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难摧伏氏壁，弦歌终剩窦公音——张闻远先生学述
风雨难摧伏氏壁，弦歌终剩窦公音
——张闻远先生学述
张闻远先生（锡恭）（1858—1924），清末民初礼学家，黄以周先生高足，其遗著《丧服郑氏学》十六卷、《丧礼郑氏学》四十四卷，俱为鸿篇巨制，清代丧服学集大成之作。张先生著述不少，然为人耿介，国变后矢志守节，不食周粟，其学术成就多不为人所知；加以其巨著《丧礼郑氏学》又未能刊刻流布，学术地位更长期不被承认。(1)
近些年来，笔者于各处搜罗先生多种遗著，达二百多万字，准备整理付梓。张先生之学术思想，其与定海黄氏父子学统之关系，与曹君直（元忠）、叔彦（元弼）先生之切磋，对重修《大清通礼》之参与，以及其对郑氏礼学之总结，均应深入研究。本文谨以先生之生平经历为纲，梳理其主要著作与思想，以求对先生之学做一简略概述，抛砖引玉，以待更完善之研究。
一 求学南菁
先生世居松江府娄县，初名锡雷，后改锡恭，字师伏，号闻远(2)，又号殷南，生于咸丰八年（1858）四月二十二日。张氏为松江望族，家于西城门外南埭，祖祠在小昆山。其本生高祖友竹公张昀，以诗画名，乾隆皇帝南巡时因献画赐锦，名其堂为赐锦堂；本生曾祖青阳公张璇华，为乾隆乙酉恩科举人，大挑二等，选授安徽池州府青阳县学教谕，有《拥书堂诗集》传世；本生祖父柳泉公张允垂，曾任杭州知府，颇有政声，有《传砚堂诗存》传世（张允垂为后于国学生寿徵公张椿；其父筱田公张绍祖，亦为国学生，工六法）；其父夬斋先生张尔耆，从桐城派姚椿受古文，弃科举业，在家勘定经史，藏书甚富，有《夬斋集》等书传世。（张尔耆又为后于德三公张允元，张允元著《读经碎锦》一卷，早卒，蔡孺人早寡守节，获颁茹荼励节额(3)，崇祀华亭节孝祠。因无子，以张尔耆为嗣以养老，先生事之甚谨。）(4)
张先生生时，太平军声势正盛，松江城两度陷落，张尔耆之妻兄席晦甫先生为太平军掳去，不知音问；其父为避祸，携家至小昆山祖祠，小昆山亦遭围攻，幸而未陷。颠沛凄惶之中，同治元年（1862），二女先后殇逝，张先生之母席孺人亦于是年殁于小昆山，张氏父子均患大病，病愈后课儿认字。其父于日记中云：“余病起后，闷坐无聊，裁寸纸作字课雷儿识认，每日得二十四字，论其质尚可十余字，然余不强也。识一千二百字后，读《三字经》《五经赞》《诗品》三种。今开《孝经》，句有长短，未能连属，姑记字数，以觇其读性如何。”(5)此为张先生读书向学之始。
自此之后，张先生随父读完《孝经》《诗经》《四书》等，又习古文法。先生尝言：“不孝生四岁，府君课之认字，自此课读十余年，未学举业以前，未尝一日从师，他人之受庭训，未有若不孝之久且专者也。”(6)
光绪二年（1876），张先生会试得中，并于次年始师事陈士翘先生，从读《四书大全》等。张先生后受陈士翘影响颇深，有诗云：
古昔非无祸变寻，儒生嬗守到如今。
试看冬月重冰节，不绝梅花数点心。
风雨难摧伏氏壁，弦歌终剩窦公音。
千钧一发知谁任，函丈抠衣仰望深。(7)
从陈氏受业者，又有华亭钱同寿，二人后为终生挚友。
光绪九年（1883），江苏学政黄体芳建南菁书院于江阴，为晚清学术与教育史上一件大事。书院甫建，黄体芳拟聘请南汇张文虎出任书院山长。(8)其时，张文虎常驻松江，与席晦甫、张夬斋等均有交往。其父命张先生随之前往南菁书院求学(9)，遂为南菁书院首批课生。张文虎在南菁书院仅四月，即因足疾具书求退，回松江后即捐馆。黄体芳再聘东南大儒黄以周执掌南菁，黄以周自此执掌南菁15年，对南菁书院学风影响甚巨。(10)
张先生于南菁书院结识曹氏兄弟。叔彦先生忆其事曰：
先师瑞安黄公漱兰先生督学江苏，以经史实学经济气节教士，建南菁书院于江阴，以造就人才。大江南北英儒瞻闻之士、鸿笔丽藻之客，蔚然并臻。君与余均在调取中。邂逅相遇，色温神定，貌恭言从，肃然心敬，以为儒者气象。论学甚相得，以圣贤志行忠孝事业相勉。一日言及《诗·国风》郑卫诸篇《集传》用郑樵说，由与吕伯恭先生论不合而然。君曰：“以朱子为不遵《诗序》为千虑一失可也，以为有意见存乎其间，则以常人之心诬大贤矣。”余爽然自失。(11)
此张、曹二先生订交之始也。君直先生后于叔彦先生至南菁，受黄以周影响甚深，曹元弼在南菁书院肄业时日不多；而张先生与曹氏兄弟均甚相得，常有书信往来，过苏州时，亦常造访曹家。南菁同窗日后回忆其事，对张先生往往佩服有加，如赵椿年回忆南菁同学时，将其置于首位，有“专精三礼，粹然儒者”之语。(12)今想见当日情形，张先生似更用力于读书治学，除与若干松江同乡，如闵萃祥、雷补同、雷瑨、钱同寿等，及曹氏兄弟及唐文治以外，与他人多交往颇淡，不似曹氏兄弟及唐文治般频繁应酬。张先生于课艺中尝言：“夫子言晏平仲善与人交，而曰久而敬之，盖隙末之端，往往生于亵慢，唯以矜庄相持，必无开罪于人，而道义相与，亦非如拍肩执袂者，易合而易离也。”(13)此当为其自道交友之道。
南菁书院并奉郑君、朱子之栗主，以沟通汉、宋之学为治学宗旨，分经学、古学两科。张先生兼习二科，成绩优异，颇为师友所重。如光绪十二年（1886）课艺《读胡氏〈仪礼正义〉》三篇，详析胡培翚《仪礼正义》之得失，其订正为人后之服及论燕寝之处，为王先谦先生所激赏，课艺评为超等第一名，王先生评其文曰：
《读胡氏正义》详述渊源，穷搜根柢，菁华毕露，毫发灿呈，求之于古，则晁公武、陈直斋诸人未能如此精审；拟之于今，则顾千里、严铁桥、钱警石诸先生可与伯仲颉颃。阅卷至斯，喜甚佩甚。订正为人后者为本宗降服一条，是有关实用之学。杨氏补成其书，而《士昏礼》《觐礼》，记中未能述燕寝殊制之说。得此表微，胡氏亦含笑于九泉矣。(14)
黄以周又于《答张闻远书》中称：“《礼经》之难读，韩退之尤苦之，贤弟覃思不辍，所造莫量。”(15)
除此篇书信外，师弟之间交往文字很少留存，《茹荼轩日记》中言及黄以周之处亦不多。师弟二人均为庄敬自持之人，除学问往还外，恐亦无甚私交。张先生被公认为黄氏弟子中之尤为特出者。孙雄曰：
自定海黄元同先生主讲南菁书院，江左俊彦亲炙门墙，达材成德不乏其人，而以娄县张闻远孝廉锡恭、丹徒陈善余明经庆年、太仓唐蔚芝侍郎文治、江阴章琴若太史际治四君，尤为高第弟子，若七十子之有颜、闵焉。(16)
《清儒学案》所列黄氏弟子中，张先生亦仅次于林颐山之后。张先生传黄氏衣钵，大略有二：其一，学尊郑氏；其二，沟通汉宋。
黄以周《礼书通故》中虽已尊崇郑氏学，然间或亦有批评郑君之处。而张、曹二先生之尊郑犹有过之。曹先生曾有《子郑子非马融弟子考》一文(17)，张先生亦有《礼乐皆东赋》辨康成非季长弟子。(18)其晚年之《丧服郑氏学》《丧礼郑氏学》更将清学尊郑之风发挥至极，处处不违郑君之说。然其说并非盲目佞郑，详辨细考，皆有理有据。
黄以周已有经学即理学之论，故南菁经学课艺中亦不乏理学题目。如光绪十三年提五月经学课艺，即有《释忠恕》《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等理学题目。张先生后虽以三《礼》学著称，然理学却为其学问根柢。据《茹荼轩日记》，张先生以抄录四书为日课。其南菁课艺中即有《读〈朱子学的〉》《张子以礼教关中说》《朱子言汉儒学有补世教说》《安定泰山徂徕开濂洛之先论》《〈伊洛渊源录〉跋》等许多理学题目。先生云：“天下学术之大端，理学、礼学而已矣。二者一贯，本末之谓也。学于此而能兼通之者，在汉唯郑氏，在宋唯朱子。”(19)张先生一生之学，文物考辨皆尊郑氏，多有与朱子商榷处，然其学问宗旨却归于朱子，曹先生始见张先生而敬其论朱子之言，盖以此也。
