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巴黎人用阿尔马桥上的雕塑测量洪水的水位 (1)
数百年来，洪水一直是塞纳河流域人们正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尽管人们想尽一切办法去开垦、利用塞纳河流域的土地，但是河水总是试图维系着其自然的水道。
在古代，塞纳河沿着碗状的山谷铺展开来，形成了今天的巴黎地区。在历史上的某个时期，塞纳河在流经巴黎地区时分成了两个支流。南边的支流稍微宽一些，大致就是现在塞纳河的河道。北边的支流蜿蜒曲折，穿过现在的右岸，流经巴士底（Bastille）、梅尼蒙当（Ménilmontant）和部分贝尔维尔（Belleville，即美丽城）地区以及下蒙马特（Montmartre）地区，一直到达现在的夏乐宫（Chaillot）和阿尔马桥，就在埃菲尔铁塔的河对岸。如果两个支流都洪水泛滥，那么整个巴黎地区就会成为一片汪洋，形成一个大湖，湖面有好几英里宽。慢慢地，塞纳河北边的那条支流的水越来越少，以至干涸，公元前30000 年的时候，这条支流完全消失，于是，塞纳河就变成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样子。有一个时期，右岸的大部分地区呈现为湿地。附近的区域被人们称作“马莱”，意思是水洼，曾经是靠近塞纳河的一片沼泽。公元前1世纪，当罗马人第一次入侵占领这片巴黎希人（Parisii）居住的土地以后，他们选择在不太湿软的左岸建设这座城市，就不足为奇了。同样不足为奇的是，他们将这座城市命名为吕泰西亚（Lutetia），这个名称极有可能来自拉丁词鲁特姆（Lutum），意思是“淤泥”。
公元前5000年左右，巴黎地区开始有人居住，从那以后，塞纳河的水就为生活在这一区域的人们提供生活用水保障。在巴黎地区出土的最古老的文物中，有一些是独木舟，是在现今的贝西（Bercy）区发现的，具体地点位于塞纳河从东部进入现代巴黎城区的地方。数百年来，塞纳河一直是整个巴黎地区物流和人流的主要通道，从而把这座城市变成了一个繁忙的商业中心。塞纳河为巴黎居民提供着食物、水、军事防御、工业、船运、旅游和艺术等。巴黎的故事与塞纳河的故事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塞纳河为巴黎提供了最基本的参照，将这座城市分为右岸和左岸。 (2)
不过，巴黎和这条河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亲密无间。尽管塞纳河为巴黎孕育了生命，但同时也周期性地发生洪水灾害，造成破坏和死亡。根据图尔的主教兼历史学家格列高里（Grégoir）的记载，公元前582年，巴黎暴发了一次严重的洪水灾害，淹没面积达数百英亩，甚至一度冲开了早就干涸的塞纳河北边的那条古老的支流。公元814年，一位佚名作者在一本关于巴黎奇事的书中写道：“如果上帝想用水来惩罚生活在巴黎的人，那么就发一次洪水，以我们从未见过的阵势，让塞纳河的水冲决堤岸，在整座城市里泛滥，使得人们只能靠船出行。” (3) 公元886年，一场洪水冲垮了小桥（Petit⁃Pont），这座桥横跨在塞纳河上，两边连着位于巴黎中心的西岱岛（Ile de la Cité）和左岸区。据一位目击者描述：“在一个寂静的夜里，小桥的中间突然坍塌，瞬间就被汹涌的急流冲走了。”从公元886年到1185年，小桥被洪水冲毁十次，同时它也见证了巴黎人的坚韧，因为这座桥每次被冲毁以后都重建了。
几个世纪以来，巴黎人在洪水面前除了向神灵祈祷外，几乎别无他法。1206年，巴黎将近一半的地区被洪水淹没，人们呼吁宗教领袖寻求巴黎的主保神——圣女热纳维耶芙（Sainte Geneviève）的帮助。厄德·德·苏利（Eudes de Sully）将热纳维耶芙的骸骨从左岸山顶上的大教堂里迎请出来，然后被神情肃穆的巴黎人恭奉下山，那个大教堂如今已成为巴黎的先贤祠。长久以来，圣女热纳维耶芙一直受到巴黎人的崇敬，因为她在公元451年组织巴黎人阻挡了匈奴大帝阿提拉（Attila the Hun）的入侵。现在，人们希望这位主保神给巴黎这座城市以心灵上的支持。根据官方历史记载，巴黎圣母院（Notre Dame de Paris）举行弥撒后不久，塞纳河的洪水就奇迹般地消退了。迎请圣女的队伍在仪式结束后委托巴黎主教将她的骨骸恭送回大教堂，从小桥那里穿过塞纳河。目前，圣女热纳维耶芙的骨骸供奉在巴黎圣母院。这支浩荡而虔诚的队伍刚走过小桥，也即主教刚刚把圣骨安放到圣坛上，小桥就坍塌了，迎请圣女的队伍一个人都没有受伤，这是当天的第二个神迹。 (4)
几百年来，巴黎人就这样塑造着塞纳河的河道，主要目的是防止洪水泛滥。14世纪初，国王腓力四世（Philippe le Bel）下诏书，命令商会会长组织人力，利用石块和坚固的塔楼抬高河岸，以达到在塞纳河两岸行走及过河时不能陷在淤泥里的目的。商会会长是负责贸易和船运的城市官员，是从商人中间选拔出来的，具有很大的权力。两个世纪以后，弗朗索瓦一世（François Ⅰ）又下令整修辅助河岸，包括在卢浮宫前修建挡水的岸墙。其后，塞纳河上陆续修建了新的防洪设施，但是依然发生了洪灾。1658年，塞纳河出现了有记录以来最高的洪峰，超过正常水位20多英尺。
为了减少洪水造成的伤害，巴黎的居民坚持不懈地改造塞纳河，比如疏浚河道、建设港口和码头、修建船闸和运河，特别是在冬天河水上涨的时候，这一切措施可以使塞纳河更加便于利用，并降低风险。18世纪初，塞纳河左岸的奥赛码头（Quai d'Orsay）进行了重建和扩建。1823年，乌尔克运河（Canal de l'Ourcq）开挖完成。1825年，圣马丁运河（Canal Saint⁃Martin）开通放水。此后，巴黎还修建了一系列河道，使得船只和河水都能通过城市的中心区域。洪水暴发的时候，城市里众多的桥梁会阻碍水流，因为桥墩会挂住水中的杂物。鉴于此，一些老旧的桥最终被拆毁，新的拱桥修建了起来，而且拱的开口更宽更大。瓦兹河（Oise River）、约讷河（Yonne）以及马恩河 （Marne）都是塞纳河的支流，都在巴黎市区的东边汇入塞纳河，巴黎的居民针对这些河也疏通了水道，修筑了堤坝。
