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火谈判与总统竞选
对所有参战国而言，上甘岭都是一个无法忘却的名字。
不仅因为这场战役的惨烈程度堪为朝鲜战争之最，将美军的机械化优势与中朝军队的战斗精神诠释到了极致，也不仅因为黄继光、孙占元这样的英雄名字的铭刻，《上甘岭》、《英雄儿女》这样的影视作品的缅怀，正是从这座山硝烟散尽、渐渐冷却时起，双方的大规模交战正式终结了。随着上甘岭的冷却，朝鲜半岛的战火也渐渐熄灭。1952年秋天，谈判形势又变得微妙起来。
美国的总统大选迫在眉睫，朝鲜战争再次成为两党的竞选资本，或者说烫手山芋。当竞选进入白热化，朝鲜问题就被美国暂时搁置了，直到新总统艾森豪威尔接替了杜鲁门，最后一轮谈判才姗姗来临。
第一节 再次中断谈判
由于看到美国在板门店进一步受挫后，其好战势力在增长，许多温和国家对美国深深产生了怀疑。此外，再加上板门店停战谈判的突告中断，所以联合国就自然想把结束战争的责任拿到自己手里。这件事显然本是联合国自己的事，尽管从一开始就由美国掌管着。
—贝文·亚历山大
中立国终于介入了。一直作壁上观的联合国成员们决心推美国一把，尽快结束这场战争。
1952年10月8日，在板门店，哈里逊单方面宣布无限期休会；紧接着，10月14日，第七届联合国大会就在纽约召开了。
一如既往，美国国务院在艾奇逊的指导下，希望继续争取大会对美国的支持，同时竭尽全力阻止联合国其他国家的接管。
在此前的两次联合国大会上，杜鲁门和艾奇逊成功主导了局势。第五届联大通过了一系列打击中国的决议，如关于“集体措施”的决议、关于封锁中国禁止货物输往中国的决议、关于宣布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关于责成侵朝美军司令部继续战争占领整个朝鲜的决议等。
到了第六届联大时，美国及其盟国极力阻止讨论朝鲜问题，主张“延期讨论”，因为停战线已经划了，如果再讨论停止敌对行动，这个仗就不仅打不下去，而且连拖也有困难，由此引起的国内国际的指责就更难承受。所以，不管“延期讨论”和“应该讨论”的论战多么激烈，第六届联大还是于1952年2月5日通过了关于规避讨论朝鲜问题的决议，决议说：大会“愿在最大可能限度内促成板门店谈判与《朝鲜停战协定》的达成，并愿避免过早审议本届大会关于朝鲜问题的议程”。该决议决定：
一、秘书长在统一司令部（即“联合国军”司令部）将《朝鲜停战协定》的达成通知安全理事会时，应在联合国会址召开大会特别会议，审议上列各项议程。
二、在朝鲜的其他发展使上列各项议程的审议成为适宜时，秘书长应依宪章第20条和大会议事规则，在联合国会址召开大会特别会议或紧急特别会议。
在1952年年底召开的第七届联合国大会上，情况有所不同了。
10月18日，波兰政府代表团在七届联大上提出了“关于消除另一次世界大战威胁加强国际和平与友好”的提案。这项提案建议参加朝鲜战争的各方：
一、立即停止陆上、海上与空中的军事行动；
二、按照国际准则将全部战俘遣送还乡；
三、外国军队包括中国志愿部队在内，在两三个月之内撤出朝鲜，本着由朝鲜人民自己在一个委员会的监督下统一朝鲜的原则，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该委员会应由直接有关的国家和其他国家，包括没有参加朝鲜战争的国家组成之。并建议将此列入议程的第一项，由政治委员会首先加以讨论。
这个议案离美国的预期太远，几乎跟中朝的原则相符，自然没有通过。被列入议程的是“关于朝鲜统一复兴委员会的报告”的提案，由政治委员会首先讨论。
美国开始向联合国施压了。
10月24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联大政治委员会上作长篇发言，避谈朝鲜问题的责任，提出了由美、英等21国发起的关于朝鲜问题的提案，试图利用联合国迫使中朝接受“自愿遣返”原则，并为在中朝方面拒绝后要挟更多国家支持美国提案留下伏笔，以形成对中朝方面的更大压力。艾奇逊的策略，正是一年多前“十三国提案”被否决的重演。
美国的方案一经提出，中、朝、苏就进行了迅速应对。
10月29日，苏联政府代表团团长维辛斯基在大会政治委员会上也作长篇发言，提出了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提案：
建议朝鲜的交战双方在已经同意的停战协定草案的基础上，立即完全停火，就是说，双方停止一切陆上、海上及空中的军事行动，战俘全部遣返的问题则交给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委员会去解决，在这个委员会中一切问题要经全体成员三分之二的多数赞成决定。
