冻土下的钢铁长城
1951年冬天，战场和谈判桌同时陷入僵局。两军坚壁清野，修筑工事，巩固防御，转入了长期对峙。在中朝阵地，一条隐于冻土之下的钢铁坑道被修筑得固若金汤，这条长城般的巨龙成了朝鲜战场最坚强的壁垒。
为了遏制美军飞机在空中的横行霸道，在苏联空军的支援下，第一批新中国飞行员一边学习操作飞机，一边鹰击鸭绿江的长空，边学边打，狙击空中的敌人。
第一节 死不旋踵李克农
打的坚决打，谈的耐心谈。
—彭德怀
11月中旬，朝鲜中北部已是冰天雪地。
铺天盖地的风雪将狭长的朝鲜半岛完全变成了冰雪世界。
中朝代表团驻地白茫茫一片，“小别墅”会议室的窗棂在寒风中吱呀作响。
边章五将一杯热茶递给正在开会的李克农。李克农脸色苍白，原本圆润的面容显得瘦削了不少，讲几句话就要咳嗽一阵，茶的浓郁炽热的香气使他精神一振，断断续续的咳嗽也显得不那么难受了。
边章五暗暗摇头。
他清楚记得，几天前的一个晚上，李克农正像往常一样详细布置工作，谈话间，他突然用力捂住心口，闷声不响地一头栽倒在地。在隔江千万里的异乡战场，永动机一样的“李队长”一直是代表团的主心骨，正是有了这位威名赫赫的“红色特工之王”坐镇指挥，许多年轻的成员才有了信心和动力。在场的工作人员全都吓呆了，刚从国内调来的几个年轻人急得快哭出来。
所幸，这时的代表团驻地已有专职医护人员了。匆忙的医生们一路小跑，来到工作室，看到的是一群泫然欲泣的年轻工作人员，于是也被吓了一大跳，但当他们看到昏迷不醒的李克农，却马上释然了。
医生们连挪都没有挪一下李克农，只是往他嘴里塞了一片药，就完成了对这位将军的全部治疗。
“心脏病犯了。急救药，可以扩张血管。”医生们边收拾工具，边对工作人员解释道。
1个多小时过去，李克农恢复了神志，在身边人的苦劝下，他好歹在床上多躺了几个小时，对于这个几乎没有睡眠时间、连轴转的幕后英雄来说，能多睡几个小时，已经不亚于一次奢侈的疗养了。
李克农是众所周知的“红色特工之王”，组织缔造了新中国的保密战线，但他的病情却无法掩饰，也渐渐地众所周知了。他曾严令禁止向中央报告病情，但纸包不住火，何况在入朝之前，他的健康状况就已被中央了解。因此，在谈判后期，中央曾派伍修权接替李克农，但当伍修权来到开城，李克农仍以“临阵不换将”为由，硬是“抗命”留在了开城。
在李克农的外交生涯中，开城给他留下的印象太深了，就连他小孙子的名字也取为“凯城”。
当李克农在前线得知自己孙子出生的消息，他欣喜若狂，代表们也都来贺喜。朝鲜人民军南日大将听说李将军有了孙子，当即赶来向他祝贺。在李奇微和乔埃眼中，南日是个如同“印第安土著”一样古板顽固的“野蛮人”，可在得知战友的喜讯后，他开心得有些手足无措，简直比自己有了孙子还要高兴。
在谈判桌上，南日强硬的作风使敌人感到硬如顽石，敬而远之；但在战友之间相处时，这个年近40的硬汉却展现出了铁汉柔情，使李克农不禁感动。
于是，李克农诚心向南日提出了一个要求：为孩子起个名字。
戎马半生的南日大出意料，既十分高兴，又有些迟疑，表情顿时有些复杂，像是在谈判桌上被将了一军—这个生活在战火中的铁汉显得不太擅长这些事情。
无从得知李克农当时的心情，是否会为自己一时口快提出这个使南日为难的要求而暗暗苦笑，因为这项请求显然有点难为这位外国将军了。如果名字起得不合适，双方难免都尴尬。
南日表情严肃地思考。他环顾四周，若有所思，认真斟酌着说：“我们舌战在开城，就叫开城怎么样?”
硬汉将军的创意简单、朴实，正如他鲜明直率的性格。李克农松了口气，在和家人商量后，取“开”的谐音，改开为凯，寓意志愿军早日凯旋，李克农能凯旋还乡，这一改动可谓画龙点睛。
总之，只要谈判没最终胜利，李克农是绝不肯“凯旋”的了。
在“小别墅”会议上，李克农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对代表团讲了当前的国际形势和对策。他将前一段的谈判状况归结为两个特点：
一是这次谈判不是胜利者同失败者之间的谈判。平心静气地讲，只是战场上打了个平手的谈判。可是，对于这个特点，对方是不肯承认的。他们是世界头号强国，总放不下架子；而我们是刚刚取得了解放的人民，谁要想压倒我们也是不可能的。他要压倒你，你又不服压，这势必造成了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从对方讲，他在打的时候想到谈，谈起来达不到目的又想打，打不出名堂来再来谈，谈起来又想拖，总不能痛痛快快地达成协议。所以我们的同志切不可急躁，急也没有用。
李克农放缓语速，停下来抿一口茶，咳嗽也缓解了些许，看来确实“不可急躁”。
与会的代表们却有些迫不及待—“李队长”是在把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最新指示一条条剖析给大家听，含金量这样高的课程，学生们当然踊跃。
二是针锋相对。我们背后有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我们不求别的，只求和平，争取和平解决问题，因此我们有能力对付敌人的压力。战场上的压力，战场上予以回击；会场上的无理要求，会场上揭露、批驳；对会外的肆意挑衅，要一件一件地调查并抗议。当然，说针锋相对并不是不讲灵活性。谈判是打文仗，不是打武仗，单凭一股盛气是不行的。我们早就感到，会内会外都是硬碰硬，总不是个办法，可是扭不过来。原来以为小组会、参谋会可能对缓和谈判气氛好一些，可是问题一僵，又是硬碰硬。如何转弯，我也觉得苦恼。周总理与国民党谈判多年，虽然争得很凶，也是针锋相对，但个人交往很多，不少难题是在个别交谈中得到解决的。今天这种僵硬当然是双方造成的，但如有机会，总要抓住机会予以“诱导”才好。
李克农接着分析当前的谈判形势。
10月25日恢复谈判是我们在战场、会场上针锋相对斗争的胜利，是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胜利。美国是有困难的，他的困难比我们要大得多。美国人民不要战争，世界人民不要战争。世界和平理事会第2次会议通过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谴责美方扩大冲突、拖延谈判的行径，这是全世界人民的正义呼声。
现在的联合国大会就同去年迥然不同，美国的盟国早已没有去年7、8月份那股劲头了。连英国的《泰晤士报》都著文主张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停止朝鲜战争。维辛斯基的建议虽然不可能通过，但它是有影响的。对方之所以为恢复谈判去找苏联，尽管说了一些企图把谈判之所以拖延诿之于苏联的驴唇不对马嘴的话，但实质是要在保全面子的条件下重新回到谈判桌子上来，这正说明他有困难。
谈判是美国在国内国际压力之下恢复的，而谈判的恢复，转过来又增加了国际国内要求把战争停下来的压力，这就是形势发展的辩证法。因此可以认为现在达成停战协议的可能性增大了，这就是毛主席、金首相共同的估计。我们要抓住这个时机，努力争取在年内达成停战协议。
边章五、乔冠华、解方已经看过毛泽东发来的指示，因而对“争取在年内达成停战协议”显得并不惊讶，其他人则将信将疑，只是未宣之于口。
“我看难呀!”
