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划军事分界线
重划军事分界线，战俘遣返，这是朝鲜停火谈判的两大难题。
仅划线一项，从1951年7月26日开始谈判起，耗时120天，争执不休的谈判双方才终于达成共识，决定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准，重新划定分界线。
但众所周知的是，“边打边谈”的朝鲜战争总共持续了漫长的三年时间，双方的战线就像不断变化的心电图般，一直南北波动，几乎从未定型；往往双方谈判代表刚在地图上仔细划定了一段界线，前线就传来阵地易主的消息……
因此，在确定“以实际接触线为准”的准则后，双方代表又在谈
判桌前进行了三次“划线战争”，直到1953年7月24日才敲定方案，赶在停战协定正式签字前三天完成了分界线的划定。
第一节 静默战争
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我将从战场上得到，而且要得到更多。
—马修·B．李奇微
1951年10月25日，中断已久的谈判重启了。
和中方代表一样，美方首席代表乔埃也感慨万千。谈判中断63天，代表们已恍如隔世：不仅国际形势几经变更，连代表团成员都几度易人，韩国代表白善烨此时已重返战场，接替他继续谈判的是李亨根；而中朝代表团的邓华与张春山同样也返回军部，取而代之以边章五、郑斗焕。
乔埃十分清楚，经过三个多月的当面交锋与隔空喊话，关于如何划定一条更靠近北方的分界线，美方手中握着的砝码其实所剩无几了。
板门店谈判时的会议帐篷
为了确定划线的准则，双方已进行了多次论争。
早在7月10日，双方代表第一次坐在谈判桌边时，中朝代表南日大将就明示：应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武装部队同时后撤10公里，并尽快将此地区确立为非军事地带，将当地民政恢复到1950年6月25日前的状态。
南日的提议并非临场发挥，而是据苏联副外长马立克在“和平的代价”演说中提出的“双方军队撤离三八线”的建议而生—正是由于马立克的这次演讲获得了中朝和美国的共识，停火谈判之门才得以开启。
美方既不愿放低身段、轻易让步，也怀着筹备签订对日和约的目的，极力给谈判制造障碍。于是，在当时，乔埃针尖对麦芒地抛出了美方的方案：把军事分界线建立在中朝军队阵地的大后方—中朝军队在临津江以东从现有阵地后撤38到53公里，在临津江以西从现有阵地后撤约68公里。
根据这个方案，美方不费一枪、不伤一人就可净赚12000多平方公里。在乔埃看来，这样的狮子大开口似乎并不荒谬，因为它“是以战场实际为依据的”。
但在李奇微和艾奇逊心中，这种违背了马立克与凯南协议的做法，自有深意—当我们在开城表示坚决要把不接受三八线为停战线作为一项主要原则时，（对方）很可能感到惊讶和懊恼，并且觉得是受了骗。
他们之所以可能有这种感觉，有几个原因。第一，凯南同马立克谈话时，第八集团军还只是刚刚越过三八线，它的西翼确实在三八线以南。虽然凯南只是含糊地提到了一条停战线，但马立克却在他的广播演说中十分明确地提到“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而且我们最初提出的议程规定“讨论仅限于有关朝鲜的纯军事问题”，同时，从日本投降以来，我们一直坚持三八线完全是一条军事线，别无政治上的意义。因此，现在要变更它，在共产党看来，就很可能具有政治意义了。
据我看来，事情很可能是这样：他们代表俄国人和中国人出席会议时，原来认为谈判是为了要恢复“以前的状态”，而在一开始他们就发现我们提出的是一条有利于我们势力范围的新界线，它不仅具有更重要的军事意义，而且势将使他们大大丧失威望，这就使他们大为震惊。他们决不会想到，这经过看来好像是在玩弄诡计，实际上却完全是由于我们方面的粗心大意。而这恰恰又是他们喜欢玩弄的一种策略。
多年后，在回忆录中，李奇微就这样以“粗心大意”为由，解释了美方前言尽弃的根本原因。
这样的提案，中朝代表自然不可能接受。于是，南日大将，这位在李奇微和乔埃眼中如同百年前与美军对峙的印第安人一样的“古板”将军，坚决而不厌其烦地重申着中朝的主张：三八线是国际上承认的分界线，战争爆发前也是双方的边界，因此停战线理应以三八线为基准。
南日大将（左）和李相朝中将在会场交谈。
看起来，再也没有比沿着三八线停火更为合理的方案了，朝鲜战争始于三八线，所以也该终于这里。更何况由于前线冲突犬牙交错，双方阵线不断剧变，唯有在三八线停火才可能是最合理的方案。
这个方案是由毛泽东、金日成等中朝领导人拟定的，但毛、金同时也清醒认识到，现地停战更可能将是朝鲜战争的最终结果。
“在战场上失去的，别想在谈判桌上再夺回去。”乔埃每次都会用同一句话做回应。
乔埃当然清楚，这种威胁之语可以增强辩论气势，但无法代替论理。
于是，“海空优势补偿论”与“防御阵地和部队安全论”就新鲜出炉了。
似乎是担心对手难以领会，乔埃点起香烟，极为耐心地阐释了这两种战略思想。
除了地面战线，还存在着海空战线；地面战线只不过是双方地面部队力量的反映（当然，双方的地面实力是旗鼓相当的）；而“联合国军”的海空力量占绝对优势，这是毋庸置疑的。既然要划定军事分界线，当然要综合全局，整体权衡，海空优势必须在划线时得到补偿。
至于“防御阵地和部队安全论”，则是基于三八线上美军无险可守，中朝军队大可随时进犯，因此必须将军事分界线划在美方认为可以确保防御阵地和部队安全的地方。
乔埃的理论一出口，中朝代表当即拍案而起。
中朝代表们几乎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美方明明是依靠海空优势，才弥补了早已溃不成军的地面战线，并重新形成了三八线附近的均势局面，在乔埃口中，却成了双方在地面势均力敌，只要美军发挥海空优势，就可将中朝军队赶到鸭绿江。海空优势补偿论是偷换概念，防御阵地和部队安全论更是滑稽—既然美军地面部队与中朝军队旗鼓相当，海空优势明显，那么，要保障防御阵地安全的，应该是中朝方面才对。更不可能由美方单方面主导，它认为何处安全，就在何处划线，否则的话，要是乔埃认定鸭绿江安全，岂不是要将朝鲜全境都划归美方？
乔埃的豪言壮语当天就传到了北京。
次日凌晨，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
一、乔埃发言，狂妄荒谬，完全是战场的叫嚣，并非在谈判停战。你们准备的发言，必须首先质问其有无谋和诚意，是谈判停战，还是在准备扩大战争的根据，然后再驳斥其所谓海空军给予地面作战的影响及地面停战而海空不停战的奇谈……
二、从乔埃的发言看来，我方在目前必须坚持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主张，并以坚定不移的态度，驳回其无理要求，才能打破敌人以为我可以一让再让的错觉。对于这一点，可以让它争论下去，也许要僵持几天，敌人才会重新考虑。如果敌人决心在这个问题上破裂，发表出去，他将完全陷于被动。
这份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在谈判开始之前，中朝代表就对在联合国翻云覆雨的美国政府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料到美方代表必然十分盛气凌人，但想不到这群看起来不拘小节、大大咧咧的美国军官胡搅蛮缠起来一点也不含糊。
再也难以压抑怒火的南日怒极反笑，他冷笑着将一大堆斥责劈头盖脸地甩给了翻译。
朝中联军的海空军力量确实逊于美国，但只要稍有军事常识的人就懂得，地面战线是陆、海军联合作战的结果，如果朝中方面的海空军力量占优势，或者与美国海空军力量相当，地面战线不是就推到更南方了吗？
至于谈到防御阵地和部队安全，难道你的防御阵地和部队需要安全，我的防御阵地和部队就不需要安全？为什么不把军事分界线划到美方阵地的后方呢？
