已经到了时机成熟的时候（指斯大林对中国的路线和态度一度存疑，认为毛泽东可能像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一样，坚持自主路线，游离于苏联的政策与指导之外）。中国并非完全控制在斯大林手里，因此，美英的目标应该是分化苏联和中国，这对远东天然的竞争对手。
出于尽快结束战争的考虑，艾德礼还是明确表示，共产党中国必然应在联合国有个席位。不然就无法与中国进行有效沟通，也无法通过联合国的规条对之约束。
至于最初的原子弹问题，直到正式会谈结束之后，艾德礼才与杜鲁门私下提起。杜鲁门只是淡然一笑，“向他保证并没有这种打算”，并将之归结为媒体的曲解。
至此，英国政府已圆满完成了演出任务。精明的艾德礼在与杜鲁门谈妥了停火筹码后，迫不及待地抛出了此行的另一重要话题：经济和资源问题—毕竟，英国也有自己的国家利益诉求。
“英国人来到华盛顿时，为了使他们的国防计划能够很好地走上轨道，带来了一张他们所需要的原料清单……有些物资是英国迫切需要的，如锌、硫黄和棉花。”
任何一次惨痛的失败，都需要一个罪人向世界忏悔。
在自信与自大、利用与被用的复杂动机驱使下，已近垂暮的麦克阿瑟走进了一团迷雾，在颂扬、胜利的幻觉中渐行渐远，待到猛然惊觉，才发现自己已身处祭坛。
3个月后。
1951年3月24日，杜鲁门总统的高层会议室。
一直以来在暴风雨中闲庭信步、游刃有余的美国顶层权力者们，此时却陷入了朝鲜战争开始以来最愤怒、最难抉择的时刻。与终于转为乐观的社会舆论截然相反，会议室里的气氛似乎已接近冰点。
此前，局势本已全面转为乐观，无论是朝鲜战场上，还是联合国会议厅里，美国都开始重新掌握主动权。
原本，凭借新任联军地面部队司令马修·李奇微顽强冷静的指挥，几乎已被赶下海的联合国军反戈一击，发动了“屠夫作战”、“磁性战术”等针对性极强的行动，一举扭转颓势，由此缓减了志愿军通过前三次战役积累起的巨大优势。
原本溃不成军的美军终于缓过神，在李奇微的指挥下，在整个3月，他们一点点扭转着朝鲜战场的颓势。在第四次战役中，他们甚至重新攻占了汉城—这个战果无异于抢到了这盘战棋游戏中的军旗。这使得民主党的决策者们已隐约看到了曙光，仿佛“最寒冷的冬天”即将结束。
至此，联合国军与中朝军队在寒冷而狭长的朝鲜大地上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均势，两支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在三八线两边对峙，剑拔弩张之下双方都明白，谁都不具备彻底击垮对手的实力，这场战争已注定将以平局收场，冰原上熊熊血火的熄灭只是时间问题，停火谈判的最佳时机终于出现了。
“不过，没人知道应该怎样结束这场战争。战争已陷入到不可忍受的拉锯战之中，谁也赢不了谁，它已经变成一场没有胜利者、只有死亡的游戏。双方都想脱身，但又都缺乏做到这一点的政治技巧。”大卫·哈伯斯塔姆说。
并非所有的美国人都对胜利喜闻乐见。李奇微的胜利就像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抽在五星上将麦克阿瑟脸上。
因为，已经俨然成为美国时代精神旗帜的麦克阿瑟，已无法再容忍别人用更多的胜利来反衬自己的失败。他对杜鲁门、对李奇微、对民主党政府的鄙夷和忍耐已达极限。
“1951年3月初，麦克阿瑟将军在他的信件中，对李奇微将军为执行政府的目的和战略使用了全部兵力取得的胜利表示了惊奇和不快。麦克阿瑟轻蔑地称它为‘手风琴战争’。”
麦克阿瑟的揶揄并未止步于此。要知道，这位“远东王”、“日本的太上皇”正站在个人声誉的巅峰，他对文官政府的蔑视、民主党对他的排挤、共和党对他的煽动，这些早已使他如鲠在喉，按捺不住。很快，麦克阿瑟就给了杜鲁门政府致命一击。
3月20日，经过“缜密计议”，杜鲁门和参谋长联席会、国防部共同拟定了一份滴水不漏、八面玲珑的总统声明，指出“侵略者蒙受了重大的损失”，也为朝鲜“量身定做”了一套战后重建方案，以颇为宽容的胜利者姿态，准备从容不迫地发出停战信息。
但令他们始料不及、出离愤怒的是，“我们的周密准备竟枉费心机。3月24日，麦克阿瑟发表了一项声明。它与我所准备发表的声明完全背道而驰，结果是如果我发表那项经过缜密计议的声明，就只能引起世界的混乱。因此，我们为取得其他国家政府的同意而花去的许多时间，以及许多外交家和国防领袖们的详尽讨论全都付诸流水了”。
艾奇逊在回忆录中描述了民主党高层的震怒：“鲍勃（即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平时一向冷静，即使在最着急时也只说几句含蓄的讽刺话，他当时那样生气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他说，必须要把这位将军撤职，而且要立刻撤职。我读了声明之后，也和他同样感到恼火。”
会议室里，杜鲁门面前依然放置着“决断在我”的铭牌，但是，这位铁腕总统只是铁青着脸，一言不发。他身边围坐的是国务卿艾奇逊、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洛威特和助理国务卿腊斯克等人。
一份薄薄的声明在几人手里无声地传阅，一向游刃有余、长袖善舞的几位实权者个个怒火中烧。
“战事仍按照预定的日程与计划进行中。现在我们已大体上肃清了共产党在南朝鲜的有组织的军队。愈来愈明显，我们昼夜不停的大规模海空轰击已使敌人补给线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这就使敌方前线部队无法获得足以维持战斗的必需品。我们的地面部队正出色地利用这一弱点。敌人的人海战术已无疑地失败了，因为我们的部队已惯于作这种形式的战斗。敌人的渗透战术只能加重他们的被零星消灭的损失。敌人的持久力在气候、地形与战斗的困难条件下已显得不如我们的部队了。
“比我们在战术上的成功更具有重大意义的是：事实已清楚地表明，我们的新敌人—赤色中国—的军事力量被过分地渲染所夸大了。它缺乏工业能力，无法充分供应进行现代战争所必需的许多重要物资。它缺乏工业基地，甚至连建立、维持和运用普通海空军所需要的原料也感缺乏。它无法供应顺利进行地面战斗所必需的装备，例如坦克、重炮和在战争中已被使用的其他科学发明。从前，他在人数上的巨大潜力足可以弥补这个缺陷，但是，随着现有的大规模毁灭性方法的发展，人数上的优势已不能抵偿这些缺陷所固有的弱点。制海权和制空权在当前的重要性及其所起的决定性的作用并不逊于过去，有了制海权和制空权就有了对补给、交通与运输的控制权。由于这种控制权掌握在我们手里，再加上敌人在地面火力方面的劣势，结果就形成战斗力的悬殊，而这种悬殊决不是勇气（不管它是多么疯狂）或完全不顾生命的损失所能克服的。
“自从赤色中国加入朝鲜的不宣而战的战争以来，这些军事弱点就已清楚而明确地暴露出来了。联合国部队目前是在联合国当局的监督下进行作战的，因而相应地使赤色中国得到了军事优势，即使是这样，事实还是表明：赤色中国完全不能以武力征服朝鲜。因此，敌人现在必然已经痛苦地认识到：如果联合国改变它力图把战争局限在朝鲜境内的容忍决定，而把我们的军事行动扩展到赤色中国的沿海地区和内部基地，那么，赤色中国就注定有立即发生军事崩溃的危险。确认了这些基本事实以后，如果朝鲜问题能够按它本身的是非加以解决，而不受与朝鲜无直接关系的问题（如台湾问题或中国的联合国席位问题）的影响，则在朝鲜问题上作出决定并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
“绝不能牺牲已受到极其残酷蹂躏的朝鲜国家和人民。这是一个关系至为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军事方面的结局得在战斗中解决，但除此之外，基本的问题仍然是政治性的，必须在外交方面寻求答案。不用说，在我作为军事司令官的权限以内，我准备随时和敌军司令员在战场上举行会谈，诚挚地努力寻求不再继续流血而实现联合国在朝鲜的政治目标的任何军事途径，联合国在朝鲜的政治目标是任何国家都没有理由反对的。”
麦克阿瑟夸夸其谈、目中无人。他的声明充满必胜决心，剖析了中国所有的军事和战略弱点，昂扬的信念跃然纸上。在骄傲的五星上将看来，要打败中国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但对美国政府而言，这份愚蠢的声明所带来的打击简直不亚于核武器—触手可及的和平，就这样被一份肆意妄为的个人战书毁掉了。
这份来自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个人声明已迅速在国际社会发酵。在和谈的最佳时间，这种轻率而激进的言论不但尖锐地攻击了北京，也是对多次明示言论限制令的杜鲁门的“极大蔑视和公然挑衅”，这给刚出现缓和迹象的战争双方关系再度拉响了警报，毫不夸张地说，几乎在一瞬间彻底关闭了和谈大门。
失控的战局，关于军费的无休止争吵，垂直下坠的民众支持率，民主党政府早已被朝鲜战争弄得焦头烂额，杜鲁门、艾奇逊等人一直在苦苦寻找合适的时机，只为了停止这场取胜无望的战争。
怒不可遏的艾奇逊痛斥这篇声明是“重大的蓄意破坏行动”，原本一向低调稳健的洛威特则要求立即解除联军总司令的军职。杜鲁门并未当场表态，但这位对日使用原子弹、一手结束二战、重建欧洲、发动全球反共浪潮的政治强人内心的恼怒已至极点。艾奇逊在回忆录中认为“（杜鲁门当时的心情）就是怀疑加上极力压抑的愤怒”，而杜鲁门的女儿玛格丽特也表示：“那份声明让我们无法向中国人传递任何信息，他阻止了马上即将开始的停火和谈进程。我真想一脚把他踢进黄海。”
此时，美国的决策者们考虑的，已不再是战争与和平的代价，也不再是那些在两党无休无止的国会争吵中被反复提及的陈词滥调，例如以欧洲为根本重心的国策、民间的反战思潮、担心苏联介入所引发的核战争，甚至是有可能导致民主党政府直接下台的庞大的军费问题。
愤怒的总统和他的幕僚们认为，是否解除那个无法无天的传奇偶像指挥官的职务根本就不是问题，问题只是什么时候解除他的职务。
这才是整个3月里最让民主党人头疼的问题。
当时，虽然已决定解职，但出于对那位拥有极高民望的“军神”的狂热支持者和共和党的顾忌，国会始终处于犹豫和摇摆之中。
在地雷密布的两党战场上，他们不但要冒着遭受大部分美国民众谴责的危险，还极有可能使原本已入不敷出的军费拨款再次惨遭削减，即使他们冒险一试，也因为无法准确摸清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立场而有可能徒劳无功。
事实上，正是由于这次解职行动，杜鲁门的声望迅速跌到历史最低点，不但导致未能再次连任总统，也结束了民主党长达20年的执政历史。
无论是为了结束这场代价过于惨重的国际战争，还是为了战胜国内的政治敌人，杜鲁门及其幕僚已经下定决心。网已备好，他们所需的，只是一个撒网的绝佳时机。
现在，彻底胜利似乎就在眼前，它像一只金苹果，将代表着麦克阿瑟那光辉军事生涯中的鼎盛功业，已经成功在望，麦克阿瑟是不会迟误或接受别人劝告的。他不顾朦朦胧胧预示着一场灾难的坏兆头，向北猛插过去，追击正在消失的敌人。为了加快进攻速度，他一周又一周地改变着自己的计划。
—马修·B．李奇微
联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被杜鲁门火线解除军职，这一事件无疑成了朝鲜战争的转折点。
解职事件如同地震，震惊了美国社会，甚至短暂动摇了美国民众那份根深蒂固的自信。从二战起，麦克阿瑟、巴顿这些犹如军功章一样辉煌的名字，早已是胜利的符号、美国精神的象征。在中国志愿军入朝参战之前，麦克阿瑟力排众议，成功实现仁川登陆，挽狂澜于既倒，将一触即溃、被逼到墙角的联军从海边的悬崖上拉了回来。此时，二战英雄麦克阿瑟再次扮演了救世主，他的战术彻底扭转了败局。