但是，这些方案都无法解决塞纳河在冬天泛滥的问题，有时在其他季节，河水水位也会很高。不过，总体来说，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塞纳河的洪水规模明显比以前小了。经过数百年的治河努力，塞纳河的水位终于再没有达到巴黎人的先祖所经历的高度。进入20世纪，很多人相信，塞纳河根本不可能再发生灾难性的洪灾，因为这条河已经被人的双手驯服了。
治理巴黎市以及塞纳河的一些最重要的措施，是在乔治—欧仁·奥斯曼（Georges⁃Eugène Haussmann）的领导下实施的，这个人崇尚工程的威力，在19世纪50—60年代将巴黎变成了现代化的城市。奥斯曼出生在巴黎的一个阿尔萨斯（Alsatian）家庭，从小就受到商业和政治的熏陶，长大以后在几个省级和巴黎的公务部门工作，职位不断晋升。1853年，新任国王拿破仑三世（Napoléon Ⅲ）任命他担任塞纳区的行政长官，这是管理巴黎市及其郊区权力最大的市政官职。在这一职位上，他被授予男爵爵位，担任参议员。奥斯曼的权力比他的前任更大，负责对巴黎的大部分地区进行重建，使巴黎成为其他城市羡慕的对象。在他的领导下，巴黎的面貌焕然一新。
巴黎今日的面貌很大程度上都可以追溯到奥斯曼时代。在他那个时期，巴黎就建造了新的环城公园；拥有了查尔斯·加尼叶（Charles Garnier）设计的歌剧院，这个新的歌剧院正面精美绝伦，上面是金色的穹顶，四周布满金碧辉煌的雕像，成为巴黎建筑的一颗明珠。在新拓宽的大街两旁，兴建了时尚漂亮的大楼，这些大楼有着复折式屋顶，呈现出完美的古典装饰风格，并且新建了十多个广场和公园。这座城市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彻底改造，而且得到了扩展。奥斯曼在城郊地区规划建立了9个新区，从而使巴黎的行政区增加到20个，同时也将巴黎的面积扩大了一倍。
19世纪下半叶，造访巴黎的大多数人无不惊叹于这座城市的新貌。发了财的美国人，横渡大西洋去完成学业深造，或是去游历探险和购物。他们对于巴黎美轮美奂的新面貌无不感到痴迷。富丽堂皇的百货大楼位于奥斯曼新规划建设的大道上，是城市的商业中心，有着高大的穹顶，里面灯光明亮，大型落地橱窗里展示着似乎无穷无尽的货物。埃米尔·左拉（Émile Zola）在其小说《妇女乐园》（The Ladies' Paradise）中描写了这座百货大楼，从而使它更加闻名。19世纪60年代，正是巴黎城市改造最盛的时候，有位来自美国的游客对于奥斯曼一无所知，因而把这一成就归功于国王。他在日记中写道：“没有其他任何一座城市像巴黎这样得到改造，可能只有当今的拿破仑才能做到这一点。不论历史如何评说拿破仑的功过，他的智慧和才华将镌刻在这座最伟大的丰碑上，世界已经看到，或者终究会看到。” (5) 在这座光明之城的荣耀下，拿破仑三世当然感到欣喜异常。1867年，这座城市的改造还没最后完工，他就迫不及待地打开巴黎的大门，迎接世博会的到来，向全世界展示他的城市已经变得多么现代和富足。
奥斯曼对于自己重塑巴黎的规划具有高度的自信，他为之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全力以赴地来完成这项工作。19世纪60年代初，著名摄影师皮埃尔·珀蒂（Pierre Petit）给奥斯曼照了张相，照片中的奥斯曼坐在天鹅绒椅子上，双腿舒适地交叉着，显得自信、闲适。在奥斯曼庄重的黑色外套锁扣上，醒目地别着法国荣誉军团勋章（Légion d'honneur）。他没有看向镜头，而是盯着一张纸，像是在审阅文件。奥斯曼似乎是要让人们相信，在他眼里，摄影师和当时在场的人都没有他自己的工作重要。
最为重要的是，奥斯曼决心要让巴黎秩序井然，他的目标是要让这座城市更干净明亮，更健康安全，更适于商业和贸易，简而言之，更加现代化。在奥斯曼之前，巴黎已经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地方，但同时也散发着臭味，肮脏凌乱，甚至血腥味弥漫。每天，数以千计的马匹载着人和货物从街道上走过，这些马匹留下的粪便成为巴黎垃圾秽物的一部分，成为城市生活的日常内容。除此以外，还有垃圾堆、污水池、从墓地渗透到土壤并散发出恶心气味的雨水、宰杀后准备到市场售卖的肉类、缺乏冷冻冷藏而腐烂变质的食物，更不用说还有跳蚤、老鼠和流浪狗，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想象奥斯曼所面临的挑战。
城市的现代化改造涉及很多人所说的“创新性破坏”，也就是说，在城市变革的过程中，一方面拆除旧的建筑，另一方面也为经济增长创造新的机遇。不过，在很多人看来，这种巨大变革所付出的成本要大于未来潜在的收益。与人们普遍想象的不同，奥斯曼在城市改造中保留了巴黎旧城更多的元素，但即便如此，奥斯曼重建后的巴黎依然呈现出极不相同的景致，给人以全新的感觉。对于奥斯曼的城市改造是否是真正的改善，巴黎人莫衷一是，聚讼不休。很多居民认为，原来的城市布局很不规则，有着这样那样的犄角旮旯，体现出巴黎特有的风格，他们为城市改造后这一风格的消失而感到遗憾。烦冗的城市拆除、重建、装饰过程中，常常会在市区留下敞开的洞口，弄得粉尘、泥土到处都是，而且这种混乱的状态往往会持续数年，这使那些亲眼目睹了整个巴黎城被“摧毁”的过程并对之持批评意见的人更加不满。为了城市的所谓大发展而以低价征用私人房地产的做法，也激怒了很多土地所有者。由于顾虑整个巴黎改造工程会有损自己的声望，拿破仑三世最终在1870年1月解除了奥斯曼的职务。
