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生于荆棘
1953年初，斯大林突然去世，苏联强势的巨头政治时代戛然而止，不但引发了世界格局剧变，也干脆直接为朝鲜战争画上了句号。
中美双方终于谈妥了战俘问题，金日成也为停火欢欣鼓舞。此刻，唯一不愿意停火的人是李承晚，他不惜破坏美军既定计划，屡次制造事端，为的是一份战后保险—《韩美共同防御条约》。
虽然荆棘丛生，但在几个大国的努力之下，最后的谈判终于完成了。
第一节 巨头去世，谈判重启
朝鲜战争中的“主要麻烦”在于，我们是在和一个错误的敌人打仗，我们打的是乙级队，而真正的敌人是苏联。
—迪安·艾奇逊
从1952年10月8日哈里逊宣布单方面休会，直至1953年4月6日会议重启，板门店谈判又中断了半年之久。
在此期间，中国领导人已经做好持久战准备。
“我们要继续斗争下去，要在这条战线上打得美帝国主义罢手，不管一年也好，两年也好，继续下去也好，总有一天要打得它罢手。”周恩来在报告中说。
彭德怀则告诉军队：“朝鲜战争明年（1953年）有可能扩大，我们的方针是一面打仗，一面建设。”
与此同时，在三八线两侧，双方对峙的规模日趋庞大。1953年1月，12个韩国师和8个联合国师开拔前线，联军总兵力已达76.8万。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方缩减了谈判团规模，李克农等人归国休整，25万新兵奔赴朝鲜前线。
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头羊，苏联是支持中国的。斯大林已经允诺，在1953年1—4月内增援中国332门火炮和60万发炮弹，还提供了18艘鱼雷快艇、34门岸炮、83架飞机。
事实上，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损失严重，几乎倾覆，却咬牙克服战后经济不景气，最大限度为中国提供军援，这是为了实现其在朝鲜的根本战略目标：不战不和。
避免战争扩大，以免自己被卷入。
暂不实现停战，以便美国被拖住。
只要美国继续在朝鲜半岛多耗一天，苏联就能多恢复一天，东西方对峙的天平就能更趋向平衡一分。
此时，金日成的北朝鲜政府已经渐渐承受不了持久战的压力：平壤已成焦土，北方经济濒临崩溃，人民军每天的损失达到300～400人，已是得不偿失。金日成甚至主张扣留南朝鲜战俘，一部分充为兵员，一部分从事劳作。在苏联大使苏兹达列夫的电报中曾提到“朝鲜同志认为将大量的南朝鲜的战俘扣留下来，让他们在北朝鲜从事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比较好，而无须去考虑他们要求返回自己家乡的愿望”。根据越来越多的解密资料披露，从1952年上半年起，金日成就主张在战俘问题上适当让步，不再坚持全部遣返，其原因有三：促成谈判签字，以免伤亡人员数字继续扩大；及时开始重建朝鲜经济；扣留一部分南朝鲜战俘，用于北方建设。
事实上，当时的北朝鲜扣留了13094名李承晚军队战俘，将之分散到朝鲜人民军、内务部、铁道部等部门工作。
中国是被动卷入战争的。百废待兴、一心一意解决台湾问题的新中国原本没做好战争准备，但是，这支艾奇逊眼中的“乙级队”却在两年多的浴血奋战中淬炼成钢，并在此时达到了最佳状态：兵力充足，装备齐整，训练有素，后勤补给畅通。
因此，艾森豪威尔刚宣布放蒋出笼、封锁中国，毛泽东就在2月7日表示奉陪到底：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一向视美国为“纸老虎”的毛泽东早就听惯了各种恫吓，见惯了各种制裁，中共中央还认为，美国的新政府也有可能寻求谈判机会，或许是像1951年6月凯南约见马立克那样，再次向苏联发出暗示。
艾森豪威尔没有去找莫斯科，他和杜勒斯“捡”到了一把有可能打开僵局的“钥匙”，那就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952年12月中旬在日内瓦提出的一项决议—倡议病伤战俘在停战以前先行交换。当时，身在东京的克拉克从报纸上看到了这件事，遂向华盛顿建议，就按这个方法交换战俘，他之所以这样，并不是认为共产党会同意，而是觉得在宣传上有好处；但华盛顿的高官们一向对克拉克的激进言语听得耳朵起茧，向来是左耳进右耳出，他们对克拉克的全部期望就是在战场上进攻、进攻、进攻，根本就不打算采纳他的任何政治建议，所以对这项颇有建设性的意见也置若罔闻了。
可是，到了1953年2月22日，美国国务院却回心转意了。他们要参谋长联席会议给克拉克下达指令，让他给金日成、彭德怀写信试试，就按克拉克的方案来。
这倒不是因为美国国务院无计可施、勉强一试，而是因为他们得到最新情报，知道红十字会将在近期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提出这项建议，于是果断抢占先机，抢先把方案提了出来。
2月22日，在板门店谈判无限期休会4个月零两个星期之后，克拉克致函朝中方面，建议在战争期间先行交换病伤战俘。
这是一个重要信号。虽然掺杂了政治宣传的动机，但仍然说明美国人希望再回板门店来。这也是一个机会，毛泽东曾赞同乔冠华所说，“一动不如一静，让现状拖下去，拖到美国愿意妥协并由它采取行动为止”。
现在时机来了。
争取在公平合理的条件下早日达成停战，是中朝的既定方针。既然有了机会，就应该抓住，推动谈判向签署停战协定的方向发展，以结束这场全世界都盼望停下来的不幸战争。
就在这时，从北方传来了令世界震惊的消息：斯大林病故。
斯大林的突然逝世改变了一切。
苏联巨人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联大元帅。
斯大林是执政时间最长的苏联领导人。
斯大林本姓朱加什维利，出生于格鲁吉亚的老镇哥里，父亲是个鞋匠，母亲是农奴的女儿。他7岁时患天花，面部留下明显痕迹，上学时得了败血症，导致左臂略短，且肌肉萎缩，因此他喜欢在左手戴上一只厚手套。
1913年，首次以“斯大林”作为笔名（意为“钢铁”）发表了《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
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后，斯大林全力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集体工业化，苏联由此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20世纪30年代，这位已经被神化了的领袖发起了全国性的肃反运动。在“大清洗”中，几乎所有的政敌都被捕，或被枪决，大批党员干部入狱，红军精英损失殆尽，5名元帅有3名被枪决，这也导致了在德军进攻苏联初期的红军大溃败。
斯大林既有独裁的一面，也为苏联做出了巨大功绩。1959年，丘吉尔在下院演讲时说：“他（斯大林）的著作有一股磅礴无比的力量。这股力量在斯大林身上是如此巨大，以至在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的领导人中，他都是无与伦比的”，“斯大林缔造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并使其臣服于他。斯大林的确是一个世界上无人可与之相比的最大的独裁者。但他接手的是一个犁耕手种的、落后的俄国，而留下的却是装备有原子武器的苏联”。
1953年3月5日，朱可夫元帅接到斯大林急召。这位历经沉浮的功勋军人匆忙赶到斯大林的病榻之前，准备聆听这位亦敌亦友的主帅的嘱托。
