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的代价
美国本欲和苏联逐鹿朝鲜半岛，却意外被中国志愿军的锋芒所阻。一时间，新兴的世界霸主和涅槃的东方古国在战场上旗鼓相当，陈兵三八线两侧，形成均势。当停火成为大势所趋，迫于国内党争压力的美国率先开始寻觅谈判机会，而原本应是战场主角的苏联却成了调停者。
当成千上万的伤亡数字不断累积，和平的代价显得太过沉重。人们明白，要换来和平，需要逾越的，绝不仅是残酷的丛林法则。
第一节 三八线的故事
言。居住在该线以北的朝鲜人同居住在该线以南的朝鲜人一样，讲的是同一种语言，吃的是同样的饭菜，喜爱的是相同的衣着，此外，还怀有相同的民族自豪感。
—马修·B．李奇微
朝鲜半岛上的所有战役，都是被三八线这根导火线引燃的。
在回忆录中，李奇微将朝鲜半岛的形状比喻为“从亚洲大陆伸出的一个肥胖的拇指”，直指日本的九州岛，极易引起对方越过狭窄的对马海峡入侵。
而人为划分的三八线，就像这根拇指上一道难以愈合的疤痕。
朝鲜半岛处于大国、强国环伺之中，每当东亚地区发生动荡，朝鲜就极易成为搏斗中最先被打断的那根肋骨。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将动荡与变革写满了朝鲜千年的历史，不但长期处于政权割据，也多次被卷入邻国的刀光剑影。
1910年，甲午战争尘埃落定，朝鲜从此沦为日据，被视为日本的一个省。长期的殖民统治，在朝鲜民众心中刻下了难以褪色的伤痕，时至今日，虽然朝鲜仍处于南北对峙的分裂状态，但无论南北，一旦日本右翼势力有所抬头，朝鲜和韩国民众都会同仇敌忾，同声谴责。
在近代史中，朝鲜半岛命途更为坎坷，每每难以自主。
三八线则是日本与沙俄的发明。
1896年，日俄曾密谋瓜分朝鲜，日本即向沙俄秘密提出划线；
1904年，日俄战争前夕，沙皇也曾提议，日俄双方以三八线为界，南北分治。朝鲜就像一块诱人的可口蛋糕，被拿着餐刀的日本和俄国端在手中比画。由于日俄两国利益难以协调，划线方案一直未能实行，朝鲜的内政也长期处于混乱。
这种混乱之治一直维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直到1945年2月，日军出于部队部署的需要，将南北朝鲜分别划归关东军和大本营管辖，三八线的划分才得以明确。
1943年11月，朝鲜的命运又被放到了开罗会议上。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胜券在握的同盟国已着手规划战后的世界局势。在《开罗宣言》中，罗斯福、蒋介石、丘吉尔共同声明：“我三大国轸念朝鲜人民所受之奴役待遇，决定在相当时期，使朝鲜自由独立。”
同月，在伊朗的德黑兰会议上，三巨头聚首。苏联巨人斯大林也向朝鲜许诺了一个看起来较为光明的未来，“朝鲜应该获得独立，而独立之前还需要有一段时间，或许是40年”。
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召开。这一次，巨头们终于开始讨论一些较为现实的问题。罗斯福将领土托管问题摆上桌面，他认为，在朝鲜人民能实现自治之前，“朝鲜要由一个苏联代表、一个美国代表和一个中国代表实行托管”，“托管期愈短愈好”。
罗斯福的提案明显将美国的亲密盟友英国排除在外了，这是由于美国曾在一年前提出对朝鲜和印度支那的托管方案，却遭到英国大臣艾登的拒绝。因此，美国总统声明：“没有必要邀请英国参加朝鲜的托管。”
托管方案得到了斯大林认可，但颇为有趣的是，作为东西两大阵营的领导者，斯大林却建议美国不要排斥其盟国，务必将英国纳入托管者团队。就这样，由中、美、苏、英四国临时托管的意向在雅尔塔会议初定。这种向敌人盟友示好的政治策略是美苏都热衷于使用的。
一连串重要会议的召开，本已规划好了朝鲜的近现代史大纲，但剧变突如其来，临时托管方案竟然胎死腹中。
1945年4月，三巨头之一的罗斯福总统罹患重病，没能看到自己亲手缔造的战后和平世界，便即撒手人寰。罗斯福蝉联四任总统，执政时期长逾12年，依法接任他的是以铁腕著称的副总统杜鲁门。
杜鲁门决心尽快结束战争，这位奉行“决断在我”的政治强人毅然决然下令对日本使用原子弹。
核武器不但毁灭了广岛和长崎，也将远东局势在瞬息之间搅得天翻地覆。四国托管协议只初具雏形，根本尚未形成具体方案，就被扔进了废纸篓；大国们的当务之急是先行解决美苏两国在朝鲜半岛接受日本投降、划分军事占领区的问题。
美国和苏联就像两名正在参加110米跨栏决赛的飞人，注意力、体力、竞技状态都处于巅峰，不顾一切地抢先跨过每一个栏架—落后的那个人，往往因为奋力追赶导致动作变形，只能越来越落后，绝望地重重磕倒对方身后的一个个栏架。
1945年8月6日，美国刚对日本使用第一颗原子弹，老谋深算的斯大林立即预见到了日本的投降，果断于8月8日对日本宣战。
一夜之间，长期引而不发的大批苏联红军终于放开了一直紧绷的弓弦，他们后发先至，向蜷缩在满洲和朝鲜坑道里的日本关东军发起风暴般的总攻。苏军的突然发难，使原本主导着战争的美军顿时陷入被动，因为，此时距离朝鲜最近的美军部队，都还远在600英里之外的冲绳岛，根本无法阻止苏军入主朝鲜半岛。
美国政府在对日战争中耗费了巨大物资和人力，当然无法容忍苏联的“不劳而获，坐享其成”，为了避免胜利果实落入苏联手中，美国政府在仓促之间抛出了以三八线划分朝鲜的方案。
就在8月15日，即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当天，杜鲁门的密电也发到了斯大林手中。第二天，本已占据先手的斯大林就发出回电—苏联竟然同意了三八线的提案。
对于无力自主的朝鲜而言，这些远东局势的突变，就像毫无征兆吹起的一阵大风，将自己浮萍般的命运又吹向别的方向。
但对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而言，他们虽不能控制风向，却能预测风向，即使不能使狂风止息，至少能站稳脚跟，以风势助力。人们眼中的历史的“偶然”，在他们看来，则与历史的“必然”无异。
从局外人的角度看，这条仓促划出的线根本不具备多少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意义。
“这条约300公里长的分界线斜穿朝鲜半岛，它截断了75条小溪和12条河流，以不同的角度越过崇山峻岭，穿过181条小路、104条乡村土路、15条道际公路和8条高级公路，以及6条南北铁路线”。
但是，这并不表明匆忙划出的这条分界线没有经过缜密的政治考虑。
对美国而言，划出三八线，其意义不仅在于能阻止苏联独占朝鲜，而且不动声色地将旧都汉城、釜山两个重要港口都划到了属于自己的南部。
苏联在一夜之间大军压境，本已视朝鲜全境为囊中之物，却出人意料地没有拒绝美国的提案，反而一口答应下来。精明的斯大林意在以退为进，显示了极为强硬的态度，他试图使美国接受两个附加条件：1.将属于日本的整个千叶群岛交给苏联军队，2.将属于日本本土的北海道北部交给苏联军队。
美国则如同太极高手，回应得绵里藏针。8月18日，杜鲁门干脆爽快地接受了第一条要求，但巧妙地拒绝了第二条，他提醒斯大林：“麦克阿瑟将军指挥的盟国部队包括苏军在内。”
苏联当然十分明白，朝鲜问题或许还能讨价还价，但日本问题是美国的底限，美国绝不会在事关日本本土的问题上有一丝一毫让步。美方的拒绝似也在斯大林的意料之中，于是斯大林先斩后奏，先是以“北海道位于北纬38°以北”为由，在8月20日下令苏军全力进驻日本北海道，然后才在8月22日复电美国，对美国的拒绝行为表示遗憾。
严阵以待的美国并未措手不及，当苏联驻日代表库兹马·杰列维扬科中将来到麦克阿瑟面前，声称苏军将无视美军意见，强行进驻北海道时，麦克阿瑟以更强硬的态度威胁道：“没有我的许可，哪怕是一兵一卒登上北海道，就将立即逮捕包括你在内的苏联驻日代表团全体人员。”
至此，美苏双方长期谋划，一待机会出现，立即速战速决，点到即止，一番电光石火的激烈交锋很快就结束了。在短短半个月内，朝鲜身不由己，如同棋子，被两个超级大国置于棋盘之上，几番明争暗斗之后，双方各有斩获，最后以三八线为界，形成了暂时的平局。正如李承晚乐于引用的那句朝鲜谚语“鲸鱼相争，小虾丧命”。