沉稳老练的乔埃并不是寻常的美国老水兵，他有着丰富的谈判经验，几乎从不会被怒火冲昏头脑。他一边听着翻译将愤怒的朝鲜人口中那一连串机关枪炮火似的责难逐词译出，一边飞速调整这次辩论的策略。透过从自己口中袅袅升起的烟雾，面似闲暇的乔埃心中多半也和中朝代表一样，既好气又好笑—朝鲜代表的狮子大开口似乎并不逊于美国代表，谈判桌上，一方可以漫天要价，另一方当然也不会任人宰割。
但是，对面这群满目怒火、看起来毫无思想的“原始土著”实在不讨乔埃喜欢，这简直是一群完全不懂得西方现代文明礼仪、被红色思想洗脑的榆木脑袋嘛。
于是，乔埃就像李奇微所说的那样，要“拿出大国的气势来”—他毫不退缩地和南日吵了起来。
在战场形势未变、双方的根本目标尚未能协调之时，谈判代表们是不可能把划分军事分界线这样的重大问题辩出什么结果的，多数情况下，双方只能为了争吵而争吵。
南日和乔埃的辩论一直没有停止—直到第一次谈判被迫中断。
现在对于李奇微和五角大楼来说，这一点都是不可接受的……美国人完全改变了原先的公开立场……这就反过来增加了中国人的怀疑……因此，双方以尖锐对立的立场进行谈判，必然会发生冲突。美国坚持在停战谈判过程中，不停止敌对行动，这使冲突更趋激烈。结果，战场上的军事指挥官为谋求停战而进行的谈判就此中断，会场也成了双方针对对方的激烈宣传战的阵地。
美方高层也在此时与李奇微产生了尖锐分歧。已渐渐失去耐心的李奇微向参联会要求，一定要对共产党“强硬”起来，那种字斟句酌、小心翼翼的外交辞令对中朝代表根本毫无用处。8月6日，他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抱怨说：“同这些人坐在一起，将他们看作是开明的人，等于嘲弄我们自己的尊严，结果其背信弃义的行为给我们造成了灾难。”李奇微非常固执，坚持要“以夷制夷”，以牙还牙，来对付这些“背信弃义的野蛮人”。参联会的高层费尽口舌，才平息了这位指挥官的不满。
在南日与乔埃殚精竭虑的激辩中，6天很快过去了。7月31日，李克农眼见无望谈妥，遂两次电告毛泽东，描述了会场里的僵局。他估计，这两位首席谈判代表就算再争执两三天，也划不出分界线来；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双方不得已搁置争议，直接跳转到下一个议程。对此，李克农建议发动国际舆论，批判诚意不足的美国。
8月1日，经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复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
关于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的争论已达六日之久，我方理直气壮，南日同志的发言甚好，已取得有利形势，估计敌人可能企图利用此僵持状态，逼我于双方争持的两条线外提出一条新线来与他协商，或由他提议先行讨论第三项议程以求补偿，同时，也便于敌人进行内部动员和应付内部矛盾。我们对此，应不管敌人企图如何，仍坚持依照程序首先解决以三八线为双方军事分界线的问题，即使继续僵持下去，也仍然对我有利。因为我方主张以三八线为分界线是公开的、合理的，而且是这次停战谈判的基础，敌人却不敢公开自己的提议，而只能消极地反对三八线。如果僵持久了，敌人以原有阵地以北作为分界线的提议公布出去，极大可能会引起世界多数舆论的惊异和责难，在这点上，敌人是有顾虑的。因此，只要我们继续坚持，敌人或者自行转弯，或者进行拖延的宣传战，关于这两种情报都有，但拖延久了，除非敌人准备破裂，否则，总要转弯的。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同意你们对记者报道的指示，并望考虑如何经过双方记者透露敌人的无理提议，以配合会内斗争。
北京方面，今日已广播彭德怀同志的文章，这在宣传方面是会起影响的。今后当根据开城记者报道，着重批评敌人提出无理要求、拖延谈判为对和平无诚意，并照我方的合理主张与谋和诚意。报道及宣传文字均应着重说理，以争取舆论。平壤方面，请金首相考虑，亦作适当配合。
与之呼应，媒体攻势很快发动了。8月1日，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是不可战胜的力量》一文，尖锐质疑了诚意不足的美国政府。
8月上旬，除了国内的新华社与《人民日报》，纽约的《工人日报》，英国路透社等媒体也开始纷纷吐槽：“（美方的行为）已经一脚踢开使谈判得以开始的马立克原先的建议。”
这一波立体攻势十分奏效，乔埃一下掉进了坑—一个由美方自己挖下的大坑。百口莫辩、无法自圆其说的乔埃显然对中朝方发动媒体的能力有所低估，只能勉强应付，称其从未建议在朝中军队的领土上建立联军阵地。未承想，紧随其后的李奇微和联军总部刹车不及，跟着掉进了坑。原来，联军总部刚在7月31日定下了李奇微的声明，表示联军主张在鸭绿江上的海空战线与地面战线中的某处划定分界线，并于8月4日对社会公布了声明内容，恰与乔埃当天在谈判会上的洗脱之辞自相矛盾。
在西方媒体面前没法下台的美方代表团只好公开“辟谣”，李奇微的尴尬可想而知。
一路高歌猛进的美方谈判代表团正在信马由缰，却惊觉四周遍布陷阱，一时间进退维谷。
但是，恰在此时，8月4日正好发生了中朝军警误入中立区事件。这个天赐的珍贵馅饼拯救了李奇微。扼在李奇微解颈项上的手指甫一松开，他就抓住了反戈一击的良机，以此大做文章。
之后，在8月12日的会议中，美方更进一步，试图将拖延谈判的黑锅甩到中朝一边。
至此，毛泽东所预料的最坏局面已经形成，即美方绝不接受以三八线为界停火；至于之前响应马立克停火呼吁时的满口答应，不过是为了树立高姿态的国际形象。
当谈判在8月10日重开时，乔埃刚在会议室坐定，轻松地点燃一根香烟，一抬眼，不禁苦笑起来：他面前又出现了南日那熟悉的、不依不饶的、执着如铁的坚硬面容。
果不其然，南日一开口就再次严厉批驳美方的“海空优势补偿论”和“防御阵地与部队安全论”，会议室大厅里回荡着北朝鲜将军铿锵的音调。
乔埃两手捧腮，平静而沉默。
关于美方理论的荒谬，朝鲜代表在以往的辩论中已斥责了多次。这一天，当南日再次指出，对方没有任何理由拒绝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时候，一向顽固的乔埃没有进行任何反驳。
事实上，乔埃根本一言不发。
当南日提出质问，等待乔埃回应时，乔埃正微微低头，右手拨弄着面前的铅笔，仿佛正百无聊赖地等待一场与己无关的沉闷电影结束放映—对面的南日就是电影屏幕上的角色。
在诧异中，时间缓慢流逝着，空气中充满烟雾和尴尬的气氛，浓稠得好像凝固一样。中朝代表发现，美方的全体代表都集体噤声，他们或抽烟，或用笔在纸上随手涂抹，要么就是与中朝代表对视。
1分钟，2分钟，10分钟，半小时。
会议室内一片寂静。
南日嘴里叼着象牙烟嘴，双眼像枪口一样直直瞪视着乔埃。
乔埃显得有些无所事事，他偶尔与南日目光相触，就随即避开，点燃一根香烟，自顾自喷吐，但始终不发一言。
邓华、解方和张春山都不抽烟，就冷眼而坐，李相朝则低着头用红色铅笔涂涂抹抹。
原本积蓄了大量“炮弹”，应该猛烈“交火”的双方，全都陷入了憋闷的沉默中。
这就是朝鲜战争停火谈判中最著名的静默谈判。
时间已过去了将近一小时，眼看南日的怒意和鄙夷已经接近极限，坐在参谋席位上的柴成文按照分工离开会场，回到离会场仅有百米之远的“工作队”的“前指”（这是李克农为及时了解会场情况临时在那里工作的一间民房，同时在那里的还有乔冠华和中朝文翻译安孝相），向李克农汇报了会议室里的奇观。
对于美方的古怪策略，李克农显得不以为意。美方显然是不打算谈出什么结果来了，一言不发无非是意图激怒对方，使对方出丑。
他直接向柴成文指示：就这样“坐”下去。柴成文回到会场后在纸条上写了“坐下去”3个字交给解方，他看后依次传给了邓华、南日、李相朝和张春山。