他的“烙铁行动”石破天惊，大获成功，使联合国军通过仁川登陆夺取了战场主动权，这位71岁的五星上将的个人声望已达到顶峰。在美国国会后来破例授予他的金质勋章上，刻着如下字样：
澳大利亚的保卫者，菲律宾的解放者，日本的征服者，朝鲜的捍卫者
即使在一些十分厌倦战争的美国民众心目中，这位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极具个人魅力和英雄主义色彩的五星上将也早已被神化了。民众厌恶战争，但他们喜欢麦克阿瑟的英雄主义风骨。从罗斯福时代起，麦克阿瑟就是美国在东亚地区的代言人和实权者；而当罗斯福的继任者杜鲁门上任之后，有“远东王”之称的麦克阿瑟早就笼罩在神一般的光环之下，对杜鲁门这样的“小人物”根本不屑一顾，他的傲慢已经凌驾于总统的权威之上—他甚至两次拒绝总统的会晤邀请。
长久以来，这才是杜鲁门政府最大的麻烦所在。
直到仁川登陆大获成功之后，麦克阿瑟才半推半就，勉强同意见杜鲁门一面—而由于他将总统的这次邀请视作对其仁川战役胜利光环的分享、总统选举的拉票行为，麦克阿瑟毫不掩饰地表现出了十足的傲慢：总统需要乘坐专机，从华盛顿跋涉4700英里，飞赴离东京仅1700公里的威克岛与他会晤。即便如此，麦克阿瑟也懒得屈尊，而是一路向同行的美国驻韩国大使穆西奥抱怨个不停。
商标式的黑色雷朋墨镜，夸张的玉米芯烟斗，风度翩翩，言辞极富感染力。如日中天的五星上将在与总统的会面中风光无限，他向杜鲁门谆谆教诲：中国绝不敢出兵朝鲜，即使中国参战，凭其在鸭绿江边部属的区区几万兵力，也不可能对战局造成多少影响，美军将在朝鲜创造新的胜利神话。
但是，之后的战局发展则充分证明了麦克阿瑟的误判。
美军在三八线以北遇到的志愿军，远远不止麦克阿瑟估计的“区区6万”，这些善于隐蔽的东方战士就像冰原上的精灵，时而无影无踪，时而席卷大地，耐力惊人，使人畏惧。
在战争早期，相比刚愎自用的麦克阿瑟，他的中国对手则理智沉着得多。早在1950年8月底，当毛泽东听说美军指挥官麦克阿瑟“以高傲狂妄和刚愎自用而著称”，连声说：“好，好。越狂妄越好，越固执越好。一个自高自大的敌人是最容易被打败的。”
麦克阿瑟的自大和误判，使联军在志愿军所发动的前三次战役中险些陷入全军覆灭的绝境。极度严寒的冰雪战场，倏忽来去、毫不畏死的志愿军，致命的夜袭近战……美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积累起来的骄傲几乎损失殆尽，他们由大踏步前进，转为无休无止的突围、撤退，最终演变成不顾一切的溃逃。
联军霉运的彻底结束，是始于志愿军的第四次战役期间。这时，李奇微出任了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司令。这位麦克阿瑟口中“最差的指挥官”，只会策动“手风琴式的战争”的晚辈，以其犀利的眼光、务实的做法迅速扭转了战局，为联合国军赢得了战场上的均势，并为和谈取得了重要砝码。
在回忆录中，李奇微这样描述了他那傲慢无比的前任长官：“我本人对麦克阿瑟一直是深表敬佩的……他在某些场合公然要求或者接受那些本不属于他的荣誉，或者推卸那些明明是他自己所犯错误的责任。他爱出风头……他热衷于培养自己那种似乎天才人物所必须具备的孤独精神，结果，他几乎发展到与世隔绝的地步（在东京，他的办公室连电话也没有）。这种与世隔绝使他得不到一个指挥官所必需的从自己主要部属那里得到的批评意见和客观评价。他个性倔强（这种个性的形成是由于他在遭到人们坚决反对的情况下曾成功地强行通过了许多出色的计划），这使他有时不顾一切所谓常理而坚持按自己的办法行事。对自己的判断能力过于自信，这使他养成一种一贯正确的毛病，并且最后导致他发展到几乎不服从领导的地步。”
正如下级军官麦卡弗雷所言：“如果他（麦克阿瑟）在仁川登陆成功的第二天退休，那么美国每个城市都会出现一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学校。但是，他留下的时间越长，说得越多，对自己的伤害也就越大。”
1951年3月，偏激的麦克阿瑟展现出了最后的疯狂。他先是擅自发表了主战宣言，继而又在给共和党领导人之一的马丁回信中抨击了民主党政府，亲手为自己的被解职创造了最佳机会。
事实上，虽然闭目塞听，但久经沙场的麦克阿瑟对自身处境并非一无所知。4月9日，他在会见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时不禁流露出深深的不安：“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了，所以我得向你告别了……我陷入了政治纠纷，很可能会被总统解职。”
很快，麦克阿瑟的担忧变为现实。通过媒体，他得知了自己已被总统解职的消息—这并非由于媒体的高效和敏锐，而是因为白宫不愿让麦克阿瑟通过政府途径提前得知被免职，以免他以退为进，主动提出辞呈，陷政府于不义，所以白宫才迅速通过媒体而非官方途径发布了消息。
终于，由于打乱政府部署，一再抗命，以及在战争中做出的一系列误判，罪人麦克阿瑟被解职了。
在完全接过麦克阿瑟的指挥权后，李奇微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麦克阿瑟的办公室里安装一部电话。
为麦克阿瑟专门召开的听证会即将开始。
随着麦克阿瑟的被解职，扩大朝战规模的论调已成明日黄花，停火谈判的议案得以重启。
对于杜鲁门政府而言，外部危机早已缓解，当务之急则是内部危机—共和党从来不会坐失良机，他们早已打算在麦克阿瑟问题上大做文章，往杜鲁门和民主党伤口上狠狠撒一把盐。
尽管已有充分心理准备，但麦克阿瑟去职所引发的民愤如同海啸，舆论压力大得难以想象，汹涌澎湃的批评之声几乎将美国政府淹没。
主战的《时代周刊》写道：“一个极不受欢迎的人解雇了一个极受欢迎的人，这绝对是闻所未闻……麦克阿瑟是伟人的化身，很多崇拜者和追随者需要他这样的伟人来领导自己……而杜鲁门则是标准的职业小人”。马歇尔的政敌威廉·詹纳扬言：“当今美国已落入一个由苏联间谍控制的秘密团伙手中。我们的唯一选择就是弹劾杜鲁门总统。”
25万日本人含着热泪欢送麦克阿瑟飞离东京，也向美国送去了示威游行的滔天巨浪。在纽约，据说有700万人走上街头，加入到迎接麦克阿瑟的游行人潮。沸腾的民怨使美国暂时陷入了接近倾覆的政治危机，来自各方的指责和民间的不满情绪如千万条小溪合流，正迅速形成极度危险的洪流。
著名战地记者大卫·哈伯斯塔姆精辟地剖析了这种社会情绪：“当时几乎很少有人意识到，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战运动，不仅是反对朝鲜战争，而且是反对冷战。它是一种全民挫败感的反映，因为美国在遥远的地方陷入了一场不令人满意而且前景灰暗的冲突当中，胜利带来的收益太少，而美国又无法运用自己的绝对武器。这是一种不得不与敌共眠的挫败感。”
几乎是怀着一种殉道者、国家英雄的悲壮情结，麦克阿瑟参加了国会的听证会。在听证会开始前，1951年4月19日，他发表了那场著名的去职演说，那无疑是20世纪美国历史上最为煽情、最有影响力的一幕。一位毕生护佑国家的老将军悲怆、坚贞的形象几乎令整个美国动容，“老兵永不死，只是渐凋零”的引语使密苏里州众议员杜威·肖特高呼：“我们看到了有血有肉的上帝，我们听到了上帝的声音。”
而杜鲁门的反应则是冷笑：“空洞无物，一堆废话。”
紧随其后，对麦克阿瑟召开的听证会，与其说是对其个人错误的审判，不如说是对美国政府在朝鲜战争中所犯错误的集中反思，使世人从一个更为真实的侧面了解到朝鲜战争真正的发生和停火原因。
正是由于1950年1月杜鲁门和艾奇逊公开发表声明，将台湾和朝鲜半岛划出了美国的远东防卫圈，在一定程度上使南北朝鲜做出了新的判断，从而进入战备，给朝鲜内战埋下导火索；而以麦克阿瑟为首的军方又极其傲慢地低估、无视了志愿军参战的决心和战斗力，将中国的警告置若罔闻，并一举进军鸭绿江边；再加上麦克阿瑟过于狂妄的个人行为使美国屡次陷入被动，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付出的惨重代价已经严重影响到杜鲁门的连任和民主党的地位，政府的支持率一泻千里。
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环环紧扣的质询之下，过于自信、高傲的麦克阿瑟彻底暴露了他的硬伤：口无遮拦，惯于妄言。虽然共和党试图破釜沉舟，利用听证会再次塑造一个伟大的国家英雄，但当三天的作证结束，麦克阿瑟已在反复辩白之后，再也无法自圆其说，事实上已承认了对战局的多次误判。他的政敌们敲定转脚：“这是一个眼界狭隘、知识缺乏的指挥官。他再也不能显示他的世界级战略大师的风采了，再也不能说来自东京第一大厦的观点比外交家和其他军事家更出色了。”
直到此时，麦克阿瑟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发现自己正困在一个深深的陷阱之中。当他矢口否认自己曾说过“中国不可能出兵参战”时，白宫的审判官们冷笑着拆穿了这位德高望重的将军的谎言—他们当场公布了记录员安德逊的笔录稿，上面清楚记载了当时麦克阿瑟在威克岛会晤时的那番豪言壮语。
这时，麦克阿瑟才知道，早在半年前，1950年10月，在那次威克岛会晤时，他就不知不觉堕入彀中。
麦克阿瑟的支持者们坚信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大阴谋，但杜鲁门则坚称这只是一个偶然：“过了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杰赛普大使的秘书维尔尼斯·安德逊小姐躲在隔壁，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命令便把谈话速记了下来。这事在麦克阿瑟将军被撤职以后，在出席作证的时候，才被揭露出来。对于这件事外间的谣诼纷纭，我可以肯定地说不是我，也不是杰赛普先生，更没有任何人命令安德逊小姐做记录；事实上，她的随行并不是要她作记录，而只是随带一名秘书，好在会议结束的时候起草一项对外发表的公报。”
既然窗户纸已经捅破，白宫索性一竿子捅到底，使麦克阿瑟再无翻身机会。
于是，《纽约时报》驻白宫记者托尼·莱维罗在4月21日让安德逊的笔录见报了。第二年，莱维罗获得了普利策奖。
听证会的结果令普通民众大跌眼镜。在为数众多的美国民众心目中，原本以为这会是一次对虚伪政客的审判、个人英雄主义的羽化，但是，在布雷德雷、马歇尔、艾奇逊等人的轮番强硬质询之下，麦克阿瑟的一连串愚蠢的错误被揭露得纤毫毕现，一览无遗，五星上将那上帝般的光环已经全然黯灭，而此前焦头烂额的杜鲁门政府倒显得泰然自若得多了。
“艾奇逊国务卿是这次听证会中一些共和党人的攻击目标。尽管他遭到了猛烈攻击，但他却安之若素。在听证会上，他得以阐述杜鲁门政府的政策，并向委员会及美国公众说明，使美国陷入困境的行动是一种错误，这种行动不仅在战略上毫无意义，而且会带来苏联干预的危险，实际上也会使美国失去盟国的支持。”
这次“世纪审判”般的听证会上，诞生了许多流传至今的经典言论，如布雷德雷那番被广泛误读的发言—
“如果执行麦克阿瑟扩大战争的计划，将战场延伸到红色中国，那就会让美国‘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同错误的敌人打一场错误的战争’。”这段话一度在流传中被误读为美国对己方惨败的评价，其实只是对麦克阿瑟错误战略的严重后果的假设，正式宣告了美国“在亚洲扩大战争规模”这一战略构想的终结。