朝鲜长期南北分裂的导火索，由此埋下。
此后，北方在苏联支持下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而美国则选择了年逾古稀的李承晚，在南方建立了大韩民国。
在漫长的历史里，朝鲜并非第一次依附于大国而求存。在“和议”政策的指引下，朝鲜曾长期与中国保持一种共生的默契：朝鲜保持高度的独立性，在作为中国屏障的同时，也获得中国的保护。这种生存智慧铸就了朝鲜独特的发展模式，使朝鲜维持了数百年和平与保护。但当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同时驾临朝鲜半岛，这种延续近千年的生存公式就彻底失效了。
但无论如何，被人为地一分为二的朝鲜民族向往统一，向往和平。不管是民众质朴的呼声，还是政治家含义丰富的宣言，都明确地表达出统一的热望。金日成相信，他们能够在两周，至多两个月内，占领南朝鲜，他已决心，“用刺刀尖碰一碰南方的土地”。李承晚则说：“尽管大洋彼岸的朋友建议，不要攻打北朝鲜的外国傀儡，但是北方处在苦难中的兄弟的呼声却不能置之不理。我们应对这一呼声作出反应。”
年逾七旬的李承晚生于一个没落的王族家庭，在中青年时期活跃于美国社交界。当这位美国范十足的绅士在古稀之年登上朝鲜的权力顶峰时，他依然保持着一袭白西装、一尘不染的形象，这使他在身边那些风尘仆仆的劳苦随从映衬下显得格外卓尔不群。
韩国总统李承晚，字承龙，号雩南，大韩民国首任总统、第一至三届总统（1948—1960年）。
1910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国际政治博士学位。1912年再赴美国从事抗日独立运动，在此后长达30年的漫长时间里，李承晚一直致力于民族运动，但事业坎坷。1919年，他曾在上海担任流亡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总统，于1921年被迫辞职。1945年返回南朝鲜，建立群众性政治组织，并借此进入政坛，终于在1948年就任韩国总统。
李承晚当政期间，对政敌实行残酷打击，多次操纵议会，迫害反对党骨干。为了连任总统，他迫害议员，并搜捕出避难的议员们，强迫他们修改宪法；而在1960年的大选中，李承晚的舞弊行为招致学生和在野党不满，造成了警民冲突，186人死亡，还导致了波及全国的“4·19”学生运动。在全国暴动中，李承晚只得宣布辞职，并逃亡夏威夷。
李承晚的头像被印在第一版的100韩元硬币上，并被尊为韩国国父。但由于他多次暗杀政敌，实行独裁统治，终于在1960年的政变中下台，失去了国父称号。此后，一直被怀疑死于李承晚之手的领导人金九取代了李承晚，被追认为韩国国父。
李承晚虽然年事已高，但他“既是民族主义者又是基督徒”，而且与长期出没在华盛顿的国民党政权交往甚密，这些特征也使他获得了“小蒋介石”的称号。
事实上，作为美国钦点的南方总统，李承晚的种种激进做法不但令美国政府十分头疼，也引起了美国社会的普遍反感。“在南方，不管美国人喜欢与否，他们还是选中了那位大半生的时间都在国外流放的李承晚……他易动感情、自以为是、反复无常，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结，极端仇视共产主义。他曾经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可一旦掌握全国的民主制度后，所有的人都要对他唯命是从。正是日本人与美国人造就了这样一个李承晚，他的一生都在背信弃义、铁窗生涯与政治放逐中度过，他的性格因此而改变，心也变得坚硬如铁。”
对这位时常试图跨越美国为南方划定的规条、既依附美国又自行其是的年迈总统，首任驻韩美军司令霍奇丝毫不掩饰鄙视之情，在他看来，李承晚“阴险狡诈、喜怒无常、凶残腐朽、捉摸不定”。
相比较为激进但能与中苏保持团结的金日成，李承晚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几乎受尽了美国政府和社会舆论的唾弃，直到1960年被韩国民众赶下台，这位韩国国父始终处于激烈的内部斗争，并在洪流般的国际政治中小心翼翼地积攒资本。
第二节 像猎狗般寻找线索
于是我们就像一群猎狗那样到处去寻找线索。
—迪安·艾奇逊
迫使杜鲁门寻找停战机会的原因有两个。除了战场上几乎无望打破的均势之外，就是杜鲁门和民主党真正的永恒敌人—美国共和党。
共和党与民主党的“驴象之争”是美国政治的一大特色，无休无止的针锋相对贯穿了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
两党之争就像一场又一场艰巨无比的美国赛区预选赛，只有先搞定了卧榻之侧的强敌，民主党才能“冲出美国，走向世界”，与社会主义阵营一较雄长。
虽然两党都明确遵守那条“兄弟阋墙，共御外侮”的无形底线，但出于截然对立的两党利益，在频繁的外交活动中，两党当然并不能总是保持一致对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强大的外部威胁促使两党紧密协作；而一旦战争结束，这种亲密关系也随之宣告终结。在深孚人望的罗斯福总统去世后，垄断总统权柄十多年的民主党似乎显出了一丝疲态，这使得长期蛰伏的共和党人抖擞精神，他们要新账旧账一起算，对立足未稳的杜鲁门政府展开全面反攻。
学会微笑面对反对党的责难，这是历任美国总统的必修课—哪怕对手明明是无理取闹，为了反对而反对。
对此，在回忆录中，杜鲁门无奈而鄙夷地调侃那些又要压缩军费、又要扩大战争规模的反对党：“说来真是不幸，有些人竟那么健忘。多年来一直阻挠国家执行可靠的军事政策，又要缩减一切以求收支平衡的人，如今就是叫嚷得最厉害的人……有些人实际上竟说我故意惹起对外政策的危机，为的是要为自己取得更多的权力……具有言论自由的任何制度都有这样的特点：评论家和政治煽动家的言论比支持既定政策的人的言论往往更受人欢迎……而在1950年12月，这件事似乎显得特别棘手难办。”
不过，日子最难过的还不是杜鲁门。在这场关于朝鲜战争的、愈演愈烈的政治风暴中，处于中心的并非总统杜鲁门，而是他最亲密的伙伴，国务卿迪安·艾奇逊。
迪安·艾奇逊，东西方铁幕的制造者。
他在1949—1953年担任美国国务卿，是总统杜鲁门最亲密的战友和得力助手。
艾奇逊是英国移民后裔，在耶鲁大学获得文学学位，在哈佛大学获得法学学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海军服役6个月，退役后即在华盛顿成为一名律师。
作为共产主义的坚定反对者，艾奇逊最大的“业绩”，是提出并建立了二战后的西方阵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的纲领都是出自他的构想，从此，欧洲被作为一个统一的经济体进行构建，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则踏上了对东方社会主义国家漫长的封锁、制裁之路。
在激荡的美国国内两党斗争中，艾奇逊锋芒毕露，对极右翼成员、共和党成员毫不留情，严厉抨击，针锋相对，这也使他长期处于美国党争的漩涡中心。艾奇逊的精明与犀利使他显得树大招风，在很多次政治危机中，他们的政敌甚至一反攻击总统的历史惯例，放弃抨击杜鲁门总统，而将矛头对准了这位国务卿。
1953年，杜鲁门离任总统，艾奇逊也随之解甲归田，安心著书立说。艾奇逊以其在国务院时代的经历，撰写了回忆录《参与创造世界》，在1970年获得了普利策奖。
艾奇逊始终坚持认为，欧洲是美国战后政策的重心所在。在他的一手推动之下，马歇尔计划得以成型并有效执行；但那些该死的共和党人眼里只有“裁军，裁军，裁军”，他们不愿冒着提高税收、对抗欧洲共产主义的风险去重建欧洲秩序，从来不愿。因此，在艾奇逊担任国务卿的几年时间里，他几乎一刻不停地处于被他深深鄙视的反对党的批评之火炙烤中。
艾奇逊早已习惯共和党唇枪舌剑的诛心攻击，这也是美国执政党的必备素养。为了解决水涨船高的军费问题，他先是将过于保守的国务院过气高参乔治·凯南打入冷宫，然后和新晋政策规划司司长保罗·尼采共同制定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即赫赫有名的NSC68），然后巧妙地通过了各级部门的审查，使之得以颁布。
