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遗忘的战争
朝鲜战争，被美国人称为“被遗忘的战争”。
战争结束之后，美国军政领导人告诉美国人民，他们成功地在远东遏制了红色政权的扩张，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绝不是失败者，至少是与中朝打成平手。
但正如克拉克所言：“我是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谈判文件上签字的美军将领。”美国在朝鲜所犯下的一系列战略性错误，足以使麦克阿瑟走下神坛，使民主党结束连任，而在1953年签订停火协议时，停火线与1951年时的那条几乎一致。
无论是美国民主党还是美国共和党，都悲哀地发现，他们白白多打了两年仗。
第一节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抢修签字大厅
朝鲜停战谈判不能不是一场异常尖锐复杂而长期的军事与外交交织着的斗争。
—彭德怀
停战协定签字的那一天终于要到了。
1953年6月，中朝代表团未雨绸缪，已经着手准备修建签字大厅。早在1951年10月23日，双方就议定“朝中代表团方面负责供给适当的共用设备，以作双方代表团、会场场所之用，并负责会议室内之布置”。
停战签约说来就来，作为东道主，中朝代表团务必在极短时间内完成签字大厅的修建任务，为这场宏大而悲壮的史诗画上一个隆重的句号。
在原来谈判的帐篷里签字显然不行，因为这种“排用张篷”容量有限，太过寒碜；如果在一个大型帐篷里当然可以，但必须专门定做，远水无疑解不了近渴。有人建议把几顶帐篷连起来使用，也有人主张临时盖几间简易房子。
这时，正有一批中国建筑工人为志愿军代表团赶修办公地点和宿舍，采用的办法基本上是木框架加上油毡、三合板和苇席建造简易木屋。在此启发下，一种组装式的木屋构想被肯定了下来，并分工由李相朝和人民军代表团秘书长朱然负责办理。他们很快完成了总体设计图案，并立即着手施工。
美方曾建议将大厅建造成十字形，便于双方代表团和记者分区活动，但中朝代表团考虑到李承晚有可能派遣特务干扰签约，就提出修成T字形。
为此，在胜利的喜悦充盈着代表团营地的时候，冷静的李克农专门召集了一次会议。
中朝工人们于1952年7月26日晚一夜建成了停战协定签字大厅。
李克农告诫每一名代表团成员：李承晚极端仇视停战，他所以接受停战，是中朝人民军队的打击和美国政府安抚的结果。他会不会就此甘心？他还可不可能进行破坏？如果他要破坏，最坏的可能莫过于在签字时搞一次使敌我双方不得不再打起来的毒辣的行动。比如说对双方司令官的任何一人进行袭击，它的后果将比扣留战俘更为严重。
会议反复研究，认为这确实是个难题，美方未必肯认同。但只要坦率提出，晓以大义，料想对方也会认真考虑，因为美方对李承晚同样不放心。
代表团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同对方协商，根本不准李承晚集团的任何人员进入板门店中立区，同样也不准台湾的记者来会场区参加签字仪式。李克农估计，限制台湾记者容易取得美方的同意，但完全拒绝南朝鲜人员进入中立区，美方确实会有困难。最后，被采用的是第二套方案：改变双方司令官到现场签字的办法，由双方首席代表南日、哈里逊在会场签字，然后停战协议立即生效，接下来，双方各自回营，向自己的司令官送签并互换文本。
于是，T字形的修建方案也得到了美方同意。
这座签字大厅并不是一开始就修建在板门店，而是在开城中朝代表团驻地附近广场上完成，然后“搬”到板门店会场，再拼接而成。
7月的开城骄阳似火，上百名朝中两国工人夜以继日地赶制签字大厅所需要的配件。
木料由朝鲜调拨，苇席、油毡则从中国东北运来。工人们按图纸把梁、檩骨架、屋顶、门窗、台阶、地板等构件一件件做好，装箱入库。
这时，停火谈判的所有问题都已谈妥，签字仪式已确定在7月27日进行。
1953年7月26日下午4时，双方联络官会议同意公布停战协定签字的日期与签字的方式。双方联络官对于即将正式签署停战协定都流露出欣慰的笑容。散会时，双方代表与往常也不同了，相互主动打招呼，并举手示意。
中朝代表团当日发表如下公告：
《朝鲜停战协定》已由谈判双方完全达成协议，双方定于7月27日朝鲜时间上午10时，在朝鲜板门店由我方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与对方代表团首席代表哈里逊中将先行签字，然后送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将军、“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上将，分别签字。
停战协定即将签字的消息传开，人心大振，举世欢呼。
负责这项工程的李相朝胸有成竹。只要有六七个小时，他保证把这座签字大厅在板门店安装完毕。
