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途—战俘归程
1951年底，停火谈判终于进入了第二个难点议题：战俘遣返。
美方坚决要求“自愿遣返”，其目的不仅在于减少朝鲜人民军和志愿军的兵员数量，也是为了给蒋介石、李承晚的部队增加人手，更是为了在国际社会占据道德制高点。
在日益临近的国内大选压力之下，杜鲁门政府此时的要务就是寻求“光荣停战”。于是，美军彻底穿上了全金属外壳（FullMetalJacket），不但不做出任何妥协与让步，甚至加大了空袭力度，通过武力不断向中朝施压。
第一节 香烟熏出的方案
他们抓住我们的各种失误所进行的宣传，对他们是大有好处的，尤其在亚洲人之中进行这种宣传，他们所获得的好处就更大。我想，时至今日，我们的文武官员们总该有了前车之鉴，总该在思想上有所准备了。
—马修·B．李奇微
1951年底，在谈判桌上，各项议题都在被同时讨论着。
由于修复机场等问题悬而未决，为了不拖延谈判进度，代表们干脆转而讨论其他议案，板门店谈判提前进入了第4项议程—“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
民众都急切盼望这个环节的到来，尤其是被俘、失踪战士的家属们。人们知道，战俘问题是最容易解决的，停火之后交换战俘，这本就是国际战争惯例；而根据《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简称《日内瓦公约》）明文规定，“战争结束战俘应该毫不迟延地释放并遣返”，“在任何情况下，战俘不得放弃本公约所赋予彼等权利之一部或全部”。
天不遂人愿，出人意料的是，“简单的”战俘交接问题成了谈判最后的绊脚石，竟使谈判又被拖延了一年之久。
1949年在《日内瓦公约》上的签字的国家有61个，以后又有一些国家陆续加入。战火未熄的新中国连联合国席位都未获得，因此在当时还不是签字国，直至1952年7月13日，新中国政府才正式宣布承认这一公约。
释放战争战俘也是一个人道主义问题：士兵被俘后，交战双方的亲人都希望与家人重逢，而战俘们的心情更是不言自明。在中朝代表收容之下的“美英战俘拥护和平委员会中央委员会”、“第12战俘营和平委员会”曾于1951年12月发表《告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书》：
我们希望回家，对我们当中许多人来说，这是我们在朝鲜当战俘以后的第2个圣诞节，虽然中国人民志愿军待我们好极了，让我们吃得很好，并且非常和善地照顾我们，但是我们非常想念我们的家乡。
我们希望回家的理由简单得很，我们希望看到我们的妻子、儿女和我们的父母。
1951年参加有关战俘问题谈判的美方人员。
在美方收容之下的朝、中战俘要求回家的愿望更加强烈，他们不仅用文字、语言表达他们的迫切愿望，而且用生命和鲜血记载了他们的恳求。
鉴于第3项议程已基本谈妥，这时，美方建议另开一个小组会，平行讨论战俘问题。早在1951年11月20日的“小别墅”会议之后，中朝已开始详细部署战俘问题了。中朝代表收容的联军战俘名单比较容易列出，而志愿军和人民军被俘人员的名单则难以列出—因为有的部队正在前线战斗，被俘人员一时难以准确统计。即使如此，中朝代表仍然认为第3项、第4项议程同时讨论总是加快谈判进程的好事，所以欣然同意了。
讨论战俘问题的小组会开始工作了。1951年12月11日，中朝代表出席的是李相朝和柴成文，美方出席的是海军少将李比和陆军上校希克曼。
会议一开始，李相朝就提出了停战以后迅速遣返全部战俘的原则。美方的立场则截然相反，他们拒绝对此表明态度，坚持必须首先交换战俘名单，然后再谈如何遣返。
中方做了让步。
在12月12日的第二次会议上，中朝代表提出5点建议：
一、确定双方释放现在收容的全部战俘的原则。
二、商定在停战协议签字后最短可能的期间内，双方分批释放及遣送完毕其所收容的全部战俘，并确定重伤、病战俘应先在第一批内释放及遣送的原则。
三、建议双方交接战俘的地点，定在开城板门店。
四、建议在停战委员会下，双方各派同等数目人员组成遣俘委员会，遵照上述协议负责处理战俘的交接事宜。
五、上述各项一经双方同意确定后，即行交换双方现有全部战俘名单。
这五项建议显示了中朝足够的诚意，如果对方也有诚意尽快达成协议，那么双方就可一拍即合。可美方仍然避免在遣返战俘的原则问题上作出反应，反而节外生枝提出两个要求：一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派人到双方战俘营访问；二是首先交换战俘名单。美方声称，如果中朝不接受这两个先决条件，则他们必将拒绝第4项议程的谈判。
对于这样的无理要求，中朝代表自然无法接受。“战俘资料有必要交换，但是战俘释放原则必须先行确定，否则交换战俘名单又有什么必要呢？”
美方代表李比的语气充满调侃意味：“你方要我们盲目贸然前进，就像叫一个人从一个骗子手里买片地。这个人事先并没有亲自看到地，便付了钱，但在拿到地契后，却发现上了当，原来那片地是在离海岸一英里外、30英尺深的水面之下。
“贵官没有准备肥皂和热水就催促‘快点洗澡吧’”，李比这样讽刺道。
李相朝则反唇相讥：“肥皂和热水都准备好了，贵官却不进到澡盆里去。问题是尽快地释放战俘，所以还是不拘泥于交换名簿为好。”
这一次，双方没有谈妥。
12月21日，李奇微致信金日成、彭德怀，再次谈到红十字会访问战俘营问题：
从朝鲜冲突的早期以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曾几次请求你们以及你们政府当局许可他们的代表进入北朝鲜，单单去视察战俘营，以便给你们现在羁留的“联合国军”战俘和大韩民国战俘以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援助。此外，“联合国军”停战代表团已一再向你方代表团提出建议，要求给予同样的许可，并且指出，“联合国军”司令部从这场战争一开始时就允许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它所拥有的战俘有这种特权。迄今为止，这一切请求和建议都被拒绝。
现在我代表有关的成千上万的士兵，并以被你们所俘的每一个人的家庭的名义，我再亲自请求你们重新考虑这种行动。我丝毫看不出你们有任何正当的理由不允许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执行这种基本的人道主义的工作—在以前的战争中各国都肯定允许该委员会进行的工作。
我一心只想到这些人的福利和他们的家庭的哀痛。我诚恳要求你们，请求立即许可持有适当证件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入境—他们现在已准备好随时给你们以援助。
金、彭12月24日复信说：
为了双方战俘和他们家属的利益，我们认为，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迅速解决谈判中的各项问题，使之早日达成停战协议，以便使停留在双方战俘营中的全部被俘人员得以在协定签字生效后，迅速回到他们的家乡去，和他们久别而思念的亲人们团聚，恢复他们的和平生活。现在停战谈判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业已接近解决，只是因为你方一再节外生枝地坚持无理的要求来拖延谈判，以致停战协议尚未达成，双方战俘无从获释，双方万千被俘人员家属的长期悬望的痛苦也因此继续下去。
我方对于战俘，无论是在饮食、被服、居所或娱乐方面都本着宽待战俘的精神和政策，绐予他们以完全合乎人道的待遇。伤、病战俘都能够从为他们安排的医疗设备和医务人员那里得到有效的治疗。我方所提出的关于战俘的精确名单，充分反映了我方对战俘的人道的注意和关切。因此，我们认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战俘营的访问是不必要的。
