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三年问》与《荀子·礼论》关系再讨论
《礼记·三年问》与《荀子·礼论》关系再讨论
《三年问》是《礼记》中讨论丧服制度的重要篇章，其全文又见于《荀子·礼论》，两篇之间必然有个孰先孰后的问题。在古代经学传统中，绝大多数人认为《三年问》取自《荀子·礼论》，清儒姚际恒甚至以此来批评《三年问》之说不可信，说：
此篇撮取《荀子·礼论》篇之文，辑礼者但见其言三年，便以为合于圣人之礼，而不知其旨之谬于圣人也，只合还《荀子》书为得。……荀况师老氏之学，踵战国之风，阳假孔子以召号学徒，而其书谓性恶，谓礼矫，则固有所不能掩也。今观其论三年之丧，意欲示不诡于圣人，乃其言曰至亲以期断，曰加隆焉尔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此益足验其阳假孔子，而学之非出于正矣。盖父母之丧，孔孟皆言三年，其后短折为二十七月，固已悖矣。兹且无论，第当时宰我狃于薄俗，妄意为期，荀既欲发明三年之义，乃不原本孔孟，而独原本于宰我谷没谷升、钻燧改火之说，谓至亲以期断，加之倍之为再期，则是循其流而忘其源也。然则其所谓三年者，亦不过从宰我之见，勉加之勉倍之而已矣。斯岂三年之义哉！(1)
现代学者也大多接受了这一说法，如任铭善、吕友仁、郑良树等先生。(2)但是沈文倬先生首先提出异议，认为《三年问》本来是独立成篇的文章，荀子将其全部抄入书中。其后，王锷先生接受了沈先生的说法，并给以更加详细的论证。
《三年问》与《礼论》孰先孰后，不仅关系到《礼记》文献的来源问题，也牵涉到对荀子学派与汉代礼学传统之关系的理解，因此笔者不揣冒昧，再提出这一问题，与前贤商榷。
一 沈先生与王锷先生的说法
我们首先来看沈文倬先生的立论。沈先生《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一文，是现代学术传统中论礼的名篇，文中相当细密地考证了各种礼的起源以及《仪礼》的撰作，因为《礼记》征引《仪礼》文字最多，为了确定《仪礼》的撰作，沈先生也详细考察了二戴《礼记》的来源。文中谈到，《孟子》引《礼记》的有二处，而《荀子》与《礼记》中文字相同的部分甚多，既包括整章、整节的相同，也包括一些字句的相同(3)，这就已经说明了二书之间关系密切。沈先生制作了两个表，详细对照二书文字相同的部分，并逐一分析其关系。首先，《礼记·乐记》与《荀子·乐论》中有不少文字相同的地方，沈先生认为，《乐记》系公孙尼子所作，已为定论，而《荀子·乐论》中与之相同的部分显然为荀子征引《乐记》之文，以反驳墨子的非乐之说，故不可能是《乐记》抄袭《乐论》。(4)其次，《礼记·乡饮酒义》也有与《乐论》相同的一段文字，即“吾观于乡”云云，沈先生认为也应该是荀子抄录《乡饮酒义》。(5)随后，他谈到二戴《礼记》中与《荀子》全文相同的四篇，说：
大戴所辑《礼记》的《劝学》《礼三本》《哀公问五义》，小戴所辑的《三年问》，都全文（《劝学篇》除去“珠玉”一章）见于《荀子》；而《荀子》之文只是部分见于二戴所辑《礼记》。因此，仅从其文字相同上看，说《荀子》抄袭《礼记》是可以的，反之也是可以的。但是从《记》文各篇未经二戴汇辑以前单篇传抄这一具体情况来看，当时治礼的某师抄录《荀子》某篇中的一章当作礼类典籍的一篇来流传，试问有何意义，因而是不可能的；而荀况抄袭《记》文某篇全文来作自撰某篇的一章，援引前人之文以增强自己的理论根据，那是很有意义的，因而是可能的。(6)
沈先生最后又举出一条理由：自汉文帝时已经有人引述《礼记》之文，景帝、武帝之间也有人征引，包括司马迁《史记》中有多处征引。而二戴辑《礼记》在宣帝时，刘向校书得《乐记》在成帝时，这说明文帝至武帝时流传的《记》文，“它应该与‘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那样，或有人‘言记’，背诵其文而隶写为今文本。如果说相同之文是二《礼记》抄袭《荀子》的话，《荀子》书的撰作完成于秦王政十年以前，离三十四年焚《诗》《书》、定挟书律，不过二十多年，那末二《礼记》在此时撰作，从时间上是不可能的”(7)。文章证明，孟子、荀子手中应该有《礼记》的单篇文章，以便征引。
沈先生从总体上否定了《礼记》各篇抄录《荀子》的可能性，认为凡是《荀子》与二戴《礼记》相同的部分，皆为荀子抄录或征引《礼记》，除了上面的直接论述外，还有更深层的理由。通过对武威汉简《丧服传》的研究，沈先生认为，《礼记》当中论丧各篇都是为了解释《丧服经》一篇同时写成的，而《丧服传》是参考这些文章撰著的，因而其成书年代当在《礼记》论丧诸篇之后。《三年问》既是论丧诸篇中的一篇，就不可能是荀子所写，而只能是荀子抄录而来。