中朝的工程队展现出了令世人咂舌的效率，仅仅一周，所有部件全部做好。
7月26日晚，一支中朝车队连夜从开城出发，开赴板门店会场。
在依稀的星光下，人民军代表团秘书长朱然带领100多人，开始彻夜搭建这座崭新的和平殿堂。
夜风沁人心脾。朱然觉得，停战前夕的板门店静谧无比，简直使他有一种远离战火的恬静感，三年来，这是他第一次感到被称为“晨谧之乡”的朝鲜有多美丽。在广袤无垠的夜幕中，大厅的剪影渐渐清晰、完整、高大起来。渐渐地，晨曦开始明朗，微弱而清晰的阳光为大厅涂上了新生的色彩。
朝鲜的黎明，即将降临在板门店。
板门店签字大厅外景。
7月27日清晨，当肤色各异、语言不同的各国记者来到板门店时，惊叹声不绝于耳，不少人甚至朝这座大厅发出了欢呼声和口哨声。
一座具有典型朝鲜民族风格的飞檐斗拱的大厅静静伫立，大厅呈T字形，正面朝南，T字形的突出部分位于北方。在大厅前面是原来谈判会场的一所小木屋和几顶帐篷。这些木屋和帐篷饱经风雨，已经显得陈旧，然而它们将永远是以和平协商战胜武力竞争的历史见证。
签字大厅的屋顶是三角形的。中朝工作人员曾在屋顶侧墙上镶了和平鸽图案，却遭到美方代表反对，因为和平鸽隐含共产主义的意味，坚持要求中朝将鸽子图案取下来。
最后，图案是取下来了，但三角形的屋顶侧壁上依然清晰地留下了和平鸽的形状。
与此同时，从开城至板门店之间几条江河上的桥梁也修建起来，有的桥取名为“和平桥”，有的命名为“胜利桥”，桥的栏杆上还用朝文、中文镌刻着建桥日期。
签字大厅内外的一切准备工作就绪。
第二节 无声的签约现场
我获得了一个不值得羡慕的名声：我是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谈判文件上签字的美军将领。我感到一种沮丧的心情。我想，我的两位前任，麦克阿瑟和李奇微将军也会有同样的感觉。
—马克·克拉克
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生效。
这一天，牵动世界神经的板门店地区天空晴朗。
上午9时，专程前来采访这条头号新闻的世界各地的200多位记者抵达板门店。从汶山来的记者由对方代表团新闻联络官勒苟斯负责联系，从开城来的记者由中朝代表团新闻处长沈建图负责联系。当记者们看到这座奇迹般的大厅时，不少人翘起大拇指说：共产党人办事效率真高，没想到一夜间竟从地下钻出一幢建筑。
大厅内部布置得庄重实用。按事先的商定，中朝方面人员出入西门，对方人员出入东门。1000多平方米的大厅内，只要与双方代表团有关的设置和用品都是对称、平等的。大厅正中向北并列着两张长方形的会议桌，为双方首席代表签字桌。会议桌中间是一张方桌，供置放双方签字文本；届时方桌两侧双方将各有两位助签人。桌上都铺着绿色桌布，西边的会议桌上立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旗，东边的会议桌上立着联合国旗。大厅西部的长条木凳是中朝方面人员的席位，东部的长条木凳是“联合国军”方面人员的席位。大厅北面T字形部分是双方新闻记者的活动区域。
停战双方首席谈判代表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那张方桌上摆着《朝鲜停战协定》及附件的文本，有朝文、中文、英文共18本，其中中朝方面准备的9本用深棕色皮面装帧，对方准备的9本封面上印着联合国的徽记，是蓝色的。3种文字均经双方核定，一字不差。待完成正式签字后，双方将各保存一份（中、朝、英文3本），另一份（中、朝、英文3本）由军事停战委员会保存。
《朝鲜停战协定》文本。
9时30分，双方各有8名佩戴袖章的安全军官列队入场，分别步入大厅西部和东部的四周担任警卫。
随后，双方出席签字仪式的人员分别由指定的东西两门入厅就座。
10时整，大厅里一片寂静，朝中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和“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哈里逊中将从大厅南门进入大厅，分别在会议桌前就座。两位首席代表在本方助签人协助下，在己方准备的9本停战协定上签字，之后由助签人同时交换9本，再在对方交来的9本停战协定上签字。再后的规定是由助签人员把这9本停战协定带回去尽速送交己方司令官签字。
由于双方工作人员做了周密的安排，这场不寻常的签字仪式进行得很顺利。
两位首席代表各在10分钟之内在18个文本上签字，忙而不乱。
事先已商定，双方首席代表南日、哈里逊签字时间即作为停战协定签字时间。签字仪式于上午10时10分结束。南日、哈里逊分别偕同本方人员起身退出签字大厅。整个过程，南日和哈里逊没有一句交谈，甚至没有眼神交流。