但是，为了双方遣俘工作进行便利起见，我们建议，在停战协定签字生效之后，立即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红十字会的代表，会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组成联合访问团，分组出发，到双方战俘营去进行就地访问，并准备在双方战俘交接的集中地点，协助遣俘工作。你如同意，请将我们这个建议转达给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事后证明，提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到战俘营访问，并不是美方的真意。在这个问题上，当时中朝代表确有困难。因为美军利用空中优势日夜轰炸，不仅为红十字会来中朝战俘营访问时的供应服务、交通保障造成极大不便，而且也难以确保不发生意外，如果红十字会人员在中朝代表控制区受到伤亡，再去争论是谁的责任，为时已晚。所以中朝代表坚持认为，必须慎重从事，这才是负责的态度。
美方也明白这一点，所以红十字会入营并非谈判重点，美方谈判代表反复强调的，始终是“先交换名单”，试图用这份名单引出人权问题，将使中朝陷入全面被动。
因此，不难理解美方看到中朝反而先拿出名单时的那种惊讶之情了。
12月18日上午，一直抵制交换名单的中朝代表突如其来地提出，同意交换战俘材料，而且要求立即进行，当天下午就交换。一直以名单进行要挟的美方代表李比大感意外，沉默良久。
当天下午，双方就交换了战俘名单。
双方代表都大吃一惊。
美方看到，一直不愿先行交换名单的中朝方面竟然拿出了一份详尽无比的名单，包括韩国战俘以及美、英、法、土、菲、加、澳、荷、比、希、哥、南非、日本的联军战俘，且都以朝鲜文字、英文分门别类编列，所有战俘的姓名之后还详细标注了部队番号、原属单位、军阶、军号、年龄等信息。原来中朝代表团早就做足了功夫。
联军战俘。
中朝提供的这份名单如同一块巨石，迅速在全世界荡起了巨大的涟漪。
联军其他参战国一片欢腾，悬在各国政府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被解下了。英军在战场失踪的近1000个名字，在名单上出现了919人，法国政府宣布失踪的10人全部赫然在列，加、澳、南非、土、哥等国更对名单毫无异议，民众欢腾，政府也大大松了一口气，抹去了额头的汗水。
更大的惊奇还在后面。
在名单中，赫然出现了少将迪安的名字，美方媒体一时哗动。
早在1950年7月20日，在大田战场遭遇溃败的美军第24师损兵折将，其师长威廉·迪安少将已被作为战争初期阵亡的少数高级将领之一，被列入战死名单了。
当时志愿军代表团新闻处的方迪槐和崔彬在回忆文章中记载了这一事件：
在谈判初期，我方记者刚到谈判会场时，对方记者大部分对新中国怀有敌意，很不友好，双方互不理睬。阿兰·魏宁顿和贝却敌在沈建图（新闻处处长）的授意下，向美方记者透露一些新闻；事后证明，这些新闻都是准确无误的。于是，西方记者便很快围着阿兰和贝却敌转，使他俩打开了工作局面。美军第24步兵师师长威廉·迪安少将在1950年7月大田战役中被朝鲜人民军俘获，事后美国人曾多方猜测，不少人认为迪安早已被我处死。在1951年12月18日，朝中方面与美方在板门店首次交换战俘的名单资料。在双方谈判代表步入谈判帐篷之际，阿兰把美联社记者叫到一边，对他说：“现在我有一条轰动性新闻的线索提供给你：在朝中方面今天交给美方的战俘名单上第一名就是迪安。”
美联社记者听后喜形于色，激动地说：“非常感谢你！请稍等一下。”他立即在现场打字，把一篇只有一句话的新闻发给美联社总社—
迪安还活着！
接着，他分段发稿，讲述阿兰随之讲给他的详情。在他发完稿时，双方谈判代表才从帐篷中走出来。这时，美联社已把这一新闻向全世界播发。美联社出尽了风头。过了几天，阿兰把美军《星条旗》记者拉到一边，把摄影记者钱嗣杰拍的一组迪安照片交给他。这样，迪安下棋、用筷子吃饭、打太极拳、做体操、在林中散步等活动照片迅速地登在美国许多家报纸上，包括美国军方的报纸。
美方无法想象的是，以惊人效率完成这份名单的，并非中方的情报人员，而是从文工团中抽调的年轻演员们。
在政治部主任杜平的指示下，正在紧张排练新节目的文工团抽调了20多名人员临时组成战俘材料组，配合停战谈判，首先要突击完成中朝方面被俘人员名单的整理，然后在对方交来他们统计的中朝方面被俘人员名册后与之核对。
志愿军文工团早已多次顶替后勤、护理、文书、干事工作，这次同样是二话没说，从话剧队、舞蹈队、乐队、舞美队中抽调人手，每天1批，每批10余人，轮流去遣俘处打临工。文工团的年轻人文化程度高，外语底子也好，没有办公桌椅，就跪在炕上抄写材料，一干就是一通宵。
文工团以惊人的效率完成了名单，当天，李克农就向毛泽东提前亮出了这张谈判的王牌。
于是，胸有成竹的毛泽东安排周恩来起草电文，向李克农授以当天及随后的一系列组合拳：“同意你们在十七日下午会议中答应对方先行交换俘虏材料，并就材料的编制交换意见，以便十八日正式交换全部材料……材料交出后，敌人必有一番反宣传，我们应准备还击，并将外俘伪俘名单广播发表。”
不仅美方大吃一惊，中方也被美方的名单震惊了。一直坚持交换名单的美方，拿出的却是一份临时拼凑、难以看懂的名单，只有音译的英文名字，不但没有朝文姓名，连诸如番号、职务等信息都是空白，根本无法核实查对。
不仅如此，在中方战俘材料组的认真核对之后，发现，美方的名单比其声称的战俘总数少了1456名。
中朝代表和参谋人员又对这些漏洞进行了核查，结果确定无疑，遂向对方提出了3方面的质询。
一、中朝代表提交的战俘资料中，按照战俘的国籍使用他们所各自通用的文字详细地列出他们的军号、级别、部队番号和战俘营的所在地点，但对方所提交的名单中，却除了英文拼写的姓名以外，根本没有列出任何必需的识别材料，中朝方面要求对方尽快提出完整的战俘材料。
二、对方12月18日提交中朝代表的战俘名单中，实际列出的姓名较对方所称战俘总数缺少1456名，既然对方说他们确在其战俘营中，中朝方面要求对方迅速交出这1456名战俘的名单。
三、对方经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转交中朝代表的战俘名单中，再次经过检查后，有44205人未列入12月18日所提交中朝方面的名单之内。这些人到哪里去了？中朝代表要求对方作出充分与满意的解释。
中朝代表还建议，在双方就名单问题进行核查的同时，立即肯定双方在停战后迅速释放并遣返全体战俘的原则。
但美方继续拖延遣俘原则的解决，而在名单问题上，中朝代表一再催促又使美方十分尴尬。
直到1952年1月28日，即双方交换材料以后的41天，对方才将13万多名战俘的姓名、级别、部别等材料补交给中朝代表团，但关于44205人的材料仍未作任何交代。
关于44205人的问题，李比少将先说红十字国际委员交的材料是“不及时的材料”，言下之意是不能算数；又说“有37000人是南朝鲜居民”，已经释放了；其后又声称这些人“仍然在战俘营中”；甚至推诿说“油印机出了毛病”。李比的言论几经反复：
—1951年12月31日，关于44205人的材料，1月2日可以交给你们。
—1952年1月3日，关于44205人的问题请你放心，不必为此而失眠。一准备好，便立即交给你们。
—1952年1月12日，在我们未成协议前，这些材料对你们是不需要的。
—1952年1月18日，李比干脆推翻了以前的全部说法：“44205人的材料，不包括在美方现在收容的全部战俘材料之中。”
