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水消退之后
在这次大洪水中，政府领导积极走到抗洪第一线安慰和救助巴黎市民。图为警察局长路易·雷平用他的手杖指给阿尔芒·法利埃总统看洪涝造成的损害 (1)
2月的第一周，巴黎全城分发了消毒剂，清扫工作井然有序地开展起来。每个巴黎市民负责对自己的家进行消毒，市检查人员负责检查落实。如果房主没有进行消毒，市政工作人员将代为消毒，并要房主支付账单。消毒清扫工作极其繁重，很多房主苦不堪言。有些人已经为工作的事愁眉不展，或者是被洪水搞得疲惫不堪，根本完不成消毒清扫这项艰巨的任务。有些地下室里的水还没有排出去，仍然有几英尺深，无法进行消毒，因此房主和城市检查人员不得不等待，很多居民只能待在救助站里。更加糟糕的是，房间里的水继续向墙壁渗透，并且往墙面上洇。房子潮湿、发霉，弥漫着难闻的气味，使那些住在楼上的人感到难以忍受。
卫生检查员手里拿着笔记本第一次来到被洪水浸泡的建筑物时，会进行彻底的检查，看看是否有河水或下水道里的水流进来过。然后，他会记下来建筑物里是否仍然有水，是否已经开始消毒。写下房主的名字和地址后，检查员还要查看建筑物内是否有供暖设施，是否能帮助烘干建筑里的水分。如果这个建筑物是个售卖食品的地方，那么他还要特别注明，因为这类建筑物需要进行特别检查。最后，卫生检查员交给房主一份由塞纳省省长签发的清扫行政令以及卫生消毒指南。 (2)
不过，清洁消毒工作开展得并不顺利。2月2日，一位城市卫生检查员到第5区植物园附近的社区检查，检查后他在报告里写道：“很多市民对于如何申请和怎样使用消毒剂一无所知或置若罔闻。” (3) 他向上司建议，应该立即在该地区张贴告示，让每一位市民都明确地知道他们应该干什么。有些市民已经搬回到没有经过正常清洁消毒的家里，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法国作家埃米尔·沙尔捷的笔名是阿兰，他看到巴黎遭受的巨大破坏后在日记里写道：“家里的东西都被毁了。衣服、家具上满是泥污，房子里面现在都是淤泥、垃圾……”不过，他相信，一个新的城市会从这些废墟中站立起来。2月6日，他在日记中说：“被洪水浸泡、被肥料滋养的大地会给我们带来丰硕的收获。如果这个地球上发生的糟糕的事情得不到上天的补偿，那么就不会有动物和人类了。我还看到，人类制造的东西被从一个地方运送到另一个地方，经过修整、重塑，再建造另一幢房子，置办更多的家具，一个新家又出现了……所以啊，不幸的人们，磨快你的刨子和镰刀，开始干吧，掸掉你胳膊和腿上的泥土，建造自己的家园吧。” (4)
尽管不乏对生活的期望，但是城市里已开始出现欺骗行为。2月初期的一份民政部门备忘录里这样写道：“在某些行政区，我们果断地采取了措施。在第7区，有两个人填写虚假的租金申请表，希望得到政府的补助。这两个骗子被当场揭穿，法庭判处他们六个月徒刑。我认为这样做很有必要。”一位巴黎市民在写给市民政部门的信中说，他所认识的一些人向他透露，他们给政府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因为他们虚报损失，然后从政府救灾资金里领取补偿款。 (5) 为了将欺骗降到最低限度，政府官员审慎地采取措施，不发放现金，而是发放衣物、床单、食品或其他日用品。
整个2月，有很多商人给政府写信，说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物品和资源，受淹的巴黎可能用得上，当然需要付钱，这些人也不一定就是骗子。有卖船的，卖清洗剂的，卖蒸汽泵、马达和机械零件以及其他设备的，卖水泥和石灰的，甚至还有卖用来做沙袋的粗麻布的，他们都给政府官员递送宣传单或者写信，希望能从抗灾中获利。就像战争一样，灾难也是做生意的好机会。
到了2月第一周的周末，塞纳河的水位已经大大回落，基本上回到了洪涝前的正常水位，也就是说，水位在轻步兵雕像脚踝的位置。2月8日星期二是狂欢节（Mardi Gras），巴黎有着狂欢庆祝的传统。很多人希望在经历几周的极度紧张和疲惫后，特别是现在洪水持续快速退去的情势下，举办一场全市范围的晚会，以此来振奋一下精神。不过，这些愿望被路易·雷平泼了一瓢冷水，他禁止任何人向大街上扔彩色纸屑，以防止已经壅塞的排水管道和超负荷的下水道被进一步堵塞。
更为糟糕的是，就在大斋节（Lent）前一天，也就是2月8日，天又下起了雨，塞纳河水再一次快速上涨。虽然这次河水没有上涨到以前的高度，但是依然在岸墙上升高了好几英尺，令很多人在心里嘀咕是否可怕的洪灾又要第二次到来。在有些地方，河水又流进刚刚排干水的房舍和大楼里。这让很多巴黎人感到十分沮丧，绝望的情绪越来越浓，人们不知道他们的劫难何时才能结束。
亨利·蒂耶里 （Henry Thierry）是塞纳省技术服务局负责人，他每天都要检查清扫消毒工作，确保供应清洁的饮用水。 (6) 清洁消毒的任务十分艰巨，而资源又捉襟见肘，工作还必须干，因此蒂耶里不得不临时征调人员。他争取到一些士兵来帮助清扫消毒，但是大多数士兵没有受过公共卫生专业方面的培训，他担心达不到应急安全的要求。2月初，蒂耶里把很多巴黎市政人员调入他临时扩充的服务队伍，队伍里有路政人员、拉维莱特禽肉市场的清洁工、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因为他相信这些人具有清扫城市的基本技能。他要求手下人员对这些人进行速成培训，尽快投入到工作中去。