张先生与乃师另有一相似之处：诗赋辞章非其所长。故于南菁课艺中，黄以周往往请他人披阅古学课卷。南菁课艺中，多有以诗赋论学之题，张先生亦偶为此类题目。如某篇古学课艺，中有一题为《白虎观讲五经异同赋》，张先生选此题作赋，披阅者虽赞许其观点，却云：“赋非所长，殊可不作。”此卷仅得特等第十三名。(20)然其《山川能说赋》《五雀六燕赋》《蔡邕十意赋》《王会赋》《礼乐皆东赋》等皆辞精意切，列于超等。累遭家国巨变之后，闻远诗风大变，时有佳作。
张先生于光绪九年入南菁书院，笔者所见其最后课艺为光绪二十二年（1896）八月所作，其或于此后不久离开南菁书院。此十三年为张先生后日之学术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南菁书院课艺之优异者，借《南菁讲舍文集》刊刻，许多当时即广为传颂。(21)《清儒学案》中所收张先生著作，均为课艺；《茹荼轩文集》中半数文章亦为课艺。现先生课艺大多散佚，笔者四处搜罗，购得近百件，每件一篇至五篇文章不一，颇有佳构。
二 困衡端忧
在南菁读书期间，张先生并不常驻江阴。现存之《茹荼轩日记》始于光绪十一年（1885），从日记中可见，先生平时多在松江家中，至每月当作课艺之时，往往从雷补同处取来题目，文章完成后寄往江阴；间或乘舟往江阴应考，数日后即返回松江。先生一生，虽偶有外出，多居娄县家中。
始自光绪十一年之日记题为《爱日录》，其桃符自警词云：“敬作于勤，淫生于逸，惟遄有喜，乃损其疾，志士惜阴，孝子爱日，作此自箴，凛如刑律。”(22)先生于光绪十一年选拔贡，又于光绪十四年（1888）乡试中举，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以志士孝子自期，勤于读书，严于自持。其每日读书练字、交接友朋、外出游历，事无巨细，均载于日记当中。如先生每次入京应试，舟车所经之处，日记中并一一列出。
光绪十五年（1889），先生进京会试未中，回归娄县家中时，其父已然病重。父子均体弱，其父从14岁即患哮喘。太平军占据娄县时期，小昆山之祖祠被毁，张氏藏书尽皆星散，族中经费支绌，张尔耆主持族中事务，修复祖祠，经营义田，立义塾，置积谷，操劳日甚。有族子某人，为偿赌债，将义田中膏腴之地私自出卖，激起众怒，张尔耆却不忍绳之以法，亲自出资赎回其田。此事对张氏家族影响甚大。时当末世，本已艰难，经此重创，家道更蹙；而其父支持坏局，心力交瘁。先生会试回乡，为其父延医调治，然已无效，夬斋先生遂于是年7月25日病殁，享年75岁。(23)笔者所收南菁书院课艺，唯光绪十五年最少，盖因守父丧之故也。
先生自幼丧母，赖其父抚养成人，故父丧之时，哀毁尤甚，可于其所作《张伊卿行述》中见之。守父丧期间，其日记遂改为《致哀录》；光绪十七年（1891）释服之后，又改为《思贻录》；光绪二十年（1894），改为《困衡录》，其自序曰：“孟子曰：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此正予困衡之日也，在自求作之之道而已矣。甲午秋，锡恭识。”(24)自父丧之后，先生屡遭困厄，此时再加倭寇逞凶，国事日蹙，郁积于胸。中日战争时，《邸报》所记战况常见于日记，日记中亦有议及西学、康梁新学之处，其忧患之情，每每浮于纸上。
张之洞督湖广，建两湖书院于武昌，曹叔彦先生与其事，力荐张先生为经学教习。时松江知府濮子潼方欲聘先生掌融斋精舍，先生已受关书，故初时坚辞不受武昌之邀。张之洞屡次致电曹叔彦与濮子潼，其意甚殷。(25)张先生仰慕张之洞已久。其父殁前三日，“闻香涛制军调督两湖，则曰：‘朝廷锐意兴铁路，将用其干路之议矣。’”(26)于是，张先生遂启程游鄂。在鄂三年，其日记间用《楚游录》《两湖书院日记》《困衡录》之题。湖广幕府俊彦云集，先生与梁鼎芬、马贞榆等人尤相得。其间，先生继续研习礼学，作《释丧大记注句读申栾肇自牖执其手说》(27)《周礼田制征役郑义述》(28)等文。马贞榆见《周礼田制征役郑义述》，颇为叹服，云：“田制征役皆治国之大经，亦《周官》之疑义。乃能精勘郑君注，使周公致太平之旨昭若发蒙。国朝三礼之学，婺源而后，又在云间矣。愚弟马贞榆拜读。”(29)
先生赴鄂后一年，其妻刘氏与子作霖亦至武昌。先生于光绪三年（1877）娶妻刘氏，刘氏贤淑，事舅甚谨，张尔耆尝言：“我有佳妇，始有佳儿也。”婚后无子，以其弟锡谨之子作霖为嗣，虽非己生，夫妇爱之特甚，母子之情尤笃。来武昌一年后，作霖遘疾，医药调治无效，遂殇逝于鄂。夫妇哀痛之极，匆匆东归，日记改为《蹇反录》。先生作《毁璧赋》三首以哭亡儿。(30)
《蹇反录》内容极少，日记中三月未著一字。待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方续上，题目改为《端忧录》，自序其意曰：“逼迫危虑，端忧莫齿，子山所悲，吾今值此，虽忧必端，得端以死，庶几全归，无遗恨矣。壬寅八月朔，东江眇鲽题。”(31)在此数月之间，其妻刘氏亦因哀子而亡，闻远连遭大丧，自无暇提笔。至写《端忧录》之时，已在自勉“虽忧必端”。
先生夫妇自武昌回松江后，锡谨之妇于氏亦卒。刘氏本已痛不欲生，而今“因益痛作霖之殇，心动神伤，形神日以憔悴”。先生再赴武昌辞别张之洞，返松江后，刘氏省视父兄十日，回家后旋即病，四十余日而没。人皆谓刘氏因丧子过哀而亡，先生云：“余窃惟人之情感深而难遣者，惟哀为甚，而《诗》之《雎》《鸠》所以兴淑女者，毛公说其性首以挚为称。若吾妻之哀思过执，倘毛公所谓挚者，非邪？世有观过之君子，亦可因是以识其性情矣。”(32)
刘氏卒后四日，先生亦病，昼卧之时，“忽梦洞庭张帆兮，浩淼乎天之涯，有美一人盛服兮，灵修携手以相偕，谓是帝子降神兮，动朱唇以徐诏，朕本与之同姓兮，况洁青之同调，相与游此幽宫兮，俨桂栋而兰橑。灵均迟子多岁兮，子盍命驾以速来？彼天孙与河鼓兮，讵专美于天阶”。忽欠伸四顾，却正卧于绳床之上，泪满衣襟。先生为此而作骚体《愍逝》(33)，虽本不长于辞赋，而此作情真意切，读之令人凄然动容。刘氏小祥之时，又作《亡妻小祥哀文》，仍为骚体。(34)其后又作七律《不寐》云：
中宵不寐偃绳床，追忆生平泪两行。
永夜挑灯谁笑语，中秋对月倍凄凉。
峄桐半死哀音在，塞雁无归只影翔。
秋水洞庭徵旧梦，灵修倘可共徜徉？(35)
此后张先生续娶马氏为妻，此前张之洞赠以一妾，然皆不如与刘氏之刻骨铭心。
丧父、丧子、丧妻，在先生一生中至关重要，创痛甚巨。《爱日录》中意气风发之少年，遂渐渐变为《端忧录》中眉头深锁之老者。先生于丧服、丧礼读之精、解之切，或与此数次大丧不无关系。其后，先生曾收两位及门弟子，一为丁星北（逢辰），二十七岁而卒；一为赵毓芝（钟秀），不及三十而夭。先生叹曰：“余无子，资二生以待老，而丁生先逝，赵生继之。此又余私憾所不能释也。”(36)
