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水围困巴黎
在贾维尔社区，被警察营救的老妇人紧紧抓住简易木筏 (1)
1月25日日出之前，巴黎东南的郊区城镇伊夫里（Ivry）传出一声巨响，接着火光冲天。侵入帕热斯酿醋厂的洪水与那里储存的化学产品混合在一起，产生了一种易燃易爆气体。那些气体一遇上火，就会发生爆炸，数英里之外的巴黎市中心都能听见爆炸声，整个工厂大火弥漫。据《日报》（Le Journal）报道：“这次爆炸引起的巨响，使巴黎人误以为阿尔马桥被炸毁了。” (2) 这种想法并不难理解。从贝西的仓库和村镇冲向东部下游的垃圾废物，经常被堵在桥面和桥墩上，导致洪水不能顺畅地从桥下通过。在绝望中，让-巴普蒂斯特·达尔斯坦将军甚至考虑派部队用炸药炸毁堵塞的垃圾，以打开桥下的通道。
到达伊夫里镇火灾现场的当地消防队员试图靠近燃烧着的工厂，但是建筑物周围深深的洪水挡住了他们的去路。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工厂的火光越来越大，烈焰冲天，因为里面有大量的酒精和各种各样的化工产品。酿醋厂周边现在变得极其危险，住在附近工地的建筑工人被小船疏散到一家临时医院。
警察局长路易·雷平很快就和巴黎的消防队员来到现场，给伊夫里镇的人提供救援。他们蹚着及膝深的洪水，向燃烧着的建筑物冲去，不过接着又犹豫了。每个人都知道，为了避免建筑物里面发生第二次爆炸，他们必须尽快冲进去，但是雷平和消防支队的中校考尔德（Corder）不希望他们的人死于再一次的爆炸。由于没有别的选择，他们还是决定往里冲。雷平后来告诉市议会：“我们的人抡着大槌，快速冲进楼里，避免了一场爆炸。如果真的发生了爆炸，整个地区就会落下片片残骸，可能还会造成死亡。” (3) 酿醋厂的大火扑灭了，也防止了又一次的爆炸。
由于这家酿醋厂被烧毁，在这里工作的200名工人突然之间就失业了，但失业的还不止他们。法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人道报》（L'Humanité）向读者报道了急速攀升的失业率。大火过后，“伊夫里镇成为废墟。工厂倒闭，数千名工人现在没有了工作” (4) 。整个巴黎地区的工人都受到影响。在有些情况下，由于停气、停电或者铁路停运，工厂不得不关闭。在工人阶级居住区，质量差的房子往往更容易受到破坏，这导致很多居民既工作无着，又流离失所。
巴黎市有一位刚刚失业的工人，名叫让·拉皮纳（Jean Rapinat），曾在拉隆（Lalong）建筑公司工作，是个泥瓦匠兼石匠。这个建筑公司是专门从事市政工程项目的，包括下水道和排水道建设，该公司的信纸上骄傲地印着“把一切都排到下水道里”这句名言。由于第15区的公约街（Rue de la Convention）受灾严重，该公司被迫关闭了在那里的工地。1月25日，随着水位的上涨，洪水还吞噬了拉皮纳曾工作过的、位于附近鲁蒙尔街（Rue Lourmel）的建筑工地。拉皮纳登记申请失业补助时，他的老板写了个条子，向负责救济的官员证明他的公司关闭了，他的工人目前失业了。拉皮纳的家也被洪水淹没了，他只能住在一家旅馆里，每周生活费需要5法郎。 (5)
坐落于迈松阿尔福的兽医学校距伊夫里不远，到了1月25日，这所学校已经成为巴黎东南郊区居民的避难地，包括来自附近村镇阿尔福维尔和沙朗东的受灾人员。不少难民带着他们的家畜，很快就被安置在学校的校舍里。那天，雨雪交加，官兵们慢慢地沿河搜寻，小心翼翼地躲避水中的垃圾，给受灾人员提供救援。兽医学校现在也成为军方指挥救援行动的重要基地。
兽医学校的校长古斯塔夫·巴利尔教授不知道怎样才能给所有的避难者提供住所。在他关于洪灾的回忆录里，这样描述了1月25日大量受灾人员突然涌入的情况：“衣衫不整，全身湿透，饥寒交迫，浑身冻得僵硬，他们是匆忙之间逃离家园的，他们的一切都没有了。孩子们在哭闹，父母们脸颊上也滚下大滴的泪珠。这边，有个妇女带着她的八个孩子，不知道丈夫在哪里。那边，有更多的妇女，其他人在安慰她们。” (6) 学校职工和慷慨的邻居们给不断来到临时救难所的灾民送来面包、汤水、豆类和热牛奶。巴利尔教授还设法找地方让官兵宿营，给他们送去吃的。随着洪水的上涨，他们与城市的通讯被切掉，交通也中断了。这些到学校来避难的人现在又一次被洪水围困。
警察、官兵以及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一起来到学校，他们带来了食物、床铺和急需的药品，这对于应对紧急情况经验不足的巴利尔教授来说是个极大的安慰。巴利尔教授是兽医专家，在饲养马匹方面很有造诣，他照顾动物很在行，但照顾人还不太行。巴利尔教授写道：“从沙朗东桥来学校的路被洪水切断了，行人不能走了。到这儿来，只能是乘马车，或者是让别人背着，或者是……乘船。”很快，可选择的余地变得更小了，只有乘船才能通过深积的洪水。 (7)
1月25日是洪水暴发后的第四天，这一天，凯贝尔和国民议会的其他工作人员从仓库里拿出油灯，挂在波旁宫里。立法辩论期间，议员们从大厅座位上站起来发言时，因寒冷而瑟瑟发抖。由于油灯散发出浓烟，议员们不久就开始咳嗽、气喘，眼睛流泪、发痒。由于这些困扰和不便，有些议员相互之间抱怨说，国民议会应该休会。但其他人强烈反对，他们说，如果议会休会，就是向巴黎市民传递不好的信号，在他们最需要领导的关键时刻让他们更加恐慌。根据凯贝尔的记述，有一个议员宣告说：“如果会议厅里进了洪水，我们就爬到座位上去。” (8) 毕竟，与数千名巴黎市民所遭受的一切相比，议员们的这些不适根本不值一提。议员们认识到整个法国北部都发生了洪灾，洪水中的灾民是多么需要救助，他们的家和工厂都被洪水冲走了。于是，议员们继续工作，讨论通过慷慨的救助方案，为遭受洪灾的人们提供帮助。
不管是在城市的这一边还是那一边，巴黎人一直在努力和洪水做斗争。1月25日，警察和军人在阿尔马桥附近沿着岸墙堆上一袋一袋的水泥，防止洪水漫溢。但是，西岱岛（Ile de la Cité） 上的金银匠滨河路（Quai des Orfèvres）有一段塌陷了。