他们的工作受到市民的欢迎。在整个19世纪，人们对公共卫生越来越关注，到了20世纪初，巴黎市民希望他们的市政府和中央政府保证他们的安全，使其不受传染病的侵扰。巴黎早在19世纪初就成立了公共卫生委员会，他们专门聘请医生进行咨询，帮助确定城市是否会暴发疾病，寻找救治措施。几十年来，医学知识的发展以及城市人口的增加使得政府官员越来越重视公共卫生工作，巴黎在1889年就建立了常规性的消毒服务机构，由警察局监管。 (7) 服务人员赶着装满化学消毒剂的马车，走街串巷，特别是送给那些感染了伤寒、天花或麻疹的病人。他们按照科学的方法在各处进行清洁消毒，在墙壁、家具、天花板、地毯上以及壁画的后面、床的里面喷洒消毒剂。在1910年2月的第一周，根据雷平的指令，蒂耶里具体负责落实相关事宜，在所有受灾地区都进行了这样的清洁消毒，这让巴黎市民大大松了一口气。 (8)
蒂耶里将他新组建的清洁消毒队分成三个小分队。第一小分队作为一支快速反应的队伍，在2月的第一周里，迅速地在全市行动，一旦洪水从街道上消退，就立刻赶到那儿。他们的重点是各个社区最脏的建筑，特别是那些下水道和化粪池发生溢流的地方。第二小分队是问题处理队伍，在受淹地区行动，一旦接到现场警察和工程师的呼叫，立马应急赶到。第三小分队在全市范围内进行系统的清扫消毒和检查，通常要确保房主在清扫消毒过程中遵循工作指南。如果有人家没有钱清扫自己的房子，这些人就给予帮助，甚至有时完全是他们干，确保达到雷平所要求的清洁卫生标准。
在1910年洪水发生的时候，城市卫生消毒已经成为一个规范的、为人们熟悉的程序。因此，即便蒂耶里的小分队到了以后经常会对市民家里的物品造成新的损坏，巴黎市民依然欢迎他们。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The Lancet）对2月初的消毒工作做了这样的描述：“湿透的被褥、破损的家具以及任何价值不大、不值得进行消毒的东西，都被扔到街道上销毁。最为紧迫的是销毁商店和餐馆里被污染的食品。”多数市民都很配合，当然有时也有人提出法律上的质疑：即便是出于公共卫生的原因，谁有这个权利来销毁私有财产？该杂志指出：“这些商人一般来说是谨小慎微、锱铢必较的，但是在如此大的灾难面前，他们大度地放下了对于自己财产被销毁的沮丧心情，愉快地把他们的一切都交给小分队进行销毁，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做可能会有助于防止洪涝过后的传染病暴发。” (9) 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被销毁的物品都是损坏严重、难以修复或不能使用的，所以消毒小分队只是完成洪水一开始所做的事情，把那些物品全销毁掉。
蒂耶里说，在2月的前两周里，他个人观察了大约5000个家庭，亲眼看到巴黎市民的配合，他们愿意销毁自己受到污染的食品以及储存在地下室里被淹的个人物品。根据《柳叶刀》上的文章，这种销毁可能还有积极的一面：“这些垃圾有的已经累积了半个多世纪，巴黎市民对于现在将它们清除出去感到很高兴。事实上，巴黎市民自己也承认，巴黎从来没有如此干净过，尽管为如此干净付出的代价也是惊人的。” (10)
尽管在2月的前两周进行了清理消毒，可是巴黎的很多地方还是开始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其中有化学消毒剂挥发的味道，有垃圾腐烂后的恶臭，有烧火的浓烟呛鼻的气味。在寒冷的冬天，人们在家里生火既是为了御寒取暖，也是为了去除洪涝过后家里的潮湿气。巴黎的老房子有些还使用化粪池，一般位于楼梯的下面。当洪水进入地下室并升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化粪池就会溢出来，发酵的排泄物的臭味因此散发到空气中。有个住在车站滨河路53号的居民，在2月16日代表他自己和他的邻居，给雷平写了封信，说他小区的地下室和附近下水道里的洪水有将近十英尺深，“我们呼吸的空气充满了恶臭，根本无法向您形容” (11) 。
随着2月清扫消毒工作的进行，雷平对那些没有尽快修复的化粪池越来越感到担心，因为它们不仅是藏污纳垢和散发恶臭的重要来源，而且对公共卫生构成了很大威胁。在给巴黎各市（区）和周边地区市长的备忘录中，雷平要求他们确保这些城市基础设施的关键部分得到快速修复。 (12) 巴黎郊区的城镇都张贴了告示，严格要求修复破裂的化粪池，并就如何清洁消毒给居民提供指导。
在巴黎市恢复重建的过程中，巴黎市民希望得到公共卫生官员的帮助，强化政府在紧急状态下要承担责任的理念，进一步来说，政府有责任为市民提供最基本的保护。事实上，政府对洪灾的反应也顺应了这一长远趋势，即建立一个更加积极的公共卫生系统。第三共和国坚持实施现代的、理性的、改革者的民主，希望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这与加强公共卫生的目标是一致的。这一理念认为，科学能够拯救处于危险状态的市民和社区，而宗教却不能。人们期望他们的政府对城市进行清洁消毒，来保证他们的安全，免于疾病的侵袭，这一点如果不能完全说明，至少也充分说明了人们对于政府能力的信任，相信政府能够为全体市民的利益考虑。 (13)
最为重要的是，洪水退去后的几周里，现代消毒措施迅速获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功，强有力地证明了这些做法是多么必要，每一个人都从中受惠，这也证明了必须高度重视公共卫生问题。洪涝后的清洁工作第一次在全市范围内验证了巴黎的消毒系统及其所依据的科学原则。洪涝的暴发曾让人们对科学产生质疑，但是巴黎消毒系统的有效性增强了人们的信念，相信科学的威力至少可以控制一部分混乱无序的城市空间。