“听证会对于让美国人认识当今世界的复杂性是一堂生动无比的课。很多人一直以为华盛顿没有应对共产主义的总体政策，今天他们开始意识到，遏制政策早已成型。”
麦克阿瑟的听证会，从5月3日持续到6月25日。持续近两个月的听证会，使麦克阿瑟上帝般的伟大形象被抽丝剥茧，层层消解。
这次酝酿已久的一边倒的政治斗争，被美国的研究者视为标准的国内两党之争。I．F．斯通在《朝鲜战争内幕》一书中指出，与其说麦克阿瑟的解职是因为战场上的严重失误，倒不如说是在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争权中行差踏错。
麦克阿瑟和民主党的两败俱伤是朝鲜战争在美国身上留下的一道深刻伤痕。曾一度狂热追随麦克阿瑟的普通民众的激情渐渐冷却，开始转而追捧新的政治偶像，如艾森豪威尔；支持率跌到26%的杜鲁门失去了连任机会，不过，他在卸任后反而渐渐重新获得了民众认可与尊重。
麦克阿瑟去职事件，是美国两党长期矛盾的一次大爆发。在朝鲜战争，以及国防、军费、选举、遏制共产主义、扶持欧洲等丛生的难题中，过于沉重的战争代价使民主党不堪重负，杜鲁门政府极目远眺，终于朝着“停战”的目标驶去，而个性过于张扬的麦克阿瑟则不得不为美方的一连串严重失误埋单。
停战既是历史规律的选择，也是美国政府的唯一选择。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谈判就是明天的平安生活；对美国政府而言，谈判则意味着一台硕大无朋的计算机的重新启动：对苏联、对欧洲、对亚洲的战略部署将被重新界定、精确调校，国内民主党和共和党的“驴象之争”也将不可避免地进入新一个轮回。
麦克阿瑟被解除职务之后的第十一天，志愿军利剑出鞘，发动了为期一个月的猛烈攻势，史称“第五次战役”。
在1951年寒冷的初春，志愿军毅然在朝鲜前线投入重兵，发动了志愿军战史上规模较大的战役。30万兵力规模的投入，使这场战斗惨烈空前，令世界悚然动容。
中国军队展现出的视死如归的斗志、超人般的耐力，终于使刚在第四次战役中看到些许希望的“联合国军”彻底死心，他们明白了，这支红色军队是不会在朝鲜战场被击败的。
第五次战役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已完全了解中国的军力和决心，这使他们占领朝鲜全境的信心开始摇摇欲坠，改为转入长期的全面战略防御。由此，因为一系列误判而导致战局失控的美国政府终于重新调整了战略目标，积极寻求和谈机会。
美国并未如假想中一样使用核武器，但战争给几个国家带来的创伤绝不亚于核打击。三年朝战，军民的伤亡人数超过300万，无数经历了二战血与火考验的老兵在这个远东的寒冷半岛上长眠。
在偶像般的五星上将看来，军人的意志永远不死，只是凋零、隐退，这种解甲归田的颂歌，蕴涵着几许萧索，几分超脱。但实际上，这种无奈的自我注解却印证了美方由战前对朝鲜局势的疏于管控、误判，到悍然干涉朝鲜内政，威胁中国领土，并导致战局失控的事实。相比麦克阿瑟的自我陶醉，一首中国古词更能准确地诠释这场“被遗忘的战争”对于美国的意义—
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田地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
第二节 礼拜攻势与第五次战役
现在第一线部队的艰难程度甚至超过长征时期！
—彭德怀
1951年1月，第三次战役结束。
志愿军参战仅两个多月，朝鲜战局已被彻底逆转。
由于成功发动仁川登陆，五星上将麦克阿瑟本已将北朝鲜军队逼到了悬崖边，并借此达到其军旅生涯辉煌巅峰。但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反击威势令世界震撼，在志愿军视死如归的强行推进、多线合击之下，“联合国军”不得不持续后退、收缩，拼命突围，甚至向南溃逃。
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
在这块古老而充满苦难的冰原上，以目不暇接的速度，战线飞快向南推移着。
临津江、汉滩川、三八线。
汉城。
当志愿军的血色足印终于踏上南朝鲜首都汉城的街道，被中国军队所震惊的，除了对手和旁观者，还有远在内陆的本国人民。
一个多世纪以来饱受欺凌的中国人民终于重拾尊严。胜利的喜悦和狂热的自豪感迅速发酵，席卷了全国。人们目睹子弟兵抗衡、驱逐着16国联军的壮举，怒涛般的攻势使美国及仆从国军队颤抖、败退，人们仿佛已经看到，敌人正狼狈地排队挤上撤退的运兵船，即将消失在朝鲜南端的海角。
“从北到南，一推就完，消灭敌人，回家过年”。辉煌的胜利，加上极端艰苦的前线环境，迅速发酵了“速胜”情绪。志愿军战士盼望着毕其功于一役，快打，快胜，快回国。
志愿军前锋已越过汉江，“联合国军”已被逼到悬崖边缘。此时已没人怀疑，鼎盛时期的美军即将第一次吞下失败苦果。
但就在这时，中朝联军司令彭德怀的急令在第一时间传遍了每支军队—
“全军立即停止追击！”
这道严令的下达，无异于掐灭了本已锁定美军心脏的那根炮火引线。
媒体纷纷猜测，这或许是精于谋略的中国军队又一次误导、迷惑战术？抑或是欲擒故纵？甚至连中朝军队也充满疑惑，不明白最高指挥官用意何在。
无论如何，原本全线蔓延的熊熊战火被临时冻结了。
在若干年后的一次作战会议上，勇烈纵横的虎将“彭大将军”终于吐露了当时心情：“我打了一辈子仗，从来没有害怕过，可当志愿军打过三八线，一直打到三七线的时候，我环顾前后左右，确实非常害怕……”
彭德怀出身贫农之家，血管中流淌着踏实、认真的血液。在大跃进期间，浮夸风最为盛行的时期，这位国防部长自己种小麦，测试亩产，用事实来驳斥亩产万斤的卫星式新闻。他的名言是“说大话，说假话，一害自己，二害国家，没有一点好处”。
彭德怀害怕的，绝非如日中天的麦克阿瑟、李奇微及强大的现代化美军。在席卷全国的“速胜论”浪潮冲击下，这位统帅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1951年2月20日清晨，当内勤人员试图借机试探彭老总口风时，他们吃惊地发现并被严令保密一个事实：司令员已经秘密离开了朝鲜。
彭德怀已于2月20日紧急返回北京，面见毛泽东主席，请求放缓攻势，增加援兵，不要再继续提倡“速胜论”。
1951年2月下旬，彭德怀回国述职，在京郊玉泉山向毛泽东汇报朝鲜战局情况。
虽然阻力重重，但在彭大将军恳请之下，毛泽东理解并接受了彭德怀的意见，他下令调整了战略。
毛泽东说：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
战争暂停了。
原本就善于隐藏的中国军队此时更是销声匿迹。在双方都默默积攒实力、为下一次大战役悄然做好战备的短暂时间里，朝鲜，这个燃烧着苦难的国家也陷入了短暂而奇妙的沉默。
西伯利亚的寒风默默吹拂着冷却的战场，零下二十度的极寒，使蜿蜒崎岖的朝鲜半岛显得更加荒凉而险峻。
停战的原因要从头说起。
中国政府一直在避免战争发生。
当南北朝鲜爆发战争时，渡尽劫波的新中国正在全面转向经济建设，除了台湾问题，再无军事目标。16个军被布置在东南沿海，而在全东北只有几个公安师和集体转业的第42军。当时全国各军的布置情况如下：
第3野战军：主力位于宁沪，应对美国可能的入侵，并进军福建，建立对台军事基地。
第2野战军：协同第3野战军进军东南，待沿海城市得以解放、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减少时，即进军西南，在1野第18兵团协同下解放川、黔、滇、康四省。
第4野战军：歼灭中南地区残敌，解放中南全境，接管豫、鄂、湘、赣、粤、桂等省。
第1野战军：完成解放西北五省的任务。
第20兵团开赴秦皇岛、塘沽地区布防，防止美军可能的登陆。
为统一认识，毛泽东专门发表题为《不要四面出击》的演讲，明示“树敌太多对全局不利”，要“处理好国内各阶级、政党、民族等各方面的关系”。
在毛泽东的蓝图中，当时中国所面临的最重要、互相紧扣的三个“环子”，是必须专心去抓的：土地改革，恢复国民经济，肃清40万国民党散兵和土匪。
1950年6月，中国大陆除西藏外，已全部解放。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为了争取财政经济情况的基本好转，已经决定大规模复员军队，拟将140万解放军分两批复员，全军减少至400万人。
中国的反战态度一直很明确，而且十分审慎。在科瓦廖夫于1949年5月18日致斯大林（化名菲利波夫）的电文中曾提到：
毛泽东同志说，他认为，成立东方情报局时机不成熟……在中国东北有150万朝鲜人，已组成两个朝鲜师（每师10000名士兵），其中一个师有作战经验，曾积极参加同中国东北的国民党军作战。这些师我们可以随时根据他们的要求转交给北朝鲜……如果美国人走了，日本人也没有来，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劝朝鲜同志不要向南朝鲜发动进攻……我们认为，类似北朝鲜进攻南方这样的行动，只有在1950年初国际形势有利于这一点时，才可以采取……所有这些步骤只有同莫斯科协调后，我们才会采取。
早在1949年访问苏联时，毛泽东与斯大林谈及朝鲜问题，都认为北朝鲜不应在当时采取军事行动促成统一。因此，当苏联改变策略，下定决心以武力统一朝鲜后，中国政府只能接受战争爆发的既成事实。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
1950年6月28日，中国政府一面沉稳布局，一面严厉谴责了美军。周恩来发表声明，驳斥杜鲁门6月27日的声明：
我现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声明：杜鲁门27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美国政府这种暴力掠夺的行为，并未出乎中国人民的意料，只更增加了中国人民的愤慨，因为中国人民许久以来即不断地揭穿美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霸占亚洲的全部阴谋计划，而杜鲁门这次声明不过将其预定计划公开暴露并付之实施而已。
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布：不管美国帝国主义者采取任何阻挠行动，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这不仅是历史的事实，且已为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及日本投降后的现状所肯定。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国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的中国人民，必能胜利地驱逐美国侵略者，收复台湾和一切属于中国的领土。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号召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正义和自由的人类，尤其是东方各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一致奋起，制止美国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新侵略。只要我们不受恫吓，坚决地动员广大人民参加反对战争制造者的斗争，这种侵略是完全可以击败的。中国人民对于同受美国侵略并同样进行反抗斗争的朝鲜、越南、菲律宾和日本人民表示同情和敬意，并坚信全东方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必能把穷凶极恶的美国帝国主义的战争制造者，最后埋葬在伟大的民族独立斗争的怒火之中。