事实上，美方之所以出现了“4.4万人”的奇怪问题，并在这个问题上遮遮掩掩、反复无常，纯属策划失误，纯属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联合国军”犯了一个大错误，它在这以前曾多交出过4.4万的名单。这些人的名单是原先递交给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的，其中大多数属于原南朝鲜的居民为共产党作战而被俘的。对这些人，“联合国军”已进行过甄别并重新做了分类。
这就是说，这4.4万人已经被部分释放、部分改编，并且已经定性汇报了，美方已经永远交不出这4.4万人。
因此，陷入全面被动的美方只得反唇相讥，说中朝方面也额外扣留了联军战俘，且人数更多，有5万之众。而联军举证的依据，则是北朝鲜的战时宣传广播—激昂的播音节目中曾提到，人民军和志愿军在南进的征程中俘获了美国和南朝鲜6.5万人。
美方对12月18日中朝代表交给他们的名单也作了分析，并且也向中朝代表提出了质询。美方的质询主要包括两点：一是根据中朝代表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提交的名单和中朝报刊、广播公布过的对照，要求中朝代表对1058名非朝鲜籍战俘作出交代；二是认为中朝代表战俘的“大韩民国的士兵”同李承晚的“官方档案内列为在战争中失踪的”数字相比“不能令人置信”，要求给予“完全适当而且满意的解释”。
关于非朝鲜籍的1058人的问题，经过查对，中朝代表于12月26日告之美方，其中的726人或在由前线送往战俘营的途中由于对方飞机或炮火轰炸而死亡，或在战俘营中因疾病而死亡，或已被在战场释放，或在转运途中逃亡。中朝代表对这726人每个人的具体情况都有说明。另有332人，中朝代表告对方正在继续清查，为便利清查，希望对方提出名单的来源。
中朝代表在对非朝鲜籍战俘问题作了上述说明后指出：“至于以李承晚当局所发表的南朝鲜军失踪数字为依据，来衡量我方所收容的南朝鲜战俘的数字的大小，这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因为不论在任何战争中，失踪数字与被俘数字之间都没有固定的关系。”
情况的复杂性远不止于此。实际上，南朝鲜战俘的问题可谓错综复杂：在朝鲜战争之初，南北方之间的战争属于内战，基本不存在战后交换遣返战俘的问题，因为，很多被俘军人都已加入了对方军队，已不再是战俘了。
在这一轮谈判斗争中，美军的粗疏导致了美国的全面被动。
与此同时，美国国内的反战媒体也爆发了对美国政府潮水般的批评。
12月26日，美国《国民前卫周刊》揭露美国政府所发表的“失踪”数字的虚妄。该刊说：
要知道其余大多数失踪的美国士兵到底是在什么地方，这个线索不应该从“暴行”方面去找，而应该从过去一年中所发生的朝鲜战争的悲惨过程中去找。
国防部1950年12月7日报告说，在作战中失踪的人数为5062人，但是这个数字中，并没有包括在上星期的星期日所遭到的许多伤亡人数。在1951年2月7日当“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被击退到三八线时“失踪”数字增加到9433人。事实上在这次退却中，整连的军队差不多全部被歼，在战斗中死亡的人被遗弃在某些地区，这些地区“联合国军”后来始终没有夺回来过。
此前1951年12月19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也对美国发表的“失踪”数字表示怀疑，并举以下事实加以说明：“当美军第2师的1个营在1950年11月末被围歼时，估计损失为800人以上。这批人员的最大部分被列为‘战斗中失踪’，但事实上，在中共军对这被围的一营人做5次连续的进攻时，若干官员相信，或许这一营的一半人员已经死亡”，“联军司令部有点处于进退维谷之境。根据制度，联军曾被迫把人员列在战斗中失踪，但是联军私下知道这些人员中大部分可能已经死掉了”。
在这一阶段，美军的蹩脚表演还不止于此。
12月31日，中朝代表在板门店将美、英等国战俘写给亲属的980封信件交给对方；在此之前的圣诞节前夕，也已将战俘们的803封家信交给了对方。
一贯重视宣传攻势的美方马上做出回应，他们迅速寄来了中朝战俘的信件。但是，中朝代表收到的，只是43封志愿军被俘人员的奇怪家信。这批“信件”都是用印好的32开卡片纸写的，卡片正面设有供发信人填写姓名、籍贯、战俘编号、发信地点及收信人的姓名、住址和国籍等栏目，卡片背面是供写信的空白。代表团将这些信件交给信使，准备专程送回国内投邮，信使无意中看了这批所谓的信件，气得将信件往地上一扔，说：“这哪里是什么家信，都是统一填写的表格，而且是别人代填的，哪里值得专程去送？”
这引起了战俘材料组那些年轻人的注意—中国人是不过圣诞节的，但43张卡片中就有39张的全部内容就是“庆祝圣诞，我很好”7个字；有一张卡片的背面连1个字也没有；43张卡片竟仅由4种铅笔字迹写就。很明显，这批信件是4位代笔者的“杰作”，而且其中有3张卡片发信人的名字是先用英语拼音后再译成汉字的。
那么，是“贴心的”美方为某些文化程度不高又思乡心切的中朝战俘捉刀代笔，以致发生这些“温馨的错误”吗？
战俘材料组将43封信的署名与12月18日对方交来的名单进行对照，发现有8人在对方的名单中根本找不到，有5个战俘编号相同，但姓名不符。而收信人和收信地址更怀着浓浓的敌意，有一张的邮寄地址是“北京极权街”，有些收信人姓名则是“赵老头”、“张老三”、“李老五”，而且还出现了一个“潘金莲”。看来，这4位卡片的作者中或许有一位真的读过中国的古典小说。
为了扭转劣势，美方转而提出了“一对一交换”原则。
1952年1月2日，美方提出，在战俘交换过程中，如果一方交换完了，战俘名额不够时，就用“平民”顶替；再不够，就让这些无人交换的战俘宣誓“我以后不再参加战争了”，然后假释，让他们在对方的严密控制之下愿到哪去就到哪去。
众所周知，凭借先进的机动化战术，美方所俘获的中朝军人数量要远远多于对方，提出“一对一遣返”无异于告诉中朝，美国“不想遣返”。
这就是美方坚持的所谓“自愿遣返”。
“自愿遣返”是导致朝鲜停战谈判盘根错节、难以协调的重要原因之一。关于这一原则的提出，其实有较为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考虑。
1929年，《日内瓦公约》已明文规定，参战方必须交换所有战俘，强制遣返战俘回国。“全部遣返”已是国际惯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多达数百万的德国、日本战俘被长期羁押在苏联本土，作为劳动力，参与了苏联的重建、西伯利亚的开发等浩大工程。正是为了杜绝此类事件发生，1949年的《日内瓦公约》新增了相关条目—“在敌对行为终结之际解放和遣返战俘”，这也成为公认的国际基本准则，如果不遵循《日内瓦公约》，无异于将自己置于国际公敌之地。
当晚，在中朝代表团的内部讨论会上，李克农神情冷峻，向成员们下达指令：“明天的发言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不是口口声声谈什么‘人道主义’吗？而他们的提案却打了自己的嘴巴，要向他们指出：战俘的释放与遣送不是人口买卖。”
在一旁凝思的乔冠华又传授了几句润色的技巧：“20世纪的今天，不是野蛮的奴隶制时代。但是你们的提案却正把战俘的释放与遣返，放到了这种野蛮可耻的基础之上。你方的提案，不能不令人怀疑你方是否有诚意获致双方战俘的释放与遣返。”
翌日的谈判会上，中朝代表断然拒绝了美方的方案，李相朝拍案而起：“你们应该知道战俘的释放与遣送不是人口买卖，全世界人民将诅咒你方的这一提案，你方自己的被俘人员和他们的亲属也将诅咒你方的提案，因为你方的这一提案将阻塞释放与遣返全体战俘的可能，将阻塞迅速达成停战协议的前途。”
