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大炮的辩论
在一千八百年前的三国时期，志在混一宇内的枭雄曹操试图在长江流域封锁敌人，他将巨大的战舰用铁索串连，形成了一条几乎遮蔽长江的巨型“锁链”。
1951年，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杜勒斯提出了“岛链”概念。
在宽广的太平洋上，美国先后划出了三条岛链。第一条北起日本
群岛、琉球群岛，中接台湾岛，南至菲律宾群岛、大巽他群岛的链形岛屿带。
正是为了铸造这条岛链，美国不惜“让飞机大炮去辩论”，强行延缓了朝鲜停战谈判进程。
杜鲁门的锁链不是用战舰构成，他使用的材料是国家和岛屿。这条硕大无朋的岛链横亘在太平洋的波涛之间，将苏联、中国等东方社会主义大国与美国远远隔开，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几乎密不透风。
第一节 军警误入中立区
“显而易见，共产党人不想中断谈判。为了防止谈判破裂他们曾三次让步。但很显然，他们不想在停火线问题上做任何让步。”
—《纽约时报》，1951年8月12日
朝鲜战争发生之前，作为战败国，日本还在接受国际社会的制裁，为二战的罪行赎罪。
朝鲜战争结束之后，日本的面貌焕然一新。原本千疮百孔的经济枯木逢春已得到大大改善。甚至凭借这一时期的积累，日本飞速崛起，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几乎威胁到美国的宝座。
《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通称《旧金山和约》，1951年9月8日签订于美国旧金山，于1952年4月28日正式生效。
《旧金山和约》的签订，解决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领土和国际地位问题，美国为了促成该条约的签署，曾在朝鲜战争停火谈判中尽力拖延，以维持远东地区的紧张形势，直到此条约正式签订，才重启停火谈判。
根据条约，日本承认朝鲜半岛之独立，放弃台湾、澎湖、千岛群岛、库页岛、南沙群岛、西沙群岛等岛屿的主权。
二战战胜国中，有48个国家在条约上签了字。
在《旧金山和约》签订之后，日本成为美国的远东基地、兵工厂，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并于20世纪70年代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由于尚未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被美国等国排挤等，中国政府拒绝承认《旧金山和约》。
苏联、波兰及捷克因北方四岛的主权归属存在争执，也拒绝签字。
1952年，台湾与日本签订了《台湾与日本国间和平条约》，承认《旧金山和约》中关于台湾的条文内容。随着日本在1972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日本单方面宣布“台北和约已经失去意义”。
对于日本人民而言，《旧金山和约》的签订也是一种充满争议的历史性事件。2013年，日本政府将《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生效61周年的4月28日作为日本“主权恢复日”，并举行纪念仪式。此举引发了民间不少反对的声音，在美军大量驻扎、军民冲突频繁的冲绳县，条约签订的这一天被视为“屈辱日”。
无论如何，正是源于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坚决促成的这项条约，日本崛起了。
凭借这项签署于1951年9月8日的重要和约，日本暂时摆脱了各种纠缠已久的领土争端，成功将苏联势力清除出日本，并得到了美国的全力扶持，实现了双赢—“原定用于战争赔偿的850座工厂正式交还日本，其中有飞机制造厂314座、军火工厂131座、武器研究所25个。朝鲜战争期间，日本作为美国在远东的‘兵工厂’，为美军提供了大量武器弹药，价值1.1亿美元”。
实际上，美国政府全力以赴促成的对日和约，终于使其远东战略的最后一块拼图被嵌入图板。层层叠叠的岛链、防御圈不但锁住了社会主义阵营的东进路线，也给远东地区埋下了无休无止的冲突种子。
对于朝鲜战争停战谈判而言，正是由于美国为了抢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前，绕开苏联与中国签订《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如果朝鲜战争在此时结束，“美国就很难拒绝北京参加对日本的媾和，也无法说服其盟国同意继续在日本驻军和重新武装日本”。
于是，直到《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在9月8日完成签订，美国一直使用着各种策略，不遗余力地拖延着朝鲜战争停战谈判的步伐。
与之针锋相对的是，为了支援开城谈判，苏联也在同一时间发起了主张缔结五大国（美英苏法中）和平协定，以及禁止核武器条约的活动。
显而易见，五大国如果缔结了和平协定，也就是在实际上承认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并同意其加入联合国，有可能间接促成朝鲜和台湾问题的解决；而禁止核武器则显然是为了削弱美国对朝鲜战场的核威慑。
开城。
身份尴尬的白善烨一直处于煎熬中，他既担心美方罔顾韩方利益，与中朝妥协，又不得不忍受着龟兔赛跑式的等待：美军拥有最先进的通信车，能将谈判团的电文内容实时传输到华盛顿和东京的大屏幕上，信息往来极为便利；但正因为美方的迅捷，使他们不得不苦苦等待中朝方面：缺乏先进通信设备的中朝谈判代表每次向政府请示并得到批复，往往要耗费漫长的好几天时间。
令白善烨感到压抑的还不止于此。
谈判开始前，韩国外交部长卞荣泰曾向美方申明了韩国政府的五点立场：
1．中国志愿军应完全撤出朝鲜半岛，并保证不损害朝鲜非战斗人员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2．解除朝鲜傀儡武装；
3．联合国应采取措施防止第三国对朝鲜提供军事、财政及其他形式的援助；
4．与韩国问题有关的所有国际会议及活动必须有韩国正式代表参加；
5．维护韩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韩方摆明了立场，但随即就重重地碰了壁，而且是两次。
白善烨未承想到，韩国政府的立场不仅遭到中朝的反对，居然连“联合国军”方面也表示难以接受。
他不得不奋起力争。
首先，他向美方代表强烈抗议国号问题—所有文件上的“南朝鲜”必须改成“韩国”。
然后，他通过私交甚笃的勃克少将找到了乔埃中将，直率地告诉这位首席谈判代表：“我国政府立场与美国相差太远，作为韩国代表再继续参加下去，会让我很为难。”
乔埃难以置信地看着白善烨，感觉像被将了一军，这个当口，美方代表团正在与中朝唇枪舌剑，这个看起来十分不满的韩国军官似乎随时要撂挑子走人了。
但是，仅仅三天后，白善烨的皮球又被踢了回来。
总统李承晚在亲笔信中要求他与“联合国军”通力合作，继续完成谈判工作。
美方显然轻而易举地向韩国总统进行了有效施压。白善烨更加沮丧了，但凭借军人坚韧不拔的意志，他已下定决心，要将韩国政府的立场贯彻到底。
朝鲜古都—开城，位于三八线附近的松岳山旁。
从此，李奇微只要从东京飞往开城视察，就会被执着的白善烨缠住不放，他走到哪里，执着的白善烨就跟到哪里。无论如何，美方和韩方毕竟是同一战壕的盟友，至少在如何重新划定三八线的问题上，韩国政府与美方渐渐达成了一致。
经过漫长、反复的舌战，开城谈判终于有了第一次重要成果。7月26日，谈判通过了五项议程：
1．通过议程。
2．作为在朝鲜停止敌对行为的基本条件，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地区。