不眠不休多日的毛泽东苦心斟酌，10月12日，他曾急令准备入朝的志愿军队部暂停行动。最后他终于拍板：“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1950年8月4日，朝鲜局势风云变幻，美军的介入在一瞬之间打破了本已稳固的局势，彻底扭转了战局，北朝鲜军队迅速溃退。紧接着，在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确定了抗美援朝方略。他提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不能不帮，必须帮，用志愿军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
国防大学教授徐焰认为：“毛泽东作出的出兵朝鲜的决策，是他一生中最难作出的决策之一，也是一个决心正确、政策和策略水平都比较高明的决策。”
中方在多次警告美方不要越过三八线、接近鸭绿江的同时，已经做好战备，并将战争的范围限制在朝鲜半岛范围之内—这一点与美国是一致的。
大力推行马歇尔计划的美国重在欧洲，他们的头号敌人始终是苏联，杜鲁门不愿在苏联家门口长期作战，他希望在远东以日本、菲律宾等国组成防御性岛链，以封锁、遏制东方世界。
中国已别无选择。南北朝鲜的积怨已经爆发，东北随时会笼罩在西方阵营的阴影之下，战争爆发的第二天，美国第七舰队就进驻台湾海峡，而斯大林正以狐疑的目光等待着中国纳上的投名状—谁知道“一边倒”是否只是一句口号，谁能保证毛泽东不是第二个铁托？谁能保证中国不会成为第二个南斯拉夫？
中国参战已不可避免。
从8月底到9月初，东北先是增兵4个军。9月7日深夜，周恩来又急招柴成文离朝返京，向他细致询问朝鲜战况，并预估参战的难处。
9月15日，美军发动著名的“烙铁行动”，仁川登陆成功，朝鲜局势岌岌可危。金日成向苏联求援，并希望苏联促成中国派出援军。
朝鲜半岛危在旦夕，形势已刻不容缓。但是，10月4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众多委员却坚决反对出兵—因为国内百废待兴，许多地区政局未稳，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美军，根本没有制空权、制海权，长期战争也引发了部队中的厌战情绪。
在林彪婉拒了志愿军司令员的职务后，毛泽东将此重任委以彭德怀。
“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最多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就是了。”这位功勋卓著的老帅在第二天下午的会议上力排众议，说服了政治局，最终通过了抗美援朝的议案。
10月19日，志愿军入朝参战。
11月1日，云山战役发动，美军溃败。
11月27日，长津湖战役发动，在志愿军的猛烈打击下，联军全力撤离三八线。
12月6日，平壤被收复。23日，联军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阵亡，李奇微接任司令一职。
12月31日至1951年1月8日，第三次战役，联军撤退至北纬三十七度线附近。
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与“联合国军”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都被视为杰出的指挥官。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彭德怀和李奇微一样，都是几近完美的军事家。他们的战争动力以及他们认识战场形势和指挥军队的方式，都相当接近。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变换一下他们的身份，让彭德怀成为‘联合国军’的司令和中国版的李奇微，和李奇微一样，彭德怀也是战士中的勇士，深受官兵的爱戴，因为他对士兵的疾苦深有体会……他是一个刚正不阿、直言不讳、从不掩饰自己的人，这让他赢得了所有官兵的爱戴……彭德怀比中共中央政治局一些人想象得更精明。清川江战役的胜利并没有蒙蔽他的判断力。”
作为前线最高指挥官，彭德怀对战场局势的判断比谁都更为清晰。
他清楚地知道，在第三次战役结束之后，志愿军的补给能力已到瓶颈，人困马乏，如果继续南下强攻，战线继续拉长，志愿军很可能会像一根被拉扯到极限的橡皮筋，随时会因为承受不住拉力而断掉。
第38、第39、第40、第42军等伤亡过重，很多连队中的战斗骨干损失大半。在与武器装备现代化的“联合国军”作战中，中国军队的取胜法宝，只有依靠简陋的武器、顽强的意志，前赴后继不怕牺牲。正如美军战史中所描述的：“在地面密集的炮火和各种火器编织的密不透风的封锁下，在天空上铺天盖地的飞机的航空炸弹、凝固汽油弹和机关炮所构成的死亡的大网下，中国士兵一波一波的进攻潮水般涌来，在照明弹惨白的光芒中，‘联合国军’士兵惊恐地看着这些后面的士兵踏着前面士兵的尸体毫无畏惧地向他们冲击而来，这些中国士兵义无反顾，毫不退缩。”
反观美军，在经历了前两次战役的惊恐与溃败后，已经迅速恢复了元气。在第三次战役中，美军虽然还在撤退，步履却已不那么狼狈不堪，撤退途中所受的损失也远较前两次为小，他们已在新任指挥官李奇微的策动下，开始策划绝地反击了。
在朝鲜战争后期，大局已定，彭德怀已回国任职。在一次作战会议上，他回忆了第三次战役后的情况：“当时倒不是考虑我个人的安危，而是眼看着几十万中朝军队处在敌人攻势的情况下，真是害怕得很。我几天几夜睡不好，总想如何摆脱这个困境。我军打到三七线后已向南推进了几百公里，本来后方的物资供应线就很难维持，这时敌人又派飞机对我军运输线猛烈轰炸，使志愿军的各种物资、粮食弹药的供应十分困难。空中有敌人飞机炸，地面对着美军的坦克大炮，左右沿海是美军的舰队，敌人不下船就可以把炮弹打过来。加之时值寒冬腊月，到处冰天雪地，战士们吃不饱穿不暖，非战斗减员日益增多。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下，志愿军随时有遭厄运的可能。我不能把几十万军队的生命当儿戏，所以必须坚决地停下来，不能前进，并做好抗击敌人反攻的各种准备。”
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的解方少将回忆说：“在收复汉城后参谋拟战报时，彭总就指示说：‘哎，你们要控制一下呵，可不要过度地宣传这个胜利。’我们判断，敌人绝不可能轻易罢手。从我们的力量来说，连续打了三个战役，敌人再来进攻，我们只能防守，迟早还得放弃汉城。
“彭总是有预见的，敌人果然发动起第四次战役。我军一面抵抗，不过早地放弃汉城，一面积极地做好思想工作。彭总发电报向毛主席、周总理建议，要国内做一点舆论，我们要放弃汉城，因为没有力量也没有必要死守汉城。如果不做舆论，一旦放弃汉城，政治上就会处于被动地位。之后，彭总又回国向党中央汇报朝鲜战争情况，党中央做出了正确的判断。第四次战役打的时间相当长，从政治上讲，汉城那边要顶得硬一点，付出代价也要打。我们规定了时间，要守多少天，守到哪条线才能往回退。另外还有一个季节的原因。我们过汉江后就成了‘背水之战’，在汉江解冻前，我军主动放弃了汉城。这时，新装备的部队陆续开进了朝鲜，就转入第五次战役。”
彭德怀忧心部队的伤亡和前途，受到胜利鼓舞的金日成则希望毕其功于一役，一鼓作气将联军赶下海。
彭德怀（左）和金日成在战场上交谈。
对此，毛泽东曾在1月9日致电彭德怀：“如朝方同志认为不必补充休整就可以南进，则亦提议人民军前进击敌，并可由朝鲜政府自己直接指挥。志愿军则担任仁川、汉城及三八线以北之守备。”
毛泽东是清醒的，他从不听信“美军会退出朝鲜”的言论，因为“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https://www.daowen.com)
军旅作家王树增生动描述了金日成和彭德怀之间的辩论：彭德怀把这封（毛泽东的）电报给金日成看了。
现在，彭德怀明确同意北朝鲜军队单独南进，金日成和朴宪永却说：“人民军没有恢复元气，不能单独南进。”
彭德怀：“那么去试验试验，取得点经验教训也是宝贵的嘛。”金日成：“这不是好玩的，一试验就会付出几万人的代价。”
彭德怀：“不是说我一南进，美军就会退嘛。那么这种前后矛盾的说法我很难理解。”
马修·邦克·李奇微，美国陆军四星上将，在朝鲜战争中力挽狂澜，因此闻名于世。
1917年，李奇微毕业于西点军校，翌年便返校任教。教官经历使他积累了充足的训练、指挥经验，在1942年，他能顺利指挥还处于试验阶段的空降师，且极具创见，就是得益于此。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连串成功的空降作战，使李奇微积功而升至中将。
1950年，李奇微得到了人生中最重要的机会：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在朝鲜战场阵亡，指挥权于是转交到他手中。
此时，误判连连的麦克阿瑟已经失去了对战争的有效控制，他给了李奇微极大自由，“你认为怎么好就怎么干吧，第八集团军是你的”。
于是，李奇微戴着引人注目的毛边帽子，挂着两颗美式甜瓜型手雷，高调地出现在了朝鲜战场。关于他这种注册商标式的造型，不少人斥之为哗众取宠。李奇微则回击说：“哗众取宠？见鬼去吧，这是战场。”
与狂傲自负的麦克阿瑟不同，李奇微对一线战况了如指掌，而且敏锐地发现了志愿军的补给弱点，并成功止住了联军一泻千里的士气，在第三次战役时，虽然汉城再次失陷，联军依然在撤退，但联军的步伐已经有条不紊，开始准备有序的反击了。
1952年5月，李奇微接替了即将参加总统竞选的艾森豪威尔，担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一职。
随着李奇微接任“联合国军”总司令职务，麦克阿瑟式的浮夸作风被一扫而空。
临危受命的李奇微胸有成竹，他确信自己已经破译了朝鲜战争最重要的密码。
这组密码是他从浩瀚的战斗记录中筛选出的一组数据。
美第八集团军第一次向鸭绿江进攻，大规模战斗从10月26日开始，11月2日联军撤退，战斗历时八天；
美第八集团军第二次向鸭绿江进攻，11月25日遭到中国军队的攻击，激战持续到12月2日，中国军队停止了追击，战斗历时八天；
中国军队于12月31日开始大规模进攻，l月8日中国军队停止追击，战斗历时也是八天。
心中雪亮的李奇微将志愿军的作战模式命名为“礼拜攻势”。
从志愿军入朝作战初期的惊恐中恢复过来之后，美军终于能冷静地分析对手，并找到了这支令人生畏的地面部队的软肋所在。
不久之后，美军也通过侦察和战俘的供词印证了这个极易被忽视的细节：中国士兵每人只配给了五天量的口粮，即使他们茹冰饮雪，充其量也只能撑到一个礼拜。
无论多么勇猛，志愿军士兵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在美军地毯式的空中封锁之下，朝鲜北部的运输公路早已千疮百孔，无法使用（当然，即使公路未遭轰炸，中国军队的物资运输水平也是极为有限的）。现在，几十万中朝军队只能依靠人力和畜力维持庞大的补给，在密林的掩护之下蹒跚潜行。