美方代表发现，对面的中朝代表脸上的怒意渐渐消失了。现在，对面的5个人一脸轻松，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是来这里进行一场关乎几个大国命运的重要谈判。
是那些不知劳累的红色通信兵又在第一时间获得了战场上的重要变化吗？
于是，美方代表倒显出了些许烦躁。
但是，双方依然坚持沉默，谁也不率先开口。
这场“静坐”一直僵持了132分钟。
“我建议休会，明天上午10时继续开会。”
最后，乔埃终于按捺不住，放弃了沉默。美方代表如释重负，一起离开了会场。
中朝代表注意到，乔埃的措辞是“继续开会”，不是继续“静坐”，这实际上等于承认美方施加压力“战术”的失败。
谈判形势瞬息万变，优势几经易手，在双方谈判代表看似冗长、意气用事、甚至荒诞的激烈争吵背后，是顶层决策者复杂冷静的测算与布局。
8月11日、13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电告李克农、彭德怀等，嘱咐他们紧密观察敌方态度：
根据敌人这些天在会内会外宣传的矛盾情形看来，敌人所不愿接受的是三八线，但他也不敢公开他所提议的深入我阵线以内的军事分界线及非军事区的具体主张，而只含糊其辞地表示愿就现有战线及军事形势讨论军事分界线及非军事区问题，并作可能的调整。由此可见，敌人原来的提案只是为的换取我在三八线的主张上让步。至于敌人的真正盘子，就地停战加上不大的调整固然是他所求，但如果依地形及军事形势划一条线在三八线南北附近，即临津江移动划在三八线以北，临津江以西划在三八线以南，南北地区大致相等，而名字就叫军事分界线，大概敌人也就有可能准备接受，不过敌人不会自己提出，总想引我方提出对三八线的修正案以利讨价还价，故他在八月十日公报上，说我们拒绝讨论三八线以外的任何分界线，暗示他并不拒绝讨论。关于这样一种设想，现在还不能肯定，望我方谈判代表团加以研究，并请金首相予以考虑。
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8月13日再次电告李克农，并转彭德怀、金日成：
关于目前谈判的策略，你们应该针锋相对地将谈判的重点放在反对敌人的原有方案上头，而少提自己的主张，逼使敌人不能不答复你们的问题。在争论中，也可不再重复自己的主张，而着重批驳敌人的方案及其含糊其辞的主张。其目的，在引出敌人放弃或修改其原来的方案……很可能，敌人仍不会接受，但我们在争论中就应该将三八线与现有战线联系起来，并将军事分界线与非军事分界线也联系起来，以便为下一个原先商定的折中方案做伏笔文章。采用这样谈判策略，引致敌人接近我方所设想的方案，敌人在宣传上将失去主动。(https://www.daowen.com)
基于此，8月17日，毛泽东在新的电文中更进一步，建议金日成不再提“三八线”字眼，而改用“军事分界线”，巧妙地将军事分界线与非军事区结合在一起，绕开了美方所纠结的死结，也“不束缚将来朝鲜问题的政治解决”。
但在随后的谈判中，美方并未就此作出实质性的协调。因此，中朝谈判代表团向毛泽东和金日成提议，以就地停火划线的方案为主，并得到了毛、金同意。
关于划线的谈判一直僵持着。直到8月15日，双方另谋它途，转而召开小组会，继续探索可能打破僵局的途径。开小组会是美方的建议，即各方指派两名代表进行小组讨论。中朝方面由李相朝、解方出席，对方由霍治、勃克出席。这种会议形式比大会灵活一些，可以不用讲稿，达成协议后提交大会批准。
小组会连续开了两天。在谈判毫无进展、陷入僵局的同时，李克农同邓华、解方、参谋人员反复研究了多次，在8月17日召集全员，又开了一次代表团讨论会。
这次讨论的焦点集中在“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同“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差别到底有多大？经过测算对比，代表团发现，在东线，对方已推进到三八线以北，其所占领的面积要多于中朝在西线突进到三八线以南所取得的面积；但东线多是山区，交通不便，人口少，耕地不多，而西线中朝军队在三八线以南所占地区，多是平沃广袤的原野，交通发达、人口众多、产粮丰足，连盛产高丽参的开城也在其中；从面积上讲，瓮津半岛加上沿海岛屿虽比东线略少一些，但保住了开城这个正在进行谈判的古都；从政治上讲，如以三八线为停战的军事分界线，停战后中朝军队再退出开城，开城人民难以接受，政治心理影响较大。因此，无论从经济、面积，还是从政治上讲，如果无法以三八线为界，转而以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对中朝方面也并无不利。
在讨论中，大家还注意到了李奇微14日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在这个讲话里，他表示美军为了防御的需要，“坚持大致依照现有战线来划定军事分界线”。如果他这个声明是诚恳的，那么中朝方面提出以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建议，就有可能为对方所接受。
8月18日，为了避免陷入率先发言的被动，已各自备好提案的谈判双方都不愿意先提出方案，不约而同地制定了“后发制人”的策略。小组会议一度陷入僵局。
李代表（李相朝）……深切地等待联合国方提出方案。但联合国方面却希望让中朝先提，这是因为根据直至今天为止的经验，经常是一表示做稍微的让步，就会要求对方做比这要大得多的让步，因此让对方先提出方案已经成了不变的规律和经验。
这时，霍治出乎双方意料地说：“我建议咱们现在丢硬币，各自选择一面，以丟硬币的结果来确定谁先走下一步。”
联军代表纷纷对霍治的提议表示“感到亲切”，因为按照西方习惯，抛硬币无疑是个公平合理的好办法，由猜输的一方先提提案，双方都不会有怨言。
但一贯严谨的中朝代表显然对这种赌赛方式闻所未闻，感到既惊奇又好笑，对霍治的提议感到不可思议—毕竟，在那个年代，这种牛仔式的作风确实会显得不够庄重。
不过，无论如何，双方原本剑拔弩张，此言一出，代表们闻言都纷纷微笑，会场气氛倒也因此松弛下来。
随即，中朝反对了霍治的提议，并率先提出了本方的方案。中朝的方案使联军明确感到了谈判在向积极的方向发展，因为中朝表示愿将一直坚持的方案作出微调，虽然对双方的实际占领面积没有明显变化，但显然增加了对于双方军队实际接触线的考量；更为重要的是，中朝代表的态度似乎也不像之前那样毫无商量余地了。
但是，即便如此，这样的方案也不是联军愿意接受的，依然与其预想中的分界线相差甚远。于是，霍治当即拒绝了这个提案。
见美方不予接受，李相朝将新画的地图也收了起来，态度恢复了一贯的强硬：“是不是双方都恢复原状，重新加以考虑呢？”
会议又回到了激烈的论战和争吵。
会后，联军谈判团的参谋们得出了一致结论：“中朝方面似乎有从三八线案后退的思想准备，假如联合国方面开口提出新提案的话，是不是能以此为基础进入有成果的谈论呢？”
这个分析，确实符合中朝方的真实意图，会后，李克农与南日、李相朝复议，三人一致同意以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建议，并向毛泽东提出了这个建议，并且很快得到批准。但遗憾的是，8月19日就发生了枪杀中朝军事警察姚庆祥事件，8月22日美军飞机又轰炸了中朝代表团住所，停战谈判被迫中断，这个具有突破性的方案也被搁置了。
第二节 笔尖下的疆土
美国谈判代表愈来愈明白，联军已真的不能再用继续作战的办法来获得进一步的利益了。
—《星期日泰晤士报》，1951年11月18日
44天谈判，32次代表团大会和小组会，除了一个5项议程和悬而未决的划线方案外，没有任何进展。
现在，中断了63天的谈判在板门店复会了。
10月25日，双方的车队分别从汶山和开城出发，同时踏入了板门店。
此前的一段时期，极为重视开城战略地位的李奇微曾想将开城划入联军版图，但联军一直倾向于“以实际接触线划分界线”，所以李奇微一直得不到支持。