伊西勒布林诺这样的郊区城镇所遇到的挑战在很多方面要比巴黎大得多。这些地区在洪涝期间遭受了同样的甚至更大的破坏，但是其可用于清洁消毒和重建的资源却很少。对于伊西的洪峰，摄影师兼出版商J.胡伯特是这样描述的：“洪水进入了地下室和一楼，携带着肮脏不堪的污泥，夹带着传染力最厉害的细菌，还有各种垃圾以及被淹死的牲畜尸体。”化粪池溢流了，下水道反涌了，到处是腐烂的垃圾，洪水退去之后，城镇的中心形成了一个“毒害之湖”。 (14) 为了防止疾病流行，这个城镇在2月初就禁止当地居民返回，除非他们家里的一切都用化学消毒剂消毒了。城镇里的药店甚至给灾民免费发放药品，目的就是在消毒期间避免出现任何疾病。
郊区的清洁消毒工作并不能完全按照计划顺利进行，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几周才能完成。有一名记者描述了新城（Villeneuve）的一所学校，这所学校在难以置信的污秽和混乱状态下于2月开学了。他在文章中写道：“一切都没有进行清理，也没有进行清洗和消毒。” (15) 地面上有很大的坑洞，书本沾满了污泥，散乱在各处，教室依旧肮脏不堪，校园里摆放着学校所有的家具，由于长时间风吹雨淋，这些家具都朽烂了。灾民拿到了救济金，但是救济金发完以后，就没有学校的了。郊区城镇没有钱购买清洁设备，没有工具进行清扫消毒，没有设施处理垃圾废物，所以受垃圾污秽侵害的时间要比城里人长。
亨利先生（Monsieur Henry）是郊区吕埃尔（Rueil）镇的居民，他在2月10日致信公共事业部部长，说他那里的洪水水位仍然很高，地下室里依然积满了水。他悲哀地写道：“蜡烛只能点燃一半，一辆旧马车半淹在水里，吕埃尔站 （Gare du Rueil）附近一名园丁的所有工具都被洪水淹没了，一件也拿不到。”除了当地市长，没有别的官员来检查了解一下情况，包括健康和卫生情况。负责那个地区的工程服务部门给公共事业部部长写了份报告，说已经进行了检查，亨利对他那里的情况有夸大其词之嫌。不管工程部门如何解释，亨利依然认为政府对他不闻不问。 (16)
洪水造成的巨大损害就呈现在人们眼前，因此人们对于救灾的捐助很是慷慨，捐助力度到2月初还在持续扩大。戏院是巴黎市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很自然地成为募集善款、救济灾民的理想之地。2月6日，公共事业部部长亚历山大·米勒兰主持举办了一次音乐和戏剧演出。在很多巴黎市民看来，如果戏院重新开张、恢复演出，那就意味着城市要回归正常的生活，尽管有灾难，巴黎仍将继续成为艺术文化中心。
对很多巴黎市民而言，有一部戏剧的首演尤其标志着人们心理上的转折。2月6日是星期天，众多商贾名流和热心观众在圣马丁之门剧院（Théâtre Porte Saint⁃Martin）参加了艾德蒙·罗斯丹（Edmond Rostand）的新剧《香特可蕾》（Chantecler）的彩排。这部戏曾延迟数年都没有上演，因此备受期待。第二天，这部戏向大众公演。此前，这部戏曾推迟过好几次，因为剧作家总在最后的时刻修改，他对于剧本的质量精益求精。洪水暴发以后，演出再度推迟。这部戏是用韵文写的，背景设在一个晒谷场上，剧中的人物都是由动物装扮的。大公鸡香特可蕾爱上了一只母鸡，而且因为爱，杀死了情敌。这只公鸡自认为每天清晨的太阳升起，都是自己的啼叫唤起来的，后来发现不是，就对自己失去了信心。剧中的角色虽然是动物，但极其抒情地反映了生活与爱情，在法国产生了非常大的反响，因为那个公鸡就是法国的象征。至于社会上对这部戏的评论，最乐观的估计也是褒贬不一。不过，这部戏的公演说明了巴黎向正常生活的回归，因为剧院的开张是当时重要的文化事件，也是对城市从洪灾中恢复元气的礼赞。罗斯丹的《大鼻子情圣》（Cyrano de Bergerac）曾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他提出，当晚《香特可蕾》首场演出的收入将捐给洪水灾民。 (17)
体育活动是巴黎日常生活中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因为洪水，体育活动也中断了。很多人担心这次洪灾将推迟自行车冬赛馆（Vélodrome d'Hiver）的启用，那是新的室内自行车赛道和体育比赛场馆，可以容纳1.7万名观众，按计划将于2月13日投入使用。冬赛馆紧靠着塞纳河，位于第15区的格勒奈尔大道上，是左岸受淹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尽管受到严重的洪灾，原定的自行车比赛还是按计划在新落成的冬赛馆如期举行了。自行车赛手在椭圆形的车道上疾驰，数千名到场的观众高声欢呼，为选手们加油助威，这对他们自己来说也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巴黎对正常生活的回归，不仅包括基础设施和商业的恢复，而且还包括精力、创造力以及娱乐精神的恢复，这些都是巴黎广为人知的特征。
