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济岛寒雾
战俘问题给美军造成了极大困扰。
民主党政府从激烈的两党竞争和各州演讲中脱颖而出，登上美国最高权力宝座，甚至一度长达二十年，因此深谙媒体和舆论的运作方式。
但在战俘问题上，杜鲁门政府却一败涂地，陷入彻底被动。
为了占据道德制高点，杜鲁门政府一再坚持“自愿遣返”；可是，在管理战俘时，美方确实粗疏，导致了祸乱频出，甚至连战俘营总司令杜德准将也在自家营地被战俘擒获，闹出惊天丑闻。相比中朝善待战俘、管理井井有条，高下立判。美方骑虎难下，只好使出“人权”武器，指责中朝组织战俘反抗美方管理，指责中方对联军战俘进
行政治宣传和“洗脑”—实际上，美军自己倒是极为重视对中朝战俘的甄别、分化、诱降。
正如贝文·亚历山大所言，杜鲁门当年决定反对强迫遣返，以占领道德高地，共产党在世界舆论中，威胁着要把美国人从道德高地赶走，现在这一问题已变得模糊，难以说清了。
第一节 禁闭岛
联合国拒绝强迫遣返战俘的立场，从军事上来说，也是适当的，因为很多战俘是由“联合国军”宣传人员劝导而背叛的，因此，如果强迫把他们遣返，便会失掉信用，也将损害联合国心理战争方面的努力。
—美国国防部长洛威特
相比战场上的进退有据，美军对战俘问题的处理可谓处处掣肘，错乱频出，不仅在战争中后期对本方战俘营几乎彻底失控，还导致了战俘营司令在本方营区被战俘扣押的大丑闻，最终导致大规模暴动和镇压。
在狭长的朝鲜半岛上，战争双方都陈兵百万，往往一个小小的火星就能点燃一场规模史无前例的庞大战役。瞬息万变的拉锯战，使这个密度过高的战场很快产生了大批战俘。
设在巨济岛的战俘营一角。
1951年1月，时任第八集团军司令的李奇微已开始为棘手的战俘管理问题发愁。他在给联军司令麦克阿瑟的信中写道：
在作战地区附近，大约有十四万战俘。我们不得不为他们的饮食、监守以及治疗等问题操心。单是看守战俘营这项任务，就占用了我们相当一部分兵力（这些兵力我们几乎抽不出来）。为了运送物品满足他们的吃、穿、住之需，我们还要动用大量在当时已经十分紧缺的运输工具。如果我们被迫撤离朝鲜半岛，那么还要为转移这批人费神。如果在朝鲜坚持下去，那么我们相当一部分后勤保障工作将不得不服务于他们的吃、穿、医疗，甚至用水之需。
对于战俘，麦克阿瑟早就不胜其扰。曾有官员建议将战俘送到麦克阿瑟所辖的日本，那里倒是设施齐全，易于管理，但这个稚嫩的计划被麦克阿瑟嗤之以鼻，随手扔进了垃圾桶—“这些战俘不能送往日本。这不仅因为他们在日本可能会激起日本国民的愤怒，而且因为把他们长期放在那里可能会引起人们谴责日本好战成性。”
民主党政府在又一次展现出麦克阿瑟所一贯鄙夷的低效之后，决定就近解决战俘问题：找几个大些的岛屿，即使离战场不太远也没关系，反正中朝军队的海空能力基本为零，这样就能羁押那十几万战俘了。
华盛顿青睐的是济州岛，但这个不切实际的计划同样引起了李奇微的反感。要知道，济州岛虽然各项设施俱全，但原住民就达到了25万，可想而知，再在一夜之间塞进去20万左右战俘和军人，无疑远远超出了济州岛的承受能力。
最终，华盛顿高层虚心采纳了李奇微的看法，放弃将济州岛作为战俘营首选。经过审慎考虑，他们重新选择了一个令李奇微更为恼火的地点：巨济岛。
“根据巨济岛本身的情况，一个神志正常的人大概不会选它作为建立营地的场所”，李奇微无可奈何地说。
巨济岛是一座荒凉的小岛，位于釜山西南几英里处。岛上山石满布，荒僻险峭，几乎找不到大块的平地，极度缺乏可供营建和分散设点的场所。
数以万计的战俘从朝鲜战场各地被送往巨济岛，这里很快人满为患。
海雾混杂着雪风，笼罩着这座孤岛。
在这个硕大无朋的临时监狱里，层层叠叠的冰冷铁丝网和嗜血警犬划出了4个大区，每区之内又被划成8个临时集中营，每个集中营计划收容6000名战俘。即便如此，牢房还是远远不足，到1952年，美军无论如何也没法往岛上塞更多战俘了，于是，临近的小岛峰岩岛也被纳入了美国的司法系统之内。
李奇微和他的典狱长将军们一度十分担心监狱的治安—不敷调用的卫兵数量少得可怜，而他们所要羁押的又并非一般犯人，而是正与美军生死相搏的敌人；而且，在这个拥挤荒僻的小岛上，每个营地之间的距离也实在太近了，战俘们只要向隔壁营地扔一块包着纸条的石头，就能把信息传过去。
令美方欣慰的是，即便如此，狱中倒也并未发生“什么了不起的乱子”。
但是，随着美方开始“甄别”行动，岛上的宁静在不知不觉间就结束了。
1952年2月，出于政治宣传等需要，杜鲁门政府开始对中朝战俘进行甄别。杜鲁门公开宣示：“共产主义是一个不尊重人类尊严或人类自由的制度，没有一个思路正确的政府会同意把愿意维护自由的男女强迫送回这样的制度中去……我们决不用遣送这些人供屠杀或奴役的办法来购买停战。”
在东西方尖锐对立的20世纪50年代，制度的差异性很容易成为舆论战争的焦点，尤其是当民主党政府在其远东战略已基本实现、决意寻求“光荣停战”，且要应付即将到来的国内大选时，杜鲁门明确选择了人权问题作为自己的王牌。实际上，人权问题也成为之后几十年美国征伐异己的主要战术，哪个国家如果出了“人权问题”，美军就要考虑去传授一番人权经验。
由于曾发生过苏联将遣返的战俘长期羁押在劳改营中的先例，“自愿遣返”在此时就成了杜鲁门在国际舞台上占据道德制高点的利器。
美军进行甄别的目的十分明确，既可以将大批战俘归为“不愿遣返”之列，将其编入南朝鲜军队，或使其退伍，由此削弱中朝军队的军力，又能使中朝在道义上全面陷入被动。
占据先机的美军立即开始了甄别。
1952年2月18日清晨，美军士兵打开了巨济岛第62号营房的大门。士兵们今天的任务，是在营房内的5600名中朝战俘中尽可能多地分发“拒绝遣返”的请愿书，让更多战俘勇敢地站出来，反抗红色思想奴役，远离共产主义的迫害，接受自由民主思想的拥抱。
战俘们确实站了出来。
分发请愿书的美军士兵遭到了战俘的激烈反抗。“犯人们用只有天才才能想到的各种各样临时凑合的武器（镐把、带刺的铁丝做的连枷状武器、秘密地用收集在一起的金属碎片磨制而成的刀斧，甚至用帐篷撑杆做成的长矛）武装起来，袭击了美军第27步兵团的一个营。”李奇微在回忆录中记下了这次暴动。
在血腥的冲突中，美军死亡1人，38人受伤；战俘当场死亡55人，重伤不治22人，140人受伤。
这次事件导致了2月23日中朝代表团的严厉抗议，并将其定性为“野蛮屠杀我方大量人员的血腥事件”。
但美方发言人却拒绝接受这一抗议，因为“巨济岛事件是内部事务，它牵涉的是平民，而不是战俘”。
一贯以人权为砝码，意在占据道德高地的美方因此陷入了极大被动。
杜鲁门和李奇微一直不遗余力地向世界昭示，为了保障每个战俘的人权和利益，美方必须对其进行甄别。但华盛顿话音未落，战俘营内就发生这样的恶性事件，不仅说明美军在处理战俘问题时管理粗疏，根本不像对外宣传时表现的那样“重视人权”，而且战俘既然进行大规模反抗，无疑使美方坚称的“大量战俘不愿被遣返”的说法站不住脚了。于是，气愤的战俘管理者将战俘们对“甄别”的抵制归咎于“共产党的遥控策划、煽动”。
本来已经登上道德高地的美方，一失足摔到坡下，掉进了国际舆论议论、甚至谴责的漩涡中心。这引起了华盛顿的震怒。
李奇微立即开始整顿监狱。
集中营里战俘的数量要比进行正常的监管所规定的数量多得多。由于这种情况，共产党人发现，他们能比较容易地实行一些我们当时毫无察觉的计划。这些计划是：煽动群众性示威，组织骚乱、反抗和越狱，以及控制、压服非共产党员战俘等等。我们能够抽调出来负责战俘营工作的人员不称职，没有必要的警觉性，不能及时察觉这些阴谋活动，或者识别并孤立其中的核心人物。
在李奇微得出上述结论的同时，范·弗里特撤换了监管不力的战俘营司令，改而委任弗朗西斯·杜德准将继任。
不仅如此，美方也想到了舆论反击战的战术。他们宣称自己找到了证据，证明所有发生在巨济岛和其他战俘营里的反抗和骚乱，都是来自共产党高层的遥控指挥。