自刘氏丧后，先生之日记恒为《端忧录》，或不具题目。其风格亦大变，几乎再不见记录与人交往、日常行事之处。至于先生何时入京，如何修礼，如何经历辛亥之变，如何隐居小昆山，此等大事在日记中竟全无痕迹；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驾崩及丧事，亦丝毫未记。此后二十多年之日记极为严整，所记多为每日读书内容及其心得，以及抄录文稿、思考问题，已变为读书札记与著述草稿，盖此即其所谓“虽忧必端，得端以死”之效。此时先生虽颇为寂寞凄凉，却刻意修持，每日以读书著述自勉，屡屡自丧亲亡国之痛中苏醒过来，其日记亦其自修克己之一端。
三 修礼京师
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廷预备立宪；次年，两广总督岑春煊上疏，以为，“奉行新政，必自兴学教民始。民之智能技艺，可师仿他国；独至民德，则数千年文化之渐染，风俗之遗传，必就我所自有者修而明之”。奏请开馆修礼，以为立宪之后士庶遵行。疏下礼部、学部议。礼部尚书溥良、管学大臣荣禄等深然其说，奏称：
疆域虽殊，而有礼则安，无礼则危，并无中外之可分，且历古今而不易。今之所谓天职，所谓公理，无非礼也。当此改定官制、锐意维新之际，臣溥良等职任礼官，责无旁贷，本拟将归并三寺事宜擘画就绪后，遴选通才，遵照《会典》《通礼》，暨《书仪》《家礼》《五礼通考》等书，斟酌损益，厘订朝野士庶通行之礼，奏请钦定颁行，冀于世道人心稍有裨益……拟由礼部附设礼学馆，详慎编纂。其学堂礼制，应由学部考定，送馆奏明办理。(37)
清廷于是年六月开礼学馆。其时，曹君直先生在京，为内阁侍读，溥良保荐君直为纂修通礼规划条例。礼学馆延聘海内礼学家为纂修官，君直遂荐林颐山、张闻远、钱复初、曹叔彦等先生。(38)叔彦先生时正办存古学堂，未果行。(39)
此时先生丧偶已五年。数年间，蒯光典聘先生教授其子(40)，嘱其讲三《礼》，先生于教授之中，愈觉《丧服》一篇之重，与缪艺风先生书中论丧服之学云：
锡恭窃谓，《丧服》一篇，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之所由生。拟明年先讲此篇。而《戴记》中关涉此篇者，一同讲贯，使此篇毫无疑义，已絜礼之大纲，然后相其轻重缓急，以次递及。盖礼学非可速成，郑君之注，万世不易，然其词简古，骤难卒晓。加以王肃忌郑君盛名，务与立异，多方作伪，以售其欺，是其心出于忮。陈祥道谄附王安石，荒经蔑古，皮傅《字说》，作为《礼书》，是其心出于求。是二者皆小人儒也。宋元学者先怀蔑视汉儒之心，不求真是。敖、郝小儒，卑卑不足道，而黄勉斋、杨信斋二先生，且不免惑于王、陈之说者，是以礼家之说纷乱如麻，非数百条讲义所能了也。居常私念，倘得假以著书之岁月，将王肃伪书中凡涉典礼者，一一详辨，使不得复申其喙，王肃之谬破，则郑君之义著，然后汇辑汉唐之注疏，国朝诸老之著述，以成一书，采取其精要，乃可为学堂课本。(41)
此书中所论，正是他日《丧服郑氏学》中所作。盖申明郑注、自丧服窥见礼学大义之旨，此时已在胸中。于同书中，先生又言：“锡恭丧偶五载，近续聘同邑马氏女，为廖织云女士之从曾孙女，明春将行婚礼。”礼学馆开时，应正在其婚后不久。
先生接到礼学馆之聘，即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春日动身，先乘船至汉口，再由芦汉铁路至京师，临行赋诗云：
洒泪荒原日已斜，凄然别去墓犹家。
百年弹指留春冢，万种伤心付落花。
蒲柳任添新岁绿，茅蒐非复旧时牙。
谁言水陆兼程远，长恨无涯路有涯。(42)
此时之闻远先生，已是五旬之人，饱经人世沧桑，学术思考亦趋成熟，精治三《礼》之名天下皆知，却已是心境平和，宠辱不惊。此次赴京，学正所用，并使其得“征君”之号，然诗中却不见春风得意之态，唯凄然辞别旧坟新冢，奉旨进京而已。
先生进礼学馆，主修丧礼之部。黄以周与孙诒让为晚清礼学两大师，南菁书院亦为晚清礼学重镇。黄以周久已谢世，礼学馆虽初拟聘孙诒让，然孙氏于光绪三十四年亦捐馆。而礼学馆中南菁弟子尤多，除林颐山、钱复初、曹君直、张闻远外，又有丁传靖、胡玉缙等人。南菁诸贤一生所学，终有所用，以曹君直先生为首，于修礼之事颇劳心力。其间，曹氏撰《礼议》，钱氏撰《修凶礼议》，张先生撰《修礼刍议》二十一篇，并于朝廷礼制诸事，颇多争论。
清朝自入关以来，已有两部《大清通礼》。首部《通礼》定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多沿明制；道光四年（1824）修第二部《通礼》，于乾隆版《通礼》外多有增添，已极为系统完备。此时修第三部《通礼》，既因道光版《通礼》已用80余年，本“礼时为大”之意应有修订，更以立宪新政，须以新礼相配。故此次修礼，实为中国进入现代国家之际，对现代中国文化之首次系统思考与清理。清廷开宪政、法律、礼学三馆，相互配合，以成现代国家文化之自我确立，所关甚大。然宪法与礼法究为何种关系，如何配合，礼学家之间却争论纷纷，莫衷一是。孙诒让虽未能与其事，然于此思考甚多，其《周礼政要》一书，与《周礼正义》相配合，从周礼之制解立宪之意，自成一说。曹君直先生则云，宪法之名虽来自《周礼》，而《周礼》之宪法，属于刑禁，非今日所立之“宪法”。(43)宣统元年二月，内阁侍读甘大璋上疏，更挑明此一问题。其疏曰：
礼为根本法，宪为循用法，律为防禁法。现闻礼学馆但主纂书，不明修礼；宪政馆但知步趋日本，不识中国数千年相承伦教之重，哲学之微，与国故民风之关系；法律馆专赖所聘洋员，录其国已成之法律，与我国伦教、官制、礼俗、民情，动多凿枘。该三馆为议法之权衡，即为立政之基础，岂可听其草率从事，又听其各不相谋，致修礼成无用之册，订律有非礼之条？即编成宪法，势必视为不能实行之具文。拟饬三馆会议，提出礼教与宪政、法律互有关系，互有出入，及所有妨碍，所当损益各条，别为议案。各据所学，引抉经心，参酌宪章，勘合律意，统归划一，始行决定，以礼为规定宪法之根据，即以律为维持礼教之大防，庶三馆会通，而立法乃并行不悖，得旨着礼部、法部会同集议后，咨商宪政编查馆，再行覆核。(44)
事下礼部、法部会议。甘氏贯通三馆之说，自是当时要务，群臣多无异议。然究竟何以贯通三者，却乃一重大理论课题，谈何容易；立宪、法律二馆之员，多以修礼者为迂阔，更无由以礼为本，遂致三馆之责，互不干涉。张先生为此作《修礼刍议三》，申贯通三者之义，可视为礼学馆修礼之总纲。
礼学、律学之贯通，闻远言：“礼学与律学，原相表里。律以正刑，首服图以表义，固学者所共闻也。”礼、律相表里，本为中华传统法律之一贯思路，尤其准五服以制罪，当以丧服图为刑律之准则，故此一问题于中华传统法律本非难事。(45)而宪法与礼学如何沟通，却是一全新问题。先生反复思索，并未如孙诒让般从《周礼》讲宪政(46)，而主张礼学为立宪之本，立宪之本并非《周礼》制度，而为礼意，约有二条：君为臣纲、民为邦本，二者皆本乎礼。先生据《易传》言：“父子者，君臣之本也，夫妇者，父子之始也。一言君为臣纲，而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悉举于其中矣。”故此二条实为“三纲”与“民本”。