由于志愿军战士自身携带的食物和弹药只能维持一周，美军只要咬紧牙关熬过这一周，就会惊奇地发现，衔枚疾进的志愿军会突然停止凌厉攻势，他们收敛锋芒，像大地的精灵一样，消失在茫茫雪原之中，不知何时会再度出击。
礼拜攻势的弱点，加上日间作战时必须冒着美军的空袭危险，志愿军的大多数推进只能借助夜幕的掩护进行。
在一块一块地完成对志愿军战斗力的解析拼图后，李奇微差不多放心了，他心中已大致确定，“联合国军”不会被中朝军队赶下海了—在如此多的不利因素之下，任何军队都不可能获得预想中的胜利。
李奇微的新战术出炉了。他的关键词是“猎犬”和“磁性”：像磁铁一样黏住对手，等待对方在礼拜攻势中耗尽能量，并且像猎犬一样随时接近对手，扑过去攻击。
“不是都在说‘联合国军’到底应该怎么办吗？依我看，‘联合国军’的出路只能是进攻、进攻、再进攻！”
“接近他们！打击他们！”
随后，美军在第四次战役中一举扭转颓势，再次收复汉城。
1951年4月22日—5月23日，在规模空前、异常惨烈的第五次战役中，厉兵秣马、全力以赴的双方使三八线成了一条血染的分界线，但均势已成，双方都无力再进一步。
这时，对于中国，停火谈判的时机也悄然而至了。
第三节 斯大林与金日成
鲸鱼相争，小虾丧命。
—朝鲜谚语
苏联，超级大国，社会主义阵营领头羊，东西方冷战的发起者之一。
在遥远的欧亚大陆北部，在被风雪缭绕的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就如同远古神话中的主神—神秘莫测、操持权柄，他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硝烟中走出的三巨头之一，令众多西方民众敬畏不已。
1991年12月，苏联正式解体。随着这个神秘联盟的消亡，数不清的重大秘密被永远掩埋于历史尘埃之中，只能任由后人用想象去为之凭吊。
幸运的是，依然有少数追寻历史真相的探索者，他们火中取栗，亲赴正在分崩离析的苏联，千辛万苦地获得了种种绝密档案。正是这些解密档案，那些笼罩在铁幕和风雪之下的历史真相得以保留下来。
在朝鲜战争中，虽然被美国视为真正的对手，但苏联大多数时候都没有站到前台，只偶尔在关键时刻参与到联合国的会议中来。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大量绝密档案渐渐解密，苏联在朝鲜战争中做出的诸多决策才浮出水面。
苏联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战局？苏联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使苏联放弃了其在远东以中国东北为基础的政治和经济权益，大连港得以重回祖国怀抱，而长春铁路、旅顺港也将在2~3年内回归。
由于新中国对主权和路线的一贯坚持，导致苏联政府一直对新中国持有戒心，甚至将毛泽东视为“第二个铁托”，认为中国极有可能像南斯拉夫一样，拒绝服从苏联的安排和路线。
因此，为了争取苏联支持，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明确提出向苏联“一边倒”，并促成了社会主义阵营正式形成。
条约的订立，终于使“苏联老大哥”对中国的立场问题释怀，两国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蜜月期”。但归还港口和铁路的做法，却在实际上使苏联的远东战略破产—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已经回归中国。
为了亡羊补牢，斯大林转而瞄准朝鲜中南部的元山、仁川、釜山、济州岛等几个港口。
对于朝鲜局势，斯大林的态度十分谨慎，但并不会放过任何机会。
他一面劝阻金日成不可太过急进，一面耐心测算着战争成本。
1949年9月11日，斯大林致电苏联驻平壤大使馆顿金：
您务必尽快与金日成会晤，在他那里努力进一步弄清下列问题：1．他们是怎样估计南朝鲜军队及其数量、武器装备和战斗力的？
2．朝鲜南方游击运动的状况以及他们指望从游击队那里得到何种实际的帮助。
3．如果北方首先发动进攻，舆论和人民将会怎样看待这个事实？南方群众会给北方军队何种实际帮助？
4．朝鲜南方驻有美国军队吗？金日成认为，当北方发动进攻时，美国会采取什么措施？
5．北方是怎样估计自己的能力的，如军队状况、保障程度和战斗力？
6．请告诉我们您自己对情况的判断，我们朋友的建议有何种程度的现实性和合理性。
上述问题需要与1949年8月12日和9月3日两次谈话中他所提的问题联系起来弄清楚。
顿金随后回电，明确反对北方发动内战。他说：
我们以为，这是不适宜的……军队还不够强大。甚至把南朝鲜游击队和人民将给予北方军队的援助考虑在内，也不能速胜。同时，持久的内战，不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对北方都是不利的……此外，朝鲜持久的内战，会被美国利用来进行反苏宣传和进一步掀起对战争的狂热叫嚣……北朝鲜即使在军事上赢了，而政治上却在许多方面输了。
事实上，正是杜鲁门的一次演讲，将良机送到了斯大林面前。
1950年1月5日，杜鲁门公开演讲：“美国对台湾和其他任何中国领土没有掠夺性意向。美国目前无意在台湾获取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无意使用武力干预现在局势。美国政府将不遵循足以使之卷入中国内争的方针。同样，美国政府将不向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或建议。”
杜鲁门的声明一经发布，国务卿艾奇逊也随之发表讲话，声明美国在太平洋的防线是由阿留申群岛经日本、冲绳，至菲律宾。
这两项声明，将台湾和南朝鲜都划到了美国的太平洋防御圈之外。
杜鲁门和艾奇逊声明，意在向世界和新中国表态：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无意卷入中国内战，不会武力支持台湾的蒋介石政权，不会干涉新中国解放台湾。这个公开声明可谓一石二鸟，既能使新中国政权对美国放心，也有机会挑拨中苏关系，使新中国不至于彻底向苏联“一边倒”。
美国模棱两可的态度，以及对远东局势的误判，不但未能达到挑拨中苏的目的，反而使卧薪尝胆的金日成如获至宝—既然美国放松对南朝鲜的扶持与管控，那么统一战争的最佳时机无疑就到来了。
根据20世纪90年代解密的苏联档案资料，正是在1950年3月至4月间，金日成访问莫斯科，与斯大林达成重要共识，决定发动朝鲜统一战争。杜鲁门和艾奇逊的声明，无疑是给斯大林与金日成开了“绿灯”。
于是，金日成的扩军计划得到了支持，斯大林同意北朝鲜再增加3个步兵师，将原计划于1951年拨付给朝鲜的贷款提前用于1950年，任命瓦西里耶夫中将为朝鲜人民军军事总顾问，在1950年“按照以前提交苏联政府的申请单向朝鲜提供1.2亿～1.3亿卢布的军事技术装备”。斯大林亲自致电金日成，表示“朝鲜人民军所需装备、弹药和技术器材”，苏联将“完全满足您的这一请求”。
至此，对于朝鲜战争的态度，斯大林已由原先的暧昧、观望，变成了支持，甚至鼓励。
当朝鲜决策者们表示，难以预估民众对战争的态度，斯大林引用了《巨人传》中羊群的故事，鼓励金日成像“头羊”一样带领羊群前进。
已经抵达声望与权力顶峰的斯大林，对国际政治的行棋分寸拿捏得炉火纯青。一旦机会到来，他所表现出对战争的迫切感甚至要远超早已急不可耐的金日成，以难以想象的效率迅速推动了战争的爆发；但是，朝鲜战争爆发之后，斯大林立即召回了在北朝鲜军队中的军事顾问。6月29日，他照会宣称“不干涉他国内政”，苏联驻联合国代表迟迟不返回成功湖；甚至在一架苏军轰炸机在朝鲜附近海域被美国空军击落后，苏联政府竟然保持了沉默态度。
这样的表演，成功误导了美国政府。美国做出了明确的判断：苏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出兵干预朝鲜问题。
中央情报局的分析报告指出：“苏联正在加速实施其备战计划，尤为明显是在石油加工、工厂转产计划的完成、飞机生产、机场建设，以及大量储备物资方面……但是对苏联人的一个主要威胁因素是苏联没有能力在1950年实施大规模的核条件下作战……因为俄国很可能知道我们现有的原子弹数量远远超过了他们。”
至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新成员—中国，则被美国政府认为只会视苏联马首是瞻，苏联既不敢也不愿让中国冒险参战。
作为近代朝鲜的传奇领导人，金日成的一生是与朝鲜动荡变幻的历史紧密相连的。
11岁时，他来到中国东北，在一所军事院校就读6个月之后，因为“过于激进”而被勒令退学。随后，他去了聚集着大批朝鲜流亡人士的吉林，并在1929年被中国东北当局拘捕。在度过了6个月的牢狱生涯后，金日成获释，并于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游击队长，与日本侵略者战斗。
对于独立，朝鲜人民都清楚地知道，必须借助强有力的外援，朝鲜才有希望摆脱侵略者的侵占。在加入苏联军队后，金日成对苏联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力量有了清晰认识，于是，他更多寄希望于寻求当时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
当日本无条件投降后，长期遭受日本军国主义欺压的朝鲜迎来了新的生机。北方和南方的领导人都认为独立已是近在眼前，统一更是机不可失，事不宜迟。
于是，金日成急于获得斯大林的南下通行证，而李承晚也试图百般说服杜鲁门，双方都急不可待地要实现武力统一了。三八线上，双方的小型摩擦日益频繁。
斯大林决心纵虎，表示支持朝鲜行动，但他又迟迟不肯直接介入。
“（斯大林）既不出言反对，也不提供援助，而是把责任推给了一个眼下立足未稳，但是却对他感恩戴德的新生共产主义政权。”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中国革命完全胜利，远在朝鲜半岛的金日成受到极大鼓舞：“中国已经解放了，现在是解放朝鲜人民的时候了。”
统一大业感召着金日成，甚至在毛泽东劝其不要过于激进并以提供援助作为承诺时，金日成一口回绝了。这位骁勇善战的领导人坚信，以北方的绝对军力优势，朝鲜的统一将在一个月之内实现，美国甚至来不及派兵干预。所以，即使中国不予以援手，朝鲜也能单独实现统一大业，何况苏联已经提供了足够的军援。
就在金日成积极备战的时候，美国的情报机构并未打瞌睡，他们也嗅到了蛛丝马迹。
在堆积如山的前线情报资料中，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年轻官员杰克·辛格劳布陷入了沉默—他推算出了一个令他震惊得无法相信的结论。
北方朝鲜人民军已经暗中向边境地区派遣精锐部队，同时悄悄撤离当地平民。有些桥梁正在被加固，而每到深夜，边境地区就有人加紧修复铁路。
这些碎片般的事件相加，无疑会得出一个惊人的重大结论—北方正在做好战争准备，战火即将在这座古老的半岛上点燃。
辛格劳布的情报被马上送到麦克阿瑟的参谋手中。
更为高效的是，这些情报被麦克阿瑟麾下官员打上了“F-6”的标签—这意味着最低等级、最无足轻重。这让这位一线情报专家陷入了极端的愤怒和绝望。
战略情报局显然表错了情。自从二战期间起，麦克阿瑟的军队就视战略情报局为宿敌—在他们看来，掌握情报就等于掌控决策权，“五角大楼和杜鲁门政府最好能完全依赖他们（麦克阿瑟）的情报”，因此，他与战略情报局的积怨早已非一日之寒。