李奇微彻底放弃这一方案，是因为联军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均未取得预期战果。
敌人的“秋季攻势”被志愿军击败后，毛泽东在10月23日指出：
我们很早就表示：朝鲜问题应当用和平方法予以解决，现在还是这样。只要美国政府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问题，不再如过去那样用种种可耻的方法破坏和阻挠谈判的进行，则朝鲜的停战谈判是可能成功的，否则就不可能成功。
有了前面这样一些背景，再回到10月25日以后的谈判桌上，许多问题就很容易理解了。
重新恢复的讨论第2项议程的小组会的气氛比较平和，双方都在试探对方下一步如何出手。
当霍治重提“海空优势”，解方说：“我劝你还是不要再谈那套刺激感情的什么补偿论吧！如果一定要谈，那么地面部队的优势难道不要补偿？现在的问题是，你们不同意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我们决不能接受你方的无理主张，难道我们就这样僵持下去，无所作为吗？”
霍治的确是一位不善辞令的将军。在一次小组会上，他曾十分认真地说：“如果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根据地形，我方在东线后撤之后难以重新攻取；而你方在西线后撤之后，则易于重新攻取。”
中方的铁嘴解方立刻抓住了霍治的漏洞：“我们在这里到底是在讨论停止战争、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还是在讨论停火一下再打更大的战争呢？”
霍治一时语塞。
全世界人民要求和平。世界和平理事会正在开会，联合国第6届大会正在开会，朝鲜问题是重大议题。这是推动谈判进展的好时机，李克农、乔冠华深知，此时此刻不能让对方如此拖下去。
于是，经过几天试探，10月31日，中朝提出一个就地停战、稍加调整、确定军事分界线的方案。“稍加调整”的提出，已是为了顾全大局而做出的让步，是为了照顾对方经常强调的“要有可守的防御阵地”的主张，是中朝方面为和平大局做出的妥协。
但难题依然难解。在讨论中，如何“调整”却是个复杂的问题，难住了双方。
争议的焦点之一，是开城的归属问题。
联军所提出的划线方案，大致是依循双方军队的当时的实际接触线，但在西部则从礼成江东岸北上面通过了开城的北侧，在中部的金城和东部的高城也被划到了战线以南。联军的目的十分明确，他们对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的战果有着积极的期待，并意图以金城和高城作为砝码，与中朝进行兑换。
对开城的志在必得，绝不仅仅是基于联军对建立纵深防线的军事需求，更为重要的是，从政治上讲，高丽参的集散地、古都开城对于南朝鲜政府和人民都有着重大意义，而且在战前隶属于南方，如果拿不回开城，南朝鲜是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的。
中朝方面对开城的重视程度绝不亚于联军。在和霍治等联军代表连续争论了几天，为开城的战略意义反复激辩后，中朝的参谋们已经读懂了联军的真实意图，并由此开始对霍治的提案置若罔闻。
开城对于联军的政治意义极为重要，对于中朝而言又何尝不是。之所以选择开城作为谈判地点，正是蕴含了明确的政治象征意义。
关于这一点，联军的参谋们也是心知肚明。
美军的随军心理战参谋巴治教授曾作出明确分析：“开城，那是古代朝鲜的首都，但在共军战线的30公里之内，而且在三八线以南5公里。这对于共军的宣传是非常有利的。在开城进行谈判可以给国民造成‘联合国军’好像接受了城下之盟。共军保住了三八线以南的地区这样的印象，也就是不败的印象，而且能够使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这样的主张正当化。”
对于李奇微而言，“如果不能获得开城地区，韩国的安全很难保证，因此不得已时即使谈判破裂也在所不惜”。但华盛顿则有不同考虑，美国高层在10月30日曾致电李奇微：“只要是可获得堪萨斯线（编者注：西起临津江口南岸，沿江而上，经积城、道城枧、华川湖南岸、杨口至东海岸杆城以北马达里一线，全长约220公里）的防御上所必需的前方阵地，不得已时可做小小的让步”—美国政府并不愿在此时真的把谈判彻底搞砸。
李奇微经过深思，决定作出适当协调。他拿出了一套备用方案，即向中朝要求，将开城划为非军事区，如果对方坚决不予接受，则联军放弃这一提案，但会以此要价，要求中朝军队在中部战线后撤，并使其承认联军实际进入了开城近郊。
这个议案在11月3、4日的会谈中遭到了中朝代表的坚决抵制。在联军代表看来，“中朝方面显示了即使谈判破裂也不肯让出开城的决心”。坚信本方占据了战场优势的联军谈判代表团事后分析认为：
谈判如果真的破裂了，就有开城被联军夺回去的可能……但是，李相朝代表和解方代表一点也没有表现出恐慌……让联军代表看到的是“即使谈判破裂也不让步的态度”，这一点是很成功的。
11月6日的谈判结束之后，华盛顿向李奇微发出最新指示。电报中说：
同意贵官的想法，可是，如果在开城和分界线问题上过于固执不可动摇的立场，不是没有在以后无论如何都必须接受共方主张时而欲罢不能，美国将被迫作出重大让步的这种可能性。
最近共方的让步引人注意，所以如果因开城问题致使谈判破裂的话，美国的舆论将会认为难于理解。因为舆论界并未发现宁愿让谈判破裂而必须要获得开城的理由。所以假如共方无论如何也不接受我方的“将分界线的决定留待将来解决”这样的提案的话，如果附加上“限定时间讨论剩下的协议项目，在到达期限仍未能达成协议时非军事地区可以变更”这样的条件，那就可以承认以现在的接触线作为分界线。
绝不是不同意贵官的将决定分界线留待以后解决的想法，然而这并不是联合国方面的最后要求。共方实质上是在分界线问题上做了让步，所以我们判断应该是转移到下一议程的时候了。如果不这样做，共方很有可能将讨论又回到原来的出发点，重又提出三八线的主张来。
由此可见，美国政府高层的态度是较为务实的，但绝不愿留下任何隐患的李奇微决心将他一贯的强硬态度贯彻到底。
基于李奇微的固执，随后的谈判也成了徒劳。
11月7日中朝又提出修正案，即以现有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各退2公里为非军事区的建议。其实，各退5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区对停战后的稳定更好一些，可是对方过去多次表示太远，所以中朝改提各退2公里。
这样的方案足以一锤定音，可是没有想到美方却于11月8日提了一个对案，毫无道理地要把开城划在非军事区之内，实际上是又要中朝方面退出1500平方公里的地区。
11月7日取得了重大突破。中共方代表提议以实际接触线为分界线，双方各后撤2公里作为非军事区。可是李奇微却拒绝了这一提案，坚持要以正式停战时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中共方代表团对李奇微的立场反应强烈，同时参谋长联席会议也感到这位远东司令太僵硬不妥协。李奇微抱怨说中共方是在寻求事实上的停火。参谋长们在国务院与总统的支持下，告诉李奇微叫他接受现实接触线，不过要看谈判中一个来月时间内，其他问题是否也可得到解决。
美方的新建议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中朝代表严厉的批驳。11月10日，中朝方面提出如下对案：
一、确定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并由此线各退2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地区。