3．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包括监督停火休战条款实施机构的组成、权力与职司。
4．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
5．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
这些，就是双方接下来需要谈的、最重要的问题了。
为了达成这来之不易的协议，双方都表现出了足够诚意。“联合国军”代表团放弃了“探视敌方战俘营”的要求，中朝则未坚持提及“三八线”和“撤出外国军队”的条件。
在此期间，各种意外事件频发，使双方的神经都绷紧到了极致。首当其冲的是开炮事件。
7月16日，中朝方面提出公开抗议，谴责“联合国士兵从东侧丘陵地区对板门店分哨开炮射击。虽未造成损害，但这明显的违反了中立化协定”。
此时正值谈判出现实质性进展的关键时刻，联军马上展开了慎重调查。取证的结果是，当日在板门店附近确实听到了枪炮声，但区域恰好在中立区之外，因此难以追责。
中朝接受了联军的调查结果，并未深究。
7月20日，当联军谈判代表团到达板门店时，清晨的暴雨冲走了砂川上的木桥，阻碍了代表团前行。
于是，美方翻译涉过齐胸深的河水，找到了中朝的前哨卫兵，翌日早晨，桥被中朝方面修复。这件事同样引起了联军的疑虑和猜想：中朝方面不可能不知道桥被河水冲走，是否以此向联军暗示某种态度呢？例如拒绝接受前一天的某些提案。
无论如何，谈判依然继续进行。这座被修好的桥，后来被用于正式停战后的交换战俘，即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不归桥”，半个多世纪以来反复出现在各种电影、媒体图片中，成为朝鲜冲突的一个经典缩影。
“不归桥”刚刚修好，新的意外又发生了。7月21日，肯尼上校又收到了张春山的严重抗议，内容是“‘联合国军’的飞机在黄州和沙里院之间攻击了带有规定的白旗标志的代表团补给车队。”
肯尼还未及处理此事，南日就在正式谈判会上谴责了联军，且不容置辩地提出：“关于撤出外国军队的问题，双方要说的都已说完了，因此双方都需要再进行考虑的时间。我方要求休会4天。”
中朝方面的强硬态度，使联军代表十分担忧谈判破裂，但也绝无可能对中朝示弱。
于是，在乔埃勉强同意休会的同时，李奇微立即将中朝的态度视为谈判破裂的信号，在当天就下令第八集团军准备进行有限度的攻击，还命令第五空军做好准备，随时空袭平壤。
一时间，战火似乎又要重新炽烈燃烧起来。
至于导致这次冲突的起因，即联军袭击补给车事件，联军在调查后给出的解释是，“没有收到中朝方面关于补给纵队通行的任何事先通告”，因此将其定性为“这是不得已的事件”，拒绝承担责任。而且，为了防止中朝方面利用专用补给车运送其他军用、民用补给品，李奇微甚至训令乔埃：“再一次进行警告，未收到事前通告的纵队一经发现将会立即遭到攻击。”
在一系列波折之后，双方终于在7月25日复会，并在7月26日通过了前文所述的五项议程，为第一次谈判画上了完满句号。
议程的通过，在南朝鲜政府和民众中引发了反对浪潮。对于政府而言，南朝鲜代表提出的谈判条件不但未被中朝接受，甚至遭到了美方的搁置；对于南朝鲜民众而言，确立军事分界线、设置非军事区无疑会将朝鲜半岛永远分裂。于是，一种被美国放弃甚至出卖的观念开始蔓延。大量的美国公开史料都记载了当时发生在各地的大规模游行事件，南朝鲜民众在街头发表反对演说，“为了阻碍代表团往返于谈判会场，在道路上撒了很多障碍物”。而长袖善舞的李承晚更是以此为砝码，要求将南朝鲜军队增加10个师，“做到这一点，美军撤兵也行”。
无论如何，谈判总是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但是，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刚取得一次重大进展，谈判却旋即陷入僵局。一连串意外事件的突发，加上战场局势的反复变化，使谈判再次中断了。
第一件突发事件，源于中朝卫队的一次失误。
将战场主动权视为生命的李奇微有着猎犬般的敏锐嗅觉，在这位联军司令眼里，“这个谈判地点的气氛还是从未令人满意过”。很快，李奇微就又捕捉到了一次机会。
根据白善烨的回忆，“‘联合国军’方面也曾于8月4日以‘中国志愿军一个连的兵力出现在会场周边的中立地带’为由中断过和谈。8月4日的午饭后，我同代表团一行人在人参馆入口的台阶上休息。突然发现距我方300米处有一队肩扛着迫击炮和机关枪的中方武装人员经过”。
这些警卫人员隶属于中朝负责警卫开城地区的139师的1个连，他们在前往高丽洞广场集合开会的途中，不慎误入了离开城5公里之内的中立区会场。
从白善烨平和的记录文字中可以看出，这支警卫部队绝没有耀武扬威的威胁行为；但美方并未浪费掉这一良机，这件偶发事件就被当作把柄，被反复用于向中朝施压。
当天下午，乔埃中将就此事提请中朝代表团注意。鉴于对美方借题发挥的抗议手段已有充分领教，中朝代表团没有半分轻忽，先是立即上报志愿军、人民军联合司令部，然后再次严令所有警卫人员不得进入会场区，最后在8月5日清晨向美方通报了检查结果，并保证此类事件不再发生。
扯足顺风旗的美方不依不饶，当即宣布休会。“此事件获得满意解释和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的保证时，即准备继续谈判”，李奇微在致金日成、彭德怀的信中如是说道。而在他的回忆录中，这件事更是被描述得曲折离奇。
这支部队携带的既是枪又是60毫米追击炮，他们径直从我们的吉普车前穿过。在这以前，我曾中止过谈判，直到赤色分子答应使谈判地点周围实现非军事化我才恢复谈判。所以，这次事件是对协议的公然破坏。海军中将乔埃立即提出了抗议，但得到的答复是，违反协议的那支部队只不过是个宪兵连。要我们相信宪兵连必须配备机枪和60毫米追击炮进行巡逻，这未免也太荒唐了。因此，我立即广播了一份声明，指出：我已下令中止谈判，直到我们能达成一项有关非军事化的、令人满意的协议为止。
无论美方如何借机施压，这次事件毕竟是由中朝卫队的失误而起。毛泽东迅速做出批示：不管对方如何，只要是双方达成的协议，我们就要坚决执行，决不可轻言寡信。如有违反，只要是我方的责任，我们就应实事求是地承担并予以妥善解决。事关国际信誉，说话算数，这是新中国的外交风格，这样才能站得住脚，才能永远立于主动地位。
金、彭二人于8月6日向李奇微复信：“关于我方开城中立区的警卫部队违反协议误入会场区一事，我方首席代表已命令他的联络官张春山上校于5日晨9时30分通告你方代表团有关此次违协事件发生的经过，以及我方首席代表已再度命令开城中立区警卫部队负责人员切实注意警卫部队不得进入会场区的规定，并保证严格执行该项命令，以使这类事件不再发生。为了使我们的会议不致因这类偶发的枝节事件而受到阻碍，我们已再度命令开城中立区的我方警卫部队，严格遵守7月14日的协议，并保证不再发生违反协议的事件。”
可是，占据主动的李奇微仍不打算善罢甘休：“共产党人坚持了五天，最后，还是答应采取适当警卫措施，要我们恢复谈判。可是，我很快又获知，他们的英语广播报道的是‘请求’我们恢复谈判，而其日语广播用的却是‘要求’我们恢复谈判。于是，我宣布，我发觉他们的答复含糊其辞，因此拒绝授权恢复谈判。”
宣传用语本就是双方从各自立场出发所使用的“广告语”，无论中朝还是美韩，都会在宣传用语中维护本国利益。李奇微继续借题发挥，在8月7日的来电中继续拒绝恢复谈判。8月9日，金、彭再次复信，针对对方的过分要求严正指出：“除非对方有意制造事端作为终止停战谈判的借口，就不可能设想我们仍有不能履行协议的情况发生；如对方发生类似事件，我方也决不会不经过抗议、调查、协商解决等程序，便轻率中止谈判。”
李奇微锱铢必较，华盛顿则想见好就收。陆军参谋长柯林斯事后回忆说：“冷静地回顾停战谈判，可以注意到双方花了大量时间进行像孩子一样幼稚的对立。例如比旗子的高度等等，造成这种对立的原因是在共产党方面，而我方也受到他们刺激做出了类似的举动。这次事件，‘联合国军’方面的反应似乎就有些过度了，同以后发生的事故以及开枪事件相比，这次仅仅是士兵从眼前走过而已，一直纠结不停也不合适。”