但再次严重中风的斯大林什么也没说出来，就在沉默中结束了纵横捭圔的一生。任何伟人也战胜不了时间。随着斯大林的与世长辞，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强人时代结束了。
斯大林的去世使苏联的外交政策立即发生了彻底转向。为了平稳度过随之而来的权力真空和短暂动荡，新的领导人群体暂时收敛了锋芒，他们已决定结束战争。
重回外交部的保守派高官莫洛托夫将朝鲜问题摆到了会议桌上。“形势发展的趋势是，我们已经不需要朝鲜人强加给我们的这场战争了”，莫洛托夫说。这位著名的保守派代表重返外交部后，第一件事就是起草结束朝鲜战争的建议。
在结束了斯大林时代后，莫斯科在极短时间内重新评估了朝鲜问题，并通过大量新情报，对美国的冷战策略做了最不乐观的假想—这一切都是基于政权更替的动荡期所产生的稳健思维。
苏联已经决定结束朝鲜战争。
3月8日，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葬礼。
3月15日，马林科夫在最高苏维埃第四次会议上说：“目前，一切有争议的或尚未解决的问题，都可以在有关国家共同协商的基础上和平地加以解决。这适用于我们同所有国家的关系，包括同美国的关系在内。对维护和平感兴趣的国家都可以在现在和将来对苏联坚定的和平政策放心。”
3月19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关于克拉克于2月22日要求双方先交换重伤病而能行走的战俘问题，我方尚未答复。乔冠华根据你的意见已拟好一个采取驳斥态度的谈话稿，在我处压下来未发，等你回来商量后再办。美方此次要求可能是杜勒斯上台后的一种试探做法。我方对策有二。一种是驳斥，一种是表示可以商谈，在商谈中看情形决定最后对策。你在和苏联同志谈话时，请将此事提出询问他们的意见。”
而正在当天，还未与中方沟通，苏联的新领导人们就在部长会议上确定了朝鲜问题的一套新方针，并通知了中、朝领导人：
“在这个问题上（朝鲜事件），如果继续执行迄今为止推行的路线，如果不对这一路线做一些符合当前政治特点和出自我们三国人民最深远利益的改变，那是不正确的……请金日成和彭德怀对克拉克将军2月22日就交换伤病战俘问题发出的呼吁给予肯定的回答。紧接金日成和彭德怀的答复发表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威代表（最好是周恩来同志）应在北京发表声明，着重表明对待交换伤病战俘建议的积极态度，同时指出，积极解决整个战俘问题，从而保证朝鲜停战和缔结和约的时刻已经来到。与北京发表上述声明的同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首相金日成在平壤发表政治声明，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上述声明的正确性，并表示充分支持。我们认为这样做也是恰当的，即紧接上述北京声明和平壤声明之后，苏联外交部表态，完全支持北京和平壤的立场。配合上述四项措施，苏联代表团在纽约联合国代表大会上应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以支持和推进以上新政策方针的实施。……谈判中应建议所有坚决要求遣返的战俘立即被遣返，其余的战俘则交给中立国，从而保证公正地解决遣返战俘问题。”
与此同时，苏联驻联合国大使维辛斯基也接到了莫斯科的最高指令，其要点有三：
1．表现苏联主动让步的姿态。
2．坚定支持中朝即将发表的关于恢复停战谈判的所有相关声明。
3．与波兰代表团紧急沟通，修改波兰提案，删去“全部遣返”提案，代之以“立即恢复双边停战谈判，既着眼于全力就交换伤病战俘问题达成协议，也着眼于全力就整个战俘问题达成协议，从而全面消除妨碍结束朝鲜战争的障碍”。
3月21日，周恩来再次来到莫斯科，当夜就急会苏联最高领导人团体。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赫鲁晓夫、库兹涅佐夫（新任驻华大使）等人共同会晤周恩来一人，并将给毛泽东的信函交由周恩来转交。
苏联领导人试图维持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阵营领头羊作风，但实际上，莫斯科对北京的影响力，已在斯大林去世的同时大为削减，甚至可以视为强弩之末。
会上，苏联领导人向周恩来提出：“过去拖的路线应改为停的路线，不改是不正确的。因为拖下去，不利于苏联和中朝人民；停下来，有利于苏联和中朝人民么。目前是解决停战的有利时机。”
周恩来则坚持要先向毛泽东和北京汇报，然后再作答复。
表面看来，此时，北京展现出的姿态是依从。
在周恩来返回北京之前，中国已经开始配合苏联的新策略。为迎接即将重启的谈判，李克农、乔冠华当即启程，重返开城。
实际上，毛泽东已开始迅速摆脱苏联长期施加给中国的影响力。相比战争期间，北京几乎需就每一件重要决策向莫斯科请示汇报，一俟斯大林去世，毛泽东就再也不亲自与苏联领导人直接联系，也很少征询其意见，在实现停战的总方针上，毛泽东尊重了莫斯科的意见—主动提出让步，而在具体谈判和结束战争的实施过程中，中国完全是自作主张—继续实行边打边谈、打谈结合的策略。在这方面，反倒是苏联领导人依从了毛泽东的决定。
例如，莫洛托夫格外指出，现阶段的重点是恢复谈判，彻底解决战俘遣返问题，由此终结战争，但中国领导人仍然在实际上坚持了边打边谈的方针，不慌不忙地与联军交手。4月3日，周恩来在国务院报告中提出：“恢复谈判是定了的，结束战争的可能性是大大增强了，但打的可能性还存在。我们还是两句话，争取和平，但是也不怕战争。”
此时的中国并未放松警惕，志愿军已于1953年4月做好了反登陆作战准备。志愿军总兵力135万人（19个军），朝鲜人民军45万人（6个军团）已能完全稳守阵地，随时迎接新战役。
根据解密的电文资料记载，金日成在获悉苏联的新政策后，“非常兴奋，激动得欢呼起来”。
3月28日，金日成、彭德怀发出了致克拉克的复信，同意交换病伤战俘；并且，建议立即恢复在板门店的谈判。
3月30日，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就朝鲜停战谈判问题发表声明，声明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一致主张，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停战谈判代表应即与“联合国军”停战谈判代表开始关于在战争期间交换病伤战俘问题的谈判，并进而谋取战俘问题的通盘解决。”
声明说，中朝两国政府为了消除谈判双方在战俘问题上的分歧，促成朝鲜停战，提议“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的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
声明指出，这一提议并非放弃《日内瓦公约》的遣返原则，也并非承认美国所说的有所谓拒绝遣返的战俘，而是为终止朝鲜流血而采取的新的步骤，以便将在对方恐吓和压迫下心存疑惧、不敢回家的我方被俘人员在停战以后转交中立国，并经过有关方面的解释，以保证他们的遣返问题能得到公正解决。
周恩来声明可谓两全其美，既恪守了全部遣返的铁律，也顾及到各方利益，灵活地提出了直接遣返、转交中立国等综合方案。这个声明不但灵活务实，更体现出了新中国的大国气度，以及在朝鲜战场上积累、彰显出的自信。
3月31日，金日成发表声明，支持周恩来提出的新建议。
4月1日，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发表声明，支持周恩来和金日成的主张，并建议联合国中应有中、朝两国政府的合法代表。
