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开城密码
战争持续一年之后，美军和志愿军将领坐到了谈判桌前。
技术力量首屈一指的美国，遇上了信奉“上兵伐谋”、“攻心为上”的中国，锋锐的西方智慧与圆融的东方哲学不期而遇。中国代表认为对方蛮霸无信，美国代表则觉得对方完全不可理喻，简直如同印第安生番。
停火谈判第一轮会议的目的是确定议题。哪些问题可以谈，哪些要避而不谈，事关双方战略利益，双方代表团由此展开了激烈争辩。
无论事先准备多么充分，谈判桌两端的双方都遇到了最难解的密码。陌生的文化、难解的思维模式、隔膜的眼神、风云变化的政治意图和军事目的，这就是使双方陷入迷宫的开城密码。
开城会场区
（1951年7月15日）
第一节 红色特工之王
我不担心哪位同志会在谈判中丧失立场，担心的是多数同志年轻气盛，经不起人家的挑逗而冲动。同美国人打交道多数同志没有经验，所以参加会议的同志都要注意观察会场上每一个细节，察言观色，争取较快地摸透对方的脾气。
—李克农
美国拥有覆盖全球的情报网，其科技水平具有压倒性优势，远远领先50年代的其他国家，而其媒体的实力也首屈一指。美方关于板门店谈判的资料数量庞大，数不胜数。在卷帙浩繁的文献、著作中，对毛泽东、金日成、斯大林等国家领导人的战略思考、个人情感、权衡博弈的分析材料堆积如山，对彭德怀等杰出军人往往赞赏有加，对南日、柴成文等人的性格、能力分析更是细致入微。
但在20世纪50年代，东西方冷战的序幕刚被拉开，如何与新生的东方政权打交道？美国既缺乏历史经验，直观认识也少得可怜。对杜鲁门政府而言，毛泽东和他那些用枪杆子打出政权的战友们与蒋介石截然不同，他们简直是一群完全不按西方规则出牌、根本不在乎流血牺牲的野蛮人。
因此，无论美国多么深谙国际政治之道，其情报部门的技术力量多么雄厚，在与新中国兵戎相见时，依然是遍布盲区。美方的情报分析，往往止于敌方的高层领导人，而对正在与自己接战、谈判的重要将领几乎一无所知，直到朝鲜战争打了一小半，他们才知道志愿军的总指挥不是林彪，而直到朝鲜谈判结束，他们也不知道谈判团的团长是李克农。所以，当志愿军如潮水般越过鸭绿江、覆盖三八线时，美军还没开始溃败，他们的心理防线就先崩溃了，因为麦克阿瑟已经反复向他们保证，红色中国是无论如何也不敢介入朝鲜的。
这种混合了不解、警惕、歧视的复杂心情自然而然延伸到了谈判大厅里。
在美国军人眼里，北朝鲜军人和中国军人像机器人一样毫无幽默感，难以理喻，样貌神态如同铁石。
“李（朝鲜将领李相朝）也许像与我们的祖辈打过仗的印第安人一样，是想向白种人显示他的铁石心肠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李奇微在回忆录中的调侃既充满了优越感，也透着不解之意。
对情报工作有着高度自信的美方跨不过文化障碍，无法捕捉、解析敌方思维，只能将谈判桌对面的劲敌视为生番。但他们还有更大的失误。
由于战场形势波谲云诡，瞬息万变，往往谈判桌上正在将某个地区作为喊价的重要砝码，在同一时刻，这个地区已被对方攻陷，双方不得不扔掉已经写好的协议草案，从头再谈。谈判时，美方也拥有当时最先进的记录与通讯仪器，但就和在战场上一样，中朝代表团成员不计得失、殒身不恤，工作起来不眠不休，凭借强大的人力优势，在谈判时占据了相当的主动，使美方代表团头疼不已。
这个强大团队有两位出色的领导者，他们居于幕后，指挥若定，是板门店谈判的首功之臣。助手乔冠华在战后成为新中国首屈一指的优秀外交官，活跃在国际舞台上，他那标志性的爽朗大笑被各国政府所熟悉；而团长李克农则始终侧身于共和国帷幕之后，他并非中央政治局委员，却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很长一段时间，在美国政府的情报人员眼中，世上仿佛就没有李克农这个人。
由于谈判地点就在两军阵前，所以，谈判双方就如同在大风天气时，坐在一堆噼啪作响的篝火旁边忘我地争论，随风狂舞的火焰随时会将人吞噬。加上美军又拥有绝对制空权，一旦需要向谈判施压，发动空袭轻而易举。鉴于此，谈判团领导人的身份就必须绝对保密，不但要隐去身份姓名，甚至在美军和媒体视线里，中方代表团只有南日、柴成文等人组成的联络官小组，根本就不存在实际的指挥官和参谋。
来凤庄会场一俟布置完毕，李克农就立即开始不分昼夜地工作。
他的第一件要务，是确定代号。
中方的代表团被称为“工作队”，“队员们”不能喊李克农首长，而必须称呼他“李队长”，称乔冠华为“乔指导员”。
极端艰苦、危险的局势，使李克农仿佛回到了阴云密布、狼烟滚滚的国内战争时期。在白色恐怖盛行的30年代，正是因为他、胡底、钱壮飞的情报工作，周恩来等开国元勋的性命得以被挽救，初生的红色政权一次次化险为夷，周恩来总理因此将他们三人并称为“龙潭三杰”，意为在龙潭虎穴中潜伏隐匿、出生
入死。钱、胡二人早已在长征期间殉职，作为三杰的仅存硕果，李克农继承战友遗志，在这漫长的十多年里组织构建了共和国情报体系。
朝鲜停战谈判期间，中朝代表团负责人李克农在谈判前夜。
7月9日，美军谈判团从东京出发，先抵达汉城，再乘直升机到汶山，李奇微亲自饯行相送。而与此同时，李克农的团队早已抵达谈判地点，并已连续疯狂工作了3天。当晚10时，李克农召集全体中朝代表，召开了谈判前的最后一次会议。
谋定而后动，不但全团成员枕戈待旦，熟知中国文化的朝鲜代表也极为重视这次会议。各个工作小组的成员已获悉，在连续几天舟车劳顿和高强度工作之下，“李队长”的哮喘病复发，而且病况较重，只能勉强靠药物控制病情。
会议开始，先由乔冠华说明了第二天会议的详细安排，各部门分工、每个细小环节、可能发生的意外和应对方案都被列出。参会的代表团成员个个疲惫劳顿，但无一例外都是斗志高昂，聚精会神。
第二项就是李克农讲话。这位冷峻深沉的将军一旦开工，坚毅、沉着的风范就使人忘记了他的病况。
有些出人意料的是，红色特工之王并未将保密、情报、安全等本职工作作为讲话重点。在已经过去的三天时间里，李克农早已充分利用每分每秒，对这个临时组建的陌生团队的每个成员都有了深入了解，在谈判即将开始的前夜，他并未过多涉及具体工作细节，而是向这个高效的团队剖析了当前局势，做了一次鼓舞人心的战前动员。
“这次谈判，举世瞩目，我们准备提出3条原则，作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个步骤。它既符合全世界人民包括美、英人民的和平愿望，也是对方曾经表示过基本上可能接受的条件。这就是停火休战、双方撤离三八线以建立非军事区和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全境。关于前两点，双方的意见虽有距离但不大。外国军队撤退问题，对方表示现在不可能讨论，但也答应将来讨论‘逐步撤军’问题，这个问题双方的距离虽说远了一点，但总是可以讨论的，所以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同美帝国主义打交道，总不可能设想得那么容易，要估计可能遇到的困难。这就需要中朝双方同志在毛泽东主席、金日成首相的领导下，紧密团结，群策群力，去努力争取。”
代表团的成员多为年轻人，而且是7月份临时从各个部门紧急抽调的。这些充满革命豪情的青年骨干二话不说就投身朝鲜前线，埋头苦干了好几天，大多还是第一次听首长告诉他们，为什么谈，谈什么，也是第一次对长期而艰巨的谈判有了深入认知。