在1910年，多数汽车为富人所拥有，但是在救灾形势下，这些汽车成为每个人都可以使用的宝贵资源。法国汽车俱乐部（Automobile Club of France）是汽车所有者的全国性协会，总部设在巴黎。警察与该协会的当地会员联系，要求用他们的车辆进行救灾。除了马达受淹发动不起来的汽车，这些富人的汽车很快就行驶在泥泞的巴黎街道上，运送着人和物品。汽车俱乐部联合会（Federation of Automobile Club）要求其富有的会员资助设立一个基金，帮助那些由于工厂被淹而失业的汽车制造业的工人。到了2月，基金数额达到了1万法郎。
洪涝期间，很多人恪尽职守，努力工作，在保卫巴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奖励和感谢他们，市政府专门制作了一枚奖章。这枚奖章颁给了士兵、水手、警察、消防队员和市民，上面刻着巴黎的座右铭：“她在洪峰中摇荡，但并没有沉没。”这句话还镌刻在市政府的大印上，并配了一艘船漂浮在波涛汹涌的水面上的图案。如果追溯到中世纪，这些象征符号标志着巴黎这座城市对塞纳河的长久依赖。第三共和国继承了这枚大印的图案，它说明，尽管诞生于战火和叛乱之中，受到敌人和批评者的围攻，但是国家这艘巨船将会度过暗流涌动的政治波浪。洪灾过去后颁发的这枚奖章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信念，这就是：在危难当中，博大的团结友爱将每一个人都凝聚起来。有人甚至建议向洪灾中的英雄授予法国荣誉军团勋章。雷平告诉一名记者：“巴黎人民应该永远感谢警察。” (18)
作为巴黎洪灾救援工作的主要协调者和领导者，路易·雷平在城市救援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比多数人都要大。2月12日，法国道德和政治科学研究院向雷平颁发了奥德弗雷奖章（Prix Audiffred），授予奖金1.5万法郎。这个荣誉主要是奖励那些恪尽职守、甘于自我牺牲的人。这一荣誉的授奖词高度称赞了雷平在几周前抗灾中作出的贡献：“我们在受灾各处都看到了他的身影，他总是马不停蹄，日夜坚守在岗位上，每时每刻都在指挥抗洪救灾，不论有多么危险，他都义无反顾，毫不惧怕，鼓舞士气。” (19) 法国道德和政治科学研究院认为，几乎在每一项抗洪救灾工作中，都有雷平的贡献。比如搭建人行木道、从远方的港口调集船只、扑灭伊夫里镇的大火、抢救疏散布西科医院的病人等。雷平一直想成为被每一个人热爱的警察局长，在这一天，他做到了。
整个2月，巴黎市各处都是灾后恢复的景象。洪水退去没几天，多数电报电话线路都已接通，重新运转起来。市政府的维修队伍日夜不停地巡视着岸墙，就和洪水发生前一样。但是现在他们要查找那些破损严重、需要重建的地方，这项工作要花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下水道工人用灯光照着，沿着地下通道寻找并补上裂缝。燃气公司的工作人员将气球塞进破损的管线里，然后在破损点上充气，以暂时堵上漏缝。待洪水彻底退去，他们再从地下挖掘，替换那些破裂的管线，这项工作必须谨慎小心，防止爆炸。尽管这时已是数九寒冬，但是截至2月22日，多数燃气供应都已恢复，不过有些要到3月初才能完成。洪水退去后，电力工作者安装了新的电线和断路器，但是巴黎仍然时明时暗，没有完全亮起来，因为有些地方的电力修复工作较为容易，而有些地方则需要几周的时间。香榭丽舍大街上的电力供应直到3月中旬才全部恢复，很多地方恢复通电甚至需要更长的时间。国有电话公司奋战三个月，更换了交换器和电话线，让巴黎的电话服务恢复了正常。路政人员新铺设了数万块石板，以替换那些被洪水冲走的铺路石。铁路公司派遣数百名工人检查和修复巴黎市内和周围的铁路线，里程难以计数。 (20)
对视觉艺术家来说，大洪水让他们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巴黎的风景在洪水的冲击下发生了巨大变化，给他们提供了以新的视角研究自己所熟悉的城市的机会。著名的法国国家艺术研究院国立美术学院（Ecole des Beaux⁃Arts）在这次洪灾中遭受严重损失，但还是充分利用这次机会，在当年的艺术大赛中把水淹巴黎作为比赛的主题。艺术系的学生们坐在水边，或在街道上立起他们的画架，描绘和勾勒他们所看到的一切。同时，艺术家们也知道，这次洪灾给巴黎带来了很大的伤害，他们自己的家和工作室很多都被洪水冲毁，被损毁的还有他们的个人艺术藏品。圣日尔曼德普雷街区的艺术画廊也被损坏了。位于美术学院附近伏尔泰滨河路（Quay Voltaire）上的申内利尔（Sennelier）艺术材料商店自制的手工颜料非常有名，在这次不断上涨的洪水中，一定也遭受了重创。
很多艺术家展出他们与洪灾有关的艺术品，售卖以后的收入用于慈善。3月19日和20日，位于皇家路上的查尔斯·布鲁纳（Charles Brunner）画廊举办艺术展，展出了一百多幅描写巴黎大洪水的油画、水彩画、素描和蜡笔画等艺术作品，所得收入用来资助灾民。这些艺术作品呈现的是印象主义画派的早期风格，色彩斑斓，而不是那个时期流行的毕加索（Picasso）和布拉克（Braque）所开创的更加前卫的艺术风格，这些作品极其真切地捕捉到了洪灾现场的怪诞和诡谲之美。展出的油画上有洪水、树木、桥梁的景象和带有人行步道、马车的街景，其焦点是城市，而不是人，作品中描绘的人多数都是远景的，看不清脸部。 (21) 尽管如此，在这次募捐艺术展中，艺术家与他们同城居民之间的联系还是显而易见的。几周之后，国立美术学院以抽彩的方式售卖艺术品，所得用于资助洪水灾民。
