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洪水的思考
《小报》画刊的封面 (1)
路易·雷平领导巴黎市民度过洪灾以后，自然就成为处理下一个急迫任务的重要人选，也就是弄清楚为什么会发生这次大洪水。可是，领导这个任务的重担却落到了另一个人肩上。
早在2月初塞纳河水位还没有完全回归正常之前，阿里斯蒂德·白里安总理就找到了阿尔弗雷德·皮卡尔，希望他领导一个由知名政治家、著名科学家和首席工程师组成的权威小组，对这次洪水的成因和产生的后果进行调研。皮卡尔在法国享有盛誉，备受政府信任。他是法国政府内阁成员，是科学院院士，不久前被任命为海军部长。不过，总理选择他来领导这次调研，多少有点讽刺意味，因为就在10年前，皮卡尔曾担任1900年世博会的总代表，那次的世博会面向新世纪，当时的法国政府要求皮卡尔向全世界展示巴黎电气化城市的未来前景。而现在，皮卡尔的任务却截然不同，他得弄清楚这同一个城市为什么会在洪水面前不堪一击。尽管巴黎尽了最大努力来预防洪水，但是还不够。白里安总理在给皮卡尔的信中就这个调研小组的任务写道：“可是，政府认为，仅仅做好现在的恢复工作还不够，我们必须要预测未来。” (2) 皮卡尔的任务至少部分是往前看，为灾后的巴黎提出一个新的、更好的发展道路。
到了1910年6月，皮卡尔领导的调研小组就起草撰写了大量的文件、报告，绘出了完备的地图，对城市的基础设施被毁背后的技术原因进行分析，还提出了今后防止洪灾的详细规划。在调研报告的简介部分，皮卡尔特别提出了洪灾过程中公众团结一致的意识，正是这种意识将人们凝聚在一起。他高度赞扬“镇静而坚忍的人民”，“我们英勇的士兵，我们勇敢的水兵，我们满腔热情、不屈不挠、无所畏惧的政府工作人员”以及很多其他人，正是这些人将巴黎及其郊区从前所未有的灾难中拯救了出来。“这次团结意识的空前高涨，已经超越了法国国境，展示了人类的众志成城，这一点是最令人感动的，我们一定不能忘记。” (3) 皮卡尔领导的小组所起草的调研报告笔墨非常简洁，基本没有写巴黎市民的内容。调研报告的起草者对于巴黎遭受的破坏仅从技术层面进行了描述，报告中根本没有提到经历洪水灾难的巴黎市民，因为这份报告主要着眼于未来，即工程师应该如何修复巴黎遭受的破坏，以及如何预防下一次洪灾。
在洪灾过后的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里，巴黎人努力恢复到以前的正常生活。政府积极发放商业贷款，商会积极组织企业救助，促进经济的复苏，使人们回到工作岗位上。但是这项任务非常艰巨。根据警察局的官方统计，巴黎及其周边沿塞纳河两岸有2.4万多个家庭受淹，造成近1.4万人流离失所，受伤住院人数达5.5万。还有数千人由于恐惧逃离了家园。在好几周的时间里都没有电，没有铁路交通，没有基本的生活服务，人们有好几个月没有工作。洪灾造成的损失按1910年的物价大约为4亿法郎（相当于现在的20亿美元），社会投入救济和援助资金5000多万法郎。 (4) 而且这些损失数字还不包括不可替代的个人财物、错失的商机、失去的旅游收入，更不用提对自己的家园和城市安全感的丧失，这种安全意识的丧失是无价的。
尽管巴黎逐渐恢复到正常状态，但是依然有很多问题，尤其是对于那些到法国官僚机构申请救济金的人来说，问题更多。塞纳河畔的维特里（Vitry⁃sur⁃Seine）位于巴黎南郊，那里的公寓大楼被洪水淹没了好几个星期，当地居民在3月初给公共事业部部长写信，告诉部长他们计划挖一条排水沟，将积存在大楼周围的洪水引到排水沟里去。他们所有的人都在信上签了名，以显示他们意见一致。 (5)
然而，受灾人员的诉求得不到满足，焦虑困顿之下，他们于1910年8月授权一个组织，代表巴黎及其郊区城镇的灾民，动员人们来到大街上，进行大规模的抗议。抗议人员的呼喊声引起了路易·雷平的注意，于是他就在司法宫的警察局接待了一小部分抗议人员代表，倾听他们的诉求。抗议人员要求政府重新考虑对洪灾人员的免税措施，重新考虑贷款条件，向他们提供接受洪灾资助人员的名单，从而证明政府官员确实是按照他们承诺的去做了。雷平听了他们汇报，同意给他们进行咨询。但是，塞纳省的省长贾斯丁·德·赛尔弗的电话没有打通，于是抗议人员变得异常愤怒，公开威胁要再回到大街上抗议。对此，雷平非常不耐烦，怒斥道：“你们来和我协商，现在你们威胁我？……你们要通过法律手段得到你们想要的公正，而不是通过革命手段。” (6) 最终，受灾人员得到了他们所需要的救助。
几个月以后，在1910年11月的前三个星期，塞纳河水又上涨了，这虽然是塞纳河每到冬季就上涨的正常情况，但又引发了人们的担忧，人们害怕再发生一次洪涝灾害。塞纳河洪水在2月退去后，工程师就在岸墙的石壁上刻下了标记，显示洪峰曾经达到的位置。巴黎市民现在聚集到新桥（Pont Neuf）上新立的水位测量刻度计旁边，观看塞纳河水位的情况。水位刻度计顶端的记号就是这次刚刚过去几个月的大洪水刻度，下面是巴黎发生的其他洪水水位记录，远在这次洪水刻度之下。巴黎市民很是紧张，担心洪水再次达到对城市破坏的程度。11月20日，塞纳河的水位升到最高，又一次到了轻步兵雕像脚踝的位置。但是，水位没有继续升高，巴黎市民长出了一口气。不过，他们的生活中又有了新的担忧——塞纳河能够给他们带来灾难，塞纳河不容易被驯服。