大家又诧异又好笑地一起转头，脱口而出的是快人快语的代表团新闻官沈建图。
李克农瞪了沈建图一眼，这位37岁的新闻处长双手捂住嘴，不好意思地笑了。
李克农说:“你说难，当然肯定不那么容易，但是可以争取的。周总理经常讲，谈判一是看时机，一是看条件。时机刚才我已经讲了。现在讲讲条件。在停战线的问题上，我们主张以现有实际接触线为停战期间的军事分界线，估计很快可能达成协议。这个方案打出去后，对方有些慌乱。虽然他们放弃了深入我阵地后方划分停战线的要求，却仓促提了个以讹诈手段索要开城的11月8日的对案。我当时就认为他们难以坚持下去，因为对方说不出任何理由来。果然，17日不得不原则上接受了我方建议。”
乔冠华插话：“对于索要开城的要价，我有一种感觉，这很可能是李承晚的主张。开城是朝鲜的古都，打了一仗丢了古都，政治上很难交代，美国人似乎也不得不应付一下。”
李克农点头认可，说：“有可能是这种情况。所以要坚决驳斥，结果把它驳了回去。对无理要求要驳，但要主动促进。停战线的问题是停战的基本条件，如果这个问题达成了协议，那么最主要的问题便得到了解决。当然我不是说别的议程就没有麻烦了。同美国人打交道，你不要设想没有麻烦，比如第3项议程停战监督问题，根据美方在处理这类问题上所持的一贯主张，他可能要求无限制的监察，这是我方所不能够接受的。打仗之前我们不会同意，停战了难道能允许敌人到我后方视察？主权是一个国家的生命。这个问题就有可能又要僵住。我们准备提出在双方的后方一两个口岸由中立国进行视察的解决方案。”
一直用心聆听的沈建图又脱口而出：“这是锦囊妙计！有了它，第3项议程就没有再大的难题了。”
李克农又看了这个性急而聪明的年轻干部一眼，眼中蕴着微微的笑意，继续说：“但是问题还会有，中立国的提名恐怕就会遇到麻烦，大家可以考虑考虑提谁。我们不怕有争议，只要中立国视察的原则决定了，中立国的提名总不至于僵持不下吧?”
沈建图点点头，将眼神投向窗外，思绪仿佛随着窗外的鹅毛大雪飘扬，一直飘到了几个月后的谈判场景之中。
几年后，1955年4月，沈建图担任中国记者团团长，全面负责万隆会议的前方报道工作。4月11日，他乘“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前往雅加达参加亚非会议报道，途中，由于飞机遭到特务破坏，不幸殉难，年仅40岁。
这次“小别墅”会议还谈到了不少其他问题。
关于战俘问题，李克农说：“我们主张收容多少交换多少，他们是不幸的人；交换战俘既是国际公认的准则，又是一个人道主义问题，估计不难达成协议。”
关于高级会议问题，李克农说：“这项议程对方是被逼同意的。他最怕撤军，最怕讨论远东问题。但议程是向双方有关政府的建议，只要把在一定时期内召开高一级政治会议、协商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等确定下来就可以了。至于高级会议如何开法、哪些国家参加等问题，可以留在停战后讨论。”
在会议结束前，李克农扶了扶镜框，目光炯炯地总结陈词：“中央把底牌都交给我们了，时机也比较好，问题就看我们如何组织力量和执行了。原则要坚持，策略要灵活。当然，敌我斗争我们最多只能当一半的家，但是只要我们这样做了，他（美国）不干，就将使他们在世界人民、美国人民面前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所以还是两手准备。在实际工作中，要为迎接协议达成做准备，也要为经过努力达不成协议做准备，这样才能做到‘和固有利，拖也不怕’。至于战场，不用我们管，彭老总早就讲过，‘打的坚决打，谈的耐心谈’，我们的任务就是谈判。”
李克农的长篇报告使大家受到极大鼓舞。在休会吃夜餐时，人们脸上喜形于色。对外一向严肃的南日向乔冠华开玩笑说：“这样，你这个‘指导员’的文章就好写多了。”
代表团成员们似乎不知疲倦，会议在夜餐休息后马上继续。南日首先发言，他说：我完全拥护毛主席、金首相的重大决策。问题是敌人太狡猾了，出尔反尔，总是层层设置障碍。现在时机较为有利，战场上敌人无可奈何，我们又有了全盘设想。我们应该努力争取，当然是要争取和，如果敌人拖，我们也不怕。
乔冠华谈了对战俘问题的看法：“中央估计战俘问题不难达成协议，可我多少有些担心。最近范·弗里特总部军法处长汉莱的声明是个信号，他竟污蔑我方杀害战俘。当然捏造总捏不圆，他说这事是我军81师23团干的，我军根本没有这个番号，而且美国国防部也说汉莱的声明没有事实根据。李奇微虽支持汉莱的声明，但不敢让汉莱同记者见面。奇怪的是杜鲁门竟于汉莱声明的第二天声称，‘中国军队杀害在朝鲜的美军战俘，是一百多年来最野蛮的行为’。一个大国的总统居然支持连国防部都否认的一个集团军军法处长的声明，这不是一般情况，可能预示着美国决策集团要在这个问题上做什么文章。我没有把握，但我提醒同志们研究这个问题。”
乔冠华的预感显示出一个外交家的分析判断才能。没过多久，这个问题果然成为达成停战协议的主要障碍。
第二节 制裁与干涉
你们应该忘记主权、内政这些支离破碎的名词。
—美方谈判代表费伦堡
在1951年11月的冬天，美军的空中“绞杀战”方兴未艾，但除此之外，双方并无别的交锋。因此，有利于谈判进展的良机终于出现了。
关于停战监督问题，中朝方面认为，军事停战只是向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短暂的过渡阶段，所谓监督不过是为了保障迅速召开高一级政治会议、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彻底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临时军事安排。只有彻底地解决朝鲜问题，才能真正使敌对行动没有再次爆发的可能。
美方则有别的考虑。
为了预防中国军队在停火后向朝鲜输送人员和物资，李奇微提出，联合国观察组要在朝鲜全境内的入港口岸和枢纽中心进行自由视察，并对朝鲜各地进行空中观察和摄影侦察。
李奇微的提议被参谋长联席会议否决了。11月16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告知李奇微，“地面与空中观察是必要的，但不能以中断谈判为代价”。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正在构思“严厉制裁”—如果红色中国想在停战后再度进攻南朝鲜，后果可能是海军封锁其海岸，空军攻击中国满洲，甚至不排除使用原子弹。
不同的出发点反映在谈判桌上，形成了又一轮尖锐的斗争。
毋庸置疑，在毛泽东、金日成等中朝领导人的计划中，“以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是一条决不能让步的底线。在11月14日致菲利波夫（斯大林）的电文中，毛泽东就阐明了这点：
我们之所以将三八线分界留到将来政治谈判中与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一道解决，而主张先行就地停战，不仅因为目前的谈判是军事停战，敌人无论如何也不愿立即从三八线以北的东部高地撤出而换回三八线以南的西部沿海平原，并且因为三八线以北的东部高地，即使敌人不撤，我们仍有高地可收，而三八线以南的西部沿海平原，人口多过东部，农产亦丰，更可控制开城成为进出汉城的要冲。关于这一点，金日成同志今年六月在北京商谈停战条款时，便有此意。此次亦是得他同意后始行提出的。
毛泽东的分析一针见血，得到了斯大林的认可，而且很快也在与
美方的谈判中见效了。
美方原本希望索要开城，但胶着的战局使这一希冀很快破灭；且中朝谈判代表在会场内又表现得十分强硬，这样一来，美方只得放弃谋取开城，在11月17日同意了中朝提出的以现有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的议案，双方各后撤2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区。除此之外，美方还提出了“30天期限”之说，即停战协议若不能在30天内达成，则按彼时的实际接触线对军事分界线进行修正。