李克农将谈判方略浓缩为4点，传达给每个成员。
“首先，我们要旗帜鲜明地把我们的和平主张摆在世界人民面前，使它产生一种力量，也就是政策的威力。毛主席经常讲，我们提出任何主张都要能够振奋人心，动员千百万人民群众同我们一起，为实现这些主张而共同奋斗。我们准备提出的3条原则就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武器。在会场上不要纠缠于枝节问题，首要的是争取把我们的主张打出去，使它成为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斗争口号，全世界人民一起来争取和平。
“其次，谈判是在我们的区域内进行，一方面较之对方提出的在丹麦伤兵船上进行在政治上对我有利，工作上对我也比较方便，但是安全问题一直让人担心。既然双方都同意在这里谈判，一般来说敌人是不会空袭的。可是，这是个新区，日本帝国主义在这里统治过36年，美国和李承晚在这里统治了6年，社会情况比较复杂，而且又正处在三八线上，战前双方在这里都埋设了不少地雷，要把这些危险物打扫得干干净净不那么容易。无论哪一方在安全上出了问题，我们都得承担责任。因此，安全第一是个大问题。开城地区的志愿军第47军和人民军第1军团要保证在安全上不要出问题，这方面请李相朝、解方同志认真检查一下，要慎之又慎，切不可大意。
“第三，谈判也是‘打仗’，是打‘文仗’而不是打‘武仗’。政治要高屋建瓴，具体问题要后发制人。事关大局，说了的话就要算数，在谈判桌上说了的话是收不回来的，所以对外表态要特别慎重。有些话宁肯晚说一天不要抢先一分，要尽量使用已经准备好的稿子，除了主稿之外已经准备了一些小稿子备用。会场的情况同战场一样，一旦打响，就会千变万化。作为谈判代表，你们中途回来不方便，请柴成文随时回来通通气；没有把握的时候，宁肯休会商量一下也不要急。对我们的同志，我不担心哪位同志会在谈判中丧失立场，担心的是多数同志年轻气盛，经不起人家的挑逗而冲动。同美国人打交道多数同志没有经验，所以参加会议的同志都要注意观察会场上每一个细节，察言观色，争取较快地摸透对方的脾气。
“第四，也是最后一点，停战谈判一刻也脱离不开战场情况的变化。请解方同志要志愿军来的李士奇同志注意掌握战场上的情况变化，及时告诉我们。如果脱离开战场情况的变化，停战谈判是无法进行的。”
比起三天来的繁重工作，李克农的讲话十分简要，可谓画龙点睛。早已忙得有些头晕脑涨的年轻团员们，清晰明白了肩头重任的意义，不但困意全消，斗志也被激发了出来。
李克农每天的工作就如同无限循环的电脑程序。每当与美方的谈判完毕，中朝军方代表就在第一时间将谈判情况汇报给李克农等人。先由乔冠华等人迅速写成报告，再由李克农审核修改、提出下一步方案，并立即发回北京，由周恩来总理直接受理并报告给毛泽东和中央常委，然后在当夜回复给开城谈判团。
此时，已候至深夜的李克农要将回电转发给朝鲜政府，并且执行中央指示，开始布置下一步方案，由乔冠华等人准备好中朝方的发言提纲，以备南日、邓华等人谈判所需。
这样高强度的连轴转工作是一环套一环的。“克农同志仅有的休息时间，是在向北京发报到中央回电之间的一个空隙。如果是一个体格健壮的人，还可以对付，像克农同志这样体弱多病的人，可就负担太重了。我见他每天不是听取汇报讨论问题，就是埋头研究资料和批阅电报，一旦咳嗽发作起来，常常憋得气也喘不过来，不得不将止咳药片一把一把地往嘴里吞。我们住的房子是朝鲜式地炕，生火后十分干燥闷热，克农同志就每隔一会儿到外头去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回来又继续埋头工作。他见同志们工作都很紧张，又常为他的健康担心，就一边喘气一边给大家说笑话，使代表团在严肃工作的同时，又充满了活跃的气氛。”
志愿军是极为重视情报机要工作的。在谈判初期，代表团机要室的主要工作人员有程正良、张松峰、潘中元、齐天印、孙爱群、凌青几人，他们的工作是机要文件的打印、校对、整理。海量的机要文件被他们分为四类：请示报告，简报，指示电报和动态电报。
请示报告，指的是中朝代表团在每次会谈之前，都在中方代表团总部小会议室由中朝双方主要领导认真密议，分析研究，提出对策，然后直接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发出报告。这种请示报告尤其复杂，往往要对一个问题或一次会议提出3～4种对策和发言稿。
简报的办理流程则十分繁琐，每次与美方开完会，乔冠华会先草拟一份简报。机要处人员已经习惯了乔指导员偏小的字体和删改的风格，并由潘中元、张松峰复写三份，加大字体，最后由李克农审阅签发，直接报呈毛泽东、金日成。
然后，毛泽东会审阅请示报告和发言稿，并以指示电报的形式告之修改意见。据程正良回忆，在某次的指示电报中，毛泽东亲笔写下的修改意见是“要加上一个逗点”，重视程度令程正良终生难忘。
至于动态电报，则是五花八门，无所不包，需要分门别类，归档存留。
当时干工作是不分白天黑夜的，也没有休息日，有时夜里没有电灯，就点上蜡烛，一切以保证完成任务为目的—程正良如是说。
第二节 局外人
停战谈判的这一天还是来了，交战各方迫于各自的压力走到了谈判桌前。此次的停战谈判在世界战争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双方为了争取谈判的筹码，在后方战场展开了鏖战。但此时的美军已经无意再战，毕竟朝鲜半岛是否能够统一与他们没有丝毫的关系。
—白善烨
1951年7月初，31岁的韩国少将白善烨突然接到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的电令，令他一头雾水的是，会面地点不是军部办公室，却被安排在杆城的海边。
作为一位恪尽职守、身先士卒的杰出军人，白善烨并不一味顺应集权政府的种种运动、潮流，而是怀着深沉的责任感与忧思，反思着自己亲历的这场战争。他不但被视为朝鲜战争的活化石，也是韩国近现代历史的缔造者之一。
第五次战役结束之后，在战争中积功急升至少将军衔的白善烨，已成为具有实际指挥权的韩军最高级别军官。尤其是当李奇微撤销韩国第三军、取消韩国陆军司令部对部队的指挥权后，白善烨已是获得美方认可的最重要的韩国军队将领。
心思细密的白善烨预感到这将是一次极不寻常的谈话。果不其然，在午餐时，范·弗里特一边擦嘴，一边突然问他是否听到有关停战谈判的新闻。
白善烨当然不会对此一无所知，但身为军长的他自然无暇考虑停战。可当美军高官当面问起这个敏感问题，他不由得既紧张又茫然，他最担心的是，无论是美国中了中朝方面的缓兵之计，或是美国已打算从朝战泥潭中抽身，韩国都将面临被抛弃的危险。
范·弗里特始终没有吐露真实意图，只是询问了白善烨是否懂汉语，然后心事重重地离开了。
第二天，白善烨就接到陆军参谋长李钟赞的电话。原来，“联合国军”已经决定与中朝方面进行停战谈判，精通英语和汉语的白善烨已被确定为韩方代表，即将与美军谈判代表团一起奔赴开城。
美国人真的要和中国人谈判了！
于是，心乱如麻的白善烨乘坐轻型飞机，在7月8日赶到了釜山景武台，面见总统李承晚。
李承晚此时已犹如困兽。长期的流亡经历、傀儡政权的尴尬地位、豪赌般的战争动机，使这位垂暮老人显得异常焦躁。
“中国百万大军压境，美国人却想停战，这说得过去吗？我是坚决反对的！”
白善烨保持着职业军人的冷静与原则，对李承晚承诺：“总统阁下，我是一名军人，虽说参谋长命令我去参加停战谈判，但如果您反对的话，我是不会去的。”