塞纳河水11月上涨的时候，工程师们关于皮卡尔小组报告的争论才刚刚开始。这份研究报告为城市回归正常状态提供了指南，也让人们看到了未来的希望。不过，要实施这份报告的建议，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且不是每个人都同意这份报告的结论。工程师、记者以及对调研报告持批评意见的巴黎市民，通过专业学会、新闻媒体和散发的小册子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供人们讨论，希望人们同意他们的计划。这些计划包罗万象，包括开挖新的运河、进一步抬高岸墙、完善预警系统等。很多人担心下水道的状况，呼吁重新考虑城市的结构以及它们与塞纳河连通的地方，重新考虑是否可以改造大桥，以避免高水位时流通不畅的问题。
尽管新闻媒体不停地批评巴黎市在防治新的洪涝方面行动不迅速，但是市政府确实已经开始防护其关键的基础设施，特别是通过加固岸墙、增加新的保护罩，为燃气和电厂以及电报电话线路提供保障。一些年份久的大桥建有很大的立柱平台，容易挂住河里的垃圾废物，影响河水的顺畅流动。对此，工程师开始进行改造，以缓解这一问题。1910年11月的洪峰以及1911年2月的又一次水位升高虽然都是冬天里常见的情形，但是也给工程师增加了危机感，因为对于1910年的大洪水，每个人都记忆犹新。
1910年大洪水的重要意义不在于巴黎没有阻止塞纳河的溢流，而在于巴黎市民意识到，他们不可能完全控制住塞纳河。阿尔弗雷德·皮卡尔在调研报告的前言里说：“各行各业的人们毫无异议地推崇法国的传统美德。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更强大，只有这种美德才能抚慰我们对未来的信念，增强我们对未来的信心。” (7) 巴黎市民对于自己的未来非常清楚，因此很快地就忘掉了所经历的洪灾苦难，将洪灾经历化为团结和进步的神话。皮卡尔调研委员会的报告也从官方的角度强化这一认识：洪灾已经过去，教训正在汲取。这份报告反映了政府的愿望，主要是强调国家领导人和人民如何有效地应对危机，城市和国家如何为了共同的事业而同舟共济。皮卡尔和他的同事，包括路易·雷平，都在利用大洪水这个案例来论证如何改进城市的工程建设，如何增强国家的自豪感。但是他们并没有深入地从人性角度进行探讨，只是以一种浪漫化的理想方式，很浅显地触及人在洪水中的表现。
皮卡尔的调查报告谈到国家团结，强调巴黎市民团结一致的地方还有很多。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恐惧、寒冷、潮湿、不便以及疾病或死亡的威胁，但是众多的巴黎市民和外国观察家都赞赏巴黎人民充满活力的团结精神。在经受洪水考验最艰难的日子里，这种团结精神鼓舞激励着巴黎的每一个人。在洪水水位最高的时候，《辩论报》刊发的文章也颂扬了这一点：“巴黎市民保持着镇静和克制，因为在难以避免的灾难面前，这是最好的做法。”而且，这篇文章强调，这种镇静和克制并不是简单地屈服于环境形势，恰恰相反，它意味着团结起来，众志成城，共度水患。每个巴黎人都“不发孩子脾气，而是应对着与日俱增的磨难。他们每天都尽可能地过着正常的生活”。文章还说，巴黎市民探索了新的办法来应对洪灾。“由于不能用正常的交通方式，他们就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来抵达他们的目的地……每个人都尽可能地表现出愉悦的一面，将内心的紧张化为双倍的努力，以求对别人更有帮助，更加友好。” (8)
其他国家的人也支持法国人的这种精神。美国游记作家李·赫特（Lee Holt）听到两个巴黎男女在洪涝期间哀叹奥斯曼大街的坍塌，他在回忆录《暗影笼罩下的巴黎》（Paris in Shadow）中做了记述。男人焦虑地说：“如果可怕的洪水再这样流下去，可能整个小区都会像这个街道一样消失了。”女人则喊道，如果是那样，她就离开巴黎。男人马上忘掉他的焦虑，连忙安慰说：“哦，小姐，看你说什么呢？你得与洪水共进退。”赫特根据自己的理解，写道：“这段话当然是很法国式的，非常具有法国人的特点，以敏锐的眼光和积极的态度来看待所遇到的每一个不幸。” (9)
在所有报刊、书籍等塑造的团结形象中，最为突出的是1910年2月13日巴黎《小报》画刊的封面。这份报纸深受喜爱，而且定价不高。该期画刊出版的时候，洪涝最严重的时候已经过去，全城市民正忙于清洁消毒。这幅图画是由一位未署名的艺术家创作的，对于灾难中巴黎市的精诚团结进行最醒目的描绘，而且将这种团结一致的信念扩展到全法国。
在这幅图画中，一位传说中的女性俯视着一片废墟。虽然有点神秘，但毫无疑问，她的外貌综合了两位十分有威望的象征人物。对于这两位人物，巴黎人是非常熟悉的。一位是玛丽安娜，她是法兰西共和国及其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理想的象征；另一位是圣女热纳维耶芙，她是巴黎历史上的保护神，保护巴黎不受洪水的侵害。这幅画像上的人物慈爱、自信，目光投向被困在屋顶的洪涝灾民。 (10) 有一个人挂在了房顶上，非常危险，她看起来像是及时赶到，拉了他一把。巴黎市政府的大印上面有一个船形图案，象征着巴黎与塞纳河的关系，这个大印的图案就悬浮在被淹的房子上面。巴黎的大印外边裹着半透明的黑色绸纱，昭示着市政府对于洪灾中遇难者的哀悼。巴黎的座右铭是“她在洪峰中摇荡，但并没有沉没”，这行字写在女神头顶的上方。来自各行各业、有着不同社会背景的男男女女，环绕着这位象征着法国及其首都精神的女神，他们都来拯救这座城市。画面的近景是水手们驾着船来到了。图画的背景是红十字会的会标，会标下面是衣着考究的资产阶级妇女和戴着礼帽的富有的男人，他们正递给图画另一边的受灾人员一个袋子，里面可能是救济金。玛丽安娜/圣女热纳维耶芙的右胳膊往后伸向救援人员，左胳膊往前伸向受灾人员，象征着通过她自己的身体，将这两部分人团结在了一起。这样一幅图画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这就是：巴黎和法国为了共同的事业和所有人都坚定持有的信念，团结起来了。 (11)