王锷先生的《〈礼记〉成书考》依据传世文献和近年出土的简帛，详细考证了《礼记》各篇的来源，多有创获，在不少地方解决了长期含混的问题，是《礼记》研究的杰出著作。关于《三年问》的来源，王锷先生接受了沈先生的说法，并详细对比了《三年问》和《礼论》相同的文字，针对二篇细微但重要的文字差异做出了几点分析：第一，《礼论》中的“齐衰，苴杖”，《三年问》作“斩衰，苴杖”，显然《三年问》更胜，“‘齐衰’虽有服丧三年者，但将‘斩衰’排除在外，不仅与上下文不一致，更无问‘三年丧’舍‘斩衰’而专举‘齐衰’者，于礼非甚”。第二，《礼论》中的“礼以是断之者”，《三年问》做“服以是断之者”。王先生认为，此虽一字之差，却至关重要。“《三年问》主要论三年服丧事，《礼论》主要论礼之起源、意义及作用，显系荀子承《三年问》而据改，以符合己意。”第三，《三年问》中有“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达丧也。”这35个字不见于《礼论》。王锷先生的解释是：“《三年问》有此三十五字，即引用《论语》中孔子的言论，进一步证明自己的观点，说明问题；然《礼论》抄引《三年问》前面文字，已经说明问题，似无必要再引用《论语》，故省去。”此外，王锷先生还反驳了郑良树先生关于《礼论》对“案”字用法的分析，证明《礼论》抄袭《三年问》。(8)
二 《三年问》与《荀子》的内在关系
无论沈先生还是王锷先生，都是立足于《礼记》诸篇，以追溯其来源，因而都有些忽略了《荀子》的内在逻辑。虽然二位先生举出的很多证据都很有道理，但愚见以为，若从《荀子·礼论》的内在行文来看，《三年问》更像《礼论》全文的一部分，而不像是将一篇独立的文章插到《礼论》当中。我们有如下证据。
第一，《三年问》的自问自答语式，并不见于《礼记》论丧诸篇，但在《礼论》中却数次出现。《礼论》开篇即问：“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其后又有：“曷谓别？曰：贵贱有等，长幼有差……”在与《三年问》相同的那段文字之后，又有“君之丧，所以取三年，何也？曰：君者，治辨之主也……”其后又有：“三月之殡，何也？曰：大之也……”这表明，《三年问》中自问自答的语式，本来就符合《礼论》的一贯行文方式。此外，这种自问自答的语式在《荀子》其他篇章中也常常见到。如《不苟》中有：“君子治治，非治乱也。曷谓邪？曰：礼义之谓治……”“然则国乱将弗治与？曰：国乱而治之者……”《王制》中有：“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天论》中有：“星队木鸣，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只是在《三年问》的这段话中，这种语式用得更多更密集一些。由此可见，《三年问》的作者很可能就是《礼论》的作者，而且就是《荀子》中大部分篇章的作者，那就是荀子本人。
第二，在《礼论》中与《三年问》文字相同的这一段之前，已经大段谈到了对丧礼的解释，随后论述丧礼中极为重要的丧服，自然是顺理成章的。当然，如果按照沈先生和王锷先生的解释，荀子在谈及丧礼的时候，把现成的一篇论三年丧的文章拿过来，插进自己的文章里，也是可以解释得通的。不过，在与《三年问》的文字相同的段落之后，荀子还在继续讨论丧服的问题，而且以完全相同的口气继续问道：“君之丧，所以取三年，何也？”在讨论完了君之丧之后，又继续问道：“三月之殡，何也？”关于君之丧和三月之殡的这两段文字，无论从讨论内容还是行文方式来看，都与前面一段紧相连属，我们很难想象，《礼论》的作者在抄录了单行的《三年问》之后，又以完全相同的行文方式，续写了后面的两段文字。最可能的情况应该是，《礼记》的编纂者将《荀子·礼论》中论述父母之丧和丧期基本原理的部分抄录了下来，作为《三年问》一篇，而将其余的部分舍弃不用了。
第三，关于《三年问》引《论语》的段落，是讨论二篇关系的重要部分。《礼论》中说的是：“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而《三年问》中的文字是这样的：“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达丧也。”《礼论》中不仅没有《论语》中的那段话，而且没有“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九个字。可是，这九个字却见于《礼论》前面的部分：“凡礼，事生，饰欢也；送死，饰哀也；祭祀，饰敬也；师旅，饰威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礼论》中两次出现“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而“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却一次出现，一次不出现。这有两种可能：第一，两处本来就是完全相同的文字，而后面一段在传抄过程中脱漏了九个字，但《礼记》的编者见到的版本尚未脱（窃以为这种情况可能性更大）；第二，两处本来就有九个字的差别，但仍然形成了两段并列排比的修辞效果，而《礼记》的编者为了强化效果，将前文的九个字移到了此处。不论是哪种情况，都足以证明《礼论》在先，《礼记》的编者从中选取了一段文字而成《三年问》。至于引《论语》的文字，诚如王锷先生所言，《礼论》中似乎不必引此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而《礼记》的编者在截取了这段文字后，再引孔子的话来强调，且使本来尚未终篇的文字有一个漂亮的结尾，应该是说得通的。这恰恰证明《三年问》晚出。