内部的不协调，也是战争初期南方大溃败、大慌乱的重要原因之一。
开战时南北朝鲜国力之概况（军事力量除外）
在军事力量对比方面，战争爆发之前，准备充足的北朝鲜拥有军力如下：
10个师，前6个师，每师1.1万人，第7师1.2万人，第10师和第13师不足满员，每师只有6000人。第15师也是1.1万人。
2个独立团：约8000人；5个警备旅共18600人。
一个105装甲旅：120辆苏制T-34坦克。
一个独立装甲团：30辆苏制T-34。
火炮：600门。
飞机：180架。
战斗机：40架。
轰炸机：70架。
侦察机：10架。
总兵力：约13.7万人。
南朝鲜军队军力如下：
武器装备：武器匮乏，没有成建制的炮兵部队，空军部队和坦克部队。
人员培训和配备：军官多为二战时期日本或满洲国军事学校出身，如后任总统的朴正熙，历任师长、军长、参谋总长的白善烨等。
南朝鲜9个师，每个师的兵力都不一样，其中以第1师和第7师为最多每个师约9600余人，其次是第6师9112人，第2师约8000人，其余的第3、5首都师均为7000人左右。而第8师不足7000人，只有6866人。
装甲车：约27辆。
火炮：约129门。
火箭筒：约1900具。
飞机30架：10架战斗机、10架联络机、10架教练机，无轰炸机。总兵力：约9.8万人。
在战争爆发前，北朝鲜与南朝鲜的军事力量对比为—兵力2∶1，火炮2∶1，机枪7∶1，半自动步枪13∶1，坦克6.5∶1，飞机6∶1。
两方对比，北朝鲜人民军方面占据绝对优势。
1950年6月25日，经过数年边境摩擦和明争暗斗，全面战争在北朝鲜的主动进攻中爆发了。
美国的反应极为迅速。6月25日下午（美国东部时间），联合国安理会就顺利通过了美国的决议案，谴责“北朝鲜对大韩民国发动的武装进攻”，要求北朝鲜停火，并撤回三八线北部。
6月27日，联合国安理会再次通过决议，要向南朝鲜提供可能需要的援助，以击退武装进攻，并恢复这一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
7月7日，联合国通过决议案，派遣“联合国军”入朝作战，杜鲁门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而早在7月1日，美国陆军第24师就已到达朝鲜了。
使人震惊的是，虽然美国的一系列措施环环相扣，但正是由于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迟迟未能及时返回安理会，这才导致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苏联没能就决议投票，因此美国才得以顺利通过出兵打击北朝鲜的议案。
这当然并不是苏联政府代表因疏忽大意的过失。事实上，在当时的情势下，握在苏联手中的那张否决票正是一枚烫手山芋，如果使用否决权，就等于直接从朝鲜背后走到了前台，承认苏联与朝鲜战争的关系，将自己避无可避地置于世界舆论的谴责声中；如果不使用否决权，则等于是背叛整个社会主义阵营。
因此，斯大林决定退而求其次，以拒不出席联合国会议的姿态，表明自己是与朝鲜、中国站在一起，并使人们觉得“安理会在两个大国代表缺席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是非法的”。
与此同时，斯大林还在极力鼓舞金日成。在1950年8月28日，斯大林致电苏联驻平壤大使：
向金日成口头转述下述电文。如果他所要该电文的书面文件，那就把书面文件给他，但是上面没有我的签名。
1．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金日成同志和他的战友们表示祝贺。因为金日成同志正领导朝鲜人民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取得辉煌的胜利……
2．金日成同志不应当因下面的事实感到局促不安，即他在反对干涉者们的战争中没有彻底获胜……俄国人在内战期间，甚至更多的是在和德国的战争期间，也没有取得持续不断的胜利。朝鲜人民获得的最伟大胜利就是，朝鲜目前在世界上已成为最受欢迎的国家，而且已成为亚洲打碎帝国主义枷锁的解放运动的一面旗帜。所有遭奴役人民的军队现在从朝鲜人民军那里学会了给美国人以及任何帝国主义者决定性打击的技艺……俄国人在1919年英美法联合干涉期间面临的形势要比朝鲜同志当前面临的形势糟糕好几倍。
冯西（斯大林）
可是，苏联代表的缺席并未给美国和安理会造成什么麻烦，美军很快就如愿在仁川登陆了。
麦克阿瑟豪赌般的仁川登陆取得了震惊世界的辉煌战果，在美军机动化部队的南北两线夹击下，人民军顷刻之间就由直捣黄龙转为全线溃退，金日成的宏图伟略在顷刻间化为乌有。
战争之神只是顽皮地一眨眼，人民军的命运就被残酷颠覆。
1950年9月27日，在道党委员长会议上，金日成不得不做出《暂时的战略撤退与党组织的任务》讲话：
“我们党的战略方针是：最大限度地阻缓敌人的进攻速度，争取时间营救出人民军主力部队，组建新的后备部队来组成强大的反攻力量，并进行有计划的撤退。”
10月9日，北朝鲜政府决定改江界为临时都城，撤离所有机关、学校、团体，各国驻朝使团也火速转移至边城满浦。
战局恶化的速度令人绝望，一日之内，平壤告急。10月11日，金日成在平壤发表了广播讲话，题为《用鲜血保卫祖国的每一寸土地》。这位身处台风风眼中心的朝鲜巨人决心与敌人周旋到底，因此，直到联军即将抵达平壤的前夕，他才将指挥所从平壤迁出，移到东北方向的德川，继续指挥前线部队作战—朝鲜的最高指挥官又回到了那个烽火漫天的游击战年代。
因此，当柴成文在10月19日深夜接到中央急电，要将彭德怀司令员即将入朝并尽快与金日成会晤的消息传达给朝鲜政府时，他确实大费周章—因为谁也不知道金日成首相当时的行踪。
中国驻朝大使馆临时代办柴军武（1951年易名柴成文）于1950年7月6日在北京拜会朝鲜驻华首任大使李周渊（右）。
于是，柴成文和金苏城挤上了一辆颠簸的吉普车，在10月20日清晨前往德川，在莽莽山川之中寻找北朝鲜首相的踪迹。
他们面前是一座死城。城中居民已疏散殆尽，充满危险气氛的街道上只有冷风穿梭，隐隐裹挟着远方的隆隆炮声。一番波折，金苏城找到了当地的一位郡党委员长（相当于中国的县委书记），在验明身份和来意后，由对方带路，将车开到了深山中一个极为隐蔽的山沟。随后，一行人弃车步行，经过1公里的山路，才找到一个极为隐蔽的隧道洞口（其实是一条铁路隧道，里面停着一列被用作临时指挥所的火车），柴成文孤身一人由警卫领入，这才终于见到了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金日成。
就在火车车厢里，柴成文给金日成带来了黎明的曙光。
柴成文：北京急电，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过江后，要见首相。
金日成：这是令人高兴的事情。朝鲜人民盼望已久了，中国不愧是我们的可靠后盾。
柴成文：中朝两国唇齿相依，患难与共。中国人民支援朝鲜人民的革命斗争，是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
金日成：彭将军的到达，给极端困难的朝鲜人民带来了力量和鼓舞。
当时，平壤南郊已经沦陷，会面地点被定在西北方的大榆洞。金日成和柴成文一起经历了一次极端危险的旅程：刚一入夜，两人各乘一辆黑色小汽车离开德川，沿丘陵地带的公路向西北方向疾驰，为了避开联军肆虐的空袭，即使是首相出行，司机也照例不开车灯，摸黑穿过了武术山崖，在21日凌晨2点到达大榆洞。
2个小时后，彭德怀在朝鲜副首相朴宪永的陪同下，从新义州抵达了大榆洞。
第四节 战争之王
要在支持或反对这个计划之间做出选择是十分棘手的，任何一种选择都具有危险性：一方面是失去朝鲜人的信心，并引起国会和舆论界的愤怒；另一方面是失去我们在联合国中的多数和支持。经过国务院煞费苦心的考虑……我们终于支持了这个决议案。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热切地希望并相信，中国人会拒绝这个决议（他们果然是这样的），从而我们的盟国会回到比较清醒的立场（他们也果然是这样的），并追随我们把中国人作为侵略者进行谴责。
—迪安·艾奇逊
2012年6月18日，大国云集，G20峰会在墨西哥召开。由于在国际经济、政治中占据主导性地位，峰会的实际主角是中国和美国，在一些西方经济学家的理论体系中，中国和美国已经被合称为“中美国”（Chimerica），甚至将G20会议称为G2。
为了便于领导人合影时站位排序，细心的主办方在地面贴上了国旗标签，用于标示各国领导人所站的位置。风云际会，曲终人散，散会后，当奥巴马等各国首脑忙于利用这几分钟见缝插针地展开外交，只有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弯腰拾起中国国旗贴纸，将它细心抚平、收好，免遭践踏。
这个细节被世界各国媒体细心地捕捉到，并呈现在各国人民面前。
香港《凤凰周刊杂志》主编师永刚称赞道：“参加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的各国领导人集体合影后，主席弯腰从地板上捡起中国国旗贴纸。这个细节秒杀了无数外媒版面。”
人们都说：“这一弯腰让中国人的腰更直了。”
“胡锦涛主席拾起的不仅是国旗，还有中国人的心。”
生长在中国经济腾飞期的年轻人或许难以想象，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将五星红旗高高升起，拾起被列强夺走的民族尊严，他们的先辈曾付出多少努力和血泪。
比起21世纪在国际政治中的游刃有余，20世纪50年代时的新中国就像一个初来乍到的插班生，在完全陌生的环境里，经受着陌生同学怀疑、好奇甚至歧视的冷眼。
而当时的美国，则是一位呼风唤雨的班长，俨然有王者之风，在四处兜售美式民主的同时，也为诸多国家带去了战争和苦难。在联合国的会议厅中，这位战争之王总是能使自己的作战方案得以通过。
早在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就正式向全世界宣示了“杜鲁门主义”：美国有领导“自由世界”、援助一切国家“复兴”的使命，美国应把权益扩展到全世界，要将世界一切反共力量集结起来，要干涉世界上任何角落的共产主义，包括可能被怀疑为共产主义性质的国内革命。
同年7月，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了一篇署名“X”的重量级政论文章。这篇题为《苏联行为的根源》的政论，其作者是美国前驻苏联使馆参赞乔治·凯南，一位迅速蹿升的美国政坛新星。文章的主旨是对杜鲁门主义的具体阐释：共产主义已经成为一种宗教信仰，哪里的人们要求改革，它就会在哪里生根发芽，人们一旦信仰了它，就不可能彻底消除—但它是可以遏制的，是可以把它局限在已经着了迷的国家的国界之内的。
这篇文章被杜鲁门视为“杜鲁门主义”的生动注解。事实上，美国政府也正是这样做的：在中国，杜鲁门政府全力扶持蒋介石政权；在朝鲜，美国政府镇压南朝鲜劳动党。
1949年，新中国成立，杜鲁门扶蒋反共的策略破产。原本踌躇满志的美国突然惊觉，与之隔岸对峙的，是两个庞大的共产主义国家：刚成功研制原子弹的苏联，和突然崛起的新中国，而这两个国家刚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共产主义阵营在一夜之间几乎覆盖了全亚洲。