这幅图画将玛丽安娜关联起来，也是有意识地扩大共同体的内涵，将整个法国都包括进去。这幅图画很像是新版的《自由引导人民》（Liberty Leading the People， 1830），《自由引导人民》是欧仁·德拉克罗瓦（Eugène Delacroix）的名画，描述了1830年的七月革命，波旁王朝最终被推翻，另一个皇室成员登上王位，体现了一定的民主色彩。在这幅画上，七月革命之后，玛丽安娜带领着来自不同阶层的巴黎市民，跨过燃烧的废墟，迈过革命同志的尸体，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简而言之，就是建设一个为了共同事业而奋斗的团结、统一的国家。在1910年的那幅图画里，玛丽安娜被塑造成一个全身穿着衣服的女性拯救者形象，而不是德拉克罗瓦画笔下半裸体的解放者形象，这两个形象要达到的目的是相似的，不过战斗的武器已经发生了变化。对德拉克罗瓦来说，玛丽安娜是在战场上，因此她和她的支持者拿着手枪、步枪和刀剑等武器。而在1910年，玛丽安娜面临的战斗是为了争取资金、船只、红十字会救援以及建造坚固的防洪工程，这一切都需要富有的资产阶级的支持。这幅图画将玛丽安娜和整个法国联系起来，由于和凯旋门上弗朗索瓦·吕德（François Rude）的著名雕塑《1792年志愿军出征》（Departure of the Volunteers of 1792， 1833—1836）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玛丽安娜和法国国家之间的联系得到了强化。在弗朗索瓦·吕德的那幅雕塑上，玛丽安娜是一个更加英武的形象，在法国革命最艰难的时刻，她带领人民冲向敌人。就像皮卡尔的调查报告一样，这幅雕像讲述了一个战胜灾难、不断前进的故事。
还有一幅画和《小报》画刊的封面很相似，作者是著名的蒙马特艺术家和左翼政治活动家阿道夫·威利特（Aldophe Willette），只是这幅画将描述的焦点转向了巴黎传统的天主教保护神以及她与洪水的关系。这幅画印在一个宣传册的封面上，由巴黎一家报社印刷，所得收入用来资助这次洪水的受害者。威利特给这幅画加了标题——《为了洪灾受害者》（For the Flood Victims），画面上是一个魁梧的巴黎男工，他举着圣女热纳维耶芙画像，圣女头戴皇冠，手里拿着剑，走向一只小船，船上还有三个男人在等候。这幅画的远景是巴黎圣母院，圣女满怀期待地望向天空。很显然，这是一个救赎者形象，也真实地反映了洪水中许许多多的营救故事，男人背着女人穿过被洪水淹没的地区，到达安全地带。只不过，在这幅图画上，角色反转了，圣女热纳维耶芙为人称颂的是保护巴黎不受敌人侵犯，不被洪水淹没。但在威利特更加平民主义的观点看来，圣女热纳维耶芙是被动、漠然的，她能给予的可能只是祈祷，所有的艰苦工作都是巴黎市民自己完成的，既不是他们的保护神圣女做的，也不是共和国做的。 (12)
尽管我们谈到巴黎市民在1910年的洪灾中精诚团结，但是在团结的表象之下，情况还是相当复杂的。仍是这份《小报》画刊，在封面刊登玛丽安娜/圣女热纳维耶芙画像的同一期封底上，还刊登了另一幅画，名为《洪灾过后》（After the Disaster）。画面上，一对夫妇回来后发现，自己的家已经成为一片废墟。这对夫妇推开家门后，无法走进去，因为洪水将他们的东西都冲到了一起，床、被褥、衣橱、椅子、桌子、台灯等东西堆成了一大堆，堵在离大门几英尺的地方。妻子用一个手帕掩住鼻子，阻挡难闻的气味；同时拉起裙摆，以免被洪水浸湿。她的丈夫，脸隐在暗影里，挽起裤腿，也是为了避免被洪水浸湿。这个男人忧郁憔悴，沉默不语，站在门外，两只手在胸前搓着。这幅图画提醒读者，尽管从总体来说，巴黎和法国在某种意义上赢得了抗洪的胜利，但是数千名市民遭受了巨大的个人损失，而这些损失不能轻易被弥补。在这幅画的背景中，另一位巴黎市民肩上扛着工具，从他们的家门前走过。这幅画充满了悲伤的情绪，读者只能以灾后复苏已经开始聊作安慰。
其他巴黎市民也面临着重重的困难。漫画家昂里奥（Henriot）创作了系列漫画，题目叫《我们亲密的朋友》（Nos Intimes），在2月19日出版的那一期《画报》上刊出，辛辣地讽刺了所谓全市人民精诚团结的信念。他的漫画讲述了这样一个小故事：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发现他们的好朋友处于危险之中。昂里奥漫画里的主角说：“我撑着我的船，不顾自己的危险，来到杜布里斯卡（Dubriscard）的家中。”他将他的朋友从屋顶上救下，带到自己家里。人之常情，他的朋友很高兴，“杜布里斯卡夫人还不时地亲吻我一下”。但是，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这位漫画的主角，也就是故事的叙述者，越来越不安，他的公寓不大，朋友一家来了就更显拥挤。他的客人不光是睡在他的家里，而且还抱怨伙食不好，不合胃口。“杜布里斯卡翻我的桌子，拿我的衣服，穿我的拖鞋。”杜布里斯卡拿走了主人的报纸，甚至还说服主人将《香特可蕾》的戏票给了他。漫画的最后一幅反映了漫画主角对自己行为的深深懊悔，“我宁可捐献10000法郎，也不愿救杜布里斯卡，真该让他们待在屋顶上”。 (13) 昂里奥的讽刺似乎既指向不知感恩的洪水受灾者，他们利用主人的慷慨得寸进尺；也指向主人自己，他们在灾难中才了解到所谓友谊、团结的局限性。