至此，漫天要价的李奇微终于决定见好就收。乔埃于8月10日通知南日，说他“已奉命复会”。
中朝方面的诚恳态度令白善烨“相当意外”。事实上，白善烨对北朝鲜代表多少怀有一些敌对情绪，但对风度翩翩的中方代表倒是颇有好感。
在白善烨印象中，和谈恢复后，北朝鲜的几名代表一直表情冷淡如冰，南日自然是一如既往地板着雕塑般的脸，一支接一支地点燃、熄灭香烟，李相朝则更是沉默如铁石，只在当天谈判发生冷场时，突然冷冰冰地插问了一句“贵方就没有什么好说的吗？”就又陷入了无尽的沉默。
白善烨始终认为，与朝鲜代表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解方和邓华两位将军则显得从容大气、有礼有节。“中国式的微笑”使本就对朝鲜代表怀有复杂情感的白善烨愈发对中国军人青睐有加，他和美方代表都将解方视为中朝代表中的实权人物，为此，克雷奇少将还向精通汉语的白善烨学了几句中文问候语，每次进入会场，在落座开始“搏杀”之前，克雷奇总会向解方问好，解方则点头微笑。这两位将军也是停战谈判中仅有的两位互致问候的代表。
第二节 真实的谎言—军警姚庆祥遇害
谁能相信，在朝鲜战场上拥有绝对制空权的联军会对这架不明身份的飞机不闻不问，视而不见，任其飞过自己的阵地？
—I．F．斯通
经历了“误入会场中立区”事件后，不但该部队的指挥官受到纪律处分，无论志愿军还是人民军，中朝警卫部队都将中立区视为雷池，小心翼翼地绕道行走。
朝鲜战争已进入第二个年头，入秋。
8月19日是星期日。这天清晨，志愿军排长姚庆祥带领的一支9人警卫小分队正在山间巡逻。
18岁时，姚庆祥瞒着母亲参军，抗日打鬼子，如今已是军龄6年的老兵了。
初秋的朝鲜半岛寒意渐浓，警卫们行经之地又都是险峻、易于埋伏的崎岖山路。晨雾弥漫，姚庆祥和战友们沿着甑山洞、松谷里、钵山里山岭向东正常巡逻，行至松谷里和钵山里之间的山道时，影影绰绰的密林中突然人影攒动。
姚庆祥和战友们都端起了武器，他没忘记提醒战友，“不得在中立区进行敌对行动”，这是中美双方的协议。
正当姚庆祥布置战士们布防时，早已埋伏在密林中的三十多名枪手急速紧逼，根本没有发出任何威胁或警告，直接向中朝警卫部队开枪扫射。
电光石火的一瞬间，姚庆祥身形一晃，他发现自己的左腿已失去知觉，仿佛已不属于他。同时倒下的还有王仁元，其余战士不能开枪，只有陆续后撤。受伤较轻的王仁元忍痛匍匐，他越过了死亡的边界，在不远处的朝鲜老乡家幸运获救。
姚庆祥伤势较重，根本无法移动。战士葛文举不顾一切地跑到排长面前，试图背起排长撤退，但虚弱的姚庆祥冲他无力地摆摆手，“走，走，你快隐蔽起来……”
愤怒的泪水模糊了葛文举的视线，他抬起头，敌人已逼近到十几米远的坡下，面目清晰可见。
很快，小心翼翼的敌人就登上了高地西坡。紧握手枪的姚庆祥怒视对方，从始至终，他一枪未发，哪怕遇害身亡，也未给美方任何违背中立区协议的口实。
一名敌人走到姚庆祥跟前，冰冷的枪口贴上了他的额头。
两声刺耳的枪响，回荡在松谷里上空。
苍凉的灰色长空映在姚庆祥渐渐褪色的瞳孔中，他永远地躺倒在这片异国他乡的冻土之上。
在逃窜之前，敌人取走了姚庆祥的手枪、手表、钢笔、日记本和鞋子。
这就是震惊朝鲜半岛内外的枪杀中立区军事警察姚庆祥事件。
为了遵守中立区协议，中朝战士付出的是生命；而李奇微给出的，则是滴水不漏的辩解和外交辞令。
然而，此后不久，事情又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中国的一支警戒巡逻队在中立区遭到伏击，队长被打死。赤色分子坚决要求我们惩治肇事者并赔礼道歉。我方调查的结果表明：这次伏击确有其事，但开枪的部队着装杂乱，未戴钢盔，显然是不受“联合国军”控制的非正规游击部队。我们拒绝了赤色分子的要求。
直到多年后，在回忆录中，李奇微依然在撇清美方与韩军的关系。
美方的逻辑十分明确，伏击确有其事，但罪犯却不是身着军装的美军；中朝固然谨遵了中立区协议，而美军也并未破坏协议。这确实是一种巧妙而真实的谎言。
当天上午，在中朝方面的严肃要求之下，双方联络官赶到现场，在新闻记者代表目睹下进行调查。铁证如山，美方联络官无言以对。据此，中朝方面联络官向对方提出强烈抗议，并等待对方的答复。联合调查结束后，姚庆祥遗体被安放在代表团的驻地。
下午2时，谈判结束，李相朝、解方随即赶到姚庆祥遗体停放处致哀。李相朝向在场的中方人员说：“姚庆祥烈士为保卫和平谈判而牺牲，他永远活在我们朝鲜人民心中。”解方说：“姚排长为保卫世界和平献出了宝贵的青春，这一事件必将激励中国人民志愿军全体将士战胜敌人的决心。”
姚庆祥被害的消息传开，轰动古都，震惊半岛。代表团准备举行追悼会，并正式通知了美方。灵堂设在开城南门里高丽小学残存的教室里，灵堂两侧悬挂着两条大幅挽联，上联是“为保障对方安全反遭毒手”，下联是“向敌人讨还血债以慰英灵”。
一直隐于指挥部的李克农和乔冠华便衣简从，亲临灵堂悼唁。李克农看着灵堂的遗像、花圈、挽联，沉默了很长时间。在向烈士致以哀思后，回头向乔冠华说：“老乔，还是你想想，是否再写一副更醒目的挽联。”
同样愤懑的乔冠华明白老战友的意思：墙上的挽联虽然慷慨激昂，却没有揭穿敌人的用心。这位瘦削高大的才子紧锁眉头，走了几步，吟出一副挽联。
世人皆知李奇微，举国同悲姚庆祥。
灵堂虽然不大，但被各界人士、中朝代表团成员、开城中立区军事警察部队官兵，以及各国新闻记者挤得满满的。美方代表团也有几位工作人员到会，一直立于门外，没有进场。
追悼会由开城中立区军事警察部队、志愿军第47军139师政治委员袁福生报告姚庆祥烈士遇难经过，并介绍烈士生平事迹。与会者无不泪下。
姚庆祥牺牲后，朝鲜松古洞村的乡民坚定地和烈士站在一起，他们绝食一餐，以示抗议。在朝鲜开城善竹桥附近，立起了姚庆祥纪念碑。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也于1953年1月追认姚庆祥为一等功臣，并授予“和平战士”称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山东省抗美援朝分会于1954年10月25日在他的家乡修建了“姚庆祥烈士祠”。
虽然事实俱在，乔埃还是在8月21日复函说，根据他们的初步报告，不能证实中朝方面对于杀害姚庆祥一事的指控。当中朝代表再次抗议后，他又在22日表示：“‘联合国军’方面不能对游击队的活动和有关治安问题负责。”东京美军总部广播甚至说，姚庆祥之死“可能是北朝鲜或者南朝鲜非正规部队所为”。
在人类战争史上，没有哪场战争像朝鲜战争这样，边打边谈，旷日持久，总历时3年。复杂的大国关系变更、国内外形势影响、国际舆论压力，太多太快的形势变化，使谈判过程充满种种坎坷与波折。
姚庆祥遇害事件的余波尚未平息，新的事件又发生了。
8月22日夜晚，漆黑浓厚的云层忽然裂开了一个小口，一架美军轰炸机冲出夜色的掩盖，盘旋而至，4枚汽油弹轰然投下，冲天而起的火光将来凤庄映得如同白昼，随后是连续投下的12枚杀伤弹，其中3枚落于代表团住所西北约200米的山坡上。
敌机过后，李克农当即命令保护现场，要求美方立即到场，共同调查。22时35分，中朝方面联络官即以无线电话通知在汶山的美方联络官，促其速来开城进行现场调查。
1951年8月23日，双方联络官就美方轰炸朝中代表团驻地事件赴现场调查。
零时25分，美方联络官肯尼上校、穆莱上校来到案发现场。在小雨中，调查组清晰看到当场有6枚杀伤弹、3枚汽油弹投在代表团驻地附近，连南日乘坐的吉普车上都落了1块弹片，还有1枚汽油弹正好落在谈判会场通往对方代表团休息处的路上。
在查勘一个弹坑时，周围有弹片，弹坑中还存有弹翅，肯尼拾起弹片检查后说：“见过炸弹的人是不会相信这是炸弹，现在天黑，又下雨，天亮的时候我再回来看。”
“我们应该现在就进行详细的调查，现在调查有什么不好呢？既然下雨，这些证据就可能变色，也可能被雨水冲掉。我们可能要取一些油回去分析一下。”中朝联络官说。
“我等天亮后再来调查。”肯尼决不让步。
“我不愿失去时间。雨水可能冲去一些证据。”中朝方面联络官也坚持说。
“钢铁是不会被冲走的。”
“那么，油呢?”
“油是不会与水混合的。”
在中朝方面的坚持下，调查继续进行。
中朝联络官说：“面对美国飞机轰炸开城中立区的事实，你方还能抵赖吗？”
“你说飞机轰炸，谁看到了飞机?”