在洪水激流裹挟下通过城市的垃圾有酒桶、家具，很多巴黎人认为这些东西可以随便捡拾。冒着生命和四肢冻僵的危险，财迷心窍的人用双手从河里捞财物。《高卢人报》（Le Gaulois）的一名记者描述了有些人如何在心锁桥（Pont de Solferin）上爬过栏杆，从汹涌的洪水中捞东西：
那些男人拿着带钩的长杆子，眼睛紧盯着漂来的东西……哇！……一桶酒，宝贵的、美味的酒！用杆子勾过来！千载难逢啊！他在肆虐的洪水中快乐地拨弄着那只桶酒，那是所有这些狂怒之上的窃喜。砰！酒桶与结实的心锁桥碰到了一起。啊，真可惜！手持杆子的那个人弄丢了酒桶。那个酒桶在桥下碰来碰去，终于从另一个拱孔里冲过去，桀骜不驯地翻滚着，朝塞纳河下游流去。桥上看热闹的市民取笑道：“你的宝贝没影了，去别的水边找你的乐子吧。”接着漂过来一把扶手椅，又漂过来一个床架，然后……一架大钢琴！ (9)
这些漂流物以每小时15英里以上的速度顺流而下，当以很大的力量撞到桥的时候，很多都损坏了。警察局在河岸上竖起警示牌，告诫巴黎市民，根据法律，从河里捞上来的任何东西都要在24小时内交给政府。尽管如此，对于桥上的一些人来说，打捞这些漂浮物的诱惑还是太大了。
大洪水期间，美国作家海伦·达文波特·吉本斯（Helen Davenport Gibbons）在巴黎受淹的街道上穿梭，希望记录下洪灾伤害的程度以及塞纳河的奇异景象。吉本斯对于巴黎并不陌生，她小时候就和家人多次游历这座城市，结婚后不久，她就和丈夫于1909年把家搬到了这里。吉本斯把自己融入巴黎的生活中，为美国报刊撰写了大量在巴黎的经历和感受，她的自传里也有对巴黎生活的大量记载。看到巴黎受淹，她这样描述自己的所见所闻：“尽管报纸上警告人们，如果观看洪水，有可能会被洪水冲走，但是桥上仍然挤满了人。”她站在圣母大教堂附近的阿荷高勒桥（Pont d'Arcole）上，近距离地解读观洪人群的奇异心态：“看到巨大的酒桶一个接一个地在桥拱下沉没，然后被高高地抛向空中，再从另一个桥拱中翻滚出来，人们忘却了身边的灾难。” (10) 对于站在她周围桥上的巴黎人来说，这是一场好看的表演。围观者如果看到几个漂流物竞相漂来，有时就会欢呼，看看哪个最先漂到桥这儿。如果赢了，他们就会大笑，大喊。美国《当代文学》（Current Literature）杂志描述了巴黎另一座桥上类似的场景：“庞大的扶手椅漂过来，都散架了。身穿毛皮大衣的女士，优雅秀丽，站在停靠在桥上的汽车顶上，用珠宝和糖果打赌，看看装有软垫子的沙发和雕刻精美的大床架哪个先漂过来。” (11) 吉本斯只能用一句俏皮话来解释这种现象：“好奇心大于恐惧。” (12)
在奥斯特利茨站，洪水阻隔了地铁以及南去开往奥尔良（Orléans）的火车。河的对岸是里昂站（Gare de Lyon），火车从那儿也是开往南方，同样被洪水淹没了。就在洪水猛涨之后，焦虑的巴黎人开始成群结队地涌向火车站，尽可能多地带上他们的东西，希望能坐上一列开往没有洪水的地方火车。起初，有几列老旧的蒸汽机火车还在运行，但是到了1月25日，大多数火车都空无一人，闲置在车站或院子里——因为周围是深深的洪水，火车无法动弹了。对于那些在开始几天里幸运地搭上仍在运行的火车的人来说，离开巴黎首先必须乘船从家里到火车站，然后蹚过水流，再爬上火车。对于火车被取消的乘客，要么是回家，如果能回家的话；要么是在外面露宿，在车站里坐在自己的行李上，祈祷有什么能动的车子带他们离开。有些火车站就这样成了应急安置所。到1月25日，大约200名来自阿尔福维尔的灾民，包括孩子，一起挤在里昂车站的候车室里，身上裹着大衣，向车站管理人员祈求帮助。火车站站长那天给路易·雷平写信，请求帮助这些来自郊区的灾民，“因为这些到巴黎来的不幸的人，越来越多……” (13) 除此之外，他也没有能力做别的什么了。几乎每一列火车、地铁和有轨电车都要停运数日，甚至是数周。
越来越多的巴黎人被上涨的洪水围困，感到极度恐慌。1月25日，《晨报》刊载了一则轶事，说是有个警察生活在塞纳河一个浮动的码头上，他的职责就是监管这一地段。他被诊断患了癌症，琢磨着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舒适地度过最后的日子。可是由于洪水水位太高，他不得不离开在码头边上安的家，但是他又不愿去别的地方，最终这位警察选择了自杀，因为他不想死在一个陌生的地方。 (14)
1月25日，多支自愿者队伍在巴黎全市范围内积极向处于灾难中的人们提供尽可能多的帮助。第4区的皇家委员会（Royalist Committee）开设了一个流动厨房，每天从上午9点到晚上7点对所有人开放。位于圣安东尼近郊（Faubourg Saint⁃Antoine）的一个孤儿院有大约800个孩子，这所孤儿院被洪水完全淹没后，向社会寻求救助，他们收到了来自各地的捐助。
慈善组织，特别是法国红十字会（French Red Cross），在洪水到来之际都立即行动起来，组织了最卓有成效的活动，捐助食品和住所，减轻洪灾的损害，用来自法国及全世界的大量捐款捐物救助巴黎及其周围地区。法国红十字会由三个独立的团体组成。成立历史最长的是战争受伤人员救助会（Society for Aid to War Wounded），该救助会成立于1866年，那时，国际红十字会在日内瓦刚成立不久。这一组织的会员在普法战争以及19世纪末的殖民战争期间，向受伤士兵和平民提供救护车、药品、医疗等服务。现在，这一组织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巴黎街头。法国红十字会的另外两个团体是法国妇女联合会（Union of French Women）和法国妇女协会（Association of French Ladies），这两个组织都是普法战争结束几十年以后组建的，主要是为中上层妇女提供开展慈善工作的机会，这种慈善工作要与她们作为母亲的社会地位和身份相适合，也是为国家服务的。 (15)
这些红十字会团体与路易·雷平密切合作，到1月25日，在全市设立了救护所，成为灾民临时的家，里面有床和热水器，同时还为刚刚失去家园的人们提供流动厨房和衣物。一名给《晨报》撰稿的记者描述了他在格勒奈尔（Grenelle）区看到的一个红十字会救助站的情况：“已经有30个人静静地坐着，狼吞虎咽地吃着蔬菜，喝着豆汤……他们用充满感激的目光看着（厨师）。” (16)