这么多关于洪灾的故事揭示出在那些黑暗、难熬的日子里，人们的生活画面是非常复杂的，这些记忆是神话制造者有时刻意忘却的。D系统喻指法国和巴黎人民克服困难境遇的信念，这一系统所取得的成功，以及报纸报道、政治家宣传的友爱都是真实的。然而，一次前所未有的经历所带来的重压和紧张也是真实的。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重压和紧张，巴黎依然挺了过来，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巴黎的社会关系是相当坚固的。不过，在危急关头，质疑这些社会关系能坚挺到何种程度而不断裂，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洪灾中，巴黎的社会关系有时候受到了很大挑战，但在多数情况下，还是没有完全断裂。很多人担心立法选举会在洪灾后中断，但选举还是如期举行了。立法选举共有两轮，分别定在1910年4月24日和5月8日。执政的激进党（Radical Party）拥有多数选票，阿里斯蒂德·白里安总理依然是政府首脑。就像前些年巧妙地处理了极具争议的政教分离一样，白里安总理在洪涝期间已经证明自己是一名卓越的政治家。在洪水泛滥的日子里，白里安、法利埃总统和路易·雷平都非常活跃，积极慰问灾民，让整个巴黎地区的人民看到了他们的工作，感受到这是个好政府。新闻媒体广泛报道他们的行动，既用文字宣传他们去贝尔西、贾维尔、格勒奈尔、圣丹尼斯、奥特尔等工人阶级社区的访问，又用图片宣传他们乘船在街道上穿梭以及在洪水淤泥中摸爬滚打的画面。最后，洪水对政治选举没有造成很大影响。在后来的岁月里，白里安又先后九次组阁。他在《洛迦诺公约》（Treaty of Locarno）签署中表现了杰出的外交智慧，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为此，他在1926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由于《洛迦诺公约》的签署，《凡尔赛和约》签署后一战各交战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了缓解。
洪灾以后，法国政坛没有发生重大的政治丑闻，这本身就反映出一个事实：尽管有诸多困难，法国的政治体制基本上还是运转良好。共和国实现了它作出的多数承诺。从总体上说，法国人民相信他们的政府在危机期间还是能代表他们的利益而有所作为的。当然，对于政府如何监管铁路公司以及如何快捷地实施抗灾救援，依然有很多尖锐的问题。共和国政府的政敌就利用这次大洪水来发泄其长久的不满。尽管法国社会在世纪之交经历了政治和文化动荡，但是多数巴黎市民依然希望团结在一起。至少在洪灾期间，巴黎克服了大多数的分歧。 (14)
将巴黎凝聚在一起的力量，部分来自多数巴黎市民共同的生活维度，这些生活维度涉及的面很宽，是现代城市生活的组成部分。比如，尽管有着阶级和政治分歧，但巴黎人在这个快节奏的城市里要走同一条街道，都要通过大众新闻媒体了解巴黎每天的新闻，都一样观看巴黎都市中闪烁在大楼高墙和立柱上的霓虹灯广告。在这座城市里，几乎每一个人都与其他人共处在一个文化空间。这种同看一幅景象、同听一个声音的经历，让巴黎市民对自己有一个更新、更民主的身份认同，使巴黎市民把自己看作整个巴黎的一部分。巴黎市民都在参与这个城市新的、更具包容性的历史体验。 (15)
这种团结意识与城市生活批评家所认为的团结意识是极不相同的。很多思想家对于社会关系的脆弱性非常担心，因为他们害怕，工业发展、更大范围的人口流动以及城市扩张会将人一个一个割裂开来。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描述了现代生活的混乱状态，这种相互疏离和个人生活的无目标，将带来共同价值观的沦丧和社会共同体的消失。在他看来，社会关系的松散会导致困惑、疏远以及自杀增多。有些思想家认为，即便是内在的心理世界，也会被这样的城市生活所改变，而且这种改变是根本性的。 (16)
与此相反，1910年的巴黎已被证明是一个可行的社会网络，这个网络中的所有人在灾难发生时都愿意并能够伸出援助之手，甚至是跨越阶级界线的相互帮助。这样的团结的确有点出人意料，因为奥斯曼的城市改造加深了富人和穷人之间的鸿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地将人按阶层固定在城市不同的地理位置上。不过，洪涝期间，在第8区等富人区张贴的告示上，明白无误地要求人们承担责任，城市的不同区域之间要加强团结，而不是按照社会阶层进行划分。红十字会和政府掌握的救灾资源是在全市范围内发放的，而不是局限于某个特别的区域。尽管巴黎的不同社区都有各自明显的社会和文化认同，但这些差别在洪灾期间已变得微不足道。洪灾造成的灾害不是人为的，与奥斯曼的城市改造不同，它所造成的破坏不会因为出身或阶级的不同而有所照顾或有所歧视，当然富人要比穷人更能抵御灾难的袭击。但是，这次大洪水造成的破坏似乎带来了更高程度的团结，这种团结不仅是物理空间上的，还是社会和文化空间上的，尽管这种团结只是暂时性的。