美方作出的这一关键性让步，使谈判的主动权又向中朝靠近了一些。
11月18至20日，毛泽东数次指示李克农和彭德怀，剖明了美方深受战场压力和舆论压力的窘迫现状，并否决了李克农将30天期限改为20天期限的方案，建议仍将期限定为30天，因为“敌人急于求成，我们不应表示比敌人更急。我们的态度是能在三十天内成立协议固好，拖长时间也不怕”。
于是，在11月23日的小组委员会上，双方达成了原则协议。参谋人员们得以踏上这条来之不易的接触线，他们耗费了3天半时间，对接触线进行详细核对。
至此，关于军事分界线划分的问题终于达成初步协议。在论及这次历时4个月之久的军事分界线谈判时，毛泽东曾形象地分析，傲慢无理的美国人是很难与之讲和的，而正是因为战场与会场双管齐下，美方才被迫让步—“（美国人）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
11月27日当双方批准第2项议程之后，立即进入第3项议程，讨论“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包括监督停火休战条款实施机构的组成、权力与职司”。中朝代表当即提出5项原则建议：
一、双方一切武装力量，包括陆、海、空军的正规与非正规部队武装人员，应自停战协议签字之日起，停止一切敌对行为。
二、双方一切武装力量，应于停战协议签字后3天内，自非军事地区撤出。
三、双方一切武装力量，应于停战协议签字后5天内，以军事分界线为界，自双方的后方和沿海岛屿及海面撤走。如逾期不撤，又无任何延期撤走的理由，则对方为维持治安，对于此类武装人员有权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
四、双方一切武装力量均不得进入非军事地区，亦不得对该地区进行任何武装行动。
五、双方各指定同等数目的委员，组成停战委员会，共同负责具体安排和监督停战协议的实施。
按说有了以上的第1至第4条的规定，再加一条监督机构的监督，就足以保证高一级政治会议的顺利进行了。
但是，如李克农所料，美方果然还有后招，他们提出了7项建议。美方一反过去强调的关于“撤退外国军队是政治问题，不应该在军事停战中讨论政治问题”的立场，力主讨论停战期间“不增加军事力量”这样广泛的势必涉及双方内政的政治性问题。
一切都在预料之中。李克农果断作出指示，拒绝了“可到对方后方进行空中和地面自由视察”这一条；对于“不增加军事力量”，则继续与美方协商。
12月3日，中方做出了美方眼中的“让步”。
原先由中方提出的五条建议被增加为七条，后两条是：
六、为保证军事停战的稳定，以利双方高一级的政治会议的进行，双方应保证不从朝鲜境外以任何借口进入任何军事力量、武器和弹药。
七、为监督第六条规定的严格实施，双方同意邀请在朝鲜战争中的中立国家的代表，成立监察机构，负责到非军事区以外双方同意的后方口岸，进行必要的视察，并向双方停战委员会提出视察结果的报告。
此时，美方内部却发生了激烈争执。
如果同意中方的第六条，联军就连常规的部队轮换也难以进行了，美军士兵回家过新年的愿望已经在1950年的“圣诞节攻势”中破灭过一次，现在不但不能回家过新年，甚至要无限期地待在朝鲜战场，无疑是不可接受的。
双方的讨论还引出了新问题。杜鲁门拍着桌子质疑参谋长联席会议：“我们为什么要允许重修公路、铁路及除机场以外的一切设施？
我们牺牲那么多的人，投下了千万吨炸弹，损耗了大量装备，好不容易才使这些人退缩呀！他们在那样差的运输条件下，曾使我们吃尽了苦头，他们连机场也没有，却那么能打。”
对此，参谋长联席会议解释说：“因为他们并不指望朝鲜问题得到政治解决，停战状态将会持续很长时间，因而，在那么长的时间中，要想制止北朝鲜为国计民生而修复各种设施，是根本不可能的。”
因此，除了决不允许修复机场之外，其他几项条件都可以坐下来谈。
但机场修复问题无疑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厢情愿。“不管参谋长联席会议多么害怕，要想叫共产党接受这样一种不对等的安排，那是绝对不现实的。因为‘联合国军’的飞机部署在南朝鲜各机场，而共产党飞机却不准使用北朝鲜的飞机场，能办得到吗？”
在中朝代表团看来，“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不可能容许外部势力限制自己国境内的航空设施”。
1951年12月19日，联军谈判代表人员调整。海军少将勃克另有升迁，霍治少将则调往别处。接任他俩工作的是空军少将特纳、陆军少将费伦堡。
12月29日，在一系列拉锯谈判后，联军代表“终于打出了一张王牌”。他们终于撤回了空中监察的要求，并希望以此换取中朝在机场问题上的让步。
解方赞赏了联军代表的“前进了一步的提案”，但在机场问题上，解方“看来像是不动的岩石一样”（美方参谋巴治教授语），坚决不予让步。
联军代表特纳立即指责解方“违反了对等交换的原则”，而解方则用和蔼的语调反驳：“你方是不是说无理地坐在别人的头上，而下来了就是让步了呢？”
每当联军代表提到机场问题，中朝都会以内政和主权来进行应对。初来乍到的特纳少将曾反问：“北朝鲜空军已被歼灭了。不存在的东西是不能谈什么独立权的。贵官说的是哪里的独立权呢？”
但解方对此根本置若罔闻。在联军代表看来，这也是中朝谈判代表令他们头疼的谈判方式之一。
从此，机场修复问题成了停战谈判中的一个顽疾，令双方都头疼不已。直至1952年1月25日，双方都同意将这个问题暂时搁置，先将其他条款往前推进。
考虑到美方的客观情况，中朝在12月14日进一步修改了提案，增加了一段：双方的任何一方如需要对其在朝鲜的军事人员进行轮换时，应向军事停战委员会提出请求，取得批准。此项轮换的人数，每月不得超过5000人，并应经过中立国监察机构的实地监督，在双方同意的后方口岸进行。
在这一阶段，需要商定的细节实在太多，因此，双方的争辩空前密集、激烈。
仅在讨论美方提出的第四条（即停战委员会在执行任务时，可以自由出入朝鲜境内各地的问题），南日和乔埃就论战了无数次。
中朝方面拒绝接受这条，因为“对你方自由到我方后方观察同样反对，因为这也是干涉我方内政的问题”。双方相持一周后，实在精疲力竭的乔埃再次询问中朝有无新建议，双方又爆发了一轮咬文嚼字的争论。
“我倒愿意知道，你方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将提出什么建议。”南日一脚将皮球踢了回去。
“这是否说你方没有建议？”乔埃反问，顺手挖了个陷阱。
南日滴水不漏地回应：“我说‘假如’你方有建议的话，我愿意听。”
乔埃撇了撇嘴，一板一眼地回应：“我先问的问题，你应当先提建议。”
论辩又陷入了双方熟悉的死循环，见此情景，双方代表都笑出声来，并由中朝代表建议暂时休会。
另一方面，为达成停战协议的准备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根据李克农的建议，从中国国内、志愿军总部、志愿军前线各兵团抽调了一批干部来开城。为了下一步讨论战俘问题，李克农还建议请志愿军政治部副主任杜平来代表团参与有关战俘问题的准备工作。
代表团规模扩大了，为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还从志愿军抽调老资格的军政治部主任丁国钰主持政治工作。
丁国钰是外交部门的老干部，并非武将，但至今被称为丁国钰将军。他说，这是因为抗美援朝在全国太深入人心了，“我是志愿军的第三任首席谈判代表，和美国人谈判时，《人民日报》天天都是丁国钰将军怎样怎样了。其实，部队那时还没授衔，是为了谈判工作的需要，才说我是将军的。”
“不但将军的名号是临时定的，连谈判穿的衣服都是临时做的。”丁国钰笑着回忆说。
丁国钰谈到李克农时充满敬意：“李克农是开城代表团不可替代的人物。没有李克农的组织能力和政治威望，很多事都难以办成。李克农是一个有风度、有气魄的领导人。特别是停战谈判涉及中朝两党关系，谈判桌上，是朝方代表发言，而谈判的具体操作又是中方管。这就不太好办。所以搞好同朝方的关系，至关重要。李克农经常找朝鲜同志开会、谈心，一起商量。每次同美国人在板门店见面前都要召开中朝两方的预备会。在朝鲜同志面前，他从来不流露‘以我为主’的心态，因此很能得到朝鲜同志的信任和尊重。”