设立一个由直接有关的各方以及其他国家—其中包括没有参加朝鲜战争的国家—参加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美国、英国、法国、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缅甸、瑞士、捷克斯洛伐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南朝鲜组成。
责成上述委员会立即采取措施，本着由朝鲜人自己在上述委员会的监督下统一朝鲜的精神解决朝鲜问题，此项措施包括尽量协助双方遣返全部战俘的措施在内。
这项提案是经过中、朝、苏3国政府磋商过的，曾于11月10日和11月23日两次修正，11月28日，中朝外长分别发表声明表示赞同。
归根结底，双方争执的焦点始终还是“自愿遣返”这个绊脚石。
在一心促成停火谈判的第三方国家们看来，既然参战双方在战俘遣返的原则问题上僵持不下，那么，最可行的办法，无疑是立即停火，然后将战俘问题交给其他国家参加的委员会去解决，这既不伤害各方的立场，又能立即停止流血的战争，符合各国的和平愿望。遗憾的是，这项提案于11月29日遭到联大政治委员会的拒绝。
在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的激烈争论中，维辛斯基措辞尖锐地批驳了21国提案。这引起了艾奇逊的隐忧，因为这种言论足以引起美国盟国的动摇。正当此时，印度政府代表团团长梅农于11月17日发言，使会议形势发生了变化。
印度的梅农是享誉一时的杰出政治家，他是尼赫鲁总理的亲密战友，为争取印度独立作出了令人尊敬的贡献。印度独立后，他一直担任印度驻英高级专员。从1952年起，他率代表团参加联合国的会议；就在他作这次发言以前的一个星期（11月11日），联大政治委员会曾以压倒多数票通过印度等国提出的关于谴责南非当局种族歧视政策的提案。所以，梅农的发言引人瞩目，印度的提案也引起了联大的重视。
印度的方案是：建立一个遣返委员会来处理朝鲜战争中的战俘问题。该会由4个中立国组成，并由该4国推一公断人，遇到不能决定的问题由公断人裁决。朝鲜停火后90天，尚未遣返的战俘由高一级政治会议解决。
这个方案的实质，是要求中美双方各让一步，采纳美方的“自愿遣返”原则，但要由中立国来鉴别，哪些战俘愿意遣返，哪些不愿意。
11月21日，尼赫鲁总理在印度国会发表演说，呼吁各国在印度提案基础上实现朝鲜的停战。
英国、加拿大和法国等多个国家都支持印度的提案。
艾奇逊仿佛回到了一年多前，那时，正是由于中国断然拒绝了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十三国方案和五项建议，使本已深陷泥坑的美国一跃而起，反败为胜，昂首站到了联合国的道德高地之上，还将侵略国的帽子扣在了中国头上。
艾奇逊于11月24日再次发言，称如果印度提案能够作些重要修正，例如“保证对战俘不使用武力”，“30天后，如仍有未回家和未作出处理决定的战俘，交联合国‘收养’”等，美国代表团将“衷心支持”。26日，这个提案被作了重要修正。27日，美国发言人表示，该方案符合美国遣返原则，美国代表团决定支持这个提案。
就这样，在12月2日，政治委员会以53票对5票通过了这个方案。12月3日，联合国大会也通过了该案。
但是，在12月14日和17日，中朝外交部长分别先后致电联大主席皮尔逊，拒绝并要求取消联大12月3日的决议。
中国外长周恩来在致电中指出，这个决议是艾奇逊提出的“21国提案的翻版”，所谓战俘“不愿回家”的谎言完全不可置信。周恩来明确表示：“将全部遣返战俘回家这个任务交给中立国所组成的遣返委员会去做，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为……美国方面曾派大批李承晚和蒋介石的特务冒充朝、中战俘，混杂在朝、中战俘当中，利用战俘已被强迫刺上背叛祖国字样或盖上拒绝遣返血书指印后所产生的耻辱、顾虑等心理失常的状态，经常对他们进行胁迫行为，如果不把这些特务从朝、中战俘中隔开或孤立起来，那么，一切访问和解释都不可能顺利进行，而那些被刺过字和打过指印的朝、中战俘们仍有被特务胁迫拒绝回家以至带走的可能。因此，要从朝、中战俘中隔开或孤立特务分子，这在遣返委员会管理战俘的情况下，是根本无法办到的，只有将战俘直接交给对方保护，然后才能办到。”
这项议案迅疾为共产党中国和北朝鲜拒绝。不过虽然如此，但其主张却绝没有从此被彻底否定。
在当时，中朝和美方在战俘营中展开的斗争已趋白热化，屡次发生的暴力镇压使中朝方面绝不会在“自愿遣返”的问题上再做出任何妥协了。
所以，中立国提案的动机虽然十分友好，却无法有效解开战俘问题的症结。深知争取中立国家支持的重要性的中国政府并非一味强硬，但战俘营里的现状使中方无法让步。
和以前一样，美国政府也深知中朝只能选择拒绝提案。
在战俘遣返的问题上，停火谈判被再次拖延了。
第二节 冷山
最初只是一个限制目标的攻击，后来竟成为联军一场最猛烈的战争—一个冷酷的，保存面子的狠命攻击……（金化攻势）是发展成为一场残忍的挽回面子的恶性赌博。
