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疲于应付
奥赛站的内景是摄影师的最爱，摄影师的镜头通常会聚焦于中央大厅里灯光闪烁的拱道。此时，电气化铁路被淹没在几英尺深的洪水下面 (1)
1月28日星期五，记者亨利·莱弗丹（Henri Lavedan）沿着码头蹚水前行，塞纳河一览无余，他在给《画报》撰写的文章中写道：“这就是塞纳河，吕泰斯（Lutece）的塞纳河……就像一辆无声的战车在疾驰，就像被满身泥浆的狂奔烈马所拉动，一路向前，奔向大海。”莱弗丹使用罗马人对巴黎的称呼“吕泰斯”，反映了他看到河水肆虐后的心情。这一灾难无疑就是一个现代版的古代悲剧，就像庞贝城或其他的灾难一样，使城市变成了废墟。
前几天，莱弗丹和其他巴黎人一起，沿着河岸慢行，走过六座桥，透过桥的栏杆观看塞纳河。塞纳河上的桥有几十座，但那时依然通行使用的，只有六座了。与其他巴黎人一样，莱弗丹对塞纳河翻滚昏黄的河水以及满满的垃圾废物感到惊奇。这一天，莱弗丹又冒着凄风苦雨，来到塞纳河边，这一次几乎就他一个人。酷寒凄冷的天气让多数看客望而却步，不敢引颈观看河里的洪水：“寒风将冷雨打在脸上，像刀割一样，好奇的人没有以往那么多了。” (2) 看一眼河水暴涨的塞纳河，对多数人来说，已经变得太过刺激和紧张了。
经过几天的蓄积，塞纳河开始释放全部的威力，咆哮的洪水顺河而下，据媒体估计，水流时速达每小时25英里。在那个暴雨倾盆的星期五，塞纳河的水位最终超过正常水平20英尺，仅次于1658年的历史最高纪录，当时塞纳河水也是在整个左岸和右岸肆意泛滥。轻步兵石雕依然勇敢地和他的三个战友坚守在阿尔马桥的台柱上，河水已经漫到他们的脖子。德比利堤道（Quai Debilly）在阿尔马桥下游，距阿尔马桥台柱仅几十码远。那天早晨，有几位抗灾的战士将他们的船拴在德比利堤道上，其中一位在下船的时候被塞纳河水冲走了。虽然他幸存了下来，但是官方此后严禁将任何小船停泊在塞纳河沿岸，因为塞纳河水势迅猛，危险极大。
连绵不断的大雨打在街道上，拍击着塞纳河的河面，发出单调、沉闷的声音，进一步增加了整个巴黎街区洪水的深度。现在的塞纳河向两岸拓展，将人们熟悉的街道、桥梁和建筑组成的陆地风景，变成了陌生的水乡风景。张贴在广告栏上五颜六色的演出或百货店减价的海报，现在都失去了耀眼的光彩——由于长时间的洪水浸泡，色彩已经剥落，变得黯淡了。
雨停以后，圣-库洛航空俱乐部罕见地升起了气球，上面坐着观光客和摄影者，他们飞过灰暗的天空，俯瞰巴黎遭洪水破坏的情况。 (3) 他们的飞行器从乌云下面飞过，那些黑云已经盘旋在巴黎上空很久了，巴黎人几乎都记不起上次见到太阳是什么时候了。
美国作家海伦·达文波特·吉本斯几天来一直焦虑地观察着塞纳河的上涨情况。1月28日星期五，她和她的家人乘坐出租车，尽可能地靠近巴黎圣母院。一家人在冰冷的雨中来到巴黎的这座哥特式大教堂，希望能走到塔楼上看看洪水的情况。吉本斯在冬天的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说道：“我太冷了，简直爬不上去。”到了塔楼的顶上，她注视着城市的保护墙，对眼前的一切感到十分震撼。“从塔顶看到的一切独一无二，极不寻常，第二天可能就看不到了。我们看到了洪水最汹涌的时候，巴黎处于一片汪洋之中，大教堂的两边都是呼啸而过的洪水。”在远处，她看到垃圾废物顺河而下，挂在了桥上。她在巴黎生活了好几年，现在她所熟悉的城市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人们认识到，长久的居住让我们对城市的布局有一个大概的印象，但此刻，淹没在水中的灯柱和树木变成了恶魔。” (4)