“我们面对如此大量的物证，这不是你方飞机所为是哪里来的？”
“既然飞机来了，你说飞机有几个发动机？”
“美机午夜临空，又夜黑如墨，怎么可能看清有几个发动机？”
现场调查毫无结果，肯尼答应第二天再来调查，然后返回美方驻地。但中朝联络官并未再次见到前来调查的肯尼，而是看到了美方抢先发表的“调查报告”。
李奇微曾详细描述了这次事件的经过：
刚过五天，在一个大雨瓢泼的深夜，中国人又要求我方联络官立即前去核实一架“联合国军”飞机轰炸中立区的事件。我方的首席联络官美空军上校安德鲁、肯尼及其助手陪同敌联络官前往遭受所谓轰炸的现场，并借助手电检查了证据。肯尼发现地上有一些像是由埋没的手榴弹大小的爆炸物炸成的小窟窿，还发现一些看上去像是飞机机体的金属碎片以及一个可能是飞机副油箱的扭曲变形的金属物体。然而，地上并没有弹坑，也没有烧焦的痕迹。如果使用过凝固汽油弹是会留下这种痕迹的。在赤色代表住所西北面的地上还发现一枚火箭的尾翼。总之，没有伤亡，没有损失，也没有烧焦的痕迹，有的只是曾经有一架飞机用着陆灯对准下方照射、“袭击”了该地区的谎言。“联合国军”的飞机没有到过这个地区，而且，对方所用的证据也实在不值一驳，根本不能作为抗议的凭据。可是，共产党代表却拒绝等天亮再作较深入的调查。他要我们马上“认罪”和道歉，企图向全世界表明“联合国军”的“罪行”。这一要求被我方拒绝。
美国作者I．F．斯通在《朝鲜战争内幕》一书中揭穿了李奇微的谎言。
这位敏锐而执着的记者从李奇微大段的叙述中找到了不少自相矛盾之处。美军东京司令部否认投弹飞机属于联军，只说“第五空军部队报告说，21点30分，雷达在开城西部观测到一架国籍不明的飞机”，但谁能相信，在朝鲜战场上拥有绝对制空权的联军会对这架不明身份的飞机不闻不问，视而不见，任其飞过自己的阵地？何况中朝飞机活动基本只局限于东北前沿和鸭绿江上空，根本没有能力在联军阵地进行挑衅。
更为自相矛盾的是，联军调查官员认为，开城现场的弹坑可能是由“共产党一架飞机投下小型凝固汽油弹或手榴弹”而造成的，如果真的如此，这架飞旋在联军阵地前沿上空的“共产党飞机”即使没被联军拦截，也必然会引起军部哗然，必须彻查清楚。
美军是否真的通过制造事端来拖延谈判？最关心这个问题的，是美国国内爱好和平的民众，以及杜鲁门的反对党们。一想到民主党政府可能利用战争作为政治筹码，凭借着一个又一个谎言，在增加军费、争取更多选票的同时，将更多无辜的美国士兵生命葬送在遥远的朝鲜半岛，记者们，尤其是斯通这样的左翼记者，就无法停止对真相的探寻。
“别忘了你们的立场。”弗兰克·A．艾伦准将在被纽约《先驱论坛报》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追问相关细节时，发出了这样的警告。
经过空袭事件后，缺乏防空手段的中朝代表团转变了驻扎方式。在邓华的劝说下，李克农、乔冠华和部分人马上转移到开城西北山沟里的双爆桥，其他成员也陆续迁往别处，有的住在青云洞，有的住在开城北郊中立区边缘的一个山顶草房里；电台的天线架在牛圈旁的树杈上，以保证新闻接收机及时收到世界各大通讯社的新闻，使代表团能掌握情况的变化和发展。这时的代表团，除了张春山、柴成文带着同对方通话的无线电报话机仍留开城以外，其余均已转移，实际上已无法正常工作和生活。他们像逐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一般，“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在接二连三的案件干扰下，谈判已经无法继续了。
8月23日，金日成、彭德怀向李奇微提出严重抗议，并宣布休会：
牺牲在你方武装人员的非法谋杀下的我方英勇战士姚庆祥排长的血迹未干，你方飞机竟又于8月22日夜10时20分非法侵入开城中立区会场区上空，以我方代表团住所为目标，施行轰炸和扫射，我方代表团虽愤慨填膺，但为使事件之真相大白于天下，并解除你方将事件之起因归咎于偶然性之一切借口，仍于8月22日夜10时35分通知你方派员进行调查。你方派来的联络官目睹你方飞机所投炸弹的弹坑、碎片及其为数小时前投掷的各种证据，亦只能哑口无言。其实纵使无你方联络官的共同调查，我们所持有的人证、物证业已充分证明你方无可抵赖的挑衅行为。
你们之所以敢于这样肆无忌惮地继续进行挑衅，就是因为你们错误地把我们争取和平的耐心当作一种示弱。你们以为无论如何我们是不会在这类问题上愿意使谈判破裂的，因此你们不惜初而射击板门店，再而谋杀我方军事警察，最后甚至想谋杀我方的代表。我们要告诉你，你这种想法是错了。诚然，我们的态度从来就是为谋取和平停战而持以极大忍耐的，但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而且我们更深知单是我们片面要求和平，和平总是不可得的。
你们在会外既如此肆无忌惮地进行挑衅，在会内又一贯坚持你们把军事分界线推进到我方阵地之内的狂妄主张，以拖延谈判的进行，因而你方对于停战谈判的诚意如何，实已昭然若揭。我们是希望你我双方的停战谈判能够顺利进行，并获得双方都能接受的公平合理协议的，但你方于谋杀我方军事警察之后，竟又以我方代表团为目标施行有目的的谋杀轰炸。这样的希望如何能够实现呢？因此我方代表团不能不从8月23日起宣告停会，以等待你对于你方这一严重的挑衅事件做负责的处理。
1951年8月，正是美国政府全力以赴争取签订对日和约的关键时期。为了拖延谈判，在杜鲁门和艾奇逊的支持下，李奇微和乔埃不遗余力。一边在8月18日发动“夏季攻势”，进一步扩大战争；一边在谈判桌周围不断生事。所以在李奇微总部发表了“调查报告”后，杜鲁门亲自出马发表声明支持李奇微，一唱一和。对于金、彭8月23日的严重抗议，李奇微竟索性把过去的所有事件一律推翻。他8月25日复信称：
这个最近添制的所谓“联合国军”方面造成的事件，是如此虚假透顶，如此荒谬绝伦，显然是为了你方自己值得怀疑的目的而制造的，其本身就不值一复。你方所举的“联合国军”蓄意破坏开城中立区及其他事件也不值一复。这些事件如果不是你方为了你方自己的宣传需要而制造出来的话，也已证明这是与我的控制下的任何部队或机构没有一丝一毫公开的或秘密的关系的非正规队伍的行动。
你方最近几次照会中说到所谓射击板门店事件，所谓“联合国军”队在8月19日进行伏击的事件，以及所谓8月22日星期三晚间的轰炸扫射事件这种说法已被毫无保留地斥为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恶毒谎言。
一旦谈判中断，美方的挑衅事件就一发而不可收拾，更加肆无忌惮。
8月29日凌晨2时50分，美军飞机飞临开城中立区低空盘旋，投下携带照明弹的降落伞，两枚照明弹燃烧着光焰。美方予以否认。
8月30日，中朝方面军事警察、人民军战士郑重男、杨显泽、张仁风3人在开城中立区以内炭洞里休息时，遭侵入中立区的南朝鲜部队10余人（均身着军服）的袭击，郑、杨、张3人被拖向对方阵地；行至开城至汶山间铁路附近小山上时，南朝鲜部队开枪杀死了杨显泽、张仁风，郑重男负重伤逃脱。
当中朝方面军事警察追击时，对方侵入开城中立区内的另一部分武装人员以机枪射击掩护南朝鲜部队沿铁路向东南方向撤退。
9月1日零时30分，美军飞机飞临开城上空，投掷两颗炸弹，并以机枪扫射。这两颗炸弹落在距冰库洞南日将军住所500米处。
违协事件不断升级，手段恶劣，一直发展到轰炸中朝方面首席代表的驻地。对每次事件，都要进行现场调查，提出抗议，而对方总是一味否认甚至反诬。有一次，平时口才极佳的乔冠华竟然气得说不出话，半晌才斥道：“无耻之尤!”