国防任务的改写，使提高军费的问题迎刃而解，也激怒了艾奇逊的政敌们，愤怒的共和党人再次把他置于风口浪尖—虽然早已习惯处于风口浪尖的艾奇逊其实压根不在乎，要知道，在艾奇逊就任财政部时，支持新政的共和党人将他称作“华尔街的特洛伊木马”，暗中维护银行家利益的内奸、保守者；现在，同一批反对者却改口称他为左翼分子。
作为战后初期美国主要国策的制定者，这位美国国家利益的坚定维护者确实有力地辅佐了杜鲁门，在国内分担了大量舆论批评，在外交舞台上更是长袖善舞，正是他兜售的“集体安全”概念，使美国建立起一个庞大战后同盟，甚至主导了联合国的许多重要国际事务。
在名著《最寒冷的冬天》中，艾奇逊的任职年代甚至被称为“艾奇逊时代”。
基于“帮助欧洲平稳过渡，建立经济联盟，预防苏联渗透”的战略理念基石，艾奇逊式的外交确实卓有成效，但在面对风起云涌的全球性第三世界国家兴起与革命的历史大潮时，他和其他美国决策者一样，都对生机勃勃的第三世界国家缺乏深入了解：既不了解这些国家深层的价值取向、文化思维，也无法准确预料新兴革命的走向。
极有典型意义的事例，就是艾奇逊对国民党与共产党中国的政策制定过程。
1949年初，艾奇逊确定中国内战将以共产党的胜利告终，于是他极力主张停止对蒋介石政府的各项援助，因为“援蒋”无疑会“愈加激发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并且巩固他们与苏联站在一起的决心”。但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和荆棘丛生的两党之争使对蒋援助不降反增，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当艾奇逊宣誓就职国务卿时，蒋介石恰好于同一天逃亡台湾。于是，艾奇逊讽刺道：“美国政府终于批准了我们的对华政策，我也终于宣誓入职，但是蒋介石却逃跑了。”
就这样，原本被纳入美国的盟友名单甚至受到广大美国民众期待的中国，“一边倒”地坚定站在了苏联身边，成了美国的重要假想敌，现在甚至在朝鲜战场上与美国兵戎相见。
一时间，“谁丢掉了中国”的责难声四起，杜鲁门和艾奇逊只得亡羊补牢，为远东政策的严重后遗症埋单。
艾奇逊圆熟地运用联合国的种种规则，成功地在新中国四周竖起了层层壁垒，1951年5月18日，经过几个月的努力，联合国终于通过了一项对中国和北朝鲜禁运重要战略物资的决议。
但是，随着停战成为这场战争唯一可能的结果，一直致力于战胜中国的艾奇逊只好改弦易辙，不得不转而寻找停战机会。美国比中国更早介入朝鲜，又一贯无视中国的警告，现在却不得不先开口，这无疑是一种莫大的外交窘境。艾奇逊说：“唯一有希望的途径就是停战，因为停战也许可以逐步达到结束交战状态。看来一个双方都同意的和平解决办法是不可能实现的，即使实现也是不可靠的。我们一致同意的结论是：通过联合国的公开程序或者通过像印度这类容易泄密的外交部去进行试探，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其间，惨烈的第五次战役正如火如荼（1951年4月22日—5月23日）。在这次最后的大型战役中，双方投入的兵力超过80万，双方士兵都有毕其功于一役的决死斗志，双方指挥官也都已从过于乐观的误判中充分吸取了教训，对朝鲜战争的艰巨性有了清醒认识，这使得战争空前艰苦冷酷。
美军的海空优势明显，极大钳制了中朝方面的补给线，几乎打得志愿军断炊；而吃苦耐劳，善于在山地、丛林、夜间作战的中朝军队则牢牢把握了地面进攻的主动权，让美军睡不好一个整觉。至此，战场上早已悄然成形的均势终于清晰呈现在双方眼中。
在西方舆论看来，“1951年春，中国军队发动了一次大规模攻势，损失惨重却收效甚微……战果微不足道。然而，它提醒了西方国家的指挥官们，中国军队有多么能征善战，有多少人能投入战斗。这彻底击碎了“联合国军”再次跨越三八线、直奔鸭绿江的幻想。”
双方的决策者都已明白，此时的三八线，已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平衡标尺，谁也难以打破平衡，以军事力量改变朝鲜半岛的现状了。
当军人们陷入僵局，政治家就开始行动了。
“于是我们就像一群猎狗那样到处去寻找线索”，艾奇逊在回忆录中形象地描述了美国政府在当时的急迫与紧张心情。
这一次，美国政府已不得不放低身段，主动寻求谈判机会。但正如杜鲁门所料，在此时寻求谈判机会，要比以往难得多。
身处巴黎玫瑰宫的美国官员查尔斯·波伦接到艾奇逊指示，他马上向驻德国的苏联管制委员会主席政治顾问弗拉基米尔·西蒙诺夫发出了试探。但这次一反常态的试探并未引起苏联方面的丝毫反应。
很快，《纽约时报》又爆出猛料：在联合国，美国官员格罗斯和科里在与苏联官员马立克和查拉普金的非正式谈话中透露了停火意愿。无论几名官员的私下沟通是否真有成效，由媒体将之公布出来只能被视为一次过分躁动的乌龙事件，很快遭到了苏联的坚决否认和抗议。
艾奇逊只得通过瑞典联系莫斯科，希望获得与中国直接对话的机会，但依然未果。于是，万般无奈之下，他派出由白宫政策设计办公室的查尔斯·伯顿·马歇尔奔赴香港，希望直接制造会谈机会，但仍毫无结果。
几次碰壁之后，艾奇逊忽然灵光闪现，想到了一个恐怕连他自己都十分意外的破冰人选—乔治·凯南。
那个被艾奇逊一脚踢出国务院的凯南。
乔治·凯南，这个在艾奇逊眼中食古不化、异常保守、悲观、反对军事扩张的前国务院高官，刚经历了一场过山车式的人生曲线。4年前，由于凯南准确剖析了苏联的策略变化趋势，并提出闻名全国的“遏制政策”，他一举成为美国国务院的政治新星。
但随着美国的对外政策急速变更，凯南的持重言论在急于扩张的美国决策层眼里开始变得令人生厌，碍手碍脚，他反对研制氢弹，反对提高军费，将艾奇逊处心积虑推出的NSC68文件斥作“劳民伤财”，简直是共和党派来和艾奇逊唱反调的。因此，在1949年，新秀尼采取代了他的政策司司长职位。
孤立无援的凯南则带着对美国前途的深深忧虑离开了政府岗位，这个不太适应波谲云诡的政治生态、带着浓浓学者气质的政治家去了普林斯顿大学研究所，从此与美国政府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
5月中旬，凯南回到华盛顿，欣然接受了艾奇逊的任务—与苏联副外长马立克见面。
作为苏联问题的专家，凯南也曾在苏联工作过很长时间，与不少苏联官员互相熟悉，而他又并非美国政府的现职人员，完全符合政治中介的身份要求。
国家利益摆在眼前，凯南会不会捐弃前嫌，尽力而为？艾奇逊也是捏了一把汗的。虽然他深信凯南的学者气质和苏联背景会促成这次会谈，但这毕竟只能算是一次聊胜于无的死马当作活马医。
1951年5月31日，纽约长岛。在静谧如昔的格伦克福庄园，乔治·凯南终于见到了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当然，是以私人名义。
格伦克福庄园位于长岛乡下，清幽雅致，是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专用度假别墅。驱车而来的凯南显示了足够的诚意，他熟练地用俄语和马立克交谈，仿佛两人是久别重逢的好友，一时间，宾主尽欢，别墅内气氛融洽轻松。
尽管两人都尽量将这次会面处理成一次私人会谈，但两人心中都十分明白自己言行的极端重要性，哪怕一语之失，都可能破坏国际大势。由于过度紧张，马立克甫一会面就失手将果盘和酒打翻，弄得自己满身污渍，场面的紧张尴尬可想而知。
但这种狼狈的失态反而消除了他的极度紧张，这位常驻联合国、熟悉外交事务的苏联代表终于放下包袱，两人的谈话顺利进行。
由于表面上已远离政治，凯南此时的身份是一位学者，他理所当然地从学术角度切入了谈话。
“我们两国在朝鲜问题上，似乎正在走向一场可能是最危险的冲突。这肯定不是美国的行动和政策的目的。当然，我们也很难相信这会是苏联的希望。”凯南随口闲聊，仿佛两个普通民众在谈论遥远的国家大事。
马立克也显得对国际政治颇有兴趣：“既然美国的行动和政策会造成这样的危险，难道它不应该改变行动和政策吗?”