三纲为礼学之大经，“三纲既立，五礼斯著，因是以类族辨物，欢然有恩以相爱，粲然有文以相接，《礼经》十七篇，大宗伯三十六目，皆以经纶乎三纲也”。三纲本于夫妇之恩，而成于君臣之义，更是清廷立国之本，先生强调立宪时必得依据三纲，在当时自是不易之论，而能将此问题如此阐释清楚，却非易事。
另一条为“民本”，张先生虽于西学不甚熟悉，然此为沟通民主之桥梁，却同样清楚。古今论民本者多矣，今人以民本附会民主者亦多矣，而先生此处所讲之民本，尤重庶民议政之效，此一点之成立，则又在礼学。《大学》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孟子》云：“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弗施尔也。”故若以民为本，必当知民之好恶。何以知民之好恶？则必询于刍荛，谋及庶人。庶人何以可谋？必使民尚德尚齿可也，而此正古者以礼化俗之效。“于斯时也，贤者帅其愚，长者帅其幼，秩然有序，无有哗嚣，故能成大询之政也。”而此尚德尚齿之俗，则又本之三纲之道：尚齿之礼，出于孝悌之道；尚德之礼，出于国之尚贤重德之道。“为政贵有秩序，必纲正而俗善，然后民可待国之大询，是政之系乎民为邦本者，亦必本乎礼学也。”(47)此篇中之理想状态，既须维护国家秩序，又须咨政于民，而欲平衡二者，则当以礼学为基，否则宪政、法律、礼学必相互隔离，不得贯通。在当时修礼论争诸人当中，此为相当持平精湛之论。
先生在京三年，正当其思想学术成熟之时，除撰《修礼刍议》二十一篇以议礼之外，并作《释服》若干篇，为《礼经郑氏学》之发轫，先论丧服，即后日之《丧服郑氏学》。(48)
然其实国本已乱，宪政既不克成，修礼亦遭种种阻挠，尤其礼学馆与另外二馆之间，分歧重重。钱同寿忆其事云：
律学馆修改律令，所改刑制，其意盖欲举三纲而悉去之，惟于第一纲则犹有所顾忌，而不敢发，其第二三则已昌言之无忌惮，又诋礼馆所持为迂阔而不可用。侍读力驳，著议若干条，顾尔时浮言鼎沸，一篑之土，焉障江河？总理闽县陈文忠公弢庵先生在馆时，时与侍读辈咨嗟太息而散，余与闻远先后出都，不逾年而乱作。(49)
钱氏素耿介，念时局不可为，愤然出都。闻远先生并未失望至此，其所订之丧礼部分，于宣统三年（1911）辛亥六月完成，七月告假回乡，欲于次年二月再定稿奏进。谁知回乡之后一月，辛亥革命发生，闻远先生再无回京奏进机会。(50)
四 著书昆山
先生14岁时，其父授古文，曾手书欧阳永叔撰《范文正公神道碑》并全谢山撰《顾亭林先生墓表》，问曰：“尔于二人何所愿？”先生未假思索即答：“亭林先生。”其父责之，出仕当效范文正，不仕应学顾亭林。(51)父子二人其时当未料及，闻远先生日后竟真如亭林般抱残守缺。
在京修礼时，闻远先生全未料即将大变；于七月回乡后，“闻家乡人言论，大惊”。随后武昌起事，吴地不复属清，松江人亦争相剃发。先生留田产于兄弟锡谨，保留衣冠发辫，隐居小昆山。此前十年，先生曾“于先人墓侧筑庐三楹，至是遂奉栗主以居其地。古之昆山，今谓之小昆山，山荒地僻，人迹罕至，资昔年礼馆俸余，节衣缩食，尚可偷活”(52)。此山本名昆山，后昆山县治移至今日之江苏昆山，为示区别，民间称为小昆山，张氏祖祠即在小昆山东麓。
先生隐居小昆山之情形，曹君直先生曾有诗云：
吾爱张夫子，隐居峰泖间。
衣冠流俗讶，经籍列朝颁。
结屋依先墓，开门见故山。
有时入城市，知是买书还。(53)
此诗写闻远先生隐居之状最确。清亡之后，以遗老自居者甚众，然如闻远先生般隐居空山者却极少。众遗老以瞿鸿禨为首，聚集上海，社团林立，游手好闲，花天酒地。先生虽与不少遗老有交往，但并未结社，更未加入近在咫尺之上海遗老群体。闻远先生几经生死离别，胸中早已满溢忧患之心、孤寂之情；而今国事大变，先生目之为“不啻蹈天宝、靖康之覆辙”，然从日记中看，其读书著述，实未受很大影响。先生虽亦满怀亡国之恨，然不愿以抨击政府、追忆旧朝为务，反要避开尘世，成其名山事业。先生之《正尊降服篇》作于辛亥年十月十四日，即辛亥之变后不久，此文论正尊卑属施降之服，发千古之未发，举重若轻，毫无悲愤怨尤之气。
先生是年赋诗《怀友》，颇可见其当时心境：
人惟万物灵，卓哉五大伦。
而我无一有，涕泣恒沾襟。
慈母早见背，三十为鲜民。
鼎湖瞻已遐，黼扆嗟蒙尘。
同父非睘睘，乃若亮与瑾。
孟梁两美合，一剑沈延津。
自昔同志友，寥落星侵晨。
曹钱三杰士，岿然鼎足存。
同心而离居，欲聚无缘因。
寄言强加餐，白水有真人。(54)
身为礼学家，先生学术之根柢本为三纲五伦。然而造化弄人，其五伦却渐次凋零：幼年丧母，壮年丧父，中年丧子丧妻；将至晚年，连君臣一伦也已断绝；仅有之生徒，英年早逝；虽有兄弟，却因政见不同而不睦。(55)
唯有朋友一伦，尚未全绝。昔日同窗好友，凡承认民国政权者，先生一概拒之门外，毫无转圜余地。如唐文治，与曹叔彦先生换帖结拜，《茹荼轩日记》中曾称之为“唐蔚芝兄”(56)，此类称呼于日记中并不多见，应亦过从甚密。然因唐氏参与通电清帝逊位，先生遽尔断交。王先谦、沈曾同、曹叔彦等亦为此深责唐氏(57)，然皆不及闻远先生之决绝。不逾年，曹氏与唐氏恢复交好，以后又多书信来往，闻远先生却终生不复与之来往。先生肯加以青目者，唯曹君直、曹叔彦、钱复初三人而已。
在张氏族中，仍蓄发辫者，除先生外，仅族兄阆峰及其子汝舟二人。先生云：“吾人三成众，犹可为族也。”后阆峰、汝舟相继去世，“余由是孑孑孤立，而自外于族矣”(58)。又有张子源，先生曾祖与子源曾祖认为本家，故称子源为族弟。先生避地昆山后，偶回城中，于城西市中见之，睹其发辫尚在，“余曰：‘老弟难得。’弟曰：‘欲为温和公少留场面耳。’”(59)又有其亡妻刘氏之从兄刘嘉禾(60)、外甥封文权及其子封章炜(61)、其弟子赵毓芝(62)等，尚蓄辫未剪。另有雷补同、朱运新，辛亥之后皆杜门不出，然是否蓄发，却不得而知。
张家此前已败落；居小昆山后，先生作《留穷文》，自道其境曰：“天申子不仕不耕，荦洛寡偶，昆山东麓，数椽是构，木石与居，鹿豕弗友，偃仰一室，与穷相守，室遗图书，厨唯菽豆，僮竖散去，家人谇诟。”先生自称天申子，盖取自“无逃待烹，天之申生”。《留穷文》仿韩愈《送穷文》而反之，追慕伯夷、叔齐、介之推、屈原、郑君、明季东林六君子之守死善道，辅弱扶微。(63)其境虽困厄，然先生以古圣前贤自勉，读书著述，优游林下，此间虽不时亦有愤世之言，然心胸坦荡，亦是乐在其中(64)，可于其诗文见之。隐居十年之际，先生赋诗云：
十年斯地避嚣尘，地僻从来鲜杂宾。
清浅一湾资汲水，扶疏数树足添薪。
陆台蔓草书谁读，夏墓松楸德有邻。
凉夜倚扉间眺望，两三星火是萤磷。(65)
小昆山上有西晋二陆兄弟读书台，山下不远有明末夏氏父子墓。先生与夏氏父子比邻而居，以忠孝节义自勉；又与二陆为友，神交唱和。虽处困顿之中，却全无愤怼之意，凉夜之中尚有闲暇眺望。先生此时有此心境，或亦因作此诗时正是巨著《丧礼郑氏学》杀青之年。