美方将中方的一切抗议，都归为“宣传战术”。李奇微说：
他们抓住我们的各种失误所进行的宣传，对他们是大有好处的，尤其在亚洲人之中进行这种宣传，他们所获得的好处就更大。我想，时至今日，我们的文武官员们总该有了前车之鉴，总该在思想上有所准备了。当然，我指的是这样的官员，即那些今后有可能不得不在谈判桌上听任敌人散布简直使人不堪忍受的长篇谎言与诽谤的官员。
我在远东司令部任职的最后一个时期，大部分时间所关心的主要是与共产党方面的谈判。这些谈判单调乏味，啰嗦重复，气氛沉闷，令人生厌和恼火。所以，我很快便对早日结束这场互相残杀的战争丧失了信心。设在汉山（临津江畔距板门店仅十四英里的一个小村庄）郊外一个苹果园内的基地兵营改建成了一座永久性的设施。那里有一个排球场，一个棒球场，几个掷蹄铁游戏场，甚至还有一个飞靶射击场，有一顶演电影的帐篷，一所社交俱乐部，还有几所分别供士兵、初级军官和高级军官用膳的食堂。新添了一个直升机简易机场和一顶供会议使用的帐篷。新闻记者安置在一列停在一英里之外铁路侧线上的“新闻列车”上。有时，人们觉得，这些设施大概会长年累月地使用下去。
美方的战略既然改变，谈判就只能变得遥遥无期了。于是，中朝代表团也相应进入了调整期。
一座座防空洞得以建起，防空窗帘挂在了住房的窗户上，体育器材也从国内运到了开城驻地。
在志愿军谈判代表团中，多数同志是从外交部等机关部门抽调而来的文职干部，即便经历过战争，也毫无作战经验，不会开枪，不会投弹。
以秘书处为例。“秘书处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人数众多，知识分子成堆，戴眼镜的不少。这两个特点是朝鲜停战谈判的性质决定的。其一，这是一场马拉松式的敌我谈判。美国人横生枝节，故而涉及的问题多，方面广。根据朝中双方高层的协议，志愿军方面还肩负谈判桌上的后援重任。远在国外，客地作业更是增加了我们的困难。没有充足的人力不足以担负这一繁重的任务。其次，这是一场军事和外交互为补充、交叉进行的斗争。文武结合要求众多的书生参加。这些书生，虽然文弱，不会打枪和扔手榴弹，却有钢铁般的意志。在代表团党委的坚强领导下，他们辛勤劳动，恪尽职守，做出贡献。”
既然要在前线长期驻扎，进行适当的军事技能训练就变得十分必要了。李克农组织大家按照班、排、连编组，练射击，练投弹，练紧急集合，练夜行军，实行军事管理，组织越野、爬山比赛。有一次，新闻组组长沈建图、警卫科侯科长和李克农的秘书凌青、新闻组工作人员段连城竟一口气爬上了松岳山的最高峰。
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军训之余，乔冠华会组织大家到古都开城附近观光览胜。既增广见闻，又缓解情绪，还能借机了解社会风貌，一举三得。乔冠华是国内第一流的才子，后成为蜚声国际的杰出外交家，他身材高瘦，敏捷奔放，那洒脱不羁、仰天大笑的表情，是中国外交史上的经典符号。
负责把关一切稿件的乔冠华还颇有李白遗风。据代表团成员杨冠群回忆：“他有自己特有的工作方式：猛吸着烟，昂首沉思，来回踱步，时而嘬口茅台，口述发言稿的内容。浦山则是伏案疾书，有时指出措辞上的修改意见。小稿草成后，由乔过目初步定稿。”(https://www.daowen.com)
作为谈判团的智囊、参谋，秘书处对瞬息万变、纷繁复杂的战局和政局做着抽丝剥茧的工作。杨冠群在回忆文章中记载了这样一次事件。
朝鲜停战谈判期间的乔冠华。
美军仰仗其空中优势，对北朝鲜进行狂轰滥炸，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更不能容忍的是，谈判伊始，美国飞机就把炸弹扔到了中立区里的朝中代表团的住地。对于这种公然的挑衅，中方做出了强烈的反应，指出这是蓄意破坏停战谈判。谈判被迫中断，事态稍平息后，秘书处的务虚会议上，众人分析，事件发生在谈判正进入实质性讨论之际。美方如要破坏谈判，方式很多，何必采取这一十分愚蠢的办法。再者，开城中立区划定前后，代表团住处附近多次有地方小飞机来投弹和扫射。有几次地面上还有特务释放信号弹策应，说明有些飞机是南朝鲜派来的，反映美韩大的一致下的小矛盾。我们抓住轰炸我代表团事，敲打美方，对我十分有利；但如始终咬定美方的意图就在破坏谈判，美方难以转圜。考虑中央关于促成朝鲜停战的大局，并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务虚会提出似乎可在宣传和来往信件的行文上适当克制，给美方一个台阶下。后来事态的发展正如所设想的，美方在其“夏季攻势”严重受挫的大背景下，不得不重新回到谈判桌旁。1951年又发生美机袭击事件，但事后美方承认，并表示“遗憾”，中方便不再坚持讨论恢复停战谈判的条件。谈判于中断63天后复会。
而由于停战谈判的特殊性，实际的领导者李克农、乔冠华是不在会场露面的，这就对秘书处的记录工作提出了艰巨要求。同时，由于谈判双方的敌对意识很强，常常陷入剧烈争吵，在谈判濒临破裂的阶段，代表们的发言往往十之八九是在争吵、骂人，秘书们就需要打起十二万分精神，像沙里淘金一样，不放过一星半点的蛛丝马迹，从铺天盖地的谩骂中敏锐捕捉到可能有用的只言片语。
当年轻的工作人员们还在为异国他乡秋冬季节的别样风情感到新奇不已时，深谙国际斗争残酷性的李克农和乔冠华已做好了持久战准备。
战地的物质条件是极为艰苦的。蚤虱肆虐自不待言，因为换洗不便、条件恶劣导致一个冬天不能洗澡也不是新鲜事。至于谈判初期的伙食只有罐头和干货、节假全无以致秘书们甚至忘了星期日，都被大家习以为常了。但谈判团成员们依然延续了革命时期的乐观情怀，他们自己种茄子、种萝卜，开展文体活动，自娱自乐。
实际上，谈判工作的艰巨性也有些超乎李克农想象，他和大多数团员一样，都没带御寒衣物。为此，热心快肠而才华横溢的乔冠华向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寄诗一首，向这位老战友催讨寒衣：
炳南仁兄左右：开城秋深矣，冬装尤未至，东北在咫尺，奈何非其事，既派特使来，何以不考虑？
吾人忍饥寒，公等等闲视，口惠实不至。
难道唯物论，堕落竟如此？
日日李奇微，夜夜乔埃事，虽然无结果，抗议复抗议。
苦哉新闻组，鸡鸣听消息，嗟我秘书处，一夜三坐起。
还有联络官，奔波板门店，直升飞机至，趋前握手见。
又有新闻记，日日得放屁，放屁如不臭，大家不满意。
记录虽闲了，抄写亦不易，如果错一字，误了国家事。
警卫更辛苦，跟来又跟去，万一有差错，脑壳就落地。
千万辛苦事，一一都过去，究竟为谁忙，4点75亿，遥念周总理，常怀毛主席，寄语有心人，应把冬衣寄。
第三节 范·弗里特弹药量
那就让飞机大炮去辩论吧。
—特纳·乔埃
1951年8月18日，几乎在姚庆祥事件发生的同时，美军悍然发动了猛烈的夏季攻势。
北汉江以东至东海岸狭长的防御线上，驻扎着朝鲜人民军第2、3、5军团。虽然人民军一直枕戈待旦，但美军的攻击规模还是超出了他们的预料。
在浪涛般的强大炮火辅助下，美军的3个师正面强攻人民军阵地。这样令人窒息的攻击足足持续了七天七夜。人民军终于在8月24日瓦解了敌人的攻势，随即发动反攻。
同样为期一周的反攻结束后，盘点战况，人民军第5、第2军团阵地被敌人突入了2至6公里，第3军团阵地则屹立未动。
这些在谈判期间发动的进攻，都被进行了严格的新闻管制。“直到昨天晚上，新闻审查机关才允许记者在报道中说除南朝鲜军队之外，其他国家的军队也投入了战斗。3周之前，在汉城的记者们被告知，军方不想让他们把美国军队介入攻击的消息告诉美国人民。因为攻击是在和谈之际进行的，所以这一消息不免要使国内公众震惊。”
在此期间，第八军司令部一直对国内宣称，这些攻击完全是由南朝鲜军队发动的、“有限制的进攻”。
以“范·弗里特弹药量”闻名遐迩的范·弗里特将军是一位作风彪悍的进攻型将领。在9月12日的记者会上，他的声明使他听起来就像是被迫发动战争的受害者，“我对和平的希望是根据联军的实力而言的。目前敌军伤亡惨重，冬季结束之前我们还要给敌人以更大的打击，这样他们就渴望和平了。不论他们在冬季是要发起进攻还是要固守，他们都将如饥似渴地期待和平”。
即使是在砌词，这位勇武的将军依然没能成功掩饰住他的高傲。
从9月9日起至14日，美军调整部署，转入重点进攻。美陆战第1师两个团、李承晚军第8师全部和第11师1个团共6个团的兵力，正面进攻人民军第3军团。敌军在猛烈炮火和航空兵配合下进犯，人民军第3军团的每一个阵地都遭受到7至8次的攻击，有的阵地甚至达18次，但美方均被击退；与此同时，人民军部队也利用可能的机会进行反击。
美军的夏季攻势持续了整整一个月。
当范·弗里特在朝鲜肆无忌惮地倾泻炮火，并以五倍于美军作战规定允许限额的弹药消耗量，实践着自己“唯火力制胜论”的信条，美军急速增加的伤亡人数引起了国内注意，范·弗里特不得不强忍着对批评家的怒火，耐着性子进行解释。
在发觉自己所谓的“攻打山头”并非一条有力的作战理由后，范·弗里特又找到了一条新的理由：“第八军迫切需要积极采取行动，以阻止僵局带来的可怕的软化过程……我不能容许我的部队软弱和涣散……这些战斗一方面削弱了共产党侵略者的力量，另一方面使联军成熟了……吸取了经验教训，学会了战斗的技能，第八军越来越成为战斗学校了。”
这条使范·弗里特颇为自得的理由，成了美国国内舆论、媒体责问军方的重要把柄。