在开城谈判期间，美方代表休息的地方。在来凤庄的西北，距会场约一公里。
停战谈判势在必行，李承晚无疑是最明白这一点的韩国人。抱怨几句之后，他不无苦涩地对白善烨放行了：“美国人点名要你去，你不能不去啊。你还是去吧，就当是协助美国人工作了。”
此时，眼看谈判已势在必行的李承晚极为沮丧。早在7月3日，韩国陆军参谋长李钟赞将白善烨被选为谈判代表的消息报告给李承晚时，李就大发雷霆：“美军如果是厌战的话，就让他们回国吧！干吗非要谈判？就算是谈判，也应该是我和北韩的金某对话，而不干美军什么事。”
于是，白善烨踏上行程。从大邱，到汶山，白善烨透过飞机舷窗俯瞰朝鲜大地，他苦涩、复杂的心情难于言表。“汶山，我曾从这里撤退过，也曾在这里同对方军队发生过无数次的激战，成千上万的战友在这里献出了他们年轻的生命。可我这次来到这里，却是为了停战谈判，这让我心里五味杂陈。特别是这次前来，连个政府或‘联合国军’方面的任命也没有，只是一道口头命令。”
在位于汶山以东的一座溪边的苹果园内，白善烨与趾高气扬的美军谈判团会合了。令他稍感欣慰的是，与他交情甚笃的美军少将勃克也入选了谈判团，而在一周前，接到秘密紧急军务而匆忙调去东京的勃克还曾与白善烨依依惜别，两人均以为将一别永隔，不承想还能在谈判桌旁并肩战斗。
与中朝一样，“联合国军”谈判团的代表也是5人，分别是谈判经验老到的美军远东海军司令乔埃中将，朴实直率、总是叼着雪茄的第八集团军参谋长霍治少将，精于分析的远东空军副司令克雷奇少将，远东海军参谋长勃克少将，韩军少将白善烨。除此之外，联络小组则由美国空军上校肯尼、海军陆战队上校莫雷、韩军上校李树荣组成。
仔细分析谈判代表团的人员构成，可以清晰看到，联军的五人代表团分别来自海军（中将乔埃，少将勃克），陆军（少将霍治，少将白善烨），空军（少将克雷奇），显然是从海陆空三军以及美韩双方平均选拔产生，均为军中精英，但也是缺乏政治履历的纯职业军人。这是因为美方已明确将谈判限定在军事范畴之内，决心避免涉及政治问题。
朝鲜停战谈判第一次会议，美、韩方出席代表。
与之相反，中方是将谈判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开展的。所以，中朝代表团成员虽然也出自军旅，但显然都是具有丰富政治经验的参谋型角色。首席代表南日是北朝鲜总参谋长，并随后长期担任外相；李相朝中将长期在中国从事独立运动，曾担任商务次官、驻苏联大使等；而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解方更是著名的智将，在1936年西安事变中扮演过举足轻重的角色，政治阅历不可谓不深。
而且，相比之下，美方基于实际指挥权，指定美军中将担任首席代表；而中朝则基于照顾民族感情的成分，由北朝鲜人员担任首席代表，这也反映出双方微妙的战略差异。
日本学者儿岛襄在其著作中对解方给予了极高评价：
“其中南日大将是北朝鲜的重要人物，他曾在苏联留学过，能熟练说汉语和俄语，烟瘾很大。但根据乔埃中将的观察，中朝方面的实质上的首席代表是中国方面的解方少将。他表达意见时，不像其他人那样会留意同伴的意见。
“解方少将曾在日本留学，曾在1936年张学良软禁蒋介石的西安事变中扮演过重要角色。”
美国政府为谈判所做的准备不可谓不充分。在这座被称为“和平村”的苹果园内，白善烨颇为惊奇地看到了100多名国际法专家组成的庞大顾问团。在白善烨眼中，美国人永远乐观豁达，而在耿直的军人群体里，这种过度的乐观就更为明显—大多数美军军官都认为，不出10天，谈判就会圆满收场。虽然白善烨一再提醒美军，千万不能把谈判想象得太简单，但压根就没人在乎白善烨的忠告，即使他是唯一同时熟悉美韩军队、中朝军队，且兼擅朝鲜语、汉语和英语的专家，绝大多数美军军官都对韩国军人十分轻慢，在他们看来，韩国代表只是个吉祥物，徒具象征意义—既然战场上是美军说了算，谈判桌上毫无疑问也轮不到节节败退的韩国人发言。
临行前，乔埃曾向李树荣询问：“北朝鲜军官和你们说一样的语言吗？”
李树荣和白善烨只能对这种大大咧咧摇头叹息，更使韩国代表徒呼奈何的是，美军的联络官和代表所持有的出征证，时限只有短短三周，看来美国大兵把这场注定异常艰难的谈判误当作一次轻松的旅游了。
当中朝代表团通宵达旦地在干燥闷热的窑洞中辛苦工作，为即将来到的谈判做足准备时，意气风发的联合国谈判代表团在7月10日早晨搭上了飞赴开城的直升机。联军总司令李奇微亲自饯行，临别赠言言简意赅，“拿出世界强国的气势来，要底气十足地完成这次谈判。”
无论事先表现得多么大气从容，一旦坐到谈判桌边，李奇微和乔埃才终于体会到东西方战略思维的巨大鸿沟。在精心准备的中朝代表团面前，过于自信的美方代表一度吃尽了苦头，尤其是在谈判初期，频频陷入被动。
多年后，当回忆起那段历时两年的谈判岁月，李奇微仍然耿耿于怀。他在回忆录中既沮丧又不甘地描述了谈判时的感受：
“对于从未领教过共产党谈判手法的西方人，可以说，要想事先想象出事实真相被歪曲到何种程度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同共产党谈判要有极大的耐心，而这一点就连约伯也会感到无法忍受的。
“谈判伊始，我们就作了一次让步。不久，我们又为此感到懊悔。在我第一次提出开始会谈时，我们曾建议将会谈地点设在一艘预定在元山港停泊、悬挂着丹麦国旗的‘日德兰迪亚’号医院船上。当时看来，这种‘中立区’虽处在双方大炮射程之内，还是能够为双方欣然接受的。可是，共产党根本没有理睬这项建议。他们针锋相对地提出把开城（从理论上讲，开城是一座位于三八线以南‘无人区’城市）作为会谈地点。华盛顿指示我立即接受这项建议，以便为早日结束战争并证明我们的诚意而做出进一步的努力。
“可是，谈判开始后，根本就没有中立的气氛。开城掌握在共产党的手中。他们的武装警卫人员布满了谈判区。”
鉴于初会时的受挫，李奇微立即向谈判团首席代表乔埃提出了警示。
“谈判之初，我曾在给海军中将乔埃的信中指出：‘对共产党人来说，你的客气就等于是让步，而让步则又是虚弱的明证。我建议你掌握好发言的分寸，使用奸诈的共产党人不会产生误解的语言和方式，建议你不要轻易表示谅解和尊重。’”
在战场上沉着冷静、卓有创见的联军总司令李奇微改进了麦克阿瑟盲目自大的作战方式，通过仔细研究中朝军队的补给模式、战术习惯，有效地挽回了战争初期的败势。但是，一旦战场从那些致命的山谷、旷野、密林转换到了谈判桌前，李奇微就沿袭了前任总司令的缺陷，直到1952年，他被继任者克拉克将军取代，停战谈判的路障都未能全部清除。
第三节 议程难产
（如果朝鲜战争在此时结束）美国就很难拒绝北京参加对日本的媾和，也无法说服其盟国同意继续在日本驻军和重新武装日本。
—I．F．斯通
古都开城是高丽参的产地，在公元918年至1392年的四百余载岁月，它一直是高丽王朝的名都。
1951年的7月10日，出现了当年入夏以来少有的好天气，人们早早将街巷打扫得干干净净，等待双方谈判代表团的来临。
上午9点，两架直升机轰鸣的引擎声划破了开城宁静的天空。美方首席代表乔埃中将率领团队，驾临来凤庄。
多年后，白善烨依然清晰记得谈判第一天的情景。他的上衣口袋里装着一面小镜子，那是临行前发给每一个联合国代表团成员的，用于在遇险时发出反光信号，以便呼唤空中支援。战场上强大的空中优势不但未能换来谈判桌前的利益，反而使霸道的美方不得不做出让步，答应将谈判地点选在由中朝实际控制的开城，这种尴尬的状况不由得让人苦笑。