这里有一个富于戏剧性的插曲。“联合国军”首席代表、美国陆军中将威廉·凯·哈里逊的名字早已为人们熟知。可是签字后发表的中文文本上竟成了“海立胜”。这是在核定文本时，对方坚持要译为“海立胜”所致。大概，他们的意思是想以此表示他是“海岛上站立着的胜利者”吧。
签字刚一结束，中朝代表团即驱车赶回开城—他们剩下的任务，是以最快的速度将停战协定送到金日成和彭德怀手中。
军车还行驶在路上，开城路口的扩音器已经传出了庄严的停火命令。
朝鲜人民军全体同志们，中国人民志愿军全体同志们：
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经过了三年抵抗侵略、保卫和平的英勇战争，坚持了两年争取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停战谈判，现在已经取得了朝鲜停战的光荣胜利，与“联合国军”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
许多代表团成员都流下了泪水。
当天，在汶山的美军帐篷里，“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陆军上将马克·克拉克在停战协定上签上了名字。他同哈里逊的看法不同，签字后，这位上将意味深长地说：“我们失败的地方是未将敌人击败，敌人甚至较以前更强大，更具有威胁性。”当然，他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并不是要从这里得出什么有益的教训，而仍然是基于冷战反共的立场。他说：“当我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时，我知道这件事并未结束—反抗共产主义的斗争，在我们这一生将不会结束。”
这位四星上将的另一句名言则广为人知：
我获得了一个不值得羡慕的名声：我是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谈判文件上签字的美军将领。我感到一种沮丧的心情。我想，我的两位前任，麦克阿瑟和李奇微将军也会有同样的感觉。
克拉克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壮志未酬的克拉克十分沮丧。马克·W．克拉克出身于军人世家，其父查尔斯·克拉克是美国海军少将，在陆军大学任教官时，当时还是学生的麦克阿瑟常去克拉克家中求教。
克拉克本人和李奇微是西点军校的同期生。而在朝鲜战争中，共有142名美军将军的儿子入伍，其中有35人战死或受伤；此外，还有第九位美国总统威廉·亨利·哈里逊的直系后裔、首席谈判代表哈里逊等高官后裔在朝鲜战场工作。
踌躇满志的克拉克渴望在朝鲜荣获属于自己的军功章。1950年末，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战死，根据内部排序，克拉克几乎已是铁定的继任者，“后任应该是我了”，他对此信心十足。
但造化弄人，与麦克阿瑟和华盛顿高层关系微妙的李奇微火线接掌了第八集团军，并继而成为了联军总司令。
金日成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于是，朝鲜战场成就了一代名将李奇微，他被视为力挽狂澜的美军救世主，彪炳史册。
等到1952年5月，李奇微调任，克拉克终于如愿以偿接任了朝鲜战场的联军司令一职。
但此时大局已定，华盛顿早就无心恋战，等待克拉克的不是战火，而是停火。
“并没有给我胜利的权限和军事物资……给我的任务不是胜利，而是努力尽快实现停战。”就这样，克拉克怀着巨大的愤懑和遗憾，参与到停战谈判中，因此，当他说出前文所述的那句名言时，心中一定百感交集。
克拉克签字的同一天，南日带着协定文本赶往平壤。当晚10时，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于首相府在停战协定上也签了字。
当天下午，彭德怀在朝鲜人民军副司令官崔庸健次帅的陪同下到达开城，下榻在来凤庄。晚上7点，当彭德怀和崔庸健步入庆祝晚会的会场时，所有人都爆发出欢呼。戎马一生、异域扬威的彭老总摘下了旧军帽，一边挥动，一边向人们致意。
文工团演出的剧目是中朝民众都耳熟能详的，比如《西厢记》。工作人员给彭德怀等军官端来了橘子水，彭德怀大手一挥，“端到后台去，演员比我们辛苦”。
演出结束后，后勤人员将一套新军装送到彭德怀面前—这是专门为28日的签约仪式准备的。
彭德怀板起了脸。在这位出身农家的老帅心中，花里胡哨的噱头才是对仪式的不敬，他拍了拍身上的旧军装，“我穿着它心里踏实，人民看到也会心情舒畅，不会指着我们的脊梁说三道四”。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专程由北京赴开城，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