奥斯曼不仅改变了人们生活和工作的地方，还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变革，这些变革的影响甚至和城市改造一样深远。原来的旧城区被成片地拆除，让位于新的道路、具有最新便利设施的大楼或别出心裁的百货商店。随着城市改造的进程发展，普通的工薪阶层常常因为生活成本太高而被迫迁离市中心。很多普通大众没有地方去，只好栖居在巴黎城的边缘，不是搬到行政区的外围，特别是城市东北部，就是去城市毗邻的郊区城镇。
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巴黎的工业迅猛发展，郊区因为地价便宜，逐渐变成工厂的所在地，生产各种产品，从化工制品、橡胶到汽车和胶水，应有尽有。为了找工作，工人们已经开始涌向那里。随着人口从地方各省向巴黎的不断迁移，随着奥斯曼的城市改造，工人到郊区找工作的态势不断扩大。到了1900年，在大巴黎地区，郊区的人口所占比例已达到26%，而且这一比例还在升高。
这些郊区城镇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使得现代化的城市生活成为可能。但是，生活在郊区的人们并不总是能从巴黎市民享用的城市设施中受益。那些依旧在市里工作的郊区居民面临着长途通勤的困难。新的地铁系统还没有与其他公交线路连接起来，因此对他们来说也无济于事。尽管巴黎周边的一些地区在世纪之交已经通过自己的力量实现了繁荣发展，但是很多城郊地区依然缺乏现代化的基础设施，比如自来水、污水处理、电力供应等。在这种情况下，激进的、有组织的劳工运动逐渐兴起，势力越来越大，向郊区的工人阶级大声疾呼，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赢得了那里的大多数选票，因此，很多城郊地区开始是以红色地带（Red Belt）为人所知的。 (6)
资产阶级不断壮大，与以前相比，资产阶级的生活区和工人阶级的生活区相距越来越远。对资产阶级来说，从空间上远离贫困地区，是衡量成功与否的显著标志，而且远离穷人使富人感到更加安全，同时也让他们忽视一直存在的城市贫困现象。对穷人来说，生活总体来说变得更加糟糕。在奥斯曼创建的绚丽城市的表象之下，贫困的生活会引发焦虑和怨恨。
奥斯曼男爵的城市改造中最为醒目的是地上的街道和建筑。不过，奥斯曼对于地下的改造同样重要，他改造了巴黎市的地下管道设施。水一直是城市生活的关键要素，但是19世纪中叶的塞纳河已经完全被城市街道和污水池的废水径流污染了。即便经过过滤，水质也达不到奥斯曼所设想的模范城市的要求。另外，巴黎先前的给排水管道已经不能满足日益扩大的都市的供水需求。
欧仁·贝尔格朗（Eugène Belgrand）是奥斯曼手下负责水问题的专家。奥斯曼要求他想办法，为整个城市提供充足的淡水。贝尔格朗设计了引水渠，将城市和周边地区的众多泉水连接起来。短短几年时间，巴黎居民就喝上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干净的水。经过奥斯曼的城市改造，巴黎市的人口翻了一番，但是到他1870年离职的时候，居民排出的污水数量也翻了一番。
奥斯曼和贝尔格朗一旦向城市供应了更多的淡水，就不得不考虑如何将废水再排出去的问题。巴黎已经有了庞大的污水和下水道系统，但是由于都市的不断扩大和水供应的不断增加，这个系统远远不能满足需求。19世纪50年代，在长达240英里的街道下面，污水管道的长度还不到100英里，而且每当暴雨袭来，这些下水管道就几乎不敷使用，主要原因是下水管道不够粗。这些早期的下水管道在铺设时所留的空间能允许人爬进去对其进行清理，但里面的空间也就这么大。在塞纳河附近，排水站将不同管道流过来的污水汇聚起来，再通过地下排水管网将污水排出去，这一排污系统容易受塞纳河冬季洪水泛滥的影响。贝尔格朗设计了更大的排污通道，里面可以铺设轨道，轨道上可以行驶机动车，清洁工可以乘车在里面通行。
在奥斯曼进行城市改造之前，巴黎人的很多污秽废物（这有时指的就是人的粪便）仍然需要人工从楼房里清理出去，放到化粪池里。有些污物依然会被非法地埋在花园或院子里，因为雇人在夜间把粪便运出去的费用太高，很多人家付不起。而新的下水管道可以处理建筑物里的污水以及从街道上流过的雨水。1894年，巴黎开始要求所有的家庭污水包括人的排泄物都排入地下的管道里。巴黎政府声明，一切污水都要进下水道。1903年，与下水道连通的家庭数量首次超过使用化粪池的家庭数量。然后，所有的污水从下管道中再往西排放，流向巴黎城外的塞纳河下游。
强调供应清洁的饮用水，清除污水，部分原因来自持续不断的疾病威胁。与欧洲很多地方一样，巴黎周期性地爆发大规模的霍乱。由于霍乱，巴黎1832年死亡1.8万多人，1849年死亡1.6万多人。奥斯曼上任时，这些事件在他的脑海里记忆犹新。尽管在随后的岁月里，霍乱致死的人数越来越少，但是在19世纪的大多数城市里，霍乱、伤寒以及其他传染性疾病导致死亡的情况依然十分常见。
几百年来，人们认为浊气、臭气、恶气都是瘴气，令人恶心难受。到了19世纪下半叶，人们关于疾病的理论慢慢开始发生变化，有些医生对疾病来源于气味的观念提出挑战，进而提出“细菌理论”。19世纪60—70年代，法国化学家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研制出一种炭疽疫苗，发明了杀死致病微生物的消毒方法，从而使微生物病菌致人生病的理论变得家喻户晓。不过，当1876年塞纳河发生洪水的时候，奥斯曼还是组织人员在全城张贴告示，教导市民如何清洁他们的房屋。这些告示主要是建议在门廊上点一堆火，所有进出房间的门都打开，以便“清洁空气”。 (7)