这一声明乍看平淡无奇—即便真的策划本方战士越狱，对于正在交战的双方而言，又有什么值得指责？毕竟，几十年来，在《美国队长》一类的美国主旋律影片中，一直高扬着英雄主义价值观，一贯将勇敢反抗敌人、逃离战俘营的战士视为英雄。但实际上，美方暗含的潜台词是“中朝不惜组织战俘冒死暴动，正充分证明共产主义践踏人权的邪恶本质”，以此来证明其甄别政策的合理性，至少也要将水搅浑，不能让媒体和民众把共产党看作人权之争的胜利者，从而将这次暴动的恶劣影响尽快消除。
但是，1952年12月初，美国国防部长洛威特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联合国拒绝强迫遣返战俘的立场，从军事上来说，也是适当的，因为很多战俘是由‘联合国军’宣传人员劝导而背叛的，因此，如果强迫把他们遣返，便会失掉信用，也将损害联合国心理战争方面的努力。”
在不同场合下出现的自相矛盾的说法，使得美方的道德战略显得不那么完美体面了—自己甄别、分化、诱降对方战俘，却将“利用战俘”的帽子扣到了中朝头上。
事实上，在战争初期，战俘问题只是个小问题，还不那么令人头疼。
当战俘数量还不多时，联军的战俘营设在釜山近郊，管理方便。令美军很省心的是，当时的战俘中不乏那些先成北朝鲜战俘，继而投诚北方，最后又做了联军战俘的南朝鲜人，这一特殊群体在战俘营中自然而然得到南朝鲜卫兵的扶植，并由此担当起维持战俘社会秩序的工作，俨然成了战俘营内的统治者—直到战俘人数激增、巨济岛被用作战俘营为止。而随着前几次释放、转移或遣返战俘，这类战俘大多离开了战俘营，这就导致了联军战俘营的内在秩序崩坏。
因此，李奇微一边将战俘分散到济州岛和峰岩岛，并决定增加看守和警戒人员，一边指出，“在我们对这些阴谋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共产党最高统帅部由一个叫南日的人策划制造了一系列事件，旨在亚洲人民面前损害‘联合国军’的形象。可是，我们仍然没有真正了解这一阴谋的复杂性和深刻背景”。
在回忆录中，李奇微描述了一个庞大、复杂、神秘、冷酷的战俘系统。
“为能顺利地制造这些事件”，一支纪律严明的部队被完整地建立起来了。
战俘营里的共产党领导人（许多是故意投降的，以便能将其上级的指示传下去）想尽各种办法将纸条从一个营地传到另一个营地。毫无疑问，由于监禁战俘的场地非常狭小，场地与场地之间相距又非常近，因而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困难。
由刚刚投降的战俘带进来的他们最高统帅部的各项命令和指示，会拴在石头上从一个营地扔到另一个营地。有时，为把命令传到较远的地方，他们会采用唱歌的形式传递，将命令偷偷藏在供给品中传递，或者利用其他信号进行传递。总的说来，这个联络系统组织得十分周密，差不多可以克服任何障碍将命令传达下去。
在李奇微笔下，战俘营里的世界充满传奇色彩，“医院的病房成了共产党上层领导分子举行会议的理想场所”，战俘们“成立了袋鼠法庭，以便对付那些背弃党的路线的人……比较有影响的或难以控制的非共产党分子则被他们除掉”。
根据美军的描述，每当谈判陷入僵局，战俘营开始骚动起来。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响应南日的指示，同时也是为了配合谈判中几乎天天都有的对所谓“西方帝国主义分子”罪行的谴责。
美方十分注意在公开的表述中强调中朝战俘的组织性和隐秘性，而并不讳言其管理粗疏的现实，除了出于反衬中朝“狡猾”的目的之外，也是因为在粗疏的管理之下，这些临时监狱里确实事故频发。
3月13日，第二次严重冲突又发生在巨济岛上。当一批服从管制的朝鲜战俘路过另一个集中营时，集中营内的另一批态度强硬、拒不妥协的朝鲜战俘向他们扔了石块；而与此同时，一队南朝鲜士兵也正巧经过这个营房，他们也一同遭到了石块攻击。
根本未等任何指挥官下令，南朝鲜士兵就开火了。根据事后清点，战俘死10人，重伤2人，轻伤26人，甚至一名过路的美国军官也被击中身亡。
驻扎在朝鲜的美军并未忘记自己“保护者”和“调停者”的身份，所以在战场之外尽量小心翼翼，避免踩雷。李奇微和华盛顿都不愿介入、干涉南朝鲜卫兵和北朝鲜战俘之间的冲突，以免容易被媒体和中朝方面抓到把柄，因此往往对战俘们的示威，甚至暴动未做有效干预—美军的基层收容所长甚至没有独立的执法权，索性半闭着眼睛默许这一切。
战俘们的反抗行为愈发密集。在1952年春天，越来越多的战俘拉起反美标语，升起北朝鲜旗帜，召开群众大会，美军不得不疲于应付。
为了“使狂热的共产分子恢复冷静”，联军在战俘营内开展了教养讲座和技术教育，却使营内的状况每况愈下，变得更糟。
教养讲座采取集中授课的形式，主要内容是“对照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来进行讨论”，其招致了北朝鲜“这是强制战俘拒绝遣返回国”的严重抗议。旋即，战俘营内就大面积爆发了抵制讲课的运动。
至于技术教育，则类似于“劳动改造”，是向战俘们传授各门技艺，有金属工、印刷工、木工、瓦匠、电工等。“别有用心”的中朝战俘往往选修金属加工，在学成后即从事相关工作，如各类工具，甚至武器—并由此建立起战俘们的秘密武库。
“这样，武装起来的战俘就征服了整个小区，下一步就要出马进行外争作战了。”
在反抗与喧闹中，直到4月底，美军的甄别行动只进行了一半多，巨济岛当时共有17个战俘营，而其中反抗最坚决的7个战俘营还未接受甄别（这也是武装得最好的7个战俘营）。
李奇微已决定采取强硬手段。“事情很清楚，只有在双方付出某些生命的代价、我们强行进入战俘营并对战俘严加管束之后，才能正常地统计同意和反对遣返的人数。”
很快，范·弗里特麾下的一个营就进驻了战俘营，与此同时，另外几支战斗部队则屯兵釜山，以便“准备在突然发生严重骚乱时迅速开进巨济岛”。
规模庞大的战俘营就像一座弹药库，你不去碰它，就会风平浪静，一旦不小心弄出一个小火星，后果就不堪设想了。范·弗里特提醒李奇微说，如果在进行反抗的集中营中动用武力，那么已经完成调查工作的集中营肯定会加入到反抗的行列中去—这个岛上可是关了十四万人，简直就像看台上的数以万计的观众全部涌进了小小的篮球场上。
意识到形势严峻的范·弗里特，似乎忘记了他们所坚称的“大批战俘都不愿被遣返回到中朝”，而是全神贯注地预防这些“肯定会加入到反抗行列”中的战俘们。
这样的紧张对立持续了一段时间。随后，由于谈判有所进展，李奇微为了避免巨济岛内的冲突继续扩大，提请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暂时停止甄别，“干脆把几个采取抗拒行动的集中扣营中所有的人都算作赞成遣返回国的人”。
参谋长联席会议心照不宣地同意了。因为，“这些战俘里任何强烈反对遣返的战俘，在实际交换战俘之前，甚至在交换开始之后都还有机会表达他们的意愿”。
第二节 押杜德准将
按共产党的那套逻辑，他们会认为这些战俘完全可以牺牲掉，会认为这些人的价值在于他们大概还能为共产主义的最终胜利作出点贡献。（论中朝战俘）
如果为了拯救一位军官的生命我们就放弃士兵们所献身的事业，那么我们对那些把生命托付给我们的士兵就是一种背叛和犯罪。（论美军被俘的杜德准将）
—马修·B．李奇微
“指挥官的坟墓”—这是第九任战俘营司令菲茨泽拉尔特上校对巨济岛的称呼。
从1951年1月设立巨济岛战俘营时起，到了1951年9月，战俘营司令已经八次易主。
这些被撤职的上校、准将们无一例外，都是因为营内暴动而被撤职、处分，甚至导致退役。
1951年4月上旬，美军自找麻烦，他们正因甄别的数字差错而焦头烂额，屋漏偏逢连夜雨，伙食问题又在此时引发了中朝战俘的抗议。
原本负责供给主食的南朝鲜难以为继了。由于其自身的供应能力不足，便在4月上旬将粮食供应的任务让渡给了美军的第二兵站司令部。因为交接过于仓促，大米供应不足，原本“一半大米、一半杂粮”的伙食，临时改成了大米、大麦、小麦各三分之一。米饭不够吃了，无疑刺激了战俘本就不安的情绪，这对于本已随时会引起暴动的甄别审查而言，无疑是火上浇油。
为此，范·弗里特中将立即提出中断甄别，否则一旦发生暴动，巨大的伤亡数字无疑将使联军陷入极大被动。无可奈何的李奇微同意终止甄别，并且违背初衷地将尚未接受甄别的7个营区全部视作“希望回国者”。