中朝代表说：“一对一”交换就是人口买卖。
对于这点，美方确实难以辩解，遂提出将“一对一”改为“同等数目的交换”。
中朝代表指出：“自愿遣返”是戕害战俘的真正的自由意志，是干预战俘们的政治信仰，并且直接违反了《日内瓦公约》的规定。
对方再次做出让步，愿把“自愿遣返”改为“不得强迫遣返”。
中朝代表说：严格按照《日内瓦公约》办事是所有签字国必须遵守的义务，怎能诬之为“强迫遣返”。
“释放全部战俘就等于增加你方的军事力量！”
“这说明你们真正关心的并不是战俘的人权与幸福，而是战斗人员与武力。你方提出的‘一对一交换’、‘将战俘假释而不予遣返’，统统与《日内瓦公约》相抵触，这是为什么？”
“总不能强迫别人服毒吧。”
“难道《日内瓦公约》赋予战俘的权利被你方视为毒药？你方所谓‘一对一交换’与‘自愿遣返’，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企图扣留我方被俘人员。”
“我必须承认，关于动物学的比喻，我不太了解。”颇为固执的李比说，“我要在每一点钟的正点时，都读一遍我们的方案，直到深入到你们的头脑中！”
“你们现在坚持要采取‘自愿遣返’，假如当年林肯在解放黑奴时，有人要提‘自愿解放’，那岂不是反对林肯？”
辩来辩去，美方就是不肯承诺全部遣返中朝代表被俘人员。
小组委员会开了50多次，没有任何进展，完全成了文字游戏，对峙的程度越来越僵。
东西方冷战思维是造成战俘问题分歧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20世纪5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和东方社会主义之间的隔阂是无法弥合的。“美国利用战俘问题进行反共宣传，向世界表明共产党国家的公民有许多对被遣返重回共产党统治下要进行无力反抗。美国这样做，是出于对共产党人一切事物的憎恨，也可说这具有道德眼光，但这样办却为美国带来极为沉重的包袱。”
美方的第一任首席谈判代表乔埃也在后来说，“美国主张自愿遣返战俘，使我们付出了多打一年仗的代价。”
在这一年多期间，“联合国军”在战斗中的死伤数，远比不愿遣返的战俘要多得多。因此，才会有大量美国国内媒体激烈抨击杜鲁门政府，“难道美国人应该为以前敌人的自由选择而牺牲？”
美军不惜违背《日内瓦公约》，执意坚持自愿遣返，其中自有深意。
第一，美方认为，在他们所俘获的北朝鲜军人中，有大量被北朝鲜军征用的民夫、被强征入伍者、由南朝鲜军队投降并加入北朝鲜军队者。鉴于李承晚政府对美国所施加的持续压力，以及冷战期间的意识形态宣传需要，美方始终认为不能遣返这一类战俘。
第二，是国民党政权因素的影响。
在中国志愿军队伍中，有一部分官兵是解放战争期间投诚的国民党军人。因此，在战俘中，原国民党军队人员的数量不在少数。
早在1951年7月上旬，开城谈判还在筹备时，陆军心理战处长麦克库洛亚准将就曾向陆军参谋长柯林斯进言：
原来是国民党军官兵的中国战俘，假如被强制遣返回去，恐怕会被问投降罪而被处以重刑，根据情况可能有被处死的……所以，如果让他们选择回哪里去的话，我认为大部分人会选择台湾。虽然在法律上有若干的疑问，但因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所以我想回到台湾去也没有什么不合适的。
这样做就不会重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同意强制遣返苏联战俘的错误（美方认为，二战之后，有大批归国的苏联战俘遭受了斯大林政府的不公正待遇）……假如第一线的中国官兵相信即使投降的话也没有被强制送回大陆的危险，我想将会出现更多的投降者，因为对将来展开心理战会极为有利。
麦克库洛亚的进言可谓道破天机。
这个意见，也就是“战俘送回哪里应按其意愿来决定”这种任意遣返（也称为自愿遣返）的原则，开始变成了华盛顿首脑之间的问题。这虽是从人道的观点出发想出来的，但从心理战参谋这样的任务上，是作为心理战手段来考虑的。
虽然麦克库洛亚以退为进，构思出一个心理战的重要战术，但他显然与本国政府的一贯立场背道而驰了—当时的美国政府并未承认新中国，而是视大陆和台湾为两个国家。看来，只要符合美国的需要，台湾可以时而是一个国家，与大陆分庭抗礼；时而还可以是一个省，“没有什么不合适的”。
事实上，从萌生“自愿遣返”这一战略原则，到几经取舍，最终确定，美方也经过了反复考量。
对麦克库洛亚的进言，美军高层纷纷表示支持。
作战部长詹金斯少将“被这个提议吸引住了”。
柯林斯陆军参谋长也认为“有进行考虑的价值”，并且“把问题之点让法务处进行研究之后，得到了任意遣返不抵触公约的原则，是可能采用的”。
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并不认可。经过严谨探讨，参谋长联席会议认定“自愿遣返”违背了《日内瓦公约》，觉得此方案并不可行。
这时，李奇微并未与参谋长联席会议站到一起。在被征求意见时，他说：“在这个时候采用任意遣返的原则，有在将来的战争中对美国带来不利的危险……共方将会利用这种违反《日内瓦公约》的事情加强其宣传，因此恐怕会给亚洲的非共产主义国家带来很多不好的影响。但是虽有这些不利，这个想法确实是有长处的。”
根据詹金斯判断，“若是（把‘自愿遣返’的方案）提到联合国去，变成逐兔者一兔不得，不易得到解决的可能性很大”，因此，在1951年8月15日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上，把“自愿遣返作为心理战”这一方略得到了高度好评。
可是，9月17日，新上任的国防部长、法律专家洛威特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显然并不愿意明目张胆地违背《日内瓦公约》。他指出“共方不接受同数交换而坚持全体对全体的交换，这大体上是没有错的。战俘问题的主要之点既然在于让其全部而且迅速地归还‘联合国军’的战俘，我认为坚持任意交换这个问题需要重新考虑”。
虽然美军高层愈发觉得自愿遣返难以实施，但始终不愿舍弃这一“心理战法宝”。
美军和美国政府曾一度被迫放弃自愿遣返。在1951年10月9日和12日，参谋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先后无奈放弃自愿遣返的构想，李奇微和心理战处都将自愿遣返从作战计划中取消，并将其改为“今后要更加改善对战俘的待遇，保障其生命的安全，以此来号召敌人官兵投降”。
但是，随着议程第2项的军事分界线问题在1951年11月27日之前已初步达成共识，战俘遣返问题突然变得火烧眉毛了。
自主性极强的李奇微拟定了谈判计划，其中包含了极为重要的一条原则：
在无论如何也进行不下去的情况下，即使需要把比如说战争犯罪嫌疑者和不愿意回去的人等交给敌人，也不得不同意全体交换。
为此，政府高官和军队高层爆发了激烈争论。高官们顾及联军战俘的安全，以及社会舆论，倾向于同意全体遣返；军官们则从战略角度出发，坚决主张自愿遣返。
最终，军政双方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但这并不妨碍联军代表在谈判桌上来一次大胆的试探。
联合参谋总部于12月4日指令，以11月28日的李奇微提案为基础进行谈判。
这个任意遣返的问题，虽然是大家都一致希望的，但考虑到中朝方面的反应和报复措施，考虑舆论界能否接受，这确实根本办不到的。据说在当时的华盛顿和“联合国军”的首脑中，持有“假如干的话也许能够干成”这种虚幻希望的连一个也没有。
就是说，联合国方面的代表在讨论战俘问题时，不应当带有“为了任意遣返，要首先提出同数交换来试试，要是不行也没办法”这样含糊不清的顽固的主张来参加谈判。如果没有别的问题，战俘问题应当尽快解决，要是像预想的那样演变下去的话，战争应当在一年之前就结束了。但是谈判向完全没想到的方向发展下去了。事出意外，它变成了一个怎么也不能驾驭的怪物。