没有任何礼节性的寒暄，甚至连握手也省略了，双方在10点步入会场坐定，互阅证书，历史性的谈判就这样开始了。
谈判大厅内，狭长的绿色条形桌东西向摆放，联合国代表团在长条桌南面依次坐下，与对面的中朝代表相对。白善烨坐在乔埃的右手边，双方的首席代表乔埃、南日都是居中而坐。双方代表的背后是人数相当的参谋、翻译和记录人员。
第一天谈判的目的并非讨论如何停火、撤军，而是确定谈判的议题。哪些问题将在这次谈判中被提出、争论、解决？虽然双方心中都有一笔账，但对方能在多大程度上接受本方的意图，实在是未知之数。因此，关于议题的磋商，就成了双方第一次试探性的交锋。
谈判的形式很像一场美国NBA篮球赛，表面上崇尚球星个人英雄主义，实际上需要繁复的团队运作的，虽然双方各有5名选手，但主要由首席代表发言；其他代表和工作人员看起来只是列席，实则要担负繁重的辅助性工作。
这还是一次不设“主席”的对等谈判，按照国际惯例，因为会场位于由中朝实际控制的开城，所以应由中朝方面先发言。
这时，美方的首席代表开始展示他老练的谈判技巧。
乔埃试图先发制人，他出人意料地发起抢攻。在简单强调了谈判的重要性之后，乔埃话锋一转，向中朝代表团提到，停战协定生效之前，战争仍在继续，延迟达成停火协议将会延长战斗，增大伤亡。
乔埃这番言论本就是世人皆知的常识，他硬要抢在谈判开始时刻意提出，虽然语气并不严峻，却使中朝代表们察觉到隐隐的威胁意味。
见对方并未立即针锋相对，乔埃适时结束了抢攻，并提出了一个议题：“我们谈判所讨论的范围仅仅限于有关韩境纯粹的军事问题，如果你方同意，请就此签字作为我们谈判的第1个协议。你同意吗？”
这个议题里包含着一个极大陷阱：所有美方不愿意接受、不愿意谈的问题，都可以归之于“不属于纯粹的军事问题”而予以拒绝，例如撤除所有朝鲜境内的外国军队，就被美方认为是“牵扯到政治”，不应由军人在会谈中讨论，而反复被美方否决。
乔埃的这番发言先声夺人，语气平和却绵里藏针，而且隐含陷阱，可谓反客为主，已为美方占得先机。
但中朝方面的应对却使乔埃精心准备的战术付之东流，简直让美方代表团目瞪口呆。
南日根本不管乔埃说了什么。
这位北朝鲜大将仿佛根本没听到乔埃的精妙言论，直接对美方的问题置之不理，他说他的，我说我的，大有“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冈，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意境。
乔埃话音一落，南日就侃侃而谈：朝鲜人民历来主张，现在仍然主张朝鲜战争应该迅速结束，因此赞成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先生6月23日提出的建议—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与休战，并且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
目瞪口呆的美方代表的尴尬可想而知。
正如李奇微在其回忆录中记载的：“共产党谈判代表们的个性、特点立即就引起了我方代表的极大兴趣，我方代表在此之前大都从未与共产党领导人面对面地打过交道。共产党代表突出的一点是几乎毫无幽默感。他们的脸上不露一丝笑容，只是当他们在争论中占了便宜时才会发出几声轻蔑的冷笑。很明显，没有哪个共产党谈判代表敢于放声大笑。即使有一次一位美国军官（实为韩国联络官李树荣中校，作者注）坐的椅子被压垮了，人摔倒在地板上，这些共产党的代表们也未敢大声笑出来。这就是说，在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中，尤其在北朝鲜人之中，没有欢声笑语。他们显然决心要比克里姆林宫的共产党更加共产党化。但是，中国的联络官柴上校却常常难以抑制自己的笑声。当美国军官突然一屁股坐空时，他倒是不禁哈哈大笑起来。表现得最有自制力的人无疑是北朝鲜的李相朝将军，他那铁石般的相貌使我方下级军官看得入神。一天，几只苍蝇落到了李的脸上，其中有一只爬过了他的眉间，尔后继续顺着鼻梁往下爬。
“可是，李脸上的肌肉纹丝不动，他的眼睛和嘴巴仍然毫无反应。‘他到底想显示什么呀？’我们的军官相互问道。李也许像与我们的祖辈打过仗的印第安人一样，是想向白种人显示他的铁石心肠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不过，现今这个时代的西方人已经变得非常老练，再也不会为之所动了。”
李奇微所记载的“摔倒事件”颇有典型性，完全可视作冷战时期东西方文化障碍的经典案例。事情发生在7月8日，在5人谈判小组正式会面之前，双方的联络官小组先行会面，以便交换代表团名单、约定通勤方式、商谈安全保障。双方联络官正在激烈争辩，身材高大的南朝鲜中校李树荣一时不慎，失去平衡，轰的一声巨响，连人带椅摔倒在地，极为尴尬。
不知是出于爽朗的天性，还是对韩方军人出丑觉得事不关己，在场的几个美国军官都笑出了声，甚至连面红耳赤的李树荣都在羞赧半晌之后，讪讪赔笑，自我解嘲；反倒是中朝联络官出于礼貌，故意视而不见，克制住笑意，这自然并非李奇微所述的“未敢大声笑出来”。
直到东西方冷战结束之后，西方人才开始将东方式的礼仪与交际方式看作是一种神秘而陌生的东方哲学；但在麦卡锡主义兴盛、冷战思维成为主流的20世纪中期，令西方军人琢磨不透的东方思维可就没有什么朦胧美可言了，对心高气傲却束手束脚的美方代表而言，这群无法理喻的东亚人简直形同百年前的印第安人—既打不死，也说不通。
无论如何，美方第一轮发言的炮火已经全部偏离了目标。南日大将正式提出3条原则建议：
第一，在相互协议的基础上，双方同时下令停止一切敌对军事行动。（他着重加了一句，“双方停火不但可以减少生命财产的损失，而且是扑灭朝鲜境内战火的第一步。”）
第二，确定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武装部队应同时撤离三八线10公里，并于一定时限内完成以双方撤离的地区为非军事地带，这里的民政恢复1950年6月25日以前的原状。同时立即进行交换战俘的商谈。
第三，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外国军队撤退了，朝鲜战争的停止与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便有了基本保证。
南日结束发言后，紧接着是志愿军代表邓华将军致词。
邓华言简意赅—商讨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实现在朝鲜境内停火与休战，这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重大一步。在朝鲜作战双方停火、确定三八线为双方军事分界线及撤退一切外国军队是符合朝鲜人民、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的愿望和要求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完全支持南日将军所提出的3项原则建议。