第四，《三年问》这段文字中的许多概念都与《礼论》前文相呼应。其中的“称情而立文”一语，呼应了前文的“凡礼，始乎棁，成乎文，终乎悦校。故至备，情文俱尽；其次，情文代胜；其下复情以归大一也”。情文关系是《礼论》中的核心问题，《三年问》正是对此的展开。“一使足以成文理”“群居和一之理”二句，也呼应了前文“孰知夫礼义文理之所以养情也”“贵本之谓文，亲用之谓理”“文理繁，情用省”等处关于文理的讨论。“人道之至文者也”则与“礼者，人道之极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等处关于“人道”的讨论，以及“至文以有别”的说法相呼应。再有，“因以饰群”“所以为至痛饰也”与前文谈丧礼时的多个“饰”字相呼应。“三年以为隆，缌、小功以为杀，期、九月以为间”与前文的“故君子上致其隆，下尽其杀，而中处其中”相呼应。而《三年问》一段谈到人道、天道，其后的一段又谈到为君的三年丧，则又与前文的“礼三本”（即天地生之本，先祖类之本，君师治之本）相呼应。由此，我也认为，大戴《礼记》中的《礼三本》也不是单独的文章，而同样是选自《荀子·礼论》。《荀子·礼论》是一篇行文非常严整系统的论礼之作，文、情、礼、理的关系，礼三本等，都是其中的重要论题，《三年问》中更是处处体现出这些观念，而与《礼论》的其他部分内在相关。因而，我们认为，《三年问》是《礼论》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不应该是一篇单独的文章。
第五，《三年问》中不仅体现出《礼论》的许多内在观念，而且也与《荀子》全书中的一贯观念相配合。我们可以举出两点：其一，《三年问》中说“凡生乎天地之间者，有血气之属必有知，有知之属莫不爱其类”，此处体现的，是非常典型的荀子思想。《王制》中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两处的说法虽不完全相同，但对禽兽与人的关系的理解非常相似，应该是同一思路的体现。(9)其二，《三年问》中说“因以饰群，别亲疏”“焉能相与群居而不乱乎”“群居和一之理”，这三处都体现出荀子关于“群”的著名说法。在《荣辱》中，出现了“群居和一之道”。在《王制》中，荀子说：“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从这两点看，我们也有足够理由说，《三年问》本来是《荀子》全书中的一个有机部分。
三 关于沈先生与王先生的几点理由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沈先生和王锷先生提出的几点理由。
沈先生认为，治礼的某师抄录《荀子》的一篇没有意义，而《荀子》抄录某篇文章以证明自己的观点大有意义。窃以为此说并不成立。正如《子思子》与《曾子》中的一些篇章可以被纳入《礼记》，二戴在编辑《礼记》时采纳《荀子》中的一些篇章，有何不可？荀子生活的年代距离汉初甚近，汉初儒者，特别是礼学家受荀子影响甚大，甚至可能很多人就出自荀子学派，这一点前人论之已多。(10)
沈先生的另外一个重要观点是，《礼记》中的论丧诸篇，本来为解释《丧服》的单篇文章。从行文来看，《丧服小记》《大传》《杂记》《丧大记》《问丧》《服问》《间传》诸篇都可以这么说，但也有些论丧服的篇章却未必如此。比如《曾子问》大量谈丧服，却并非《丧服》之传记，而是《曾子》书的一部分。同理，《三年问》也并非直接解释《丧服》篇的，而是从《荀子·礼论》中选取了论丧服的部分独立成篇，纳入《礼记》。
王锷先生说，《三年问》中的“斩衰，苴杖”胜于《礼论》中的“齐衰，苴杖”，其说甚是。但愚见以为，这恰恰说明《礼论》在先，《三年问》在后，二戴在编辑《礼记》时对原文做了修改。事实上，在传世的先秦诸子文献中，甚少直接讲“斩衰”的。如《论语·乡党》中“子见齐衰者，虽狎必变”，却不及“斩衰”，《孟子·滕文公上》：“三年之丧，齐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亦不及斩衰。目力所及，传世文献中明言“斩衰”者，正在《荀子·哀公》“斩衰菅屦，杖而啜粥者，志不在于酒肉”，以及《荣辱》“斩而齐”。《礼论》中不言“斩衰”，而仅言“齐衰”，似与《论语》《孟子》中的情况相似，而《礼记》的编辑者将它改为“斩衰”，应该是汉代对齐衰与斩衰的区分更加明确了的结果。(11)