在第七届联大政治委员会上，苏联代表团团长维辛斯基发表长篇讲话，并郑重声明：“苏联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崇高举动，热烈支持关于恢复朝鲜谈判，以达成交换病伤战俘和解决全部战俘问题的协议，并从而解决朝鲜停战和缔结停战协定问题的建议。”
周恩来提出的建议受到各国人民的拥护。国际舆论纷纷表示欢迎，认为这一建议消除了停战的最后障碍，表现了中朝方面谋求和平的诚意。
这样一来，在英、法等盟国的掌声中，美国十分体面地、适时地、欣然接受了周恩来倡议，并将之视为“1952年4月以来解决朝鲜战争最光明的希望”。
随着苏联最高政权的变更，朝鲜问题的解决进入了快车道。
第二节 红色警戒
到1953年5月中旬时，对停战的威胁却绝不是来自于北京和平壤的共产党领导，而是来自于南朝鲜领导李承晚本人。摆在朝鲜和平道路上的障碍不是敌人所设置的，反倒是一个盟友，这真是一种讽刺。
—贝文·亚历山大
斯大林的去世，不但终结了红色巨头的强人政治时代，也使一直强势的苏联外交暂时陷入了真空期。以中国为例，斯大林在世时，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均需时刻与苏联保持步调一致，因此，在国际事务方面，毛泽东几乎事事都要向莫斯科请示、汇报，否则就无法得到财雄势大、科技发达的苏联老大哥支持；一旦斯大林去世，毛泽东在处理朝鲜问题时就几乎没有咨询过斯大林的继任者们了，即使采纳了他们的意见，接受了主动让步的停战原则，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已经将莫斯科撇在一边，该打就打，该谈就谈，以我为主，在朝鲜问题上绝不一味让步，力争最佳停战结果。
在战争年代，中苏两国领导人的个人威望和魅力构成了国家实力的重要部分，所以，一旦斯大林退出历史舞台，资历较浅的继承者们就失去了不少话语权，再也难以在声望如日中天的毛泽东面前继续发号施令。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停战谈判联络组会议于4月6日如期举行。
中朝联络组组长李相朝将军，与美方联络组组长丹尼尔海军少将共同打开了僵局。病伤战俘遣返的谈判有了结果—4月11日，双方签订遣返病伤战俘的协定。
4月18日，第七届联大根据巴西的提案通过了决议：“希望病伤战俘的交换迅速完成，并希望在板门店的进一步谈判导致在朝鲜早日实现停战，以符合联合国的原则和宗旨。”
4月24日深夜，毛泽东两次致电乔冠华，缜密布置了谈判方略。
毛泽东提出了两套预案，一是将不直接遣返的战俘送往亚洲中立国，在规定时间内由朝中方面派专人前往做解释工作，二是将不直接遣返的战俘暂时安置在南朝鲜的某个岛上，由中立国委员会暂时管理。
毛泽东明言，第二套方案更能为美方接受，因此乔冠华应先提出第一方案，并借此摸清美方全部意图，然后以第二方案与之谈妥。
对于每个环节、每句表述可能引起的双方争议，毛泽东都做了详尽预测与采取对策，可谓算无遗策。
几经磨难，朝鲜问题的讨论又正式从联合国回到了板门店。
交换病伤战俘的协议使板门店谈判得以恢复。4月26日，上百名各国记者聚集在板门店谈判的帐篷外边。上午11时，双方代表重新走进帐篷，中断了6个月零18天的谈判重新恢复了。志愿军代表团的阵容做了新的调整，出席会议的代表由丁国钰接替边章五，柴成文接替解方。
当然，在开城总部做幕后指挥的，依然是李克农和乔冠华。
在这次会上，中朝提出了解决战俘问题的6点方案，主张将坚持遣返的战俘在停战以后两个月内全部遣返完毕，然后在1个月内将其余的战俘从原拘留方军事控制下释放出来，送交中立国加以看管，并由战俘所属国家派人向战俘进行6个月的解释：在解释以后，要求遣返的一切战俘应即予遣返；如在6个月后尚有在中立国看管下的战俘，其处理办法应交停战协定所规定的政治会议协商解决。
这次的交换被联合国称为“小交换”，进行得十分顺利，比起此前荆棘丛生的谈判，简直势如破竹。到了5月3日，第一期遣返工作已经完成，联军遣返北朝鲜战俘5194名、中国战俘1034名、被拘平民446名；中朝遣返南朝鲜士兵471名、美国士兵149人、英国32人、土耳其15人、其他成员国战俘17人，共684人。
5月7日，中朝在中立国提名的问题上作了让步。谈判团代表对6点方案作了修正，成了8条建议的新方案，主张由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士、瑞典及印度组成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不直接遣返的战俘，并由战俘所属国家向战俘进行4个月的解释，以保证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这一方案的提出使双方的立场更加接近，受到了国际舆论的普遍赞扬。印度总理尼赫鲁于5月15日发表声明，主张以朝、中建议作为朝鲜停战谈判的基础，并赞成召开大国最高级会议讨论和平问题。缅甸政府也声明赞成以朝、中建议作为朝鲜停战谈判的基础。
谈判会场内顺风顺水，在场外，艾森豪威尔总统却遇到了难题。早在杜鲁门执政以来，美国在朝鲜全力扶植李承晚，从而形成了美李关系的尴尬现状。美国已无法在朝鲜投入更多成本，但李承晚却不可能不向美国索求更多帮助。因此，越接近战争尾声，美国的行动越有可能受到李承晚的掣肘。
在双方几乎要达成协议，剩下问题相对来说都比较次要，已可通过妥协来求得解决时，老独裁者李承晚毫无理性的故意阻挠却在这个关头爆发了……李承晚对任何形式的停战都表示反对，（这种反对）不时出现，贯穿谈判全过程。他希望在美国帮助下，征服全朝鲜。
“小交换”一帆风顺，停火近在眼前，这对李承晚而言无疑是极大刺激。他向美国表态，如果停火，南朝鲜就独自跟共产党斗争到底。
艾森豪威尔当然了解李承晚的决心，但他更了解李承晚的实力。不要说强大的中苏军队，即使是北朝鲜军队，也在短短三天之内就打得李承晚放弃了首都汉城。谁都明白李承晚是在漫天要价，为的是获取美方在战后的更多援助。
李承晚是不愿恢复停战谈判的，但是双方联络组会议进展迅速，而一旦达成了关于交换病伤战俘的协定，恢复谈判便是不可避免的了。所以李承晚迫不及待地于4月9日给美国总统写了一封“抗议信”，坚决反对恢复谈判，“如果达成一项容许中国人留在朝鲜的和平协议，大韩民国将认为它有理由要求除了那些愿意参加把敌人驱逐到鸭绿江以北的国家外，所有盟国都得离开这个国家”。他说：“如果美国武装部队要留下，那么它们就得跟随着前沿阵地的战士支持他们，并用飞机、远程大炮和在朝鲜半岛周边的舰炮来掩护他们。”他还威胁说：“如果美国想要把它的部队撤离朝鲜，他可以这样做。”
无独有偶。4月15日，白宫也接到盘守孤岛的蒋介石来信。蒋要求艾森豪威尔对板门店谈判要有个时间限制，若共产党逾期，则应采取军事行动。
蒋介石的要求自然被搁置了，可是李承晚的要求还是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高度重视。艾森豪威尔于4月23日给李承晚写了一封长信，除对这位“总统”的“忧虑”给予安抚之外，还直截了当地向他说明：
第一，“击退共产党人武装进攻的任务已经圆满地完成了”。（意思是说“联合国军”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原来任务就是这样。显然艾在这里没有提到1950年10月7日联合国关于“占领整个朝鲜”的决议。）
第二，任务既已完成，如拒绝在体面的基础上先行停战，那就不能自圆其说了。
第三，美国和联合国支持朝鲜在“它的自由和独立得到保证的条件下统一起来”，但它从没有承担义务要诉诸战争来达到这一目标。
第四，任何体面基础上停战的协议，都是以双方愿意讨论遗留问题并做出合情合理的努力去达成上述协议为前提的。
在这封信的最后，艾森豪威尔对李承晚这位“老独裁者”指出：我们将为朝鲜面临的各种问题谋求一种解决办法，但是，如果李承晚当局的行动得不到美国和联合国的支持，那同样将是一文不值的。