于是，在1950年4月12日，杜鲁门和其幕僚起草了《美国国家安全的目标和计划》（即大名鼎鼎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们成功绕开了国会的重重阻碍，使之顺利获批。这个文件标志着杜鲁门的世界战略的全面形成，成为此后几十年美国执行世界战略计划的理论基石，时任国务卿艾奇逊称其为“我国历史上的伟大政策方针之一”。
第68号文件对国际形势作了如下判定：两次世界大战后分别爆发了两次剧烈的革命，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世界逐步形成了美、苏两个中心，成为敌对的两极，它们都拥有核武器，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长期共存必将导致持续对立和冲突。而现在中国已被共产主义所控制，如果任其控制地区再有显著的扩大，那么就有可能联合那些不足以对抗他们的力量，世界将陷入严重危险。因此，美国只追求遏制共产主义的目标是不够的，必须担当起领导“自由世界”的责任。而美国最需要做的，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全速加强西方防务。
杜鲁门主义的确立，意味着美国已走上全球战略扩张之路。美国的保守派政治家普遍对此表现出忧虑，曾任副总统、商业部长的华莱士即因反对冷战政策而辞职。
坚决反共的魏德迈也不赞成杜鲁门的遏制政策，因为“遏阻会导致愚蠢的军事行动，因为对方可以在其卫星国的边界上进行侵略性挑衅，用他的丙级队对付我们的甲级队，把美国弄得筋疲力尽”。
事实上，魏德迈的预言相当精确，在中国参战之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就明确坦言：朝鲜战争中的“主要麻烦”在于，我们是在和一个错误的敌人打仗，我们打的是乙级队，而真正的敌人是苏联。
著名政论家沃尔特·李普曼的预言同样准确。他说：“哪里出现共产党的侵略迹象，（美国）就在哪里进行坚定不移的反击，必会被迫支持这些地区的傀儡并付出难以估量的代价，但（美国）最后一定会摆脱各个傀儡，这无异承认失败，丧失面子”。当美国政府在与李承晚政权纠葛不清，常常因为李承晚的擅自行动而全面陷入国际舆论的被动时，其情状与李普曼的预料何其相似。
朝鲜战争共历时三年，在其中两年多的时间，战争双方都处于“边打边谈”的状态。除了在朝鲜半岛上的激烈交锋，中、美、苏等国家以联合国为战场，进行了同样激烈的外交战争。
一些大国忧心忡忡，它们在尝试调停战争。
作为欧洲和亚洲的大国，英国与印度在志愿军入朝参战之后就介入了中美两国的斡旋。为了防止战争进一步扩大，英国和印度做了大量调停工作，英国负责联系盟友美国，而印度则与近邻中国磋商。
潘尼迦，曾任印度驻中华民国大使、印度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大使，是中印关系史上的标志性人物。
潘尼迦是牛津高材生，获得律师资格之后回到印度，当过大学教师，做过时报编辑，还曾给印度王子担任过私人秘书。1948年，他来到邻国中国，当了4年驻中国大使。
1949年，蒋介石溃逃，并通知各国使节迁往广州，但潘尼迦拒绝转移，以示尼赫鲁政府对新中国的支持。
潘尼迦在任期间，印度在较长时期内都奉行中印友好政策，印度反对“两个中国”，在朝鲜战争期间支持中国，也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
1950年11月23日，在北京，印度大使潘尼迦将英国的停火建议转达给了中国外交部，希望中美双方能举行一次和谈。
在中国高层会议的内部报告中，印度和英国的建议被认为是“政治试探和政治欺骗”，因为此时美军形如困兽，正在疯狂进攻，所以不排除是美国试图通过英国的斡旋来获得喘息机会。中国十分清楚，自己并非发动战争的一方，和平才是志愿军所求。所以北京并未直接拒绝这个提案，而是将台湾问题摆上谈判桌，要求一并解决朝鲜和台湾问题。
事实上，虽然举行停火谈判在客观上确实能给新败的美国以喘息之机，但美国在1950年底寻求谈判的主要原因，其实是察觉到战争有扩大化趋势，原本设定的“有限战争”方略即将破产，极有可能会被迫在亚洲陷入长期战争，消耗极大国力，而直到此时，美军在战场上连苏军的面都没碰到。对于始终将战略重心放在欧洲的美国而言，这无异于顺应了斯大林的消耗战术，使自己在东西方对峙中陷于极大被动。
因此，不得不寻求停火却无论如何不能先低头的美国发出了使用原子弹的核威胁。心知肚明的英国政府为美国制造了发声机会，于1950年12月4日促成了英国首相艾德礼与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华盛顿会谈，美国得以体面地提出谈判要求。
在这一阶段的试探性博弈中，作为50年代东西方阵营的两个大国，中美两国还没有直接对话的平台。通过第三方的斡旋，中美两国的隔空对话在一开始就激烈异常。
美国不愿退让。无论是出于世界头号强国的骄傲，还是对现代化战争的自信，美国都不愿把谈判条件降低，而且在发出谈判信息之前，美国已充分利用联合国游戏规则，挖好了一个个或明或暗的陷阱，使中国难以避免地进入圈套。例如，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写道，“如果‘联合国军’出于军事考虑而不得不撤出朝鲜，则联合国必须宣布中国为侵略国家，并运用一切可能的政治和经济措施制裁中国。”
与此同时，中国代表伍修权在纽约与英国、瑞典等国代表会晤后，也及时向北京的周恩来致电报告了联合国的复杂情况。周恩来于12月7日凌晨分别向伍修权和莫斯科回电，说明了“联合国秘书长、印度、英国、瑞典等国代表不断试探中国停火的条件”这一情况，准备通过伍修权向联合国提出五个停火条件，并希望在当日得到苏联政府答复：
1．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
2．美国军队撤出台湾海峡和台湾岛。
3．朝鲜问题应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
4．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联合国并从联合国逐出蒋介石的代表。
5．召集四大国外长会议准备对日和约。
斯大林很快发来了回电。当晚莫斯科时间8时40分，苏联的意见就到了周恩来手中：
“我们完全同意您提出的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我们认为，不满足这些条件，军事行动就不能停止。此外，我们认为，对这三个国家（印度，英国，瑞典）的代表不能过于坦诚和过早地亮出自己的底牌，他们其实是美国的探路人。我们考虑，在汉城未解放之前，还不是中国亮出自己全部底牌的时候”。斯大林还建议，中国只需表明希望尽快结束战争的态度，同时要求联合国和美国首先提出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
“这个电报表明，斯大林的意见‘与主席考虑相合，拖而不摊为上策’”—周恩来马上将苏联的态度告知了思虑已久的毛泽东。
至此，中苏双方已对谈判达成一致态度。12月8日，周恩来电告伍修权和乔冠华，明确指示他们：“关于谈判问题，你们仍应采取他急我不急的态度，不给他们以侦查的机会，不向他们过早摊牌。”
可是，此时在战场和联合国都占据了一定先机和主动的中国，却浑然不觉走进了一场极为严峻的政治危机。
在前一天，即12月7日下午，印度大使潘尼迦向中国转交了一份备忘录。
这份由十三个亚非国家联合提出的议案，就是著名的“十三国提案”。由印度牵头，十三个中立国家提议举行大会讨论朝鲜停战问题，中国作为全权参加者，在大会上宣布愿以谈判方式解决冲突并保证不越过三八线。
十三国提案引起了中方的不满和严正拒绝。
中国副外长章汉夫对潘尼迦表示，不能满足“保证不越过三八线”的要求，坚持应由朝鲜人民军来解放平壤。而印度政府则反复强调，十三国并不怀疑中国志愿军的力量，但希望中国政府能郑重考虑政治协商，一味追求军事解决只能延缓和平，即使美军被赶出朝鲜，依然能从日本起飞，对朝鲜进行轰炸。为了打消中方疑虑，潘尼迦最后说，这一建议是非欧洲国家第一次联合起来提出的，不能被认为是支持美国的。这是一个对中国有利的举动，如果中国能宣布不越过三八线的话，则将获得这些国家的欢迎和道义上的支持。
次日，印度参赞考尔趁热打铁，阐明了形势的紧迫，并澄清了十三国的动机。可以看出，印度为了消除中国的疑虑，已做得足够细致周详。考尔对中国的亚洲司副司长陈家康反复劝说，声明十三国提案并非为了支持美国，而是亚洲国家的第一次联合提议，因此，如果同意此提案，将十分有利于获得道义上的胜利—而美国之所以大力兜售其六国提案，无非也是为了占据道义制高点。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中国接受十三国提案，美国所支持的六国提案就自然而然会遭遇流产。
出乎印度意料的是，考尔的观点遭到了中国方面的激烈反对。陈家康当面质疑，“十三个提案国为什么不公开反对美帝侵略？为什么不发表宣言要求美国撤军？为什么在美军越过三八线时不发表宣言反对？”
考尔表现出了极大诚意，并坦陈，在军事上占优时进行谈判并不是政治上的软弱，反而是好时机，希望能尽快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促成谈判，赢得世界各国支持。
但是，印度的愿望并未及时实现。直到12月12日与苏联达成共识后，周恩来才得以会见潘尼迦。短暂的交谈并未达成实质性共识，而在翌日，周恩来电告伍修权、乔冠华，对于十三国提案，中国的态度是“停战不是骗局，是要真正能结束朝鲜战事。这样就必须要美国表明其对停战条件的意见”。
中国的态度异常强硬坚决，使后来的历史研究者们对此评价不一，众说纷纭。
在战后的历史学研究中，众多学者都认为，十三国提案的提出，其实是中国接受停火谈判要求的最佳时机，如果当时中国同意谈判，则可避免第四、第五次战役所带来的重大伤亡，不至于陷于战争泥潭长达三年之久。
但历史是没有如果的。鉴于在朝鲜战争之前，中国在参与联合国事务时每每不能获得应有权益，而熟谙国际规则的美国，却往往是花样繁多的联合国提案的受益者，更何况，美国正在节节败退，中国的举国上下都盛行速胜论，希望毕其功于一役，所以，中国实在难以不将联合国的停火协议看作美国的缓兵之计。
战场与政局，这两个瞬息万变的未知因素构成了一个难解的二元一次方程。不仅对于初登国际舞台的中国而言十分难解，同样使美国费尽思量。
云山战役和长津湖战役的溃败，使一度过分乐观的美国迅速冷静下来，及时意识到远东战略破产、长期陷于亚洲泥潭的危险，并开始将停火方案摆上议事桌。在从前两次战役的慌乱中迅速恢复之后，稳住阵脚的美方及时重新评估了中国军力，1950年12月8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雷根据前方最新汇报得出结论：“靠目前的兵力和正常轮换，完全可以在朝鲜守住，‘至少不必被迫进行谈判’了”。
于是，美国的态度马上发生180°转变，虽然在外交措辞方面一如既往地模棱两可，但此时已显得底气十足。当天，美国的态度已由此前的“在尽量体面的条件下进行和谈”，转为向印度代表表明“美国并没有提出停火建议，也没有要任何人提出此项建议。不过，倘若有人提出，美国将予以考虑，只是不得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美国并未久等。翌日，与美国关系紧密的菲律宾就将十三国提案交给了美国驻联合国副代表格罗斯。