一般来说，多数城市在灾难过后都会重建，很少有完全从地图上消失的案例。不过，当城市从灾难中恢复过来后，有的繁荣昌盛，而有的则在数年甚至数十年后依然蹒跚难行。很明显，巴黎没有遭遇后者的命运，恰恰相反，被洪水肆虐的地区得到了清洁和重建，城市对塞纳河的管理最终也得到了改善。遭受灾难的城市居民会按照自己的目的进行重建，将悲剧变成发展机遇，重新规划未来发展的方案。与其他承受困境能力强的城市居民一样，巴黎人民把洪灾看作他们继续推进城市现代化的一次机遇，在很多方面扩大了奥斯曼在19世纪60年代就启动的建设工程，而不是把洪灾视为难以逾越的挫折。 (17)
也许这是皮卡尔和其他人对洪灾进行的官方总结报告为什么如此有吸引力的另一个原因。人们的这一认识是如此执着、坚定，以至于巴黎市民在重建过程中抹掉了很多洪水的印记。在灾后重建中，巴黎人继续讲述着关于工程力量战胜自然、巴黎人民的精神力量战胜灾难的故事。
一个城市如何讲述其面对灾难的故事，通常对于城市恢复具有关键作用。比如，就在巴黎洪水发生的前几年，旧金山的市领导对1906年的大地震进行讨论，一致认为城市所遭受的破坏大都是由火灾引起的，而不是由灾难性的地震事件导致的。火灾很容易避免，如果承认他们的城市坐落在一个活跃的地震断裂带上，那就可能毁了这座城市，因为没有人会愿意继续重建或投资建设。因此，地震发生后，旧金山所讲述的故事已经成为大城市从灰烬中重新崛起的范例，而如果说这个城市在未来的岁月里将不断面临崩塌的危险，那结果将很难设想。 (18)
这样一种乐观主义的认识——部分是否认，部分是合作机制，部分是希望，毫无疑问地体现在巴黎市民所讲述的洪灾故事中，当然也就容易形成乐观主义的心态，从而有助于将巴黎市民团结起来。即便有人承认要看喜怒无常的塞纳河的脸色，即便他们有时也对政府或现代技术是否能够保护他们而犹疑不定，巴黎市民从总体上还是相信他们可以彼此信赖的。 (19)
1914年，法国将在另一个更加令人震惊的悲剧面前团结起来，这个悲剧的挑战性在很多方面都大于1910年的大洪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迫使法国人民捐弃前嫌，团结起来保卫国家。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再一次要求法国人民精诚团结。实际上，这种团结精神在法国应对其他国际事件中就已经开始显现出来。围绕殖民地的权益，法国与其他国家发生了冲突。1898年，为争夺苏丹的法绍达（Fashoda），法国几乎与英国兵戎相见，这次事件已经将法国人民团结在自己的国旗之下。另外，很多法国人心里依然燃烧着收回普法战争中割让出去的阿尔萨斯省和洛林省的热望，希望通过收回领土对德国人进行回击。尽管法国依然存在着政治分歧和社会分歧，但是到了1914年，很多法国公民态度坚决，积极要求发动战争。随着冲突的发生和德国对法国的入侵，法国全国性的团结似乎达到空前的程度，几乎是同仇敌忾。 (20)
基于这些因素，我们不能说将巴黎市民团结起来并积极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只是1910年爆发的大洪水。当然，大洪水的影响很大，也很重要，但是它本身并不能改变历史的进程。洪水所能提供的只是一个契机，通常情况下由于阶级和政治分歧而属于不同阵营的巴黎市民在这个时候相互之间形成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关系。洪涝期间出于需要而凝成的精诚团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再一次被证明是有效的。
洪涝还为战争提供了一次“彩排”，红十字会的管理人员在组织和协调救灾过程中获得了新的经验。尽管法国军方在巴黎公社起义和德雷福斯事件中的表现让巴黎市民耿耿于怀，但他们在洪灾中的表现依然让很多巴黎人看到，法国的军队确实是他们的保护者。这次洪水还激发了巴黎市民对于1870年全城精诚团结的记忆（当然要忘记1871年巴黎公社的分歧），它帮助巴黎市民克服了认识上的分歧，否则德军1914年入侵时，就会导致战争后方的动荡。这次洪水还教会新一代巴黎市民如何才能经受住这么大的磨难，从而在几年后再次遭受这样的磨难时能够勇敢面对。同时，这次洪水还为第三共和国提供了一次机会，在急迫的形势下进行有效的管理，从而在抗洪救灾过程中证明自己的执政能力。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抗洪救灾的经历甚至可能催生了发动战争的欲望让巴黎市民感觉到他们是一个大国的一部分，他们之间的共同之处远大于分歧，这是他们以前所没有意识到的。事实上，为了一个共同的事业，他们可以肩并肩地作战。 (21)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巴黎发生的变化与1910年惊人的相像。焦虑的巴黎市民走到城市的边缘，观看士兵加固战壕以抵御德国的进攻。当德军兵临城下的时候，法军的这些防御措施非常关键。政府要求在巴黎各地的著名纪念碑周围堆上沙袋和木架，防止被毁坏。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巴黎的大街小巷没有了往日的繁忙，车辆不准通行，正常的通道被关闭，巴黎市民只有蛰伏在家里，等待着敌军的攻击。由于担心城市的灯光会给德国的齐柏林飞艇提供轰炸平民的目标，这座灯光之城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到了晚上十点左右就熄灯，变得漆黑一团。