“范·弗里特将军把战场上牺牲的士兵比作建造防海大堤的‘载入史册的英雄青年’，这一比喻可不怎么恰当。如果那些荷兰青年是范·弗里特，那么他们肯定会在大堤上捅几个洞以使防洪队员避免‘僵局带来的可怕的软化过程’。”媒体如是讽刺道。
9月14日以后，美军开始无限发动“有限制的进攻”，频率有增无减。每天，5个营左右的兵力会轮番向人民军阵地进攻，但收效甚微。从8月18日开始，直到9月18日结束的夏季攻势里，美军突入人民军阵地2至8公里，占领土地179平方公里，伤亡数字则达到78000人。
最典型的战例发生在9月初。在文登里东南3公里的851高地及其以南一线高地，美军再次发动“有限制的进攻”，企图夺取这一带的高地，以改善防御态势。经过1个多月的争夺，李承晚第1师、美军第2师和陆战第1师损失惨重。据美方报道，仅在一次争夺战中，死伤就超过1个营的四分之一，其中1个排在冲击中剩下13个人，当最后冲过人民军火力封锁地区的时候，只剩下3人了。
在这个地区战斗的美军士兵把851高地叫作“伤心岭”。在随后的“秋季攻势”中，美军第2师在航空兵配合下，又以50辆坦克发起了“结束伤心岭战事”的攻击。结果，正像美联社记述的“美军再次被手榴弹和步枪火力挡住了”，851高地岿然不动。
在1951年夏秋季节，美军的袭扰频率达到极致。
战略上的均势已经形成；出于政治需要，杜鲁门政府无论如何不愿在此刻熄灭战火；美军的空中优势又十分明显。这一切，使得美军抱着予取予求的心态，几乎是肆无忌惮地反复发起“有限制的进攻”。
美军地面部队的“夏季攻势”锋锐未减，空中的“绞杀战”也如火如荼。
进入夏季后，朝鲜的雨水渐渐丰盈起来；但一季的风调雨顺并未如愿来临，人们迎来的，是40年不遇的特大洪水。
这是朝鲜半岛的哭泣。但泪水无法浇灭战火，泛滥的洪水给志愿军和人民军的补给造成了实实在在的困难。
经过一年的营造，中国铁道兵已在朝鲜北方修筑起纵横交错的运输补给线，即使在美军高强度的轰炸之下，这条志愿军的生命线依然能迅速修整，重新运营。
李奇微曾和美军远东空军总司令斯特拉斯迈耶中将算过一笔账。
在朝鲜战场，美军飞机虽多达1600架，但朝鲜境内铁路约有1000多公里，公路万余公里，如果平均计算，每架飞机需轰炸1公里铁路、10公里公路。而在漫长曲折的朝鲜交通线上，志愿军已一共布置了4个铁道兵师、4个高射炮兵师，以及工程兵、警卫兵、兵站、游动哨、对空监视哨，后勤兵力达到22万，对交通线所做的警戒相当严密，即使是美军飞机也不敢轻易低飞袭击。
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即使铁路、桥梁被美军炸断，只要飞机一撤离，志愿军和人民军的后勤部队就会像工蚁一样冒出来，几小时之后，路桥就恢复如初了。
李奇微转而在地图上寻找关键路段。
在鸭绿江，共有三条铁路与中国接轨，分别始于西线的新义州、东线的满浦、中线的水丰电站。
李奇微和范·弗里特找到了关键点。
于是，从8月中旬起，在朝鲜半岛北部，整日浸泡在水渍中的中朝铁道兵们除了遭受暴雨袭击，还要随时防范敌机倾泻的炮弹。
这种被命名为“绞杀战”的凶狠空袭持续了整整十个月。
这期间，敌之各型飞机已由战争开始时的553架增加到1700余架，其中用于轰炸破坏中朝军队后方的过半。这些钢铁鹰隼有着明确的攻击目标：中朝军队集结地域、补给基地、公路和铁路桥梁、交通枢纽。
仅在北方新安州、价川、西浦三角地带铁路运输枢纽地区，美军平均日出动5批100余架次飞机集中轰炸；此三角地区几段仅长73公里的线路上，4个月共中弹38186枚—平均每两米中弹1枚。
为了寻求谈判，志愿军早已停止了主动进攻，将整体战略转为全面防御。于是，70%的高射炮兵被布置在了铁路运输线上，铁道兵、工兵就像一群工蚁，冒着倾盆而下的炮弹之雨，奔忙在燃烧的、近乎废墟的铁道线上，抢修路桥，分段倒运，将损失降到最低。
9月12日，随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进入朝鲜天空，美军轰炸机毫无顾忌地轰炸得以被遏制。直到1952年6月底，美军难有成效的“绞杀战”宣告结束。
美军也意识到，空袭并未取得理想效果，“在现代化装备同原始化人力对抗中，空军虽然大大削弱了敌人前线部队的进攻能力，但未能按预料那样彻底切断敌人的补给，对谈判和作战没起什么作用。”
美国从事战史研究的著名学者拉塞尔·韦格利教授曾对李奇微这段战略行动作了一番描绘，他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联合国军’司令部决意寻求决定性的胜利，那么唯一可用的方式就是跟中国和北朝鲜军展开激烈的歼灭战。这场歼灭战势必要求‘联合国军’付出极大的代价，从而使得这场努力与其说是‘胜利的’，还不如说是‘悲壮的’了。”
开城谈判之前，艾奇逊等人为找到谈判之门，急得“像一群猎狗那样到处去寻找线索”；但当谈判刚刚达成议程协议，马歇尔却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上埋怨说，“马立克的停战建议，已严重影响了美国的防御计划”。
这并非美国政府健忘。实际上，在艾奇逊一手炮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68）生效之后，美国政府正按照这位精明的国务卿制定的扩张攻略，按图索骥，利用朝鲜战争形成的紧张局势，“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扩充自由世界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
显然，开城停战谈判所引起的缓和气氛与此战略相悖。
此时，在所有政治因素中，对杜鲁门最为重要的是《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
新中国的建立并与苏联结盟，苏联掌握了原子弹技术，这两件事是杜鲁门最大的心病。为适应这一新的战略形势，杜鲁门和艾奇逊制定了新的战略扩张计划（NSC68号文件），巧妙绕开了反对党的层层阻挠，为军事扩张偷偷打开了一扇大门。
在远东重新武装日本成了当务之急。为此，美国不顾苏联的反对，不顾印度、缅甸等和平中立国家的拒绝，于4月单方面制定了对日和约草案，6月就策动吉田茂宣布“解除”对68900名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整肃；7月12日同英国政府公布对日和约修正草案；7月20日发出邀请，邀请49个国家的代表到旧金山参加对日和约的会议。杜勒斯的想法是不管苏联参加与否，对日媾和都势在必行，而且最好是苏联拒绝参加。
出乎预料的是，苏联竟于8月12日通知美国，决定参加旧金山对日和会，并且提出了一套方案。看来，苏联是决心要在会内同美国掰一掰手腕了。当时，英国政府虽然在美国的压力下基本接受了美国搞的对日和约草案，可是它对美国向东南亚的渗透一直抱抵制态度。就在当年3月间，英国政府为了讨论抵制美国向东南亚的渗透，还专门在伦敦召开过驻远东各地的使节会议。
在杜鲁门和艾奇逊看来，他们最需要的武器是“紧张”，只要国际局势是紧张的，和约就一定能通过，远东战略就能成功执行。
1951年9月5日，旧金山当地时间上午10时，对日和约第1次会议在艾奇逊以代理主席资格主持下开幕。
苏联代表首先发难：没有中国代表参加就不能讨论对日和约，应尊重中国人民的正义要求。在遭到美国拒绝后，接着，苏联代表又提出了修改和约草案的建议，这个建议同美国的主张针锋相对，其中包括：应该明确日本所放弃领土的归属问题；媾和后，全部占领军立即撤退；限制日本的军备；日本不得加入以任何原交战国为对象的军事同盟等等。
但美国拒绝讨论苏联的建议。
9月8日，签字仪式顺利完成。美国如愿以偿，把日本建成远东岛链的核心。
在美国国内，杜鲁门政府同样需要“紧张”。
国防部长马歇尔的防务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建设并维持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某种实力地位的军事力量”，并且“要大幅度提高美国工业和人力迅速进入充分动员的能力”。马歇尔主张创造能快速动员进行全力以赴的战争的工业和人力的基础。他说：“这是可使我们处于一种强有力地位的一步棋，从这种实力地位出发，我们就能够迅速达到需要走到哪一步就可以走到哪一步的那个程度。”
为了建立这种适应总动员的工业基础，马歇尔就像一个精明能干的大商人，他长袖善舞，寻求在可能范围内最大数量的供应商中分配当前急需的国防订货，以便“不仅尽快得到当前集结所需的物资，而且可以装备加设的工厂和装配线”。他想发展一个尽可能宽广的国防供应专家与力量的基础，以便能快速动员以进行另一场类似第二次世界大战规模的战争。
为了达到预想的战略规模，马歇尔还重提了他的普遍军训计划。1951年6月，受制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的国会勉强通过了普遍军训计划和兵役法。可是朝鲜停战谈判却不期而至，无法避免。于是，本应立即生效的选征兵役制度遭到搁置，从而延缓了普遍军训计划的实行。