3天之后，停战谈判终于恢复了。
5月12日，李承晚正告克拉克，他不同意将不愿遣返的朝鲜人民军战俘移交给中立国—他甚至都不承认印度是中立国，连印度军队在南朝鲜驻扎都不同意。
5月13日，为了适当迁就李承晚，无可奈何的美方代表向中方提出了李承晚的主张。克拉克提出了“就地释放”的提案，即“所有不愿遣返的北朝鲜战俘，在签订停战协定之后立即予以释放”，并对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和战俘所属国家的解释工作加以种种限制。
很明显，美方知道此方案中朝方面不可能接受，之所以提出，不过意在拖延时间以解决美国同李承晚之间的纠葛。
这个方案无疑是置朝鲜人民军战俘的生死于不顾，被中朝代表断然拒绝了。
争取停、准备拖，是中朝两党中央商定的总方针。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给志愿军下达指示：停是谈判会场的事，军队“只管打，不管谈”。
1953年夏季，战场上的形势对中朝军队绝对有利。战场兵力占绝对优势，阵地无比巩固，反登陆作战已做好全面准备，兵强马壮，粮弹充足。志愿军总部适时部署了新的反击计划。
5月13日，也就是美方提出“就地释放”方案的这天，克拉克继续进行着“能使共产党就范”的空袭。一座位于平壤北面德山的水库被联军炸毁了，10公里铁路、5座铁路桥和3公里公路被大水冲毁，3200多亩稻田也跟着这些“合法的军事目标”一起遭了殃。水来土掩，中朝军队迅速放水降低水位，及时遏止了水灾。
当天，中朝军队就发动了夏季反击战役。
中朝军队联合司令部将领：左起，甘泗淇、陈赓、彭德怀、金日成、朴一禹、金雄。
志愿军第20兵团所属第60军、第67军和第9兵团所属第24军、第23军先后共使用了8个步兵连、10个排、17个班的兵力，在大量火炮的支援下，开始向李承晚军第20师、第5师、第8师、第9师、第2师、第6师、首都师和美第3师等8个师的正面共20个连、排的支撑点发起反击。
至5月26日，第1次攻击结束。志愿军共歼敌3个整连又22个整排，毙、伤、俘敌4100多人。
中美双方都在战场上发动了小规模军事行动，他们也都明白，对方是在为最后的停火争取最大利益。
除了李承晚政府，在所有参战国中，停战已经形成了默契。
到1953年5月中旬时，对停战的威胁不是来自于北京和平壤的共产党领导，而是来自于南朝鲜领导李承晚本人。摆在朝鲜和平道路上的障碍不是敌人所设置的，反倒是一个盟友，美国人觉得这真是一种讽刺！
美方“就地释放”的方案难以为继，于是准备在接受中朝方案的基础上，提出一个他们的方案。但在美李关系非常微妙的时刻，美方既不能不事先通知李承晚，又怕李承晚提出异议。所以，华盛顿5月23日专电克拉克，要他5月25日，板门店开会之前的1个小时偕同美国大使去拜会李承晚。
关于这次拜会的情景，克拉克事后回忆说：
我们抵达总统官邸的时间是遵照华盛顿指示的向共方提交最后方案前1个小时，正是上午10点。陪同李承晚在座的有卞荣泰外务长官，……卞长官为人严肃，比总统还难以接近，有时他直接向我国政府挑战，他在哲学理论上有很深的造诣，会说流利的英语，……当我说完对停战的新的立场时，卞长官说：“我不能理解，为什么美国在即将同共产党人讨论的瞬间才把同过去完全相反的立场通报给韩国政府？”
克拉克没有理会卞荣泰的挑衅质问，他遵照美国政府的指示对李承晚提出如下保证：
一、预先声明：如果共方破坏停战协定，在韩国同共方作战的16国将团结对敌。那时16国所采取的报复将不仅限于韩国国土之内。
二、将南朝鲜军队扩建到20个师，并援建相应的海军和空军。三、美国政府保证最少提供1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
四、直到朝鲜真正实现和平，保持在朝鲜和沿海的战备态势。
作为上述4项保证的代价，美国要求南朝鲜当局停止“反对停战的运动”，一旦停战协定签字必须遵守，李承晚军队的指挥权继续委托给“联合国军”司令部。
对这4条保证，李承晚觉得有了实惠，但他认为还不够，还想得到更多。他故意板起面孔说：“我非常失望，你们的政府变化无穷，你们无视韩国政府的意见……我们必须要坚持的是把中共军队从我国赶出去……没有这一条，就不可能有和平。你们的压力对我毫无用处，我们希望生存，我们希望活下去，我们将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十分遗憾，在这种情况下，我很难保证与艾森豪威尔总统合作。”
会见结束后，李承晚紧急通知南朝鲜参加板门店停战谈判的代表崔德新不再出席谈判会议。客观事实的发展常会使人感到意外，当时谁能设想若干年后这位崔将军竟成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委员会的重要成员。
美国没有理会李承晚的指责—他们认为开给李承晚的价码已经足够优厚了。崔德新不来，就临时换了一位将军接替，会议照常开，方案照常提，并建议谈判转入行政性会议。
李承晚按捺不住了。5月30日，他再次给艾森豪威尔写信说，接受任何一项允许中国共产党人留在朝鲜的停战安排，必将意味着朝鲜甘愿接受死刑的判决。他建议，共产党和“联合国军”在大韩民国和美国之间的共同防御条约首先签订的条件下同时撤退。
艾森豪威尔又作出3条保证，并邀请李承晚访美。3条保证是：
一、美国将不放弃它的努力，用一切和平的方式实现朝鲜的统一：
二、在缔结一项可以接受的停战条件时，我准备立即按照过去美国和菲律宾共和国之间以及美国和澳大利亚及新西兰两个英联邦成员国之间所缔结的条约的原则，同它谈判缔结一项共同防御条约；
三、美国政府在取得必要的国会拨款条件下，将继续向大韩民国提供经济援助，用以恢复其饱受摧残的国土。
李承晚懂得，如果这个时候去华盛顿，那么一切只好听从美国人的摆布了。所以他拒绝了访美的邀请。他说：南朝鲜“反对停战的示威在汉城”已经搞起来了，所以“朝鲜局势使我片刻也不能离开这个国家”。
新任国务卿杜勒斯早已厌烦了李承晚诸多要求，“对于李承晚来说现在是个面子问题，办法只能在既要尽快让他接受停战又能保持他的面子的情况下寻找”。
杜勒斯向以冷酷务实、熟悉外交事务闻名，是艾森豪威尔的左膀右臂。他向艾森豪威尔建议，由他专程赴汉城，就共同防御条约以及随后的政治会议中协调行动问题向李承晚作出特殊保证。艾森豪威尔没有接受这项建议，他认为在李承晚对停战采取赞成态度之前国务卿不能去，由一位较低级别的官员带一个代表团前往就够了。为此，杜勒斯推荐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沃尔特·罗伯逊率团去同李承晚谈判。
不仅美国将李承晚视为停战的最后一根刺，连中朝也真切感受到了来自南朝鲜的巨大阻力。
于是，在5月27日，中朝军队的第二波夏季攻势发动了。
与以往任何一次作战方略都不同，这次的打击是“分类打击”，目的在于痛击李承晚军队。
志愿军司令部的作战方略十分明确：把原以在西线重点打击美军为主的计划，改为打击李承晚军队为主，适当攻击美军，暂不打击英军。
“目前反击作战打击对象主要是李伪军，应坚决打击，求得大量歼灭其有生力量，对英国等仆从军队暂不攻击，对美军亦不作大的攻击（只打一个连以下的）。但原定之作战准备仍应进行，以便必要时再打，不管任何敌人，凡是向我们进攻，应该坚决地粉碎之。”
来自红色中国的警戒很快让美军感到了志愿军的决心—这种决心既包括停战，也包括坚决反击。
在分类打击中，李承晚军队遭到惨重打击。
这次反击作战，中朝军队先后对敌团以下兵力防守的51个防御阵地发动65次进攻，击退敌人从1个排到两个营规模的反扑共733次，歼敌41000余人，给李承晚军第5师、第8师以歼灭性的打击，并彻底查明了敌方部署的基本阵地和预备队阵地工事构筑的情况，为更大规模的反击作战（前提是若敌仍然不接受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李承晚的军队被打得偃旗息鼓，板门店却截然相反，气氛乐观让人振奋。被李承晚纠缠得不胜其扰的美军几乎要感谢志愿军帮他们教训了这个独裁者。