翌日上午9点30分，开城松岳堂，中朝方的签约仪式也召开了。
礼堂正中的长桌上铺上了洁白的台布，桌上放着笔墨文具，摆着鲜花，中朝两国国旗挂在墙壁上。
彭德怀、李克农、乔冠华、杜平、张明远等高级将领集体步入会场，三四十个记者也鱼贯而入。
彭德怀用的是毛笔。他的表情严肃而凝重，郑重地在停战协定文本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多年后，这位开国元帅在《彭德怀自述》一书里写道：“我在签字时心中想：先例既开，来日方长，这对人民说来，也是高兴的。但当时我方战场组织刚告就绪，未充分利用它给敌人以更大打击，似有一些可惜。”
第三节 最后的烟火
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彭德怀
《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双方同时公布了内容包括5条63款的朝鲜军事停战协定和有关附件的全文。
根据协定，双方控制下的一切武装力量，包括陆、海、空军的一切部队与人员，于双方代表团首席代表签订停战协定后12小时起，即7月27日朝鲜时间22时起，完全停止一切敌对行为，而停战协定和附件及其临时补充协议的一切其他条款亦一律于停火的同时开始生效。一切军事力量、供应和装备将于停战协定生效后72小时内从非军事区撤出。
当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将军向朝鲜人民军、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布停战命令：“自1953年7月27日22时起，即停战协定签字后的12小时起，全线完全停火。”
双方司令官在停战协定上的签字。
7月27日22时，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时刻—驻守在军事分界线两侧的双方军队的步兵、炮兵、坦克部队在横贯朝鲜中部200多公里长的军事分界线上同时停止射击、轰击和一切作战行动，海军和空军部队也停止作战行动。开城前线志愿军指挥部已经通过战地电话网命令步兵、炮兵、坦克部队和高射炮兵部队在规定时间全部停火。板门店中立区两侧的砂川江和大德山一线中朝军队阵地上的高音扩音器不断播送着停战、停火的消息。(https://www.daowen.com)
夜幕降临，繁星满天，礼成江、临津江水静静流淌。刚参加完庆祝宴会的代表团新闻处长沈建图和助手段连城登上松岳山，他们一定要选个视野最好的地方，以便一览停火时刻的夜景。但他们未能独享这个最佳观景台—代表团的语言专家裘克安拖着行动不便的腿，也登上了山顶，裘是英国牛津大学英国文学系的毕业生，文字造诣很深，协定文本许多条款的文字都出自他的精雕细琢。
这些并肩战斗了三年的战友们，此刻一同伫立在清风缭绕的高峰，向东瞭望。在停火时间前的一刻钟，双方阵地上对空射击的枪声、炮声四起，照明弹、曳光弹五颜六色，照得满山遍野一片通红。
沈建图看着手表—时针指向22时整。
顷刻间，万籁俱寂。弥漫在天空中的硝烟与火药味慢慢地消散在夏夜的凉风中。
这几个代表团成员忽然觉得有些不适应，三年时间，他们早已习惯了混杂着枪炮声的空气。此刻，他们平心静气地侧耳倾听，果然连蝉鸣虫叫都听得见，他们高兴地跳起来欢呼：“和平了！和平了！”
连日来，朝鲜半岛沉浸在庆祝和平来临的喜悦之中。7月28日，平壤市的街头走出了数万民众，他们要举行庆祝朝鲜停战实现大会。会场上彩旗飞舞，人们穿上节日的盛装，歌声直达天际。首相金日成出席了大会。碧空如洗，平壤虽已遍地焦土，但这座城市没有死去，因为金日成看到了一张张经过战火淬炼更为坚强的面容。
在这场战争中，双方的伤亡和损失都相当巨大。据中方统计：自1950年6月25日至1953年7月27日止，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共伤亡、失踪、被俘628000余人。截至2010年，共确认197653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为烈士（其中约有34000人为非战斗减员，他们多数死于极度严寒的恶劣天气）。
根据2014年美国国会研究机构（CRS）的最新统计，美军死亡36574人，受伤103284人。
志愿军和代表团陆续凯旋了。
7月31日，彭德怀接受了金日成的授勋。金日成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一级国旗勋章、金星勋章挂在了彭德怀的旧军装上。
1953年7月31日，彭德怀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授勋章。图为金日成和彭德怀在一起。