杜平在志愿军领导机关分工负责战俘工作，他来到代表团后，立即着手准备了一份详细的符合国际红十字会要求的战俘名单和中朝方面被俘人员的名单。
正是这份名单，几乎要了杜平的命。
11月25日，我带上警卫员邓文富、田新华二同志准备出发。邓华来送行，他笑嘻嘻地说：“老杜，可别叫飞机把战俘名单打掉了呀！”
“老兄尽管放心，只要我不去马克思那儿报到，就少不了这两箱名单。”虽是玩笑话，后来的事实却证明，两箱名单的确重要。
出发时，已近黄昏，天上仍下着毛毛雪，我和邓文富、田新华乘第一辆吉普车，凌强带着两箱子名单乘后面一辆吉普车。两辆车一前一后拉开距离向开城疾驰。出发前，保卫部的同志给驾驶员规定两天时间到开城，但我不愿在路上耽搁，就催促驾驶员李殿瑞快点开。一路上车不歇轮，遇山爬山，遇河涉水。走到半夜时分，肚子里已是饥肠辘辘。
这时雪停了，漫山遍野白茫茫一片，分不清哪是路，哪是坑，这给驾驶员出了个难题。前面横亘着一座小山，正在爬山时，突然，车子一个倒溜，“砰”的一下，我被翻了的汽车压在下面。幸好，两个警卫员被摔在车外，只受了点轻伤。他们把我从车下扶出来：“主任，你咳嗽咳嗽。”
我用力一咳，咳出声来，他们才放下心来。这次摔得很厉害，到开城后就躺下了，动也不能动。经史书瀚医生检查拍片，外伤七处，第四根裂骨处有裂缝。好在无生命危险，已属万幸。
1952年7月，谈判陷于停顿后，我回到沈阳又做了一次检查，医生为我做了个铁架子背心，睡觉时也不得脱下。又受了一次罪。
丁、杜二人加入代表团，标志着志愿军谈判工作的规模有了质变。
由于美方拒不撤出沿海岛屿和领海，并宣称“第二项议程所说的岛屿及海面，是只限于领海之内的岛屿，距海岸3海里以外的任何岛屿和海面与其他朝鲜以外的东西一样，都不在朝鲜境内”，中朝为了解除西部沿海岛屿敌特武装对中朝方面侧后的威胁，命令志愿军第50军于11月5日至30日连续组织了四次渡海作战，对西海岸敌占岛屿发动攻势，由近而远，逐岛作战，解放了大和岛、小和岛、艾岛、炭岛等十余个岛屿，虽仅歼灭敌特武装570余人，但消灭了那里的特工据点。
为了解除对方关于“只在非军事区和后方口岸视察不足以保证停战协议的执行”的借口，中朝方面的新方案还规定了“在非军事地区以外的双方同意的后方口岸及发生违反停战协议事件的地点”的监督由中立国监察机构负责。这里加上“及发生违反停战协议事件的地点”14个字，就使中立国监督的范围可以扩大到所有地点。
但美方面对中朝的让步未做丝毫妥协，于12月23日拿出一个对案，把中朝方面的让步接过去，可是干涉内政的要求依然不动。他们的理由仍然是，机场与航空设施的恢复与修建不可避免地会增加中朝方面的军事力量。为了解除这种戒心，12月24日中朝方面再次对12月14日的方案进行修正：明确规定“不得从朝鲜境外进入任何作战飞机”；同意对方提出的“军事停战委员会中的一方向中立国监察机构提出调查违反协议事件的请求时，中立国监察机构即须负责进行视察”。
这里又包含着一个突破性的原则让步。人们都知道，早在1946年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及其所属的执行小组里，中共方面是有否决权的，那时蒋介石曾不止一次提出主席（当时美方是3人小组的召集人）有仲裁权，中共方面坚决反对。但在这里中朝方面同意了在调查违协事件时任何一方不使用否决权，在军事停战委员会上只要一方提出，就可以请求中立国监察机构派出小组前往视察，中立国监察机构接到通知“即须负责进行视察”。
最终，12月27日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终于被“浪费”掉了。11月27日，双方达成的军事分界线协议规定“如30天内停战协定未能签字，则由双方确定彼时的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从那时起，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盼望着在这个“30天”之内达成停战协议。
一方要干涉内政，另一方反对干涉内政，这是第3项议程之所以僵持不下的主要症结。
中朝代表说，我方不能同意你方限制机场设备的建议，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能让步，我方内政不容干涉，至于我方进行或者不进行这一种或者那一种设备的恢复或者补充，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美方代表费伦堡强调，既然战争正在进行，内政的干涉就无法避免：“这种干涉现在我们就以我们的军事力量进行着，现在我们正在干涉着你们的内政，你修飞机场，修好了，我给你炸掉，你再修，我再炸。”
解方怒斥道：“你们这种血腥逼人的好战分子的理论荒谬到不值一驳。你们应该知道，即在你们使用军事力量狂轰滥炸、大肆破坏的时候，你们也不能干涉我们的内政，妄想干涉也没有干涉得了。你们使用军事力量不能得到的东西，却企图用谈判的办法得到。我坦白地告诉你们，你们永远也不会得到你们使用军事力量所得不到的东西。”
费伦堡辩解说：“现在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完整的主权，完整的主权既不存在，又何必斤斤计较主权的完整和内政的不可干涉呢？”
“这正是你们美国统治集团企图称霸世界的野心的露骨表现，你们企图侵略别的国家，因此你们就否认世界各国还有什么主权。”解方针锋相对。
“你们应该忘记主权、内政这些支离破碎的名词。”
解方的回击十分铿锵：“确实有许多国家在你们的压迫之下，已经没有他们的真正完整的主权了。但是你们不要忘记，你们这种称霸世界的妄想已经在这个世界不少地方碰了壁。因为，在这些地方不仅有主权完整的国家，而且有些国家还拿起了武器为保卫自己的主权，为反对外来的干涉而斗争了。我还要提醒你们，全世界正有几万万的人民为他们国家的主权完整和内政独立而英勇地斗争着。”
“停战总是要放弃一部分主权的，你们既然建议保证不从朝鲜境外进入任何军事人员、作战飞机、装甲车辆、武器和弹药，并邀请中立国家代表到双方同意的后方口岸进行视察，事实上就已经同意了我方对你方内政的干涉。”费伦堡继续强词夺理。
解方拍了桌子，“这是一种荒谬的推理，是故意抹煞这样的事实：限制从朝鲜境外进入任何军事力量，并由与朝鲜战争无关的中立国家来进行监察，这件事的本身就是限制外来力量干涉朝鲜的内政。我们的这个建议是严格地划分了朝鲜的对外关系与内政事务的，并且是既能保证稳定的军事停战而又不涉及双方内政问题的唯一可能的办法”。
费伦堡的态度同样强硬，“我们是不会同意在停战期间发展军用机场的。现在不会，明天不会，永远不会，地狱结了冰也不会。那就让大炮、炸弹和子弹去继续辩论吧”。
配合着费伦堡的强硬措辞，乔埃也在媒体上宣称：“可能对方只懂得炸弹与枪弹的声音。”
对于对方的种种奇谈怪论，中朝谈判代表当时还以为是那些出席会议的将军们的信口开河，他们毕竟不是政治家，政治上的无知不足为奇。可是后来看到乔埃的回忆录，才知道了这些言论的“版权”属于白宫，属于美国国务院。
“美国代表团在板门店的工作很出色。”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赞赏地说道。
特纳·乔埃中将在回忆录里说：“战争本身对于双方内部政务就构成了最大的干涉，而停战则为战争的另一种技术形态，唯因成立协定，而减少了干涉的程度。”
对于“减少了干涉的程度”这一典型的美式思维，中方是绝不认同的。
从朝鲜，到越南，再到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在美国政府的“干涉”下，一个又一个国家陷入分裂和战争的泥潭，在美式民主的甜梦里长眠不醒。
小组委员会一直开到1952年1月27日，毫无结果。理屈词不穷的对方有些胡搅蛮缠了，仍然顽固地坚持限制机场设备的主张。小组会无法继续，双方同意暂时休会，举行参谋会议，就已经达成的原则协议作细节的讨论。
第三节 米格走廊和地下长城
无论是从空中或地面上的火力都不足以将躲藏在挖得很好的战壕里的敌人消灭。这场有限战争的优势是在防守一方。