尽管塞纳河的水位接近最高水平，尽管汹涌的洪水冲击着桥面，撞击着两边的岸墙，但是在城市的中心地带，洪水依然没有漫过岸墙。 (5)
塞纳河水没有从市中心漫过堤岸，而是从地下顺着各种通道奔涌。整整一周，河水从下水道里、两岸的地铁通道以及饱和的土壤中涌上来。对此，救援人员很是困扰，不知道如何保护城市不受从地下泛起的水浪的侵袭。1月28日，有个工人在困惑无奈中提交了一份报告，说他和他的同事在皇后大道（Cours la reine）“堵住了塞纳河的决口，但是从蒙田大道流过来的洪水还是把皇后大道淹没了，功夫全白费了” (6) 。皇后大道是一块美丽的绿地，将塞纳河与杜勒里花园（Tuileries Garden）隔开。沿着塞纳河岸进行抗洪并不一定能带来效果，因为洪水可以从其他通道进入皇后大道，比如从距岸墙几十码的地下管道冲出地面。街道、广场和人行道，因为下面的土壤被洪水浸泡，已经开始扭曲变形，甚至塌陷了。实际上，巴黎市正在巴黎人的脚下陷落着。有些街道上原来铺着木板，以使行人走起来更加舒适，现在洪水冲上了街道。海伦·达文波特·吉本斯回忆道：“我们看到铺路的木板一片狼藉。” (7) 所有残留的电灯现在都不亮了，整个巴黎市处于冬日漆黑的夜色之中。
1月21日洪水刚开始暴发的时候，警察局长路易·雷平曾在警察日志中写了简短的备忘录，提及洪水渗透到奥赛车站附近的南北地铁建筑工地，很显然，那时还不是一个紧急情况。现在，一周以后，到了1月 28日，雷平看到了洪水带来的破坏。
奥赛站现在已经成了巴黎最受欢迎的博物馆之一，收藏了数百幅印象主义的艺术作品，当时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电气铁路和火车的城市车站。该车站于1900年7月14日世博会期间投入使用，为巴黎市的电力发展增添了一抹亮色。它也是巴黎-奥尔良铁路公司的骄傲，该铁路公司在19世纪90年代末从法国政府那里买下来塞纳河沿岸的那块地，建成了新的车站。建筑师设计的这座美丽的车站，与左岸上圣日尔曼德普雷街区（Saint Germain Des Prés）附近的建筑，以及岸墙沿线历史悠久的建筑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岸墙沿线有黑色和金色相间的穹顶式建筑学院宫（Palais de l'Institut），那里是著名的法兰西学士院所在地，法国的学术精英在这个学术殿堂里从事着科学研究。
车站外面，正对着塞纳河是高高的穹顶式窗户、装饰典雅的复折式屋顶以及巨大的钟表。地铁站正面傲然显示着铁路站点的名字，提示巴黎人可以乘地铁去往哪些地方。大写字母“PO”是巴黎-奥尔良公司的缩写，提醒人们这个车站是巴黎-奥尔良公司引以为豪的资产。车站的富丽堂皇与周围社区的富奢豪华风格相称，同时还是20世纪现代技术的样板，它拥有完备的电梯、行李传送带和16个地下电气化轨道。
对于巴黎-奥尔良铁路公司来说，奥赛站处于更靠近城市中心的位置。巴黎-奥尔良铁路公司的另一个枢纽站奥斯特利茨站位于塞纳河上游，对面就是贝西商品批发区，这里曾一度是巴黎人乘车的主要目的地。为了将这两个姊妹车站连接起来，巴黎-奥尔良铁路公司沿着塞纳河铺设了电气化铁路轨道。但是，工程师沿着塞纳河将铁轨铺设到地下的时候，铺设的深度要比欧仁·贝尔格朗所建议的最深的深度还要深很多。欧仁·贝尔格朗是奥斯曼男爵手下负责水利设施的首席工程师，他对铁轨深度的建议主要是考虑了洪涝的危险。将岸墙一边的铁轨和另一边的河水隔开的保护性屏障，只能防御普通的洪涝。