《时报》（Le Temps）的一位记者与一名志愿者司机一起到各地服务，看到了红十字会的繁忙活动。这名志愿者开着卡车去位于巴黎北郊圣旺（Saint Ouen）地区的学校，车上装着救灾物品。到了地方之后，他跳下车，打开卡车的后门，往下卸食物、被褥、衣服和其他生活必需品。这里是一个临时救助站，有50名灾民，法国妇女联盟的会员为他们提供帮助。离开那里后，这名司机把车开到战争受伤人员救助会设立的另一个救护所，这个救护所主要给灾民提供菜汤、面包和肉食等。
在下一站，红十字会的会员与天主教团体慈善修女会（Sisters of Charity）密切合作，向那些离开家时什么也没有来得及拿的逃难者发放衣物，没有人问这些冒出来求助的人是否是真正的洪灾受害者。在救助所工作的妇女只是在登记簿上写上求助者的名字，并不要求他们提供其他证据。一个空大厅变成了救助所，给妇女、儿童、老人提供住处，里面还有一位盲人和一位瘫痪的病人。在这位司机开车去的另一个救助所，一位母亲把九天大的婴儿放在柳条摇篮里摇着；一个男子坐着，护着他的伤口，他的腿折了；一个小女孩不停地翻跟斗，试图逗她的小弟弟笑。回到卡车以后，司机驱车直奔郊区的圣丹尼斯，在那里卸下了面包、肉、土豆和巧克力，然后又急忙赶往下一站。 (17)
战争受伤人员救助会在实施救援方面有着军事化的精确性，他们把巴黎及其周边分成六个区，每天都有志愿者到各区巡视，了解每个区的特殊需求。富有的卡马斯特拉公爵（Camastra）是这个团体的捐助者之一，他把自家的院子腾出来，交给救助会使用。车辆就是从这儿迅速驶向各个救助区，送去面包、鸡蛋、巧克力、汽油、羊毛外套、鞋子以及婴儿用品等救灾物品。救助会从一个小村庄里收到2000多磅的蔬菜捐助，市中心食品市场的商贩将肉打折卖给救助会。
在洪水暴发后的一周里，仅战争受伤人员救助会就在大巴黎地区设立了50多个救助站。据一家媒体估计，在最危急的时刻，红十字会每天发放的面包有10万块。在奥特伊（Auteuil）的红十字会医院里，志愿者在已经住满病人的病房里添加床位，收治受灾的病人。从郊区村镇刚刚逃难过来的受灾者，有些就在红十字会的工作间里帮忙，失业的女工在那里缝制衣服，提供给其他受灾者。
红十字会还与天主教神父联合，在田园圣母院 （Notre⁃Dame⁃des⁃Champs）以及巴黎市的其他宗教场所开设救助站。他们向学校派遣工作人员，包括迈松阿尔福的兽医学校，一些军营现在也为洪灾受害者提供住所。位于公约街的政府印务局成了红十字会的救助所，甚至还有人说，如果需要，就把先贤祠改成救助站。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在《无敌晚报》上发表文章，称那些白天黑夜在救助站工作的人为“天使”。还有一位诗人，萨布朗-庞特维斯伯爵（Comte de Sabran⁃Pontevès），他用诗句向他们致敬：
法国上空的星星……天上来的使者，
在阴郁的地平线上，你们是彩虹。 (18)
聋哑学校在空地上安放了40张床，盲人学校更是设置了近百张床。沙朗东的精神病院向无家可归的难民提供了很多空闲的床位，还在食堂里新搭起了一些床位。城市东郊的小镇勒韦西内（Le Vesinet）接收了大约900名灾民，巴黎北部的小城翁吉安雷班（Enghien⁃les⁃Bains）给400名灾民提供住所和食物。来自阿尔福维尔的300名灾民向西逃到蒙特勒伊-苏布瓦（Montreuil⁃sur⁃Bois），并在那里的一所学校安顿下来。
圣保罗教会（The Society of Saint Vincent de Paul）和慈善协会（Philanthropic Society）在全城发放传单，上面列了很多人们可以寻求帮助的地方：住的地方在医院和临时救助所，有的只提供给单身女性或者带孩子的妇女；食品有面包等，还有流动厨房及为妇女儿童服务的临时餐馆；有的地方提供干衣服。这两个协会在巴黎和周边地区各有25个救助点，每个灾民都可以在那儿吃上一顿热饭。其他救助机构还有更多的救助点。
1月25日，巴黎的墙上、广告栏里以及政府大楼的外面都贴满了大幅海报，以醒目的字体呼吁市民积极捐助，将钱物交给各个区的行政部门。这些海报号召全市人民，不论居住哪里，不论是何阶层，都要超越地区界限和社会差别，担当起社会责任。第4区的地方官员张贴的海报说得很直白：“很多家庭已经失去了住所，缺吃少穿，饥寒交迫。”海报坦言，仅靠政府救援是不够的，“我们每个人都要向水灾受害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海报上还显示，把捐款交到区议会厅，政府会镌刻一个捐助榜，从而“展现我们区的人民团结一心”。 (19)
第8区涵盖香榭丽舍大街（Champs⁃Elysées），是巴黎最富的区之一。尽管该区也受到了洪水影响，但是情况比其他区要好得多。经区长同意，这个地区也张贴了通告，希望公众慷慨解囊。通告中说：“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已经降临巴黎，而且每天都在加剧。全体巴黎市民的镇静和勇气固然值得钦佩，但是我们应该立即行动起来，帮助那些不幸的洪水灾民。更为富足的区必须大力帮助那些没有同样多资源的区。这是第8区的责任。” (20)
通告中说，整个巴黎都处于危急状态，而不是仅仅某些区有危险。不管自己所处的区是否被洪水淹没，整个城市的命运都被绑在了一起。
即便是洪水暴发期间，警察部门依旧履行着正常的职责。路易·雷平手下的警察队伍并没有停止对社会团体、工人罢工、政治骚乱等行为的监控。他们依旧像往常那样，逮捕罪犯、制止抢劫、处理市民纠纷和斗殴。他们照例赶赴火灾现场，提供安全和救助。巴黎的大洪水只是增加了他们的工作量，使他们确保大城市秩序的繁重任务变得更为艰巨。更糟糕的是，1月25日，警察局大楼的地下室也开始进水了。