—沃尔特·G．赫姆斯
苏联空军的秘密参战，迅速改变了美国空军在朝鲜战场上肆虐的情况。
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先后有10个苏联航空师在朝鲜北部参与战斗，共战斗起飞64300架次，空战1872次，击毁敌机1106架（包括各类运输机、侦察机等），自损飞行员120人、飞机335架。
中朝联军也投入了10个航空师（新中国最早的一批飞行员就是在朝鲜战争中火线受训并飞上战场的），战斗起飞24691架次，空战366次，击毁敌机330架，自损飞行员116人、飞机231架。
在战争初期，美军凭借巨大的空中优势，一度将中朝本就不发达的补给线打回了石器时代。
危急的形势，使斯大林终于认为苏联出兵的时机已经成熟。
于是，苏联的米格战斗机严格遵循斯大林“不得进入前线作战”的命令，在鸭绿江至清川江上空密集游弋，而不越雷池半步，出色地与中朝空军并肩保护了北方补给线。
鸭绿江至清川江上空也因此被称为“米格走廊”。(https://www.daowen.com)
关于派遣空军入朝作战，斯大林经历了反复斟酌，与中、朝几经协调，其中蕴含了复杂的国家利益权衡，其出兵过程也极为曲折复杂。
1950年10月11日，周恩来等人专程飞抵高加索黑海边斯大林的休养地。根据苏联解体后的解密资料，人们得以了解黑海会谈的内容。
周恩来是为苏联军援而去的。他向苏联领导人介绍了中国的政治局会议情况，表明了中国出兵势在必行，但需要苏联帮助解决一些困难，尤其是在提供空军支援和武器装备方面。
斯大林当即作出承诺，飞机、坦克、火炮都可满足中方要求，但苏联空军尚未做好准备，还需两个月进行战备，才能加入战场。
1950年7月5日，积极支持北朝鲜的斯大林曾致电驻华大使罗申，要罗申转告周恩来，苏联将“尽力”为入朝作战的志愿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只要中国答应参战，苏联将尽全力支持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
这次，斯大林的承诺却被加上了一个期限：两个月。
在这样的重大关头，一向全力鼓动中国参战的斯大林竟然变卦了。是什么使他犹豫、动摇？
朝鲜战争爆发之前，苏联的政策是韬光养晦、暗中蓄力，在没有必胜把握时，绝不与美国发生正面军事冲突；而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后，为了与战争撇清关系，不在战场上留下任何属于苏联的蛛丝马迹，斯大林的对美政策表面看来堪称隐忍。
从金日成与李承晚摩拳擦掌时起，美军就在不断试探苏联的立场。美军机多次侵扰苏联领空。
1950年，7月—8月，美军机多次掠过苏联边界线附近领空。
7月8日，两架美国歼击机飞过恰普林角上空。
7月17日，两架美国飞机侵入位于乌艾连镇的苏联边界线。
7月20日，两架美国飞机出现在苏联塔菲利耶夫群岛上空。
终于，9月4日，一架未装载炸弹或鱼雷的苏联轰炸机被11架美国战斗机围歼，苏联政府终于提出抗议。但遭到美国拒绝，理由竟然是击落轰炸机的飞机受命于联合国，所以美国不能接受苏联抗议。
苏联已决心弃卒保车，所以再次忍让。此时正值美军即将越过三八线的关键时期，美军正面对敌，双眼则紧紧盯住朝鲜背后的苏联的一举一动。斯大林明白，这是美国的警告，于是他更加谨慎，更加深藏不露。实际上，斯大林也正在加紧催促中国参战。
1950年10月8日下午4点，美军越过三八线的第二天，两架F-80再次光临苏哈亚地区距边境100公里的一个军用机场，并击毁苏联军用机场的7架飞机。苏联空军仿佛清风过耳，既不升空迎敌，也未使用地面机枪和高射炮火还击。
直到10月9日22时45分，美国大使柯克才接到苏联大使的电话，要求会面并接受照会。柯克先声称自己患了感冒，卧床休息，避而不见，于是苏联大使只好把照会书寄到美国大使馆。10月10日，美国使馆原封不动退回了照会。
苏联简直表现得像一个怯生生的孩子。
美军的频繁挑衅，已毫无疑问超出了误会的范畴，应视作一种有恃无恐的试探与警告。令美军十分满意的是，斯大林表现出了足够的隐忍，甚至已经超出了忍辱负重的程度，似乎是真不敢触碰美军锋芒。看起来，在美军隔三差五的“提醒”之下，苏联是绝不敢在朝鲜战场搞小动作了。
因此，10月19日，美国终于大方承认了对苏联机场的射击，并归结为“空中领航错误和计算不佳的结果”，并宣布已经对涉事飞行员进行了纪律处分，也表示愿意向苏联赔偿资金，算是试探满意之后的安抚。
但莫斯科依然没有眼泪，仿佛屡遭空袭的并非自己。
甚至在黑海，在见到周恩来之后，斯大林也依然表现得毫无斗志。苏联巨人难道就此屈服于美方军威？人们难以置信。
斯大林和周恩来商谈后，认为中、苏双方都未做好入朝参战的准备，于是，作出了暂时放弃朝鲜战场的决定，准备适时通知金日成撤退，并立即致电毛泽东。
此时的中国领导人正在为空军支援的问题展开讨论，问题的关键十分明确，只要苏联及时兑现空军承诺，志愿军就可以入朝参战，否则就不应贸然参战。
斯大林的电文使毛泽东陷入沉思。10月12日下午，毛泽东在收到来电后表示：同意你们的决定。当晚又致电苏联，表明已下令“停止执行进入朝鲜的计划”，于是，斯大林马上致电金日成，要他准备北撤。
但这并非中国最终的决定。毛泽东立即与彭德怀、高岗会谈，在得到彭德怀的支持，并看清斯大林的复杂意图之后，10月13日，毛泽东召见了苏联大使罗申，告诉他“我们应当帮助朝鲜人”。
现在轮到斯大林陷入沉思了。当美军尚未打过三八线时，斯大林全力鼓动中国出兵，且许下了空中支援的承诺，但随着美军的势如破竹，斯大林开始对中国军队的参战结果产生了怀疑，他不确定志愿军在此时参战是否还有意义：面对强大的机械化美军，志愿军能否站稳脚跟？何况，他一直就将毛泽东视为“铁托第二”，还并不放心中国—这个新加入自己阵营的大个子兄弟。
所以，当毛泽东表示可以先出动中国陆军后，斯大林依然显得十分保守，他表示，即使苏联空军在两个月之后增援，也不会奔赴前线，而只会在鸭绿江上空巡航。
在没有绝对的取胜把握时，斯大林不愿冒险与美国发生任何冲突。
斯大林甚至开始寄希望于从秘密外交渠道寻求和谈。10月4日，在一次看似平常的午餐中，联合国秘书处的苏联工作人员瓦西里·卡萨涅夫劝说挪威驻联合国代表汉斯·恩根，希望他向美国政府传话：只要美军不越过三八线，苏联将立即促使北朝鲜停火。
10月14日，毛泽东电告尚在苏联的周恩来，志愿军12个步兵师、3个炮兵师将在10月19日入朝，26万人将投入战斗。由于朝鲜前线危在旦夕，10月15日凌晨，志愿军已经提前出动，17日、18日分别有一个军开拔，10天左右将完成渡江。
这样一来，斯大林终于释然了。
这位手握重器的世界巨人向来算无遗策，于不动声色之中早就备好了万全之策。虽然还未下定决心出兵，但苏联空军早已暗中枕戈待旦了，当毛泽东在10月14日发出参战电文后，苏联空军的144、17、328、20歼击航空师就立即被组建了起来。
随着志愿军于10月25日与联军交火，云山战役的随后爆发，斯大林才真正、完全对中国放心。11月1日，他从容不迫地派出了米格-15，在鸭绿江上空对美军发动奇袭，在十余天内击落美军飞机21架，连10月8日的旧账也一并清算了。
随着志愿军的高歌猛进，斯大林开始放手支援中朝两国。
11月15日，斯大林增派120架米格15，并成立了军一级的空军指挥机构；11月20日，第二批空军进入中国境内。与此同时，大批火炮、弹药、汽车也在陆续运往中国，除了空军教官进驻中国，1653架各种飞机也很快被移交给了中国空军，这就是新中国空军的最早的战斗力。
斯大林在1951年6月13日致驻华大使克拉索夫斯基的电文表达了迫不及待的心情：
致克拉索夫斯基：
根据我们的资料，我们的飞行员培训朝鲜人非常慢，马马虎虎。你和别洛夫将军看来想把中国飞行员变成教授而不是战斗飞行员。我们认为，我们的航空专家过分谨小慎微了。如果说战争时期俄国飞行员5—6个月就培训出来了，为什么中国飞行员的培训不能在7—8个月内结束？是该抛弃这种有害的谨小慎微的时候了。中国军队不能在没有空军掩护下战斗。