随着城市的恢复，巴黎人渐渐了解到这次洪灾造成了多大的损失或损坏，但是巴黎及其周边地区所遭受的物质损失，最终是没有办法列表算清楚的。毫无疑问，洪涝过后不得不丢弃的物品数量十分惊人。床、桌子、椅子、衣橱、床垫、衣服、食品等，几乎一切和洪水接触的东西现在都成了垃圾，尤其是人们仍然害怕细菌可能传染疾病，更是将这些东西全都扔掉了。
个人财物遭受的损失和损害大部分都没有报告，或者报告得不多。人们已经好几个星期没法上班，正常的生活秩序被打乱了。虽然完全被摧毁的家庭不多，但是洪水造成的有些损害要几个星期或几个月才会被发现。郊区居民的小菜园是很多居民的生计，也为他们提供日常所需。被洪水冲走以后，这方面的损失不好计算在官方的损失数据里。建筑原材料比如木材，本来可以用来建筑楼房，现在被洪水浸泡坏了，因此必须更换新的材料。很多商铺店主所有的存货都损失了。旅馆、餐馆、咖啡馆当然也在这次洪灾中损失了数千法郎的收入，特别是随着旅游业的下滑，损失将更大。
塞纳河在巴黎财富的创造中发挥着核心作用，现在则对这个城市的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2月初，一家媒体报道说，在失业人数中，农业劳动力达1.5万人，河道工人1.2万人，金属贸易领域1.1万人，铁路、电车、汽船等行业1万人，在数百个其他行业中，失业的人还有很多，而且这些数据还只是最初的、大致的估算。 (22)
洪水开始上涨后的最初几天，市政府和中央政府的领导开始制订立法草案，确定拨款救助洪水灾民。截至2月底，市政府通过了2000万法郎的预算，由设在各个行政区或郊区各城镇的委员会负责管理。委员会受理并评估灾民的申请，然后将那笔钱以贷款的形式对灾民进行援助。除了公众捐款和债务免除，中央政府还拿出1亿法郎，也是以贷款的形式帮助灾民，其中3/4的资金用于帮助企业，不管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还有一些私人基金对个人和家庭予以资助，巴黎商会和商业联合会对小企业给予更多的资助。2月，巴黎各地都张贴出告示，说明贷款申请的程序，需要哪些材料，以及在哪里贷款等。当地委员会对每份申请都认真审查，根据项目优劣进行资助。在当时的情势下，对于政府采取的这些措施，大众一般认为还是可圈可点的，当然，也有人并不那么认为。
1910年以前，法国已经建立起了复杂的国家福利系统，旨在调节工业资本主义内生的残忍一面。根据法国社会哲学家的社会连带主义原则，人们不仅要保护自己的个人自由，还要承担很大的社会责任。因此法国在19世纪扩大了福利体系，将失业保险、贫困救济、家庭补助、退休养老金、义务教育、意外事故保险以及工作时间的规定等都囊括进来。社会连带主义者希望，通过实行这些措施，政府可以实现法国大革命所承诺的自由和平等之间的微妙平衡，虽然自由和平等两者之间总是存在着冲突。他们相信，如果将劳工组织起来，争取更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如果革命者推翻政府，在共产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那么就能达到社会和平。洪涝期间，政府贷款和应急救济将这个已经很宽的安全网进一步扩大，尽可能多地赢得人心和支持。当然，还是有很多人得不到政府的帮助和救济。
到了2月底和3月，失业的工人开始填写救济申请。受洪水影响最大的是河道工人。巴黎游船公司（Bâteaux Parisiens）是一家船务公司，在塞纳河上为游客提供观光游览服务，这家公司在1月20日就关闭了，其员工已经失业了好几个星期，有些员工最后填写的失业救济时间长达50多天。船主靠在塞纳河上运送物资来维持生活，现在也陷入了极度窘迫之中。
玛格蒂特·德尔赫姆（Marguetitte Delhomme）拥有一艘船，名字叫“世纪号”（Le Centenaire），这是她赖以为生的工具，也是她的工作所系。她是个单亲妈妈，有五个孩子，其中一个还生着病。洪水暴发以后，她就没有了营生，于是便填写了失业救济申请。德尔赫姆在申请中说，她的全部工资损失是510法郎，再加上她的船只的损失，一共申请3700法郎的救济资助，但是政府只给了她100法郎，外加50法郎的紧急救助。一位驳船业主致信政府官员说，他驾着他的小船在街上救助第16区的灾民，突然有个物体残骸损坏了他的小船，而保险公司拒绝赔付。因而，他只有希望政府能支付给他2000法郎的修理费。 (23)
布洛涅-比扬古（Boulogne⁃Billancourt）紧挨着巴黎市，那儿有雷诺（Renault）汽车公司的工厂，由于洪水，工厂也停产了一段时间，工厂的员工也填写了失业救助申请。弗朗索瓦·博比斯（François Bourbis）是雷诺汽车制造厂的机械师，他给所居住地区旺沃（Vanves）市的市长写信，信中说：“我是一家之主（有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妻子没有工作），鉴于这种情况，请允许我向您申请政府给予失业人员的救助。”尽管他失业了12天，工资损失约160法郎，但民政局只给了他10法郎，还收了他1.2法郎的失业证办理费。保罗·帕勒伊（Paul Pareuil）也是一名机械师，他在给塞纳省省长的信中说：“由于所在的工厂受淹，我失业了，现在处于非常危急的状况。”他的雇主不管他，“作为一家之主”，他请求政府给予他救助。 (24)