就像在洪涝中一样，巴黎市民又看到很多士兵在首都的大街上走动，但是这一次这些士兵是走向战场。战场上有收集垃圾的民工，随着垃圾在巴黎各处的堆积和腐烂，这座城市开始散发恶臭。城市里到处都出售宣扬爱国精神的明信片，上面的图画振奋人心，激发人们的斗志，那些战争期间的照片具有很强的冲击力，令人想起洪灾中最艰难的日子。照片上有行进中的战士、满是伤员和逃难者的医院以及避难所、德国炸弹留下的坑洞、敌人攻击后被破坏或摧毁的房屋、被战争征用的汽车、访问居民并鼓舞士气的政治家等。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有的巴黎市民都以新的社会姿态团结在一起，就像1910年那样，共同实现求生存的目标。巴黎人让娜·米修（Jane Michaux）在其战争回忆录中描述了人们乘坐电车时的对话：“你会认为这就是一个大家庭，面对前线进行的恶战，他们同仇敌忾。” (22) 随着战争的进行，尽管这种团结受到了严峻的考验，有时甚至是毋庸置疑的挑战，但是巴黎人总体上来说还是坚强地凝聚在一起。人们聚集在城市各处张贴的地图前，比划着哪里的战斗打赢了，哪里的战斗失败了，并寄予最美好的希望。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批评家和作家雷·德·古尔蒙（Rémy de Gourmont）在他的战争初期回忆录的最后一章，用洪水的比喻作为标题，这可能也不是偶然的。这一章的标题是“河水涨了”，开篇是这样写的：“河水涨了，河里到处都是鲜血……” (23)
1910年的大洪水既是对巴黎在困境之下的力量和团结的检验，也将它与法国1870年所遭受的磨难以及1914年德国再一次对法国的威胁联系起来。1910年冬天，巴黎市民经历了洪水肆虐的日子，正是那些日子使得共和国进一步强化了国家团结的理念，从而在几年后可以应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其实，就当时的社会现实而言，法国比其他任何时期都更加动荡，更加分崩离析。
美国记者赫伯特·亚当·吉本斯（Herbert Adams Gibbons）为好几份杂志和报纸撰稿。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火正炽，他出版了回忆录，书中回忆了他与一名年轻法国妇女的对话，两人讨论了巴黎在防御德军进攻方面所作的准备，两人都提起了1910年的大洪水，并把它作为一个对比点。“我们都想到了五年前那次可怕的洪水，与1914年的德国入侵比起来，那次洪水在某些方面对巴黎来说是一场更大的灾难。面对灾难，巴黎表现出如此豪迈的英雄主义，世间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 (24)
吉本斯的妻子是美国作家海伦·达文波特·吉本斯，她亲眼目睹了巴黎的大洪水，并在她的回忆录《巴黎的风景》（Paris Vistas）中进行了描述。这本书出版于1919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海伦只能从外部来观察了解法国，但是很明显她是一个充满激情的、热爱法国的人。不过，她不是一个普通的观察者，她在法国生活多年，与朋友和邻居住在一起，在抗洪救灾中与红十字会并肩战斗。她亲身经历了大洪水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目睹了这两个事件给巴黎带来的危机。围绕这一主题，海伦这样回应她丈夫关于洪水和战争的比较：
但是在抗洪救灾的黑暗一周里，我们看到，与我们生活在一起的人表现出真正的高尚品质，这出乎我们的预料。我们当时更是连做梦都没有想到，大洪水危机中所表现的可贵品质在未来的岁月里再一次展现。1914年，我们看到历经磨难的巴黎人民表现出勇敢、坚韧、毫不松懈和众志成城的品质，对于这些品质，我们一点也不陌生。当我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我认为大洪水对巴黎造成的破坏要比德国的炸弹还要严重。与德国人比起来，大洪水是更可怕的敌人。 (25)
(1) 这个封面展示了两个催人奋进的寓言故事的融合，这幅画中既有法国的象征玛丽安娜，也有巴黎的保护神圣女热纳维耶芙，以显示灾难期间巴黎市和全国的精诚团结。来源：作者个人收藏。
(2) Commission des Inondations. Rapports et documents divers. Paris：Imprimerie Nationale，1910：v.