与美韩截然相反，中朝两方曾商定，朝鲜是主，中国是客，决不能喧宾夺主。因此，在历时两年多的谈判过程中，谈判桌上的主将都是南日，而邓华这次的发言是特意安排的，因为全世界人民都清楚，在开城谈判桌上，美国人找的就是中国人，如果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代表一言不发，美国人不会放心。
会场上，双方发言均由翻译口头译成两种语言，中朝代表的发言译成朝语和英语，对方的发言译成朝语和汉语。这样对双方与会者都有好处，可以利用翻译的时间思考，商量如何应对对方的发言。
但是，在开始时，也许是由于紧张，也许是由于忽略，也许是有意为之，乔埃在发言中几次在恩德伍德译完朝语后，不等中文翻译就接着往下讲，只是在中朝方面提出抗议后才恢复正常。
双方未设共同的记录，各记各的。美方使用速记机，效率较高，记录员也轻松；中朝用笔记录，颇为繁忙紧张。
美方翻译恩德伍德自小随着传教士父亲来到南朝鲜生活，是个严谨细致的人，在长时间紧张的口语翻译中，他每吸一支香烟都要在自己的小日记本上记上一笔，几点几分吸了第几支烟。
凯瑟·吴是美籍华人，年轻精悍，有正义感，谈判过程中语文水平提高很快，中朝工作人员对他颇有好感。但是，在谈判初期，吴的中文也不适应谈判要求，譬如他把“中途相遇”翻译成“两辆汽车就在马路上相撞了”。有时候对方在辩论中逻辑明显说不通的时候，他也只好硬着头皮翻，翻译后无奈地看着中朝代表的表情。
以常理而言，像这样仓促的停战谈判，如果双方都明确列出各自的要求清单，肯定共同点，然后就不同点进行逐条讨论，谈判的效率无疑会高得多。这样看是有根据的，因为在凯南的谈话同马立克的声明中已经有了大部分的共同点和接近的东西。可是美方在听完中朝的发言后，又提出了一个包含9项议程的、更为复杂的草案：
1．通过议程。
2．战俘营地点和准许国际红十字会代表前往访问。(https://www.daowen.com)
3．会议所讨论之范围，只限于有关韩境纯粹的军事问题。
4．停止韩境武装部队之敌对及军事行动并商定保证敌对及军事行动不再发生之条款。
5．议定韩境之非武装区域。
6．韩境停战监督委员会之组织、权力及职司。
7．协议设立军事观察小组在韩境视察之原则，该项小组隶属于停战监督委员会。
8．以上小组之组织及职司。
9．关于战俘之处理。
中午休会的时候，中朝代表们捧着饭碗，边吃边琢磨对方议程草案的措词。
显而易见，美方所提的第1项只是个程序，第2、第3两项则明显是硬塞进去的—没有必要在这里讨论国际红十字会访问战俘营的问题，之所以刻意强调“韩境”，据中朝代表团分析，多半是美方为避免牵涉到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
第4项是停火问题，第5项为非军事区问题，这当然需要讨论，但他们却对军事分界线的划分问题避而不谈，没有军事分界线就失去了确定非军事区的依据，第6、7、8项以及第4项最后一句，都是停战监督问题。第9项是战俘问题。对方提出了9条，而真正要讨论的问题实际上都已包括在中朝方面的3项原则建议之内。遗憾的是美方没有提撤退外国军队，也没有提自三八线撤退问题，而这些又恰恰是需要谈判解决的要害问题。中朝代表团发现，对方的立场似乎有了变化。
李克农敏感地察觉到，此时的美方，已完全不像凯南会见马立克时那样急迫了，美方代表团手中似乎又掌握了某些重要砝码。
究竟是什么，使得原本迫切寻求谈判的美方变得从容不迫？
根据战后的史家研究，造成美方态度变化的主因有两个。一是通过第四次、第五次战役的反击，美军扭转了败局，已在战场上与中朝军队形成均势，虽然绝不愿在朝鲜半岛长期消耗下去，但毕竟不像前三次战役时那么惶急窘迫；二是美国政府已确定要与日本媾和，将战后的日本变为美国在远东的重要基地，基于此，主动拖延谈判进程就十分必要了—如果朝鲜战争在此时结束，美国就不可能拒绝中国参加对日本的媾和，杜鲁门也无法说服其盟国同意美国继续在日本驻军。
出于这个目的，美国在高姿态地促成开城谈判之后，就不断制造事端，或是纵容李承晚政府闹事，最终使开城谈判于8月23日被迫中断。
经过紧急分析，大家决定以不变应万变，按彭德怀所指示的“打的坚决打，谈的耐心谈”，不能随便让步。
在下午的会议上，中朝方面也提出了一个5项议程的对案：
1．通过议程。
2．以北纬38度线为双方停战的军事分界线，并设一非军事区，作为停战的基本条件。
3．撤退一切外国军队。
4．实现朝鲜停战的具体措施。
5．关于战俘的安排。
在这样的各执一词中，第一天的谈判结束了。
此时的白善烨形同局外人，在参与谈判的四方中，中、美双方是战局的决定者，北朝鲜的南日在谈判桌前与美方直接抗衡，而白善烨所代表的韩国根本没有发言权，形同虚设。
“我的任务只是坐在那里紧盯着对方，因为对于会谈进行得顺利与否，我既高兴不起来，也失落不起来，但我感觉到会谈内容好像严重地偏离了韩国政府的立场”，这位落寞的韩国将军在回忆当天的情景时，这样说道。
据记载，当天夜里，在汶山的美军记者俱乐部中，一种乐观的情绪在蔓延。记者们打赌，认为充其量只需两三个星期，就能“达成协定的问题”，以至于有人悲观地预测“需要6周时间”时，引起了在场者的哄笑。
相比之下，谈判代表就不那么乐观了。肯尼上校对他们的谈判对手几乎不抱什么好感和希望，他描述道：“南日将军好像是一个神经质的人，慌慌张张的不那么稳重……他一次也忘不了把他自己的发言译成中国话。
“南日将军爱使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民族’这样的语言，这虽是老一套的词句，但其意味着说北朝鲜是爱好和平的民族，而西欧各国是其敌人。”
南日大将的烟瘾很大，这一点众所周知，在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下，他抽起烟来几乎不停。有一次，由于手里的火柴受了潮，南日连划十多根火柴都没点燃一根烟，他随手掏出一个ZIPPO打火机，终于点着了那根烟；但随即又意识到不该使用美国打火机，皱了皱眉，一把将打火机扔出窗外。
第四节 新闻自由
新闻自由固有其莫大的重要性，但在此处则不完全恰当。那一次的意外事件，我方是利用当时双方享受平等待遇的现实问题，迫使共方摊牌，其中包括整个会谈区域的中立问题，在该区域的自由进出的问题，双方统帅对于代表团的组成有毫无保留之决定权问题。
—马修·B．李奇微
不同于在联合国舞台上不对等的较量，在开城，中美双方在相对公平的条件下，都极为重视并巧妙借助了舆论力量，从谈判场外向场内施加了强大压力。
美方代表于驻地由首席代表乔埃主持内部讨论问题。
第一天谈判结束后，一种强烈的压抑感如同病毒，传遍了“联合国军”代表团。乔埃等人原本意气风发，一旦进入谈判大厅，这群信心十足的美国军人就感到寸步难行，对手不但在谈判桌上寸土必争，几乎在每个场外的细节上，他们都精打细算，使美方陷入深深的被动。
乔埃中将在称呼对方代表或政府时，自然而然是依据联军的习惯称呼，如“共产党军方面代表”、“共产党方面”等，但这种称呼立即遭到了南日的严正驳斥：
“贵官不是和共产主义者，而是和朝鲜人民军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进行谈判。在这里使用‘共产主义者’这样的言词是不适当的。”
联军代表认可了南日的看法，很快更改了称呼。但令他们始料未及的是，中朝代表却拒不接受他们的相应要求。例如，中朝代表坚决不接受韩国和台湾国民政府的称呼，而始终称其为“杀人犯李承晚”、“贵官方面在台湾的傀儡”。