二、小组委员会应即根据上述原则校正现有实际接触线，以确定双方同意的现有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并由此确定军事分界线两侧各2公里之线为非军事区的南北缘，划出非军事区。
三、小组委员会在停战协议全部商定后但尚未签字前必须按照双方实际接触线届时所发生的变化，对上述军事分界线与非军事区作相应的修改。
当美方不可能坚持其8日方案的时候，又主张不就第2项议程作出具体决定。为什么？因为一旦形成一个“事实上的停火”，美方的士气就无法维持，而且，如果失去“军事压力”这一重要武器，在以后的议程上就会缺少砝码。
美方顾左右而言他，一再拖延，终于引发了一次剧烈的争论。
11月14日，似乎已经失去耐心的李相朝忽然在会上单方面宣布：“分界线的问题已经解决，因此，现在可以认为事实上的停战已经成立了。”
感到诧异的霍治自然不能陷入这种莫名的被动，他当即反驳李相朝。
这时，意外发生了。
在美韩代表眼中的中朝“实权人物”，风度翩翩且善于缓和谈判气氛的解方少将突然大发雷霆。
他冲着霍治代表骂“王八蛋”，大喊大叫着说：“只有鬼才能相信‘联合国军’是诚实的，是爱好和平的”，在最后说出了“‘联合国军’的首席代表是谁呢，忘记了”。
“王八蛋”这个词，在中国是侮辱对方的语言中最厉害的一个词。现在推测这可能是要激怒联合国方面的代表，想使这个问题尽早地解决吧。
与以往不同，常常与美韩代表针尖对麦芒的北朝鲜代表这次反而安然端坐，似乎置身事外。
瞠目结舌的霍治完全不知所措。在美韩代表眼中，比起那些“顽石”般的北朝鲜代表，解方无疑是脾气温和、善于沟通的理性派，且具有拍板的实权；解方的怒骂完全超出了霍治的预期，所以莫名其妙的霍治只有一再隐忍，直到第二天才反唇相讥了一句：“贵官可能还记得贵方首长代表的名字吧”，却被解方当作耳边风，完全不予理睬。
与此同时，美方代表的低效率引起了华盛顿的极为不满。
11月15日，再也不能容忍前方谈判代表无休无止争吵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终于下达了明确指令。李奇微被明确要求，在分界线问题上作出妥协。电报中说：
即使接受了共军的提案，不仅不和确实防护堪萨斯线这个基本纲领相抵触，而且也能防护怀俄明线（编者注：西起临津江口北岸，向东北延伸，经铁原、金化到华川湖南岸与“堪萨斯线”相接，全长约156公里，是“堪萨斯线”西部的一道屏护线。）。所以我们并不认为在这时达成协议就是意味着让步。因此，强调在前电中谈到的，将讨论其他协议事项的期限限定为一个月来进行谈判怎么样。当然不能缓和军事方面的压力，但一个月的时间在战线上不可能发生什么大的变化，当然也没有必要限制海、空作战。
至此，联军谈判代表的施压战术正式破产。
经过缜密考虑，美方在11月17日接受了以现有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建议，但加上了有效期30天的限制—“如30天停战协定未能签字，则由双方确定彼时的接触线为临时军事分界线。”11月21日，中朝对此略作修正。
22日，小组委员会就“作为在朝鲜停止敌对行为的基本条件，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地区”达成了协议：以双方现有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各由此线后退2公里以建立军事停战期间的非军事区；如果军事停战协议在本协议批准后30天之后签字，则应按将来双方实际接触线的变化修正上述军事分界线与非军事区。
板门店会场区及开城至汶山的中立区
（1951年10月25日）
停战谈判第2项议程于11月22日达成原则协议后，双方参谋人员于23日起，按照实际接触线的方位和坐标确定军事分界线，并划出非军事区的南北缘。
11月23日也成为漫长谈判中极具纪念意义的一个重要节点。美方的随行参谋巴治教授感慨道：“从7月26日至11月27日的四个月，经过65次的激烈谈判之后，终于结束了议程第2项的讨论。”
在这四个月期间，参战双方在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中血战鏖兵，均付出了沉重的伤亡代价。
出席会议的中朝方面人员有张春山、柴成文、毕季龙、梅永熙、金善宽、吴克昌和田进；对方出席的是肯尼、穆莱、白特勒、恩德伍德、C．K．TING和两名速记员。
与南日和乔埃严肃凝重的论战大相径庭，谈判人员的职级越低，越不拘形式，但争论也越具体、越尖锐了。如果说在讨论方案时要一平方公里一平方公里的计算，那么现在则要对一座山头、一条小溪在五万分之一的地图上一条曲线、一条曲线地争论了。
在这方面，吃苦耐劳的中朝参谋人员兢兢业业，全力以赴。他们凭借梅永熙、吴克昌等与联合司令部的密切联系所提供的战场情况，对变化万千的战场局势了如指掌。他们每天到会场之前都要把头一天夜晚甚至拂晓的变化情况拿到手，只要拿起铅笔就可以立刻在五万分之一的图板上画出中朝军队每一个前沿分队的准确位置。
而对手却不然。从军人素质讲，美军无疑是一流的，丝毫不逊于中朝军人，但在极端艰苦环境下的工作态度、精神却难以与中朝军人相比。可以明显看出，他们对战场情况，尤其是地面部队“拉锯”形成的变化不能随时掌握，所以谈起来就束手束脚。
比如，在讨论高望山至大德山一段的接触线时，联军正在攻击这个区域，于是在地图上，美方就坚持要把几个山头划到他们一边，这显然出自美方上级的信心—此地已是囊中之物。实际上，直到11月27日，联军也未能攻下此地。
而通讯发达的美军也拥有许多优势。日本的相关史料有如下记载：
例如因为解方代表主张占有中部战线的某高地而不肯相让，所以霍治代表就在谈判桌上拿起电话来找那个高地的指挥官通话，当着解代表的面证实确为“联合国军”占有。解代表在对“联合国军”的通信能力有些吃惊的同时，现出了“到底输了”这样的表情，但不久对身旁的参谋小声说“不用担心，今天夜里就变成我们的了”。可是听觉敏锐的中国语翻译吴上士听到了这句话并迅速地报告了霍治代表，于是加强了那个高地的守备，严阵以待。但是就在那天的夜里，那个高地变成中国军队的了。是用怎么也没料到的大部队攻下来的。
正因如此，双方简直就像不在一个频道和时段，会场上经常显得犹如时空错乱，中朝代表说接触线在这里，美方代表却说不在。
一旦争得不可开交，美方会冷笑着以诸如“我们最好坐直升机到现场去看看”的话来将中朝代表的军。中美双方都心知肚明，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正从无到有地开始建立现代工业体系，军事装备水平还处在“后小米加步枪”时代，自然没法与美方相提并论，能与联军打成均势，靠的不是现代化装备，而是灵活的地面战术与不惧牺牲的斗志。
面对美方的暗讽，中朝代表毫不示弱地反唇相讥：“不，如果你一定要去，我看我们还是骑马去看，骑马要比坐在直升机上看得更清楚。”
整整用了3天半的时间，双方才在图板上画出了一条共同认可的实际接触线。26日下午，双方把已经共同认可的点线一丝不差地从图板上改画到准备草签的地图上时，穆莱却把本已确定画在中朝方面一边的1090高地改画到他们一边。
柴成文立即制止了这种朝令夕改：“这是昨天已经达成的协议，不能改变，如果已经达成协议的还要变，那只好不签字了。”
穆莱似乎并未意识到自己的失误，而是以为中朝代表企图篡改地图，他当场就发火了，理直气壮地反驳：“实际情况如此—你能改变事实吗?”
“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我们已经达成协议，你又想改动，那协议还算不算数?”
“显然画时（之前画图）是出于误解！”穆莱的怒火甚至盖过了中朝代表，态度十分强硬。
柴成文：“不。如果你不健忘，会记得这正是你自己画的，而为我方同意的。”
穆莱气得满脸通红，大声喊道：“我已经让了4个……不……让了3个山头了。他妈的，我让步让够了，让得头痛死了!”