那天，雷平和其他几名官员到贾维尔区视察受灾情况，同行的有阿尔芒·法利埃（Armand Fallières），这位慈祥的老人已经69岁了，是共和国的总统。法利埃在权力顶峰时期经历了很多动荡不安的岁月，他是充满激情的共和党人，相信法律、科学、教育和理性的力量，曾在国民议会任职多年，其间积极推动法国政策改革，不断地向中间意见靠拢，既不实行第三共和国成立时期主导政府的保守政策，也不实行企图彻底推翻政府的激进政治。他在19世纪80年代还担任过公共教育部的部长，推动了教育制度的重大变革，使法国的公共教育变成自由的、义务的教育，并从教会中分离出来。一直以来，天主教在青少年教育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这种政教分离是对天主教的直接挑战，引发了对宗教在社会中的作用的大论战。1906年，国民议会选举法利埃为共和国总统。
尽管年事已高，满头白发的法利埃依然乘坐小船或汽车到洪水淹没的地区视察，有时还会搭乘马车。1月25日星期二，当总统和他的随从到达洪水浸泡的贾维尔社区时，他已经知道塞纳河的水位涨到了轻步兵雕像的腰部，高出正常水平14.5英尺。下车后，法利埃和雷平蹚着及膝深的水、踩着淤泥视察水灾情况。当地居民正在手忙脚乱地搬家，尽可能地把东西塞进箱子里和手提包里，然后搬到马车上，但是依然有东西装不下。哭喊的妇女背着孩子，艰难地踩着泥水行走，大声地诉说着她们和她们的家怎么成了这样，又不知下一步会怎么样。对此情景，法利埃和雷平都深受触动。 (21)
那一天晚些时候，法利埃和雷平又视察了位于巴黎东郊的城镇沙朗东。雷平带着总统和他的随从查看了受洪水淹没的地方，雷平指着他露在水上面的拄杖，让总统了解这里洪水的深度。法利埃问雷平：“你觉得，这儿的受灾情况比巴黎严重吗？”雷平强调，在沙朗东这样的地方，洪灾要比巴黎严重得多。他说，巴黎有人，有船，有工具，而这些郊区则严重缺乏。“生活在这一地区的都是穷人，他们既没有住所，也没有资源。”当雷平和总统在泥水里艰难行走的时候，听到从洪水围困的楼房里传过来的呼救声。“太可怕了。”法利埃叹息道，并让人帮助那个呼救的人。雷平命令手下尽快去办，警察跑过去找到了那个呼救的受灾者。总统和雷平回到车上时，还能听到其他人在喊：“别忘了我们！救救我们！” (22) 他们的呼救声并没有被当作耳旁风。
尽管救助者做了很多艰苦的工作帮助灾民，但还是有很多巴黎市民不知道该找谁寻求救助，特别是他们不知道到底是哪个部门在负责救助。在地方层面，塞纳省的省长和警察局长在抗洪救灾方面密切合作，但是他们的行政职能是有交叉的。在国家层面，内政部负责国内安全事务，但是达尔斯坦的部队也参与进来，帮助受害者，提供安全保障。官兵们帮助搭建步行桥，处理其他紧急的工程问题，但是这样做就会与国家有关部委的公共职能产生交叉。警察、陆军、海军、消防、公共援助机构、地铁工作人员、下水道工作者、路政人员，以及水、电、气、电话、电报等行业的团队，各自都有各自的上级。巴黎正在处于有控制的混乱之中。
1月25日夜晚，天空澄明、清澈，星光点点，一轮圆月映在洪水里，随着波浪跃动。尽管洪水造成了破坏，但是巴黎依然光彩迷人，特别是黄昏以后。应急的油灯和剩下的几盏电灯在此时宽阔的塞纳河里朦胧地闪烁着。这条河现在如银河泻地，就像一个巨大的水平原，铺展在巴黎这片土地上，弥合了右岸和左岸的清晰界限。原来，通过岸墙这边的河水与岸墙那边的鹅卵石能清楚地看到塞纳河的边界，现在街道已经消失了，塞纳河的水直接冲击着建筑大楼的墙壁。
1月26日天亮以后，与河水上涨有关的一切都显示出不祥和怪异的迹象。汹涌的洪水颜色变暗。塞纳河比平常更加混浊，有些地方冒着气泡，河道里充斥着垃圾杂物，似乎预兆着要发生一场大灾难。《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称塞纳河是一个“满是污秽的黄色恶魔，正在啃噬着它（巴黎）的重要器官” (23) 。《无敌晚报》将它描述成一个老恶棍，正常情况下这类人都是被路人唾弃的，那个老恶棍大喊着：“世界末日到了。” (24)
摄影师（如皮埃尔·珀蒂摄影工作室的摄影师）用镜头记录了被洪水淹没的城市的奇异之美 (25)
劳伦斯·杰罗德（Laurence Jerrold）是伦敦《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驻巴黎的英国记者，他沿着塞纳河边行走，第一时间感受到塞纳河暴涨后的威力。他这样写道：
河水是黄色的，是莱茵河在科隆（Cologne）所呈现的那种黄色，它在我们的下面咆哮着，就像罗纳河（Rhone）从日内瓦湖（Lake of Geneva）中冲出来一样……在塞纳省这片平坦的土地上，这条河翻滚着，旋动着，力量如山洪一般大，其激烈和迅猛的程度不亚于伯尔尼（Berne） 的蓝色阿勒河（Aare）。但是这条河是黄色的、污浊的，因为河水裹挟着各种各样的垃圾以及被损坏的东西。尽管如此，它依然美丽迷人。 (26)
和很多巴黎人一样，杰罗德表达了同样的夹杂着欣赏和厌恶的复杂感情。1月26日，成群结队的巴黎市民依旧来到桥上和岸边，欣赏这难得一见的景象。这位伦敦《每日电讯报》的记者报道说，自1900年世博会以来，他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多熙熙攘攘、穿着讲究的人聚集在桥上或岸墙边” (27) 。于勒·克拉勒蒂（Jules Claretie） 是法国记者，也是当时的编年史家，他的心情有点忧郁，那些站在塞纳河岸边的人让他想到了普法战争。他在给《费加罗报》（Le Figaro）写的文章中这样说：“这些人群会让那些经历过巴黎大围困的人，痛苦地回想起那些悲惨的日子，那个时候，也是有这么多黑压压的人群，站在河边，看着过来的船只，船上是在马恩河战役中受伤的士兵。”③
1月26日星期三，法国北部和英吉利海峡受到暴风雨的袭击，带来大风、暴雨和强降雪，导致法国港口出港的很多轮船都停航了。不过，莱恩巴格法官和纳托尔夫人这两名美国游客却很幸运，他们已经离开了巴黎，踏上了返回家乡的旅程，登上了布列塔尼号邮轮，并且已经起航。在跨越大西洋的航程中，他们通过无线电收听到巴黎所发生的一切。船上收到的报道引发了一则谣言，说是埃菲尔铁塔差一点就倒塌了。这个消息令人沮丧，船上的法国乘客开始担忧他们生活在洪涝区的家人以及他们的城市。当邮轮最终停靠在纽约港的时候，记者们立即采访莱恩巴格法官、纳托尔夫人和其他乘客，核实通过电报从巴黎传来的消息，因为这些人是踏上美国土地的第一批巴黎大洪水见证者。焦虑的法国乘客通过检疫后，不停地追问美国记者，希望了解自己国内的洪水情况。他们问的是：什么东西被毁坏了？死了多少人？巴黎现在还剩下什么？《纽约时报》评论道：“对于听到的消息，他们不是那么满意。” (28)