同时，长期战斗在朝鲜半岛上的志愿军军事、政治、后勤各方面人员也都接受了授勋，他们被给予了崇高荣誉。朝鲜方面派出了要员，由平壤专程到开城代表团驻地，向英雄们授勋。
彭德怀在开城签字后，很快就回国了。
9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24次会议，听取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关于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在这个报告里，彭德怀对板门店谈判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
朝鲜停战谈判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停战谈判。它既不是帝国主义者征服了别的国家、强迫别国接受投降条件的停战谈判，也不是帝国主义国家间争夺火并、相持不决，只好以妥协瓜分殖民地谋得短暂和平的停战谈判，而是一个妄图独霸世界的帝国主义者，在侵略战争中遭受到年轻的新兴的人民民主国家的反抗并遏制之后，不得不罢手而勉强接受的停战谈判。很显然，帝国主义者对于这样的谈判是不会甘心情愿地接受的，他无时无刻不在力图翻案。因此，朝鲜停战谈判不能不是一场异常尖锐复杂而长期的军事与外交交织着的斗争。
作为共和国的缔造者、新中国的卫士，这位朴实、睿智的老帅铁血丹心，始终护卫着中华大地—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年代。
7月28日，新成立的军事停战委员会在板门店举行了第1次会议。
代表朝鲜人民军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席军事停战委员会的首席委员是朝鲜人民军李相朝中将，其他委员是朝鲜人民军的朴一英少将与崔龙汉少将、中国人民志愿军丁国钰将军与柴成文将军。代表“联合国军”出席这一委员会的首席委员为美国陆军勃里安少将，委员为泰国陆军开特卡·契恩少将、美国空军恩德·希尔准将、英国陆军白斯汀少将、美国海军门登豪少将。
首次军事停战委员会指定了双方秘书长与助理秘书长人选，中朝为朱然上校与徐鸣上校，美方为柯尔曼上校与柯菲尔德上校。会议中，双方原则上同意将非军事区连同汉江口共分为10个地段，由10个联合观察小组分别驻扎。
朝鲜停战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1953年7月28日在板门店举行。
在两年多尖锐、曲折的谈判中，代表们的神经始终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停战协议签订之前，大家都盼望着能好好休息的那天尽快到来；可一旦协议签订，更多繁重的工作就来到了，特别是双方的秘书长和大批参谋、秘书、翻译、行政保障人员，要不停地受理停战双方致军事停战委员会的一个又一个的报告，还要一次接着一次地开会，一件又一件地拟制文稿。
不过，值得欣慰的是，和平的到来，已使他们的心情松弛下来。
7月30日，经过勘查、核实，双方的所有军事力量已全部撤离了非军事区。
8月4日，美方报告并经证实，美军部队已从朝鲜北部后方及沿海岛屿撤离完毕。
紧接着，战俘遣返委员会也成立了。中朝方面的委员为李平一上校、王健上校和崔学崇上校，美方委员为弗莱德斯达夫上校、毕陶夫上校、艾德瓦兹上校。7月28日，该委员会举行第1次会议，双方商定，从8月5日起开始遣返战俘。
既然战火已经熄灭，仍将军事停战委员会设在中朝控制区内的板门店已不适宜，新的会址应该设在战后的中立区，即军事分界线上。
根据1953年8月19日军事停战委员会的协议，军事停战委员会总部移到位于板门店的甘岩洞。图为新会场区。
8月19日，板门店东南军事分界线上的甘岩洞被选为新会址。
很快，在开城南郊，1个迷你机场被志愿军修建了起来，4架从苏联进口的小型飞机将在这里起降，它们的使命是运送中立国检查小组，往返于板门店与朝鲜北半部后方口岸。
随着停火协议的签署，谈判代表团的忙碌时刻到来了。
这时的代表团已从停战前的217人增加到431人（停战初期），若把归代表团指挥的口岸办事处、观察小组、接遣转运战俘的医院、运输部队以及以后的解释代表团、墓地注册委员会、机场、仓库、警卫部队等包括在内，总数已达6000之众。
而这个规模，已经是精于计算、力求节俭的李克农在尽量精简之后所能压缩的最大极限了。
正是从这批人当中，走出了新中国第一批外交精英。
从8月5日至9月6日，双方用1个月的时间遣返了直接遣返的战俘。将要离开战俘营的美国陆军第24师师长威廉姆·迪安少将从3年的战俘生活中悟出了一个道理，他对法国《人道报》记者贝却敌说：“我感到美国越早离开这个地方越好……‘征服朝鲜’？这像是一个没有希望完成的任务，没有希望实现的使命，没有希望达到的目标。‘打到中国’？我们就像蒋介石一样，不可能获得这个战争的胜利。”士兵们的结论几乎同将军的结论一样，一位美国士兵说：“这是一场赢不了、输不得、脱身不掉的战争。”