事实上，最终使联军坚定信心，并大胆提出自愿遣返提案的原因，是在对北朝鲜军队做了深入研究之后，发现对方实际上曾实施过一次自愿遣返。
所以，才有了李比在1952年1月2日会议上的发言：
这是贵军曾构想并实施过的遣返方式，这就是战俘在释放的同时是回自己的军队还是加入敌方的军队，交由战俘自己决定。联合国方面认为这个任意回国的原则不用说用于军人，就是用于平民战俘也是人道主义的方式。
李比所指的，是在战争爆发初期的釜山战役时期，北朝鲜军方由于人员一度紧缺，为了适当减轻看管战俘的压力，曾“让战俘选择是参加北朝鲜军，还是在战线上被释放”。
一旦美国军方高层确定了这个事件，策划已久却苦于无法实施的“自愿遣返”方案，马上就被作为“北朝鲜军已经实施过的前例”，在板门店被公开放到了谈判桌上。
而且，舆论方面是基于人道主义的任意遣返的。尽管知道任意遣返在法律上的根据很薄弱，但是经常喜欢感情用事的舆论界以“符合实际情况的方式”，“最好的方法”等论点对任意遣返进行了声援。
可是从北朝鲜方面来看，这种任意遣返的方式在洛东江时虽是极为合适的，但在板门店却显得不合时宜了。
这个时候，另一个谈判帐篷里也出现了僵局，讨论第3项议程的小组委员会在“限修机场”和“中立国提名”问题上僵住了。但不论如何，第4项议程总得加速进行，以使僵局得以打破。
根据日本的相关研究史料公布，华盛顿曾在1月15日对李奇微发去训令，表示：“要是怎么也不行，也可以同意全体交换。但是，这是最后的手段。……另外，贵官可在适当的时期要求举行正式谈判，向敌方提出下列的交易提案：‘联合国军’在飞机场问题上进行让步，作为回报中朝方面同意遣返。”(https://www.daowen.com)
这也意味着，“自愿遣返”被作为“限修机场”的交易筹码，被联军代表正式确立了下来。
于是，参加第4项议程谈判的中方参谋人员提出了一个“扫清外围、孤立重点、迫使对方在遣俘原则上让步”的方案。
这个方案是为了解除对方“释放战俘等于增加军事力量”的借口，提出“被遣战俘作出不再参加战争行动”的保证；为打破对方利用“拘留平民”扣留战俘的企图，提出“停战后协助流离失所平民返回家园”的全面措施；还对重伤病俘的优先遣返问题、死亡战俘的材料交换问题、红十字会组织访问战俘营和协助遣返战俘问题、战俘遣返委员会和协助失所平民回乡委员会的组织与职司等问题，都作了合乎情理的规定。总之，不仅吸收了对方方案中的所有合理因素，而且解决了讨论中遇到的几乎所有的问题。
这个方案经中国代表团讨论后上报，很快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
2月3日，双方的小组委员会已经开到了第55次。会上，李相朝将军提出了这个方案，它的全文是：
（一）双方同意在军事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后，立即释放并遣返各自所收容的全部战争战俘。
（二）双方同意保证其全部被俘人员，在被遣返后应恢复和平生活，不再参加战争行动。
（三）双方同意优先遣返重伤重病战俘，双方在遣返此类战俘时，应在可能范围内同时遣返被俘的医务人员与之随行，以便照顾。
（四）双方同意应在军事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后的两个月的期间内，分批遣返双方所收容的除第三条优先遣返者以外的一切战俘。
（五）双方同意以非军事区内的板门店为双方交接战俘的地点。
（六）双方同意在军事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后，即各派校级军官三人成立战俘遣返委员会，在军事停战委员会的督导之下，负责具体计划并监督双方实施本军事停战协定中有关战俘遣返的一切规定。该委员会如对其有关任务的任何事项不能达成协议，应即提交军事停战委员会决定之。战俘遣返委员会的会址设在军事停战委员会总部所在地附近。
（七）双方同意在军事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后，立即分别邀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代表，组成联合访问团，到双方战俘营进行就地访问，并在双方交接战俘地点，协助遣返工作。
（八）双方同意在可能范围内，应尽速并至迟在本军事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的10天以内，将所有的被俘期间死亡的战俘姓名、国籍、级别及其他有关材料提交对方。
（九）双方同意在军事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后，应协助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的平民返回家乡，恢复和平生活。
甲、“联合国军”应准许并协助原住于现有军事分界线以北而在军事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前、流落于现有军事分界线以南的平民返回其家乡，朝鲜人民军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应准许并协助原住于现有军事分界线以南而在军事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前、流落于现有军事分界线以北的平民返回其家乡。
乙、双方最高司令官负责将上述协议之内容，在其所控制的地区内广为发布，并责成其有关民政机关，对所有上述愿意返乡的平民予以必要的指导与协助。
丙、双方在军事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后，即各派校级军官二人，成立协助失所平民返乡委员会，在军事停战委员会督导之下，负责办理协助上述返乡平民通过非军事区及其他有关事宜。该委员会如对其有关任务的任何事项不能达成协议时，应即提交军事停战委员会决定之。协助失所平民返乡委员会的会址设在军事停战委员会总部所在地附近。
这个方案面面俱到，封住了对方可能找到的一切借口，给谈判达成协议注入了新的希望。不少西方媒体发表评论，都说“这是一个不能久拖而又能打破僵局的好方案”。
在中朝代表宣布方案的谈判会后，美方代表李比也如释重负，他熄灭了最后一根香烟，向记者们宣布：“终于用香烟熏出了一个方案。”
第二天，美方正式建议谈判转入参谋会议—他们要认真谈一谈这个问题了。
就这样，在双方均作出一定让步后，除了具体交换方式之外，战俘交换问题终于形成了初步共识。
乔埃在给华盛顿的总结报告中说：
说起来中朝军战俘的大部分，并不是在我们约好不予强制遣返之后投降的，而是因绝粮和缺乏弹药，或者是装备太坏从而丧失了战斗意志而投降的。……所以即使是实现了任意遣返，也不能设想在心理战方面会有什么实际的效果。
现在中朝军的阵地、补给物品、装备都很稳定，因此他们好像打算满足于维持现状，将谈判继续到时间对他们的谈判能起有利的作用时为止。停战谈判基本上是军事方面的这是没有错的，可是历史也显示了谈判会受到政治因素的重大影响，中朝方面就是等待这个。
可见，联军方面深感“自愿遣返”除了给中朝代表制造麻烦外，也跟联军带来了不少麻烦。至此，“自愿遣返”的创始人，陆军心理战处长麦克库洛亚为了改变此方案造成的僵局，重新谏言：“联合国方面同意全体交换，但是要在审查中将自己提出是被强制编进北朝鲜军的而且过去从未在北朝鲜统治下生活过的和提出不愿意返回本国的这些战俘继续扣留下来，以后如何处置作为政治解决的问题，交付议程第5项的讨论。这样做就保全了共方的面子，以后的细节问题可以在参谋一级的会谈中加以讨论。”