但是，无论如何，苏联的既定战略始终是保护朝鲜后方和中国境内不受美军空袭，而不是走到前线与美军直接对抗。因此，米格-15的活动区域就被严格限定在鸭绿江，除非是在作战时，否则绝不允许过江。就这样，一条看不见的“米格走廊”被划在了鸭绿江的天空上。
随后，迅速成长的中国空军也加入了战斗。1952年4月，在一次朝鲜北部的空战中，美军遭遇了惨重伤亡，在阵亡者名单中，赫然出现了小詹姆斯·范·弗里特—他是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的儿子。
“米格走廊”一词出自美军之口。
朝鲜战争初期，由于难以适应朝鲜半岛的地形，美军引以为傲的机械化部队在志愿军奇袭之下节节败退。为了扭转这种颓势，美军开始转而发挥其巨大的空中优势。
蚊群般的F-86歼击机群和B-52轰炸机群开始在朝鲜北部天空聚散，它们的目标是那些血管般的铁路、公路，一旦找到目标，这些嗜血的飞行机器就会不顾一切飞扑过去，在顷刻间将一条条朝鲜的运输生命线摧残得千疮百孔。
这种肆意的猎食并未持续太长时间。在1950年，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空中力量基本为零，但不久之后，一些涂抹着朝鲜和中国军队徽章图案的米格-15战斗机出现在了鸭绿江沿线的天空，它们与美军战机进行着殊死的拦截战斗，就像一道在鸭绿江面上空左右移动的大铁闸。
很快，美军的监听人员就发现，米格-15的驾驶员们的朝鲜语、中文都是怪腔怪调，带着一股浓浓的西伯利亚风味，或许这是因为无线电通讯的音质不好？而再过一阵子后，随着战斗愈发激烈，朝鲜飞行员竟然在情急之下纷纷改说俄语了。
1950年11月20日的苏联部长会议作了如下记载：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
1．责成苏联军事部（华西列夫斯基同志）负责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运部队的工作，具体任务如下：
1）发运两个歼击航空师及其后勤保障和服务队伍……
……
4．苏联军事部允许这些部队在运输过程中着苏联军服，可一旦进入中国，必须立即改着中国军装。
苏联飞机上的标志必须在其发运前便彻底清除。
斯大林还在1951年5月22日致电毛泽东，向志愿军无偿提供米格-15飞机：
……满洲和北朝鲜边境上的空战终于使我们相信，米格-15喷气式歼击机如有优秀飞行员使用，完全可以对付美国和英国最好的喷气式战斗机，尤其是轰炸机。至于米格-9喷气式歼击机，虽不如英美最好的喷气式战斗机，但却完全适用于同轰炸机以及不够现代化的战斗机作战，非常适用于大规模训练喷气式飞机飞行员……为使中国歼击机航空师能够成为更加富有战斗力的歼击机航空兵，应用米格-15取代米格-9歼击机。为此，需要从苏联给你们运去372架米格-15飞机。我们由于飞机不够一直未能做到这一点，但现在已能做到这一点，我们打算将这372架米格-15飞机无偿提供给你们，仅付从苏联到中国的运费即可，运费可从军事贷款中扣除。
……
直到朝鲜战争结束，美国也没有点破苏联飞行员驾驶战机参战的事实，两个敌对的超级大国心照不宣，始终谨慎地保持着分寸，米格-15和F-86始终缠斗在鸭绿江上空，形成了一条无形的空中长廊。
苏联不愿公然走到朝鲜战争的舞台聚光灯下，只是坚守鸭绿江和清川江，拒美国于南方；而美国也不愿打破默契，以免苏联真的全面介入战争—毕竟，光是应付志愿军，美军已经应接不暇了。
“共产党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世界上主要空军强国之一”，空军参谋长范登堡上将意味深长地说。
对比米格-15和F-86这两种战机，可以看出美军的F-86水平面回转能力极强，航行稳定，机枪射速快，设计极为细腻，但飞行高度和爬升速度不如米格-15，炮弹威力较小。在完全了解F-86的特性之前，苏联飞行员们着实吃了不少苦头，直到1951年7月11日，苏军和志愿军生擒了一名美军飞行员，并由此得悉F-86的弱点，情况开始改观，空战也变得更加激烈，战术更有针对性了。
米格机开始制造高度优势，一旦遇敌，整队米格就急速飞升，然后寻找机会进行俯冲攻击，颇有“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意味；但米格机的凝结尾云极为显眼，所以F-86也能及时趋避，只要米格机未能得手，就会丧失高空优势，被迫在中低空和F-86缠斗。
就这样，大规模喷气式飞机空战史的开端就被定格在了“米格走廊”的历史影像中。
在这种僵持的局面下，双方都难以在战场上取得重要战果。志愿军总结了前一年粉碎敌人夏、秋季攻势的经验，大力加强和巩固了现有阵地，开始以各种战法杀伤和消耗敌人。
修筑长城的时代开始了。
就在夏季防御作战的后期，志愿军战士在构筑防炮洞时逐步发展成了马蹄形的小坑道，从而出现了坑道工事的雏形。士兵的这一创造在夏、秋防御战中发挥了明显作用，引起志愿军领导机关的重视，要求前沿防守部队都要构筑坑道工事。于是全军在前线开始大规模构筑坑道工事。
在漫天飘飞的白雪掩盖下，工兵们冒着生命危险拆卸未爆炸的敌炮弹、炸弹，以解决炸药不足的困难。工具不够就建立了阵地铁匠炉，利用废钢铁和炸弹片制造了大批铁锹、铁镐、钢钎、斧头、铁板条。在实践中又摸索出打锤法、掌钎法、空心爆炸法、放群炮等各种操作方法。各级政治机关派人到构筑工事的现场做鼓动工作，组织互相参观、学习，使部队在坑道作业中保持着高昂的斗志。
随着坑道工事在前沿阵地的构筑，志愿军阵地日益巩固，在西起汉江口、东至高城长达250多公里的整个战线上形成具有20～30公里纵深的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从而增强了志愿军防御的稳定性。
志愿军构筑坑道工事不仅是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更是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因此构筑坑道工事一开始就注意了与各种野战工事紧密结合。志愿军司令部要求坑道工事必须达到七防：防空、防炮、防毒（疫）、防雨、防潮、防火、防寒。还规定坑道口厚度10～15米，每条坑道要有两个以上出口，坑道宽1.2米、高1.7米。经过各部队官兵备战，坑道工事无论技术要求或战术要求都更加完善起来了。
到后期，有的坑道顶的厚度由先前的30米发展到了50米，不仅可以承受15.5厘米到24厘米口径大炮的轰击，而且还可以顶住500磅至2000磅炸弹的轰击。坑道内部的设备也随着供应条件的好转越来越完善，不仅有连、营、团部和电话总机等办公室，还有粮食库、弹药库、伙房、厕所、澡堂、俱乐部多项设施。
士兵们说，我们的坑道是攻不破、炸不烂的钢铁阵地，是我们的“地下长城”。
这条在广袤的朝鲜冻土大地地表之下隐介藏形的巨龙，总长6250公里，堪比中国的万里长城；各种工事（坑道、堑壕、交通壕）的土石方为6000万立方米，如以1立方米排列，能绕地球一周半，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观。
彭德怀赞扬了志愿军战士的创举，称志愿军指战员的创举是“革命军队优良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相结合的表现，为持久的阵地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彭德怀和陈赓在前沿阵地上视察。
志愿军利用这些工事，以劣势装备打退了现代化装备的美军的多次进攻，杀伤了大量敌人，使战线始终稳定在三八线南北地区。美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坦言：“虽然‘联合国军’的空、海军尽了一切力量，企图切断共军的供应，然而共军却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运到前线，创造了惊人的奇迹。”
敌人方面亦担心中朝军队再次反攻，也构筑了3道防线，转入阵地防御，于是，朝鲜战场上形成了长达两年零一个月的两军对峙的作战状态。
随着气候变得天寒地冻，谈判也渐渐被“冻僵”了。