至于华盛顿，虽然仍希望军方能设法了解7个区里不愿遣返者的详情，但迫于形势，也只能停止甄别。
此时此刻，这7个区已形同战场，联军早已彻底失去了对7个营区的控制力，不但不能入内进行甄别，连日常检查都无法进行。对于联军的警备部队而言，唯一能做的，就是防止7个营区的战俘逃走而已，只要战俘们不触及这一底线，战俘和军方就能井水不犯河水。
1952年5月7日下午2点，随着发动机沉重的轰鸣声止歇，一辆防弹装甲车停在了巨济岛76号集中营的大门口。
一个排的重装美军警卫分两翼拱卫，无声无息展开阵形，护送着新上任的战俘营总司令杜德准将进入营房—在“76回国支队”的战俘们已持续了三天之久的示威游行压力之下，这位将军终于踏足这片混乱而危险的牢狱之地。
面对铁丝网另一边的战俘们，下基层的杜德多少显得有些无奈。这些满脸怒火、犹如困兽般的亚洲人实在没少给他找麻烦，他们抗议美方断粮断水，抗议美方违反《日内瓦公约》，抗议美方强迫甄别……总之他们就是不肯闭上嘴，一定要给板门店的中朝代表呐喊助威。
“你们要知道，”杜德挥了挥手，示意警卫人员收起枪，不用太过紧张，以免刺激到战俘，“战俘就是要有战俘生活的样子”。
战俘们顿时鼓噪起来，态度十分强硬。他们甚至要求杜德承认违反《日内瓦公约》的罪行，当场认罪。
杜德苦笑着摇摇头，耗了他们三天，还是精力充沛。他指了指随行的副官雷边中校—《日内瓦公约》就拿在副官手上—他已决定让副官来应付这些无理取闹的战俘。为免尴尬，杜德索性掏出指甲刀来修剪指甲。
交涉就这样不屈不挠地持续着，一直到了下午3点多。一队要出门倒粪桶的战俘打开了大门，刺鼻的恶臭使杜德马上捂住了鼻子，皱眉站到一边，而早已不耐烦的警卫们则躲得更远，连看都不愿往门口看一眼，只想快点应付完这倒霉的差事，离开这鬼地方。
最后一对抬着粪桶的战俘也无精打采地走过了营房大门。这时，10多名强壮矫健的战俘突然从门里冲了出来，这群敢死队员在眨眼间围住了杜德和雷边中校，直接将他们往营房内拖！
雷边中校抓住了门柱，大声呼救；而猝不及防的杜德已被敢死队员抬进了营房之内。一直与杜德大声辩论的战俘代表和翻译立即用铁杠插上了大门，一块早已准备好的巨大横幅在大门上方升起了：
我们生俘了杜德准将，待我们和他谈判结束，就安全地交还你们，如果你们胆敢开枪，杜德将军就性命难保！
营房门前空旷的广场上，只剩下目瞪口呆的警卫，以及门内隐隐传来的杜德的呼救声。
警卫们无法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杜德将军成了战俘们的战俘。
俘获杜德的计划，由来已久。
根据美军的事后调查，这次“抓捕行动”早在当年4月就策划完毕。从杜德准将于3月20日继任战俘营司令时起，战俘们就将其个性调查得一清二楚。
为了亲自掌握、了解营区情况，也为了缓和当时火药桶般的紧张气氛，取得战俘的好感，杜德一上任，就常常“下基层”，与战俘的领袖们隔着太平门面对面谈话，并且不携带武器。
同时，战俘们也了解到，作为勤务人员的专用通道，太平门常常不上锁；而美方为了杜绝卫兵枪杀战俘，平时也禁止卫兵给枪支装弹。
事实上，愤怒的战俘抓住美军士兵的事件并非没有先例。营内曾不止一次发生过战俘扣押卫兵的事件，战俘们不过是以此作为向美方抗议不公正待遇的筹码，申诉之后就让被俘的卫兵安全离开了。而杜德的副官雷边中校曾亲身经历过这类事件，因此十分小心翼翼，在杜德被诱捕之前的谈话过程中，他几次都断然拒绝了战俘们要求他俩入内详谈的要求，并且在杜德被俘时成功逃开。
战俘营总司令在自己的营区内沦为阶下囚，这一重大丑闻对美军造成的打击，简直不亚于志愿军入朝后的前三次战役。
5月8日、9日，日本《朝日新闻》的标题为“杜德司令官被战俘拉进了巨济岛共军战俘的监房之内”，“巨济岛战俘收容所的怪事—监禁了杜德司令官”，“李奇微上将发出强硬指令，要在休战谈判中交易？”
几乎慌不择路的美军军方已经无暇细想，紧急飞往巨济岛收拾烂摊子的格雷格上校（第二兵站司令部参谋长）果断出动重兵包围了76号营区，但深知美军投鼠忌器的中朝战俘根本不为所动，而是有条不紊地通过杜德向格雷格逐条提出要求。
为了尽快与战俘们谈妥，将杜德从营里弄出来，格雷格当即从别的战俘营区里找来了李学九上校。这位前北朝鲜第二军作战部长，是在1950年9月于大邱被俘的，是一位格雷格眼中颇识时务的高级军官。格雷格委托他进入76号营区斡旋，凭借其崇高的威望和地位说服战俘们。
于是，肩负重任的李学九进入了76号营区。
然后，让格雷格目瞪口呆的是，这位已经和美军称兄道弟的朝鲜军人，一踏进76号营区的大门，就毅然决然地抛弃了美军的信任，摇身一变，成了战俘们的领袖，带领他们制定各种策略。
多年后，战俘张泽石回忆了当时不为人知的细节，以及战俘营的真实生活。
5月7日晚上，擅长英文的张泽石和602战俘营支队长孙振冠被美军的吉普车接走了，心绪不宁的詹姆斯少校告诉他们，这是要去参加杜德将军召开的战俘营代表大会。
张泽石和孙振冠又惊又喜。作为战俘营内的骨干，他们早就知道活捉杜德的计划，看来计划成功了。张泽石匆忙地带上《英日字典》、《备忘录》、《抗议书》，临出门时，战友牛元福还气喘吁吁地赶来，硬是将一枚军功纪念章别在张泽石胸口。
穿过一列列坦克、装甲车、海军陆战队阵列，两人进入了76号营房大门。
营房内就是另一番景象了。里面张灯结彩，北朝鲜战俘们穿上了手工改制的人民军军装，每人都拿着纸质的朝中国旗、彩纸带，随着营门关上，朝鲜战俘们爆发出一阵不熟练的中国话：“朝鲜—中国”！“金日成—毛泽东”！纸花和彩带飘浮在空中。
第二天，张泽石和老孙就见到了杜德。
在一座崭新的帐篷里，杜德正躺在行军床上休息。他听见有人进帐，但恍若不闻，继续闭目养神。
作为翻译，也作为阶下囚，张泽石得跟杜德好好聊聊。
“喂，将军阁下，我们来看看您。”
“啊，啊！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杜德睁开眼，有些尴尬地起身。
“还是请坐着吧！我们是中国战俘代表，前两天我们见过面的。”
杜德的窘迫和难堪出乎张泽石意料，他带着一点调侃和诘问的口气，指着帐篷内整洁的陈设问杜德：“您看我们的战士对您怎么样？”
“是的，我确实看到了你们共产党人优待战俘”，“是的，你们给我上了很好的一课”。
看着唯唯诺诺的杜德，出了一口恶气的张泽石和孙振冠不禁好笑。聊了几句之后，他们别过杜德，出了帐篷。
远离帐篷之后，两人终于忍不住了，笑得几乎弯下腰去。
身边的一个朝鲜战友却哭了。
张泽石和孙振冠明白朝鲜战友的意思—在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度，人们受过的欺辱实在太多了。
当天，76号战俘营区的代表又领着张泽石和老孙见到了另一位神秘人物。
朴相显是巨济岛战俘中级别最高的，战前曾任道委书记（即中国的省委书记）。这位银发如雪的老人是巨济岛“朝鲜劳动党地下党”的总领导人，也是战俘杜德行动的总指挥。
这样的经历对张泽石而言如同一场奇幻冒险。虽然美军的战俘营管理松散粗暴，但张泽石也是直到此时才体会到战俘们斗争的规模之大，组织之严密，身在602营区的张泽石和身在76号营区的朴相显互相并不了解情况，此时一见如故，越谈越起劲。
大家席地而坐。谈笑间，老朴同志对76号营区的代表耳语了几句。代表笑着向张泽石眨眨眼，“老朴同志要宴请你们呢！”
旋即，两个朝鲜战友就端上来了两盘热气腾腾的白面饺子。
张泽石和孙振冠大吃一惊：他们已记不清多久没见过这样热乎乎的饺子了。
老朴笑着招呼他们进食：“不要感谢我，要不是同志们抓住了杜德，美军送来了白面、肉罐头，我们不知用什么来招待我的尊贵的中国客人呢！”
这顿美餐使张泽石终生难忘，但更难忘的事发生在饭后。
令他和老孙大开眼界的是，朝鲜战友们不但有饺子，甚至还有秘密的地下室。
在一个隐秘的地道中，土台之上竟然摆着一台收音机。
朝鲜战俘向目瞪口呆的张泽石和老孙说，这是战俘们节衣缩食，用罐头和衣物向李承晚军队偷偷换来的。朴相显则将手搭在两人肩上，说：“亲爱的志愿军战友们，要不是活捉了杜德，想请你们来也不可能哪。我们没有什么珍贵礼物送你们，就请你们听一听北京的广播吧。”
两人顿时就呆住了。