—马克·克拉克
就在联合国大会舌战不休的时候，在联军司令克拉克的指令下，范·弗里特发动了“摊牌战役”。
在长期对峙中，高度机械化的美军在朝鲜半岛的险峻山岭里一直束手束脚，先进的科技反而成了累赘，怎么也抓不住那些在远处山洞、山沟里时隐时现的精灵般的火炮。客场作战的美军就像在跟一个太极高手交手，一记记重拳常被化解；不知不觉间，一些难以坚守的重要地区已被中朝军队渐渐掌控了。
美军已经决定结束无休无止的小规模战役，他们要来一次大规模强攻，夺取金化以北一带的高地。
板门店谈判在10月8日中断后，美军于10月14日在金化以北的上甘岭地区发动了“秋季攻势”以来最大的一次攻势。
上甘岭位于中朝方面中部战线战略要点五圣山（金化以北）南麓，在它以南的597.9高地和537.7高地的北山是志愿军五圣山主阵地前的两个连的支撑点，地理位置重要，直接威胁着美军的金化防线。
在标准的“范·弗里特弹药量”的倾泻和掩护下，美军的第9军步兵第7师，李承晚军第2师、第9师，哥伦比亚营和埃塞俄比亚营以及18个炮兵营、1个坦克营又5个坦克连开始向上甘岭进攻了。
联军总兵力达到了6万人，坦克176辆；出动飞机3000多架次（平均每天70余架次）；在上甘岭3.7平方公里的地面上倾泻炮弹190余万发，最多的一天达30余万发，投掷重磅炸弹和凝固汽油弹5000余枚，炮火密度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水平，最高时达到每秒落弹6发；与此同时，美军还在东海岸以舰炮和航空兵对中朝军队沿海阵地进行连续轰击。
在敌人猛烈而持续的攻击下，志愿军防守兵力一直保持在两个加强连，在266门大口径火炮协同下顽强奋战43昼夜，战斗激烈的程度前所罕见。经过反复争夺，终于守住了阵地，击落、击伤敌飞机270余架；击毁、击伤敌大口径火炮61门、坦克14辆。
志愿军第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右）在前线研究作战计划。
上甘岭战役历时43天，美军公布的自损数字是0.9万人（美军0.2万人，南朝鲜0.7万人）；志愿军公布的伤亡人数则为1.15万人。
形成反讽的是，原先在范·弗里特的预计中，美军将付出两百人代价，在五天内解决战斗。
从10月14日起，上甘岭就没有黑夜了。
联军的探照灯和照明弹成了从不间断的日光灯，隐蔽在战壕和坑道中的志愿军战士连眼都难以睁开，每当他们悄悄跃出坑道，跑不出几步，无数块弹片就呼啸着从头上飞过来。
而在白天，联军密集交织的地面与空中炮火形成了一张死亡天网，将上甘岭彻底煮成了一锅沸汤。从第一天起，上甘岭就不再有一处平整坚实的土地，不再有一处完整坚固的工事，不再有一处不布满弹坑的空地。在暴风般的炮击中，志愿军战士们偶尔抬起头，发现彼此脸上全是黑乎乎的烟尘，只在张开嘴时才能看到白色的牙齿。
但牙齿的颜色也很快变成了红色。
数量惊人的炮火轰击，就像无数神话中的巨兽在疯狂踩踏着山头。在沉闷的巨响声中，志愿军战士们就如同热锅上跳动的豆子，坑道都被震得扭曲变形了，战士们的牙齿磕破了舌头、嘴唇，甚至还有一个17岁的小战士被活活震死。
志愿军第15军四个多月苦心修筑的野战防御工事，就这样被“震”成了灰烬。
10月27日，被换下休整的134团重返上甘岭，与135团并肩作战，血战再次展开。据志愿军老兵李用胡回忆：
那时候谁也没想能活着回来，不断有战友牺牲，啥时轮到自己谁也说不清，只是拼命地打，枪管打得滚烫，双手烫得满是血泡，我们的子弹像泼水一样压向敌人，打退了他们一次又一次冲锋。整个阵地在每天双方炮火的轰炸下，好似用拖拉机翻耕了几遍，狼藉遍地。
在上甘岭战场上，我们不仅要跟疯狂的敌人作战，还要跟恶劣的自然环境、饥饿和疾病作战。在炮火封锁下，我们没办法得到足够的补给，缺少营养，不少战友得了夜盲症；没水喝，连尿都尿不出来，有点尿都得设法存在罐头盒里留给伤员喝。这场战斗，打得太艰难了。什么都缺，缺粮、缺水、缺弹，连坑道里的空气也稀薄、难闻，外边零下十几度，而坑道内闷得发热，不是人过的日子。有一夜，我困得忍不住，在地上一个炮弹坑里睡了一觉，醒来后才发觉身旁不知何时被炮弹炸死了两个战友。
志愿军的运输兵比作战部队死伤更大。谁能送一个苹果上高地，就记二等功。
杀红了眼的美军终于放下架子，不顾一切地发动了他们一直谴责的“人海战术”。一天之内，一块阵地往往几次易手。
在一次长达14个昼夜的攻防战中，志愿军第15军第45师第134团第8连战士付出了重大牺牲，最后终于将一面被敌人枪炮击出381个弹孔的战旗插上了上甘岭主峰。这面战旗作为中国革命历史文物，现存放于北京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
11月25日，“金化攻势”结束。