凯南没有正面回答，而是直接抵达了问题的关键所在：“看来，中国人所导引的航向不可避免地会招致这样的结果，不管北京是否希望这样，但对我们两国来说，这是个引向严重麻烦的趋势。”
“是这样吗？”马立克措辞客气，态度却柔中带刚，“我们曾不止一次提出过解决朝鲜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双方停止敌对行动，撤出一切外国军队，朝鲜问题在没有外国干涉的条件下，由朝鲜人民自己去解决。凯南先生提到中国的行动，你知道，中国曾多次提出朝鲜问题应该和平解决，而且当你提到中国时，难道你不应该回想一下杜鲁门总统去年6月27日的声明吗？你们派第7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构成对中国的侵略和你们剥夺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是错误政策。中国人民志愿军是在美军逼近鸭绿江直接威胁到它的安全时才进入朝鲜境内的。”
凯南仍不反驳，显得十分耐心地说：“我说的是现在的危险趋势应该得到制止。我看制止这种趋势的唯一办法是双方的司令官进行停战和停火的谈判，人们很想知道莫斯科对于这一形势的看法，也想知道如果有什么建议的话，那将是什么样的建议。”
马立克两手一摊，滴水不漏：“你知道，苏联并未介入朝鲜战场上的作战。”
凯南当然明白，一直侧身幕后的苏联，当然不会轻易将自己置于风口浪尖。但他话锋不改，态度更加明朗：“美国准备在联合国，或在任何一个委员会，或以其他任何方式与中国共产党人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的问题。”
凯南终于摊牌了。
“是恢复朝鲜战争战前状态吗?”马立克闻言，马上变得像一只发现猎物的猎鹰，紧紧追问。
“是的，”凯南说，“各自回到战前的位置。”
“一切外国军队应该立即从朝鲜撤离。”马立克说，“立即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问题，是没有商量余地的，但将来可以进行逐步从朝鲜撤退外国军队的讨论。朝鲜问题是同整个远东问题连在一起的，美国的政策造成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它不只是朝鲜问题，还有对日和约问题、台湾问题、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等等，都是必须解决的。”
面对马立克连珠炮般抛出的满口“问题”，准备充分的凯南并未觉得意外，他保持着学者清晰的逻辑思维：“考虑到美国在日本和远东的一般利益，出于安全的考虑，美国不能容忍朝鲜落在和美国敌对的力量手中，同样不能同意整个国家落在共产党手中。”
凯南停顿了一下，又说：“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的问题，应作为一个单独的问题来解决，与其他更广泛的远东问题无关……关于台湾和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目前不可能谈及这些问题，包括朝鲜的前途问题在内，准备以后讨论。”
说到这里，双方均已探明对方态度，于是点到为止。马立克礼节性地提出，要对这一问题加以考虑后，尽快再次会面，凯南当然明白，马立克将在这次会面结束之后即刻请示莫斯科，于是两人相约再会。
这次庄园会谈虽然没有任何结果，却足以使艾奇逊长出一口气。果然，在凯南和马立克的第二次会面（6月5日）时，马立克做出了明确答复：苏联政府希望和平，并且希望尽快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但他们不便直接参与停火讨论。马立克小心翼翼地拿捏着分寸，“倘使凯南先生愿意听听我的个人意见，美国政府应该和中国就此事进行接触”。
尽管美国政府仍未能彻底摸清莫斯科的整个意图（事实上，苏联复杂多变的外交思路几乎很少被美国完全掌握过），但杜鲁门和艾奇逊至少已经能确定，苏联的态度已经有所松动，在谈判的条件（如其他远东问题）上，显然已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第三节 开启和平的演讲
就在艾奇逊“像猎狗一样”四处出击寻找线索时，中国也做出了寻求停火谈判的决定。
5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会议，总结第五次战役得失。据聂荣臻回忆，大多数与会者都主张暂缓南下，将防线稳固在三八线，“边谈边打，争取谈判解决问题”，这是因为敌人已被赶回三八线以南，中朝方面的预期目标已然实现，不宜继续扩大战争。
最终，这一方针在会议上得以通过。
经过了长逾半年的浴血奋战，所有参战国终于在此刻形成了一种国家利益与战略目标的复杂均衡。为了尽快促成谈判，迎来和平，毛泽东立即会见了金日成。6月3日，金日成飞赴北京，经过劝说，他接受了毛泽东的谈判方案，并和高岗一道乘坐苏联派来的专机，在6月10日前往莫斯科，与斯大林达成了停战的共识。
与美国类似的是，中国也难以率先抛出橄榄枝。因为曾先后拒绝了十三国提案与五项原则，态度强硬的中国已经在联合国陷入被动，此刻如果主动要求停火，显然不是上策。因此，毛泽东在6月13日回电斯大林，向苏联提出了详细方案：
关于如何提出停战谈判的问题，我们认为现在由我们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对朝鲜和对中国都是不适宜的，因为在最近两个月内，朝鲜军队和中国志愿军都在采取守势。最好这样做：
一、等待敌方提出。
二、最好由苏联政府根据凯南的声明向美国政府试探停战问题。
可以同时采取上述两种方法，即一方面由苏联政府进行试探，另一方面，如果敌方提出停战问题，朝鲜和中国将表示同意。最好请你们交换意见并同菲利波夫同志共同解决。
三、停战条件：恢复三八线边界；从北朝鲜和南朝鲜划出一条不宽的地带作为中立区。绝不允许中立区只从北朝鲜领土中划出的情况发生。南北朝鲜彼此有所交错。至于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我们认为，可以不提出这个问题作为条件，因为中国可以援引联合国实际上已成为侵略工具，所以中国现在不认为进入联合国的问题有特别意义。
应当考虑一下，是否值得把台湾问题作为条件提出来？为了同他们讨价还价，我们认为应当提出这个问题。
在美国坚持台湾问题单独解决的情况下，我们将作出相应的让步。
为了和平的事业，我们将首先解决朝鲜问题。请你们向菲利波夫同志提出并获得他的指示。
这封电文已经明确提出对联合国席位与台湾问题的让步，显示了中方足够的诚意。
至此，三八线两边虽然依旧剑拔弩张，但双方至少在停火的问题上找到了默契。
于是，在6月23日，全世界都听到了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发表的著名演讲—和平的代价。
“全世界各国人民都认识到，和平对人类具有最巨大的价值。自从牺牲了千百万人类生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到现在还不满6年，而用这样高的代价得来的和平却又受到了威胁。
“美国和依赖美国的其他国家对朝鲜的武装干涉就是这样政策的最生动的表现。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曾经一再提出和平解决朝鲜冲突的建议。战争之所以仍在朝鲜进行，完全是因为美国始终阻挠接受这些和平建议。
“朝鲜的武装冲突—目前最尖锐的问题—也是能够解决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各方有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意愿。苏联人民认为，第一个步骤是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与休战，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我认为，为了确保朝鲜的和平，这代价不算太高。”