奥斯曼和贝尔格朗对于修建下水道的兴趣，至少部分地促进了更多的水在城市里流动，从而使水变得更加清洁、安全。奥斯曼采用19世纪中期通行的类比法描述他自己所在的城市：“地下的管道，是这座庞大城市的器官，就像人体内的器官一样发挥着作用，但从来不暴露在光明之下。纯净清洁的水以及光和热，就像不同的液体，在城市的地下循环往复，为城市的生命提供支持。” (8) 城市是个有机体，需要持续不断地更新，需要有一种能够清除废物的可靠办法，从而保持城市的健康发展。城市的排污管道还没有完成，奥斯曼就去职了，不过在他离开的时候，城市街道下面的排污管道里程已经增长了四倍，原先的旧管道也进行了改造，变得更宽、更大、更有效。
进入20世纪，巴黎市民认为，即使塞纳河的水位上涨得再高，巴黎的地下排水系统也能将洪水排出去。他们还信任水文观测服务站（Hydrometric Service）的工作人员，认为他们会及时提供警报。根据奥斯曼的指令，欧仁·贝尔格朗在1854年创建了水文观测服务站，主要是测量塞纳河的水位，研究河水上涨的规律。直到1878年去世，贝尔格朗都一直担任这个机构的负责人，指导他的工程师每天都极其精准地对河水深度、降雨量、气象条件等进行分析。通过这种方式，贝尔格朗不断深化对塞纳河及其河水流动的认识，并运用这些观察到的资料和分析结果以及其他数据，撰写了几部关于塞纳河的著作。这些著作影响深远，即使在贝尔格朗去世后，依然对巴黎沿河两岸的发展发挥着关键作用。
贝尔格朗创建的这个水文观测站可以预测塞纳河流域的高水位，而且非常精准。水文观测人员分析、研究此前的洪涝资料，建立起数学预测模型。但是，即便有这些复杂的计算公式，水文工程师们对洪水的预警最多也只能提前24小时。而且，就是在正常的情况下，要想使这些科学的水文预测数据真正起作用，工程师们还需要有一种直觉，来判断河流可能会发生什么，这种直觉基于个人的知识经验。
奥斯曼已经启动了城市改造和发展的车轮，后来的建设者沿着奥斯曼和欧仁·贝尔格朗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不过，后代的工程师们有时会忽略前辈的智慧，无意中增大了洪涝灾害的风险。贝尔格朗已经对塞纳河进行了数年的认真研究，围绕塞纳河的历史和洪水模式撰写了大量文章。他非常清楚塞纳河洪水的威力，了解塞纳河洪水到来之前的迹象，所以建议通过抬升塞纳河从东边流入巴黎以及从下游流出巴黎的堤岸高度来应对季节性的洪峰，防止洪水像过去那样溢决堤岸。工程师们的确抬高了堤岸，但是从来没有达到贝尔格朗所建议的高度。如果真要那样做，就会挡住塞纳河的风景以及矗立在两岸的精美建筑。最终，审美上的需求战胜了工程上的建议，巴黎在洪水面前也因此变得脆弱。
尽管塞纳河继续在巴黎的功能运转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但是在很多人的意识里，它已经开始渐渐隐退，退居到塞纳河上的人文建筑后面。在19世纪30—40年代，不论是旅行指南里面还是小说家笔下，都有对塞纳河的翔实描述，认为这条河在巴黎市民的生活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但是到了19世纪70—80年代，尽管塞纳河在贸易和航运方面依然很重要，但是铁路等现代设施的发展逐渐遮蔽了塞纳河的光芒。在描述城市生活方面，艺术家更多地展现宽阔的大道和崭新的大桥，而不再是塞纳河中流淌的古老悠久的河水。当19世纪末期的画家把目光投向塞纳河时，他们都涌向岸边，比如克劳德·莫奈（Claude Monet）的《日出·印象》（Impression， soleil levant， 1872），或者是去巴黎之外的度假岛屿和乡镇。乔治·修拉（Georges Seurat）离开巴黎，到塞纳河下游的一个旅游胜地，创作了《大碗岛的星期天下午》（Sunday Afternoon on the Island of La Grande Jatt， 1884—1886）。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Pierre⁃Auguste Renoir）去了巴黎城外不远的沙图（Chatou）镇，创作了《游艇上的午餐》（Luncheon of the Boating Party， 1880—1881）。塞纳河，特别是在城市边缘的河段，依然是人们休闲娱乐的重要地方，但已不再是城市中心那个迷人的枢纽，部分原因是人们认为这条河已经被驯服了。 (9)
1870—1871年普法战争爆发前夕，奥斯曼被解职了。这场持续时间短但令法国人深感耻辱的军事冲突，源于欧洲大国之间的均势被打破。据传，普鲁士国王和法国大使之间有侮辱性言辞，当这些言辞公布于众时，两个国家的人民都非常愤怒，呼吁进行报复。法国在1870年7月向普鲁士宣战，但是不久，其他德语国家与普鲁士一方结成联盟，数以千计的男人参军作战。普鲁士军队从东面进攻，法国军队遭遇溃败，国王拿破仑三世被俘，致使拿破仑政府垮台。在战事胶着时期，普鲁士军队将巴黎围困了将近四个月，饥饿几近迫使这座坚强不屈的城市投降。后来，交战双方达成休战协议。法国与新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签署了和平条约，被迫将东部的阿尔萨斯省和洛林省割让出去。
普法战争及其影响改变了巴黎人民与其政府之间的关系。很多市民深深感到，他们被战败的拿破仑三世和法国军队抛弃了，因为国王和法国军队没有将巴黎从围困它的普鲁士军队中解救出来。法国与入侵者的战争结束后，激进派特别是那些居住在城市东北部的人，抓住机遇，于1871年宣布巴黎是独立的城市国家。奥斯曼的城市改造工程开始以后，工人从市中心迁到东北部地区，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日益加大，工人们深受其苦。加入激进派的人越来越多，其中有城市居民，也有一些地方军人，他们共同建立了广为人知的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与此同时，由于拿破仑三世被俘，法国成立了新的国家政府，而首都巴黎的独立给这个年轻的民主政府带来了第一个危机。在共和国领袖的指挥下，法国的政府军重新夺取了巴黎市，进行了激烈的巷战，以极其残酷、暴力的方式，对起义人员进行屠杀。这在后人的记忆里被称为“血腥的一周”。未战死的巴黎公社社员被流放到南太平洋上的新喀里多尼亚（New Caledonia）。那些岁月造成的重大政治分歧和文化分歧一直延续了几十年。