于书札往还与日记之中，可窥见先生著述进度。1911年3月，君直先生于书中言，《丧服郑氏学》已成六卷。(66)先生与缪荃孙书言，已成《丧服郑氏学》十三卷，《释服》十六篇，然不知作此书之确切时日(67)；至民国五年丙辰秋，其书初成。(68)《释服》三十八篇，当亦于此前完成。《丧服郑氏学》写成之时，先生大病，君直先生来视疾，将书携至上海，交与刘承干，于1918年刊于《求恕斋丛书》中。(69)后叔彦先生为此书作序，于1923年重印，增加曹序。(70)
《丧服郑氏学》一书共十六卷，五十五万字，于张闻远先生所刊著述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范希正作《书目答问补正》，即列入此书。张舜徽先生作《郑学丛著》，亦对此书推崇备至。其书体例，《丧服》每条必列经传注于卷首，然后全录贾疏，其后再列诸儒论述，甄别明辨，凡有重大争论者，再附己见于其末，间或录《修礼刍议》与《释服》章节于其中。刘承干言之最当：“其于注也，有申而无破；其于疏也，全录而不遗；于诸儒之言，发明注谊者甄录之，与注立异者明辨之；疏亦有误会注意者，虽录其说，而必辨其非。其择之也精，守之也约，可谓治经必守家法者。”(71)
凡闻远先生申己见处，必是反复斟酌权衡之结论，精思明辨，令读者悦服。于丧服学历史上诸多争论，皆能有所发明，如对妇人不杖、父卒继母嫁从为之服、为人后、辟领、升数、大节级等(72)，常能解千年未决之悬案，更为清代丧服学之最后定论。叔彦先生曰：“余以为，此书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精微广大，直与郑注贾疏并重，其至理名言，足以感发仁人孝子之心，杜犯上作乱之渐，有功名教纲常、世道人心至大。”(73)叔彦先生同为治三《礼》学者，早年即有《礼经校释》之作，后又著《礼经学》，然《礼经学》之后，专治他经，于礼学涉猎已少。闻远先生书中，录《礼经校释》者甚多，许多条目即以其说为定论。然亦有意见参差者，则必明辨之，叔彦先生写《礼经学》之时，即据其说自驳数条。而于“父卒继母嫁从为之服”之解，二先生各自坚持己见。
在京师修礼之际，闻远先生与缪荃孙书信中即言，正作《礼经宫室图考》，为撰《礼经郑氏学》之发轫。《礼经郑氏学》为闻远先生最初之写作计划，后先写论丧服部分，成《丧服郑氏学》。《丧服郑氏学》完后，先生即以相同体例，完成《丧服》之外其他篇章之纂述。王欣夫先生称：“又为《丧礼郑氏学》，取《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暨《礼记》中说丧服、丧礼等篇，条举众说而折中之，立义精当，为例谨严，一如《丧服郑氏学》。”(74)
《丧礼郑氏学》全书三十六册，分《礼经郑氏学》《礼记郑氏学》两部分。其《礼经郑氏学》包括：《士丧礼》五卷，《既夕礼》三卷，《士虞礼》二卷，《宫室图考》一卷；《礼记郑氏学》包括：《曲礼》二卷，《王制》一卷，《礼运》一卷，《明堂位》一卷，《少仪》一卷，《坊记》一卷，《中庸》一卷，《檀弓》五卷，《曾子问》二卷，《丧服小记》一卷，《大传》一卷，《杂记》四卷，《丧大记》二卷，《奔丧》一卷，《问丧》一卷，《服问》一卷，《间传》一卷，《三年问》一卷，《丧服四制》一卷，《月令》一卷，《礼器》一卷，《玉藻》一卷。此外又有二册，分别为引用书目，及闻远先生所修《大清通礼·凶礼·丧礼》。
如此规模，已可想见其书地位，应不下于《丧服郑氏学》。如此两书，于清代礼学著作之中，皆为翘楚。
闻远先生于1922年成此书。两年以后，1924年，江苏督军齐燮元与浙江督军卢永祥开战，史称江浙战争或齐卢战争。“江浙发生战祸，两省受创弥深，就苏论列，尤以嘉定、青浦、松江、太仓四邑为最重，或全镇被毁，或抢劫一空，或转徙流离，莫名惨状。”(75)先生虽僻居小昆山，亦为战祸所及，被迫迁离。其时，先生之甥封文权在张泽主持红十字会收容分所，安顿避难灾民。深夜当中，先生夫妇驾一叶小舟，直奔张泽避祸。先生本就多病，加以受惊奔波，至封家便一病不起，终至殁于封家。
临终前，先生遗命马氏夫人曰：“昆山东麓，仰蒙锡福。三饭脱粟，五日一肉。陈箧启椟，古书可读。无子无秃，无秃无辱，傃幽瞑目，私愿已足。毋立嗣续，毋广讣告，敛以法服，渴葬必速。停棺徇俗，适贻后毒。”(76)先生虽终生治丧礼之学，临到己时，却以简朴为上。先生无子，曾命弟主兄丧，然战乱之中，亦不知是否如愿。沈其光《瓶粟斋诗话》云：“时值两军对垒，市无人迹，几至无以饰终。先生无子，由红十字会为之殓焉。”封文权本在红十字会，由红十字会为之装殓，当亦可信。而钱振煌先生以诗哀之曰：
先生身居碧玉屏，迥然云间一曙星，终年闭户注礼经，神游三代通古灵，髡者到来不拔扃，欲往从之求典型。首阳山前战血腥，今年宣统岁甲子，月日先生赫然死，敛无棺衾拜无子，亡国遗民合如此。君不见沟壑从来属志士，安用污人红十字！
五 遗著刊刻
除《丧服郑氏学》外，闻远先生之作生前均未刊刻；然先生之道德文章，震动江南，颇有贤者抄录其遗作。严昌堉先生曾赋七绝二首云：
穷老昆山托采薇，遗经独抱掩岩扉。
礼堂写定觥觥在，世自沈沦道自肥。
绝学谁能张一军，云间晚有两征君。
遗书可待何时刻，愿得传钞也策勋。(77)
闻远先生之藏书与遗著多在封家，封文权遂于先生没后次年刊印其诗文，为《茹荼轩文集》十一卷，其中含《修礼刍议》二十一篇、《释服》三十八篇，并诸多论学之作，仅一卷诗赋。1940年，叔彦先生弟子王欣夫刊印闻远先生短作《礼学大义》于《庚辰丛编》之内。封氏又辑录先生诗文为《茹荼轩续集》，然战火频繁，未及刊刻亦谢世。后严昌堉先生于封氏哲嗣章烜处借观，遂于1949年，将《茹荼轩续集》与钱同寿之《待烹生文集》合刊为《云间两征君集》。如此数种，已大略可窥先生生平、交游、学问、志向。唯先生之巨著《丧礼郑氏学》尚未刊刻，为最大憾事。
先生没后，《丧礼郑氏学》稿藏于封文权处。至1936年，金松岑先生主持国学会，议刊前贤遗著，国学会同人皆以为当刊印此书。于是以叔彦先生为首，王欣夫、汪柏年任校字，筹资刊布，请封氏抄写一稿，欣夫检索所引原书，一一校定。方及《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刊成，日寇内犯，资亦不继，遂停刊刻。所刊者亦遭毁坏，仅余一孤本，在王欣夫处。(78)新中国成立后，王欣夫先生入复旦大学任教授，于1966年辞世。其时“文革”已起，欣夫先生大量藏书，不准存放于原住所，捐赠给校图书馆之书，亦不被接纳，后经徐鹏先生努力，半数以上藏书始归入图书馆，其余则已散佚。(79)长期以来，学界多以为闻远先生之遗书亦在散佚之列。(80)
2011年，笔者见复旦大学图书馆目录上仍有《丧礼郑氏学》一书，遂请复旦大学郭晓东教授代为查阅，郭教授寻得此书，并请其弟子方浩铭输入计算机，共有五册残书，含三册《檀弓》，一册《士丧礼》，一册《曾子问》，当为欣夫先生当年所藏刊印之孤本，或因“文革”而仅余此五册，然大部为《檀弓》，与欣夫所称仅《礼经》中三篇刊刻略有出入。此五册共十八万字，于中亦可见闻远先生征引之富不下于《丧服郑氏学》。