不过，至少关于埃菲尔铁塔的情况要比乘客们担心的要好。巴黎最受认可的标志性建筑没有倒塌，因为它四个支柱里的液压泵保护它没有受到很大的损害。现在，埃菲尔铁塔从一个冰冷的褐色湖泊里直冲云霄，这个湖覆盖了大部分战神广场，那里曾经是1900年世博会的核心场馆。就在这个地标建筑的旁边，坐落着战神广场车站，这个车站是为1867年的世博会建造的。车站的院子里覆盖着白雪，数十节装满货物的车厢被遗弃在车站内。车站的建筑物和列车全都浸泡在了洪水里。就在几天前，这里还是一派繁忙景象，而现在则是令人可怕的沉寂。埃菲尔铁塔靠着这个死气沉沉的车站，洪水里漂浮着垃圾废物，看起来不像以前那样巍峨壮观。
1月26日，卢浮宫附近邮政大楼下面排水管道里的污水溢出，渗透到大楼地下室里的中央电报交换机里。突然之间，728个电报线路，包括32个专门发送国际电报的线路，都受到极大的威胁，随时都有与世界断开联系的可能。在现代社会，快捷的通讯对于商业非常关键，巴黎的电报线路在1909年发送了大约3300万条信息。现在，塞纳河的洪水威胁可能将这一数字减少为0。维修人员急忙运来水泥，对墙体进行加固，但是洪水淹没了供热设备，导致电力系统短路。消防队员最后拿来了一台水泵，但是担心大楼的地基承受不住，因此被迫关掉了。洪水淹了电报设备。巴黎与法国其他地方以及与英国、比利时、荷兰、丹麦、瑞士部分地区、意大利的通讯中断了，国际贸易也停止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外国记者很难将巴黎发生的一切告诉世界其他地方。由于至少还有一条跨大西洋的电报线路能够使用，一名英国记者只能将所写的报道发给报社在纽约的办公室，然后再从那里发回欧洲，因而花了高昂的费用。很多家庭十分焦虑，因为没有办法往外发信息，让其他人知道他们是安全的。
1月26日，洪水淹没了给巴黎电车供电的发电厂，致使大部分电车停用。电车只能在城市的一部分地区运行，如果去其他地方，巴黎市民就得另想办法。马拉的公共汽车以及四轮马车虽然在巴黎街头用的越来越少，但也是可以继续使用的交通工具之一。这些马车拉着人在洪水中穿过街道，有些地方的洪水已没到了马脖子。
1月26日星期三，暴雨和狂风持续了一整天。尽管是在家里，埃米尔·沙尔捷（Emile Chartier）也深切地感受到了这恶劣的天气。他是法国作家和哲学家，法国读者更愿意叫他阿兰 （Alain），他在日记里写道：“寒冷的风裹着雨，打在窗台上，即便是关着窗户，也能闻见雨的气息，好像窗户是开着的一样。” (29) 公园里，雪花挂在光秃秃的树枝上，盖住空空的长椅，为城市增添了一抹美丽的亮光。但是，对于街道上已经糟糕一团的交通来说，漫天的雪花使道路更加泥泞和湿滑。随着浑浊的泥水从下水道口流入地下，本来就溢满的地下管道面临更大的压力。那天早晨，《晨报》醒目的标题反映了人们对于灾难程度越来越清晰的认识，这个标题是“一场国家灾难”。
巴黎市议会大楼坐落于右岸，在西岱岛对面，尽管洪涝期间处境艰难，市议会仍然在工作。市议会大楼是座16世纪的建筑，楼的正面有华丽繁复的装饰，在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起义期间被毁，后来进行了重建。市政府各级官员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其间议会大楼里的灯光时明时暗，最终熄灭了。可以说，直到洪水摧毁了电话线路，忙碌的电话才停止工作。几天来，信使往来穿梭，经过大楼前数十个巴黎历史名人的雕像，将各地最新的受灾情况带到这座大楼里。
1月26日，也就是洪水危机发生后的第五天，巴黎市议会在这座大楼里召开紧急会议。来自巴黎各个区的代表爬上高高的楼梯，进入议会大厅，向议员们陈述他们那里所发生的一切，敦促议员向受灾的民众提供救援。议会大厅的墙上镶嵌着深色的木板，挂着拿破仑时期的壁毯，这个壁毯是由欧比松（Aubusson）工厂生产的，上面绘着巴黎市的名胜古迹。在这样的环境中，市议会会员们紧张地坐在各自的位子上。天花板距他们头顶上方26英尺，上面有组成巴黎市各个区的徽章，表明这个立法机构所要服务的对象，提醒议员们有多少个生命需要他们负责。
会议刚开始，贾斯丁·德·赛尔弗（Justin de Selves）就站起来发言，他是塞纳省的省长，从1896年就担任这个很有权力的职位，奥斯曼曾在这个职位上工作过。德·赛尔弗出生于图卢兹（Toulouse）一个富裕的烟草商家庭，参加过普法战争，具有律师专业背景，他的家族与政府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后来在多个政府部门工作，曾担任过法国邮政和电报局的局长以及法国参议员。他发际线很深，下颌突出，眼窝深陷，两眼沉静、自信地看着议员们。“先生们，”省长从他浓密的灰胡子下面发出声音，“嗨！我不需要告诉你们关于我们省所遭遇的灾难，因为你们已经了解得非常清楚了。我们在自己的职责内已经采取了所有的措施，提供了各种救助。”与大多数巴黎人一样，德·赛尔弗认为，在这样的灾难面前，巴黎已经尽自己所能作了准备。他说，巴黎现在所需要的，是钱。德·赛尔弗呼吁市议会立即批准用10万法郎的预算资助洪灾受害者。当然，这不是一句话就能解决的。
“我已经向巴黎的军事首长（达尔斯坦将军，巴黎要塞的指挥官）以及所有的官兵表达了我们的感谢，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前来帮助我们。”德·赛尔弗告诉市议会的议员们，“我相信，在当前的洪灾形势下，你们也应该有这样的情感和行动。”聚在议会大楼里的这些立法者大声地说：“好的！好的！” (30)
接着，市议会议长厄内斯特·卡隆（Ernest Caron）发言。在当天正式会议日程开始之前，他很自豪地宣称：“我想让你们知道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巴黎的每一个群体，不管是社会阶层高的还是低的，他们纷纷慷慨解囊，扶危济困，展现了人类精诚团结的可贵品质。”卡隆分享了议会收到的来自其他城市的慰问电，电报表达了他们的市民对巴黎的关心。他大声地朗读道：“惊悉塞纳河洪水暴虐泛滥，巴黎人民猝遭厄难，图卢兹市也曾遇此不幸，谨致以最深切的同情和慰问。” (31) 对于这些关心，卡隆已经代表巴黎表达了感谢。议会大厅里充满着美好的祝福，在危急时刻，巴黎决不会孤立无援。