老孙手指颤抖地拧开开关，两人屏住呼吸，凑近收音机。
嘈杂的电波声中，真的缓缓流泻出了亲切悦耳的中文的广播女声：“为了支援朝鲜前线，全国掀起了捐献热潮，著名豫剧演员常香玉……”
在遥远半岛的寒冬，在荒凉孤岛的牢狱，在朝不保夕的危难中，时间仿佛静止了。祖国的声音越过海洋，越过长空，宛如仙乐，使这些在血与火、铁蹄与刑具中已渐渐麻木的硬汉们暂时忘却了一切危难、紧张。
泪水哗哗地滴在坑洞的黄土上。
李奇微已打算放弃杜德，他要弃卒保车。
杜德被俘事件发生时，李奇微已奉命到欧洲接替艾森豪威尔的司令职务，并将在4天后启程。他的继任者马克·克拉克已抵达东京，正准备与他交接。
李奇微当即飞赴东京与克拉克会合，然后再火速赶往朝鲜。与此同时，范·弗里特已命令增援部队由釜山开往巨济岛，并且派美第l军参谋长查尔斯·科尔生准将接替杜德统管战俘营—杜德的职务则被范·弗里特正式解除。
5月8日，科尔生赶往巨济岛，他上任后对战俘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告诉他们，杜德已经不是战俘营司令，如果逾期不将其释放，联军部队就会展开武力营救。
而就在前一天下午，杜德刚被抓住，就曾下达手令，要求“为防止事态扩大和保证我的安全，我命令绝对禁止开枪，并同意立即召开全岛朝中战俘代表大会，协商解决问题，即令科尔生将代表们接来，并将部队适当撤离76联队”。
实际上，一场生死赛跑已经开始了，杜德和李奇微两人竭尽全力，挑战着生死时速。
战俘营司令在本方战俘营被俘，这样的天方夜谭无疑将在随后给美方带来巨大的不良影响，而更令华盛顿和李奇微不敢想象的是，中朝将使用这个重要砝码，为他们在谈判桌上争取到多少利益？
李奇微和克拉克还在途中，坏消息已经传来：杜德已经完全接受了中朝战俘提出的条件—杜德同意充当中间人角色，承认了战俘们自发组成的战俘联合会（即李奇微所说的“袋鼠法庭”），在几个营地之间建立了电话和摩托车通讯。
很快，李奇微的飞机到了汉城，他见到了久候多时的首席谈判代表乔埃。两人的意见一致：“任何姑息和拖延都会被共产党人看作是投降的表示”—杜德就如同中朝在美军心口刺出的一个伤口，他们决不能让对方的利刃再捅得更深了。
于是，李奇微当场写信给范·弗里特，要他“使用一切必要的武力手段甚至包括坦克在内，立即在战俘营中建立秩序，并将这种秩序一直保持下去”。
范·弗里特当即放弃了与战俘进行谈判的预案，他命令美第3师的一个坦克营从北部的阵地出发，由陆路行驶二百英里，然后再由登陆舰输送到巨济岛。
如果赤色分子拒不执行我方要求，或者进行拖延，我就决定开枪射击，而且以最好的效果进行射击。自然，我明白，我的命令可能会使共产党人将他们威胁要对杜德采取的行动付诸实施。对这种有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我准备承担一切责任。
一直将人权作为最高信条，并以此站在道德高地俯视“邪恶的共产主义制度”的李奇微，在刻不容缓的紧迫形势之下，也不知不觉陷入了民主和民粹的悖论怪圈—
我对范·弗里特和其他人想拯救一位朋友生命的心情是深表同情的，但我认为，杜德会像每一位其他的职业军人一样，在他决定选择自己的这项职业时，已经做好了横死敌手的准备。为了支持我国政府否认对共产党人犯过什么根本就不存在的罪行，为了支持我国政府坚持我方关于遣返战俘的立场，已经有许许多多的军人献出了他们的生命。
在战争中，一位将军的生命并不比一位普通士兵的生命更宝贵。为了捍卫祖国的安全、自由和荣誉，要求每一个人随时都得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如果为了拯救一位军官的生命我们就放弃士兵们所献身的事业，那么我们对那些把生命托付给我们的士兵就是一种背叛和犯罪。
为了不至于出更多洋相，为了不在谈判中陷入更大的被动，杜德准将的人权只能遗憾地被舍弃了。两害相权取其轻，李奇微开始下定心，牺牲杜德的个人利益，以顾全面子。从李奇微的回忆可看出，在他眼里，这个倒霉的杜德已经牺牲，与死人无异，成了一位正被他缅怀的“烈士”。
杜德是幸运的。由于坦克营没有准时到达，也由于范·弗里特和科尔生有意无意的拖延，美军的攻击被延缓了。
5月9日，朝中战俘代表起草了“朝中战俘代表大会向全世界人民控诉书”，并向杜德提出4项条件：
一、立即停止暴行，停止侮辱、拷讯、强迫写血书的做法，停止威胁、监禁、虐杀以及毒气、细菌武器的试验。按国际法保障战俘的人权和生命；
二、立即停止对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进行非法的所谓自愿遣返；
三、立即停止对数千名在武力下处于被奴役地位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进行强迫性的“甄别”；
四、承认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组成的战俘代表团，并予以密切协作。
在战俘营内，杜德受到了公审。
根据美国公开的史料，有学者对此无奈地喟叹：“在严密的军队包围之下，以被俘者之身来调查收容所长的犯罪嫌疑，让其进行辩明，这样的情景，是近代军事史上不曾有过的事情。……这也不外是因为在最初发生暴行之时，由于认为不久就要停战了，从而用暂时忍耐的办法来敷衍搪塞，让敌人（指战俘）增强起来了的缘故。”
当新任战俘营总管科尔生准将接到这4项条件时，已是5月10日。他立刻上报李奇微。李奇微当即决定：
一、电告范·弗里特，制止科尔生对战俘进行答复；
二、质问范·弗里特为什么没有执行他5月8日“关于使用一切必要的武力建立并维持秩序的指示”；
三、重要的新动向随时报告。
5月10日，美方出动了第187空降团，以及数千人的作战部队，全部进驻巨济岛。杜德和战俘们已经被放在了美军机枪的瞄准器准星中。(https://www.daowen.com)
但是，科尔生并没有表现出和李奇微一样的壮士断腕的决心，他没有对李奇微的指令全部照办—在他眼里，杜德还不是一个死人；而且，“他又从自己的情报部长那里，获得一个十分头痛的报告，报告说其他各营场在科尔生发起攻击时，就马上一齐起来进行大规模越狱暴动”。
10日中午，科尔生回信了。
他不是回信给李奇微，而是向战俘们回信。科尔生同意了战俘提出的要求，然后与杜德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全文如下：
一、关于你方信中的第1项，我承认发生过流血事件。在这些事件中，“联合国军”使许多战俘伤亡。我承诺今后按国际法原则给战俘以人道待遇。今后我将尽最大努力防止发生暴力事件和流血事件。今后，如果再发生类似事件，我将负全部责任。
二、关于第2项，北韩人民军及中国人民志愿军自愿遣返问题正在板门店讨论，我无权左右和平谈判的决定。
三、关于第3项强迫甄别问题，只要杜德将军安全获释，就保证不再进行强迫审查。
四、关于第4项，同意根据杜德将军和我的批准组织北韩人民军及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代表团。
当187空降团的士兵正在76号营房门口不远处垒起沙包、设置路障、架好机枪，大门突然打开了。
所有美军士兵都愣住了。
杜德准将（很快就被降为上校）出来了。
不但完璧归赵，而且还戴着大红花和彩带，像一位刚受到表彰的功勋军人。
美方战俘营营长杜德，因虐待中朝战俘，战俘们把他抓起来，这就是“当了俘虏的俘虏”的事件。
科尔生亲笔签署的联合声明一送到战俘代表手中，杜德就被战俘们当场释放；至于不惜使美国政府彻底陷入被动也要营救杜德的科尔生，他也被李奇微当即免职了。
战俘们为杜德披红戴彩，以表彰他立下的极大功劳。新一任战俘营司令波特纳在接收杜德时，还给战俘们写了张收据。随即，杜德就被隔离，他和科尔生马上被降为上校。
5月10日21时30分，杜德准将一个人走着回来了。从被抓起来之后整整过了三天了。一出门就立即被带到某个地方去了。所谓某个地方就是单身牢房。不走运的他这次是被自己方面监禁起来了。