柴成文的语气沉着镇定，不慌不忙：“你这样不行，你应该把这种态度收回去。”
这时，坐在一旁的肯尼上校站了起来，把穆莱改画的线恢复了过来。他将穆莱拉到一边，低语了几句。怒气冲冲的穆莱冷静下来，他终于明白，是自己的失误导致了争吵。稍过片刻，穆莱坦率地向柴成文致歉说：“柴上校，我很遗憾，刚才我不该发脾气，请你原谅。”
实际接触线定下来了，剩下的是画出双方各退2公里的非军事区的南缘和北缘。可是接触线是弯弯曲曲的，在弯曲狭窄的地段不足4公里时，应该退到哪里去呢？中朝方面的制图员画了半天也画不出来，额头汗水涔涔而下，两眼盯着实际接触线上的弯曲地段无从着手。
中朝代表团翻译蒋正豪解开了这个难题。蒋正豪在大学里学的是土木工程，正是绘制地图的不二人选。这位高材生拿起圆规，寥寥数语就使制图员豁然开朗了：这很简单，以接触线上的任何一点为圆心，以2公里为半径画圆，圆周的轨迹就是南北缘。
王制图员很快就掌握了这个方法，把“各退2公里”的地图画了出来，准备供第二天草签用。
第二天双方落座后，美方代表说：“我们现在遇到了一个难题，就是从实际接触线各退2公里的非军事区的南北缘线画不出来。这是一个技术问题，是需要专家来解决的技术问题。我们已经向东京请专家去了。因此，今天讨论不成了。”
美方还未说完，中朝参谋人员在谈判桌上展开了已画好的精确划线图。
“请你们看看，是否只能这样来画？”
美方代表颇为意外，细看之下，确实也无可挑剔，当场接受了中方的材料。但合在一起草签已来不及，只能先在实际接触线的图上由张春山、肯尼草签后再提交双方代表团大会批准。直到12月10日，这张非军事区的南北区域图终于正式补签。
这是双方谈判以来达成的第一个实质性的重要协议。乔埃在回忆录中写道：
这是持续了两年之后的大谈判的转折点。我坚信正因如此美国的军事手段受到了限制，因而不能进行正常的军事谈判了。我认为这件事造成的损失可以和在朝鲜那进行了整整一年的战争代价相匹敌。
相比心有不甘的乔埃，华盛顿政府在中朝方面已做出适当让步的前提下，也随之做出了一定让步，这无疑是务实的理智之举。
实际上，在旷日持久的谈判中，战场上的攻防变化的实际接触线总是在缓慢地南移。这条军事分界线一直到朝鲜停战前夕正式签订时，曾作过3次校正。
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在会场上也得不到。在双方对等的军事谈判中，这是一条真理。
第三节雪 国列车
三年朝鲜战争，在朝鲜北部仅一千公里长的铁路运输线上，共落下了十万吨炸弹，平均每公里铁路一百吨。
对公路的轰炸，更是贯穿战争始终。
抗美援朝第一年，志愿军每100台汽车要被敌机炸毁40台。
为了对抗这种避无可避、如同天灾般的空袭，志愿军和人民军把地形利用到了极致。
水下桥：把桥修在水面之下，瞒天过海。
顶牛过江：有的铁路桥损毁严重，又是在夜里临时抢修的，颇不牢固，承重能力差。因为车厢比车头轻，所以在火车过江前，将车头调到列车尾部，用车头推着车厢过桥，桥对面早已等候着另一个车头，挂上车身就走。
片面运输：北朝鲜以单轨为主的铁路早已被炸得支离破碎，许多铁路场站不能会车。为了提高效率，志愿军索性在可以通车的夜晚像射箭一样发车—所有列车都向同一方向单方面发车，每列的间隔一般只有5分钟。这样的大迁徙效果惊人，中国军队曾在一条单轨铁路上创造了一夜开往前线47列火车的世界纪录。
合并转运：将两组以上的列车联成一组，合而为一，同时用2、3个火车头牵引这条远远超过一般列车长度的长龙。这种方法可以发挥突击抢运的最大效果。
再加上空军参战、高炮掩护、防空预警等战术的配合，就这样，到了战争的第三年，志愿军每100台汽车的损毁量降到了半台，铁路运输量则是以前的两倍以上。
志愿军铁道兵付出的代价是：牺牲1136名，负伤2881名。
铁道兵副班长史阜民使出最后的力气，将最后一根钢钉钉入了最后一节钢轨，一屁股坐到地上，准备享用今天的晚餐。
夕阳渐沉，在这条离价川车站只有几公里之遥的铁路上，史阜民和战友们已经整整抢修了一天。战士们互相开着玩笑，虽然饮食粗陋，入口也觉得甘美香甜。
史阜民抓起一个热乎乎的馒头，正要往嘴里送，巨大的呼啸声突然震得他头皮发麻。
仿佛是如血的残阳上的几个黑点，几架油挑子（F-80战斗机）裹挟着强劲的风压，呼啸而过。
天都黑了还来！史阜民和铁道兵们纷纷站了起来。
油挑子没有理睬他们，它们的目标是不远处的铁桥—几声闷响过去，两孔钢梁崩掉了。
这座铁桥连接着三条铁路，是这个路段唯一的枢纽、咽喉。此时，正是美军为了向中方谈判代表施压而大肆发动空中“绞杀战”的时期。
史阜民顿时就气饱了。随着连长一声“集合”，铁道兵们每人捡了两个馒头，往身上一塞，抄起工具就向铁桥跑去。
夕阳最后的余晖在寒雾中熄灭了。江面上碎冰漂浮，凄厉的北风一起，就引发一阵清脆撞击的绵延声浪。
铁道兵们挥动铁锹、洋镐，扛着枕木穿梭在雪风里。他们的吆喝声甚至盖过了冰浪的呼啸。
不知不觉，斗转星移，月亮升起，又偏西。
直到拂晓，枕木垛像堆积木一样高了起来，新的钢梁也在桥墩上放好了，铺好桥面就能通车。
铁道兵们就像一群不知疲惫的铁人，他们从桥下一拥而上，转移到桥面之上作业。叮当作响的敲打声，如同一首飘飞在雪国星空的夜曲。
史阜民早已记不清度过了多少个这样的夜晚。
在连接最后一根钢轨的时候，他们遇上了麻烦。
三百七十公斤重的大钢轨，竟然与被炸得扭曲变形的轨道无法吻合，铁轨接不上了。
连长当机立断，先不接这根钢轨，在中间临时安一个道岔，让清晨的那批火车通过再说—如果拖到白天，还没等火车通行，只怕敌机就先来肆虐了。
史阜民夹住螺丝，用力一拧，滑了，再拧，还是滑。
他以为是手冻得太僵，又用力搓了搓，还是插不过螺丝孔，仔细一看才发现，钢轨眼小，螺丝太粗。
按惯例，清晨的火车很快就要到达铁桥。一群战友全都急了，可大家七手八脚，翻遍了工具箱，竟然找不到一枚合适的螺丝。
这时，从价川车站传来了讯息，军用专列正在接近铁桥，而且，数量竟然有十八列之多。
史阜民打了个哆嗦，眼前仿佛浮现了一幕惨烈无比的画面：十八列火车像一连串被点燃的烽火台，冲天而起的黑色烟柱刺破云层，炽热的空气扭曲了他的视线，F-80像一队鹰隼飞速掠过……
连炸弹都炸不断的铁桥，就这样要被一根螺丝卡断了吗？
回营地去找一根能用的？不行，一趟要四十里，哪里来得及？铁道兵们焦急地议论着。
史阜民对这些议论充耳不闻，他东瞅瞅，西瞅瞅，最后，目光在手中的螺丝扳手上停住了。
螺丝扳手的把子很尖，几乎和缺少的那根螺丝钉的形状别无二致。
指导员听到史阜民的想法，深深地倒吸了一口气。
谁都明白，螺丝扳手是没有配套的螺丝帽的，插上去就会滑下来。
史阜民既然这样说，他的用意，毫无疑问就是打算用人力顶住螺丝扳手，用自己的手充当螺丝帽，来承担十八列火车的重量。