接着，6月25日、7月3日的《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社论说：“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并且一直为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而斗争。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朝鲜的反侵略战争，其目的就在于求得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所以即在此后，中国人民仍然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朝鲜问题，并曾不止一次地表示支持其他国家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合理建议。
“美国政府却依然幻想依靠它的武力来征服全部朝鲜，进而威胁我国东北，因此，使所有这些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努力归于失败。
“毫无疑问，作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个步骤，马立克的提议是公平而又合理的。”
针对马立克的演说，美国对苏联的议和姿态做了详尽的评估，列出了几种可能性：(https://www.daowen.com)
1．当年4月，美国试爆氢弹成功，可能使苏联产生忌惮。
2．苏联不愿意中国长期盘踞在北朝鲜，进而增强对北朝鲜的控制。3．通过朝鲜和谈，拖缓美日和谈的进度。
鉴于苏联和中国的官方表态已经十分明确，杜鲁门也做出了回应。6月25日，杜鲁门发表了政策性演讲，表示“愿意参加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与此同时，他指令美国驻苏大使寇克求见苏联外交部官员，要求证实并阐释马立克演说中关于朝鲜问题的部分。
杜鲁门、艾奇逊通过凯南寻找到一扇门，和平之门。
但走过这扇门，却耗费了双方两年多的漫长时间。
中美双方在谈判伊始就存在的根本分歧，注定了谈判必将无比艰辛。这个根本分歧，可以概括为“一方想谈政治，一方只谈军事”。
正在准备外出旅行的杜鲁门总统很快就与苏联达成共识，6月27日，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向杜鲁门答复道：“停战应在双方野战军司令之间进行商谈……应该是不涉及政治的、领土的一切事项而严格地限定为军事问题”。
如此一来，美国政府就可以确认，马立克的声明完全表明了莫斯科的立场，即板门店谈判只是为了避免战争无限升级、失控而举行的军事停火讨论，绝非政府之间的政治性谈判。
这正是长久以来美苏两国的一贯思维。从1945年划分三八线时的明争暗斗起，无论是1948年的莫斯科会谈，还是联合国朝鲜委员会的会议，美苏双方关于朝鲜问题的争斗一直无法平息，这也让双方心知肚明，只要一方不彻底退出朝鲜，朝鲜问题就看不到解决的希望。
因此，“不举行政治谈判这句话反过来说，就是双方默认都没有从朝鲜摆脱出来的打算，因而会谈得以举行”。
就这样，军人李奇微指挥着他的中将和少将们，将“政治解决”留在华盛顿，驾着军用直升机来到开城的谈判桌旁。
而在美国看来，中国坐到谈判桌旁的最初目的，却恰恰是从政治上彻底解决朝鲜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台湾问题和新中国的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而绝非仅仅只是停火。
这种南辕北辙的目的差异，导致了双方谈判代表无休无止的分歧与争吵，在各个环节和议题上始终难以协调，也造就了板门店谈判这一史上耗时最长的停战谈判。
6月2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向李奇微发出如下指示，并要他一字不差地准确执行：
奉总统指示，你应在30日，星期六，东京时间上午8时经广播电台将下述文件向朝鲜共军司令发出，同时向新闻界发布：本人以“联合国军”总司令的资格，奉命与贵军谈判下列事项—因为我得知贵方可能希望举行一停战会议，以停止朝鲜的一切敌对行为及武装行动，并愿适当保证此停战协议的实施。我在贵方对本文的答复以后，将派出我方代表并提出一会议的日期，以便与贵方代表会晤。我更提议此会议可在元山港一只丹麦伤兵船上举行。“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签字）。
7月1日，金日成、彭德怀发出回函：
“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你在6月30日关于和平谈判的声明收到了。我们受权向你声明，我们同意为举行关于停止军事行动和建立和平的谈判而和你的代表会晤，会晤地点，我们建议在三八线上的开城地区。若你同意，我们的代表准备于1951年7月10日至15日和你的代表会晤。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金日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
此后还有多次广播和电文往返。中朝方面发出的回应，7月1日和7月4日的是在北京起草的，后来几件是在平壤起草的，所以出现了对金日成职务称呼的不一致，先称朝鲜人民军总司令，后称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
双方顺利达成了如下协议：
一、谈判地点：选定在三八线上的开城。
二、正式谈判日期：从1951年7月10日开始。
三、为安排双方代表第一天会议细节，双方各派联络官3人，翻译2人，于7月8日上午9时在开城举行预备会议。
四、应对方的要求，我方负责保证对方联络官及随行人员进入我控制区后的行动安全。
五、双方代表团的车队前往开城赴会时，每辆车上均覆盖白旗一面，以便识别。
双方将谈判地点定在开城，表面上看是一拍即合，只是例行公事般的寻常协商，事实上却蕴含了复杂、剧烈的冲突和博弈，可谓暗流汹涌。
在由日本陆战史普及会编辑出版的《朝鲜战争》一书中，详尽分析了定址开城背后的复杂博弈。
据记载，在双方联络小组第一次会面时，联军的肯尼上校率队直入会场，丝毫不顾及礼仪，更有甚者，肯尼“斜楞着眼看着张惶的张上校（张春山），坐在了面朝南的座位上。这似乎出乎张上校的意料，据说他明显地浮现出动摇和困惑的表情”。
肯尼的先声夺人显然是有意为之，显得深谙东亚文化中“胜者面南而坐”的文化习俗。据日方研究者分析，肯尼此举的幕后策划者应是南朝鲜代表白善烨将军，因其曾力主“共产党方面在执拗地以胜利者的立场来参加谈判，我们这方面也要经常开动脑筋抢先下手”，“我认为当初同意把谈判会场设在开城是一个明显的失败，因此要想个办法把这个失败挽救回来”。
根据《新共和》杂志评论分析，联军将开城定为谈判会场视作一个失败，是因为定址的过程充分暴露出联军对谈判的准备不足和失误。
“联合国军”所提出的将会场设立在中立国丹麦的医院船的方案遭到了中朝方面拒绝，联军同意改为在开城会谈，这原本合情合理。
“从理论上说，医院船米特兰蒂亚号是中国和北朝鲜尚未参加的联合国的领土，因此他们要是同意联合国方面的提案那才会是令人吃惊的事情”，而美方谈判代表乔埃中将也认为“他们拒绝医院船是可以理解的”，而开城作为无人区，确实可以减少很多额外麻烦的发生，因此才答应定址开城。
但是，如此一来，在朝、韩、中、日等国民众看来，联合国无异于以战败者身份，被胜利者召唤到己方的势力范围之内来“求和”，联军在社会舆论上必将陷入极大被动。
因此，在白善烨反复强调之后，美方代表团终于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这样才有了肯尼“抢座”的行为，而在当天的会晤中，“遭受奇袭的张上校的寒暄生硬而又冷淡”，在中朝工作人员端上茶点后，美方代表也将其视作“胜者给予败者的恩惠”，为了避免“自认战败”而若无其事地予以拒绝了。
此时，距朝鲜战争爆发已有整整一年时间。对于一场现代战争而言，一年的时间已太长太久，参战国家为此付出的代价已实在太大。