第二节 25秒会议
不过，在朝鲜的作战现在已不再归我直接负责了，因为，5月12日，我移交了指挥权，离开了远东。海军中将乔埃在最后提出一项共产党方面后来表示同意的建议之后，亦请求上面免除其进行谈判的任务，他从事这项工作已达16个多月，显示出非凡的才干和耐心。这样，5月22日，曾由我指派担任谈判代表团成员的小威廉·哈里逊少将接替了他。哈里逊是因蒂普卡努之战而闻名于世的第九位美国总统威廉·亨利·哈里逊的直系后裔。他担任谈判工作一直到签订停战协定为止。
—马修·B．李奇微
从1952年2月7日起，讨论转入了参谋会议。
接下来，参谋会议连续、密集地召开22次。除遣返原则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依然存在外，其他都已没有大的争执，双方的讨论一马平川；偏偏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依然深陷泥潭。无奈，会谈只得再次回到了起点—重新转入小组委员会。
2月29日，小组委员会重新开始。从3月2日起，又根据美方的提议转入行政性会议。
行政性会议不发布新闻，有利于对余下未达成协议的问题寻求妥协办法，所以中朝代表同意了。
在这次行政性会议上，为了尽快达成协议，中朝代表连续提出推动谈判的建议。
3月5日，中朝代表再次做出让步：“以双方之间现有的已经确定的关于战俘的事实材料为基础，首先确定双方在停战后释放与遣返全部战俘的原则；以双方现在所收容的战俘名单为基础，确定全部遣返的原则。”就是说，先就去年12月18日双方已交换的名单达成全部遣返的协议，对美方列为平民的4万多人的遣返问题留待停战协议达成后再行协商解决。
这个关键性的试探发出以后，美方反应比较积极。中朝代表于3月21日又提出一个原则条文：“在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后，朝鲜人民军及中国人民志愿军方面释放并遣返其所收容的11559名全部战俘，‘联合国军’方面释放并遣返其所收容的132474名全部战俘。上述战俘名单由双方参谋人员予以最后校正。”
美方表示，愿在这一建议的轮廓下解决问题。
由此，障碍扫除，形势好转，小组会议遂又得以转入参谋会议。3月25日，参谋会议也转入行政性会议。
由于双方所收容的朝鲜籍战俘中有原籍在收容一方现在控制地区内的，既然双方已经同意保证停战后被释放遣返的战俘恢复和平生活，为使他们能依其自己的愿望返乡和家人团聚、恢复和平生活，中朝又表示愿意对这批人的个别特殊情况做调整。
3月27日，中朝代表提出关于遣返战俘的折中调整原则的谅解，即双方所收容的非朝鲜籍的战俘及原籍不在收容一方地区的朝鲜籍战俘应全部遣返；原籍在收容一方地区的朝鲜籍战俘如本人愿意返回家乡、恢复和平生活，可不予遣返。不难看出，为了早日结束这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大规模的局部战争，中朝方面是足够诚恳的。
中朝代表在3月27日提出的折中调整方案考虑到了中朝人民和美、英人民的根本利益，在美国当权人物造成的如此错综复杂的政治漩涡中，力排困难，几经周折寻找到的一个确实是面面照顾、入情入理，能为各方所接受的解决当时已形成的复杂矛盾的最好办法。
遗憾的是，双方达成根本一致的时机尚未到来。
虽然金日成迫于美军持续轰炸的压力，希望在此时结束战争，但“全部遣返”和“一对一遣返”的根本分歧始终横亘在双方面前，无法消弭，而杜鲁门政府担心在选举之年承担朝战失败的责任，坚持不肯在战俘问题上做出让步，从而丧失了这一良机，致使战争又延续了1年零4个月之久。
于是，出乎人们预料，美方于4月1日提出了遣俘原则修正条文：“交战双方应释放并遣返停战协定签字生效时所收容的全部战俘。其实施以停战协定签字前经双方校正并接受的名单为基础。”同时，对方还提出两点“谅解”：
一、每方所收容的一切战俘及被拘留平民，在1950年6月25日居住于收容一方地区者，除愿留原居住地者外，应予遣返；
二、其他战俘，除不以强力即不愿遣返者，予以释放并使其定居于所选定之地点外应予遣返。
美方意图明确，仍然是原封不动地坚持“自愿遣返”原则。
对华盛顿的政治家而言，为了让中朝方面能顺利接受自愿遣返方案，无疑要先拿出一份无懈可击的战俘名簿。
这份名簿必须准确无误，而且毫无强迫痕迹。
因此，李奇微并不愿意采纳参谋长联席会议倡导的“秘密审查”，因为这种暗箱操作实在太容易引起中朝和国际舆论的怀疑；作为报复，中朝甚至可以在遣返联军战俘时故意制造新麻烦。
但是，华盛顿对公开审查也心存顾虑：一来，中朝方面对自愿遣返的原则尚未全盘接受，二来，如果联军主动把不遣返的战俘从中朝遣返名单中删除，中朝一样也能在联军遣返名单的数字上抹掉一个零。基于此，华盛顿倒是更倾向于秘密审查。
最终，李奇微力排众议，说服了政府高层。
公开审查（甄别）开始了。
无论是华盛顿，抑或是美军军方，都万万没料到，公开审查竟然给本方带来了如此多的麻烦，一度使联军代表和高层产生了自掘坟墓之感。
在甄别开始之前，希克中将曾预估了不愿遣返的战俘数目。在待甄别的总数为13.2万的战俘中，美方认为不愿遣返的约有2.8万人，其中誓死不返的约有1.6万人。
但由于中朝方面并未同意自愿遣返，联军的公开审查看起来就显得一厢情愿了。
因此，联军决定冒一次险：先将愿意遣返的中朝战俘的概数告之中朝方—毕竟中朝一定迫切想了解这个数字—这样做或许能推动中朝方面下定决心，接受公开审查。
联军的这个方案颇有建设性，本来确有希望将战俘遣返工作往前推进一大步。
但是，大大出乎联军意料，这个契机被联军自己的粗疏给毁掉了。
联军之所以决定实施这个方案，前提是“预估的遣返数目”和“实际遣返数目”相差无几。
但事实上，在4月8日的第一次甄别中，在3天内所调查的6.6万人中（约为13.2万人的一半），已有4万人表示不愿遣返回国。
这个令联军跌破眼镜的数字，不但不可能被中朝方面接受，也使联军感到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根本难以开口将之告诉中朝代表。
为此，负责审查的第八集团军只好囫囵应付，为了让愿意归国的战俘看起来更多些，他们甚至将7个拒绝甄别的战俘区里的3.7万人直接划为“愿意遣返”之列。于是，在4月15日，第一次甄别完成了。
不愿遣返的战俘为62900人，额外的普通民众还有29800人。
愿意遣返的人数，只有69100人。与美方承诺的11万多人实在相去甚远。
可以想象李奇微在看到这个数字后的尴尬表情。他当日就上报了这个数字，并坦言：“我确实地感觉共方不会喜欢这个数字。所以，如果共方希望的话，我认为也可以在中立国或者国际红十字会参加之下再度进行审查。”
旋即，李奇微开始组织第二次甄别。
另一方面，中朝代表也在4月19日得知了美方的甄别结果。中朝方面自然而然将美方的结果视作出尔反尔的阴谋。
但随之而来的第二次甄别，让美方更是一肚子苦水。
相比第一次甄别显示的“约有6.9万人”愿意遣返回国的结果，5月16日结束的第二次甄别结果显示，约有8.3万人愿意回国。
美方的麻烦大了。
愿意回国的人数增加，无疑是个喜讯，但是这样一来，20%左右的人数差错无疑会陷美方于出尔反尔、别有用心的泥沼，或者证明工作能效低下、错漏百出；而且每甄别一次，愿意回国的战俘就增加一大批，中朝方无疑会认为还有大批战俘会被说服，最终愿意回国，也就不排除因此采用诸如拖延战术之类的策略，甚至完全可以指责美方在第一次甄别中采取了强迫手段，令美方无法反驳。
美方已是骑虎难下，而且越陷越深。
5月16日第二次甄别统计表
与中美代表不同，此时的金日成已彻底失去耐心。