这才是马歇尔为什么说马立克的停战建议“已严重影响美国防御计划”的缘由。
随着《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在9月8日签订，艾奇逊大功告成，远东岛链成型，国家防御计划得以继续，美国的扩张策略进入了全新时期。
于是，杜鲁门政府再也不用顶着国内外的停战压力，在战场上耗费心力罗织说辞、自导自演。对日和约一经签订，美军立即重新寻求谈判。
第四节 满月里转机，板门店承诺
谈判几乎刚一恢复就被“联合国军”飞机对板门店的一次空袭破坏了。这一次不是编造的空袭，而确实是一次误炸事件。为此，我们承担了责任并表示了歉意。
—马修·B．李奇微
9月10日凌晨，月明星稀。
一架美机像幽灵般穿行在夜色中。月光皎洁，战斗机划过了开城的星空，在满月里区域洒下了一大把火花。
被击中的是一些民房，没有人员伤亡。
在中朝代表的强烈要求下，双方联络官一起赶赴事发地点调查。
中朝联络官张春山觉得有些意外，因为对方参与调查的不是以往那位作风蛮横的肯尼上校，而是换了一位名叫戴罗的陆军上校。此人沉着、冷静，他观察每一处弹痕的角度，仔细听取房屋主人的证词。他怀疑可能有人上房射击，便爬上屋顶，拿出皮尺左量右量。
张春山说：“人证、物证俱在，你方违反协议的事实不是很清楚了吗？”
“现在还不能肯定。”戴罗显得十分沉稳、老练。
张春山说：“那么这些证据还不够吗？”
“我没有看见是我们的飞机。”
张春山有些不悦，不无讽刺地说：“如此说来，你只有跟着这架飞机到达这里，从空中掉下来才能证明是你们的飞机啦。”
戴罗不回答，也不辩解。
事有凑巧，恰在这时，远方传来飞机的轰鸣声，由远而近，震耳欲聋—美军轰炸机、战斗机编队正保持着战斗的序列，从中朝联络官上空飞过。
张春山指了指天上的飞机。
戴罗依然没有说什么，但表情已十分尴尬。
“满月里事件”的当晚，美军总部电台广播承认，此次事件是“联军”飞机所为；第二天，即9月11日，对方首席代表乔埃正式致函南日，承认满月里事件是美方飞机造成的，并表示遗憾。
自两军停战谈判以来，美方代表像这样的“认真调查”，“表示遗憾”还是第一次。9月17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又主动给金、彭来信，承认此次事件的责任并表示遗憾。
李奇微的来信给了中方一个明确信号。
之前的美方，无论如何事故频出，都拒不承认，极力拖延谈判进程；但这次却爽快承认，甚至给人一种强烈的感觉，即美军是在借这次未造成伤亡的空袭，制造一个“表示遗憾”的机会，适当平息中朝的怒火，以便重启谈判。
中朝代表团马上召开了紧急内部会议。种种迹象足以表明，对方有可能重新回到会场上来。特别是美军在其“夏季攻势”中伤亡较重，与其一意孤行继续扩大战争，不如回到谈判桌上来才是正路。中朝代表还发现了一个极有价值的信号：早在9月2日，李奇微总部任命李亨根接替白善烨为谈判代表。既然谈判中断了，为什么要任命新的代表？
答案只有一个，即美方在对日和约即将签订之前，就已经开始筹划重开谈判之门了。
善于在媒体面前和回忆录里将自己描述成被动一方的李奇微，成功做到了谈时想打，打时想谈。
无论如何，谈判时机总是重新出现了。9月19日由金日成、彭德怀致函李奇微：
鉴于你方已经对最近一次“联合国军”破坏开城中立区的事件表示遗憾，并愿对于开城中立区协议的破坏持负责态度，因此，为了不使上述那些未了事件继续妨碍双方谈判的进行，我们建议你我双方代表应即恢复在开城的停战谈判。
金、彭给李奇微致函的第二天，杜鲁门也公开表态：美国“愿尽一切努力促使朝鲜冲突获得和平解决”。
此时，南方总统李承晚循例发表声明：除非中国人撤出朝鲜，否则，和平不能恢复。
照例，李承晚的强硬没有得到中美双方的重视。3天后，李奇微答复中朝，要求先恢复双方联络官的会晤，而非正式谈判；通过联络官的商谈，为正式谈判做准备。
李奇微的态度又引起了新一轮麻烦。
李奇微在讨论恢复谈判的来信中，仍不想失去主动权。他不但推卸历次事件责任，并将拖延谈判之责诿之于中朝方面，进而提出更换谈判地址事，建议双方联络官于9月24日在板门店会晤，讨论双方满意的复会条件。
9月24日，不单有双方的联络官会面，还有金日成、彭德怀致函驳斥李奇微拒绝承认美方破坏开城中立区协议的各次事件。
人所共知，你方所造成的8月22日的挑衅事件及其以后一连串的同类事件，是使开城谈判无法继续进行的直接原因，其责任当然属于你方。我们已命我方联络官于9月24日上午10时与你方联络官会晤，以洽谈在开城恢复谈判的日期和时间。
当天，双方联络官奉命在板门店会晤。
这时的板门店，放眼望去皆是旷野，只在路边有一座朝鲜式的草房，代表着两支世界最强部队军威的双方联络官无可奈何，只好稍作寒暄，然后就风尘仆仆地站在路边的风沙中大声交谈。
中朝联络官提出请对方来开城开会，现在要讨论的只是恢复谈判的日期和时间，对方则坚决要讨论改变会址，而中朝联络官认为只有通过双方代表举行的会议才有权处理改变开城中立区的协议。为此争执不下，9月24日至27日多次会晤均无结果。
9月27日，李奇微再次来信，要求更换会址，把会址迁到一个不在任何一方单独控制之下的地区，并具体建议设在板门店以东的松贤里。
10月3日，金、彭复函李奇微，指出，改变谈判地址没有任何理由，再次建议立即在开城恢复谈判。
次日，李奇微复函，以退为进地提出：“既然你们拒绝了我所提在松贤里开会的建议，我建议我们的代表团在一个你们所选择的，而为我们能接受的大致位于双方战线之间的中途的地点会晤。”
“联合国军”和志愿军指挥官互不相让，这种强硬的态度使谈判再次陷入僵局。
停战谈判要恢复而又不能恢复的状况，引起了国际舆论的不满。面对汹涌的舆情，布雷德雷在接见记者时不得不安慰说：“共产党拒绝把停战谈判搬到一个新的地点，不一定是会谈达成停战希望的破灭。”
可是杜鲁门、艾奇逊等又无法说服李奇微向共产党低头让步，所以他们不得不又一次求助于苏联。10月5日，美国驻苏联大使寇克拜访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寇克说，他是奉美国政府之命，请求就朝鲜局势和苏美关系的声明通知苏联政府，并请斯大林大元帅予以注意：
朝鲜问题是目前最尖锐、最危险的、需要立刻解决的国际问题，希望苏联帮助朝鲜谈判圆满结束。如果谈判结局不利，可能在美苏之间造成不良影响。美军司令部反对在开城讨论关于停战的问题，它认为这是政治性的问题。然而，共产主义集团没有表示出愿解决国际悬案的意愿，苏联在许多国际问题上坚持不可调和的态度，这种态度使美国和其他国家惶惶不安。
苏联外长当即指出，美国所表明的立场和观点根本就是自相矛盾，并不利于国际局势的缓和；但苏联政府还是将这一情况通报给中国和朝鲜政府。
10月7日，金、彭向李奇微致函，指出对方破坏开城中立区协议的事件决不是迁移会议地址所能抹去的，对方对于这类事件所应负的责任也不是迁移会址所能逃避的；同时指出，目前的问题应该是立即恢复停战谈判，并在双方代表团的会议上严格规定关于会议地区中立化及会场安全保障的协议，使过去对方这类违协事件不再重犯，尤其是要使双方对这个协议负责，再不容许像过去那样只用来约束我方而对方可以借口对该地区没有责任而肆意破坏和抵赖。
为此，中朝代表团建议：“停战会议地区中立范围，应该扩大成为将开城和汶山都包括在内的一个长形地区，而将会场地址移至板门店，并由双方负责保护这一会场地址。”
10月8日，李奇微来函同意会址设在板门店，建议双方联络官在10月10日会晤，讨论恢复谈判事宜。
10月10日的会晤转眼就到。
晴朗的天空之下，板门店的路边搭起了一顶绿色帆布帐篷，空旷的野地里，这顶帐篷就像黑色湖面上一片孤单而突兀的荷叶。在荷叶的遮蔽下，双方联络官终于能以较为舒服的状态开会了。
由于已经确定了会址，这次会谈原本被认为是一次轻松的例行公事，双方联络官也显得十分放松，未承想，这次谈判一开始，双方就爆发了激烈争执。
美方只肯保证，新的会议地址周围一个小的中立区和开城、汶山通往板门店的公路不受攻击。
在中朝联络官看来，美方的意图再明确不过，无非是仍要保留对中朝代表团驻地的空中威胁。鉴于以往事件的教训，中朝绝不退让，坚称开城、汶山间中立区范围应予扩大，以保证停战谈判得以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进行。
联络官会议进展非常迟缓，并不断受到阻挠。
就在会议开始的第二天，又发生了对方飞机向会议示威的活动。
当10月11日会议正在进行时，板门店上空飞机轰鸣，机枪声起，美军飞机又飞临会场上空盘旋。
随后，悲剧终于发生了。10月12日下午会议结束后，美方终于擦枪走火，酿成惨剧。
当时，中朝联络官回到开城正在整理记录，忽然响起凄厉刺耳的警报声。人们有条不紊地纷纷进入防空洞，有的躲进单人掩体。美军飞机绕行了几圈，反复用机枪扫射，一时间，开城之内烟尘弥漫。
防空警报解除后，清点损失的人们发现了一个噩耗：敌机在板门店会址帐篷附近扫射时，一个12岁的儿童当场遇袭死亡。
当晚，双方联络官进行现场调查。事实俱在，对方联络官答应回去报告调查结果。调查将要结束时，死者的父亲拨开人群，冲到对方调查员恩德伍德面前，悲愤地抓住对方，哭诉：“你们打死了我的儿子，你们有罪！我要儿子!”