笔者遂以为《丧礼郑氏学》经日寇、“文革”，应仅有此五卷残稿尚在世上。2012年，又有孙帅赴上海，组织复旦学生抄录上海市图书馆与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茹荼轩日记》。2013年5月，孙、方二君在欣夫先生众多藏书中发现数巨函古书，熟视之，正《丧礼郑氏学》！此当为封文权先生抄录之写本，不意今日尚在人世，快何如之！孙帅复又组织复旦学生，将此书输入计算机。后又得复旦图书馆林振岳告知，欣夫先生当年所刻之版亦存，藏于扬州雕版博物馆。此著书版俱在，闻远先生著述之苦，欣夫先生刊刻之力，与封先生传抄之功，幸而未尽废！2014年夏，笔者组织北京大学十余位学生，赴复旦大学图书馆，将《丧礼郑氏学》《茹荼轩日记》尽数抄录，而今正细细点校，期望他年能得付梓，以告慰先生之灵。
六 正尊降服(81)
闻远先生之学，具于《丧服郑氏学》《丧礼郑氏学》二书，创获甚多。而先生礼学之纲，为《正尊降服篇》之丧服理论。笔者于此略述之。
《正尊降服篇》本为《释服》诸篇之一，《丧服郑氏学》中，此篇附于《不杖期章》“適孙”条后。(82)《丧服传》解適孙之服曰：“不敢降其適也。”敖继公疑有误，云：“继公谓，祖于孙宜降于子一等而大功，此期者，亦异其为適加隆焉尔，非不降之谓也。”敖氏之疑，即依至亲以期断与降杀、加隆之说而生，却与《传》龃龉。据至亲期断之例，父为众子期，祖为孙当大功，然为长子三年，为適孙期者，似当为加隆，而传何以云不降？《传》或偶误，然此例非止適孙一处，如《大功章》“適妇”条：“何以大功也？不降其適也。”《齐衰三年章》“母为长子”条：“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三处皆以不降为说，同条共贯，必非有误。闻远先生虽多不喜敖氏之说，然此处关涉服例全体，故不得不由其说再思亲尊之服，而抽绎正尊降服之例。凡旁尊报卑属之服，皆报以所施之服，而正尊报服各异，適子適孙、众子庶孙、子妇孙妇，所施与所报皆不同。欲明其加降之例，则仍由至亲以期断始。至亲期断而上杀，则为父母当期，为祖父母当大功。以加隆，故为父母三年，为祖父母期。虽適子与众子为父母皆三年，而父母报众子期，唯为適子三年，众孙为祖父母期，適孙上传祖重，为其三年，祖父母为適孙期，为众孙皆大功。郑珍谓本服之上，以尊、重加隆，以此说推之，则子孙以尊加隆父母与祖父母，適孙以重加隆祖父母，父祖亦以重加隆適子適孙。此说粗看可通，然经何以言“不降”而非“加隆”？敖继公有此疑，难能可贵。至妇服之例，则并此加隆之说亦难通。妇从夫降一等，夫为父母三年，则妇为舅姑期。父母为適子三年，为適妇降一等，似当期；为众子期，为庶妇降一等，似当大功。同理，孙为祖父母期，孙妇为夫之祖父母当降一等大功，祖父母为適孙亦期，则为適孙妇当降一等大功，为庶孙大功，为庶孙妇当降一等小功。然考《丧服经》，妇服皆更降一等，適妇在大功，而非期，庶妇在小功，而非大功，庶孙妇在缌麻，而非小功。妇服何以较其所施之服差二等？敖继公与郑珍皆未深究。《服传》释此等服皆言不降，不言加隆，至亲期断与加隆之说虽则善矣，而不能释妇服而明传意。闻远先生熟玩此数条，而立说云：“降服者，降其本服也。此为妇服之例也。”由至亲期断之例推之，子之本服为期，妇从夫降一等，本服大功，孙之本服大功，孙妇降一等小功，故妇降本服一等为小功，孙妇降一等为缌麻，此则庶妇在小功、庶孙妇在缌麻之故。舅姑为適妇大功，以不降其本服；適孙妇经中未见，盖適孙之妇若其姑尚在，则与庶孙妇同，其姑不在，则亦当不降本服，为小功。
降本服一等，非专为妇而发。妇之服本由其夫来，妇服既降本服，则子若孙之服亦降本服，众子降一等为大功，庶孙降一等为小功，然则其服为期与大功者，非不降本服，而由报其加隆。適子三年、適孙期，则既不降其本服，又报其加隆。
此说使经传之文圆融无碍，而与郑珍以尊、重加隆之说不同。若加隆皆以尊、重而加，众子、庶孙有何尊、重可言，而报其加隆？若本服为亲亲之服，適者为重，何以因適而不降本服？先生又释其意曰：“是加隆之服，尊之至，由亲之至也。子孙虽卑属，其亲则一也，祖父母、父母不忍不报也。加隆者不忍不报，则所降者必其本服也。降其本服者，严父之谊；不忍不报者，爱子之仁。”先生非不许加隆之服为尊尊之服，然此尊尊之服非外于亲亲之爱，盖尊尊之敬即根亲亲之爱而生。长子众子由至亲而加隆其恩，故为父母由期加隆为三年。父母以正尊临卑属，因尊而降子之本服，却又因亲而不忍不报其加隆，则本服与加隆，皆亲亲中有尊尊、尊尊中有亲亲。为適皆不降其本服，非適亲于庶，適重于庶也，益可证本服非止亲亲之服。
制服之本，至亲以期断，以期降杀，遂有亲亲诸服，父母加隆，非因亲亲外又有尊尊，而因至亲生至尊，故因加隆其恩而加隆其服，加隆其恩自生尊尊之义，適子众子皆为父三年，盖由于此。父子互为至亲，其本服皆期，然因父尊子卑，故降本服一等，变亲亲之本服以示尊卑，此与加隆三年以成至尊，其义同而正相反。然父子骨肉，其情终胜于他亲，故又报子加隆其恩之服，而复为期。成服虽无异于本服之期，其间加降之密，曲尽人情，正先生所谓“先王制礼，仁之至，义之尽”也。舅姑之于妇，无至亲之爱，有尊卑之义。妇为舅姑之服，因从夫而来，非为至亲，本服大功，加隆至期，非加隆其恩，纯由尊尊。舅姑之为妇服，以尊临卑而降其本服一等，又不必因恩报其加隆，遂为小功之服。而于长子，父并不因重適而加隆之，以尊长无加隆卑属之义，唯因其“正体于上，又乃将所传重”，而不降其本服，即不以尊临卑而降之。于適妇，亦因重適之故而不降其本服，然因无至亲之恩而不报加隆，故为服期。
先生又有未尽之意，请试言之：祖父母为孙及孙妇之服，略不同于父母为子及子妇。盖適子众子皆为父三年，而父为长子、众子之服不同，因诸子尊父皆由至亲生至敬，本无亲亲外之尊尊义。孙之于祖，情非至亲，本服大功，加隆为期，亲不及父，敬亦稍杀。以降本服与报加隆之意，祖为孙大功，为其妇缌麻，此义同于父母而杀之。《不杖期章》“祖父母”条传曰：“何以期也？至尊也。”贾疏：“祖为孙止大功，孙为祖既疏，何以亦期？答云‘至尊也’者，祖为孙降至大功，似父母于子降至期，祖虽非至亲，是至尊，故期。若然，不云‘祖至尊’，而直云‘至尊’者，以是父之至尊，非孙之至尊，故直云‘至尊’也。”(83)祖之“至尊”稍异于父之“至尊”，非由至亲而生，实因为父之至尊，故孙亦尊之，亲亲外之尊尊，至此始生，此义正见于適孙为祖之服。若適子早亡，立一孙为適孙，上承祖重，由期加为三年，此適孙独为祖父母加隆之服，异于众孙，则其所加隆者，更非因至爱而生，纯为宗法尊尊之服，略同于妇为舅姑之服。以此加隆者，祖不报之，故祖不为適孙三年，仅服期也。曾孙上为曾祖后若玄孙上为高祖后，皆同此例。
亲亲、尊尊冠丧服六术之首，乃人伦之精义。爱有差等，亲亲为制服之本，而尊尊生于亲亲，尊尊又有二意，其一为根于至亲之至尊，与亲亲无二，故无论长子庶子，为父母皆应三年，以尽孝子之爱、敬，由父母上杀，其亲次之，尊亦次之，故其服递减，“自仁率亲，等而上之至于祖”，此之谓也。然由此至尊之义，而有为祖之尊，宗法之尊由此生焉，此尊尊之第二义。曾祖、高祖，上至太祖，相隔既远，其亲更疏，然以其为宗法之重所在，故其宗庙之尊犹胜父祖，所谓“自义率祖，顺而下之至于祢”是也。妇为舅姑之加隆、適孙为祖之三年、为宗子之服，亦皆由此；父、祖为適之不降，亦以此也。郑注：“用恩，则父母重而祖轻；用义，则祖重而父母轻。恩重者为之三年，义重者为之齐衰。”即此意也。