朝鲜，这座充满了寒冷与苦难的远东半岛，从此彻底决裂，一分为二，南方北方割席断交，双方不但在经济水平、工业化程度上日益分化，连文化和意识形态也渐渐疏离。在长达三年的朝鲜战争中，朝鲜民众死亡超过百万，本就欠发达的经济几乎在战火中灰飞烟灭，在损伤更为严重的北方，绝大多数城市和村庄都在美军强大的空中攻势之下化为焦土。当停战协议正式签订，人们走出防空洞和丛林，回到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的家时，这片曾经的沃土已经满目疮痍，“不仅找不到一幢完整的房子，甚至找不到一块完整的砖头”。
在美国，对普通民众而言，朝鲜战争是一场没人愿意想起和了解的战争；在美国政界，这更是一场“被遗忘的战争”。两党之间无休无止的内耗，前方指挥官的连续误判和妄自尊大，使这场被规划好的“有限战争”一度失控，虽然亡羊补牢，及时进行停火谈判，但早已给美国社会造成了巨大伤痛，麦克阿瑟时代终结，杜鲁门竞选折戟，民主党近二十年的漫长统治也由此终结。
对中国而言，在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时期，被卷入这场与世界头号强国的肉搏，在获得辉煌战果的同时，无疑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外交策略上的被动，使中国被联合国宣布为“侵略国”，不但与联合国席位失之交臂，还自此遭到数十个国家的封锁、经济禁运，孤独地行走在近代国际政坛上；原本正在策划的解放台湾也被迫搁置，并长期处于美国第一岛链的军事威慑环伺中。
虽然苏联因为中国的参战而彻底消除了疑虑，收起了怀疑的眼光，不再将中国视为“第二个南斯拉夫”，也不再将毛泽东视为铁托第二，并从1952年开始加快对中国的援助速度，为中国建成现代化工业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片面依赖苏联，冷对整个西方，这样的发展模式也使中国的现代化之路越行越窄，尤其是在与苏联关系恶化之后，国民经济遭受了沉重打击。
中苏关系最生动的写照，就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该条约签订于1950年2月14日，同年4月11日起生效，有效期为30年。
此前，国民党政府曾与苏联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945年8月），为了在二战之后延续与南方邻国的紧密关系，苏联以旧条约为基础，与新中国签订了新的友好条约。但这并不意味着萧规曹随—新条约的几点关键性内容与旧条约相去甚远。新条约签订后不久，双方外长即宣布与国民党政府缔结的旧条约失效，苏联外长还宣布在东北自日本手中所获财产、在北京兵营的全部财产，都无偿移交中国政府—事实上，苏军在撤离东北时，几乎搬空了全部厂矿机器和器材物资。
条约的核心内容是，中苏双方“均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集团、行动和措施”，缔约一方若被第三国侵略，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
条约有效期为30年。在《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中，双方约定，“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但不迟于1952年年末，苏联红军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偿付苏联自1945年起对上述设备之恢复与建设的费用”。苏军撤退前，该地区的民事行政，由新中国管辖。大连的行政，则完全由新中国政府管辖。后考虑到朝鲜战争等新情况，1952年9月，基于朝鲜战争的实际情况考虑，双方协商之后，延长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基地的期限。1955年5月，驻旅顺口苏军全部撤出。
在《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中，从1950年起，苏联在五年时间内，贷款给中国3亿美元（三十五美元作为一盎司纯金），年利较低，仅为1%；这笔贷款将用来偿付苏联卖给中国的铁道、钢轨、金属与机器制造工场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将以原料、茶、现金、美元等付还第一条所指的贷款及其利息”，偿还期为十年。
1963年底，刚熬过三年自然灾害的中国咬牙还清了这笔贷款。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使新中国在苏联支持下迅速发展了现代工业，也造就了中苏关系最为亲密的一段时期。
周恩来和苏联外长安德烈·维辛斯基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签署了这份条约。60年代起，中苏两国关系恶化，该条约名存实亡，期满即终止，没有再续约。
一直隐于后方、运筹帷幄的苏联，本应是朝鲜战争的最大获益者。它成功拖延了美国的脚步，在美苏争霸中缩短了一大段落后的距离，也建立起一个坚固的远东社会主义阵营联盟。但这位强壮的跨栏运动员没有跑赢时间—盛极而衰的自然规律并未对历史强人网开一面，斯大林在朝战末期突然逝世，导致苏联通过长期集权模式所积累起的外交方略后继无人，继任者们均不具备足够的声望、手腕和经验，并逐渐在狂热的超级大国竞争中迷失了方向。
这些为和平所付出的代价，都被用沉重的笔墨铭记在各国的史册之中。
但这些沉重的悲歌同时也是成长的代价。
正是从朝鲜战争开始，东西方的几个大国开始警惕地保持距离，并在相对和平的漫长岁月里了解对方，消解仇恨，逐渐将意识形态的巨大分歧浓缩，再浓缩，至少将其尽量剔除出民众的情感，而只留存于政府的少数决策者的笔记本里。
中国正式结束了漫长的农耕年代，更重要的是，这个新生的国家摆脱了百年来的屈辱，以昂首挺胸的姿态迎来了工业文明，并用令人艳羡的速度迅速成长为世界工厂。
第四节 集结号—开城
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
—周恩来寄语李克农
毛泽东亲自选出了主持停战谈判的人选。
中南海，菊香书屋。
清朝康熙所题的楹联“庭松不改青葱色，盆菊仍靠清净香”显得大气庄重，使这间毛泽东的专用书房兼卧室透出别样的清幽雅致。
周恩来正一字一句凝神审视几份文件：马立克在6月23日发表的《和平的代价》演讲，杜鲁门6月25日在田纳西州所做的“愿意参加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政策性演说，以及李奇微6月30日致中朝战地司令官的停战信函。
毛泽东一根接一根吸着烟，久久凝视窗外长空，一种截然不同的新战略正随着烟雾的聚散逐渐清晰成形—“零敲牛皮糖”，放弃速胜论，改打局部战争，稳步推进。半晌，他终于起身，用力灭烟，目光坚定地说：“朝鲜战争不只要打武仗，也要打文仗了，是该派得力人员负责停战谈判了。”
周恩来点头，提笔在纸上写下了什么，递给毛泽东：“关于谈判代表，我倒有两个好人选—”
毛泽东并未接过纸条，微一沉吟道：“恩来呀，你和伍修权现在分身乏术，我不建议你俩去。李克农和乔冠华倒是合适人选。”
周恩来面带微笑，展开纸条。纸条上写的，正是“李克农，乔冠华”两个名字。
两人会心一笑。
李克农，时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兼军委情报部长，作为开国57位上将中唯一没有带兵打仗经历的“影子上将”，他的自我评价既非常形象，又十分低调：“我一生不外乎做了两件事，一是保卫党中央的‘警卫员’，二是统一战线的‘尖兵’。”但事实上，正如毛泽东公开表示的：“李克农等人是立了大功的，如果不是他，当时许多中央同志，包括周恩来这些同志，都将不复存在了。”
在血雨腥风的国内革命时代，这位充满神秘色彩的“中国红色特工之王”曾通过情报战拯救、保护多位中央领导人，不但军功赫赫，而且在老一辈中国人（尤其是军迷）心目中地位极为崇高，从一个坊间流传数十年的段子就可见一斑：“美国中央情报局获悉李克农去世的消息后，欣喜不已，宣布休假三天，以庆贺强有力的对手消失了。这个举动在中央情报局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流言虽不足取信，人们对红色特工之王的敬爱却可见一斑。