第四节 战俘交换和战俘解释
不能只计较多劝几个人回来，要抓理，揭露美方破坏解释工作的真面目。
—周恩来
1953年4月12日，碧潼战俘营营长王央公接到了一封志愿军代表团电报：
决定从4月20日开始遣接伤病俘，根据整个交接计划，决定你们分两批自碧潼用汽车运来开城。第一批运伤病俘100人，于4月15日出发；余为第二批，于4月19日自碧潼出发。每批均以三天行程到达开城，并将行进路线、小休息地点、宿营地点及应注意事项规定如下：
每批均于第一日上午6时（朝鲜时间）自碧潼出发，经大榆洞、北镇于12时左右到达云山小休息吃中饭，13时自云山出发经宁边到价川宿营。第二日上午6时自价川出发，经顺川、舍人场到达平壤附近之龙城里宿营，因路程较近，中间不再休息吃饭……每批出发之车队，除在每一车头上，对空铺一张长宽各1米之红布，车厢后面插一长宽各1米之红旗外，尚须自带4米长、10厘米宽之红布两块，于小休息时，在休息地点附近铺成红十字，作为对空标志……每批出发之车队，应有干部（平时管理战俘的干部）、医务人员、警卫人员、翻译人员随行，以便途中管理照料，抵此后，亦须这些干部协助管理。第一批应选择政治可靠、语言能够达意的英文翻译随行，以便抵此后参加交接工作。
这份异常详尽的计划书表明，“小交换”终于要开始了。
王央公看完电报，长出一口气，眼光投向窗外—窗外已是浓绿满山。
中美双方的大规模战俘交接由此开始。
比起满目疮痍的朝鲜北部，开城遭到的破坏较为轻微，但实在找不出一个足以容纳数千人的大型建筑，更没有大型医院用于接纳伤病战俘。
于是，大批工兵被调来了开城，对开城内九座稍大的残存建筑物做了抢修，还搭起了数百个临时帐篷。
甘岩洞的军停会中会场一角。
在临时医院内，中朝方面调用了几乎全部的医疗力量，可以进行各种急诊，医护人员自己备用血液。西南军区文工团、志愿军政治部文工团、越剧团、朝鲜人民军协奏团也齐集开城，准备劳军。
4月20日，政治部副主任杜平带着工作队赶往开城。开城郊外的道路两旁是盛开的迎春花，朝鲜老乡用河水泼洒公路，期盼着即将回家的亲人。
上午9点，6辆运载中朝伤病战俘的美方救护车开到了接收区。
救护车临近接收点时，一面面小红旗伸出了车窗，昂扬的战歌随之从车窗飘出。
双方记者早已架起“长枪短炮”—相比于军方公告，现场拍到战俘们的精神面貌，才算是真正有价值的新闻素材，也才能说明一些实际问题。
中朝战俘互相搀扶着陆续下车了。他们穿着美方发的呢料军服，口袋里装着赠送的打火机、小饭勺、香烟盒、手纸，缓缓走了下来。
各国记者蜂拥上前，纷纷举起镜头。
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在镜头面前，怒气冲冲的中朝战俘纷纷脱下美军发放的军服，掏出赠送的小礼品，用力扔到地上，接收区里顿时扬起了一阵小尘雾。
正在此时，满载美军和南朝鲜军伤病战俘的救护车正好驶过，美国归俘们从车窗探出头来，用力向中方遣送的工作人员挥手道别，满面微笑。
不少美国记者边拍边摇头苦笑—美国政府又要丢人了。
伤病战俘的交换从4月20日开始，结束于5月3日。中方共遣返美方伤病战俘684人，美方遣返中朝6670人，其中志愿军战俘1030人。
1953年7月30日，根据停战协定，“联合红十字会小组”双方代表在板门店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中朝代表分别为张翼（朝）、元根（朝）、谭一民（中）、张子正（中）。
红会成员阎稚新回忆说：“谭一民即是赴开城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团长谭佑铭，张子正原名张梓桢，他是从志愿军政治部敌工部长的工作岗位上调来红十字会的，为了工作方便，并和原任职务加以区别，他们都改用了现名。
“为了完成我们的任务，由双方代表所组成的联合红十字小组要根据停战协定第57款子项进行下述的工作：
“协助遣接战俘；
“访问双方战俘营，慰问战俘，分发有关战俘福利的馈赠品；“对遣返途中的战俘提供服务。”
联合红十字会被分为北、中、南三组，中组在板门店战俘交界区负责统筹协调工作，北、南两组则分赴两军战俘接受区开展相关工作。各组均由来自三方的四名负责人组成，分别是：
北组：张翼（朝鲜）李际泰（中国）劳埃·朱洛姆（英国）艾伦·斯卡波洛格（美国）
南组：元根（朝鲜）谭一民（中国）利兰·威廉姆斯（美国）乔治·波顿（英国）
中组：韩国忠（朝鲜）阎稚新（中国）奈德琳（美国）纳托（英国）
从8月4日起，三个小组开始了繁忙的工作。
大规模的战俘遣返则始于8月5日。
经过了4月“小交换”，中美双方在这次大交换中都显得游刃有余了。中方备足了粮食、日用品，3000多名工作人员组成了庞大的工作队。