这份“联合声明”出自巨济岛战俘营前后两任总管之手，对于处境维艰的战俘们来说是一次意义重大的胜利。
“当部队和坦克最后作好采取行动的准备时，共产党人又送出一份比以往提交的任何一份要求都更为苛刻的要求。他们差不多是要‘联合国军’当局彻底丢丑。他们要当局承认自己所犯的罪行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所犯的罪行还要野蛮。”李奇微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范·弗里特对科尔生声明造成的影响，似乎看得不重。但是克拉克将军和华盛顿的领导却立即看出了其严重危害性。作为美国的将官，在任何情况下承认虐待、杀害、打伤战俘，并答应设法将来给战俘以人道主义待遇，都是灾难。在东京，克拉克痛斥科尔生声明，说它是“十足的敲诈”，并说战俘被打死是因为他们暴动。
免去科尔生的职务，这不仅只是一种惩罚。杜鲁门修改了将军的措辞，不说“敲诈”，而称其为“牵涉到‘联合国军’军官生命遭到威胁，是在压力下产生的”，而科尔生也没有资格“答应接受这类罪恶而又虚假的指控”，因为他并不是正式的战俘营司令。
“联合声明”震动了世界，新闻机构纷纷发表文章和评论。英国《雷诺新闻》5月18日发表编者文章说，巨济岛上的事件“使美国的说法和美国的甄别方式确实开始臭气熏天起来”，“杜德与科尔生事件发生以后，人们不会再相信美国所谓战俘不愿意回到他们的祖国的说法了”。《指南针日报》则说，“巨济岛事件暴露了美国所做的战俘不愿被遣返的宣传是假的”。
就连美国政府发言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事件“使美国在这个紧要的时候，在整个东方丢脸”。
在国际社会出了丑的美军开始在战俘营进行暴力镇压。
克拉克任命波特纳接替科尔生为美军战俘营总管。波特纳到任后立即改组战俘营的管理机构，调换了管理人员，把所有战俘代表全部扣留在第76联队，工兵部队又重新修建了集中营营地，以便使每个营地容纳的人数不超过500人。
尔后，波特纳准将下令清场，所有居民离开了巨济岛。
美军士兵进入战备，随时准备开进任何一个有反联合国标语或有北朝鲜旗帜的战俘营中，用一切“必要的武力手段”来消除这些标记。
战俘们“秘密制造了各种各样的原始武器，包括利用本来供他们烧饭用的汽油制成的莫洛托夫鸡尾酒（即燃烧瓶）”（李奇微语）。
范·弗里特命令第187空降团战斗队前往巨济岛增援波特纳的部队。
美军的准备活动共历时1个月。美军进入了那些拒绝重新分配关押地点的集中营。
一个半小时之后，抵抗停止。
150多名战俘被打死、打伤。1名美国人丧生，13人受伤，兵营被大火烧毁。
镇压达到了预期效果。“从那以后，尽管暴力行动和违抗行为偶有发生，但战俘营还是被控制住了。非共产党战俘被区分出来并分别安置在不同的集中营里。共产党分子则被分成若干大队，每队人数为500或略少于500，所以，后来发生的骚乱都很快被催泪弹所平息”。这一次，李奇微对下级军官的效率感到满意了。
此后，战俘营内冲突不断，但重大骚乱仅有一次。1952年12月，峰岩岛发生了一次大规模越狱行动，85名战俘被打死，100多名被打伤。在清点战果时，美军士兵还收获了一份意外惊喜。
那是一份关于越狱的手抄的总结。
我们的战友，决心光荣地死去……他们在战斗中失去的只是自己蒙受耻辱的生命。献出这些生命是为了获得解放和光荣的胜利……祖国朝鲜的儿子们和伟大的斯大林的光荣战士们彻底揭露了美帝国主义非人道的、兽性的、残忍的屠杀暴行，使世界和平的人民、祖国、党和一切民主国家发出了复仇的呼声。
“这份总结清楚地暴露了共产党人为达到宣传目的而不惜牺牲这些战俘生命的冷酷心肠。”在李奇微的回忆录中，他全文引述了这份材料。在李奇微看来，造成这些越狱战俘死亡的，不是美军的子弹，而是战俘们自己的“邪恶信仰”；而美军的所有失误，全在于他们对战俘的镇压不够坚决，不够及时。
李奇微说：“如果更早一点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是否能防止赤色分子得到这次宣传的机会，这一点令人怀疑。可以肯定，只要他们还能制造出亚洲报刊上的头条新闻，控诉美国人为杀人凶手，就没有理由认为他们会因为在更无希望的斗争中流出更多的鲜血而缩手不干。然而，我确信，如能按我的指示迅速、果断地粉碎巨济岛上的反抗，本来是可以使赤色分子得不到有力的证据的，甚至会更快地实现停战。”
巨济岛事件给联军造成了沉重打击，也使其痛定思痛地进行了认真反思。
美军前方参谋部在总结中提到：实际上，巨济岛的战俘们不仅是刺激了“联合国军”的神经，而且明显地取得了下列成果：
1．取得了吸引住大约1个半师战斗兵力的效果。
2．在板门店的谈判会场上，我们站到了极为困难的立场上，联合国方面代表的主张力、说服力明显地降低了，中朝方面代表的发言力增强了。
3．对审查（甄别）的国际支援被削弱了，美国的立场和自信动摇了。
杜德在战俘营内被俘，并导致美国在国际社会陷入全面被动，这也使美军的一部分将领开始反思，并正视中朝军队的军人素质。
在西欧和美国的传统观念中，军人一旦被俘，其义务就终止了，体面的投降是正常的、可以被社会接受的，只要不倒戈相向，就不应被谴责。
但巨济岛事件发生后，美方的观念开始受到冲击，发生变化。战俘营管理层在管理评述中写道：“拥有高素质的人才是必要的。指挥官自不待言，甚至就是一名警备士兵，也需要是受过充分的政治教育，具有充分的情报能力和判断力。如果不是这样，他们一有空了就会引起纷争。”
而作为旁观者，日本陆战史研究普及会也重点研究了这种军人素质。在日本军方看来，即使是以武士道闻名的日本士兵，在被俘、进入战俘营后，也会依从管理，循规蹈矩，但“共产主义者的战斗任务，即使进了战俘收容所也没有结束。只不过是把以前的直接战斗任务改变为政治的、军事的支援任务了。……在收容所中的那种连死都不怕的斗争力量的源泉，究竟在哪里呢？是在发扬战俘们经常挂在口头上的爱国、爱民族的精神吗？是出于为主义而献身的那种宗教的信念吗？或者是北朝鲜的制度和教育培养出来的民族心吧。也许是在收容所的这里、那里被发现了遭受私刑而死的遗体所证明的那样，因集体压力和胁迫的群众心理所使然的吧。一定是这些中的哪一条发出的能量所造成的，应当深入地研究”。
第三节 我们曾是战士
杜鲁门当年决定反对强迫遣返，以占领道德高地，共产党在世界舆论中，威胁着要把美国人从道德高地赶走，现在这一问题已变得模糊，难以说清了。
—贝文·亚历山大
朝鲜战争爆发之初，美军延续了以往战争中的一系列宣传攻势，例如指责对方虐囚、杀俘。
但随着被释放的美军战俘接受那些无孔不入的美国记者采访，公众吃惊地发现，朝鲜军人虽然作风强硬，但极少发生虐囚事件；至于中国共产党，对待战俘简直像请客吃饭，无比热情；更要命的是，这种“讨好”几乎彻底征服了美军战俘的心。
于是，美军调整了宣传策略，改为指责志愿军对战俘“洗脑”。一开始，李奇微和他的幕僚曾多次指控中国军队屠杀战俘。
1951年年底，第八军军法署署长詹姆斯·汉利对媒体说：“自红色中国去年参战以来，被共产党所杀的联军战俘，大部分是他们干的。”他声称，中国共产党屠杀了2513名美国战俘。
美军的宣传工作有时确实未能协调好。在前一天发表的李奇微呈联合国的报告中，则把屠杀战俘的罪名放在了北朝鲜军队头上，这份报告说，中国军队杀俘的数字是“约1000人”。
汉利的声明旨在激起联军士兵斗志—在仿佛看不到终点的“边打边谈”中，联军士兵早已开始厌倦战争，如果中朝军队“不虐杀战俘”，无疑将更加软化联军士兵的意志。
但是，随着中朝开始释放一部分战俘，媒体的看法却产生了鲜明变化。
《纽约时报》记者林赛·帕罗报道：“中国的指责（北京电台声明汉利所讲的残杀战俘事件纯属捏造，是为了推迟朝鲜和谈而编造的又一借口）属实。新闻记者一般不允许与释放回来的战俘对话。然而，保密局觉察到，这样的会晤有好多。”
《星期六晚报》在1951年8月25日发表文章，描述了记者与被释战俘的场景。文章标题为《他们企图使我们的海军陆战队士兵热爱斯大林》：“中国共产党从未敲、打或通过其他方式虐待过一个战俘，当他们被押往战俘集中营时，一些北朝鲜平民试图踢打他们，但都被中国护卫兵用枪托拦了回去。他们所遭受的最坏待遇便是，在政治思想灌输会期间，他们得被迫听完共产党干部冗长的讲话。”