在一次颇为剧烈的争论中，北朝鲜的某一代表直斥白善烨为“美国的爪牙”、“走狗”，导致白善烨愤而起身离席，但终于还是强压怒火，默默回到谈判桌旁。
“因为考虑到北朝鲜代表并不是在人格上就那么粗野，而是从战术出发采用这样的言论，因此，联合国方面唯有坚持‘一个忍字’来进行这种决不愉快的长时间的谈判。”
很快，联军代表就因为疏忽而栽了个大跟头。
坐镇东京的李奇微很快在日本报纸的头版看到了前方的照片。在威严的中朝卫兵管控之下，“联合国军”首席谈判代表乔埃中将乘坐插着白旗的吉普车，神情漠然，与精神昂扬的中朝卫兵形成鲜明反差。
不了解东方文化的李奇微觉得十分诧异，他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众多媒体都重点刊登了这张照片。在询问了专家后，李奇微得到了令他十分愤怒的答案。挖下这个大坑的人，其实正是李奇微自己，正是因为在7月3日的沟通中，李奇微向金日成与彭德怀提出“为了保证有效地安排关于第一次会议的许多细节，我建议……所组成的车队，沿自汉城至开城的大路前进，每辆车上将悬挂大白旗一面”。
在李奇微的观感中，白旗的全部含义就是“停火”，他根本没有想到，在东方文化中，白色代表着丧葬、哀悼。乔埃插白旗的照片自然不会引起西方媒体的格外兴趣，但一旦被中国、朝鲜、日本这些东方国家的记者捕捉到，那自然是头版的不二选择。
“乔埃打着白旗来谈判”，许多亚洲媒体都使用了类似标题。在东方人看来，沮丧的美军就是来妥协、退让，甚至投降的。
而当西方社会从东方媒体的报道中了解到美方代表由于粗疏导致的笑话后，更大的舆论压力就会压到杜鲁门、李奇微肩上—还没开始谈判，美国军人已经出了洋相。
李奇微的愤怒远未消退，因为美军在第一天谈判中的“收获”还远不止于此。他继而了解到，在谈判桌前入座时，“联合国军”代表的方位是“坐南朝北”，对于中、朝等国而言，这样做完全符合臣子向君主朝拜的礼仪。
其实美方也在事先做了充分准备，当双方代表入座，美方就抱上来一面联合国旗帜，使未作准备的中朝代表大感诧异。但美军在礼仪方面的优越感仅仅维持了小半天，当天下午，一面大得夸张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旗帜就被摆上了谈判桌。这个举动不仅使美方代表愕然，在媒体的镜头里形成的巨大反差更自不待言。
意识到棋差一着的美方代表有些按捺不住。来自海军的勃克少将有个绰号，叫做“31节勃克”，这个著名称号源自他在二战期间担任驱逐舰舰长的军旅生涯：驱逐舰的最高时速是30节，而勃克总是下令“以31节的速度突进”，足见其刚猛的军人作风。
“31节勃克”挺直了腰，想拍案而起，却被乔埃低声制止：要有忍耐力，别被激怒！
此外，中朝代表所坐的椅子也较“联合国军”代表为高，无论警卫、工作人员，还是记者，都是中朝方面的。
日本学者儿岛襄在著作中记载了颇有趣味的一幕：
“乔埃了解到中国有胜利者优先在谈判中发言的习惯，决定要抢到首先发言的权利……立即，乔埃做起开会辞来，说完后微笑着坐下去注视着对方的反应。
“然而露出愕然表情的反而是乔埃一方，南日等人冷冷地注视着‘联合国军’代表，他们的脸的位置处在高位，形成了俯视乔埃等人的架势—椅子矮了。
“中朝方面的椅子比乔埃他们的高4英寸（10厘米）。
“南日挺直了腰板，看上去更是居高临下。
“乔埃理所当然地提出抗议，要求更换椅子，中朝方面答应了，等新椅子搬来，中朝方面的记者已经把‘上下关系’的双方姿态拍了个遍。”
将中朝视为生番野人的美军，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会受此挫折。不但整个亚洲都将美军看成是前来投降的败军，兴致勃勃地期待着美军闹出的下一个笑话，在谈判场内的处处掣肘，更使李奇微“简直宁愿回到战场上去作战”。
黄连已经吞下，但李奇微是不能做哑巴的。
“正式谈判的时候，一开始‘联合国军’方面的代表们就感到了这将是一场极其艰难的谈判，原因是中国人实在是一群充满东方智慧的人。先是桌子上的小旗子，你摆上了一面，他们就立即摆上一面比你高大得多的，旗帜的大小和旗杆的高低的比赛持续了好一阵子。然后就是椅子，共产党方面给‘联合国军’代表准备的椅子至少比他们自己的矮一半，‘联合国军’代表一坐，就好像陷入了地下找不到了。再有就是协议上规定的‘为了安全在车上覆盖白旗’，殊不知悬挂白旗，在东方人的眼里是来投降的意思，等‘联合国军’知道了，白旗已经挂了好几天了，而且他们盖着白旗的照片早就登在所有共产党国家的报纸上了。”
很快，乔埃向中朝方面提出了新要求，由联合国派出20名记者，进入开城会场采访。
7月12日上午6时3刻，中朝联络官即向美方做出了答复：我方赞成双方记者在适当时机前来开城进行采访活动，一俟停战谈判达成某项协议，我方即欢迎记者前来。
缺乏应对各国媒体经验的中朝代表团动机比较单纯，在他们看来，对媒体发布信息，就如同向政府或军队机构传达文件一样，既然尚未确定议题，那就不用急着发布。
实际上，美方所预料并期待的，正是中朝方面这种模棱两可的答复。当天上午7时45分，开城东中朝方面板门店防区就出现了一支庞大的车队。中朝卫兵拦下了这支车队，因为，这支由20名西方记者和65名代表团人员组成的车队，浩浩荡荡，明显比前两天的数量多出了太多。
面对这种闯关行为，中朝卫兵当然不可能对记者予以放行。
乔埃十分愤怒，当即大声抗议—他当然很期待这种结果。随即，“联合国军”代表团调转车头，全体返回汶山，宣布休会。
就在当天，乔埃的抗议信送到了南日手中：
一、1951年7月12日9时30分，载有我在会议地点所需人员沿汶山、开城路上行驶的我方汽车队，被贵方的武装卫兵拒绝通过贵方岗哨。二、我已命令这个车队驶回“联合国军”前线。三、在接获贵方通知携带我所遴选的人员，其中包含我认为必须的新闻代表人员，将不受阻拦而到达会议地点时，我准备偕同我的代表团重来，并继续昨天休会了的商谈。
这时，没跟西方媒体打过什么交道的中朝代表团意识到了问题有多严重。朝鲜停战谈判是全世界焦点所在，世界各大新闻机构争时间抢新闻、抢镜头、抢发稿就成为自然，早发一分钟和迟发一分钟的新闻价值确实截然不同。更让对方无法释怀的是，在谈判第1天上午，中朝方面倒有一名摄影人员进入会场，并拍摄了照片，虽然被立即请出场外，但不管怎样，总是中朝的记者拍照了，美方连拍照机会都没有，在记者问题上，中朝方面的敏感度确实不足，并为此交了学费。
7月13日早上，南日向乔埃回信：
你的来函收到了。答复如下：
一、我们12日上午7时45分并未阻拦你的代表团前来开会。至于随车同来的新闻记者，因为双方并未达成协议，自然不能允许他们来谈判地区。你们的代表团因而拒绝到会，是没有道理的。二、对于新闻记者及新闻代表人员釆访问题，我们的意见是：未得双方协议，任何一方的新闻记者与新闻代表人员，均不能进入谈判地区。三、我们建议：今天上午9时（平壤时间）继续开会。
一次小小的施压，并不能使精于谋略的李奇微满足。既然已成功在中朝谈判团的防线上撕开了一个小口子，美方当然要继续扩大优势，以期全面攻陷对方防线。所以，“记者问题”当即被继续放大，甚至升格到双方司令官一级，并把它提到双方在会场区享受平等待遇问题的高度。
7月13日，李奇微已经亲自向金日成、彭德怀致抗议函了：
6月30日，我曾建议在丹麦伤兵船上会晤，因为那样可使双方都有同等的出入自由，包括属于任何一方的新闻记者这种人在内，这种地点可以有一种完全中立的气氛，不致有任何一方的武装部队在场而产生威胁的作用。当我接受以开城为会晤地点时，原以为开城能完全具备上述条件。7月8日的联络官会议上，我们曾建议沿着金川—开城—汶山公路建立一道10英里宽的中立区，双方武装部队让出开城，遭你方联络官拒绝……但自从谈判以来，事实证明双方的待遇是不平等的。