十八列火车。所有人都不说话了。
连长的嘴唇咬得发白。虽然这些铁铸的汉子就和钢铁一样顽强，但他们毕竟还是血肉之躯。
史阜民的心口狂跳不止，但他还是尽力使自己看起来镇定—至少比连长更镇定一点，让连长有些信心。他三步并作两步，跳到大桥上，在枕木垛横头上伏下身子，紧紧贴在桥面，把螺丝扳手往螺丝眼里一插，简直珠联璧合，严丝合缝，用力摇都摇不动。
他冲连长点了点头，就这样趴着不动了。
连长面色凝重地点了头。
史阜民贴在桥面上，竟然并不觉得有多冷，他甚至有一种与铁桥融为一体的错觉。不多时，不远处的人群纷纷散开了，绿色信号灯亮起，随之而来是一声悠扬的汽笛长鸣。
史阜民觉得，每一个毛孔，每一根神经都在颤抖—仿佛有一头来自远古的巨兽正向铁桥奔来，这片古老的冻土都在为之颤抖，隐隐如作雷鸣。
尽管成天都在铁轨上敲敲打打，但直到此刻，史阜民才真正体验到火车这种钢铁巨兽的威势，他还没来得及反应，第一列火车的车头已经从他头顶驶过。
巨大的冲击波使他觉得脑中“嗡”的一响，几乎晕了过去。
恍恍惚惚睁开眼，这才发现，身上的棉衣已经被扯掉了一大块，被刮破的肩头正暴露在雪风里。一节节车厢飞快地穿过这段空袭多发地带，接头的钢轨不停地剧烈起伏、震荡，从列车水管中排出的蒸汽喷涌而来，很快就将他淋得透湿。
他觉得，自己双手的虎口已经像掉落的玻璃杯一样，被震得粉碎了。
副班长，不要掉下来呀！
史阜民，顶不住就换一个人！
史阜民用力挤出一个微笑，然后扭头让大家看到—要维持这个微笑倒不是很难，反正脸已经冻僵了。
第二列火车也开了过去。
第三列。第四列。
史阜民已经数不清火车的数量，他只觉得胳膊似乎断了，手脚也已冻僵，仿佛冻在铁轨上，成了铁轨的一部分，头开始发晕，好像这座铁桥也跟着火车在飞奔起来。
恍惚中，他还听到身后的欢呼声，那些举着工具欢跳的战友们都在高兴地叫着。
贴在阴冷的桥面上，他的体温和精力都在流逝，像没拧紧的水龙头一样，随着一列列火车一点点流逝。史阜民已经神志不清了，在他模糊的残存意识中，手中的螺丝扳手就像敌人的咽喉，扼住它，什么都不管了，扼住它。
突然之间，世界变得沉寂安静了。
史阜民只觉得自己轻飘飘的，有那么几秒钟，仿佛不知身在何处。这时，他忽然看到了红色，温暖的红色。
最后一列火车驶过了铁桥，正好露出了天边的一抹朝阳。战友们也七手八脚地拥了上来。
史阜民心满意足了，他终于可以睡个好觉，值了。
在后来被解密的绝密资料中，记载了苏联政府对中朝双方矛盾分歧的一些单方面分析，虽然带有夸大、挑拨之嫌，但也从侧面反映了中朝双方存在难免的磕碰：
在战争的这段时间，金日成同以彭德怀为首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之间发生了尖锐矛盾。朝鲜人不同意中国人民志愿军放弃汉城的做法，并指责他们未对东线人民军部队提供支援。
在中国的志愿军驻扎朝鲜的这段时间里，出现了许多中国人干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政的情况。通过对朝鲜民情的考察，他们给中共中央委员会送去的报告强调民间的贫困状况，并批评朝鲜当局的政策。中国人企图拉拢朝鲜人民军的指挥官……金日成不止一次宣称朴一禹的言行俨然是毛泽东的私人代表……
关于铁路运输的管理体制，中朝高层一度产生了不少尖锐分歧。
早在第三次战役结束时，向南无限延伸的补给线就使志愿军后勤供应的短板显露了出来，甚至被机敏的李奇微抓住，用以制定了一系列联军反击战术。
与解放战争大相径庭的是，远征境外的志愿军的补给是捉襟见肘的。一来朝鲜的基础设施已几乎尽毁，无法就地补给，二来也难以从机动性强的联军手中缴获可用物资，因此只能从遥远的国内将物资和装备运往朝鲜。但朝鲜山多路遥，又时时笼罩在美军空袭的炮火之下，本就汽车数量短缺的志愿军确实难以为继了。
为了缓解公路运输的紧张，彭德怀于1950年10月通过东北局向中央提出“建立统一指挥机构”，并“派遣铁道兵到朝鲜加强修路力量”。
于是，11月6日，铁道兵团和铁路员工志愿援朝大队就进入了朝鲜的铁路。
但中朝双方对于铁路运输的管理分歧重重。
彭德怀曾向毛泽东强调：运输问题“若无速效解决办法，势必延长战争”。
关于这种分歧的原因，除了中朝双方管理机构的运作存在一定磨合困难之外，也因为朝鲜国内存在优先恢复民用和基础设施的呼声。1950年12月，金日成就对柴成文说：“前些时候关于铁路运输的军事管制问题，中国同志多次与我们的同志商谈，我们总有些人，就是不懂得没有军事上的胜利什么也谈不上的道理。”
虽然争取到了金日成的支持，但实际协作中依然困难重重。中方坚持“应首先满足军需运输”，而以外相朴宪永为代表的朝方则坚称“经济就是政治”，要求朝鲜交通省参与对铁路的管理，且反对实行军管制。
由于在具体管理之中争执不下，虽然在1951年4月，铁路运输的通车路线已发展到1321公里，但混乱的管理、统一调度的缺乏，导致了争车、争路、争时间，往往优先抢运的物资却无人卸车，急需的物资却屡遭积压，甚至造成重要路段严重堵车。
据负责铁路运输的东北军区将领张明远回忆分析，中朝关于铁路问题的分歧，其实涉及政治主权。因为相当一部分朝鲜高层认为，铁路运输是关乎国家主权的重大问题，必须由朝鲜领导。
对此，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根子不在平壤，而在莫斯科。”
在双方争执不下之时，斯大林及时表明了苏联的立场：“我驻沈阳领事列多夫斯基刚刚向我们报告了高岗同志的意见，即为正确组织部队和作战物资向前线的运输工作，朝鲜铁路必须交由在朝鲜的中国司令部管理。从领事的报告中可以看出，金首相是支持这个意见的，但朝鲜的部长们却似乎反对这个意见，他们认为这个办法将损害朝鲜的主权。假如需要我的意见和联共（布）中央的意见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必须告知您，我们完全支持高岗同志的意见。为了顺利地进行解决战争，这个办法是必须采取的。总的来说我们认为，为朝鲜本身的利益着想，中国和朝鲜之间最好能建立起更密切的国家关系。”
在争取到苏联支持后，铁路运输的管理问题得到了迅速解决。
1951年5月4日，《关于朝鲜铁路战时军事管制的协议》在北京签订，明确了双方责权，并先后成立了朝鲜铁道军事管理总局、中朝联合铁道运输司令部、前方铁道运输司令部，均由中方担任正职，朝方担任副职。自此，铁路运输在统一指挥之下，终于开始了良好稳定的运行。
第四节 淳芬姑娘与《和平战士》
1950年10月19日，志愿军政治部文工团团长雪立带着文工团第一梯队，紧随战士们之后进入了烽火连天的朝鲜战场。