6月8日，双方签订了《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文件。至此，1年多来唯一阻碍停战达成协议的战俘遣返问题已获解决。
根据这一协议，一切不直接遣返的战俘应于停战协议生效后60天内由拘留一方的军事控制下释放出来，在朝鲜境内交给由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士、瑞典、印度5国代表组成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战俘所属国家应有自由与便利自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接管战俘之日起派遣代表向依附于该国之战俘进行90天的解释，90天之后如尚有未行使遣返权利的战俘，其处理问题应交政治会议在30天之内解决；在此之后仍有未行使遣返权利的战俘，而政治会议又未为他们协议出处理办法，则应由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在30天之内宣布解除其战俘身份，使之成为平民，并协助他们前往他们申请要去的地方。
至此，朝鲜停战谈判的所有议程终于全部谈妥了。
6月10日以后，代表会议休会。双方参谋人员举行行政性会议，分两组重新划定军事分界线和拟定签订停战协定的文字细节。
6月8日对每一个参与谈判的人来说都是一个难以忘怀的日子。当天夜晚，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李克农，要他向代表团的全体同志转达慰问。那些为谈判日夜操劳的人们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6月8日达成战俘协议的新闻成了全世界绝大多数新闻媒介的头条喜讯，它牵动着所有爱好和平人们的心弦。人们注视着板门店的新进展，盼望尽快签订《朝鲜停战协定》。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于6月10日分别接见了捷克斯洛伐克、印度、瑞典大使、瑞士公使、波兰临时代办，正式邀请5国按照战俘遣返协议条款参加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工作。11日至13日，上述5国先后接受了邀请。
6月16日，在板门店的帐篷里，双方参谋人员按照实际接触线重新划定了军事分界线。这次划线较之1951年11月27日以前的划线要顺利得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过去对方作为一种压力坚持不愿固定下来的停战线，此次却向南推移了140平方公里。
同一天，在另外一个帐篷里，双方的文字专家们也在逐条逐段逐字地（包括每一个标点符号）重新审定过去已经定稿了的停战协定文本。
志愿军和人民军的战士们在赶修开城到板门店的公路和桥梁，他们把刚修好的沙川江的桥取名为“和平桥”。
从志愿军各兵团各军调来的停战监督小组的军官、代表团新增加的工作人员、中国红十字会人员、各国新闻记者等先后抵达开城地区。中国方面还从沈阳调来了两辆由匈牙利进口的大轿车。
停战协定签字仪式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此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正在北京。他预定6月19日离京前往开城，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第三节 就地释放
那就让中国人教训一下韩国人吧。
—马克·克拉克
离开谈判桌多时的白善烨，此时正在美国访问。
作为韩国现代军队的缔造者，白善烨正在着手开办军校、训练现代化军事人才等工作，比起在战场上“用双手实现统一”，他更重视身为军人的本分。
在白宫、西点军校，白善烨见到了艾森豪威尔，拜访了“不死的老兵”麦克阿瑟，还与已担任堪萨斯州利文沃思堡美军指挥参谋学院院长的老友霍治少将重逢了，他将在这里接受为期两周的培训。(https://www.daowen.com)
白善烨的进修刚到第10天，他就突然接到了李承晚的紧急越洋电话：
“那边课程不紧的话，你就提前回来吧！”
6月初，白善烨匆忙赶回了景武台，但李承晚却若无其事，并未对白善烨做出任何安排或嘱咐。
李承晚绝不会平白无故召回他的，心事重重的白善烨拜别了总统。他知道，南朝鲜在开城的谈判代表也被撤回了，不祥的预感向他心头袭来。
在汉城街头，他遇到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反美游行。白善烨的汽车像一片无助的树叶，被裹挟在人流中，他只好下车大喊：“我是陆军参谋长白善烨，要去景武台面见总统，请大家让开一条路。”
颇具人望的白善烨在南朝鲜家喻户晓，人群报以掌声、欢呼声，为他让开了一条路。
白善烨已经看出，这次反美游行是官方策划的。
几天后，李承晚头一次召集了陆军几乎所有的指挥官，在景武台召开会议，布置战后的国家安保工作。会后，李承晚将白善烨叫到一边。
“你认识元容德吧？我给元容德留了作业，必要时你得帮帮他。”
元容德是宪兵总司令部司令，也就是由李承晚直辖的“御林军”首领。白善烨依然不懂总统的玄机，但当即做好了心理准备—看来，李承晚打算做点什么了。因此，当陆军司令部宪兵司令石主岩向白善烨密报，说宪兵总司令部最近异动频繁时，白善烨果断告诫他，不要管，连探听都不要。
6月18日凌晨两点，震惊世界的“就地释放反共战俘事件”爆发了。
在釜山、牙山、光州、论山等地，南朝鲜宪兵同时行动了。
几乎在同一时刻，所有战俘营的探照灯一齐熄灭，警卫们剪断了铁丝网，集体离开岗位。
战俘营就像开闸的堤坝一样，27000余名战俘在顷刻之间人去楼空，仿佛一股掠过即逝的洪水。
所有的战俘营警卫工作，都是由元容德少将指挥的宪兵们担任的。
几分钟刚过，白善烨在大邱的官邸就密集地响起了电话铃声。
“韩国后方管区司令部”司令海伦少将强烈抗议南朝鲜守卫擅离职守，并希望白善烨马上抓回逃跑的战俘；美军军事顾问团团长罗杰斯少将和第八集团军司令泰勒也致电问难；联军司令克拉克更是连续打了两次电话，不断质询白善烨，追问主谋。
心忧不已的白善烨应付完美国人，马上拨通了李承晚的电话。
“哦，你就说是我让他们干的，告诉美国人，明天我会召开记者招待会的。”
总统的回答让白善烨怔住了，他本已做好背黑锅的准备。
“总统的回答让我非常意外，他这么说，是想把所有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这种情况下，他就算将责任推到我这个参谋长和宪兵总司令元容德少将身上也不足为怪，其实当初我真的是这么猜想的，但他并没有这么做。”
白善烨当即给克拉克回电：“李总统说释放反共战俘是他的决定，他会负责的，明天一早他会对此作出说明。”
此时此刻，美军已经大举出动搜捕越狱的战俘们，但这些穿上当地政府为他们准备好的衣服、藏在普通百姓家的朝鲜战俘，已经泥牛入海，再也无法分辨出来了。
美军的亡羊补牢成了徒劳。
美方早已十分担心李承晚的立场，克拉克甚至考虑过将战俘营的南朝鲜卫兵换成美军，只是为避免刺激到已十分敏感的李承晚，才放弃这样做。
现在，李承晚真的行动了。
在板门店会场内，尴尬无比的哈里逊只能向中方坦陈事实，他将事件经过写在信里，递交给中朝代表，保证美国正在接管战俘营的警卫工作，并将尽力搜捕逃跑者：