在议员中间，还坐着路易·雷平，对他来说，洪水是一个直接的挑战。卡隆议长在发言席上喊道：“下面请警察局长发言。”继德·赛尔弗、卡隆之后，雷平也表达了感谢，但接着转换了话题，语调也变了。他说：“语言必须变为行动，这也是我来这儿的原因。”雷平强调，巴黎郊区已经遭受重创，可是洪水依然在上涨，现在巴黎将继续承受更大的洪水冲击。“在这个关键时刻，巴黎正在受到威胁。我们可以保证去救援那些生活在洪水淹没地区的人们，给他们提供必需的住所、食物和医疗。”但是，雷平手中掌握的资源还远远不够。“我请求海军部长派更多的船只。我今晚就要，最迟明天早晨就要。”②雷平的请求不可能很快得到满足。对于越来越严重的洪水围困，很多巴黎市民开始感到崩溃，甚至要放弃。《晨报》报道了巴黎市民1月26日的情绪：“人们不再与洪水抗争，他们只是看着洪水袭来。巴黎开始保持沉默，不再有任何作为。” (32)
但是，雷平不是那种保持沉默的人。他已经有60只船了，现在他又发出命令，要求征调停泊在拉维列特港口（Parc de la Villette）的船只，这个港口是位于城市东北部的运河的一部分。他还征用了布洛涅森林公园（Bois de boulogne）湖里的游艇，巴黎人常常在那个公园里度过休闲惬意的周日下午。雷平还请求内政部长提供几幢大一些的楼房，比如学校和博物馆，配备上供暖设备和床上用品，用作应急医院。他告诉市议会的议员们：“你们知道，我已经开始利用以前的圣叙尔皮斯教堂（Saint⁃Sulpice）。”这座教堂有着精美的晚期巴洛克风格，只是两个塔楼没有设计成对称的样式。教堂距受淹严重的圣日耳曼大道只有几个街区，现在已被雷平变成救助站了。 (33)
尽管那天晚上市议会大厅里回响着祝福的声音，但是严重的问题已经浮现，议员们的情绪很快变得激动起来。虽然卡隆要求精诚团结，但是议会还是要解决城市里日益严重的洪涝问题。伊万先生（Monsieur Evain）非常愤怒，他是来自巴黎东部第16区的议员，那个地区受灾非常严重。他指责政府不作为，没有及时地向巴黎市民预报洪水的到来。他又说，洪水到了他的选区后，政府的救灾效率低下，没有尽到职责，救助来得太晚。他在议会大厅内抱怨：“从星期六开始，如果我们能切断通往塞纳河的下水道，如果给我们提供充足的水泵，我们就可以抽干菲利希安·大卫路上的洪水，就能阻止这场灾难。”他说，恰恰相反，政府没有给他的选民提供水泵，“整整48个小时，我们没有得到任何援助，我们只有可怜的三只小船，还是人们借来的” (34) 。就是利用这些小船，伊万称，他的选区的居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创造了奇迹，救助了700多名难民。救援极其艰难，他告诉市议会，至少有一次，船翻了，船上的五个人落入水中，其中有一人是孕妇。
在伊万看来，既然菲利希安·大卫路在以前的洪水袭击中就很脆弱，政府就应该提早采取预防措施。“在我担任议员期间，这不是第一次了，至少是第三次。”对于自己的选民处于无人帮助、仅靠自救的境遇，伊万很是愤怒，大声地诉说着自己的不满。
其他几名议员也站起来，纷纷发言质问：过去几天来，他们的选区为什么被忽视？标明紧急救助站位置的告示为什么没有张贴在他们的选区？船只什么时候才能到达他们的选区？“我要求政府给第12区的警察部门派遣100名士兵，调拨8只船，配备16名浮桥搭建人员，”皮埃尔·莫拉尔（Pierre Morel）议员说，“我觉着这并不难。” (35)
莫拉尔议员还谴责面包店主，因为他们将面包的价格从80生丁左右提高到1.2法郎。他宣称，他会让任何涨价的人都“感到莫大的耻辱”，同时呼吁其他议员也这样做。②随着物价上涨传言的传播，德·赛尔弗已认识到食品价格正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饥饿极易导致法律和秩序的崩溃。那天早些时候，他给巴黎20个区的区长发了密信，提醒他们注意当地面包商非法牟利的行为。如果确有必要，他建议从区议会厅里出售面包。
市议会议员们自己的行政权力有限，因为实际负责行政管理的人是塞纳省的省长，但是这样的意见交流显示，他们开始质疑德·赛尔弗的领导能力。会议结束的时候，市议会投票通过了10万法郎的紧急预算，即刻资助受灾人员，另外5万法郎交由雷平支配，用于抗灾救援工作。就在市议会开会的时候，塞纳河的洪水灌入了市政厅（Hôtel de Ville）。在市政厅的地下室里，市印刷局定期印制《市政公报》（Bulletin Municipal Officiel），这是政府出版物，向公众发布政府的法令和公告。水泵抽水的速度比不上洪水注入的速度，因此公报印制不得不停止，虽然那天晚上的议会报告及时印制了出来，但是政府重要信息的发布还是中断了八天。
在这些政客们争吵辩论的时候，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在1月26日再一次冒险来到大街上，观察了解他身边发生的这幕人间悲剧。他蹚过几英寸深的冷水，两只脚马上就湿透了。他走过广场，来到圣叙尔皮斯教堂，想考察一下雷平设在这儿的临时救助所。走近教堂，他先是看到一个衣着考究的女士抵达这儿，眼泪正从脸颊上流下来。“我的家没有了，”她哭着说，“市政厅的人把我送到这儿。” (36) 她和阿波利奈尔一起走进教堂的大门，发现这里有数百名灾民，情况都非常相似，他们现在都把教堂当作自己的家。
阿波利奈尔走过昏暗的走廊，经过每个房间时他都探进头看一看里面的情况。“今天夜里，有将近600名灾民睡在圣叙尔皮斯教堂。一位帽子制造商和他的妻子以及三个孩子睡在这儿，他们的拳头攥得紧紧的。”时尚的左岸百货大楼乐蓬马歇 （Le Bon Marché） 给这个救助所捐助了床垫和被单，竭力让这儿的难民舒适些，但是舒适是谈不上的。阿波利奈尔这样描述这个救助所：“一条彩虹奇迹般地照亮了笼罩在巴黎上空凄惨的黑暗，这是慈善和恩典的彩虹。”