这时，随便惯了的美军军官才发现遇上了难缠的对手。在以往，只要按部就班地指责对方虐囚、时而公布一组遇害数字，就能使媒体坚定地和自己站在一边，现在却完全不同了，共产党人在战场上是不怕牺牲的“野蛮人”，在战场之外却精明得像狐狸，跟这些信奉古老哲学的亚洲人比起来，美军觉得自己处处被动。
“他们抓住我们的各种失误所进行的宣传，对他们是大有好处的，尤其在亚洲人之中进行这种宣传，他们所获得的好处就更大。我想，时至今日，我们的文武官员们总该有了前车之鉴，总该在思想上有所准备了。”李奇微这样评价他的对手。
于是，“在两周之内，暴力事件从新闻广播和新闻电讯中消失殆尽。之后不久，和谈中对战俘问题开始了长时间的争执，但是美国战俘的待遇问题从未提及。汉利、李奇微骇人听闻的报道像一颗臭弹一样消失殆尽了。但是在它传播期间，整个美国新闻界都曾信以为真”。
李奇微和汉利再也没有义正词严地指责中国军队屠杀战俘，此后的舆论攻击模式被调整为“痛斥、揭露北朝鲜虐待战俘”，至于中国善待战俘，那是“为了软化美军、实现宣传目的”。
李奇微说：“我们已经注意到北朝鲜人对待战俘的态度。他们常常反剪战俘的双臂，尔后向战俘后脑勺开枪将其打死。我发现中国人要讲人道得多（为了达到宣传的目的）。但是，关于他们对待被我们收容的战俘的态度，我们却很不了解。也许，我们事先就应想到：按共产党的那套逻辑，他们会认为这些战俘完全可以牺牲掉，会认为这些人的价值在于他们大概还能为共产主义的最终胜利作出点贡献”。
在之后的谈判中，联军战俘的待遇问题倒是从未被美方提出。这倒不是因为美军不在乎本方战俘的性命，而是在美方谈判代表看来，狡猾的红色政权实在太善于利用舆论，太精于蛊惑人心了，他们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并且成功疏导了民众和士兵对敌人的愤怒，将联军战俘哄得服服帖帖，几乎在媒体面前对志愿军感激涕零—既然他们像招待贵客一样招待联军战俘，战俘们也生活得很好，那就干脆绕开这个话题吧。
杜鲁门当年决定反对强迫遣返，以占领道德高地，共产党在世界舆论中，威胁着要把美国人从道德高地赶走，现在这一问题已变得模糊，难以说清了。
贝文·亚历山大如是写道。
抛开战争时期你死我活的二元对立思维，仅从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性入手，其实并不难理解美军高官对志愿军“伪善”的不解（美国的普通民众和士兵倒没有对志愿军善待战俘感到多么不解）。
从与古希腊时期接近的春秋战国时期起，中国文化就开始了对战争的严肃思考。对于战争的意义和手段，中国传统文化早已做了界定，上兵伐谋，下兵伐城，不战而屈人之兵，若道义上说不通，不得人心，就不是“义战”。
对于东方人的这种理念，当时立国尚不足200年的美国似乎并没有完全读懂，这个凭借强大技术力量和优越资源环境迅速成为世界第一的强国充满自信，更倾向于相信肌肉的力量，所以当政者对于道义上的意外落败难免感到愤怒与不解。在美军将领眼中，受到美国莫大恩惠的南朝鲜始终与自己不睦，李承晚还千方百计进行政治讹诈，而中朝之间却形同兄弟，现在，连美军战俘都开始为中国人说好话了。
实际上，正是从20世纪50年代起，美国似乎受到了共产主义国家的启发，并且更上一层楼，开始尝试对外输出本国价值观。
于是，在强大而领先的技术优势和产业优势支持下，米老鼠、超人、麦当劳、NBA……一个个美国文化符号开始为美国在全世界树立起美好形象。
郭维敬曾当过志愿军俘管处干部，在朝鲜北部的山城碧潼工作过。
到1952年3月，志愿军俘管处共设了五个团，一个大队，分别设在昌城、雩时面、田仓、清水、碧潼等地。
在这一段时间里，没有一个美国战俘成功逃出过这些战俘营。由于附近没有任何中立或者是友好的国家供他们逃亡，共产党人甚至无须在战俘营周围建设围墙和栅栏。绝大部分的战俘并未遭受拷打和折磨，但缺乏充足的食品，也没有必要的医疗条件。
中朝两国的物资本就匮乏，在美军不间断的空袭之下，补给线也断断续续，形若游丝，再加上人手不足，所以领导干部和志愿军战士就担任起了服务员工作，为战俘做饭、烧炕，并手把手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
在碧潼战俘营中，居住着美、英、法、加、澳、荷、土等15个国家的战俘，成分远比联军战俘营仅有中朝两国战俘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志愿军的管理人员不够用了，于是，军委机关和各大军区的骨干被陆续调来碧潼，国内高校外语系参军的师生也纷至沓来。
郭维敬发现，联军战俘风俗习惯不同，思想文化各异，表现更是千差万别。
美国战俘数量最多，也最沮丧消沉。很多美国战俘满脸胡须地来到战俘营时，都是喃喃自语道：“战争不好呀……”，整日唉声叹气，嗫嚅不止。郭维敬问他们为什么入伍打仗，多数人的回答就像在参加电视交友节目：“想周游世界，见见世面。”不只普通士兵如此，一些军官的精神状态也很差，整日昏睡。又因为营地一度没有热水，索性不洗澡，邋遢不堪，而且，“美国战俘还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互助精神差，彼此间不关心，也不喜欢公益劳动”。
在另一些素养较高的美国军人眼里，这样的状况只能令人叹息了。被俘的美军少校马克贝就摇着头说：“美国人娇生惯养坏了。”
与美国战俘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土耳其战俘。
在郭维敬眼里，这些农牧民出身的战士显然继承了他们先祖勇武坚强的基因，他们惯于吃苦，适应战俘生活毫无障碍。土耳其人大多是虔诚的伊斯兰信徒，视彼此亲如兄弟，互相照顾，因此很少出现病号。土耳其人还都是乐天派，他们捡来破铁片，用砖头做成简易炉灶，把发到手的黄豆炒来吃；他们还喜欢在营地里逛来逛去，在废墟堆上“寻宝”；还有人自己做饼，跟美国战俘换手表、戒指。
志愿军12军第35师第103团曾在汉城以南消灭了一个土耳其营，在押送百余名战俘时，惊魂未定的战俘们以为要被带走处决了，面面相觑，无论如何也不肯起身。急于继续向南行军的志愿军战士里没有土语翻译，干着急，最后还是团政委苗兴华想出了一个形象的办法。他将所有负伤战俘全部包扎好，再派担架抬着对方的两名军官上路，土耳其战俘们这下才放了心，主动上路了。
英军是美国的亲密盟友，参战军人数量也多，被俘人数接近一千，多为二战老兵，不少人是职业军人，都能适应艰苦环境，少有病号。英国战俘P．R．图赛尔回忆说：“有一次行进中，‘海盗式’飞机曾自空中倏地窜下来，在我们附近向中国军队扫射，但他们不动声色，过后也没有任何杀害、报复我们的意图。要是我处在他们的地位时，起码要大加责骂战俘，甚至还会走得更远一些……”
菲律宾战俘在国内生活条件就艰苦，进了战俘营也毫无不适，与志愿军相处融洽。这些人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朴实开朗。
据郭维敬回忆，美国战俘是最难照顾的。美国战俘多数缺乏生存能力，心理落差也大，他们往往不会做饭，发给他们的面粉直接倒进锅里煮。于是，志愿军干部又多了一项任务：亲手教战俘做饭。
忙忙碌碌的碧潼战俘营，看起来就像一所热闹的技校。
忙乱的一季寒冬过去，随着物资逐渐充裕，人手增加，碧潼的环境大为改善了。理发师、澡堂、卫生所、住院部都出现在战俘营内，战俘的伙食标准和志愿军士兵一致，后来，为了照顾各国人员饮食习惯，志愿军就发动战俘中的炊事兵和会做饭者，自己动手，且一律配面包炉。
此时，气候转暖，心情随之好转的战俘们也愿意到户外走动了，病号开始减少。
春末，东北军区敌工部长王央公来到俘管处当主任。王央公曾直接负责过末代皇帝溥仪的管理工作，政策水平与文化修养均高，可见中央对俘管处的重视。