在抗议函结尾，李奇微亮出了底牌：划一个圆形地区为中立区，以开城的中心为圆心，半径为5英里，东面以板门桥为界。在整个会议期间，在中立区内不能从事任何敌对行动，会议区和双方代表团人员前往会场区所经过的公路不驻扎武装人员。并建议各方代表团在中立区内的人员总数任何时候最多不得超过150人，在上述限度内各方代表团人员构成完全应由该方司令官决定。
“如果你方同意这些建议，目前休会即可终止，会议即可恢复，不致迟延，而且可望有所进展”，李奇微彬彬有礼的致辞，将“以退为进”的策略发挥到了极致。
第2天，金日成、彭德怀复函：
李奇微将军：
你的7月13日的来信收到了。为了扫除在一些枝节问题上的误会和争论，使和平谈判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起见，我们同意你所提的将开城地区划为在会议进行期间的中立区，在此区域内双方停止任何敌对行动，及将武装人员完全摒除于会址区域及你我代表团通往会址区域的通路之外的建议。至于这个会址区的大小及其他有关的具体问题，我们建议交给双方代表团在一次会议上去解决。关于引起这次休会原因的新闻记者问题是和划中立区问题无关的。后一个问题自从贵方联络官提过一次之外，贵方的代表团再也没有提出过。而联络官的任务是讨论细节问题的，无权讨论像划中立区这样性质的问题。此次引起停会原因的新闻记者问题是一个小问题，值不得为这个小问题引起停会，更加值不得为这个问题而引起会议的破裂。贵方代表团曾经在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我方代表团当时认为在会议还没有任何成就，并且连议程也没有通过的时候，各国新闻记者来到开城是不适宜的，这个问题因而没有取得协议。
我们坚持一切问题必须由双方协议才能执行的原则，我们认为这个原则是公平的，无可辩驳的。新闻记者既然没有达成协议，就不应当由贵方一方片面地强制执行。为了不因这件小事而使会议陷于长期停顿或破裂起见，我们现在同意你的建议，即将贵方新闻记者20人作为你的代表团工作人员的一部分。我们已命令我方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也给贵方以便利。
谈判恢复了。
由于在处理记者问题上的不妥，中朝陷入了短暂被动，拱手送给美方一个借题发挥、扭转被动的良机，李奇微敏锐地抓住机会，扳回一城。多年后，乔埃在回忆录中解析了美方的战术意图：“因为牵涉了新闻记者，有人遂下结论，以为问题的焦点是在新闻自由。新闻自由固有其莫大的重要性，但在此处则不完全恰当。那一次的意外事件，我方是利用对于当时双方享受平等的待遇的现实问题，迫使共方摊牌，其中包括整个会谈区域的中立问题，在该区域的自由进出的问题，双方统帅对于代表团的组成有毫无保留之决定权问题。”
因为这次事件的被动，周恩来专门批评了代表团：将双方代表团的安全问题都压在己方，不但负担过重，反而容易授人以口实。
谈判桌上的战斗很快就进入白热化，而首次参加国际竞争的中国记者也在激烈的明争暗斗中迅速体验、学习了国际规则。
时任《东北日报》副总编辑的张沛在回忆文章中记载了当时的一段轶事：
“谈判桌上唇枪舌剑，谈判桌下，双方的记者也在‘明争暗斗’。‘竞争’最激烈的要算摄影记者了，起初我们的记者经验不足，行动不够大胆，而对方记者却随心所欲，像足球守门员一样或立或卧噼噼啪啪拍个不停。后来我们的记者也学会了‘不客气’地抢镜头，钱嗣杰本来就是战地记者出身，身上还有功夫，真挤起来没人是他的对手。
“钱嗣杰后来曾担任毛主席的随行记者，先后随党和国家领导人去过42个国家，70年代，他随同乔冠华参加联合国会议，一位美国记者突然用生硬的汉语对他说：‘板门店见过，中国记者。’原来这位美国记者也曾采访过板门店谈判。”
在中国的赴朝记者团中，还有四位白皮肤的“外援”，他们是法国巴黎《今晚报》记者贝却敌，英国伦敦《工人日报》记者阿兰·魏宁顿，匈牙利《自由人民报》记者米莱伊和波兰记者布拉茨基。
其中，贝却敌和魏宁顿都是享有国际盛名的明星记者。早在中国解放前的1948年，阿兰·魏宁顿就来到中国，并在新华社对外部工作。1949年7月，他携带毛泽东致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波立特的信返回英国，为中英两国共产党搭起了重要桥梁。
在板门店谈判结束之后，魏宁顿出版了《背信弃义》等著作，斥责美军罪行，因此被英国政府定为叛国罪，吊销了他的英国护照。
无法返回祖国的魏宁顿来到了北京，他在新华社对外部继续工作，并和一位中国女子结婚，之后定居挪威，于20世纪70年代末去世。
第五节 风语者—战地翻译
1948年，过家鼎从上海圣芳济中学毕业，顺利考入了心仪的复旦大学外文系。新中国成立后，像千千万万新中国青年一样，17岁的过家鼎对浴火重生的新中国充满了自豪—“我的志愿就是通过学习和掌握外文来报效祖国”。
千千万万个这样的小小梦想，汇成了50年代激情飞扬的巨大中国梦。
1952年4月，朝鲜停战谈判已进行了大半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奔向朝鲜，加入如火如荼的谈判工作。作为政治上可靠的英语干部，过家鼎也在此时接到了入朝通知—参加翻译工作。
在由十几名精英学者组成的这一批入朝队伍中，过家鼎是最年轻的一个。接到任务的过家鼎心中有些忐忑：“我们的任务都是当英文翻译，但实际上我们这些人都不是专职翻译，尤其是我们这几个小青年，都是刚刚出校门的学生，从未干过实际工作。我本人连外国人都很少接触，更不知道翻译是怎么回事。”
但在那个理想燃烧的年代里，年轻人踏上梦想之路，真的就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过家鼎和同伴们写完给家里的信，就穿起新发的志愿军棉军装，只带上一点随身行李，跨上了火车。
从北京到安东的火车上，空气中处处飘荡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激扬旋律，大家脑中所幻想的画面，都是一首首激昂崇高的革命史诗。但当过家鼎亲身跨过鸭绿江后，这个年轻人立即被朝鲜半岛的惨状惊呆了。
“一过鸭绿江，眼前便似换了天地。那里是一片废墟，美侵朝战争已将朝鲜北方的城镇夷为平地，地面上没有一座完好的房屋。”
十几位知识分子默默无语，连人带铺盖，上了敞篷军用大卡车—这就是他们穿越火线、遮风避雨的移动房间。
为了避开美军飞机在日间的全方位扫射，志愿军的运输线全在那些崎岖而隐秘的山路上。白天走走停停，夜间冒险疾进，过家鼎很快适应了这种战场上的生活节奏。
其时，在夜间吃够苦头的美军已摸清了志愿军的行动模式。美军手握制空权和先进炮火重器，他们已不再以身犯险，在晚上与志愿军贸然交火。从战争中期起，美军就利用技术优势创造了一个奇观。
一旦入夜，美军就大量使用照明弹、大功率探照灯。在许多重要的阵地、交通线上，美军的照明器材简直好像用不完。
美国人将朝鲜的夜晚变成了白天。