1月28日，阻隔河水进入电气化铁路轨道的墙壁几乎支撑不住了，挡不住塞纳河的洪水。从奥斯特利茨站到奥赛站，这段距离有两英里以上，在混浊洪水的冲击下，防护墙的多个地方出现了溢流，整个铁路通道被洪水淹没。洪水也开始将奥古斯丁堤岸（Quai des Augustins）的石头冲得松动了。这段堤岸的附近就是美丽的圣米歇尔喷泉（Saint Michel Fountain），拉丁区的学生长期以来喜欢在喷泉边上聚会。当堤岸的保护墙多处漏水时，数千加仑的洪水就冲进下面的铁道。沿河铺设的地下铁路成为洪水进入左岸的主要通道之一。
1月28日那天，塞纳河不仅沿着整个地铁线流进奥赛站，还流进了周围社区窄窄的街道里。圣安德烈艺术路（Rue Saint⁃André⁃des⁃Arts）和比西十字路口（Carrefour de Buci）等购物区商铺林立，那里的洪水已有将近两英尺深。雅各路（Rue Jacob）也是如此，这里有几十个画廊，陈设着众多的油画和素描，是富人和雅士常常光顾的地方。里尔路和贝尔查斯路（Rue de Bellechase）两边的住宅区宁静安详，现在也被污浊的洪水浸泡了，水深有四英尺多，小区的居民发现他们的地下室被洪水淹没了，有好几英尺深。马扎然街（Rue Mazarine）就在学院宫的后面，那里的水深超过两英尺半。圣日耳曼德普雷因圣日耳曼德普雷修道院而得名，这座教堂建于公元6世纪，是巴黎最古老的修道院之一，距塞纳河很远，一般认为不会受到洪水的侵害。1910年，修道院的神父可能从高高的塔楼上往下看，为这座古老建筑的安全而祈祷。
洪水一旦到达奥赛站，就流进了车站里面，顺着车站的排水系统流动，最终会从车站里流出来，灌入塞纳河，从而形成一个巨大的循环。奥赛站的大厅已经成为一个室内湖，里面的站台和铁轨被几英尺深的水淹没了。奥赛站被洪水淹没的内景成为摄影师的最爱。为了拍摄城市被洪水肆虐的景象，摄影师们把镜头聚焦于奥赛站中央大厅内部硕大的拱形窗户。外面的光线透过那扇窗户照进来，照亮了空荡荡的站台。往常这里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在这些照片中，被照亮的拱道反射在静静的洪水里，形成令人震慑的对称画面。尽管洪水平静不动、气味难闻，但是这幅景象却让奥赛站看起来像是美丽的古代寺庙废墟。这个车站被洪水淹没以后，巴黎与其他地方的交通就被切断了，巴黎人也被困在了城市里，因为奥赛站是乘车往南去的主要站点之一。
除了雷平一周前在警察日志中所提及的，我们刚才还谈到洪水会流过车站，流经铁道，流入地铁，同时，塞纳河还从另外的通道进入了南北地铁线，这些通道就是地铁线路建造中在街道上留下的出入口。地下通道里水和空气的巨大压力以及吸力，很快将这个未完成的地铁线路变成了虹吸管，通过工人建造地铁线路时挖掘的洞把街道上的洪水吸进来。于是，洪水就开始在地铁通道里横冲直撞，最后在国民议会站与协和广场站之间又从地下返回到塞纳河里。
塞纳河主河道由东向西流，而在这次洪涝中，塞纳河的水则是通过河道下面的地铁线从南向北流，从左岸流向了右岸。南北地铁线本来是运送旅客的，但现在则是把洪水输送到了右岸，这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如果没有外界的力量，水不可能自己从左岸流向右岸。