由此抽绎丧服之亲亲、尊尊，则非复郑珍所谓至亲期断与尊、重加隆之过简，而尊尊之义，更非亲亲外之另一义，亲亲期断之为丧服本，其理更密，而丧服曲尽人情之义，其旨益明。细玩此篇，《丧服郑氏学》《丧礼郑氏学》二书之纲已在，洋洋六十卷大著，可于此窥其大略，吾故曰，《正尊降服》一篇，乃先生礼学之要旨，读者不可不察。正因此篇，是二书成清儒丧服学殿军之作。闻远先生遍读丧服学数百家，尤于清世诸师之说细加玩味，故至亲期断、加隆、宗法、封建数义，皆折中于夫子，述尊尊、亲亲之大旨，未有如此圆融精审者。一家之言，足以承前启后，而清儒近三百年丧服学之精义，具汇于此。吾故曰，正尊降服说所统摄之丧服礼学，乃清儒丧服学集大成之说。
小结
以上为张闻远先生生平、著述、志向、学术之大略。
先生出身世族，然生于战乱之中，幼年丧母，后又相继丧父、丧子、丧妻，终至国变而无君，隐居空山，困厄已极，晚年又于战乱当中受惊奔走，客死他乡，先生之一生可谓至为不幸。
先生幼承庭训，长随名师，南菁求学，两湖讲经，京师修礼，昆山著书，承教于陈士翘、黄体芳、张文虎、黄以周、缪荃孙诸先生，受知于张之洞、梁鼎芬、蒯光典、陈宝琛诸贤，交游于曹元忠、曹元弼、钱同寿、马贞榆诸儒，终在小昆山裒遗订坠，蔚成大著，立正尊降服之说，由丧服、丧礼以窥周公制礼之精义，融汉学之精与宋学之微而为一，先生之学可谓堂堂正学、至精至大。
先生自幼以忠孝志节自勉，惜阴爱日，格物穷理，虽几经厄难，而能困衡端忧，矢志留穷，守先待后，采薇昆山，弦歌不辍，如此浩然之气，深识孔颜之乐，使其礼学得以成就，得以不朽，先生之志向操守，正所谓粹然纯儒。
先生之文章著述，早得黄以周先生刊于《南菁讲舍文集》，流布海内，而其《丧服郑氏学》赖刘承干先生之刊刻，后更有封文权、曹元弼、金松岑、王欣夫、严昌堉、郁元英诸先生，几经努力，编辑遗文。然先生非但生前不幸，死后亦迭遭日寇、“文革”之厄，残稿劫灰，零落荆榛，谁料今日竟仍能复见天日，使先生守先待后之诚，不致徒劳无功，此又先生学问之大幸，我辈之大幸！
(1) 参考邓声国《清代“五服”文献概论》第三章第五节有“张锡恭的‘五服’研究”；商瑈《南菁书院与张锡恭的礼学》《经学研究论坛》（台湾清云科技大学），2012年11月第1期，第143—174页。
(2) 据张先生拔贡和乡试朱卷。然时人多字号不分，如曹叔彦先生于《纯儒张闻远征君传》和《清儒学案》均称闻远为先生之字（《儆居学案下》，徐世昌等编纂《清儒学案》卷一百五十四，中华书局，第六册，2008年版，第6008页），亦无甚大碍。
(3) 闻远先生以“茹荼轩”为号，或亦来自此额。
(4) 张氏由于数代为后，使人易生混乱。笔者据朱士彦《诰授朝议大夫杭州知府柳泉君墓志铭》（附于张允垂《传砚堂诗存》，光绪戊戌刻本）及《张伊卿行述》（上海图书馆藏光绪十五年稿本）所记及朱卷前谱系考之。
(5) 张尔耆《夬斋日记·课儿录》，上海图书馆藏同治二年稿本。
(6) 张锡恭《张伊卿行述》。
(7) 张锡恭《杏生师出示近作敬步原韵》，《茹荼轩续集》卷一，见严昌堉辑《云间两征君集》，1949年铅印本。
(8) 赵统《南菁书院志》，第32页。
(9) 张锡恭《张伊卿行述》：“光绪癸未，瑞安黄师建南菁书院于江阴，聘南汇张师主讲，府君遣不孝从之游。”闻远先生究竟是在此之前已随张文虎读书，还是此时方师事之，赵统先生与笔者曾讨论多次，均不得其详。可以肯定的是，闵萃祥是本来就从张文虎游，为照顾其起居，而随之前往南菁的；但闻远先生是否如此，不得而知。
(10) 赵统《南菁书院志》，第33—34页。
(11) 曹元弼《纯儒张闻远征君传》，《茹荼轩续集》，见严昌堉辑《云间两征君集》，1949年铅印本。
(12) 赵椿年《覃研斋师友小记》，《中和月刊》卷二第三期，1941年。
(13) 张锡恭《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讲义》，光绪十三年提五月经学课艺，稿本为笔者所藏。
(14) 张锡恭，光绪十二年九月经学课艺，此课艺中两篇后收入《南菁讲舍文集二集》《清儒学案》，三篇均收入《茹荼轩文集》，评语见于笔者所藏课艺稿本。
(15) 黄以周《答张闻远书》，《儆季文钞》文钞三，光绪二十年江苏南菁讲舍刻本。
(16) 孙雄《清故翰林院编修章君琴若墓表》，《旧京文存》卷八，民国二十年北平刻本。
(17) 曹元弼《子郑子非马融弟子考》，《复礼堂文集》卷七，民国六年刻本。
(18) 张锡恭《礼乐皆东赋》，光绪二十年五月下旬份古学课艺，稿本为笔者所藏。
(19) 张锡恭《读魏鹤山文集》，光绪十三年古月古学课艺，稿本藏于笔者处。
(20) 此课艺失其年月，稿本藏于上海某君处，笔者存其图片。赵统先生以为，此篇批阅者或亦为黄先生。
(21) 如鲁迅先生于《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谈及其师寿镜吾老夫子读“颠倒淋漓，千杯未醉”，即为南菁课生刘翰之古学课艺《李克用置酒三垂岗赋》中之句，此课艺为超等第六名。
(22) 张锡恭《茹荼轩日记》，光绪十三年正月。
(23) 均见张锡恭《张伊卿行述》。
(24) 张锡恭《茹荼轩日记》，光绪二十年八月。
(25) 《致苏州阊门内内阁曹叔彦》（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四日）、《致苏州阊门内内阁曹叔彦》（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七日）、《致上海递松江府濮太守》（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初五日），见于《张之洞全集·电牍》第9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471、7474、7761页。
(26) 张锡恭《张伊卿行述》。
(27) 收入《茹荼轩续集》。
(28) 收入《茹荼轩文集》。
(29) 张锡恭《茹荼轩日记》，光绪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稿本藏于复旦大学图书馆。
(30) 收入《茹荼轩续集》卷六。
(31) 张锡恭《茹荼轩日记》，光绪二十八年，稿本藏于复旦大学图书馆。
(32) 张锡恭《致曹叔彦内翰钱复初孝廉乞亡妻志传书》，《茹荼轩续集》卷四。
(33) 张锡恭《愍逝》，《茹荼轩文集》卷一。
(34) 张锡恭《亡妻小祥哀文》，《茹荼轩续集》卷六。
(35) 张锡恭《不寐》，《茹荼轩续集》卷一；又见《茹荼轩日记》，光绪三十年八月八日。
(36) 张锡恭《赵毓芝哀辞》，收入《茹荼轩续集》卷六。
(37) 朱寿朋《东华续录》（光绪朝）卷二百四，载王先谦、朱寿朋《东华录 东华续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38) 据《申报》刊载，初拟征调纂修人员有：孙诒让、林颐山、宋育仁、曹元忠、张葆田、张锡恭、郭立山、陈衍、王葆心、张国淦等十人，并聘顾问各省共46人。见《礼学馆延聘顾问官绅、纂修人员名单》，《申报》，光绪三十三年丁未九月十九日第四版。后又有变化。