8月5日上午9点，运送战俘的车队准时开到。与之前的小交换一样，中朝战俘一下车就脱光了美方发放的衣服鞋袜，向美方工作人员怒目而视。这些愤怒的战士们说：“我们在战俘营吃尽了这些狗杂种的苦头，回来前，才人模狗样地给每人发了一套新衣服，想叫我们给他撑面子，我们才不干这种蠢事。”
中朝方的接收区在北部，各国记者可以自由采访；美方的接收区在南部，记者只被允许站在规定区内拍摄，不允许采访。美方的安全军官显得对“共产党的宣传攻势”十分忌讳，如临大敌，严令美军归俘不能“帮助共产党宣传”，不得“谈受到良好待遇的话”。
中方的归俘在从板门店到开城的途中，会在临时开辟的卫生通过区内洗澡、理发、换上新衣，然后前往设在风景区的盘崖、土思岘、高头山里接收站，经过短期休整，再乘火车回到祖国。
阎稚新回忆：“美方违反协议……刁难我方在南组的红十字会代表，阻挠他们进行正常的活动。
“他们先是在翻译问题上刁难，不给我方代表提供称职的中文翻译，临时找上一个说不通中国话而又不能完全听懂英语的当地人来充当这一角色。在与美方打交道时，需要通过另一人将英语译成朝语，然后由这名译员翻译成不伦不类的中国话。我方红十字会代表向他们提出抗议，美方却听之任之，无动于衷。
“美方又设置种种障碍，不让我方红十字会的代表接近战俘。在巨济岛战俘营，朝中方面红十字会代表只能在铁丝网100米以外的地方观看战俘。美方还规定，有战俘在场时，红十字会的代表不准参观宿舍、伙房及运输设备。红十字会慰问战俘的活动，由于受到种种阻拦而无法进行。
“美方还在生活上处处刁难我派赴南组的红十字会代表。在南组的釜山分组，我代表人员住的房子停电断水，厕所里尿便横溢，臭不可闻，无法立脚。按照协议，美方应当为朝中红十字会在南方提供代发朝、中文电报的通讯服务，但是，他们却无视协议，拒绝做这件事，致使我南组的红十字会代表在一段时间内与总部失去了联络。我红十字会代表在南方的活动面临困境，竟然是从遣返回来的归俘那儿得到的消息。
“1953年8月5日至9月6日，据不完全统计，我方被俘人员控诉的内容有：‘联合国军’俘管当局及其警卫人员，施放毒气弹32起，屠杀及其他暴行27起，沿途受暴徒袭击12起，饮食不良与断粮26起，不给伤病战俘医疗和妨碍战俘卫生9起，扣留战俘特别是扣留女战俘及其孩子的共27起，阻挠我方红十字会代表与战俘见面及其他侮辱行为9起，抢夺战俘个人财物3起。以上共计145起的控诉中，战俘的控诉书信有38件，计致克拉克将军的5件，致巨济岛‘联合国军’俘管当局的3件，致红十字会团体的16件，致世界和平会议的6件，致中立国和其他方面的8件。”
数十年后，政治部副主任杜平还清晰记得那些被强行刺上“反共抗俄”文身、遭到威胁与虐打的年轻战士，记得他们在回到开城时愤怒的泪水。有一次，杜平在接收点碰到了越剧名角徐玉兰，这位年轻的艺术家双眼哭得通红，“遇上了一个上海老乡，才18岁，参军三个月被美军俘虏去，被打得浑身是伤，现在人是回来了，可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
1953年8月16日，因受多方阻挠，中方代表谭一民从济州岛被迫撤回，并在板门店第四次协调组会议上做了公开报告：
我以联合红十字会小组访问“联合国军”管理下的济州岛战俘营的朝中红十字会首席代表的资格，向联合红十字会小组协调组，提出关于访问济州岛战俘营的情况报告。8月6日上午9时20分，我们访问济州岛战俘营的朝中联合红十字会代表6人，与“联合国军”一方各国红十字会代表6人，由釜山到达了济州岛。济州岛俘管当局允许在当天下午以两小时的时间（2时至4时），访问600名我方被俘人员。正当访问将开始时，俘管当局临时提出要审查我们对被俘人员的慰问讲话稿。我们为了取得俘管当局的合作，将讲话稿立即交予俘管当局审查，并提醒俘管当局注意到如果审查时间推延至2时以后再开始，访问的时间应予以顺延。
当时俘管当局答应了这一要求。但由于俘管当局有意拖延时间，要把讲话稿译成英文审查后才允交我们去讲，以至交还我们的讲话稿时，时间已快到下午4点了。我们要求俘管当局实践诺言，仍给予我们两小时的访问，并指出推延责任不在我们。可是俘管当局不但未能实践他的诺言，相反又提出了极不合理的三种条件和限制：一是蛮横地提出朝鲜红十字会代表的讲话稿有宣传性，不能讲，但又并未具体指出什么词句有宣传性；二是时间只能在一小时内，并包括分发慰问品、分发馈赠品、慰问讲话与战俘座谈等项目；三是对于中国红十字会代表的慰问讲话，还要看我们访问战俘的情况来决定，换一句话说，朝鲜红十字会代表讲话要禁止，中国红十字会代表的讲话，俘管当局认为可以讲才能讲。访问的整个时间只能在一小时之内。在这些不合理的苛刻的限制下，我们当时仍然意图取得与俘管当局的合作和谅解，使他们改变这种不合理的限制。但俘管当局声明说：这是最后的不可改变的立场。因此，我们在这种极端不合理的限制下，不能不停止对济州岛战俘营的访问。