停战谈判讨论第3项议程的参谋会议又在中立国的提名上僵住了。本来双方已经商定了一个“中立国”的定义，即“其战斗部队未曾参加在朝鲜的敌对行为的国家”，可是当中朝方面提名苏联、捷克、波兰时，对方理所当然地坚持不同意苏联。
从1951年12月11日开始的讨论第4项议程的小组会也僵持住了。1952年1月31日，对方建议同时召开讨论第5项议程的小组会议。中朝方面表示同意并建议召开代表团大会讨论，以争取在僵持中能够有所进展。
1952年2月6日，停战谈判举行代表团大会，中朝方面对第5项议程提出如下建议：双方在停战协定生效后3个月内，各指派5名代表举行政治会议，讨论以下问题—
一、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问题；
二、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三、与朝鲜和平有关的其他问题。
讨论中，美方曾试图避免明确提出举行高一级政治会议。
他们说:“双方司令官并没有审议有关在朝鲜的政治解决的各种问题。”
他们建议的措辞是：“停战协议签订以后，双方向各自有关政府与当局建议在3个月的期限内采取步骤，在政治会议中或以其他政治方法处理各项问题。”
关于会议的内容，美方把中朝提出的讨论“与朝鲜和平有关的其他问题”改成“与和平有关的其他朝鲜问题”。
经过10余天的讨论，2月16日，在双方代表团大会上中朝代表又提出第5项议程的修正案，全文如下：
为保证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双方军事司令官兹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在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后3个月内，分派代表召开双方高一级的政治会议，协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等问题。
这一修正案在最后一句话的尾语上加了“等问题”3个字。争得了一个“等”字，就利于高一级政治会议召开时能够讨论“与朝鲜和平有关的其他问题”。
这项议程终于在2月17日达成了协议。
第四节 听风者—机要室的年轻人
一密之失，误我资敌；一分之误，战机即失；一字之差，人头滚滚。
—李克农
在开城的中朝谈判代表团驻地，在谈判舞台的幕后，活跃着一批从事机要工作的年轻人。
1952年春天，杨复沛被中央办公厅机要局局长李质忠叫到了办公室，面对面向他交代了一项机密工作。
当杨复沛得知自己即将奔赴开城前线，这个年轻人的心中充满了自豪—他知道，自己即将成为那个年代的受人艳羡的“最可爱的人”了。
在开城以北，坐落在三八线上的松岳山南麓，一所传统风格的朝鲜别墅院落之内，中情部机要科科长岳良接待了杨复沛：“克农同志现在有事，我送你去机要股那边，先住下来休息。”
没能见到传奇人物李克农，杨复沛有些微微失望，但他很快就和岳良熟络起来。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后，岳良随李克农来到开城，一直给这位红色特工之王当秘书，兼机要处工作。他和通讯员提着杨复沛的行李，走过小山坡，进了机要股驻地。机要股的杨文祥等人见到这个新人后都很高兴，把他安排在一间小屋内。
第二天，岳良带着杨复沛去来凤庄，从机要股住地向东南过了一个小高地，左前方不远处，是一个小山头，山上一幢二层小洋楼，山下一处宽大的瓦房院。
岳良边走边说：“机要股住地太挤，过几天你们就搬过来。机要处成立后，志愿军司令部解方同志带的机要股也搬过来，把小洋楼修整好后，你们就搬进去。”
在回来的路上，一脸兴奋之情的杨复沛展现了他的机要工作素养。在一处四下无人的宽阔地带，他迅速低声向岳良请示，请他报告李克农，开城代表团与朝鲜大使馆通报密码已经带来，何时送给李克农。
第二天上午，岳良带来了李克农的指示—把给大使馆送的密码准备好。当天，杨复沛终于如愿以偿，见到了李克农。李克农当即决定，由杨复沛派一名译电员，李克农派机要交通随行，警卫连派2名战士乘吉普车护送，第二天即赴平壤。
轻车简从，上午到达平壤，下午即顺利返回。顺利完成第一次任务的杨复沛向李克农汇报，他微微颔首表示满意，并让杨复沛告诉通讯处处长郑家璜，赶快用志司给的呼波与大使馆沟通电台联络，开始通报。李克农这种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作风，对年轻的杨复沛影响至深。
虽然没打过交道，但杨复沛对李克农的尊重是发自内心的。1948年底到中央机要处工作后，他常常听曾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过的同志讲李克农的故事。1949年初，在中央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机要工作会议上，杨复沛坐在台下的人群中，近距离聆听了李克农的讲话。
李克农特别强调了保密、及时准确翻译和处理电报的重要。他语出惊人，言简意赅。
一密之失，误我资敌；一分之误，战机即失；一字之差，人头滚滚。
这三句话，是在漫长而凶险的国内战争期间，用无数鲜血总结的，也影响了杨复沛一生。
机要处就住在松岳山麓一块小高地上的一座二层小洋楼上，下设两个股。一股由中央办公厅机要局和中情部随克农带来的机要人员为主组成，股长杨文祥，译电员有孟宪鲁、王鹤韬、王文波、何杰、何顺喜；二股以解方同志从志司带来的人为主组成，股长曹志芬，译电员有任金池、申锐、庞席山。后又陆续调来张波、张凤池、王铮、丁斌杰、薛敬本等几个同志。杨文祥、曹志芬调走后，改为两个组，组长是张波、任金池。为了保证及时给代表团领导和电台送报，和通讯处共配1辆吉普，由机要处管理。
开城代表团机要处成立后，有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保证对中央、志司（志愿军司令部）、中国驻朝鲜大使馆的密码通报；一方面为朝鲜停战后设立的多个观察小组和口岸办事处准备派出机要人员和指导使用密码。
代表团来往电报有两个特点：一是多，二是急。每日谈判的情况，当晚要上报北京和平壤；第二天的谈判对策，中朝方的主要发言稿要于头天晚上报到北京审查。在遥远的北京，周恩来总理为了等代表团的电报，常常夜不能眠，而负责译电的人员则因要守候周总理回电，他们就和衣而卧。谈判开始时，译电员只孟宪鲁一人，随着谈判工作的规模扩大，就与股长杨文祥、处长岳良3人一起开工，有时3人连续工作两天两夜未能合眼。
机要处成员全是夜猫子。谈判代表们从会场回来，三下两下吃完饭就聚在一起写简报，准备好第二天的发言。简报写一张，就给机要股送一张，简报发完，第二天的发言稿又送来了。
为了迎接停战谈判胜利以后更加繁重的任务，我们根据代表团的工作特点，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创造了一套适合于谈判，提高译电时效的工作方法。即：电报发完后把下次发报前的工作准备好；电报送来后，先通知电台呼叫；长的电报分成几段，几个人用几套密码，齐头并发；通讯员、司机守在门口，译一部分，即送电台拍发一部分；电台一部发报机发不完，就同时开两部发报机同时发。译一份电报就是一次战斗。
这是没有硝烟的战斗。
开城临近朝鲜西海岸，虽然时值盛夏，却并不闷热，早晚更是凉爽宜人。机要处搬到小白楼以后，年轻的工作人员们花了几个下午，把小白楼南面的草坡整平，从附近找了木板和电线杆、铁框，钉绑成篮球架。许多团员的业余时间就在这简易的篮球场上度过了。
开城里时常会有各军的文工团“出没”，这是为了配合代表团的对外工作，也是为了发挥文工团员文化水平高的优势，为谈判工作出一份力。各军的文工团是轮流来开城值班的，一来就是一两个月，代表团组织舞会时，文工团的乐队去伴奏，舞蹈队去伴舞。机要处的年轻人中，有不少是舞迷。
10月1日，代表团在人参场举行庆祝国庆舞会。有个年轻同志不爱跳舞，看了几眼就觉得乏味，就一个人散着步回宿舍。