(3) Commission des Inondations. Rapports et documents divers. Paris：Imprimerie Nationale，1910：xiv.
(4) Statiscs from Conseil Municipal de Paris.Rapport géneral au nom de la commission municipale et départementale des inondations. Paris：Conseil Municipal，1910：8；Marc Ambroise⁃Rendu. 1910 Paris inondé.Paris：Hervas，1997：6.
(5) Letter to Monsieur le Minitre，1910-03-03. Archives Nationales，F14 16578.
(6) La Protestation des inondés. Le Petit Journal，1910-08-26.
(7) Commission. Rapports et documents：xiv.
(8) L'Attitude du public. Le 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1910-01-29.
(9) Lee Holt. Paris in Shadow. London：John Lane，1920：75.
(10) 从图画中的描绘来看，这些房屋很可能是巴黎郊区的。
(11) 这幅描述玛丽安娜/圣女热纳维耶芙在洪水中救人的图画与欧内斯特·巴里亚（Ernest Barrias）创作的题为《保卫巴黎》（Defense of Paris，1883）的铜雕像很相似。那幅铜像旨在歌颂巴黎军民在普法战争中抵抗入侵的普鲁士军队的英勇行为，受到市政府的资助，是一次竞赛中的优胜者。雕象被放置在库尔布瓦（Courbevoie）市广场上，就在巴黎市的西面（这个地区现在属于拉德芳斯［La Défense］），面对着普鲁士军队以前的兵营，替代了原来放置在那里的拿破仑雕像。巴里亚将巴黎塑造成一个女性形象，笔直地站立着，勇敢地抵御外来侵略。她穿着国民卫队的军服，走向正要发射的大炮，一名士兵正在地上装子弹。她的右手拿着一把剑，那是武士的象征。这个拟人化的巴黎是令人自豪的，也是英勇无畏的，愿意保护她的市民，直至最后一息。她的身后有一个小女孩，脸朝后，看着巴黎，伏在她的背上，捂着自己的头。市政府想通过这幅雕像，提醒市民们不要忘记，巴黎在1870年保卫了自己，在敌人的入侵面前保持了团结。这幅雕像让人们忘记了1871年巴黎公社期间这种团结曾被打破。见Hollis Clayson. Paris In Despair：Art and Everyday Life under Siege，1870—71.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2：ch.14.在1909—1910年冬天，国民议会围绕是否制作一枚奖章来纪念参加普法战争的士兵而进行过争论。这些争论再次显示出，在洪涝发生的时刻，人民对于那场战争的记忆分歧有多么大。有些争论发生在2月初，当时巴黎的洪水水位还很高。见Karine Varley. Under the Shadow of Defeat：The State and the Commemoration of the Franco⁃Prussian War，1871—1914. French History，2002，16：323-344.
(12) Paris Inondé 1910. Paris：Défense de Paris，1910.参见Bibliothèque Nationale，80Z LE SENNE 5621.
(13) Henriot. Nos Intimes. L'Illustration， 1910-02-19.
(14) 巴黎是法国的首都，也是法国很多历史活动的舞台，是法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团结一直被强调为巴黎的身份认同。奥斯曼的城市改造以后，巴黎经历了最严重的破坏，第三共和国就是在这样的废墟上成立的。由于普鲁士军队的围困和随后国家军队与巴黎公社起义军的血战，巴黎的大部分建筑都被摧毁了。巴黎公社起义人员拒绝让法国军队重新占领巴黎，就把很多建筑烧毁了，其中包括市政厅，有无数的照片记录了这些破坏。事实上，共和国政府利用这些照片进行宣传，让人们了解激进的巴黎公社是多么的可怕，而共和国是多么的安全、有秩序。在这次大规模的城市破坏以后，第三共和国的任务之一就是重建巴黎，而且要证明在第三共和国的领导下，巴黎会更加强大，能够应对任何外来的侵略和街巷里发生的内战。到了1910年，第三共和国再次试图证明这一点。
(15) Vanessa R.Schwartz. Spectacular Realities：Early Mass Culture in Fin de Siècle Paris.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Gregory Shaya.The Flâneur，the Badaud，and the Making of a Mass Public in France，circa 1860—1910.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2004-02，109：41-77.
(16) 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1903年在其著名的论文《都市和精神生活》（“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中，描述了他周围的城里人与其他人的严重疏离，他与这些人建立不起任何有意义的联系。尽管不停地有人聚在他的周围，但是齐美尔宣称：“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都市那样让他觉得如此孤独和无助。”见Georg Simmel. 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trans. Kurt H. Woolf. Glencoe，Ill. Free Press，1950：418.为了应对城市生活的压力和紧张，城市居民采取了超然、厌世的生活态度，虽然自己安全了，但最终是孤寂的。齐美尔相信，城市里的人际关系只剩下钱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没有什么有意义的交流。与此相似，美国心理学家乔治·比尔德（George Beard）对现代都市生活的状态进行了描述，包括快节奏、强大的技术、准时和守时、噪音、无休止的忙碌，他认为城市居民时常生活在神经崩溃、精力耗尽的边缘。
(17) 参见Lawrence J.Vale and Thomas J.Campanella，eds. The Resilient City.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我对巴黎灾后重建的讨论很多都参照了这部出色的论文集中的论文。
(18) Ted Steinberg.Acts of God：The Unnatural History of Natural Disaster in America.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Kevin Rozario. Making Progress：Disaster Narratives and the Art of Optimism in Modern America// Vale and Campanella.The Resilient City.