王锷先生又就《礼论》中的“礼以是断之者”与《三年问》中的“服以是断之者”立论，以为是《礼论》改字。我同意王锷先生所说的，《三年问》言丧服，故用“服”字，《礼论》言礼，故用“礼”字，但我们似乎并不能由此推出来，是《礼论》抄袭《三年问》，而也可能是《礼记》的编者从《礼论》中截取了论丧服的一段之后，为了更强调它的丧服主题而改字。
至于《三年问》最后所引“孔子曰”，前文已经谈到，这更像是《礼记》编者截取了此一段后，加了一个更精致的结尾，引孔子之语以证己意。姚际恒云：“此乃后人引孔子之言增入之也。苟知三年免怀之义，则其言三年之丧，必不复云以期断矣。辑礼者增此作尾，不过欲其义之完善耳，不知自明者视之，其与前篇之义毫不吻合，判然若黑白之不相类也。予谓《礼记》诸篇，或首或尾，多有为庸妄人窜入者，此足为明证，学者亦可无疑于予言矣。”《三年问》中根据天道四时变化确定至亲以期断的说法，确实更接近孔子反驳的宰我之论，而不像孔子之说。当然，加入此段，未必如姚氏所云，完全不合，《礼记》编者很可能有更深的考虑，试图在孔子和荀子的说法之间做一个折中。《礼记》编者如何收纳剪裁各篇，从而形成一个更完整的礼学体系，也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
总之，沈先生和王锷先生的说法都不能确切证明《荀子·礼论》抄自独立成篇的《三年问》。
四 结论
综合上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三年问》本来是《荀子·礼论》中的一部分，与《礼论》和《荀子》其他篇章的行文风格、思想体系都很一致。第二，二戴选取了《礼论》中的各自一部分，而成《礼三本》《三年问》二篇，或者此前的《礼论》或其某部分已经单独成篇，广为流传，故司马迁作《史记》，亦选取《礼论》的一部分入《礼志》；第三，小戴在选《三年问》入《礼记》时，也做了一些加工，修改了其中的字句，并加上了“孔子曰”一段话，使之更能独立成篇；第四，《礼记》编者与荀子学派关系密切，《礼记》思想与荀子思想的关系，将是一个可以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1) 杭世骏《续礼记集说》卷九十五，第673、676页。
(2) 任铭善《礼记目录后案》，第81页；吕友仁《礼记全译·孝经全译》（下册），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1页；郑良树《诸子著作年代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第236—237页。
(3) 沈文倬《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载《菿闇文存——宗周礼乐文明与中国文化考论》（上册），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48页。
(4) 沈文倬《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载《菿闇文存——宗周礼乐文明与中国文化考论》（上册），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51—53页。
(5) 沈文倬《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载《菿闇文存——宗周礼乐文明与中国文化考论》（上册），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53页。
(6) 沈文倬《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第53页。
(7) 沈文倬《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第54页。
(8) 均见于王锷《〈礼记〉成书考》，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52页。
(9) 这又涉及对《乐记》成书的理解，因为《乐记》中也有一段与此非常类似的说法：“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如何解释这一段与《荀子》的关系，自郭店竹简出土之后，《乐记》多被认为是公孙尼子的作品。虽然如此，《乐记》这样有大量内容与《荀子·乐论》相同的文献，与荀子学派究竟是什么关系，我以为应该还有解释的空间。
(10) 参考康大鹏《〈礼运〉出于荀子后学考：附论荀派在〈易传〉传承中的作用》，《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1997年第1期。
(11) 参见本书《三年丧起源考论》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