由于人民军在战场上的损失过于严重，金日成在和南日讨论后，希望以李克农的名义在战俘问题上做出让步。但正在力争最佳停战结果的中共领导人并不愿轻易退让，李克农认为：如果不发动国际社会的舆论力量，如果不作长期斗争的准备，那么美国人是不会做出让步的。毛泽东给李克农下达了明确的指示：只有坚持锲而不舍、坚定不移的立场，你们才能赢得主动权并迫使敌人做出让步。为了在谈判中实现这一目标，你们应该准备与敌人再做几个月的较量。
在这种情况下，中朝代表于4月25日宣布中止行政性会议，对方则干脆提出“无限期休会”。
5月22日，联军首席代表乔埃中将任满离职了。在当天进行的第65次正式谈判中，乔埃发表了他的离任告别演说，其表情被描述为“悲痛”的。
1951年7月10日，我在开城的首次谈判中曾经强调，谈成功与否完全在于到这里来出席的代表们的诚意如何……我的希望落空了。那毫无疑问是因为贵军方面看到自己的希望不能被接受，就对手续上的微不足道的事情强词夺理，捏造出虚有其表的政论点来拒绝达成协议，并始终大肆谩骂的缘故。
若拿双方的发言记录比较一下，其格调的差异简直是天壤之别，不论如何地宣传，贵军方面的粗野语言的记录是不能消灭掉的。……谈判从开始到经过了10个月零12天的今天，我已经没有再要说的话了。我所希望要谈判的也没有剩下什么。我把在今后也不能避免要和贵官们谈判的这个代表的任务委让给陆军少将威廉·K.哈里逊。该少将是“联合国军”的首席代表，是我的继任者。上帝啊，请帮助他。阿门。
在另一个谈判帐篷里，第3项议程的讨论也因此受阻了。
自3月下旬至4月初，第3项议程的小组委员会就后方口岸的地点和范围已达成了协议，所剩下的还是限修机场和中立国提名两个问题。会议开到4月11日，该小组会会场上的气氛发生了变化。
对方出席第3项议程小组会的代表是哈里逊少将（在5月22日，他取代了调离的乔埃中将）。从这天起，他展示了一种“到会即宣布休会”的新战术。
板门店谈判会场的帐篷两侧各有一门，双方代表都是各自出入自己一方的帐篷口。每天，哈里逊拿着文件包懒洋洋地步入帐篷，不待坐稳，便抢先宣称“建议休会”，并起身退出会场。
开始时，在工作人员的劝阻和挽留下，哈里逊还肯回来听听中朝代表对休会建议的反应；几次以后，他就再也不肯回头，每次都扬长而去，以示其立场坚定，不可动摇。
就这样，在讨论第3项议程的帐篷里，有时只开两分钟的会议，后来越来越短，1分钟、半分钟，最短的只有25秒钟。在国际性会议中，25秒钟的短会算是哈里逊将军创造的奇迹。
凭借哈里逊的逃会战术，美方终于把第3项议程的僵局硬拖到同第4项议程“看齐”。4月25日，美方以首席代表名义建议4月27日召开双方代表团大会。
4月26日，中朝代表同意。但到27日那天，美方又建议延期1天召开。
4月28日，双方代表团大会一开始，对方即建议大会进入行政性会议。
在行政性会议上，美方终于撤回了对朝中方面修建机场的限制，但仍坚持在中立国提名问题上的主张，并坚持只遣返7万名战俘，声称这个方案是“坚定的、最后的、不可更改的”。
中朝代表早已做好持久战准备，立场也同样坚决，当即拒绝。
至此，美方终于再次暂时冻结了朝鲜谈判。在接下来的休整期间，他们将迎来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
这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由克拉克接替李奇微继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因为艾森豪威尔将在4月回美国准备参加总统竞选，李奇微将接替他担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总司令职务。
双方代表团成员中也有些变动，中朝代表由金元武少将接替郑斗焕，对方由李比少将接替霍治。
即将离职的李奇微为了强化己方谈判的立场，也发表声明说，美方的方案“不容许作实质的更改，这是极其重要的事，不管敌方对个别问题坚持什么意见，‘联合国军’提出的办法需要共方全盘接受”。
第三节 最后的绊脚石
美方现在根本无意进行谈判，新任美方谈判代表哈里逊“奉命充任一个听取意见的职务，而不进行谈判”。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52年5月30日社论
针对美方“坚定的、最后的、不可更改的方案”，中朝代表于5月2日提出了新的建议：
一、中立国提名，同意只提双方已同意之4国，即波兰、捷克、瑞典、瑞士。
二、停战后，双方修建机场不受限制。
三、战俘问题，照我3月27日所提调整方案解决。
同样，这个方案也遭到了美方的断然拒绝。
对照双方的两个方案可以看出：中立国提名和限修机场问题已取得一致，但遣俘原则这块绊脚石却更显得像花岗岩一样坚硬。
板门店谈判形成了最后的僵局。
美方既然召开行政性会议，而又如此决绝地拒绝协商，是中朝代表所不能容忍的，对方妄图扣留被俘人员的企图必须公开揭露。中朝首席代表南日将军在5月7日的代表团大会上指出，自从4月28日进入行政性会议以来，美方一再采取不协商的态度，使行政性会议只是将谈判的真相在世界人民面前蒙蔽起来，而不能产生任何有益的作用。他说，我方一贯认为问题的解决不在于会议的形式，而在于解决问题的诚意和协商的态度；不论在任何会议的形式中，只要有在合理基础上解决问题的诚意，都能协商解决问题。南日将军正式建议终止行政性会议转入公开大会。
为了让世界舆论及时了解板门店谈判内幕，使期盼战争早日结束的人们知道停战谈判的障碍到底在哪里，中朝代表团新闻处于5月8日公布了关于战俘问题的中朝代表原则和方案，以及对方对中朝代表所提原则的表示。5月9日，中国《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坚决反对美国扣留战俘》。
1952年5月22日，哈里逊接替乔埃，成了美方停战谈判代表团的首席代表，也成了中朝代表团最厌恶的谈判对手。
在接任乔埃担任首席谈判代表前，哈里逊就热衷于在小组会议上逃会、休会；现在，作为首席谈判代表，哈里逊就更加肆无忌惮了。
他在第一次参加代表团大会时，二话不说，一开口就建议休会三天。
三天后，哈里逊吹着口哨，神态轻松地回到了谈判桌前。
中朝代表向新任美方首席代表提出一连串质询，哈里逊听完后，说出一句“我建议休会”，起身就走。直到中方提醒他，至少应等到美方的翻译员将这句话译完，他才坐回椅子。
在克拉克接任李奇微的职务后，美军就展现出强硬的鹰派作风，加大了空袭力度，在谈判会场，就也显得有恃无恐。
因此，在此后的一个月里，哈里逊除了吹口哨，就是打哈欠，自顾自看手表，除了回答质询，他仅有的台词就是“我建议休会”。
哈里逊的无理态度终于使中朝代表无法忍受了。
金日成、彭德怀于6月9日致函克拉克，指出：现在阻碍停战达成协议的只有一个战俘遣返问题，我方已提出一个最实际的公平方案，即外籍战俘全都遣返，朝籍战俘家在收容一方地区者就地回家，不予遣返。但你方坚持所谓“自愿遣返”和“甄别”，这是不合理的。同时指出，你方代表“拒绝说理，拒绝协商，甚至拒绝开会，中途退席”，只能表示你们对事实和真理的畏惧。金、彭要求克拉克命令他的代表按正常程序来板门店开会。
6月11日，克拉克复信进行解释。但事仅过一周，在6月17日，哈里逊又像一个不肯遵守学校纪律的学生，再次“逃会”；10天后，他第3次“逃会”。
这一阶段，美国一些报刊有许多关于朝鲜谈判的评论，分析美方拖延谈判的原因。
3月，《美国》周刊说：“朝鲜就是加速我们自己军备和促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有更多生气的刺激物。”
5月8日，《纽约邮报》在社论中说：“我们也许不得不在这既非全面战争，又非全面和平的青黄不接的时期中度过好几个月。”
5月10日，《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该报记者“在对华盛顿各方做了一番谨慎调查工作后”，可以看出美国目前的计划“坐在我们目前的地方不动—继续守住阵地—并继续对北朝鲜进行猛烈的空袭”。