炮火止歇了。志愿军战士们陆续走出了坑道，冷风拂过，战士们精神为之一振，一个多月以来，这是他们第一次嗅到没有硝烟味道的空气。清风拂过这座被炮火燃沸的山，在历经一个多月的血与火之后，地狱般的火山终于熄火冷却了。
“联合国军”发动金化攻势的初衷是彻底扭转战场上的被动，但事与愿违，“‘联合国军’的阵地只略略有点微小改善，而损失却太大太大了”。
上甘岭战役之后，美军还曾在1953年1月对西城山地区发动过一次攻势，同样折戟而终。自此，美方再也未在朝鲜战场发动任何大型攻势了。
朝鲜战场的战火，终于从上甘岭开始，渐渐冷却。
第三节 暂别开城，筹建红会
1952年11月中旬，板门店会场区。
年轻的中方报话员有些无所事事，他将头探到窗外，一眼就看到，用于标示中立区的大气球已经照例升起了，那些色彩鲜明的气球是美军提供的，就像飘浮在会场上空的大水果。美机依然时常穿行在板门店上空，炮弹也时而落到会场区里来。每当板门店中立区地面和上空发生违协事件时，中朝联络官便立即向对方提出抗议。
双方的警卫正在有条不紊地进出帐篷，他们除了将帐篷打扫得一尘不染，还要将开会用具摆整齐。会场区内的好几个帐篷都是谈判场所，以往，不同的小组会在里面争论不同的议题；而现在，这里却人去楼空，一片冷清了。
早在一个月前，谈判于10月8日再次中断。很多中朝代表团成员几乎记不清这是第几次中断了。
此时，政治斗争主战场已经转到了联合国，志愿军代表团长期持续紧张的工作状况得到了缓解。中国慰问团到达朝鲜，随慰问团来的剧团到达开城地区进行演出和访问。战斗在开城前线并担负保卫中朝谈判代表团任务的第65军582团指战员和祖国派来的亲人一起联欢。
11月中旬，志愿军代表团的李克农、乔冠华、边章五、解方几位主要成员都返回了北京。
报话员看了看表，又到了与美方联络的时间了，他例行公事地打开无线电报话机。
中美双方各备有1部无线电报话机，每隔一两小时，报话员就会打开报话机，连续呼叫：“你有什么信息给我吗？”
“没有。你有什么信息给我吗?”美方回应。
中朝方面同样回答：“没有。”
然后，双方互道“OK”，各自关机。
李克农终于短暂返回了国内，但这位谈判团指挥官发动的机器并未停止工作。(https://www.daowen.com)
中国红十字会开城代表团正在建立。
交换战俘是红十字会的传统义务，朝鲜战争也不例外。
新中国的红十字会刚成立不久，就来到了朝鲜战场。先后共有7个国际医疗服务大队、666名红会成员开赴前线，参加医疗救护工作；而赴朝鲜开城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也全程参与了作战双方遣返战俘的人道主义服务工作。
从1951年12月中朝停战谈判进入“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的第4项议程开始，根据《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的有关规定，中国红十字会即开始着手筹建赴开城参加战俘交换工作的代表团。
这项工作是由李克农主导完成的。
当时，中国红十字总会才刚刚完成了改组工作，总会委托解放军总政治部选派精英骨干，并在北京预先将班子搭好，准备随时赴朝。
1952年春至1953年春，朝鲜战场边打边谈，局势几度变化。1952年春节过后，总政治部从总参、总政和志愿军，选调了数十名军、师、团级干部与翻译人员，集中在北京前门外解放饭店，却未能成行。
1952年春，总政宣传部干教处处长文山（筹建组成员）从北京出发了。他此行的目的是专程向李克农汇报筹建工作情况。
李克农恳切的讲话鼓舞了原本有些急切不安的文山。他告诉文山，戒骄戒躁，做好长期打算，先在北京利用充裕的时间学习，尤其要了解南朝鲜社会状况、战俘营情况。
两个月后，丁国钰和总政敌工部长黄远再赴开城，向李克农作了一次北京红十字会筹建组准备工作的全面汇报。在听汇报的过程中，李克农发现丁国钰极富策略、眼光，思路开阔机敏，适合做外交工作。于是，李克农在第二天就给总政治部肖华副主任打电话挖人，提出让丁国钰先去开城代表团工作。不久，丁国钰便来到开城，投身一线工作了。
1952年10月8日，美国单方面中断朝鲜停战谈判，导致准备赴开城的红十字会人员各返原单位待命，视朝鲜停战谈判的进展和需要再行集中。
次年4月，朝鲜停战谈判出现转机，双方代表又恢复在板门店的接触与对话。于是，红十字会人员再次全部集中北京，同时，总政另调第20军政委谭佑铭来北京，主持后续的准备工作。
之后，根据拟议中的《朝鲜停战协定》中的有关条款规定，作战双方需派出本国的红十字会代表共同组成“联合红十字会”，为战俘提供人道主义服务。一大批外事经验丰富的高级干部为红会成员进行了密集授课，总政敌工部部长黄远、外交部美澳司司长柯柏年、外交部国际政策委员会副主任杨岗、外交部国际司司长董越千等人走马灯似的进出着红会的讲堂，介绍开城停战谈判及战俘情况，阐述中国红十字会的有关职责任务、斗争策略和活动方法及组织纪律等要求。
对于第一次参加红会工作的成员们而言，这些都是雪中送炭的宝贵教材。