今天午夜与拂晓之间，约25000名曾拒绝于停战后被遣返的北朝鲜战俘越出“联合国军”第5、第6、第7和第9号战俘营。
出自大韩民国高级官员的声明，显示这一行动曾秘密筹划，并由韩国政府的最高一级加以缜密的配合。战俘们集体越营时，曾获得外来的援助。派驻在战俘营作为警卫的大韩民国军保安部队，没有设法阻止这一越营事件。一切证据证明，大韩民国军的警卫与战俘间是实际串通的。
在收容反共战俘的战俘营中所使用的大韩民国军保安警卫部队，曾被认为是特别适宜的，因为这些战俘以前在被扣禁时愿意合作。
已经离开其在不遣返战俘营岗位的大韩民国军保安警卫部队正由美军予以解体。
正在尽力追回现在在逃的战俘。截至今天下午1时为止，逃亡战俘971名已被追回。
然后，在6月20日的会议上，美方不得不承受中朝的严厉指责，虽然他们“对李承晚的行动更比共产党还要吃惊，因为他们完全不信任李承晚”。
李承晚陷美国于尴尬，陷盟国于愤怒，也引发了联合国的谴责。
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发言人19日说这是一件“很遗憾而极其令人反对的事”，尼赫鲁总理本人亦于25日致电联合国大会主席，要求联合国召开特别紧急会议，讨论因李承晚“释放”战俘而引起的严重局势。英国首相丘吉尔于22日在下院遭到严厉质问，他不得不宣读英国致李承晚当局的抗议照会—“女王政府强烈谴责这种背叛行为。”美国其他盟国的政府也纷纷向华盛顿提出抗议和质询。
对于这一极其恶劣的事件，比起义愤填膺的其他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并不打算在追责问题上一味纠缠。为了一锤定音促成谈判，毛泽东制定了一系列应对措施：
一、鉴于英、法、瑞士、印度等国对美国的强烈不满，美国盟国的分歧扩大，中国应采取重大行动，以求对美方形成足够压力，确保杜绝此类事件。
二、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名义致信克拉克，停会一天，并在20号重开的大会上由南日宣读该信，拟在全世界范围造成重大影响。（信的主要内容为质问美方能否控制李承晚政府和军队，在发表后被美方认为确实“击中了要害”。）
三、若美方继续纵容李承晚，则必然难以经受全世界责难；若美国及时回头，对李承晚施压（比如追回战俘，但毛泽东估计美方追回的战俘必然很少），则中朝可随时抓住美方这一软肋，不断施压。
于是，前方人员应机而动。6月19日取消翻译人员会议，撤离修建签字场所的工人。
李承晚就地释放战俘的第2天，金日成、彭德怀致函克拉克，严厉要求立即全部追回被李承晚强迫扣留的朝中方面被俘人员。
“我方早就一再提请你方注意：你方所一贯宣传的所谓‘防止强迫遣返战俘’，完全是无中生有，根本不会发生的；相反地，强迫扣留战俘的可能性却是时刻存在着和增加着的，因而是我们所必须坚决反对的。这次发生的李承晚‘释放’和胁迫战俘事件，证明我们所反对的强迫扣留已经进一步地成为不容置辩的事实。而你方在此问题上历来所表现的错误立场和纵容态度，不能不直接影响这次事件的爆发和即将签字的停战协定的实施。”
金、彭质问对方：“究竟‘联合国军’司令部能否控制南朝鲜的政府和军队？如果不能，那么朝鲜停战究竟包括不包括李承晚集团在内？如果不包括李承晚集团在内，则停战协定在南朝鲜的实施有何保障？”
在美方看来，共产党的提问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他们）提出了好几个真正击中要害的问题：‘联合国军’司令部能够控制南朝鲜政府及其军队吗？如果不能的话，《朝鲜停战协定》还包括李承晚集团吗？如果不包括李承晚集团，又怎样保证南朝鲜方面遵守停战协定呢？共产党方面有权要求对上述问题做出答复，但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根本回答不了这些问题。”
面对这一窘迫局势，艾森豪威尔一方面指示美方首席代表向中朝做出交代，另一方面于当天—6月18日给李承晚发出一份急电：
我怀着严重关注获悉，你已下令释放被“联合国军”司令部拘押在它管辖下的集中营里的北朝鲜战俘，看守这些战俘的责任部分地被“联合国军”司令部托付给大韩民国武装部队。你的命令是由你们公开使用暴力而得以执行的，从而违抗了“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指挥。
……1950年7月15日，你正式通知“联合国军”总司令，鉴于联合国为大韩民国而采取联合军事行动，你授权他和在朝鲜境内或附近海区行使“联合国军”司令部授权的那些司令官们，“有权在目前处于敌对状态期间指挥大韩民国海、陆、空三军”。克拉克将军和泰勒将军报告我，在最近几天内，你已给了他们无条件的保证，即你在没有和他们磋商之前，将不会采取与以上所谈相抵触的片面行动。
要是你坚持目前的行动方针，就无法使“联合国军”司令部继续同你一致行动，除非你准备立即毫不含糊地接受“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指挥，处理并结束目前的敌对行动，否则就将另行安排。因此，“联合国军”总司令现已授权将根据你的决定而相应采取必要的步骤。
作为你个人的朋友，我希望你会找到一个立即纠正这一局面的方案……因为我感到不得不对我国人民和我们的盟国恪守信用。
3天之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又发出一封措辞更为激烈的信给李承晚，责备他的行动并通知他，考虑到时间紧迫，恐电报来往产生误解，故助理国务卿沃尔特·罗伯逊将亲自前去商谈。
为了迫使李承晚让步，克拉克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措施，包括把不愿遣返的战俘集中起来加强控制，放慢向南朝鲜的水上运输，暂停对南朝鲜新建的四个师的装备供应。
“战俘遣返”是李承晚手中的最后一张牌。在甩出这张牌时，李承晚用尽了全身力气，让纸牌在联合国的桌上发出了一声巨响，众人愕然。
接下来，筋疲力尽的李承晚需要做的，就是等待着美国为他埋单。
7月1日，扯足顺风旗的李承晚不再一味强硬。他答应将战俘运到非军事区，“我们已差不多快同意停战了，不会阻止停战，只要美国明确保证在政治会议一旦失败时，再与我们一起战斗，直到完成朝鲜统一”，“生不如死啊！这样的条件，我怎么能同意停战，我们必须要给予绝地反击才行”。
7月12日，罗伯逊与李承晚谈判结束，美方再次答应李承晚如下条件：
一、签订美韩安全条约；
二、第一次付给两亿美元的经济援助；
三、如政治会议90天未达成协议时，双方讨论统一朝鲜的计划；
四、扩编南朝鲜军队为20个师；
五、政治会议前举行美韩高级会谈。
李承晚要罗伯逊转交他致艾森豪威尔的亲笔签署信，信中向美国政府保证不再阻挠停战协定的实施。
为期18天的谈判结束了，在这次被人们称为“小停战协定”的谈判中，白善烨一直伴随在李承晚身边。
在白善烨心目中，“外交鬼才”李承晚已知停战不可阻止，之所以策动这次“就地释放”行动，意在及早催促美国与其签订《韩美共同防御条约》，以及确保能获得战后援助。
李承晚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行为还遭到了国内的猛烈抨击。因政见不合而辞职的前内务部长赵炳玉激烈批评了李承晚违背联合国停战精神的做法，被国外媒体广泛宣扬。事后不久，这名李承晚的宿敌就在夜里遭到了不明人物的袭击。
客观而言，李承晚的这次行动是一次招致国际社会唾弃的丑行，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给韩国的战后重建上了保险，同时，也引起了美方的极度反感，被美国政府视为讹诈。在以往所有的越轨行为中，李承晚都没有像这次这样接近、甚至超出美国的底限，美国甚至开始考虑为南朝鲜更换一位更理智的新总统了。