(19) 关于当代旧金山的情况，亦参见David L. Ulin. The Myth of Solid Ground：Earthquakes，Prediction，and the Fault Line Between Reason and Faith. New York：Viking，2004. 2005年，在卡特里娜飓风期间，新奥尔良因为电视直播人类所遭受的苦难而遭人诟病。但是新奥尔良还有一些更不被人所知的故事，包括人们用别具一格的方式相互救助，特别是在政府部门没有能力或不愿快速行动的时候。在宾馆、医院里以及社区层面上，新奥尔良的居民创新了救助方法。比如，所谓自助性的“罗宾汉抢劫”（Robin Hood Looters）小组，小组大约由12个朋友组成，他们会救援那些处于困境中的灾民，在被飓风吹倒的房子里寻找食物和其他东西，将其送给灾民。他们的“抢劫”不是自私的，而是出于为社区服务的目的，是为了让灾民活下去。在住宅区，居民们聚集在一所学校里，相互关照，直至救援到来，同时还赶走了一批要破坏公共财物、从自动售货机上偷盗的窃贼。当地的教堂和清真寺也帮助受灾的市民。有一个互联网域名服务商建立了免费的基于网络的短信服务系统，以便人们能保持联系。社会学家哈维丹·罗德里格兹（Havidàn Rodríguez）、约瑟夫·特雷纳（Joseph Trainor）和恩里克·夸兰特里（Enrico L. Quarantelli）对卡特里娜飓风期间这些自发的救助行为进行研究，认为“各种社会制度以及处于这些制度中的人，面临灾难都会挺身而出，应对灾难的挑战”。同样，新奥尔良的记者杰德·霍恩（Jed Horne）在他的风暴记述中记录了很多“临时的、非官方的救援”故事。在整个路易斯安那州南部，“有船的人将船放在他们汽车的拖斗里或绑在车顶上，然后开车到受灾地区，也就是开往新奥尔良……在新奥尔良地区，卡特里娜飓风发生后，有300只这样的小船自发地参与了救援行动”。在城市就要坍塌的时刻，在政府不能给予强大支持的时候，人民自己联合起来。这些社会关系的力量非常强大，特别是在城市里。社会学家艾里克·克里南伯格（Eric Klinenberg）在《热浪》（Heat Wave）上发表文章，对1995年夏天芝加哥的市民死亡情况进行研究，这成为他重要的研究成果。他的研究显示，社区中人与人之间如果有着密切的关系，就能渡过危机。在那些暴力多、刑事案件多、遗弃房屋多、空房多的城区，死于热浪的人就多得多。这些社区的芝加哥人在需要帮助的时候，害怕找他们的邻居，不敢去其他人家或商店，也不敢向陌生人求助。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那些邻里关系好、人口稠密、家庭成员和朋友多的社区，在热浪中幸存下来的人就多得多。克里南伯格的研究表明：一个人的生存能力一定程度上是由他与社区中其他人的亲疏关系所决定的，这与他对种族和贫穷的研究相一致。如果1910年的巴黎是一个由于种族和阶级而高度分化、居住分散、联系松散的社会，就像洛杉矶或新奥尔良那样，那么经历大洪水的巴黎将会有怎样不同的历史，还真是个未知数。这座城市能恢复吗？或者说今天的巴黎还能存在吗？参见Havidán Rodríguez，Joseph Trainor，Enrico L. Quarantelli. Rising to the Challenges of a Catastrophe：The Emergent and Prosocial Behavior Following Hurricane Katrina.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2006-03，604：99；Jed Horne. Breach of Faith：Hurricane Katrina and the Near Death of a Great American City. New York：Random House，2006：66.补参见Douglas Brinkley. The Great Deluge：Hurricane Katrina，New Orleans，and the Mississippi Gulf Coast. New York：William Morrow，2006；Eric Klinenberg. Heat Wave：A Social Autopsy of Disaster in Chicago.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2.
(20) 战争爆发时，法国人谈到要达成神圣同盟（Union Sacrée），加强国内团结。战争真正检验了是否会有这种同盟。参见Jean Jacques Becker. The Great War and the French People. 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86.
(21) 洪水将法国人民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强化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其《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Verso，1991）中所描述的那种国家理想。
(22) 正如历史学家艾曼纽·克罗尼尔（Emmanuelle Cronier）所描述的：“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有极端的情况发生，人们就会聚集在一起，了解最近发生的事件或相互议论，对以前属于个人隐私的事情公开发表意见，表达好恶之情。”Emmanuelle Cronier. The Street// Jay Winter and Jean⁃Louis Robert，eds. Capital Cities at War：Paris，London，Berlin，1914—1919， vol.2：A Cultural History. 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73-74.
(23) Rémy de Gourmont. Pendant l'orage. Paris：Champion 1915：123.
(24) Herbert Adams Gibbons. Paris Reborn. New York：Century，1915：348.
(25) Helen Davenport Gibbons. Paris Vistas. New York：Century Company，1919：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