“一切在北京准备好，到开城再润色”，红会小组预备了大量方案，为到朝鲜开城后的后续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四节 新总统的诺言
我将亲自去朝鲜，并结束这场战争。
—艾森豪威尔
鹰派克拉克上任后，朝鲜战争本已渐弱的火势顿时炽烈起来。
除了不眠不休的轰炸，克拉克甚至劝说杜鲁门不要限制使用原子弹，以此向中朝军队施加巨大压力。
鹰派军人的激进思路使朝鲜战争随时有扩大化的危险。他近乎疯狂的建议遭到了高层的批驳。陆军部长佩斯认为财力和人力都是问题，而参谋长联席会议则提醒克拉克，两周后的美国总统大选之上，两党的竞选策略都不是扩大战争—无论是民主党候选人德莱·史蒂文森，还是共和党候选人艾森豪威尔，他们都不主张取得明确的军事胜利。用政治手段结束战争，这已经是两党共识。
随着1952年的深秋到来，朝鲜就被美国暂时搁到一边了。对美国而言，更重要的事即将到来。
在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中，共和党能否打破民主党接近20年的统治？
共和党的胜算看起来要高得多。10月24日，艾森豪威尔在底特律发表了一场著名演讲，正是这场演讲，使这位出身行伍、积功而起的五星上将赢得了大多数美国民众的青睐。
“不搞党派游戏，而要集中精力于结束朝鲜战争的工作，直到这项工作体面地完成。这件事需要我亲去朝鲜一趟，我就动身去一趟。只有这样，我才能学会在和平事业方面，怎样更好地服务美国人民。我准备去一趟朝鲜。”艾森豪威尔坚定地对美国民众说。
这段时间，正是艾森豪威尔从竞选到入主白宫的阶段。
两年零4个月不死不活的朝鲜战争使美军士气低落，军费高额支出，美国民怨如沸。而美国把美军7个陆军主力师长期陷在亚洲一角，也使美国很多有战略眼光的人士忧心忡忡。人们普遍要求尽早结束这场胜利无望的灾难。
艾森豪威尔参加总统竞选给人们带来一线希望。他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五星上将，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他的军事才华在担任麦克阿瑟的副官时受到麦的赏识，担任第3军参谋长时得到马歇尔的赞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北非、意大利立过战功；特别是1944年6月，他担任盟军最高司令官，指挥4000只舰艇和百万大军在法国诺曼底胜利登陆，使他名满全球。
军人总统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是美国第34任总统（连任，1953—1961年）。
他出身行伍，是美军10位五星上将之一，二战期间担任盟军欧洲最高指挥官，被士兵们称为艾克。
艾森豪威尔祖籍德国，父亲是个性格中庸的普通市民，母亲则精明能干，将兄弟七人（除了夭折的老五）全部培养成人：老大是银行家，老二是律师，艾森豪威尔是老三，老四是药商，老六是工程师，老七是大学校长。
一个偶然的机会，艾森豪威尔和朋友一起报考了西点军校和安纳波利斯海军学校，初衷只是因为军校是公费。两所学校都录取了他，但海军学校发现他超龄，于是他选择了西点。
1933年，艾森豪威尔在麦克阿瑟麾下担任参谋工作。
二战爆发之后，艾森豪威尔大放异彩，成功登陆北非，远征欧洲，攻陷德国。这位通情达理的指挥官被记者们称为“平民将军”。
1948年，他辞去陆军参谋长职务，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引起一片哗然。而后，洛克菲勒、摩根等大财团三顾茅庐，将他簇拥上了总统宝座。
原来，由于他一向主张扩军备战、对外扩张，完全符合战后的美国大财团目标，因此，几大财团给予了他坚定的支持，甚至为了使他拥有文职身份，而促成他担任大学校长。在他当选总统之后，政府的要职都被各大财团的骨干占据，例如国务卿杜勒斯就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前任主席，国防部长威尔逊、副部长凯斯是杜邦通用汽车公司总经理和副总经理，艾森豪威尔政府也因此被称为“大企业家集团”，他的微笑也被称为“百万美元微笑”。
艾森豪威尔善于协调组织，能将众多桀骜不驯的名将、政客捏合成一个团队。他停止了朝鲜战争，联欧抗苏，积极在东南亚扶植亲美势力，遏制中国，整体政策属于扩张型。
早在美国介入朝鲜内战之初，艾森豪威尔就深感忧虑地说：“我国既已诉诸武力，就必须保证成功。”时至今日，他清醒地看到了要求结束朝战的人心所向，所以他在过罢62岁生日后的两个星期发表了这篇动人的竞选演说，向人们公开许诺：他当选了总统就“将亲自去朝鲜，并结束这场战争”。