在约瑟夫·古尔顿的《朝鲜战争，不为人知的故事》和克雷·布莱尔的《被忘却的战争》中，披露了一些战后公布的美国国防部机密文件，其中提到了美军第八集团军所设想的“常备行动”。这个计划预计给李承晚提供一定数量的援助，以换取其对停战的认同；如果李承晚固执己见，不肯停火，则取消一切援助，美军撤出朝鲜半岛；如果李承晚依然不肯让步，则会执行第三步，操纵韩国国内政变，废黜李总统，扶植张泽相总理组建新政府。
彻底失去美国信任的李承晚，后来在1960年国内爆发“4·19革命”而下台时，没有得到美国丝毫帮助。
至于“就地释放”的执行者，宪兵总司令元容德，则被美军指责为“反美分子”、“下流坯”。1953年9月，已晋升为陆军中将的元容德又做了小动作，他破坏了铁路，使前往板门店接受战俘的印军无法及时到达。在白善烨忍气吞声的保证之下，盛怒中的克拉克才没有继续追究元容德的责任。
在美国与李承晚纠缠不清的时候，彭德怀并未改变朝鲜之行的日程。
6月19日，北京前门火车站。彭德怀在站台上向前来送行的党、政、军负责人握手告别，登上了北京开往平壤的国际列车。
彭德怀在朝鲜战场手持望远镜视察阵地。
彭德怀在列车上和随行参谋讨论朝鲜局势—前往朝鲜签订停战协议的计划并未更改，只
是要增加一些任务了。
如果在军事上不给予敌人以惩罚性的痛击，不仅会拖延停战的早日实现，而且也将影响停战后朝鲜半岛和平局面的稳定，反倒不利于和平。
列车越过鸭绿江，于6月20日下午到达平壤。彭德怀立即与在开城的停战谈判代表团通电话。负责谈判领导工作的李克农向彭德怀汇报了李承晚扣留战俘造成的局势。李克农说，敌人是狼狈的，李承晚和美国的好战分子是孤立的。他希望彭德怀仍然到开城来。
彭用一贯的粗嗓门回答：“我一定会来！”
紧接着，彭德怀把电话打到志愿军桧仓指挥部，与代理司令员邓华、副司令员杨得志直接通话。邓、杨详细汇报了近期志愿军反击作战的经验，并说正在研究再次打击李承晚军的计划。
彭德怀放下电话：“这个李承晚不识好歹，再给他点颜色看看是完全应该的。”
彭德怀掌握了会场上的基本情况，又了解了志愿军总部近期军事部署，但并没有立刻作出结论、发布命令。
他还在考虑。
当晚10时，彭德怀下定了决心。他在平壤亲自拟定电文发给毛泽东，建议推迟停战签字时间，再歼灭李承晚军1.5万人，给李承晚以打击。
毛泽东回电：“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适宜，要看情况发展方能作出决定，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
毛泽东电文。
6月25日，邓华等一线指挥官开始命令部队加速准备，第20兵团也预备在战役任务达成后，继续进行纵深有限度扩张。
6月28日，李克农向毛泽东发去了分析电报：“朝鲜停战的前途是肯定的。谈判虽然目前会拖一下，但准备停战的实际工作不应受影响。我们要利用有利形势，争取一个比较稳定的停战。”
打击李承晚的决议已定。
克拉克在6月29日致函中朝，承认“就地释放战俘”事件的严重性，并表示将尽力追回战俘，还建议双方恢复因此中断了的谈判。
7月3日，外交部副部长将中国政府的分析递交给苏联使馆。中国政府认为，克拉克的声明是在与李承晚划清界限，表明美方决意签订停战协议，不愿再在烂泥潭里过多纠结。因此，志愿军将在7月5日给克拉克复信，同意恢复谈判，并在签约之前打击李承晚军队。
这个时候，不但政治上对中朝极为有利，可以放手狠狠地打击李承晚军，而且在军事上已经有了前两次反击作战的连续胜利，李承晚军在金城以南、北汉江以西地区之4个师的阵地愈显突出，态势对中朝军队也非常有利。加之志愿军士气高昂，有雄厚的物资储备，交通运输线已得到全面恢复和加强，志愿军在这个方向上已集中了4个军的兵力和400多门大口径火炮，有足够的实力发起比前两次反击作战更大规模的进攻。
7月13日，在宽达25公里的正面战线上，金城攻势展开了。
在1000余门火炮的火力掩护下，志愿军发动了雷霆般的强攻。
此次反击作战的部署是，以第20兵团和第9兵团的第24军及全军主要炮兵部队，向敌战略要点金城以南之上所里至金城川与北汉江汇合处约25公里正面实施主要突击，以歼灭该地区李承晚军4个师一线团并拉直金城以南战线为目标；其他第一线各军在各自正面阵地上积极出击，牵制敌人，以配合主攻方向的作战行动。
敌人在这一突出地区阵地防御的部队是李承晚的首都师、第6、第8、第3师。敌前沿防御体系比较坚固，阵地上普遍构筑了坑道并建有大量明暗火力点、地堡群、交通壕，阵地前沿还设置了3至15道铁丝网，并埋设数以万计的地雷，纵深达150至300米。
志愿军第20兵团以及第24军在兵团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王平指挥下，以5个军的兵力组成东、西和中央3个作战集团。
1个小时之内，李承晚的四个师防线就被完全突破。
志愿军西集团在突破敌人阵地后，令一个加强营迅速向敌纵深发展。先头连队及1个化装成李承晚军的侦察班，以极为隐蔽的动作于14日凌晨2时插到了二育洞附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强攻当面之敌，全歼李承晚首都师第1团团部，并乘敌混乱之机消灭美军1个炮兵营的大部和乘车北上增援的李承晚首都师机甲团第2营大部，击毙其团长陆根洙。
7月14日，雷雨大作，志愿军乘敌航空兵活动不便，迅速扩大战果。至14日17时40分，西集团占领了梨实洞、间榛岘一线以北地区，并活捉李承晚首都师副师长林益淳。
美国实在无意再为李承晚收拾烂摊子，克拉克干脆说：让中国人教训一下韩国人吧。
李承晚军遭志愿军痛击后，美、李间盘根错节的关系变得更加微妙了。李承晚大发牢骚，埋怨美军见死不救、只顾自己。为了挽回败局和调整美、李间的关系，“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和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泰勒于7月16日赶赴前线，稳定军心。
敌军的反扑重点从7月18日以后逐渐转移到志愿军中央集团正面的602.2高地及其以西高地、巨里室地段。
这时，志愿军中央集团炮兵阵地已转移就绪，行进道路已修通。前沿阵地的将士在步炮密切协同下，与敌展开了争夺战。尤其7月19日、20日两天，联军每日展开3个团的兵力，在400余架次飞机、30余辆坦克的支援下连续猛攻。战斗异常激烈。
这次以金城地区为主要目标的进攻作战是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最后一役。此役共收复土地192.6平方公里，拉直了金城以南的战线。
在李承晚不遗余力的策划之下，《美韩共同防御条约》在朝鲜战争结束后迅速签订了。1953年8月8日在汉城草签，10月1日在华盛顿正式签订；1954年11月17日生效，无限期有效。美国与韩国终于缔结了长期军事同盟，李承晚以接受停火为代价，换来了一张长期饭票—虽然他最终没能凭此继续维持统治。
基于共同防御条约，美韩双方还签订了一些重要的相关条约，例如在1954年和1955年，又先后签署《美韩关于军事和经济援助的协议记录》和《美韩关于建立兵工厂及重新生产军火最低限度设备的换文》。
从此，大批美式装备从美国本土、日本运往韩国。美国将大批武器运进韩国，在仁川等地建立军事基地，时常共同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随着东西方冷战愈演愈烈，美军在如同火药桶般的三八线南端大量屯兵。直到1990年，冷战即将结束时，美军的驻韩部队达到44000余人，军事基地80多个。
第四节 划定分界线
如果因为没有取得胜利，就忽视或忘记在朝鲜战争的战场上和谈判中通过千辛万苦而得来的教训，那才是真正的不幸。