“我还记得，为了获得更多的战场照明器材以便在夜间也能瞄准敌人射击，我曾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照明弹使用得越来越多，因此，我们试用了各种可用以照明的器材，其中包括大功率探照灯。这种大功率探照灯可以借助低垂的云层将光线反射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在欧洲战场就曾采用过这种办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总之，这些措施减轻了防守在孤零零的前哨警戒线上的士兵们的负担。因为，他们常常要一连熬上好几个小时凝视着夜暗中影影绰绰、不可名状的东西，而且，他们有时在花岗石山岭上所得到的防护较之几个松垮无用的碎石堆好不了多少。中国人的夜间进攻特别神秘莫测，不可思议。”
过家鼎乘坐的卡车也不可避免地遇到了照明弹。
在漆黑、静谧、寒冷的夜里，一颗炫目的照明弹绽放了，短短的刹那之间，仿佛死神向过家鼎眨了眨眼。
大家还没反应过来，经验丰富的司机已刹停卡车，拼命连拉带拽，几乎是将这十几个还在发愣的人全部扔下了卡车，然后带头趴在路边的斜坡上。
司机按住身边的人，大家全都一动不动。
过家鼎趴在地上，略略抬了眼。
飞机巨大的黑影正掠过他们头顶，随着尖锐的呼啸声，弹雨降临了。
卡车周边的土地，就像暴雨中的湖面一样，被激起的尘土如同雨柱。
随着照明弹的余韵散去，暴雨也止歇了。
早已视空袭为家常便饭的卡车司机第一个站起身，吹了声口哨，掸了掸身上灰尘。还有些茫然的过家鼎和众人一起，也拍拍灰，跟着司机赶紧回到车上，继续前进。
短短的路程，一行人花了两天一夜才走完。
过家鼎终于来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总部。出于安全需要，这群战地翻译被安排在朝鲜老乡家里住宿，办公室也是向老乡们借用的房子。身处中立区的过家鼎如同住进了一个巨大的轰炸训练基地—美军飞机时常在这些房子上空盘旋，并不时在远处的无人区扔下炸弹，这种游戏确实能让美军找到杂技表演的快感，因此他们热衷于把中立区想象成杂技舞台上那个被飞刀扎满身边却毫发无损的小丑，显得乐此不疲。当然，这种运斤成风的游戏常将翻译们震得头皮发麻，无可奈何。
但是，一旦入夜，中美双方就都无法确保这种擦枪行为不会走火了。因此，在严格的晚间灯火管制之下，过家鼎要先拉上防空窗帘，然后借助微弱的灯光（多半时候是烛火）彻夜工作，即使是在闷热的夏夜，也不能拉开窗帘透气。
起初，刚走出象牙塔的过家鼎无论如何适应不了这样的生活和工作节奏，“有时，深夜敌机飞越我们上空，我们一听到空袭警报，就要抱着文件和公文包，跑到房后的防空洞里躲避一会儿，等警报过后再出来继续睡觉或工作。开始时，我们对这样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不大适应，但过了一段时间也就习惯了。”
当过家鼎的生物钟与朝鲜战场合拍之后，这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很快就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战地翻译了。晚饭后，他常和战友们一起散步，在山顶席地而坐，眺望远方的战火硝烟。
在谈判中，双方的一切重要言论和协议都要经过翻译准确、及时译出，一句关键言语的错漏，都可能使谈判工作和舆论阵地陷入全面被动，因此，双方翻译之间的较量，实际上也是一场激烈无比的战斗。作为新中国外交战线上的杰出翻译人才、先驱，过家鼎和同伴们在战斗中拼命学习，在学习中急速成长，为新中国的对外翻译工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他们遇到的第一个难关，是录音机。
美国的科技优势不仅体现为武器，还体现在谈判大厅里。当美方把当时最先进的钢丝带录音机搬到会议室，要求用机器来记录双方发言时，中方的翻译们才难以置信地见到了传说中的录音机—这也要“归功于”美国对中国大陆发起的长期封锁禁运。
美方当然清楚，中方翻译既没有、也不会使用录音机，他们马上建议，由美方提供录音机，录下双方发言，并由他们负责整理英文记录，然后向中朝方面提供。
这样“好心”的建议被中方翻译断然拒绝了。显然，这是一场针锋相对的谈判，双方发言都带有高度原则性、政策性，必须保证绝对的完整、准确，如果交由一方全权记录，则无异于缴械投降，甚至引颈就戮。
在中方严正抗议之下，录音设备被双方弃用了。所有谈话均由翻译们通过文字记录。
即使扔掉一张好牌，美方手上的好牌依然多的是。对于美方而言，英文记录自然没有半点难度。很快，一批专职的专业速记员就坐进了会场—其中还有人在使用刚发明的速记机。
这样一来，过家鼎在入朝之初的不安终于变成了现实：中方连英文翻译人才都不充裕，虽然大家咬着牙在实战中学习，但现在又去哪里找英文速记员？
虽然从翻译中抽调人手兼做英文速记，但毕竟隔行如隔山。于是，过家鼎等几个最年轻的翻译接到了一项艰巨的任务—从零开始，立即学会英文速记，而且要在准确性和效率方面赶上、超过以英语为母语的美方的专业速记员。
在和平年代看来，这样的政治任务简直如同一个浪漫的神话。
但在战争年代，在崇高理想的驱使下，人们一咬牙，真的就这样让一件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成真了。
在压倒性的困难面前，过家鼎只是稍一犹豫，就将畏难情绪远远抛开了。他想起，在战场上，随时能见到流血牺牲的志愿军战士，他们殒命尚且不惜，那么自己流汗更不在话下了。
几天后，一批英文速记课本和速记字典从国内运到了开城，年
轻的翻译们开始挤时间自学。弄清原理，模写速记符号，协助练习，一周之后，过家鼎摸清了英文速记的门道，但他也更加明白了速记之难—速记的原理易懂，但要娴熟地在会场进行实践，却绝非易事，速记靠的是长年下苦功。
临阵磨枪，不上也得上。这群初学乍练的新速记员一经登场，谁都未能熟练使用速记技巧，于是，人海战术就被采用了。4个人一起记录，散会后再碰头，像几个刚结束高考正急着估分的学生一样，一起回忆正确答案，一起做拼图。
几个年轻人豁了出去，手忙脚乱，堪堪应付局面。即便如此，每次会议结束，过家鼎都会精疲力竭，如同大病了一场，高度紧张的脑子一片空白。一开始，他们的记录速度只能达到每分钟70～80个字组，这当然远远跟不上美方念稿的每分钟120～130字组的速度。时不我待，过家鼎全心全意琢磨美方代表的常用字，还把远东美军的英语广播当教材来练习，吃饭时练习，睡觉前练习，即使在梦中，也是满脑子速记符号，“时常为追忆一个难字而惊醒”。直到很久之后，过家鼎的速记技术完全成熟，这种长期伴随他的极度紧张感才消失了。
幸运的是，漫长的停战谈判曾几度陷入僵局，会议次数时而减少，临阵磨枪的年轻速记员们才得以喘息、充电，循序渐进，水平渐长。1953年初，谈判进度大大加快，会议频率明显增大，羽翼丰满的速记员们终于一展长才。由于人手不足，他们索性放弃人海战术，多数时候独当一面，同时还带着新同志做徒弟，由此培养出一支精锐的翻译、速记部队。
停战协议正式签订后，由于在朝鲜还有大量善后工作需要处理，过家鼎压抑住归乡的渴望，作为军事停战委员会的翻译和记录员，继续在板门店度过了五年左右的漫长时间。在这段清苦的岁月里，过家鼎从未停止速记练习，最高速度达到了每分钟140字组，在协助中立国监察委员会整理英文记录时，中朝方面记录的完整准确程度超过了美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