“我要去朝鲜”，这句话深深打动了美国民众，为艾森豪威尔击败对手、当选美国第34任总统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左）到达朝鲜战场。
442票对89票，11月7日，艾森豪威尔胜选。
与此同时，参谋长联席会议也否定了克拉克的战斗计划，“我们要在人员和后勤支援方面承担世界范围的任务，确实太重了。因此，我现在就未来将采取什么行动的事，尚无法答复”。
艾森豪威尔的当选，结束了民主党长达20年的漫长执政史。
美国人认为，这个最谦逊的人就是那个能带领他们步入昏暗而充满不确定因素的核武器时代的人，正是那个能引领他们夺取最终胜利的人。他富有思想，意志坚定，不过分强调军国主义，公正而又务实，是一个能对苏联软硬兼施的人。
大选结果一揭晓，杜鲁门就在贺电中不无调侃地祝贺自己的继任者：“如果你仍然打算去朝鲜，‘独立号’（总统座机）将听你调遣。”
艾森豪威尔并未乘坐杜鲁门的“独立号”。
新总统还没来得及配齐他的领导班子，就乘着一架普通军用运输飞机匆匆上路了。冒着漫天风雪，艾森豪威尔带着他选定的国防部长查尔斯·威尔逊、司法部长赫伯特·布劳内尔、新闻秘书詹姆斯·哈格蒂以及珀森斯将军等飞往朝鲜（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雷、太平洋海军司令约瑟·雷德福在飞行途中停留的硫磺（黄）岛加入此行列）。
12月2日下午，艾森豪威尔等乘坐的飞机在朝鲜金浦机场着陆，受到从东京刚刚赶来的克拉克将军和美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将军的迎接。在纷飞的大雪和海风中，艾森豪威尔一行视察了美军的一些空军和陆军单位，访问了英联邦师，检阅了由15个国家军队组成的1个团队。
在朝鲜，李承晚已经等候艾森豪威尔多时了，他有很多事急于向新任美国总统倾诉。在此前的7月，李承晚任期将满，这位独断专行的总统放眼望去，满朝皆是政敌，几乎找不出能支持自己连任的朋友；但长年积累的群众运动经历使李承晚对左右选民颇具信心，于是，他决定化繁为简。
李承晚的目标是修改宪法，实行全民选举。军权在握的李承晚迅疾颁布了釜山地区戒严法，然后给一批国会议员安上叛国罪、勾结共产党罪等罪名，而幸存的政敌们也大多闻风而匿了。
一出荒唐透顶的修宪闹剧就这样上演了。
戒严令颁布之后，意识到大难临头的议员们先是在5月26日凌晨被抓捕了一批，幸存者们紧急决定赶往国会议事堂避难—军警是被禁止进入议事堂的。
载着40多名议员的班车开到了临时国会议事堂所在的道厅，车头刚进入大门，一队宪兵呼啦啦冲过来，强令停车盘查。
在议员的吵嚷声、宪兵的呼喝声、渐渐聚集的市民的谴责声中，李承晚的军队直接开来了一辆起重机。
满载议员的班车，被硬生生吊离了地面，有的议员甚至以为发生了地震。继而，议员们被打包拖进了第70宪兵队营地。
“落后国家的政治斗争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荒唐的事情，班车事件就是个例子。”韩国中央日报社刊物《民族的证言》用难以置信的悲愤语气谴责了这次荒谬透顶的独裁闹剧。
这种过于露骨的倒行逆施不但遭到了邻国的嘲笑，也使当时的杜鲁门政府无法坐视。但是，尽管“联合国军”在釜山接管了秩序，南朝鲜的警察依然搜捕出大批抵制修宪的议员，并强制他们完成了修宪。就这样，在7月4日，议会以163票对0票（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新宪法；8月，李承晚顺利当选总统。
再次君临天下的李承晚已经坐稳了宝座，接下来，他急需知道新任美国总统的意图，并尽量从艾森豪威尔的口袋里掏出更多好处。
李承晚亲自陪同艾森豪威尔参观南朝鲜首都师的战术演习。艾森豪威尔认为，参观使他理解了“在训练大韩民国士兵中所取得的好处”。他从这些士兵们的行为中“受到了鼓舞”。
艾森豪威尔（左）和李承晚交谈
看来用亚洲人打亚洲人可能是条出路。
在前沿观察哨所，这位五星上将通过望远镜观察了中朝阵地，并听取了前线指挥官们的详细报告。艾森豪威尔沉思着说：“看来，他们（中朝军队）已找到一个保护自己万无一失，同时却能以炮火不断袭扰我方阵地的办法。他们不怕烦劳，开凿了直通山顶、大得足以容纳大炮装备的坑道。他们通过坑道推出大炮进行射击，打完就撤。显然，他们已经做了一项很费气力的工作，同样明显的是他们有充分的人力可以使用。”总统语气凝重地断定，“鉴于敌人阵地的力量已得到加强，任何正面的攻击都将碰到巨大的困难”。
视察中使这位久经沙场的将军感到轻松些的是在露天举行的一次午餐。他的儿子正在第15步兵营服役。范·弗里特将军出于对总统的尊敬，安排了这次活动。艾森豪威尔在这里会见了他的孩子和这个师的老部下，虽然天寒地冻但总有一些人情味。
在汉城，他还同李承晚进行会谈并召集过多次秘密会议，讨论朝鲜军事、经济的前景。