当时俘管处机关及下属5个团、1个大队，加上警卫营、医院，共有2468人（干部1388人，战士868人，职工293人。实际合计2549人，编者注。）
其实，在那种物质条件相当困难的条件下，当时俘管处制定的战俘生活标准是相当优厚的。对战俘的供应，每人每天粮食875克，包括细粮，除伙食菜金标准外，增50克糖、50克肉、50克鱼。病员灶标准增加半倍，重病员标准增加1倍多，普通灶每人每天折合人民币（旧币）1545元，病灶2313元，重病灶3634元，每人有棉被、棉褥和毯子，衣服是一套棉衣、一套衬衣、一套单衣、两双胶鞋、一双棉鞋、一顶单帽、一顶棉帽。另外，按我军当时的津贴费统一购买日用品（毛巾、肥皂、牙膏、牙刷、袜子等）及烟丝发给个人，每月合2.7万元。这些东西都要从国内购买运到营地。遇到节日，如圣诞节、复活节、春节、劳动节以及我国的中秋节、国庆节等，还要会餐。
王央公一到任，就纠正、改进了不少工作方法。有的基层干部冲动易怒，不按规则惩罚战俘；有的生搬硬套对待国民党战俘的做法，竟然在开会时号召联军战俘倒戈，险些酿成暴动；而语言文化的障碍，也曾造成一些沟通误会。
在管理战俘时，棘手的问题确实层出不穷，俘管处都做了一一应对。
在双方交换了战俘名单后，依然有零星的战俘逃跑事件发生。
人跑了，下落不明，无法交代……还必须在战俘中取证。
有的被俘时负有重伤，未能抢救过来而死亡……有些因患各种疾病医治无效死亡；也有些因送来前严重营养不良而死亡。俘管处各团（队）由于采取了增加营养保健和精心医疗，迅速控制了死亡。截至1952年3月，死亡有名有军牌的432人，有牌无名者4人，有墓无牌者175人，墓葬不清者586人，未调查者319人。这些必须一一查清，整理出书面证明材料。为此，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
三是战俘中发生骚动、斗殴、违纪等事件……还发现有的战俘私藏铁器，有的毒打表现好的战俘，有的互相打架，有的偷食品。美俘中有黑人、白人之间的矛盾，有美俘及其他国家战俘之间的矛盾，所以经常发生吵架、打架的事情。
对这些事件的处理，我们的干部往往依过去管理部队和管理国内战俘的老办法，批评、申斥、关禁闭、写检讨；有的甚至不按政策办事而随心所欲地予以处罚。经俘管处党委讨论决定，对战俘的一般违犯纪律行为，要以耐心批评教育为主，但对重大事件要按国际公约的法律程序，经上级同意，组成军事法庭审处。经过取证、审判、起诉、辩护，按情节轻重，对肇事者公开宣判不同的刑事处分，取得良好效果……战俘中发生问题明显减少。
在战争中后期，志愿军不将战俘称作战俘，而称其为“学员”，成立俱乐部，由战俘自己推选委员，组织文娱活动。
志愿军分门别类了解了各国文化习俗，备好相应的食品、饮料，让美国人过感恩节，土耳其人过开斋节、古尔邦节，西方人过圣诞节。
对战俘的个人问题，志愿军也一一提供帮助。美俘三中队曾有瘾君子拔草寻“食”，找来植物当作大麻食用，队里立即查禁了此类毒品。美俘二中队有人因同性恋引起纠纷，志愿军干部也从中调解，采取隔离调动措施。
到了战争后期，志愿军和战俘的关系已经十分融洽熟络，即使谈到敏感问题，也能不带恶意地互开玩笑。战俘们关心板门店谈判进展，有时也会向熟悉的干部将上一军：“我们什么时候回家呀？”
这种事当然不是俘管处干部可以决定的，战俘们也不会指望得到确切答复。志愿军干部就用半生不熟的英语单词笑着回应：“明天？……或者昨天？”
大家笑成一团。
英国《工人日报》记者阿兰访问了一些即将归国的美国战俘。
“你们回去愿意做什么呢？”
“做生意。”“我去上专科学校。”“我当医生。”“我要写反战小说。”
“如果你们政府又征你们当兵呢？”
“再叫我侵略别国，那么，我还当战俘。”
这些神奇的“思想改造”，正是红色政权令西方媒体咂舌之处。
战争结束后，还有21名美国战俘，由于共产党人的政治改造如此的有效，在战争结束时他们拒绝被遣返，留在中国继续他们的生活。
第四节空中监狱
清晨3点的浓雾，像一团巨大而迷茫的噩梦，裹挟住C-46运输机。
这架飞机，就是张文荣的监狱。
张文荣下不了决心。
他努力定了定神，胸口依然狂跳不止，手心全是冷汗。握住手榴弹的那只手几乎因紧张而失去知觉了。
还好有头盔和护目镜的遮挡，他才不至于暴露。他瞥了瞥身边的其余四个人—他们既是志愿军时期的战友，也是被俘后在特务学校的同学。
飞机的目标—黄海北道的谷山郡—已经十分接近了。即使翱翔在无尽的天空，张文荣还是觉得和待在战俘营毫无区别。在谷山郡，这个五人特工小组将像蒲公英种子一样，被空投在广阔的北方战区。
正在发愣，他感到冷风透过厚厚的衣服吹到了身上。舱门被拉开了，潮水般灌进机舱的冷风险些将张文荣推倒在地。
在那一刹那，舱门外炫目的强光使张文荣产生了些许幻觉，飞机舱门看起来真像关押了他一年的牢房大门，牢房里的一幕幕场景像飞舞的彩蝶，在他眼前闪烁不定。他看到了敌方“教官”蛇一般冰冷的眼神，听到了志愿军战士被刺上“反共抗俄”文身时的绝望嘶吼……屈辱和惭愧的经历，使他闭上了眼。他早就产生了要走出这扇门的冲动，但双脚如同被牢牢定在飞机上—在执行这次空投任务之前，他就决定趁机逃离监狱，但当机会真的到来，他畏缩了。
恍惚间，身边的刘承汉拍了拍他的头盔。张文荣扭头，看到刘承汉轻轻一跃，出了机舱，很快。远处的下方天空绽放了一朵不起眼的小花。
寒雾缭绕，在凌晨静谧的天光之下，这朵颜色浅淡的小花混杂在灰白的天幕里，很不显眼，但张文荣还是清晰地捕捉到了它飘落的轨迹。伞花在飘落时显得舒缓、闲适，仿佛享受着风的拥抱，节奏慢得像老电影，最后，平稳地结束了它的飘程。
这一刻，张文荣发现自己的呼吸恢复了平稳，胸口也不再怦怦作响，他的紧张感消失了。
就像《肖申克的救赎》中的老黑人瑞德一样，张文荣治愈了自己的出狱恐惧症。
张文荣排在最后一个跳伞。他拉开手榴弹的拉环，然后迎着冷风飞出了机舱。
张文荣逆着大风抬头，他清晰看到C-46在迸发出一连串沉闷的爆炸声后冒出了火花，这座飞行的监狱，像烟花一样着火、爆裂、坠落了。驾驶舱内的飞行员哈里逊也匆忙跳出了机舱。
张文荣打开背后的降落伞，坚实的土地离他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
1952年2月19日，张文荣的“空中越狱”事件曝光，攻陷了美军“自愿遣返”的又一块阵地。
新华社驻开城和平壤的记者根据空降特务的供词进行了连续报道：
……从1951年9月起，美国就从台湾陆续调来大批特务，分配到各战俘营充当“教官”及其他职务。仅以战俘营第72联队为例，在这些特务的主持下，成立了“国民党巨济岛第63支部”，在美国特务机关合作下，有计划地对我被俘人员进行迫害活动。
……他们还成立了“反共抗俄救国团”，公开宣称不参加“救国团”者就是“忠心共党”，没有“生命保障”，而参加了的就要在身上刺“反共抗俄”字样，凡拒绝者称为“顽固分子”，就要遭到殴打或杀害。在板门店谈判第4项议程开始后，战俘营则发出“训令”，限期完成刺字。一边摆着刑具，一边叫去每个战俘，让他们回答愿不愿意刺字。当第72联队1大队20小队一个姓何的战俘拒绝刺字时，当场遭到毒打。然后乘他昏厥之机强行在他身上刺了“反共抗俄”4个大字。
……1951年10月下旬，美方战俘营第4大队我方被俘人员孙振魁等100多人反抗强迫刺字。美李军出动装甲车包围了他们，肆意殴打，战俘们英勇斗争、宁死不屈。赵佐瑞拒绝在《请愿书》上签字，高呼“团结起来和敌人战斗到底”。不少被强迫刺了字的战俘想尽一切办法，忍受着皮肉之苦把字迹从身上去掉。
……1951年11月，“CIE学校”指示台湾特务强迫我被俘人员在“自愿遣返”的《请愿书》上签名、按指印。美军Booth上尉给第72联队长王顺清下达命令，限他在当晚让我全体被俘人员在《请愿书》上签字并按手印。这个上尉还说他第二天要把这份《请愿书》带到东京美军司令部去。
……1951年11月，李奇微曾亲自赴战俘营视察，第72联队长召集特务要各大队赶写被俘人员名册，由特工人员代战俘们在名册上蘸着被杀害的战俘鲜血按血印。这份名单于当日下午由巨济岛宪兵中校司令送给了李奇微。
张文荣事件使台湾特务在朝鲜战场浮出了水面。