普法战争结束和巴黎公社起义被镇压以后，新政府努力工作，积极建立自己的合法政权。1870年，就在第三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有几个政治派别都各自声称是法国的合法政府。君主制主义者得到天主教会的支持，呼吁回到波旁家族的统治上来——波旁家族的统治在1793年路易十四走上断头台后就结束了。波旁王朝曾于1815年复辟，但是在1830年被另一个皇族推翻。这个皇族是奥尔良家族（Orléanists），他们也声称拥有统治权。而波拿巴主义者（Bonaparist），包括那些在信念上追随拿破仑一世的人和那些忠于他的侄子拿破仑三世的人，代表着另一个政治派别的力量。
赞成1792年成立的第一共和国和1848年成立的第二共和国的共和派的力量不断增强。此外还有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他激进主义者，他们中的很多人从人民政府的理想中获得启示，对于更加温和的共和政体抱怀疑态度。人民政府的理想曾经促进了巴黎公社的建立，尽管巴黎公社流产了。同时，天主教对于国家日益控制教会在日常生活中的影响非常不满，这种控制最终在1905年导致了法律上的政教分离。当时，国家与国家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的冲突日益增多，新的极右团体希望法国在这些冲突中体现自身的优越性，提倡暴力和骚乱，不喜欢选举和对话，他们改变着法国政治的进程。反犹主义政客认为外国密谋破坏法国文化，在社会上煽动起恐惧情绪。小商贩对于政府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心生厌倦，对于19世纪80年代的经济萧条心怀不满，于是抛弃共和国，转向极右派阵营。
第三共和国所面临的挑战甚至还来自内部，包括前军事统帅、首任总统和君主立宪制同情者帕特里斯·德·麦克马洪元帅（Marshal Patrice Maurice de MacMahon），以及鼓动平民骚乱的乔治·布朗热将军（Georges Boulanger）。这两个人都对政府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工业和经济变革导致的社会冲突日益增多，再加上为数众多、相互竞争的政治团体，以及成员不断变换的联盟，彼时的政治生态变得极端复杂，反复无常。
由于对政治派别林立深感沮丧，很多巴黎市民发现源于法国大革命口号“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和国执政理念越来越成为一句空话。除了理想的破灭外，还有这样一个事实：在巴黎公社以后，巴黎失去了完全自治的权利。直到1876年，国家军队一直驻扎占领着巴黎，并实行军事管制，实施严格的宵禁和戒严。法国政府完全不信任巴黎人能够管理好自己的事务，因而依靠官僚机构和军事力量来实现对这座城市的控制。塞纳省的省长从很久以前就是由国家政府任命的。1871年以后，巴黎市政府以及20个行政区负责日常管理工作的地方官员也由国家政府任命，这些官员对省长负责，而不是对人民负责。尽管巴黎市民选举了市议会，在地方政治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实际上，真正负责管理巴黎的是塞纳省的省长（直到1977年，巴黎市民才重新拥有选举市长的权利。）
就像拿破仑三世在1867年的所作所为一样，第三共和国的官员们也利用一届世界博览会来强化自己的执政合法性，展现民主政府领导下的人民生活是多么幸福美好。1889年，法国政府举办世博会，为纪念法国大革命100周年，竖起了埃菲尔铁塔，埃菲尔铁塔高耸在城市的上空，以此展现现代工程的力量和壮美。
在20世纪这个新世纪的前夜，第三共和国再一次诚邀世界各国人民来到自己的首都，感受这个城市的进步和发展。从1900年4月到11月，从温暖的春季和夏季一直到凉爽的秋季，有5000多万人来到法国首都，参加另一个世界博览会（Exposition Universelle）。世博会期间，在巴黎的中心地带，沿着塞纳河两岸，设立了十多个展览馆。世博会的主要展览场地在塞纳河左岸铺展开来，占地达数百英亩，从荣军院广场（Esplanade des Invalides）一直绵延到战神广场（Champ⁃de⁃Mars）。荣军院广场掩映在荣军院的阴影里，而荣军院金色的穹顶雄伟壮丽，里面埋葬着拿破仑的尸骨。战神广场旁边是埃菲尔铁塔，它高高地耸立在空中。
1900年参加世博会的人对未来都怀有美好的憧憬，因为这次展览充分展示了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参观者抵达协和广场（Place de la Concorde）附近的入口时，就会看到一个雄伟的大门，两侧分别有一个塔，法国的国旗在风中飘扬。一个装饰华丽的穹顶和一尊代表着“进步”的雕像矗立于三个巨大的、精心建造的拱门上，拱门上漆着国旗上的蓝、白、红三种颜色，这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大门。一波又一波迫不及待的游客——来自世界各地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兴高采烈、满面红光，从36个检票口簇拥而入，这些入口每小时可以进入60000人。进来以后，他们走上协和桥（Pont de la Concorde），塞纳河在他们脚下静静流淌，过了桥，就到了位于左岸的世博会主场地。