李克农还是西安事变谈判、国共谈判等重要历史事件的主要参与者，他具有惊人的统筹能力，机变百出，敏锐善辩，是共和国建国史上不可多得的情报专家、谈判专家。1962年2月9日，张学良得知李克农病逝的消息，当年不听周恩来、李克农劝阻，以致被蒋介石长期软禁所产生的悔恨之情涌上心头，念及故人之情，他难过地对身边工作的林渊泉说：“李公非将非帅，但文武兼备，才思敏捷果敢，难得人才呀，可惜英年早逝，可叹！可惜！”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军人，张学良提笔写下：“君在此处嗟叹惜，念及彼时悔思量。若与李公抗倭寇，留下丹情慰后人。”
毛泽东和周恩来已决定，委任李克农担任代表团团长，主持朝鲜停战谈判。随即，毛泽东在菊香书屋召见了李克农。
面对这位器宇轩昂、沉稳冷静的将军，毛泽东直奔主题，言简意赅：“我点了你的将，要你去坐镇开城，外交部组成一个班子，乔冠华也去，军队也要有人参加。”
“我马上准备出发！”李克农扶了扶标志性的宽大黑框眼镜，没有丝毫犹豫。
但毛泽东并不知情的是，此时的李克农已经恶疾缠身。
人们都知道，戴眼镜的李克农将军患有严重的眼疾，那是他“两眼一睁，忙到熄灯”的狂热工作习惯所致。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著名的《西行漫记》中就描述道：“李克农的一只眼睛完全失明了，另一只视力微弱，这是因为他在江西每天晚上在烛光下工作到凌晨三四点钟所致”。
但比起极为严重的哮喘和心脏病，眼疾已经不值一提了。
早在1年前，李克农就已重病复发。严重的哮喘病和心脏病折磨着这位精悍的老兵，他必须借助镇静剂才能入睡。1950年5月14日，李克农几近病危，周恩来为此向中央提交了他的病情报告，随即火速将他送往苏联疗养。
目前，他的病情只是略有好转。所以，虽然十分渴望参与谈判，但病体能否胜任，实在是未知之数，他不愿迁就一己的好胜心，以免拖累和平的进程。他向中央据实汇报了病情，并请中央据此做出备案，以备不测。
如果不是周恩来和伍修权实在分身乏术，毛泽东是绝不愿意李克农抱病上阵的。
经过艰难的权衡，李克农最终还是被任命为谈判代表团党委书记，他的搭档是年仅38岁的外交才子乔冠华，时任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兼国际新闻局局长。这位后来的外交部长正是从20世纪50年代起在国际舞台大放异彩，撰写了大量著名重要外交文件，他洒脱的笑容，疏朗的风度，奇捷的文采，豪壮的酒量，一度是中国外交的名片和标杆。
李克农、乔冠华受命后，毛泽东立即召见二人，进行长谈，要他们立即组织起工作班子。这个班子里有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博士浦山，他曾作为伍修权特别助理出席过安理会的会议，并在重回学界之后成为中国经济学泰斗；新华社的丁明（负责起草谈判发言稿，于1951年9月29日病逝于开城，时年36岁）、沈建图（中国共产党对外新闻宣传事业的开创者之一）等几位干将。李克农还特意选调了几位同志带两部可接收各大通讯社新闻的收报机，以便了解各方面的反应，并请志愿军派出一个参谋班子前往开城，使谈判班子能够及时了解战场情况的变化。
7月4日，李克农、乔冠华一行动身前，周恩来再次叮嘱,并赠以古语：“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勉励代表团果敢行事，灵活有度，能收能放。
没有一分钟多余停顿，代表团踏上征途，奔赴鸭绿江和朝鲜战场。
此时正值夏季，李克农的夫人赵瑛细心地提醒他带上冬衣，以防哮喘复发。
“不用，到不了冬天就能回来了。”李克农显得不以为意。但谁也没想到，这场马拉松式谈判竟然持续了两年多，从1951年7月10日，硬是一直谈到了1953年7月27日。漫漫征程，在最艰难困苦的时刻，李克农几度病危，险些丧生于冰天雪地的朝鲜。
算准了天下大势、国运沉浮，却算不到一己安危。是因为对自己安危的“近视”，还是因为根本无暇考虑这些？
这期间，中央也考虑到李克农的身体的实际情况，曾派伍修权火线增援，接替他的工作，让他回国休息。
在追忆李克农时，伍修权（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对这位生平好友极为推崇敬重。
伍修权还清晰记得李克农主持朝中两国军队与美军的停战谈判工作的许多细节。由于工作紧张生活艰苦，他在战争年代染上的老病又复发了，严重的气管炎、哮喘病，加上不断的咳嗽，使他的工作和生活都很困难。
“中央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便派我去朝鲜接替他的工作，将他换回来休息和治疗。当年9月，我和外交部美澳司司长柯柏年同志带着几个随行人员，分乘两辆吉普车，由安东（今丹东）过了鸭绿江大桥，日伏夜行地向朝鲜前线进发。经过一片废墟的平壤，又遇到几次空袭和一次翻车事故，总算到达开城，见到了克农同志和我方代表团的同志。我们向他们表示了慰问，同时又表示了极大的遗憾与抱歉；原来我们离开祖国时，考虑到朝鲜前线生活艰苦供应困难，特地买了一批香蕉等水果，打算带来慰问他们，谁知由于天冷路远，一路颠簸又加翻车，千里迢迢带来的香蕉全都烂了。克农同志为了免除我们的不安，装作叹息地笑着说：‘这事也不怪谁，只怪我们的口福太薄，不过你们的心意我们全领了。’
“我们到达后，向克农同志转达了中央对他的关怀和指示。他听了以后，经过认真考虑，决定从党的利益出发，在他的身体还能支持的情况下，仍然在这里坚持工作，不同意马上换人。
“他的决定使我很感动，又使我不安，感到自己没能完成中央交给我的任务，便向他半开玩笑地说：‘你不同意换将，我特地一路风险，赶来朝鲜前线，不是白跑了吗？’
“他却说：‘不，你来得正好，有你在这里，我就有了后盾，万一支持不住躺下来，你可以马上顶上去，我心里也就踏实了。另外，你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了解战争和谈判中的许多具体情况，增加各种感性知识，对工作对个人都有很大好处。你们给我们带来了党和祖国的关怀，使我们深感温暖和大受鼓舞，增加了我们的干劲和士气，所以，你们来得非常必要，我们双手欢迎！’我又说：‘不过，对于你的建议，我个人不能表示可否，得由中央决定。’
“他说：‘那好办，我们马上一起向中央请示。’
“我们就拟定了给中央的请示电报。他陈述了自己的意见，我也具体报告了他的病况和工作情况。中央很快复电批准了他的建议，同意仍然由他主持谈判工作，并让我暂时留在这里，一方面深入了解谈判进行情况，一方面继续观察他的健康状况，如果必要，再随时换他下去休息。这样，我就又获得了一个与他朝夕相处的好机会。
“我在开城观察了一段时间，见克农同志干得毫无倦意，根本不考虑换下来休息的事，就像个负伤不下火线的战士，一直在带病坚持工作。我为他这种顽强精神感动不已，也觉得应该支持他这种可贵的积极性。我看到他的病情相对缓解，不会向更坏的方向发展，就在同他商量并请示北京后，决定我还是返回国内，这里的工作可以完全托付给他，就与他紧紧握手后再次分了手。此后他在朝鲜一直坚持到停战协定签订和生效，才带着伟大的胜利成果，光荣却仍然是秘密地返回了祖国。”
初次谈判的地点是来凤庄。在遍地焦土的朝鲜，那里就是废墟中的世外桃源。
从1951年7月1日谈判开始筹备时起，中朝代表团就不断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书写传奇。
7月4日，双方通过商议，将位于三八线上的朝鲜古都—开城确定为谈判地点。双方还初步确定了第一次接触的细节：
“为安排双方代表第一天会议细节，双方各派联络官3人，翻译2人，于7月8日上午9时在开城举行预备会议。应对方要求，我方（中朝）负责保证对方联络官及随行人员进入我控制区后的行动安全。”
留给李克农和代表团的时间，只有短短三天。
在三天时间里，李克农不仅要从无到有地搭起一支谈判经验几乎为零的“草台班子”（有的成员甚至是他在行程中临时征召入团的），还要与朝鲜方面及时沟通，制订详尽的谈判计划，甚至还要和前方联络官一起，从无到有地建起一个体面的谈判会场。