—沃尔特·G．赫姆斯
李承晚就地释放战俘的恶劣行为，使美国跟着一起信誉扫地，成了这一阶段的最大输家，也使本已即将签订协议的双方再次交火，多处阵地易主，只能再次重划分界线。
代表团大会于7月10日复会。
哈里逊知道此时肩负的重担，他一改以往轻浮傲慢的作风，不再吹口哨，也不再逃会，而是认真听取中朝的质问，谨慎地把要回答的措辞逐字写出，交给其他代表传阅同意后再照本宣读。
这样的会议连续开了6次，直到7月16日才结束。其主要质问和回答是：
中朝代表问（以下简称“问”）：究竟“联合国军”司令部能不能控制南朝鲜政府和军队？
美方答（以下简称“答”）：由于谈判所取得的结果，你方可以确信“联合国军”统帅部，包括韩军在内，已准备履行停战协定的各项规定。
问：我问的是南朝鲜军队到底受不受“联合国军”司令部的节制。
答：是的，韩军属于“联合国军”司令部。
问：对于已经达成的停战协定的实施，你方能保证南朝鲜政府和军队不进行阻挠和破坏吗？
答：我方保证，韩国将不以任何方式阻挠停战协定条款的实施。
问：如果它进行阻挠和破坏怎么办？
美方：（重复刚才的答话）
问：我问的是如果它进行阻挠和破坏怎么办？
答：大韩民国进行任何破坏停战的侵略行为时，“联合国军”将不予以支持。
问：你方为什么不能采取行动进行制止？
美方：（不语）
问：如果南朝鲜破坏停战发动进攻，为保证停战朝中方面采取行动抵抗进攻时，“联合国军”将持何种态度？
答：“联合国军”将继续遵守停战协定并承认朝中方面有权采取必要行动抵抗侵略，保障停战。
问：是不是说，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军”仍保持停战状态？答：是的，“联合国军”仍保持停战状态。
问：如果南朝鲜在停战后采取进攻行动，“联合国军”是否不再支援南朝鲜，包括武器装备、物资供应在内。
答：我方保证如果韩国破坏停战，采取进攻行动时将不再给予武器装备、物资供应的支援。
问：停战后，对于中立国和朝中方面的工作人员进入南朝鲜的安全和工作便利，你方能作出保证吗？
答：我方保证他们的安全和提供工作上的便利。
7月19日，中朝首席代表南日将对方首席代表哈里逊对实施停战问题所作的保证公之于世。
在这次会议上，美方做出了完全保证，体现了足够诚意，中朝代表团同意了尽快签约的要求。
为此，双方商定再次校正军事分界线。
在金城攻势中，志愿军新占领的几个阵地已与板门店近在咫尺，用望远镜即可确定位置，这几处阵地的划线很快完成。当接触线延伸到板门店东边10公里以外后，美方代表穆莱拿出铅笔，在中朝代表新画的红线后面圈出几个蓝色弧形，将志愿军新攻陷的马踏里东山、坪林南山等地全部画到了蓝线之后。
双方代表划定分界线。
“根据我们的情报，这是我军的阵地，所以线应该是这样画法。”穆莱指着地图说。
“不，这些阵地对双方而言都是清楚的，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经过激烈的争夺。现在占有这些阵地的绝不是你们。”
“那么，这样……”或许是已经领教过中朝划线的精确与情报的及时，穆莱只是稍做核实，就改换了方案，将蓝线切成两半，“我们可以作些让步，与你们半途相会……”
“难道把我军的阵地当作你方的阵地，可以叫做让步吗？我们郑重声明，我们不会把红线画到你军阵地的后方，也决不允许把蓝线画到我军阵地的后方。”
穆莱再次把蓝线向后挪了挪，摊开双手：“这样大家都可以满意了吧！”
由于金城攻势尚未完全结束，双方的少数阵地还有变动的可能，所以，在划线时就出现了争议地带。穆莱之所以讨价还价，倒也并非是无理取闹，漫天要价，而是在战场形势未明的情况下，不敢擅专。
于是，中朝代表主动为对方提供了台阶。“请你还是去查对一下的好。像这样，你可以在地图上画许多条线，但对解决问题却无帮助。”
就这样，分界线从金城以南，逐渐画到了东海岸。
“这里的情况发生了变化。”穆莱用笔指着351高地，“我们的军队在7月20日12时30分占领了这个高地，我建议对这个地方的接触线加以修改”。
“我们有更正确更完整的情报，现在读给你听。”虽然美方代表提高了获取情报的效率，但中朝代表依然更快一步，获得了更新的情报，“7月20日12时30分，你方军队攻占了351高地，同日13时30分我军恢复了这个阵地，此后你方军队连续进行了多次反扑，但直到现在351高地仍在我军手中，并将永远在我军手中”。
“我们可以对这个情报再加以核对。”穆莱沉默着，美方工作人员立即出门打电话。一个小时过后，穆莱承认了351高地确实处于中朝实际控制之下。
在第三次划线谈判中，气氛要较第一次融洽得多。既然已经决心停战，而且已十分厌恶李承晚的政治手腕，美方就不再寸土必争，更多时候是与中朝代表认真沟通。
每天晚上，中方的吴克昌和美方的白特勒会把日间商定的线画在准备草签的图上，两位画图人员还会闲聊几句，有时连翻译都不用，将画好的线指给对方看，两人都说OK，一天的工作就结束了。吴克昌会请白特勒一起分享夜餐，而白特勒也请中方人员喝咖啡。
7月22日，最后军事分界线确立了，7月24日双方代表予以核准。至此，这条军事分界线已经先后画过3次。这次校正表明，在这1个多月中，中朝军队又向前推进了192.6平方公里，较之第1次协议的军事分界线共推进了332.4平方公里。
楚河汉界一经划定，撤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7月30日，双方军队全部撤离了非军事区。之后，在分界线附近的非军事区，双方完成了最后几项工作。
首先是在南北边缘树立标志物。美方参谋想找工厂制作金属标志物，但运送比较费时，中朝则提出就地制作木质标志物，以便尽快使用，美方同意了。
于是，从8月8日到9月1日，245公里长的军事分界线上竖起了1293个木质标志物，用朝、中、英三种文字标明了“军事分界线”字样，标志物的平均间距为190米。
然后是撤除非军事区内的危险物。双方有45天时间，用于拆除爆破物、地雷、铁丝网及一切危险物，建立了安全通道。8月5日，就曾有联合小组成员在非军事区触雷，导致4死4伤，这也促使双方加快排障的进度。
最后，非军事区内的死亡军事人员遗体被领回，民政警察也进驻了非军事区。
既然确定停火，双方对停战协定都严格遵循。
金日成、彭德怀对部队下达严令，禁止对敌做宣传工作，不准任何单位通过非军事区进行隐蔽活动，封锁非军事区北缘，除军停会、联合观察小组和民政警察外，任何人员不得进入非军事区。
美方也十分慎重，虽然南朝鲜军逐渐替换了撤离的美军，接过了驻防任务，但南朝鲜军的指挥权属于美方，弹药也由美方供应，因此在军事分界线和非军事区内都并未发生重大违规事件。
对于在非军事区发生的违反停战协定事件，中朝也分门别类做出了应对。
从签订协议到1954年2月，共计有226批、524架次美军飞机越境侦察，侵入深度均不大，中朝的一般做法是向军停会或秘书长会议提出抗议。1954年2月5日，一架美军L-5飞机误降开城机场，经中朝查明情况后归还美方。
对于军人因失误越界的情况，中方均在扣押越界人员之后，与联合观察小组进行共同调查，然后主动遣返。例如1953年9月12日，2名美军在板门店被扣留；1954年5月11日，哥伦比亚营营长奥梯斯上校等3人在上浦防里东无名高地被扣留，这些军人都被中方遣返。
对于南朝鲜武装特务侵入非军事区袭击中朝民政警察的行为，中朝予以坚决痛击，在“不许把子弹打到对方地区”的前提下，严密监视，果断打击。1954年4月3日，1名南朝鲜武装特务在后川洞附近越界，被击毙；10月11日，南朝鲜谍报队人员在豆栗洞附近越界，打死中朝民政警察1人，劫走1人。类似事件时有发生，所以中朝民政警察一直高度戒备。
至此，军事分界线正式划定，双方结束了战争状态，进入相对稳定的和平时期。1954年12月15日，参加军事停战委员会工作的志愿军代表团结束任务，只留下一个联络处，其余全部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