5月12日，纽约《指南针日报》通讯指出：“美国对于休战的后果感到踌躇不决，因为，这意味着扩军的松弛，以及已经鼓吹起来的紧急状态的总的松弛。”
5月30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认为，美方现在根本无意进行谈判，该杂志的“细语栏”说，新任美方谈判代表哈里逊“奉命充任一个听取意见的职务，而不进行谈判”。
与意在拖延的哈里逊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朝代表团的每一位成员都在全力寻觅，不愿放过任何一线之机。
7月1日的代表团大会上，美方在发言时曾表示愿意“诚意地觅求停战，以终止朝鲜流血”，承认解决战俘遣返问题的方案“必须是一个在合理的程度上适合双方要求的解决方案”。
1952年7月美方代表，左起：李翰林、莫里斯、哈里逊、（姓名不详）、丹尼尔。
这句话模棱两可，语意模糊，引起了南日将军的注意。于是，他建议7月2日休会1天，以便代表团认真讨论一下。7月3日，南日在大会上对美方所表示的愿意协商的态度表示欢迎，但对方并不愿意认真协商，仅在7月13日提出一个83000人的遣返概数，并又一次声称这是所谓“最后的、坚定的、不可改变的”方案。几天以后，对方连续单方面宣布休会7天，形成“休会战”的第一次升级。
中朝代表曾一度倾向于接受83000人的数字，并由李克农在7月13、14日向中央报告。但毛泽东否决了代表团的意见并得到斯大林支持。“谈判不在数字之争，要争取在政治上、军事上有利情况下的停战。在敌人压力下，接受对方方案，等于是结城下之盟，于我不利。”
到了9月28日，美方又提出“三项任择其一”的建议，仍然将战俘分为愿意遣返和“拒绝遣返”两类，主张在停战协定生效后，一是将战俘运往非军事区，听任战俘选择前往何方，二是将“拒绝遣返”的战俘分成小组由中立国加以询问，三是将战俘分成小组加以释放。
美方把所提“三项任择其一”的方案又说成是“最后的、坚定的、不可改变的”，并单方面宣布休会10天，使“休会战”再次升级。
这显然是一项欺骗性的方案，因为在美、李、蒋特务控制下，真正想归国的战俘是无法表达其要求遣返的意愿的。
中朝代表提出建议：停战后，双方将自己收容的所有战俘一律送至非军事区交由对方接管，然后对战俘进行访问和按国籍、地区进行分类和遣返。结果对方拒绝讨论，竟于1952年10月8日单方面宣布无限期休会。
哈里逊和克拉克破坏停战谈判的做法引起了国际舆论的批评声浪。不过，逃会3天也好，7天也好，10天也好，直至无限期休会，这些前线的军人都只是执行者，真正做决策的，是远在华盛顿的总统和国务卿。早在6月6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就曾下达过经杜鲁门批准的指示，要哈里逊“可以一次休会三四天”。
第四节 全金属外壳
战争至关重要，不能听任将军决定。
—印度总理尼赫鲁
初担大任的克拉克自然难以打破令李奇微束手的僵局。
在克拉克看来，朝鲜战线在1951年10月就已稳定了下来，要改变这种态势，美国政府若不增派陆、海、空部队，不采取攻势，不轰炸中国东北的重要目标，那么“用任何方法向鸭绿江推进都要遭遇惨重损失”。可是他知道，再增派任何兵力都将使参谋长联席会议捉襟见肘。
于是克拉克向华盛顿建议：“增强李承晚的军队”，“使用蒋介石的力量”和“向中共使用原子弹”。克拉克的建议并不新鲜，这也不是他的发明创造，杜鲁门和麦克阿瑟早就提出并摈弃了这些想法，所以华盛顿没有置理。
可是，战场上的胶着状态始终无法打破，会场上的僵持局面也难以打开。
经过反复考虑，以“鹰派”身份上任的克拉克决定，发动大规模空袭，尽量向中朝施压，争取迫使共产党接受美国的和平条件。
在克拉克的作战地图上，北朝鲜的军事目标早已是一片废墟，美军长达两年的轰炸早就使朝鲜北方“在军事上有价值的一切凡能炸平的都已炸平了”。
另辟蹊径的克拉克发现，北朝鲜还剩下十一座发电机组和两组变电站—这并非他的前任李奇微留给他采摘的果实，这些设施之所以幸存，完全是因为李奇微认为轰炸这样的民用设施只能使美军陷入被动，却不能迫使共产党让步。
于是，从6月23日起，美军的海、空飞机攻击群再次启程。三天的不间断轰炸过后，两千三百架次飞机的肆虐，使北朝鲜在两周内陷入一片漆黑。
这次的轰炸事件引起了国际舆论的一片哗然。
正在伦敦参加外长会议的国务卿艾奇逊被怒气冲冲的英、法外长艾登和舒曼堵在走廊，猛烈斥责—法国民众和议会已经炸了锅，而英国作为美国休戚与共的最亲密盟国，事先也毫不知情。印度总理尼赫鲁则忧虑地重复了他的格言，“战争至关重要，不能听任将军决定”。
对此时的美国而言，国际舆论的指责并不能干扰其既定策略。远东防御圈已经成型，各种战略目标都已实现，唯有加大军事压力，寻求“光荣停战”，才是此时杜鲁门政府所唯一在意的。
此刻，在朝鲜半岛上，美国政府终于不再有顾忌，他们已经失去了和中朝代表开会的耐心，索性头也不回地走出会场，穿上全金属外壳，回到了战场上。
空袭反而加剧了。在1952年最后的几个月内，平壤被彻底夷为平地，无论如何也剩不下一丝“军事价值”，甚至一座离苏联边境仅有13公里之遥的炼油厂也遭到轰炸。
包括空袭发电站在内，克拉克的战略计划共有八点。
轰炸水丰发电站；
轰炸平壤；
轰炸平壤至开城的供应线；
轰炸北朝鲜所有大大小小的目标；
释放“反共”战俘；
中断谈判；
增强李承晚军；
施放调用蒋介石军队计划的烟幕。
释放“反共”战俘，指的是美方列为“平民”的那部分人。所谓“释放”其实就是交给李承晚。
至于“放蒋出笼”，则是从麦克阿瑟时代起就始终没能打动杜鲁门的老生常谈，不仅不会起到施压的作用，反而有百害而无一利。
1952年6月23日，美空军以590余架次轰炸了中朝边境的鸭绿江上的水丰发电站以及长津、赴战、虚川等地的发电设备。
其实自从美军侵朝以来，美国飞机就一直把平壤当作重要的轰炸目标，狂轰滥炸已成“家常便饭”，学校、医院、居民住宅早已荡然无存；北朝鲜的所有城镇、农村也几乎无一幸免；无数妇孺、儿童死于非命。
7月11日，美机746架次又一次轰炸了平壤、黄州地区。受害者何止是朝鲜的平民百姓，就连设有明显标志的战俘营也遭到轰炸。5月4日和5日，美机两次轰炸并扫射了设在昌城的战俘营；5月11日，美机扫射了设在江东的战俘营，使4名战俘受重伤；7月11日，美军轰炸平壤的那天也轰炸了设在墨岘里的战俘营，炸死战俘13人，炸伤72人。
这年5—7月间，英、美等国国内要求停战的呼声高涨。在英国，全国妇女大会直接向丘吉尔请愿，要求立即停止朝鲜战争，调回英国的军队。5月25日，25位英军战俘的妻子在英国国会前集会请愿，要求还给她们的丈夫。在中朝代表战俘营收容的英籍战俘们发出了给到南朝鲜视察部队的英国亚历山大将军的请愿书，几乎所有的英籍战俘都签了字，一致要求亚历山大协助停止战争，停止杀害中、朝战俘；并且告诉这位将军，美国人虽然接二连三地杀害中、朝战俘，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没有对我们作任何报复”。
在各方面的压力下，英国政府强烈要求派自己的代表直接参加板门店谈判。在美国，一战俘的父亲考德尔和另一战俘的母亲席德尔夫人先后发起和平签名运动，要求停止战争，立即交换战俘。成千上万的请愿书、公开信飞向华盛顿。在阿肯色州小石城全体公民签名致杜鲁门、艾奇逊公开信中，美国民众向总统和国务卿发出了恳求：
亲爱的先生：我们要求你采取立即行动，以使在朝鲜当战俘的、我们美国的孩子们获得释放。我们觉得你对美国公民们的职责应超过于你个人的对于联合国司令部所拘留的北朝鲜和中国的战俘（他们说他们不要回家）的义务的观念。我们都要求并同意应该遣返所有战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