我们中国红十字会代表与朝鲜红十字会代表，曾经带着中朝两国人民无限关切的心情，去访问“联合国军”管理下的济州岛战俘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由于遭受到俘管当局苛刻的不合理的限制，我们不但未能根据双方协议所赋予我们的职责，去为被俘人员进行福利所需的服务，而且我们也被迫未能与我方被俘人员见面。我们除了对我方被俘人员表示无限歉意之外，我们对“联合国军”济州岛战俘营当局所采取的不合作及其苛刻的种种不合理的限制表示抗议。
1950年7月20日，朝鲜人民军在大田战役中俘虏了迪安少将。停战后交换俘虏。
原本被认为阵亡的美军第24师师长迪安少将，因为意外出现在第一批战俘名单中而引起国际媒体轰动，也在遣返中回到了祖国。
在美军原第24师师长迪安少将被遣返的前一天晚上，遣俘委员会我方代表还在开城设了便宴招待他。那晚，迪安喝醉了，把一身新制服吐得一塌糊涂。我们又叫人连夜为他赶制了一套崭新的制服。这使他很受感动，临走时，紧握着我们代表的手不放。
33天的遣返工作过后，中方共向对方遣送非朝鲜籍战俘4912名，朝鲜籍战俘7848名，合计12760名；接受朝鲜人民军战俘70159人，志愿军战俘5640名，合计75799名。
此后，从9月10日起，双方开始在分军事区的东场里和松谷里，按照协议将不直接遣返的被俘人员移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印度部队）接管，并随之在10月15日开始解释工作。
在解释工作开始之前，共有127名受到胁迫的中朝战俘冒险越狱，回到了中朝营区。而在解释工作进行时，曾有138人一边喊着“我拒绝遣返”，一边挣脱对方特务的束缚，奔向中朝负责遣返的工作人员；还有104人趁夜逃脱敌营。在解释工作屡遭阻挠的一段时间内，还有162名中朝战俘趁机越狱。
领导“解释代表团”工作的是志愿军68军政委李呈瑞、38军参谋长李际泰。
正是由于美方结下了“自愿遣返”这一死结，以致双方久久未能达成一致，朝鲜战争停战谈判的结束才被推迟了一年多时间。为了解开这一死结，双方才商定，在中立国的监管下，进行战俘解释工作，使战俘们的自由意志不致受歪曲，不被强行扣留。但这项筹备已久的工作一经推行，就艰险重重，最后半途而废。
由于大批李承晚、蒋介石派出的特工人员渗透到印度部队看管的战俘营内，并策动了一系列干扰和破坏活动，中朝方的战俘解释工作很快就停摆了。
双方都拥有90天的解释时间，用于向战俘阐明回归政策，使那些有顾虑的本国战俘能安心回归；但美方蓄意拖延时间，小动作不断，使中朝在90天内只进行了10次解释。
在第一天的解释工作中，由于蒋方特工策划战俘闹事，本应于早上8点开始的工作一再拖延，经由中遣会主席蒂迈雅将军亲自出面，才在下午4点半开始。
在断断续续的解释工作中，有中朝解释代表被混进的特务打伤，有对方的台湾“翻译”在现场恐吓战俘，90天过后，中朝只进行了10天解释工作，有85%以上的战俘未能听到中朝工作人员的解释。因此，周恩来指示前方代表，不能只计较多劝几个人回来，要抓理，揭露美方破坏解释工作的真面目。
最后，除了600多名战俘冲破障碍、回到祖国，其余的战俘大多被送往台湾，编入了蒋介石军队。
我方被俘人员的大多数连我方代表的面都未见到，无法向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和我方解释代表表达要遣返回国的愿望。只有188名人民军和440名志愿军被俘人员申请遣返回国；在战俘营，23名人民军和15名志愿军被俘人员在看管期间死亡，大多数是被南朝鲜和台湾特务残害致死；申请去中立国印度的有74名人民军和12名志愿军被俘人员；被裹胁去台湾的有14235名志愿军被俘人员。绝大多数我被俘人员被强迫送往台湾，不少志愿军战俘被编入国民党部队。
他们在台湾处境艰难，特别是当了退休兵，进入老年……前几年两岸开放探亲，他们当中有人渴望回大陆探亲，但顾虑身上刺的反共字样而不敢回来。他们要求台湾当局为他们出钱洗刷掉被刺字样和国民党党徽，台湾当局不得不花费大笔支出为老兵清洗身上字徽。
1954年初，中国人民志愿军解释代表团因解释工作安排受阻，工作中途停顿而撤销，解释工作实际上没有结束而结束。同年2月，我们翻译队同志回国。那天早上，同志们离开住地乘卡车去开城火车站，许多朝鲜老百姓无论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都来送行。朝鲜老大娘拉住我们的手，泪流满面；朝鲜姑娘抱住我们女同志低声啜泣，难舍难分。我们不禁想起我们房东老大娘冬天主动为我们用柴火烧炕，过春节时请我们和她们一家喝米酒、吃打糕，一起唱歌、跳舞的情景。我们相处虽只有短短半年，但结下了深厚友情。此情此景，以及我们参加解释工作的亲身经历，令我们终生难忘。
原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下属翻译队成员谢君桢、江承宗、段津、袁士槟回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