还有数千名工薪阶层的雇员失去了工作。里昂·纳（Leon Né）和让·尼克（Jean Nicco）是冶金工人，在圣拉扎尔站附近帕斯基耶尔街（Rue Pasquier）上的一家工厂上班。洪水来了以后，他们失业了10天，这使他们两个人的家庭面临困难。里昂·纳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尼克唯一的孩子住在科钦医院（Hôpital Cochin）里。玛丽·卢尔丹（Marie Lourdin）离婚后带着13岁的女儿生活，辗转巴黎郊区的市场，兜售小饰品和明信片，勉强糊口度日。但是洪水来了以后，这些市场都关门了，她的小生意也就没有了。她得到了10法郎的紧急救助。在她的救济申请表底端，是一个官员的处理意见，上面写着：“不予受理。” (25)
各个行业都有关门的，比如伊西勒布林诺的一家面包店、巴黎的一家汽车车身修理厂、伊西的一家墨水生产厂、比扬古的一个雕塑工作室和一家珐琅制作室、伊夫里的一家工业皮革厂、勒瓦卢瓦-佩雷（Levallois⁃Perret）的一家挖掘公司、巴黎的一家土石工程公司、库尔布瓦（Courbevoie）的一家研磨机厂等。左岸的书贩（沿塞纳河在木板搭建的小摊上售卖书籍、杂志以及明信片的小贩）请求将他们的书籍和海报暂时挪到右岸受灾较轻的地方，以便能够继续维持他们的生意。接着，第5区的书贩向政府申请特别救济金。那些的确需要救助的人，除了从他们的工会得到援助以外，还从市政府获得了10法郎的救济。一家雇用聋哑人的工厂生产金属盒子，该工厂的老板致信政府官员，说他的工厂因为燃气供应中断而关闭，他的工人暂时失业了，请求给予救助。考虑到他的员工的情况，他提出：“除了其他方面以外，还有道义上的原因。” (26)
1909年12月4日，离洪水暴发不到两个月，一对姓达旺（Davan）的新人结婚了。洪水一退去，达旺夫人就代表她和她的丈夫致信政府，申请救济，因为夫妻俩都失业了。她在信中说：“您看，我们夫妻的生活开端就这么糟糕！”一位绝望的妇女在2月初写信给总统的妻子法利埃夫人，请求她的帮助：“我有五个年幼的孩子，最小的才八个月。”洪水来了后，她的丈夫就失业了，因为她丈夫的老板“没有水泥或沙子”阻止洪水进入建筑物内。她这样来祈求法兰西第一夫人：“如果总统夫人您给我一点儿帮助，对我来说将是莫大的恩惠。” (27)
多数救济申请者得到的救助都非常微薄，只有20、30、50法郎，多的有100法郎，或是作为失业救济，或是作为紧急救助发放。失业时间长的人得到的救助多一些，因为官员们通常是根据失业天数来计算救济金额的。政府的救助向企业倾斜，资助其更多经费，特别是通过低息贷款帮助其重建企业、恢复经营，或者更新生产设备。不过，这些救助对于完全恢复他们的工厂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
小企业业主特别呼吁请求得到政府的帮助，他们向政府官员提交了无数的申请，表达他们的担心。这些申请显示了一些人在洪水中失去财产后滑向社会底层的潜在趋势。一位妇女在她的信里说，她的丈夫是艺术家，因为长期患病在不久前去世了，她不得不变卖他的艺术作品来还债。但是，洪水暴发以后，她无法再变卖，已经无钱度日了。阿尔福维尔镇有个男人，洪水一来，他的小生意就关张了。他从政府那里得到2000法郎的贷款，但还是不足以维持他的生活。雪上加霜的是，他和他的老婆还在闹离婚。皇家路上的一名摄影师给市政府写信，希望得到资助，因为他的2.8万张左右的相片底版存在地下室里，被洪水泡坏了，这彻底毁了他的生活。一位理发店香水供应商将所有的积蓄都投了进去，洪水来的时候，他的生意才做了15个月。他在信中写道，他做这个买卖，本来是要赚钱给住院的孩子治病的，现在洪水将他的一切都毁了，他的员工也没了工作。还有一位心力交瘁的药剂师写信说他得不到应该得到的救济金：“我真是搞不懂了！”不过，政府官员有时也感到很头痛。有个人给市政府的官员写信，说如果“还不太晚”，希望得到救助。受理的政府官员用他的粗蓝铅笔在信的底部龙飞凤舞地写道：“是的，太晚了。信件是1910年8月11日收到的！！！” (28) 申请救济的截止日期是3月。
政府部门有一个接受洪灾救济人员职业的列表，有理发师、食品杂货商、面包商、酒商、布商、洗衣女工、餐馆老板、水果贩、送煤工、雕塑师、奶牛场主以及很多其他的职业，从这个列表中可以窥见洪水对巴黎的破坏程度，曾经喧嚣繁华的城镇现在一片寂静。由于担心自己小区的命运，住在第16区菲利希安·大卫路、大时钟街和食品街上的商人联合给市长写信，要求派委员会到他们的小区进行调查，评估所遭受的损失，以便他们能尽快填写资助申请。 (29)
这次大洪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法国的社会福利制度，主要是因为每个市民都认为这次洪灾是百年不遇的事件。尽管如此，这次洪涝显示出了法国福利体系的优点和不足。受灾人员得到的救济数额很小。有些市民甚至不知道该到哪里去申请，当然也就什么都没得到。还有一些灾民在复杂的官僚体系里很难找到申请的渠道或程序，因而错过了申请期限。很多人没有得到他们认为应该得到的救济，因此就感觉受到了欺骗。受灾损失评估人员效率不高，意味着很多人要好几个星期才能拿到补偿。尽管这一福利制度存在着缺陷和不足，但是政府愿意扩大救济面，还是得到了公众的广泛支持，因为从总体上说，这一福利制度还是维护大众利益的。这次洪水暴发以后，法国人民就希望政府救助灾民，因为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政府是唯一能救助全体人民的机构。在正常情况下，法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几乎总是能够帮助那些无法独立生存的人。在洪涝期间，需要帮助的人占全部人口的比例增加了很多。受灾的人们可能没有得到所期望的救济数额，但他们还是得到了救济，这就从某种程度上减轻了洪涝的影响。