当他经过一号驻地附近，正好遇上了李克农。机要工作规定，译电人员要实行2人同行制，单独外出是机要处的大忌。李克农见状，上来就是一番盘问，问清他是机要处的后，当时就是一顿狠狠的批评，并责令他马上向杨文祥检讨，然后叫通讯员陪这个犯错的同志回机要处。
第二天早饭刚过，李克农的电话就找到了杨文祥，将这个尚不知情的负责人训得灰头土脸，一头雾水。杨文祥放下电话，那个犯错误的同志才鼓足勇气，来到他面前承认错误。
1953年7月27日，朝鲜正式停战了。交换战俘工作不久也宣告结束，军事分界线明确划定了，渐渐地，机要处的来往电报减少了。
但机要处还不能立即归国，他们是这辆援朝列车里最后下车的乘客。
杨复沛回忆说：
工作少了，人员相对多了。少数同志调回北京和志司，大部分留下。可工作越来越少，在积极组织大家学习时事政治的情况下，时间仍很充裕，为了防止松散情绪，不浪费时间，使大家继续安心在开城工作，并树立好学上进、生动活泼的风气，我和股长们商量，组织大家学一两门初中文化课。我向柴成文秘书长谈了我的想法后，他很支持并请秘书处的1名英语翻译给我们讲语文，由本处的戚秀琪同志给大家教初中代数和高中代数。这个办法果然有效。自组织这两门文化课以后，把大家的业余时间几乎全部吸引到学习上了。全处形成了生动活泼的局面。没有发生不良倾向，也没人要求离开代表团。
李克农同志患气管炎，一到冬季就咳嗽、哮喘。1953年年底，停战以后的各项工作已安排就绪，余下的就是监督执行。中央指示李克农同志返回北京工作。他走之前召集各处处长碰了头。李克农同志讲了几句话，就算告别了。在这次会上我把机要工作情况做了简短汇报，着重讲了大家的学习情绪。克农同志在中间插话说：“机要处的风气好，生气勃勃，你们要继续发扬。”这话我始终没忘。
1954年年底，代表团撤销。回国时我和许多同志都很留恋这里的生活，心想，代表团再晚撤销一年，我就把代数学完了，那多好。
1951年7月5日，中央机要局的译电员孟宪鲁遭遇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错误。
这个充满活力的年轻人接到了“随朱德总司令去青岛”的重要任务，兴奋得不知所措，马上出发。但当他满怀荣幸之情地赶到中南海，却被告知“弄错了，不是跟随总司令去青岛，而是跟随中央调查部李克农部长去朝鲜，参加停战谈判工作”。
耿直忠诚的孟宪鲁并未大失所望，而是毫不犹豫地加入了艰苦卓绝的谈判行动。
这是他第一次出国工作，一去就是一年多。
这块陌生而寒冷的土地，就像美军的惠特尼将军描述的一样：
极目远望的是无穷无尽的穷乡僻壤，崇山峻岭，裂谷深峡，近乎于黑色的鸭绿江水被束缚在死一般寂静的冰雪世界之中。
谈判工作的强度不亚于战争，实在太忙。有一次，孟宪鲁等三人连续两天两夜没空睡觉，实在坚持不住就迷迷糊糊打个盹，眼睛一合，别的同志一提醒，醒了继续干。为此，李克农迅速增调人手。但每天工作仍然长达十七八个小时。每天下午3点左右陆续开工，次日上午10点收工睡觉。最紧张的时候，每天只吃一顿饭，没有新鲜蔬菜，基本上只有酸菜、咸菜、带汽油味的米饭。偶尔改善伙食，能尝到国内送来的慰问品—面包、饼干、罐头之类。
由于积劳成疾，1952年，孟宪鲁突然腿疼，左腿不能弯曲，脚不能落地，行如针扎，难以医治。据医生猜测，或许是因为1951年棉衣发放太晚，11月才穿上，且工作紧张不规律，伙食不佳，导致他体质下降。
但他依然和战友们一同坚持着。每到需要躲避空袭时，同志们会轮流背他进入掩体。1952年10月，光荣归国的孟宪鲁终于实现夙愿，和李克农合影留念。
在谈判初期，代表团仅有20余人，后期则达6000人之多。像孟宪鲁这样毫不犹豫地抛洒一腔热血的年轻人，实在数不胜数，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以无名英雄的姿态，付出鲜血和青春，浇灌出和平之花。
1952年6月19日，沈阳下了大雨。
这天，程正良由外交部信使范国梁、单达圻和邓宏君陪伴。4人披着雨衣，乘三轮车快速赶到东北军区司令部，办好了入朝的手续和证件，在沈阳车站吃了晚饭，继续赶路，在次日早晨住进了辽东省的第一招待所。
程正良感到，战争的气息扑面而来。宽大的火车站内，四处聚集着归国疗伤的志愿军战士，有的被抬着，有的躺在车厢里。安东街头还有不少苏联军人，他们十分热情地和程正良攀谈，虽然语言不通，大家也都不在乎。透过招待所二层房间的窗户，程正良清晰听到了飞机的轰鸣，他探出头，正好看到了鸭绿江上空的一幕战斗。
一架敌机在巨大的天幕上划出一条扭曲的黑色烟轨，断线风筝般掉了下来。
傍晚，程正良与驻朝使馆的一位同志到鸭绿江边观察情况。
浓黑的江水默默流淌，对岸没有人烟，房屋的剪影支离破碎，仿佛被孩子剪坏的手工课作业—联军空军用日复一日的空袭炮火，雕刻出了一幅战争全景图—残破衰败的城市景象，使程正良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程正良在日记里写下了当天的感触：“战争是残酷的、流血的，为了消灭侵略战争，我们只得以正义战争去反对非正义战争。”
6月23日下午，程正良和其余5个新战友一道，乘一辆卡车从安东市出发了。司机是位很有经验的老手，40余岁。
卡车很快就顺利过了鸭绿江，踏上了朝鲜国土新义州。
入夜之后，会有敌机随时袭扰，所以道上行驶的汽车一律不能开灯。无星无月，全凭司机的经验，卡车像一只矫健灵活的山羊，跳跃、穿行在崎岖的山路。在漆黑的夜色下赶路，中途没有休息。经过14个小时，在早上4点多抵达平壤我国驻朝大使馆。
6人的下一站是开城。从平壤到开城的路上，是敌机轰炸的高发地带，程正良两次遇到敌机的轰炸，都死里逃生。
夜间，当一排汽车驶往沙里院时，照明弹的白色强光突然绽放，山路上顿时如同白昼，不但照亮了地面夜行的车辆，也照亮了云层中突然钻出的敌机。
机枪的扫射画出一道道死亡曲线，溅落的沙尘像一场淋漓的暴雨，砸得程正良几乎睁不开眼。
“赶紧下车！”急刹车的轮胎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响，司机几乎是拽着他们的衣领，将他们赶下车，然后紧紧趴在路边的沟里。
震耳欲聋的引擎轰鸣声如暴风席卷而过，程正良还在抹着脸上的沙土，司机已经爬起身，冲他们低声吼道：“快上车，快上车！”
卡车风驰电掣地向前疾驰。大约30分钟过去，前方的天幕突然又被点亮了，几架吃回头草的敌机又与他们不期而遇。
程正良抓住卡车栏杆就要往下跳，司机低吼道：“不能跳！不能跳！”猛踩油门，卡车像一尾滑溜的黑鱼，绕过一辆辆汽车、一片片石堆，不顾一切地向前冲。
颠簸之中，程正良费力地坐回车厢。他转头向车外看去时，脸上顿时被冲天的火光映红了—100米外的一些汽车燃烧着，不时发出爆炸的巨响，熊熊的火焰照亮了正在奔驰的汽车。
程正良也住进了松岳山南麓的“小别墅”。几个年轻人和首长的警卫员李连水住一套房。这些房子都是屋檐靠屋檐，间隔只有三五步，隔壁就是李克农、乔冠华等人的套间和会议室。开始，大家吃饭就在一间烧开水的小锅炉房里，既无桌子，也没凳子，只有一块立起来的木板，上面放着菜盆，大家围站成一圈。“大家谈笑风生地用餐，朝鲜大米日照时间长，年产一季，油性大，挺好吃，没菜也能吃三碗。”
这个院子东北面约50米处，还有一个小四合院，解方、柴成文、丁国钰等首长先后在这里住过，住的时间最长的是柴成文秘书长。
这两个小院子坐北朝南，周围栽种了木本花草，还有几株古松，清幽葱茏。西边约100米处有条公路，从北部平壤通向开城，还有一条从松岳山往下流的小溪，顺着公路流向开城市的东郊。
院子南面坡下，有一些空地和三四户居民住房，还有一条横贯东西方向的人行小道，东边与来凤庄相接，西边与公路相连。新年时，在这条路的北边用松树枝搭一个大的门牌，左牌上写着：“坚持抗美援朝持久斗争！”右牌上写着“保卫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横眉为“庆祝元旦”。不少同志利用这个门牌照相留作纪念，这个门牌一度成为工作人员的合影胜地。
1953年4月以后，由于工作人员不断增加，在空地上先后盖了三座砖瓦平房，两座供办公室和住宿用，一座用作食堂。接着，在程正良住的平房后边又建成一个大会议室，彭德怀在停战协定上的签字仪式就是在这里举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