在世博会主场地，很多游客看花了眼，可能都不知道先去哪里参观。夺人眼球的崭新的建筑是专门为这次博览会建造的。其中东边是一个全部电气化的火车站——奥塞站（Gare d'Orsay），体现着浓郁的学院派布杂艺术（Beaux⁃Arts）风格。亚历山大三世桥（Pont Alexandre Ⅲ）是博览会上代表人类进步和技术魔力最耀眼的标志之一，是巴黎第一座横跨塞纳河的单拱大桥，以恢宏的气势实现了工程技术和艺术审美的完美结合。这座白色的大桥装饰繁复华丽，典雅夺目，使参观者可以安全地跨过塞纳河，在世博会几个主要的展览馆之间穿梭。巴黎大皇宫 （Grand Palais）和小皇宫（Petit Palais）是专门为世博会建造的，其中大皇宫的穹顶是钢结构，镶嵌着玻璃，大厅内摆满了来自法国和全世界的艺术品。在博览会主展馆附近，蜂拥而至的参观者摩肩接踵，一睹世界艺术大师的传世之作，比如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 的神秘画作《蒙娜丽莎》（Mona Lisa），不朽的古希腊雕塑《萨莫特拉斯的胜利女神》（Winged Victory of Samothrace），这幅雕塑被发现的时间距那时还不到40年，因此是卢浮宫里新收藏的艺术品中非常耀眼的作品。
阿尔弗雷德·皮卡尔（Alfred Picard）是规划和举办这次世博会的总代表，他希望参观者在世博会上体验的正是恢宏和奢华。皮卡尔和他的团队在1893年规划这次世博会时建议的预算达数百万法郎。巴黎1889年世博会的最终报告是皮卡尔撰写的，因此他对筹备1900年世博会所面临的行政管理事宜已经胸有成竹。皮卡尔1844年出生于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毕业于国立桥路学校（Ecole Nationale des Ponts et Chaussées），经过专业学习后成为一名工程师，和古斯塔夫·埃菲尔（Gustave Eiffel）一样，是19世纪中期那一代坚定地相信利用技术来管理世界的贤达之一。在19世纪70—80年代，皮卡尔在法国各地修筑铁路、开挖运河。他的专业训练和实际经验使他谙晓水的流动规律，也掌握了控制水流的方法。在皮卡尔职业生涯的早期阶段，他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希望达到治水的目的。
在机械馆（Gallery of Machines）和电气宫（Palace of Electricity），参观者看到了数千个新发明和新产品，包括新型的家具、纺织品、消费品以及冶金、农业、光学和建筑领域的最新技术。数百万人在世博会上第一次亲眼看到了汽车。在被誉为万国街的大道上，有40多个国家的展览馆，世博会参观者可以走进任何一个，还可以观看硕大的地球仪（Celestial globe）——直径约为145英尺，下面有四个石柱。夜幕降临，地球仪从里面点亮，就会照亮世博会展览场地。此后，参观者还可以登上巨大的摩天轮（Ferris Wheel），每转一圈就可让数百个人从将近350英尺的高空俯瞰下面的景致。很多人还同时参加了第二届奥运会，因为这届奥运会也是在巴黎举办的，从1900年5月一直延续到10月才结束。
一名美国记者给《费城探询者报》（The Philadelphia Inquirer）撰稿，他在向美国国内读者描述所看到的景象时，简直激动得不能自已。他写道：“用你全部的心思，回忆你所看到的最炫的舞台变幻场景，然后在你的想象中将其铺展开来，这一切与（世博会）炫目的光芒相比，只不过是烟头燃尽的余星……这座宫殿之城的任务似乎就是制造恒星、普通行星、小星星和彗星，所有这些星星都镶嵌着昂贵的宝石，现在这座城市正夜以继日地与一个专门的工厂合作制造彩虹。” (10)
无论白天还是黑夜，世博会参观者都对展览会上五彩缤纷的电灯感到眼花缭乱，好像是梦幻仙境来到了人间。不论观看哪个地方，参观者都会看到电气的神奇展现，因为它是本届世博会的主题之一，很多展品都运用了电，将电的威力发挥到极致。夜晚，电气宫里同时闪烁变幻着数千盏红色、蓝色、黄色、白色的灯，如海的人潮涌过来观看这一壮观的景象，并为之欢呼雀跃。由于运用了特殊的照明技术，展览场馆外面的喷泉变幻着粉红和蓝色，将普通的水流变成了炫目的液体灯光秀。托卡德罗宫（Trocadéro）位于塞纳河的另一边，与埃菲尔铁塔和其他十几座建筑遥遥相对，其正面闪耀着数千个灯泡。塞纳河上，机动游船繁忙穿梭，船上的乘客可以凭河眺望，从夜幕下塞纳河漆黑的河面上，欣赏河水反射的世博会点点灯光。
电力驱动的自动人行道很快就成为世博会的热门话题。尽管从本意上看这一设施纯粹是功能性的，其目的仅仅是为了运送往返不同展览馆的参观者，但是这个自动人行道本身却成了人们喜爱的风景。自动人行道给人带来极大的乐趣，世博会的参观者欣喜异常，有的站在上面，手扶护栏，静静地享受在人行道上缓缓滑动，并随着自动人行道的行进观赏缓缓流淌的塞纳河。其他人特别是孩子，从自动人行道上跳下来，再跳上去，与这个运动着的新设施玩耍。据说，是年10月的时候，有个孕妇在自动人行道上产下一个男婴，并给这个孩子取名为“自动人行道”。 (11)