尽管阿波利奈尔对这个避难所不吝赞誉，但还是禁不住对其中的生活状况感到恶心。随着他走进教堂的黑暗之处，一股股恶臭向他袭来。雨水、河水以及下水道的潮湿吸附在人们的身体和衣服上，放大着人体正常的体味。这儿的灾民现在挤在狭小的空间里，没有什么条件让人保持个人卫生。阿波利奈尔还从四下里听到这些一无所有的人发出的悲戚呻吟，那些呻吟声在昏暗的走廊里回荡。“我看到了单身女性，她们睡在床垫子上，唉，这些不幸的人。我听到‘我的上帝’的叫喊声，还有人轻轻地唱着一首歌的副歌部分……本来副歌部分是欢快的，但是当时的处境使歌词显得很是凄凉。”在另一个房间里，很多单身男性度过了又一个不眠之夜，为他们的命运感到焦虑。有些人在啜泣，“其他的人眼睛里带着恐惧，默默地望着我。还有一些人终于睡着了，响起了鼾声”。
阿波利奈尔的鞋湿透了，爬楼梯上二楼的时候，鞋子踩在石头台阶上吱吱作响。他在楼上的小房间里看到带孩子的家庭，他们紧紧地靠在一起，希望在黑暗和陌生的环境里得到慰藉和安全感。救助站给他们分发了平底锅，让他们做饭。饭做好以后，他们就把还热着的锅放在走廊里。阿波利奈尔从旁边走过的时候，一位父亲正在把用过的木炭放进锅里。这位可怜的男人跟诗人解释说：“你知道，我到这儿是为了照顾孩子。”听到这话，阿波利奈尔似乎深受感动。他转身问一位在避难所帮忙的志愿者：“明天会是怎样？”这些无家可归的巴黎人，下一步的命运是什么？志愿者回答道：“这些男人，多数会去工作；这些女人，多数会留在这儿，做些针线活，或是照顾孩子。”阿波利奈尔从这些灾民的栖身之地走出来，尽管深表同情，但在描述所看到的情景时，他依然感到一丝厌恶：“人身上的臭味真是可怕。” (37) 阿波利奈尔穿过这座富丽的避难所，离开了圣叙尔皮斯教堂，出门的时候，他可能抬头看见了欧仁·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的巨幅画作，上面的雅各（Jacob）挣扎着，希望得到天使的祝福。用这幅画来比喻此时的巴黎非常贴切，这座城市正在挣扎着希望获救。
到了1月26日，巴黎市的通行就得靠船了。在几个社区，一些有商业头脑的巴黎市民用一只临时凑合的船将人从受淹的街道或从广场的一边送到另一边。有时，船上一次可以挤五六个人，平时步行可以走过的街道现在要乘船穿过。头戴圆顶硬礼帽、身穿厚羊毛大衣的绅士常常和头戴便帽、身穿廉价夹克的工人紧挨着坐在一起。那些船夫，很多可能是河道上的工人，在洪水里撑着长长的竹竿，推动小船前行，走过水下面的街道。乘客有时会纳闷，这种善意的行为是否应该收取费用，因为警察部门通常会补贴船夫。为了避免对所谓剥削的担忧，警察局或军方开的船最终替代了这些私人小船。
对有些人来说，这些船是他们唯一的生命线。在一个社区，库堂先生（Monsieur Coutant）一直在帮助组织人员撤离，疏散了将近70名受灾者，其中有很多是妇女、儿童和病人。一位匿名目击者告诉《人道报》：“我们只有一只船，三名船员，没日没夜地运送着灾民。”但是这些人又被叫走去干别的了。现在救人的责任就落到了库堂肩上，他的邻居越来越绝望，求他给予帮助。库堂沮丧地告诉他们：“我没有分身术。”可是，这些人担心自己的安全，就抓住库堂的衣领，迫使他上船，带着他们渡过深深的洪水。 (38)
由于自己没有船，很多巴黎市民退而求其次，自己制作木筏。尽管害怕落水，但他们依然乘自制的筏子涉过洪水。为了保持健康，很多中产阶级一直长期进行游泳锻炼。进入20世纪，医疗改革者把游泳作为法国人强身健体的一种手段，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担心国民身体素质弱，如果再发生一场与德国或其他敌对国家的战争，恐怕法国就要灭亡了。尽管如此，游泳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有闲阶层的活动，很多在街上涉水而过的巴黎市民要么一点儿不会游泳，要么游得不好。
因为害怕洪水，人们把木板、旧箱子、盒子以及任何能漂浮的杂物绑在一起，然后找一个杆子，在水里撑着走。乘坐这种简陋木筏的人，如果要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还真需要些运气。在贾维尔路，一位老年妇女手脚并用地趴在这样简陋的船上，身上裹着一个披肩，头上盖着一个围巾，以遮挡风寒。她非常担心自己会落到水里，死死地盯着她的目的地方向，祈祷着快点到，极力压抑着内心的恐惧。她身下的木筏是临时把一个薄薄的木板搭在两个桶上制成的，左右摇晃。一名警察用长长的篙撑着这个晃晃悠悠的木筏，眼睛一眨也不眨，好像这个木筏是用信念绑在一起的。
在有些社区，市政府雇用的工程师和劳力利用大一些的独轮车运送人们渡过洪水。在巴黎市西边的帕西码头（Quai de Passy），一名当地工人拉着一辆小车走过一段斜坡，来到一个楼梯底下，那儿有很多人，包括戴着宽边时尚帽子的女士，都在排队等着坐这个小车渡过及膝深的洪水。拉小车的人每天都在水里走，身上要比他的乘客湿多了。这些城市工人，可能是道路维修人员或者公园的园丁，也可能是地铁司机，他们推拉着这样的小车穿过街道，尽可能地把乘客送到他们要去的地方。1月26日，菲利希安·大卫路及其周围街道上的洪水上涨了很多，这些工人和志愿者再也不能拉着他们的小车送人了。为此，这个城区的很多人开始抬高步行桥。幸运的是，政府派来了几条船，还来了一个小舰队，海军和工程兵团的士兵驾驶船只在当地巡游，搜寻需要救助的人。
再回到国民议会大楼，1月26日星期三，昏暗、寒冷的走廊里只有一些脚步声在回荡。墙上的小油灯发出微弱的光，议员和工作人员几乎看不到走出大楼的路。罗伯特·凯贝尔在他的日记里写道，大楼里的人那天夜里“好像是游荡在冥府里的幽魂”，这个比喻很是自嘲，因为波旁宫里的温度达到了冰点。 (39) 为了取暖，住在大楼里的工作人员用他们储存起来的木块点起了炉子。政府大楼里的气氛越来越紧张，越来越令人焦虑，食品开始短缺。凯贝尔望着依旧在上涨的洪水。第二天早上，洪水开始淹没大楼外面代表着法律的雕像了。
(1) 来源：Charles Eggimann，ed. Paris inondé：la crue de la Seine de janvier 1910. Paris：Editions du Journal des Débats，1910.承蒙范德堡大学的让和亚历山大-赫德图书馆特刊部W.T.邦迪中心惠允使用。