尽管如此，对于政府救济金的发放情况，依然有很多人表达了他们的愤怒。有一位画家很是不满，他叫博特里（Bertris），来自巴黎附近的勒瓦卢瓦-佩雷。他给市议会议员路易·杜赛写了封信，极度愤怒地表达他的观点。尽管路易·杜赛早些时候有些出格的言论，但是他现在负责领导巴黎灾民救济委员会。这位画家说，洪水淹没了他设在地下室的工作室长达两个多星期，洪水不仅中断了他的工作，而且还淹毁了他的绘画颜料及大量画布。他已经给财政部写了信，但是他的申请依然悬在那儿。尤其令他失望的是，官方对他的财产损失评估远低于他的预期。他声称：“对于我洪涝前财产的恶意评估，完全是错误的。”他对信中重要的词汇做了强调，以突出他的观点。 (30) 他只得到1000法郎的救济，而他认为他的财产值10000法郎，应该得到10000法郎的救济。除此以外，他的理由还有，他的妻子最近刚生了他们的第三个孩子。
洪水发生后的几周和几个月里，像博特里这样心怀怨气的巴黎市民有很多，他们纷纷致信政客和政府官员，有时是不断地写信，表达他们没有得到他们认为应该得到的救济的苦恼。奥斯曼大街的一部分受淹的时候，一位名叫勒费夫尔（Lefèvre）的雕刻师损失了他大部分的生意。他的妻子、兄弟以及孩子都往阿尔福维尔逃，但是他留了下来。尽管他递交了救济申请，但直到4月中旬都杳无音信。无奈之下，他再次写信，认为有些官员冷漠无情。他在信中说：“我提出的批评是极其严肃的，我要求你们补偿我所有的损失。”格林（Guérin）、德拉哈勒（Delahalle）等商铺是卖狩猎工具和枪支的，这些商铺的老板写信说，他们还在等着洪灾委员会的人前去评估他们的财产损失，而他们的邻居早就得到了补偿。他们相信，“一定是出了什么差错”。 (31) 至于在哪里才能得到救助，也存在着一定的混乱。有一个灾民神情沮丧，他是个雕塑家，在巴黎城郊布洛涅工作。他和他的同事一样填写了救济申请，但是布洛涅的市长告知他，因为他是巴黎市民，所以应该回到巴黎他自己的社区申请救助。
还有一些人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是恐惧。一位名叫普鲁东（Prudon）的牛奶经营商给政府写信说，尽管他得到了1000法郎的救济，可以让他上架一些货品，但是他所得到的救济还远远不够，像他这样的小商铺“生存极其困难”。“对于我们中的很多人来说，已经在与实力雄厚的大公司的竞争中失败了。” (32) 他在信中对政府官员说，像他这样的小商铺如何能够与麦琪（Maggi）这样的外国公司竞争？麦琪公司是一家瑞士大型食品企业，仅在巴黎和周边地区就有1200多个售卖点，而且还在附近不断地增设商铺，降低价格，从而一步一步地击退当地竞争者。最后，他不无荒谬地将这种经济大趋势归结为犹太人控制牛奶价格的阴谋。不论造成他困难的真实原因是什么，现在是洪水毁了他的生意，他对失去生活来源的恐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而政府没有给他提供他所需要的帮助。
整个2月，塞纳河的水位依然很高，而且还不断地起伏，每天都有上下几英寸的波动，这进一步增加了人们的焦虑，人们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直到3月初，巴黎都一直是被洪水淹没的状态，此后，洪水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消退。在3月27日复活节，巴黎市民感恩他们被救，但是这个节日的庆祝笼罩于大斋节（Lenten）里艰难、反思、哭泣的氛围中。到了4月，塞纳河的水位才回归到正常水平。
(1) 来源：Charles Eggimann，ed. Paris inondé：la crue de la Seine de janvier 1910. Paris：Editions du Journal des Débats，1910.承蒙范德堡大学的让和亚历山大-赫德图书馆特刊部W.T.邦迪中心惠允使用。
(2) 此处关于清扫程序以及卫生检查的描述参考了巴黎档案馆的大量文件。
(3) Rapport de l'Architecte-Voyer adjoint（5th arrondissenment），1910-02-02. Archives de Paris，D3 S4 29.
(4) Alain（Emile Chartier）. Les Propos d'un Normand de 1910. Paris：Institut Alain，1995：51.
(5) Recueil des arrêtes，instructions，et circulaires réglementaires concernant l'administration générale de l'assistance publique à Paris，année 1910（Paris，1910），1910-02-02：18，Archives de l'Assistance Publique⁃Hôpitaux de Paris，1J13；letter dated 1910-04-04，Archives de Paris，D3 S4 28.
(6) The Public Health and the Paris Floods. The Lancet，1910-03-12：754-756.