在巴黎，世博会参观者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时，还可以选择另外一种新的交通工具——因为巴黎刚刚开通了地铁，这是当时世界上第四个地下列车系统。地铁立即受到了参观者和巴黎市民的欢迎。《费城探询者报》的记者甚至抱怨，他只好放弃乘地铁了：“因为等待乘地铁的人太多了，排起来的队伍从地下站台一直延伸到大街上的入口处。” (12) 1900年7月19日，也就是博览会进行到大约一半的时候，巴黎建的18个地铁站中有8个开通运行，剩下的10个地铁站也在夏天完成了。当巴黎的游客搭乘从文森门站 （Porte de Vincennes） 到马约门站（Porte Maillot）的地铁（现在被称为1号线）时，他们其实是在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心脏的地下，恰好顺着塞纳河呼啸而过，沿香榭丽舍大街（Champs⁃Élysées），经协和广场、杜乐丽花园（Tuileries）、卢浮宫，一直到玛莱区（Marais）甚至更远的地方。1900年，大约有1500万人乘坐了地铁。到了1909年，乘坐地铁的人数超过3亿。从城市的一个地方去另一个地方，要比以前快捷、容易多了，这也预示着将来会有更大的进步。
法国商业部长亚历山大·米勒兰（Alexandre Millerand）在世界博览会的开幕辞中说：“机器已经控制了整个世界，正在替代工人，同时也由工人操作，拓展地球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人类智慧的胜利面前，即便是死神也会退却。”米勒兰在讲话中表达了当时人们的共识，即世博会上展示的人类不懈努力的成果，将改变这个世界。世博会还表达了这样一种共识：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需要开展国际合作。米勒兰在开幕式上对云集而来的与会者发表讲话，表达了对大西洋两岸崇尚变革的改革者来说都非常熟悉的观点：“人类需求的多样性和交流的快捷性，会导致国际合作，这种国际合作越多，我们就越有理由希望和相信，世界的和平比敌对能创造更多财富的那一天就会到来，人类的劳动是可敬的。” (13) 法国总统埃米勒·卢贝（Emile Loubet）在他的世博会开幕式讲话里，用另一种方式表达了倡导“和平与进步” (14) 的理念。在未来的世界里，科技创新和经济繁荣甚至会消除战争的威胁。
如果参观者想保存世博会带给人们的未来图景，他们可以购买明信片，这种明信片有数百种，巴黎到处都有出售。在世博会期间，携带着轻便袖珍相机的摄影师在城市里穿行，用镜头记录下展览会上那些令人拍案叫绝的展品，拍摄前来参观的人群，同时还留下了很多关于这座城市最美风景名胜以及建筑物的照片。有些明信片描述的是巴黎大街上普通的生活场景，人们在街道上徜徉漫步，或者去商场购物。所有关于世博会的明信片展示的都是巴黎市最美的一面，让人们感受到这是巴黎人民用双手建设的一个光彩夺目的现代化城市，它正在昂首迈进新的世纪。这些图画描绘了一个可以完全被人类控制的未来。不过，尽管世博会上和照片里展示了那么多的新技术和现代科学，但是有两股巨大的力量是人的能力所不能左右的，这就是天气和塞纳河。
世博会上诚然有很多迷人的风景，但巴黎市最美丽、最负历史盛名的景色依然是塞纳河，这条河从世博会展览馆旁边流过，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远离世博会游人和展馆嘈杂的暂时安静之所。与世博会上展现的未来乌托邦式的远景不同，塞纳河的古老面貌诉说的是深植于土层之中的悠久历史。塞纳河的水通常有30多英尺深。从码头沿着一个又一个的楼梯井和斜坡往下走，可以到达宽阔的、用石头砌成的堤岸。多数情况下，塞纳河的两岸都有这样的堤岸。很多堤岸非常宽，上面可以行驶卡车，方便给沿河岸排列的众多船只装货。这些堤岸还为野餐郊游、外出兜风或者单纯观赏河水提供了优美的驻足场所。从河面上看，远处的城市好像只有屋顶和天空，因为拥挤街道上的车水马龙都隐匿到高高的岸墙后面了。从河的堤岸上看，塞纳河近在咫尺，触手可及。整齐、规则的石墙将人造的城市和自然的河流清晰地分隔开来，这似乎给人们提供了保护，但其实只是个假象。
(1) 来源：作者个人收藏。
(2) 本书探讨塞纳河历史的资料来自Colin Jones. Paris：Biography of a City. New York：Viking，2005；François Beaudoin. Paris/ Seine：ville fluviale，son historie des origins à nos jours. Paris：Nathan，1993；Isabelle Backouche. La Trace du fleuve：la Seine et Paris，1750—1850. Paris：Editions de L'EHESS，2000.
(3) Charlotte Lacour⁃Veyranne. Les Coléres de la Seine. Paris：Musée Carnavalet，1994：14-15.这部书还为笔者讨论塞纳河的洪水泛滥和防洪提供了资料。
(4) Moshe Sluhovsky. Patroness of Paris：Rituals of Devotion in Early Modern France. Leiden：Brill，1998：32-33.
(5) Harvey Levenstein. Seductive Journey：American Tourists in Paris from Jefferson to the Jazz Age.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88.
(6) 关于巴黎与其郊区之间的关系，参见Lenard R. Berlanstein. The Working People of Paris，1871—1914.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4；Tyler Stovall. The Rise of the Paris Red Belt.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