被俘的飞行员哈里逊上士证实，在两个半月时间之内，他驾驶运输机，共出动14次，空投了34名人民军战俘和8名志愿军战俘—连同张文荣在内，这42人都是美军和台湾教官在战俘中通过甄别而挑选出的新“空降特务”。
哈里逊这才明白了坠机原因，“我驾机飞临谷山郡上空，志愿军5名战俘离机跳伞后，忽闻舱内一声巨响，飞机起火坠落。那天当地没有高射炮，飞机起飞前曾经过严密检查，不会是失事。最后一个刚刚跳出机舱，突然驾驶室爆炸，机舱内烟雾弥漫，我受了伤还不知道，在此紧急时刻，我开仓跳伞了。顷刻之间，我看见我的飞机已经落地坠毁”。
张文荣的回归，则解开了志愿军和代表团长久以来的疑惑。
在谈判过程中，中朝代表团屡次向对方索要被俘名单。美方曾先后3次提供名单，依理应该内容相同。但蹊跷的是，列入1951年12月18日名单里的几个名字，到1952年1月28日的名单中却不见了。
经中朝代表反复追问、核实，美方于1952年7月17日解释说，其中13人有的在1952年3月、4月间逃亡了。这份名单之中，张文荣赫然在列。
2月19日才“出勤”的张文荣，提前在1月28日上了逃亡名单，一切不言自明。
张文荣对中方记者讲了他一年以来的故事。
张文荣原在志愿军某部任见习报务员，1951年5月在春川附近战斗中被俘，然后被拘留在巨济岛美军战俘营第72联队。
12月13日，战俘营第72联队联队长、台湾特务王顺清突然召集张文荣和另外4名志愿军战俘，密令他们立即捎带行李去联队部，并分别告诉他们“不要问干什么去，不许对别人讲”。
一头雾水的张文荣来到联队部，事先准备好的汽车已等在那里了。几个人被放在闷罐头般的车厢里，汽车开到码头，他们接着就登上了开往釜山的轮船。
张文荣等人坐在船舱里，互相间不许说话，不许询问。5人都是忐忑不安，不知所措。船到釜山，5人就被关进一间环绕铁丝网并有美军士兵看守的房子里。
12月14日下午，美国军官又把张文荣等5人押送到釜山飞机场，送上一架美国运输机。
当一个讲中国话的美国军官和张文荣5人分别训话时，时间已是12月15日。这时，他们才知道已经到了日本东京附近的美国特工人员学校。
从此，张文荣5人就在这里开始了新的“生活”。
这个学校的校长是美籍日本人伊藤正一，他在开学典礼仪式上宣布了张文荣5人的身份：“你们5人已是‘联合国军’的情报工作人员了。”
学校的教官中有美籍日本人水影和南朝鲜人金咏灿等，在他们的严密控制下，张文荣突击学习了大量特工技能，并顺利通过结业考试。
1952年1月26日，他们5人被美国军官送回汉城。美方特务机关负责人、南朝鲜籍的高级特务王台阁和一名金姓教官负责继续提高这些新特工的“业务能力”。
在这次短期培训中，张文荣被迫宣誓：“听从长官指挥，誓死不变心。”
王台阁还对每个学员强调：“一旦分配任务，到达北朝鲜国土，谁投奔中国军队或私自回家，就要公布谁的特工训练经过。”
由于解放战争结束仅两年，志愿军队伍里有不少投诚的国民党士兵，这些士兵也成了台湾教官青睐的对象。美军的“甄别”行动就像一场台湾特务的选秀活动。无休无止的训练和引诱，给许多战俘心里竖起了一扇监狱的大门，仿佛只有藏身门后，才能使自己不光彩的经历免于曝光，才能获得安全。
同张文荣一起被列入“逃亡”名单里的志愿军战俘还有徐进、唐浩等。美方称：“徐进已于1952年3月21日逃亡”，“唐浩已于1952年4月23日逃亡”；但是，据被迫成为“空降特务”的志愿军战俘黄时（拘留号710488）供称：“徐进、唐浩两人已在1952年3月29日被囚禁在汉城美方特务机关地下室里了。美方教官经常用徐、唐二人为例，威胁那些不愿替‘联合国军’做情报工作的人，说‘谁敢不听教官的话就像他们一样关起来’。”
中朝被俘人员中有没有不愿意回来、不想接受遣返的人？谈判代表团的有关人员曾经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平心而论，有三类战俘对遣返怀有担忧。
朝鲜人民军中，有许多战士本就是被卷入战争的平民，无论哪方获胜，他们的家园已毁，遭遇已经很不幸。因此，无论南朝鲜还是北朝鲜，都必然有一批军人厌倦战争，希望解甲归田。但这些战士并非不愿回到南方或北方的家园，他们和中国人、美国人一样，只是希望战争尽快结束。
在志愿军战俘队伍中，也有从国民党部队投诚而来的士兵。在美军和台湾特务的动员甚至威胁下，“拉一把”，就有可能转换立场，巨济岛战俘营第72联队的王顺清即为一例。但这种投敌的战士，显然不在宣扬个人自由的美方所谓“不愿遣返”之列。
还有一类“不愿遣返”的战士，就是张文荣这样受到胁迫，甚至被刺下反共口号、纳了投名状的战士，他们担忧的是，返回祖国后，会被当作叛徒、奸细对待。
在一系列战俘营事件发生之后，美方在战俘问题上陷入了彻底被动。
美方坚持以“不得强迫遣返”扣留大批中朝被俘人员的计划受到了严重挑战。一次一次的屠杀事件，特别是5月份发生的杜德事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调查报告不仅进一步证实了事件的严重性，更使国际舆论大哗，就连美国的盟国也提出了抗议。
6月11日，杜鲁门向国防部和国务院下达指示，要他们设法邀请几个中立国家的军事观察员去巨济岛调查战俘营的管理情况，尽量挽回国际声誉。他们紧急向印度、巴基斯坦、印尼、瑞典、瑞士等5国试探，一俟这些国家政府表示接受，便可要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发出正式邀请。
时间过去了三周。7月3日，印度政府发言人的回应较为委婉：尼赫鲁总理要求美国政府“阐释”派遣军事观察员的作用。印尼的答复直截了当，据7月9日安尼塔通讯社雅加达消息：印尼内阁“已决定拒绝接受关于派遣观察员赴巨济岛战俘营的邀请”。消息还说，印尼政府已通知印尼驻华盛顿大使沙斯特罗，要他通知关心这个决定的人士。
准备邀请的5个国家里已经有2个拒绝。华盛顿放风：瑞典已通知美国政府说，如果被邀请的3个亚洲国家愿意参加的话，它就准备参加。消息传到了斯德哥尔摩，瑞典当即辟谣。
到了7月17日，五分之三的被邀国家拒绝了，另外两国未表态。美国的这个“弥补计划”实际上已流产。据美国国际新闻社报道：国务院的消息灵通人士现在认为，美国政府没有理由继续要求调查巨济岛的情况。
为了促成战俘遣返，周恩来在1952年8月访苏时，多次会晤斯大林；金日成、朴宪永和彭德怀也先后到场参加会议。在被问及毛泽东对战俘问题的看法时，周恩来向斯大林明言：“朝鲜人以为，继续打下去不利，因为每天的损失要超过在遣返上有争议的战俘人数，而停战对美国不利。毛泽东则认为，战争打下去对我们有利。因为这打乱了美国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
斯大林不仅完全赞同持久战，甚至还不忘“提醒”周恩来：“对美国必须强硬，中国同志必须了解，如果美国不输掉这场战争，那么中国永远也收复不了台湾。”
由于美国并未在战俘遣返问题上做出任何让步，中国领导人也就随之将关注重点从解决战俘问题转移到防止战争扩大化上去了。在华盛顿为新总统竞选大张旗鼓时，北京也密切关注着大洋彼岸的一举一动。
1952年11月24日，总参作战部得出结论，并作为报告呈给彭德怀：“虽然目前美国因选举和季节缘故，对朝政策不会有大的变化，但新总统上台后，有可能在军事上采取某种行动，时间估计在明年3月下旬解冻以后。”
12月4日，志愿军代司令邓华得出了进一步结论：“共和党上台后对朝鲜的政策可能要生硬、急进一些，华尔街用艾森豪威尔，表明美国将更积极地准备战争，杜勒斯任国务卿则会推进美国的远东政策，而直接指挥作战的克拉克、范·弗里特等人也曾请求增兵，并对侧后登陆很感兴趣。”
中国领导人的结论是，艾森豪威尔政府有可能使战争扩大，但斯大林的看法则略有不同。1952年12月27日，斯大林复电北京，指出企图加强攻势的方略，只是杜鲁门政府中的主战派的主张，并不意味着艾森豪威尔政府一定也会萧规曹随。但共产主义阵营的持久战方针并未改变，斯大林支持北京做好一切战备，毕竟，将美国长期拖在远东泥潭之中，这才是苏联的最根本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