早在10月11日，《纽约时报》的社论就写道：“共产党通过捏造事端使和谈中断几星期之后，现在又同意在一新的中立地点和谈了。这一新的中立地点还有新的中立措施”，而在新的空袭发生之后，《纽约时报》又报道说：“（联军联络官）在对这名12岁儿童的尸体进行了初步检验之后，不能确定共产党的指控是否属实……共产党人很可能利用这一事件—无论是否属实，要求对中立区实行更严格的保护。”
一贯立场坚定的《纽约时报》这次却没跟上军方的节奏，完全踩到了相反的节拍上。
就在《纽约时报》坚决否认的同时，李奇微承认了这次事件。
10月14日傍晚，李奇微致电金、彭，承认12日发生的事件。电文中承认，在当天下午，3架美军喷气式战斗机在返航时“违背了避开中立区的指示”，对中立区进行了两次袭击。第二次空袭时，“飞机用机枪扫射了板门店附近的道路”，打死一名男孩，打伤他两岁的小弟弟。这次电文的措辞很缓和，没有辩解的词句，不仅承担责任，还表示要采取迅速而合适的纪律制裁，接着，美方发表声明，公开表示道歉。
从此，联络官会议的效率大大提升。中朝人员工作相当紧张：每天上午早饭后在团内听取指示，研究方案，然后按时驱车赴会，进入会场就是一场面对面的激烈争辩，散会赶回驻地，立即汇报……
经过漫长、冗繁的争论，在10月18日的会议上，美方终于提出以开城中心为圆心、3英里为半径的圆形地区为免受攻击的区域，中朝予以接受。
中朝则提出由开城至板门店、汶山的通道宽度改为400码（约366米），联军也表示同意。
10月21日，双方联络官商定的几个协议文本全部达成，于10月22日上午10时草签。多日不出面的肯尼上校也出席了，并由张春山和他在协议上签字。
这时，双方大批新闻记者拥进帐篷，双方联络官也终于展颜微笑。肯尼还主动提出要在帐篷内安装地板和汽油炉子，以便减轻中朝方面布置会场的负担，还建议在会场区周围安装气球，以避免飞机误入。这些建议都是以商量的口吻提出，并与中朝联络官讨论的。
双方联络官耗时将近半月，总算为了双方代表团的安全和保证停战谈判顺利进行，达成了这个《关于双方代表团复会事宜的协议》。它的主要条文是：
一、代表团在板门店附近复会的具体地点。
二、会场区是以会场为中心，以1000码为半径的圆形区域。
三、对于如上规定的会场区，双方一切武装力量，包括陆、海、空军的一切正规与非正规部队武装人员，均不得进行任何敌对行动。
四、双方武装人员除规定的军事警察外，不得进入会场区。会场区内的安全与秩序的维持，由双方指定的军官共同负责。代表团人员在会场区内期间，由双方各派由两名军官和15名士兵组成的军事警察队，协助此项任务的执行。代表团人员不在会场区内期间，双方的军事警察在会场区各留驻1名军官与5名士兵。军事警察所佩带的武器限于小武器，即手枪、步枪、卡宾枪。
五、双方代表团及其组成人员，得自由进入板门店会场区，并在区内自由行动。双方代表团的组成，各由其首席代表决定之。
六、关于谈判会议及会场区所需的物资设备及通讯与行政事务的安排，由双方联络官协议之。朝中代表团方面负责供给适当的共用设备，以作双方代表团、会议场所之用，并负责会议室内之布置。除此之外的设备，由双方代表团自备。
七、对于以开城交通中心为圆心、3英里为半径的圆形区域，与以3英里为半径、圆心位置如附图所示的圆形区域内的“联合国军”代表团驻区以及开城、板门店、汶山通道两侧各200米的地区（如附图所示），双方一切武装力量，包括陆、海、空军的一切正规与非正规部队与武装人员，不得进行任何敌对行为。
八、双方代表团复会日期与时间，由双方联络官协商决定。
在达成上述协议的同时，双方还达成了《双方联络官的共同谅解》，这个“谅解”共有5条，即：
一、协议中武装力量一词，仅包括双方控制下或公开暗地唆使的武装部队与武装人员。当双方调查中所发现的事实在合理的范围内无可置疑地证明了任何一个案件的负责人员属于一方控制下或为一方所公开或暗地唆使者，该方不得推诿其责任。
二、对于报称违反协议事件的调查，将按过去联络官的惯例进行。
三、双方联络官间关于双方代表团复会事宜所达成的协议，将作为双方代表团所将确定的整个停战谈判期间的全面安排的协议的有关部分的草案。
四、整个停战谈判期间安全安排的协议，经由双方代表团决议后，将代替一切既往的安全协议及关于开城会场区和中立区的协议。
五、除在气候条件与技术条件无法控制的情况下，双方军用飞机均不得飞越板门店会场区上空，“联合国军”军用飞机不得飞越开城区及开城区至板门店会场区通道区域的上空，朝鲜人民军及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军用飞机不得飞越汶山区及汶山区至板门店会场区通道区域的上空。
这个“谅解”的第一和第五项宣告了美方两个多月来抵赖违协事件的拙劣手段的彻底破产。这是中朝联络官艰苦斗争的一项胜利。
双方首席代表交换信件批准了上述协议与谅解的文件。
对这一系列事件背后的复杂博弈，中方代表解方少将在回忆文章中做了分析：
在战场上“辩论”的结果也不行，还得谈判，美国自己内部也有压力，他们是死不起人的，机关枪、飞机、大炮都可以受些损失，消耗大点也不要紧，可是人他死不起。美国最怕的就是死人，死了人，家属可以向政府提要求，他们得给人家赔偿的。所以各方面的压力，逼得美军不得不回到谈判桌上来。这就形成了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交织的边打边谈的相持局面。对这种局面，在谈判之初彭总就预料到了：“我们决不能指望敌人放下武器，立地成佛。要立足于打，以打促谈。”
为了恢复谈判，美军用了一种“办法”—派飞机违反协议。这回打的不是代表团驻地，而是在板门店扫射一辆朝鲜农民的牛车（本书作者注：指满月里空袭事件）。敌人一扫射我们就提抗议了。美军趁机提出双方联络官会晤。原来双方都中断了接触，这下用违反协议的办法又把钩挂上。当时，我们开玩笑说：“你别看美国人个子大，他要弯腰的时候也很灵活哩！”双方联络官见面以后，美军的态度比以前好些。我们的联络官对打牛车一事提出抗议，人证、物证都摆出来了。他们说：“这完全是误会，我们错了，对不起。”当场就口头道歉，并建议双方代表团会谈时解决这个问题。就这样，中断了63天的谈判于10月25日在双方商定的新会址板门店又恢复了。
至于美军方面，李奇微则没有同意在开城重开谈判。这是因为“中朝方面的回信中对于联合国方面在以前作为重开谈判的条件所提出的改变谈判地点问题采取了不予理睬的态度。李奇微上将和乔埃代
表也都看清了‘在开城谈判只是被对方玩弄，在宣传上被利用，谈判到什么时候也不会取得进展。而且是有被强加给不利的条件和发生难以挽回的事故的可能性’”。
1951年8月23日，停战谈判中断。后来双方停战谈判会议地址由开城移往板门店。图为1951年10月25日在板门店开会时的会场区。
至此，中断了63天的停火谈判，终于重起炉灶。
李克农和乔冠华的团队在厉兵秣马两个月后，终于要再度开始战斗了。
他们要面对的，除了日益错综复杂的谈判桌，不停变化的国际形势，还有失去战友的痛楚。
9月下旬，随团工作的新华社骨干丁明正在熬夜工作，突然间腹痛难忍。当场倒下的丁明很快被确诊，他的病因非常简单：阑尾炎、胃穿孔，导致了肠麻痹。
积劳成疾的丁明未能像往常一样坚强地从病床上站起。在1951年，开城前线的医疗条件之简陋可想而知。虽然紧急从志愿军65军、东北军区卫生部调来专家，火线救治，依然于事无补。
在开城前线昏暗、闷热的治疗室里，丁明的阑尾手术简直无法进行。执刀的医生切开丁明的腹部，竟然无法找到阑尾。医生泣不成声，一边哭，一边把切开的部位原封不动地缝了回去。
据通信战士范海保回忆：
由于手术大量失血，发高烧，病情非常危急。尽管为丁明输了血，而且他神志还很清楚，但我看到，他表情很痛苦，脸色灰白，嘴唇颤抖着说不出话来。当时开城医疗条件较差，李克农忧心如焚，要医务人员不惜一切代价抢救丁明同志生命，并通过我驻朝使馆紧急发电，请志愿军卫生部吴部长前来诊治。
吴部长赶到开城后，李克农亲自为他介绍了丁明病情。然而，第二次切腹发现阑尾并未发炎，而是腹腔有炎症，胃部已穿孔，诊断为胃溃疡导致胃穿孔。做了技术处理后，准备进行综合保守治疗。不料，病情迅速恶化。
就这样，在9月29日，积劳成疾的丁明病逝于开城，魂安友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