(39) 曹元弼《诰授通议大夫内阁侍读学士君直从兄家传》，载于曹元忠《笺经室遗集》卷首，民国三十年吴县王氏学礼斋刊本。
(40) 闻远先生在蒯家为西席之事，见吉城《鲁学斋日记》（光绪三十三年丁未），收入《吉城日记》第二十二集，吉家林整理，凤凰出版社，2018年版，第768—769页。
(41) 此书信收入《艺风堂友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978页。
(42) 张锡恭《将之京师别新阡》，《茹荼轩文集》卷一。
(43) 曹元忠《礼书不当与宪法合订议》，载《礼议》卷一，民国五年丙辰刘氏求恕斋刊本。
(44) 甘大璋奏疏全文见《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百九十六。
(45) 参见丁凌华《五服制度与传统法律》。
(46) 闻远先生虽亦有论《周礼》之文，且为马贞榆所激赏，然其礼学却不以《周礼》为纲，与孙诒让迥异。窃以为，闻远先生之礼学虽尊郑氏，然其以《仪礼》为总纲，却正是朱子学脉所传，乃黄以周之门融通汉宋之效。孙氏与黄氏之别，当为晚清礼学一关键。
(47) 以上具见张锡恭《修礼刍议三》，《茹荼轩文集》卷二。
(48) 闻远先生在京作《释服》几篇，《丧服郑氏学》几卷，现无由确知。其在京《与缪艺风夫子书》言在京已二年（或在宣统二年），而作《修礼刍议》二十一篇，《释服》六篇，《礼经宫室图考》未成，为《礼经郑氏学》之发轫，可知其时之学术准备。壬子三月，曹元忠《与张闻远书》，言《丧服郑氏学》已成六卷。在京修礼时，《释服》若干篇已成，《丧服郑氏学》初发轫，或亦有《礼经郑氏学》之构想。
(49) 钱同寿《笺经室遗集》序。
(50) 张锡恭《书曹君直侍读〈礼议〉后》，《茹荼轩续集》卷三。
(51) 张锡恭《张伊卿行述》。
(52) 张锡恭《复胡侍御思敬书》，《茹荼轩续集》卷四。
(53) 曹元忠《赠张闻远孝廉》，《笺经室遗集》卷十七。
(54) 张锡恭《怀友》，《茹荼轩文集》卷一。
(55) “同父非睘睘，乃若亮与瑾”当隐晦指先生与其兄弟不睦。于日记《困衡录》之卷首，先生曾云：“变莫亟于阋墙，凶莫大于争讼，事莫舛于以养人者害人。而予皆躬值之，目击之，忳郁悒乎哉！”或指其事。此时当鼎革之际，其兄弟皆已剪辫，故有“亮与瑾”之叹。
(56) 张锡恭《茹荼轩日记》，光绪十四年十月十二日。
(57) 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正续篇》，宣统三年八月，载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9辑，第90册，台湾文海出版社，1986年版。
(58) 张锡恭《祭阆峰族兄文》，《茹荼轩续集》卷六。
(59) 张锡恭《族弟子源小传》，《茹荼轩续集》卷六。
(60) 张锡恭《刘嘉禾大令家传》，《茹荼轩续集》卷六。
(61) 张锡恭《封用晦墓志铭》，《茹荼轩续集》卷六。
(62) 张锡恭《赵毓芝哀辞》，《茹荼轩续集》卷六。
(63) 张锡恭《留穷文》，《茹荼轩文集》卷十一。闻远先生与钱同寿以无逃待烹之义相砥砺，钱氏遂名其文集曰《待烹生文集》。
(64) 闻远先生与二三同道时而诗酒唱和，可参考朱运新《春暮偕钱复初孝廉同寿封庸盦直刺文权方云生茂才存绪泛舟弟九峰访张闻远征君锡恭》，收入封文权辑《张泽诗征续编》，民国三十一年封氏篑进斋刻本。
(65) 张锡恭《十年》，《茹荼轩文集》卷一。
(66) 曹元忠《与张闻远孝廉书一》，《笺经室遗集》卷十五。
(67) 此书信收入《艺风堂友朋书札》，第977页。
(68) 此书各卷写作时间，《茹荼轩日记》中有详细记载。
(69) 张锡恭《自书覆校丧服郑氏学刊本后》，《茹荼轩续集》卷三。
(70)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古籍书店、文物出版社影印《求恕斋丛书》，此书或依戊午本，或依癸亥本。《丛书集成》《续修四库全书》《民国时期经学丛书》影印此书，皆依戊午本，故无曹序。
(71) 刘承干《〈丧服郑氏学〉序》，见张锡恭《丧服郑氏学》，第6页。
(72) 本书《若子与降等》《论“妇人不杖”》《说辟领》《精义之学》四篇文章有对其中若干问题之阐释。
(73) 曹元弼《〈丧服郑氏学〉序》，见张锡恭《丧服郑氏学》，第1页。
(74) 王欣夫《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鲍正鹄、徐鹏标点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433页。
(7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22—223页。
(76) 曹元弼《纯儒张闻远征君传》，《茹荼轩续集》。
(77) 沈其光《瓶粟斋诗话》四编上卷，见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5册，王培军等点校，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709页。
(78) 王欣夫述所刊者散失过程云：“讵知甫成《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三篇，而日寇来犯，刊工星散。松岑师亦避地赴沪，事遂中顿。其后虽屡谋续成，而人事乖迕，无从措手。其在苏板片，寄存于塔倪巷宝积禅寺，忽传驻兵已有斯以为薪者，亟设法抢救，移交沧浪亭图书馆，在南浔者亦并贮焉。乃主者不甚措意，捆置廊下，任其日曝雨淋，后复屡经迁徙，零落浥烂，不可复问矣。当时仅印蓝样本三分，呈复礼、松岑二师外，自留一分。暨二师逝世，皆从师母乞得，则不知何故，各阙一册，疑陈海泉并未送去，至完者只此一部而已。先是集议时，余力主用活字排印，费省而功速，乃多以为经学巨著，校勘宜审，无事促迫，且可与刘刊合并，故均主刊木。停工时，集资尚余五百金，余建议全书虽未成，而仪礼部分已告一段落，可先印数十部以传。又多谓此书终须刻成，不妨缓图，不料世变苍黄，时机一失，不可复追。仅留此孤本，他日作书林珍秘耳。”《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第1435—1436页。
(79) 李庆《〈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前言》。
(80) 商瑈《南菁书院与张锡恭的礼学》。
(81) 此一部分本为笔者《点校重刊〈丧服郑氏学〉序》中的内容。
(82) 张锡恭《丧服郑氏学》卷六，第402—404页。
(83) 《仪礼注疏·丧服·不杖期章》，方向东点校《十三经注疏》第11册，第9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