(2) Une Vinaigrerie sauté à Ivry. Le Journal，1910-01-26.
(3) Bulletin Municipal Officiel，1910-02-07：581.
(4) Trois villes cernées. L'Humanité， 1910-01-26.
(5) Archives de Paris，VD 6 2101.
(6) G. Barrier. Les Inondations de janvier 1910 et l' école d'Alfort. Paris：L'Imprimerie Chaix，1910：11.
(7) G. Barrier. Les Inondations de janvier 1910 et l' école d'Alfort. Paris：L'Imprimerie Chaix，1910：14.
(8) Robert Campelle.La Crue au Palais⁃Bourbon（janvier 1910）：émotions d'un sténographe.Paris：L'Emancipatrice，1910：5.
(9) The Great Flood of Paris. Current Literature，1910-03，48：266.
(10) Helen Davenport Gibbons. Paris Vistas. New York：Century Company，1919：164.
(11) The Great Flood of Paris. Current Literature 1910-03，48：261.
(12) Gibbons. Paris Vistas：164.
(13) Memo from Commissaire spécial Gare［de］Leon to Préfet［de］Police，1910-01-25. Archives de Paris，F7 12649.
(14) Une Victie de la crue. Le Matin，1910-01-25.
(15) 正如法国妇女联盟所言，她们的工作使她们成为“大家庭的活跃力量，将全体法国人团结在一起，同心同德，全力以赴”。Union des Femmes de France. Cinquantenaire.1881—1931. Paris：Croix⁃Rouge Française，1931：5.
(16) Sur les ruines. Le Matin，1910-02-05.
(17) Les Inondations. Le Temps，1910-02-06.
(18) Comte de Sabran⁃Pontevès. Sonnet. Bibliothèque Historique de la Ville de Paris. Flood Collection.
(19) Appel à la population，1910-01-24. Archives de Paris，D1 8Z 1.
(20) Aux habitants du VIIIe arrondissement，1910-01-26. Archives de Paris，D3 S4 27.
(21) The Floods in Paris. Times（London），1910-01-28.
(22) M. Fallières visite la banlieue. Le Gaulois，1910-01-26.
(23) Lights and Shadows of the Paris Flood. New York Times，1910-02-13.
(24) Martin Gale. Le Carnet des Heures. L'Intransigeant，1910-01-29.
(25) 来源：Pierre Petit，Paris inondé. janvier 1910：32 vues. Paris：Pierre Petit，1910.承蒙范德堡大学的让和亚历山大-赫德图书馆特刊部W.T.邦迪中心惠允使用。
(26) Laurence Jerrold. Paris After the Flood. Contemporary Review，1910-03，97：284.
(27) ③The Great Flood of Paris. Current Literature， 1910-03，48：266.
(28) Saw Start of Paris Flood. New York Times，1910-02-01.
(29) Alain［Emile Chartier］. Les Propos d'un Normand de 1910.Paris：Institute Alain，1995：34.
(30) Bulletin Municipal Officiel，1910-02-05：560.
(31) ②Bulletin Municipal Officiel，1910-02-05：560.
(32) Désastre incalculable. Le Matin，1910-01-27.
(33) Bulletin Municipal Officiel，1910-02-05：560.
(34) Bulletin Municipal Officiel，1910-02-05：563-564.
(35) ②Bulletin Municipal Officiel，1910-02-05：563-564.
(36) Guillaume Apollinaire. Oeuvres en prose compléte. vol.3. Paris：Gallimard，1993：411.
(37) Apollinaire. Oeuvres：410-412.
(38) Trois villes cernées. L'Humanité， 1910-01-26.
(39) Capelle. La Crue：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