(7) F.Voisin. Avis au public，1876-03-23. Archives de la Préfecture de Police，DB 159.关于对巴黎城市卫生的讨论，参见David S. Barnes，The Great Stink of Paris and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truggle Against Filth and Germs.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6.
(8) David Jordan. Transforming Paris：The Life and Labors of Baron Haussmann. New York：Free Press，1995：274.我此处关于奥斯曼城市改造以及城市水网管理的讨论资料，不仅涉及约旦（Jordan）的著作，还包括其他学者的著作，主要是：David Pinkney. Napoleon Ⅲ and the Rebuilding of Paris.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8；Philip G. Nord. Paris Shopkeepers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Mattew Gandy. The Paris Sewers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Urban Space.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1999，24：23-44；Roger V. Gould. Insurgent Identities：Class，Community，and Protest in Paris from 1848 to the Commune.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
(9) 参见Margaret Cohen.Modernity on the Waterfront：The Case of Haussmann's Paris// Alev Cinar and Thomas Bender，eds.Urban Imaginaries：Locating the Modern City.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apolis Press，2007.
(10) Paris Exposition's Beautiful Fetes. Philadelphia Inquirer，1900-10-26.关于1900年世博会的详细情况，我主要参考了Exposition universelle de 1900：les plaisirs et les curiosités de l'exposition. Paris：Librarie Chaix，1900；John E. Finding，ed.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World's Fairs and Expositions，1851—1988. New York：Greenwood，1990；Parl Greenhalgh. Ephermeral Vistas：The Expositions Universelles，Great Exhibitions，and World's Fairs，1851—1939. Manchester，U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8；Richard Mandell. Paris 1900：The Great World's Fair.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67；Johathan Meyer. Great Expositions：London，New York，Paris，Philadelphia，1851—1900. Woodbridge，UK：Antique Collector's Club，2006；Rosalind Williams. Dream Worlds：Mass Consumption in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France.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892.
(11) Child Born on the Trottoir Roulant. New York Times，1900-10-14.
(12) Paris Exposition's Beautiful Fetes. Philadelphia Inquirer，1900-10-26.
(13) http：// www.expo2000.de / expo2000/ geschichte / detail.php？wa_id=8&land=1&s_typ=21.
(14) Paris Exposition Formally Opened. New York Times，1900-0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