在朝鲜大榆洞一座被炸毁的工房废墟上，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向彭德怀引见了雪立。
“志愿军政治部文工团长？！”正在勘查阵地的彭大将军愣了愣，炮声震耳欲聋，他重复了杜平初见雪立时话，“噢，要按照毛主席的话做好工作……要爱护志愿军文工团这块牌牌。”
朝鲜人民热忱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中间穿朝鲜服装的为彭德怀司令员。
就这样，雪立和通信员康文富同行，蜜蜂般穿行在朝鲜战场上。
极寒彻骨的清川江桥边，敌机随时轰炸，工兵连随时抢修；敌机飞走之后，工兵们跳进齐胸深的冰水里彻夜施工。在江边村落留守的朝鲜老人们只要提起这些奋不顾身的工兵，眼泪就止不住了，雪立的房东大妈拿出炕柜里最后的一点土布，她要为工兵们缝制长袜。
在朝中两军最高联合作战会议开幕式上，雪立和陆祖龙、李术等人创作的小歌剧《阿玛尼》上演了，掩蔽在高山密林之下的演出现场充满了初春的美好幻觉。
在前线，他们的足迹遍布战场的每个角落，他们的舞台就设在后方阵地、坑道、营房、医院和行军路上。
文工团员大都灵活大方，有文化，所以经常被拉去打零工，比如临时担任翻译工作、参加战俘交接工作等。在满月城的古旧城墙之下，十多个文工团员被抽调到遣俘组，一工作就是几个月。
文工团也遭遇了克拉克的“绞杀战”。雪立和政委老牛商量，要去一趟阵地，慰问那些炮火下的志愿军战士。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慰问团团员和彭德怀在一起。
在前沿阵地的地下坑道中，文工团的工作可就远不只演出了。他们发现，在潮湿阴暗的坑道里，战士们为了照明，普遍使用松亮子取光，但随之产生的烟雾对肺部伤害极大，不少战士患上了肺浸润、肺结核、关节炎。
于是，一到日落，雪立就组织战士到坑道外跳舞，出出汗，锻炼身体，然后教大家深呼吸，运用音乐发声原理，带着战士们按节奏咳嗽，吐出黑痰。
文工团员都是大学生、中学生，他们从阵地上拾回F-80战斗机扔下的橄榄形空油桶，改造成铝制反光镜，安置在坑道的每个拐角，用类似潜望镜的原理，使坑道内充满了光亮，也由此告别了松亮子和烟雾。如果敌机来袭，就将放置在坑道口的反光镜临时拆下。在文工团员的启发下，战士们把边角料用来制成简易风扇，增加坑道之内的含氧量。
漫天烽火，时光如梭，转眼就到了1952年2月。这天，文工团在开城东南八里多路的松谷里演出。雪立得知，与板门店会场区相连的松谷里是中朝中立区军事警察部队所在地，而就在半年前，震惊朝鲜的“姚庆祥遇害事件”在此处案发。
从战士们口中，乡亲们口中，雪立了解到许多生动的细节，姚庆祥的形象在他脑中清晰起来。同时，雪立还见到了故事的另一位主角，淳芬。
朴淳芬，一位年仅20的朝鲜姑娘，在案发时，这位普通的姑娘迸发出的勇敢令人惊叹。是她冒死救助了与姚庆祥同时遇袭受伤的战士王仁元，还与战士们一道抢回了烈士遗体。
淳芬并不懂政治，她也不大明白，为什么十几个国家要在自己的家乡燃起战火—她就和自己的名字一样，像一朵淳朴芬芳的金达莱花。在与砂川河堰堤依偎着的松谷里打谷场，她和其他朝鲜老乡兴高采烈地观看文工团表演的《阿玛尼》，他们坚信，这个故事里发生的感人故事并非艺术虚构，全都是真人真事。
深受感染的雪立萌生了一个念头—创作一部歌剧，让姚庆祥和淳芬的故事流传下去。
于是，雪立找到了淳芬。姚庆祥牺牲后的第二天，中国战士的驻地就搬到了事发地点松谷里，半年过后，淳芬已能跟志愿军战士用中文聊天了。讲不出的话，她就用小柴棍在地上画给雪立看。
和当时绝大多数朝鲜人一样，淳芬也经历了不堪回首的日军占领时期。在读小学时，日本老师禁止她继续使用朴淳芬这个名字，而是代之以“木村淳子”。在那段黑暗漫长的岁月，淳芬对军人和战争产生了刻骨的恐惧感。
自从志愿军来到开城，萦绕在淳芬心头的阴影开始逐渐消退了。朝鲜老乡都喜爱这些和气、亲切的大男孩，把他们看作自家孩子。
淳芬还清楚记得案发时的每个细节。
“那天，天还没有亮，我到堰堤下去抱柴火，准备烧早饭，看到南边的两个便衣队，从堤外爬上来……”提到那次挥之不去的惨案，淳芬有些颤抖。
这时候从不远的地方跑过来一个中国兵，就是王仁元，他喊着：“排长！……，”举起枪朝便衣队要开枪，姚排长回过头大叫：“中立区一定不准开枪……”另一个可恨的便衣用枪朝排长头上开了枪，他们跳出堰堤就逃了。王仁元还没跑到排长这边，就跳下堰堤去追，这下我清醒了，马上上去抱住排长上身拖下堰堤，（到了）我家屋后，一看，排长已经没有气了，脸上身上都是血。我急得哭了，怕便衣队再来，就抱了几抱柴火把姚排长盖了起来。……王仁元气得满脸煞白回来，问我：“排长呢？”我正要带他去看姚排长，便衣队又回来了，还大声喊：“只有一个中国兵，捉活的！把那个死兵拖到中立区外边来！”
王仁元想冲上堰堤去，我不知哪来的力气，拖住他朝屋后柴火堆下挖的地洞里推。自己就马上转身绕到门前坐到台阶上，假装倒鞋子里的泥土。爬上堰堤的便衣，跳下一个来问我：“那个死兵呢？”我说：“中国兵过来把他抬走了”。他望了望四周，又问我：“还有那个活的呢？”我说不知道，我是起床出来舂米的。他说：“你要说假话我们就杀了你！”我说：“是”。这个便衣就向在堤上的几个便衣说：“快走，天大亮了，当心中国兵来包围……”
告别淳芬姑娘，雪立马上开始了《和平战士》的创作。
相比《阿玛尼》，这次的歌剧创作要难得多。姚庆祥的故事太短促，而与之关联的开城谈判又是冗长枯燥、循环往复，几乎从没使到场守候的各国记者和雪立满意过。创作瓶颈卡住了他，这位才华出众的文工团长一度苦闷不堪。
这时，中朝警察部队139师415团政治处主任张绍杰闻讯而来，要向文工团的创作致谢。颇为苦恼的雪立见到热情高涨的张绍杰后，本来难免尴尬，但在张绍杰与雪立彻夜长谈，还为他专门腾出了一间写作室之后，雪立的畏难情绪一扫而空了。
“要知难而上，知难而上，知难而上……”雪立反复鼓励自己，几经修改、易稿，终于写就初稿，全团马上投入工作，谱曲、写和声、配器、设计舞蹈……
由于要参与战俘材料组工作，文工团的人手不足，雪立不得不亲自上阵，扮演中朝联络官一角。
两周的彩排之后，淳芬姑娘、张绍杰、军事警察部队的指战员们一起沉浸在这个他们曾亲身经历过的故事中。在文工团的不断修改完善之下，《和平战士》成了20世纪50年代的经典剧目之一。
1953年，志愿军政治部追认姚庆祥为一等功臣，并授予“和平战士”称号。
1954年，在姚庆祥的故乡，山东省即墨市鹤山脚下的姚家庄东南处，一座庄严典雅的庭院建筑建成了。院内苍松翠柏，花繁如织。院正中矗立着一座六棱锥形体纪念碑，正面镌刻“和平战士姚庆祥烈士纪念碑”12个大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