李承晚的战略直截了当：“全力以赴，全面进攻，……把战争扩大到跨越鸭绿江，攻击中国境内的供应基地。”事实上，从1950年起，甚至早在开战之前，李承晚的所有战略就是这一条。
访韩期间，艾森豪威尔对李承晚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12月5日，艾森豪威尔接受邀约，到景武台会见李承晚及其夫人李富兰。
原本意在实现体面停火的艾森豪威尔此行非常紧凑，他万万没料到李承晚自作主张地召集了一大批阁僚、军人、记者、摄影师，在会客厅里久候美国总统多时，仿佛总统已经答应帮他们打赢这场战争一样。
艾森豪威尔十分尴尬。
克拉克、范·弗里特等前线指挥官们当然不会同意这位漫天要价的南朝鲜总统，他们几乎一致认为：“如果在一定的时间内，谈判仍不成功，唯一的办法，最后只能不顾一切危险全力发动一场进攻。”但是，艾森豪威尔来到朝鲜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不给他的将军们提出进攻计划的机会，他明显是希望体面的停战！
新任总统的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在怀着复杂的心情结束了朝鲜之行后，他马上飞往关岛。在那里，布雷德雷和雷德福与他短暂会面，然后分手返回珍珠港，总统和他的班底则改乘巡洋舰“海伦娜”号到威克岛靠岸，同已选定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财政部长乔治·汉弗莱、内政部长道格拉斯·麦凯和卢修斯·克莱将军会合，讨论新政府面临的种种问题。
关于在“海伦娜”号上的几天讨论，总统认为“我们面临的许多问题中，没有一个比朝鲜战争更需要引起迫切注意的了”。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他反复琢磨着各种可能的选择：
拖下去是“不能容忍的”，美国“正遭受着严重的伤亡，即使有所收获，也是微不足道的”。
不顾一切全力发动进攻，夺取军事上的全面胜利？“这是最不诱人的方案”。他的对手已横跨半岛挖掘了犬牙交错的地下坑道，并且组织了纵深阵地，囤聚了大批粮食、弹药。如果硬碰，除了惨重伤亡之外，不可能得到更好的结果，而更大的问题是：这样势必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冒爆发大战的危险；势必削减已答应增调和给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队和军火，甚至不得不动用原子弹，在美国和盟国之间“造成强烈的分裂情绪”。
争取“体面”条件下的停战？可是共产党人已经拒绝了联合国大会的决议。
新总统与前任总统遇到的是同一个难题，唯有一点能够肯定：“不能容忍朝鲜冲突无限期地继续下去，美国必须准备打破僵持局面。”
如何打破？艾森豪威尔脱离不开时代、经验和当时美国的基本战略构想的局限。在冷战、反共的时代，凭着他长期工作的经历，萦绕他脑际的无外乎以封锁包围遏阻对方，以亚洲人打亚洲人，腾出手来照顾战略重点，以军事威胁谋取“体面”的停战。但在汉城、在威克岛以及以后在夏威夷，直到12月14日回到纽约，他也一直未做出最后的选择。
但是，“我要去朝鲜”这句经典口号绝不能无果而终，变成一次流于形式的作秀。艾森豪威尔必须向渴望新任总统拿出结束朝鲜战争“锦囊妙计”的选民就汉城之行做一交代。于是，他于12月14日发表一项声明说：“我们大家早已知道，没有什么简易办法迅速而胜利地结束这场战争。但是这种（亲临现场的）了解，至少会使我们对于我们面前的艰巨任务有所准备。”
与此同时，他一方面宣布要加速训练和扩大李承晚的军队，另一方面秘密交代参谋长联席会议拟制一个“攻势”计划。据后来透露，这项“计划”包括“把国民党的一些师拉进战场”的问题、对中国东北等地区进行轰炸问题、封锁中国问题，甚至包括“在战术上使用原子弹的问题”。
其实，这种冒险计划并不新鲜，杜鲁门设想过，麦克阿瑟也设想过，甚至克拉克也设想过，但从没有人真正去实现它们。
1953年1月20日，艾森豪威尔正式入主白宫。2月2日，他发表了第一个国情咨文，宣布撤销台湾“中立化”，放蒋出笼。同日，美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布命令说：“现行紧急指令中，关于保证台湾和澎湖列岛不被用作中国国民党向中国大陆作战的基地的那部分，现在予以撤销。”第2天，新任总统亲自同出兵朝鲜的16个国家的代表协商对中国实行封锁的政策。
在对台政策上，除了延续杜鲁门的分化政策，与国民党政府缔结《共同防御条约》，艾森豪威尔更进一步，一手制造了“一中一台”局面，引发了两次台海危机，不但使中美关系长期恶化，也使台湾问题至今悬而未决。
冒险政策一露头便遭到美国国内外的猛烈反对。16国代表在协商时多数表示对中国封锁“将有种种困难”。消息传到英伦三岛，丘吉尔、艾登立即表示：英国决不同意使用蒋介石的武装进而导致朝鲜战争的扩大。英国外交大臣也于2月5日在下院发表演说时表示，封锁中国“是一种错误”。