7月5日，二十余人的代表团乘当年慈禧太后的专用“御辇”（火车包厢），到达边城安东（今丹东），渡鸭绿江，一路疾行，再至平壤。7月6日，代表团马不停蹄，火速抵达根地里。金日成新的作战指挥所就设于这个距平壤东北15公里的地方。这里面朝大同江，背靠牡丹峰，是一座隐秘壮观的地下城，树木葱翠，幽静凉爽，隐蔽安全。
雷厉风行的中国代表团受到了朝鲜领导人的赞誉和热情招待。当天上午，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接见了李克农、乔冠华、倪志亮、柴成文等成员。
金日成终于见到了闻名遐迩的中国“红色特工之王”，他早已听毛泽东对这位传奇将军的描述：“李克农是中国的大特务，只不过是共产党的特务”。
正值壮年的金日成说一口带吉林口音的流利中国话，与李克农几乎一见如故。
熟悉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李克农与金日成因为谈判工作而结下了深厚友谊，私交甚笃。金日成每到北京就要见见这位老朋友，还送些李克农最喜欢的鲜酸辣菜，作为两人深厚战友情谊的象征；而李克农与夫人赵瑛在开城驻地合影中的那一身做工考究的朝鲜民族服装，也是金日成的赠礼。
就在接见时，毛泽东的电报又及时送到了：由于美方主将李奇微所提供的3名联络官中，最高军阶不超过上校，所以请金日成指派1名人民军上校为首席联络官，指派1名中校为联络官，而中方的柴成文则以中校名义作为志愿军联络官。
金日成当场决定，由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动员局局长金昌满少将以上校名义担任中朝首席联络官，金一波为中校联络官。出于保密和谈判的需要，金昌满少将改名张春山，而原名柴军武的柴成文，则是在李克农的指示下，自此改名的。
两年零十七天的马拉松式谈判，真正负责布局谋篇的是隐藏在志愿军代表团身后的由李克农和乔冠华领导的智囊团，他们的功绩，在战后长逾半个世纪的正史记载中一直不为人知；而在李克农代表团的坚强支持下、在全世界聚光灯照射下与美军代表唇枪舌剑、短兵相接的，则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邓华将军、解方将军，以及朝鲜人民军代表南日大将、李相朝中将、张平山少将。
1951年7月10日，中朝方面的谈判代表：左起：解方（中国人民志愿军
参谋长）、邓华（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南日（首席代表、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李相朝（朝鲜人民军副总参谋长）、张平山（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参谋长）。
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作战风格勇敢细腻，既是彭德怀依仗的左膀右臂，也是患难与共的同袍手足。第五次战役之后，彭德怀曾坦言，第五次战役是他一生中四次军事错误之一，并感叹：“不听邓华言，吃亏在眼前。”
解方则因在国民党军队官至少将，在解放军也官至少将，得了“双料少将”的雅号。这位辩才与筹谋俱佳的将军精通英、日语，被张学良称为难得奇才。他曾三次入桂，游说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反蒋抗日，舌辩之才一时彰显，有“解铁嘴”之称。
进入朝鲜战场后，彭德怀一旦遇事不决，往往粗着嗓门冲通信员喊：“叫‘诸葛亮’来谈谈情况。”彭大将军口中的“诸葛亮”，就是这位志愿军参谋长解方。
人民军方面，金日成指派南日为朝中方面的首席代表，李相朝、张平山为代表。
南日大将是苏联籍朝鲜人，也是参加过二战的老兵，风度极为儒雅。人民军总参谋长姜健牺牲后，他继任为总参谋长，后担任朝鲜外交部长、副首相。
李相朝参加过中国抗日战争，曾是活跃在中国太行山上的朝鲜义勇军的领导人之一，也是朝鲜人民军的组建者之一。
张平山1937年前往延安，后参加八路军。1945年来到中国东北，1946年回到朝鲜。
因为当时还不知道对方究竟派几位代表，所以最初确定的、对全世界公开的中朝代表团的正式代表仅此4人。
7月6日傍晚，时间已经十分紧迫。在与李克农简短沟通后，联络官张春山、柴成文、金一波等人先行火速赶赴开城，他们的任务，是在7月8日之前完成谈判会场的所有布置和安保工作，为代表团搭好舞台。
为了躲避美军战机在日间的致命猎杀，中朝军队的大部分活动都被迫在夜间进行。三人分乘三辆军用吉普车，星夜启程，为了在黎明前安全赶到开城，他们改走特殊行车线路，从燕滩、金川线一路疾驰。
极度恶劣的天气，密布弹坑的夜间险路，加上破损不堪的车辆，很快造成了险情。
张春山的车首先抛锚，他马上改为和柴成文共乘；但行不多远，柴成文的车竟然又发生故障。此时，他们已无法联系上早已远去的金一波。凛冽的夜风席卷着满目疮痍的大地，硝烟未散，不知隐藏着多少危险。
在危机四伏的前线，这无疑是个致命的残酷玩笑。
就连极其蔑视对手军备的美军，也难以想象中朝军队的军备粗陋残破到何种程度。直到1954年，几乎没有重工业生产能力的中国才借助苏联的军事援助，首次实现了全军装备的标准化、序列化；而朝鲜当时的状况则更糟，不但在正面战场上武器装备处于极度劣势，连后勤的车辆都无法保障。
幸运的是，他们截住了一辆借助夜色掩护的人民军运粮卡车。挤在粮食口袋上的几人，一路颠簸，在寂静的子夜衔枚疾进，终于在金川山沟人民军营区里调用了一辆吉普车，尘霜满面地顺利赶到开城。
7月7日凌晨，全部相关人员齐聚开城。
接下来纷乱复杂的筹备工作，对于久经考验的李克农而言，就显得游刃有余了。早在30年代的国内革命时期，李克农就在波谲云诡的情报战争中练就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统筹能力，他就像一台稳健运行的超级计算机，工作任务越繁重，他越是井井有条。随即，李克农迅速安排、分配好了所有谈判工作。
开城旧名松都，是古高丽首都，举世闻名的高丽参即产于开城。
但代表团发现，在一年的战火袭扰之后，这座原本精致小巧的名城已经遍是残垣断瓦，颓败不堪，既不符合谈判所需的宁静庄严气氛，也完全不利于安保。
开城高丽里广文洞的来凤庄为停战谈判会场。
解方带领参谋李士奇、吴克昌等人继续探寻，行至开城西北约两公里的高丽里广文洞，意外发现了一处适合之地—来凤庄。
这个寓意为“有凤来仪”的庄园，虽然略显古旧，但仍是一座气派堂皇的富宅，像一个小小的世外桃源般，幸运地躲过了战火摧残。庄园坐北朝南，房前砌有花坛，一株精致的古松挺立庭中，花草葱茏。内堂宽敞，去掉早已破旧的屏风，正好摆上一张谈判专用的长桌。
来凤庄西南的松岳山边还有几处民宅，以及一栋可用于志愿军代表团驻地的别墅，而人民军代表团则可被安排在南山中学附近的民房里。往西北行出400米，有一座白色的石砌教堂，稍作整饰，可通行汽车，用作对方代表团会间休息之所。
解方等人对这个意外收获感到十分惊喜—“来凤庄虽比不得日内瓦倚山带湖，然在战地能得此为停战谈判会址，亦十分难得。”
于是，来凤庄被选为朝鲜停战谈判的会址。从此，这个无名之地被永远载入史册。
会场一经选定，开城人民委员会就展现出令西方媒体咂舌的工作效率。开城的民众被立即动员起来，除杂草，清废物，重新粉刷墙壁，平整地面，修好道路；部队则火速完成了探雷和扫雷工作，仅一天时间，所有预备工作全部完成。
1951年7月8日，双方联络官在开城高丽里来凤庄开会，会议确定停战谈判第一次会议于1951年7月10日上午10时在来凤庄举行。
当天，南日、邓华、李相朝、李克农、乔冠华等台前幕后的核心人物全部入住。
与此同时，美方代表团首席代表特纳·乔埃中将还在与克雷奇少将反复激烈争论诸如“是搭乘直升机还是军车赶赴会场？”“如何保障谈判人员安全？”等一大堆问题的时候，李克农等人早已进入会场，各就各位，开始了紧张有序的准备工作。
入夜。朝鲜的夜风中，来凤庄显得愈发静美如画。这使舟车劳顿的代表团几乎产生了一种回家的错觉。
一切准备停当的解方率众巡视来凤庄。会场、双方代表团驻地、安全警卫全部布置妥当，他紧迫的心情彻底舒缓，这个颇负智计的将领用戏文般的话为谈判的前期工作做了总结，引发了大家轻松的欢笑：“如今好比是周瑜战赤壁，是万事俱备，只待东风乍起，好戏便可开台了。”
至此，仅用了短短三天，朝鲜停战谈判的舞台已经搭建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