老练的美国政府并未急于表态。11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上，杜鲁门政府对提案条分缕析，国防部长马歇尔指出，停火意味着空中侦察的停止，进而会导致美国海军撤退，无异于帮助中朝军队增强地面攻势，接受十三国提案将极为不利。但是，如果断然拒绝提案，美国即使不被国际社会视为侵略者，也将道义大亏，被看作好战的战争发起者。经过艰难权衡，美国愿意在不得附有政治条件的前提下接受该方案—由于担忧国会的责难，杜鲁门甚至决定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中美两个主角均已表态，联合国大会紧急召开会议，并以52票赞同、5票反对、1票弃权，通过了略有调整的十三国提案，同时由联大主席安迪让、印度代表劳和加拿大代表皮尔逊组成三人停火委员会。
印度参赞考尔再次与中国代表会面。12月14日下午，他先是向中国通报了联合国决议，剖析了目前形势对中国的有利之处，希望中国尽快接受提案。这次，中国代表没有对提案表示反对，但陈家康坚持强调，应由美国先对提案表态，而非中国。
中方的坚持使印度极为忧虑。考尔诚恳地向中方言明，一方面，印度会继续向美国施压，但另一方面，如果中国不及时表态，坐失良机，则很可能在国际社会陷入极大被动。
考尔的忧虑很快得到了应验。
中国已决心与美国硬碰硬。当天，周恩来就指示伍修权和乔冠华，将12月16日的记者招待会发言稿进行修改，重点是“揭露美国赞成在朝鲜先停火再和谈的诡计”，而伍、乔二人一待招待会结束，就即刻回国。15日，潘尼迦再见章汉夫，一番劝说，依然无法与中国达成共识。
在彻底拒绝联合国决议后，12月17日的《人民日报》刊文指责联合国，认为十三国提案是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服务，助其喘息。22日，周恩来在公开声明中全面批驳联合国提案，号召亚非国家抛弃“三人停火委员会”，并批评了先停战后谈判的想法。
中方的态度强硬如斯，很大程度上是由当时的战场局势决定的。前两次战役的大胜，使志愿军的既定目标发生改变，希望继续扩大战果，打过三八线，实现“速胜”。但实际上，由于没有制空权，补给极为困难，两次战役之后，志愿军减员已逾10万（冻伤超过5万），且补给已经明显跟不上日益拉长的战线。
因此，彭德怀、聂荣臻、周恩来均希望能暂缓攻势，进行休整。但毛泽东出于多方考虑，仍在12月13日回电彭德怀，指示志愿军必须打过三八线。
前线的彭德怀对战局深怀忧虑。
12月19日，他致电毛泽东，表示“已遵示越过三八线作战，如无意外变故，打败仗是不会有的，但攻击受阻或胜利不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22日，彭德怀又向中央转去副司令邓华的信，指出，第三次战役估计不会有太大胜果，建议转为长期对峙。
至此，毛泽东也意识到补给问题的严重性。21日回电彭德怀，承认彭对敌情的估计正确，因此“必须做长期打算”，也同意“如进攻不顺利则适时收兵，到适当地点休整再战”。
但是，中方此时的休整，根本目的还是在于扩大战场优势，为获得全胜、将联军赶出朝鲜奠定基础，而非为了立即停火。
在这样的背景下，12月31日，爆发了激烈的第三次战役。
1月4日，与中国在联合国的强硬态度相呼应，志愿军攻克了汉城，国际局势再度骤然升温。
联合国大会召开紧急会议，1月11日，皮尔逊代表三人委员会提出了关于解决朝鲜问题基本原则的“补充报告”。包括五项原则性建议：立即实现停火；举行一次政治会议以恢复和平；外国部队分阶段撤出朝鲜，并安排朝鲜人民进行选举；为统一和管理朝鲜做出安排；停火之后召开一次由英美苏和中国参加的会议，以解决远东问题，其中包括台湾的地位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客观而言，这五项原则对中国更为有利，而且已经过美国明确表态，内容也与12月22日周恩来提出的要求几乎一致。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美国竟然同意了这个报告。五项原则显然违背了美国“不接受带有不体面条件的停战安排”的原则，但为何能被美国所接受？
表面看来，战争之王退让了。
但实际上，杜鲁门政府出人意料地接受五项原则，根本是一场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豪赌。
国务卿艾奇逊在回忆录中详细描述了美国的决策过程。
“要在支持或反对这个计划之间做出选择是十分棘手的，任何一种选择都具有危险性：一方面是失去朝鲜人的信心，并引起国会和舆论界的愤怒；另一方面是失去我们在联合国中的多数和支持。经过国务院煞费苦心的考虑……我们终于支持了这个决议案。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热切地希望并相信，中国人会拒绝这个决议（他们果然是这样的），从而我们的盟国会回到比较清醒的立场（他们也果然是这样的），并追随我们把中国人作为侵略者进行谴责。”
在美国两党的冲突已趋白热化的当时，民主党政府早已被国内的政治和舆论压力弄得透不过气，但巨大的国际压力又使他们无路可退，杜鲁门和艾奇逊索性兵行险招，他们依据中国一贯的强硬态度做出判断，竟然同意了联合国五项原则，所冒的风险不言而喻。共和党领袖塔夫脱称这个决议是“美国曾经同意过的最彻底的投降”。报刊和两党议员纷纷责难艾奇逊，要他引咎辞职。
但是，“值得庆幸的是，这场风暴很快就自己吹过去了。1月11日提出、13日通过的决议案，在四天之后被中国人拒绝了”。艾奇逊终于长出了一口气。
精疲力竭的杜鲁门和艾奇逊仿佛是在海难中挣扎许久的船员，在惊涛骇浪和狂风骤雨的摧残下几近绝望，却在最后一刻看到了刺破云端的阳光。
谢天谢地，中国人果然拒绝了提案。
1月17日，周恩来致电政治委员会主席，重申中国政府主张，明确表示不同意该决议“先停战后谈判”的原则。为此，潘尼迦解释，这只是“先在原则上同意停战，然后再谈判中具体规定停战条件以结束战事”。
但中国仍坚持“先谈判后停战”。
潘尼迦依然苦劝不已，“中国不应首先表示反对联合国的决议，然后提出自己的意见，而应该首先表示原则上接受联合国的决议，随后再提出修正方案，如此就有了回旋余地”。
英国也出言相劝，指出美国出尔反尔的代价太大，一旦提案在联合国大会获得通过，美国再想发动进攻绝非易事。
中国的另一个反对理由是，中国没有参加决议的讨论。潘尼迦解释说，这个建议是“提请中国考虑的谈判基础，如果中国同意则正式协商”。既然中朝军队和“联合国军”是正在交兵的双方，联合国当然不可能将中国当作成员，先行征求其意见，再提出建议。
对此，中国做出了适当让步，但仍以获取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为第一要务。周恩来对潘尼迦说：“这是一个形式上的问题，我们没有把联合国看为作战一方。问题是中国在联合国应有合法地位，而这种合法地位至今未得到承认，因此我们随时要提醒这一点。”
为了说服中国同意五点方案，潘尼迦甚至透露“美国是同意这一建议的，但却是非常勉强地同意的。据印度政府的了解，美国政府之所以同意这一建议，是因为它预料中国政府会拒绝这一建议”。
但潘尼迦和英国大使始终难以和中国代表达成一致。
杜鲁门和艾奇逊以退为进的豪赌，终于为他们赢得了在国际社会的全面主动。“1月17日，正当艾奇逊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遭受抨击而一脸沮丧的时候，忽然有人递给他一张纸条，艾奇逊看后如释重负，立即显得神态自若—纸条上写着：中国拒绝了五点方案。”
紧跟着，美国的一连串政治攻势接踵而至。美国迅疾展示了其在国际斗争中的执行力。
1月17日，美国代表奥斯汀在政治委员会发表长篇讲话，指责中国“接连三次拒绝国际社会的和平努力，蔑视联合国的和平诚意，并驳斥中国所谓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要求是有意让中国军队留在那里，因为志愿军可以归入朝鲜军队的序列。并指责中国为侵略者，呼吁政治委员会应立即研究并提出制裁侵略者的建议”。
20日、24日，美国众议院、参议院先后通过决议，要求联合国立即宣布共产党中国为对朝鲜的侵略者。
甚至一向倾向于承认新中国的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英国也公开表态“同意谴责中国支持侵略者的干涉行为”。
这时，为了亡羊补牢，争取国际舆论，中国在1月22日紧急提出了一个修正方案，表示可以先商定有限期的停火，其次，必须保证中国的联合国合法地位。
然而，时机稍纵即逝，周恩来的努力淹没在美国一连串的外交和军事行动中。1月24日，为了挽回僵局，十二个亚非国家联名向联合国大会提议，建议由美、埃及、苏联、印度和中国召开会议，以便中国作出澄清和补充。但此时的美国既已取得先机，就不会再给中国任何机会。1月30日，提案被否决。
2月1日，如美国所愿，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认定中国政府“在朝鲜从事侵略”。
与此同时，在朝鲜战场上，新任第八集团军司令官李奇微已在重新分析、评估战局后，得出了全新结论。他认为，前两次战役的溃败，只是造成了美军士气低落，情况远远不是原先估计的那样，美军是不会被志愿军直接赶下海的；而志愿军的补给不足，也使其只能维持“礼拜攻势”。美军且退且休整，虽然在第三次战役中，由于一线韩军的溃败，导致李奇微拱手让出汉城，但美军的大规模反击已在此时开始了。
中国拒绝联合国停火议案之后，1月25日，经过试探性进攻之后，美军的全面反击发动了。在强悍的空中优势辅助下，所有地面部队、炮兵、坦克部队（25万人）全面北进，彻底关上了谈判大门。
在战争初期尝到苦头的美军，此刻显得格外冷静果敢；而充分意识到战争艰难性的中方也在不断调整军事与外交策略。美方的海空优势明显，中方则拥有地面优势，在第五次战役后，中朝联军一度越过三八线，消灭敌军几个师，但并未实现“粉碎敌人计划，夺回主动权”的战略目标，提前结束战斗。“联合国军”于5月20日全线反击，虽然使中朝军队北撤，但同样无法更进一步。最后，双方终于在三八线两边形成均势，均未再发动大规模进攻。
至此，双方均明白了，均势已成，军事手段已不能解决朝鲜问题，转为开始寻求停火谈判。
主战的金日成也意识到局势艰难。在中国的劝说下，金日成于6月3日赴北京，接受了毛泽东的停战主张，并和高岗于6月10日赴莫斯科，与斯大林确立了停战方针。最后，斯大林于6月13日致电北京，同意停战。
一旦确定了停火方略，中国的谈判策略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毛泽东建议由苏联政府出面，在联合国提出停火与调解；同时不再坚持强调获得联合国席位和解决台湾问题。
回顾中美两国在联合国的决策过程，可以发现，两国均在不同时期陷入过困境，甚至做出一些误判。美国的重大战略失误主要发生在战争前期，中国的失误学术界有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集中在中期，由于缺乏外交知识和国际斗争经验，新中国面对几项联合国提案时曾一度陷入被动。
作为国际社会的新生，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确实缴纳了一笔昂贵的学费；也正是在朝鲜战争中，通过长逾两年的漫长谈判，中国积累了丰富的外交经验，培养了大批优秀外交官，为新中国的外交史写下了凝重而长远的第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