与此同时，开始学会适应在野党身份的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也激烈抨击此项政策—毕竟，他们已经被共和党从早到晚一刻不停地抨击了将近20年。
为此，艾森豪威尔不得不和盟友丘吉尔以及国内两党头面人物举行会议，磋商结束侵朝战争的可行途径。
与此同时，北京和莫斯科也在密切关注华盛顿的一举一动。
1953年2月7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届全国委员会第4次会议上说：“由于美帝国主义坚持扣留中朝战俘，破坏停战谈判，并且妄图扩大侵朝战争，所以抗美援朝的斗争，必须继续加强。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它那种蛮横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他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中国领导人的思路非常明确，既然战局已经明朗，而且只在一个“自愿遣返”的问题上谈不拢，那就唯有坚定信念，绝不随便让步，以求争取最佳停战结果。
斯大林在1952年12月25日答《纽约时报》记者问时说：“苏美之间的战争不能认为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两国在今后也能够和平共处。”他表示愿意同艾森豪威尔会谈，“苏联是关心结束朝鲜战争的，愿在结束朝鲜战争问题上同艾森豪威尔合作”。
在坚定斗争信念的同时，毛泽东、周恩来也在尽力争取早日恢复谈判。
综观全局，美国除了结束朝鲜战争这条路，难以摆脱战略上的被动局面，而除了再回到板门店谈判桌上以外，又难寻别路。那么，可否由中朝主动提出复会？
由于获悉第七届联合国大会将在2月24日开始，且交换伤病战俘的问题极有可能在会上被提出，因此，为了抢占先手，美国决定率先提出交换病伤战俘。
美国政府指示联军司令克拉克向金日成、彭德怀致函，要求先行遣返病伤战俘后—这一行为，其实已宣告了艾森豪威尔强势战略的终结。
基于乔冠华“一动不如一静，让现状拖下去，拖到美国愿意妥协并由它采取行动为止”的建议，中国领导人制定了下一步战略。
毛泽东与周恩来显然没有轻信美方的“好意”。毛泽东说，美方在联大即将复会的前两天发信，其诚意有待考证，而此时中朝若以“无条件复会”作为回应，则多半会换来美方的拒绝，鉴于战场形势对整备精足的中朝方更为有利，他下令“观察一段时间再说”。
对此，周恩来要乔冠华等研究提出意见。后者于1953年2月19日提出了如下分析：
（一）根据最近情况，大体可以肯定：美国在战场上耍不出什么花样来。解除台湾中立化，只是自欺欺人的拙劣把戏；封锁搞不起来；两栖登陆困难更大。艾森豪威尔本欲借以吓人，殊不知人未吓倒反吓倒自己。但面孔既已板起，要就此转弯，尚非其时，特别他的亚洲人打亚洲人政策行通与否还要看看。
（二）联大对我拒绝印度提案尚未处理，但鉴于美国解除台湾中立化的行动，激怒了很多中间国家，多少抵销了我拒绝印案产生的不利影响。联大复会很可能对此案不了了之，拖到下届再说。
（三）美国搁起板门店转到联合国，本来想借此压我们，联大压不成，战场又无多少办法，本可自回板门店，但鉴于美国在联大尚未死心，对战场亦未完全绝望，因此虽有少数国家不反对再回板门店试试，美国今天是不会愿意的。
（四）如果我正式在板门店通知对方无条件复会，美国态度将是拒绝的居多，具体方式可能是：1．置之不理；2．以我既未接受其方案又未提出新方案而拒绝；3．反建议以印度方案为基础复会；4．坚持不得强迫遣返战俘的原则解决战俘问题。以2、3可能较大。如我以金、彭致函形式，对方可能认为我性急，有些示弱，反易引起对方幻想。
结论是一动不如一静，让现状拖下去，拖到美国愿意妥协并由它采取行动为止。
毛泽东、周恩来都同意这个分析。毛泽东说，“很有可能他们（美国）再次去找苏联”。
但斯大林突患脑溢血病逝，苏联高层态度逆转，变得急于结束战争；加上入不敷出的金日成也无意在战场上长期耗下去，这就给中方施加了诸多额外压力。
1个月后，丁国钰电告毛泽东，汇报了美方威胁要撤销板门店联络机构、加修工事的最新情况。对此，毛泽东看得十分清楚，他指示，对美方在板门店附近的挑衅行为要提高警惕，做好最坏打算；但也应明白，美方既然急于在此时搞小动作敲打中朝，就更表明其急于逼迫中朝重启谈判。
这样一来，中国领导人也就探明了美方虚实，毛泽东便与周恩来（3月26日由苏联返京）商议停当，确立了“同意在战争期间先行交换双方病伤战俘，以重开谈判之门”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