(7) David S. Barnes. The Great Stink of Paris and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truggle against Filth and Germs. Baltimore：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6：144.我对巴黎公共卫生历史以及清扫消毒处理的描写，主要是依据巴恩斯精彩的讲述。人们对公共卫生的重视是因为对“文明”这一重要观念的认识，也就是说，一个越来越理性、有组织、安全、有序的社会，有能力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不是任由外部力量摆布，不能使自己的命运失去控制。以此为出发点，奥斯曼致力于重建巴黎的基础设施，努力使这座城市更加文明、更加现代化。巴黎市公共卫生官员也是这样，他们走出去寻找致病源，并竭力消灭它们。法国人相信，他们扩大帝国版图的目的是将文明带到非洲和亚洲所谓未开化的人那里。与此同理，医生们希望通过清除疾病的威胁来促进法国的文明进程。
(8) 正如巴恩斯所言，他们在19世纪末第一次走进社区的时候，巴黎市民很不习惯，因为他们穿着奇形怪状的衣服，侵入居民家里，还带着居民不认识的化学物质。商铺老板害怕这样的做法会毁了他们的生意。很多市民干脆拒绝合作，因为他们相信用水清洗就可以防止疾病发生。公共教育活动、学校开设的卫生课程、消毒人员定期到街道上消毒，这一切都让巴黎市民看到，这些措施产生了实际的效果。到了19世纪90年代末，巴黎市的清洁消毒队伍又增加了36人，因为越来越多的巴黎市民开始请求给他们的家进行消毒。在1900年世博会上，公共卫生官员骄傲地向人们展示便携的化学消毒箱，高调宣传他们的现代技术，向每一个人宣称，巴黎是世界上最干净的城市之一。路易·雷平是城市公共卫生政策的改革者，作为警察局长，他还负责其他领域的工作，在洪涝期间，为城市的清扫和消毒建立了新的程序，使通过医学来控制传染病的做法形成了制度。以前的警察局长相信瘴气说，在洪水发生后主张采取通风和光照的措施。雷平要求广泛应用当时已经被普遍接受的细菌理论，建议使用化学消毒剂。关于通过清洁消毒来防止传染病事宜，雷平在1897年发送给各城镇市长的通知中指出：“对于清除威胁人们公共健康的瘴气”，光照和通风依然很重要。雷平还指出：“硫酸铁和生石灰都是非常廉价的东西，我相信你们都同意我的观点，购买一些这类产品，对于城市的清洁和健康将会非常有用。”为了使他的观点更有说服力，他又说，在其他使用这些技术的地方，“没有发生过一次传染病事件”。（Louis Lépine. Epidémies. Circulaire no.1，1897-02-23. Archives de la Préfecture de Police，DB 159.）在之后的几十年里，瘴气说与细菌说的理论解释相互混杂，但是到了1910年，在理解致病原因方面，细菌说很明显更胜一筹。
(9) The Public Health and the Paris Floods：754-756.
(10) The Public Health and the Paris Floods：755.
(11) Letter to Monsieur le Préfet de Police Paris，1910-02-16. Archives de Paris，D3 S4 29.
(12) Mésures d'assainissenment dans les communes inondées du départment de la Seine，no. 2，1910-02—1910-04：3.
(13) 参见Barnes.The Great Stink.
(14) J.Hubert. L'Inondation d'Issy⁃les⁃Moulineaux. Paris：J.Hubert，1910：13.
(15) Lucien Descaves. Comment on a secouru les victimes de l'inondation. press clipping（possibly Le Figaro or Le Journal）. Archives de Paris，D3 S4 24.
(16) Letter from M. Henry to M. le Ministre，1910-02-10. Archives Nationales，F14 16584.
(17) Floods Are Still Growing. New York Times，1910-01-26.
(18) M. Lépine glorifies les sauveteurs. L'Eclair，1910-01-30.
(19) Jacques Porot，Louis Lépine：préfet de Police，témoin de son temps（1846—1933）. Paris：Editions Frison⁃Roche 1994：390.
(20) 参见Commission des Inondations. Rapports et documents divers. Paris：Imprimerie Nationale，1910.
(21) Albert Vuaflart.Les Peintres de l'inondation janvier 1910. Societe d'Iconographie Parisienne， 1911：81-84.
(22) The Floods in Paris. London Times，1910-02-05.
(23) Bâteaux Parisiens umemployment claims. Archives de Paris，D3 S4 28.
(24) Letter from François Bourbis to M. le Maire，1910-04-15；letter from Paul Pereuil to M. le Maire，1910-04-13. Archives de Paris，VD6 2101.
(25) Archives de Paris，VD 6 2101.
(26) 从申请政府救助的信件中可以看出这次洪灾对商业的影响程度，参见Archives de Paris，VD 6 2101；A Travers Paris. Le Figaro，1910-01-31；letter from P. Williame et Cie. To M. le Préfet de la Seine，1910-02-01. Archives de Paris，D3 S4 22.
(27) Letter from Léonie（？）and Gaston Davan to M. le Maire，1910-04-07；letter from Mme. Jacques to Mme. Fallières，1910-02-09. Archives de Paris，VD6 2101.
(28) Archives de Paris，D3 S4 24 and D3 S4 27；letter from L. Lingrande to l'Adjunt de la Maire du VIII arrondissement，1910-05-07. Archives de Paris，D3 S4 27；letter from M. Bouillot to M. le Maire du 16éme arrondissement，n.d. Archives de Paris，D3 S4 28.
(29) Letter from Les Habitants de la rue Félicien⁃David et des Pâture to Monsieur le Maire，1910-02-17. Archives de Paris，D3 S4 28.
(30) Letter from M. Bertris to Louis Dausset，1910-11-30. Archives de Paris，D3 S4 24.
(31) Letter from M. Lefèvre to M. le Maire，1910-04-16. Archives de Paris，D3 S4 27；letter from M. Delahalle to M. le Maire，1910-05-04. Archives de Paris，D3 S4 27.
(32) Letter from M. Prudon to Louis Dausset，1910-11-29. Archives de Paris，D3 S4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