那天下午，被吸进地铁通道的洪水涌向了右岸，决口距奥赛站只有一英里。于是，洪水开始泛滥，先是从地铁站口和下水道口喷出来，然后冲向几十个街道，渗入到所有人都认为安全的数百个建筑物。洪水大致沿着地铁线划了一个大大的弧线，从塞纳河堤进入右岸地区。也就是说，从宽阔的协和广场——法国大革命时期那里曾是残酷的断头台，冲向香榭丽舍、新古典主义的玛德兰教堂（The Church of Madeleine）、加尼叶歌剧院、奥斯曼大道以及罗莱特圣母院（Notre⁃Dame⁃de⁃Lorette）教堂。距塞纳河很远的地区现在也成了一片泽国，包括巴黎的另外一个重要火车站圣拉扎尔站（Gare Saint⁃Lazare）及其周边地区，这个车站的铁道现在已被洪水和污泥覆盖。工人们急忙用石头和水泥垒砌路障，堵住连接南北地铁线和圣拉扎尔站的通道，但是为时已晚，洪水已经冲了过去。平常人潮如涌的站前广场，现在已变成市中心的一个湖泊，使得周边地区数日来都无法通行。 (8)
洪水从圣拉扎尔站迅速蔓延到附近的其他区域，淹没了著名的卢浮宫百货公司（Grands Magasins）的地下室，这家百货公司富丽堂皇，是幢多层大楼，售卖的是最新款式的衣服和家居用品。巴黎两家最为知名的购物商场，一个是穹顶装饰着色彩斑斓、美轮美奂的玻璃的老佛爷百货公司（Galeries Lafayette），一个是春天百货公司 （Printemps），现在它们也不得不关门了。为确保安全，防止发生骚乱和抢掠事件，部队移驻到这一地区。
在附近的歌剧院广场（Place de l'Opéra），没有完工的地铁站积满了洪水，导致地面上的人行道开始晃动，接着出现漏洞，最后塌陷下去，使得装饰华丽的路灯柱东倒西歪，一片狼藉。宽阔的广场上开了个大洞，地下的东西暴露出来，包括建了一半的地铁站。考虑到街道的不稳定状态，警察很快就拉起了警戒线，将该地区拦起来，防止有人掉进去。现场有位记者担心巴黎歌剧院会出现最坏的情况：“整个这片地区可能会崩溃瓦解，已经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深沟，加尼叶宏大、辉煌的建筑作品就要轰然倒入那个大洞里。” (9) 这块区域有洪水、警察设立的路障以及在几条未被洪水淹没的街道上行驶的汽车，局面混乱。从玛德兰教堂到巴黎歌剧院的距离很短，只有1/4英里，现在到那里则需要很长时间，据记者H. 沃尔纳·艾伦说，需要两个小时。 (10)
洪水从地下进入奥斯曼大道以后，就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冲到建筑物内，这些建筑物很多都是新建的，在洪水的冲击下齐刷刷地倒在街道上。救援人员用沙袋堵住大道，防止洪水继续蔓延，但是他们的速度赶不上洪水的速度，临时垒成的拦水屏障只是迫使洪水流向其他方向，进入更多的房子。新闻媒体的报道说，圣拉扎尔站周围的建筑似乎是在下陷。有些观察者注意到，很多建筑现在呈现奇怪的倾斜角度，这令当地居民很是震惊。也许，人们以为塞纳河沿岸会发生洪水，但是在距塞纳河这么远的地方，他们从没想到也会有洪涝灾害。
警察和士兵继续从洪水里拯救巴黎市民，但并不是所有的救援都是成功的，甚至他们自身也发生了悲剧。22岁的下士欧仁-阿尔伯塔·特里皮尔（Eugène⁃Albert Tripier）在洪涝期间已经执行过很多救援任务，1月28日，他又和两名同事一起登上一只小船，开展新的救援。就在小船从码头驶离之前，一名电报员请求与他们一起走，以便派送一份重要的电报。四个人挤在超载的小船里，沿着右岸正对着埃菲尔铁塔的福柯街（Rue Foucault），向南朝塞纳河漂去。就在他们接近塞纳河的时候，一个巨浪从后面打来，把他们的船往前冲去。小船剧烈颠簸，他们紧紧靠在一起，霎那间，洪水的巨大力量将他们和小船一起掀到空中，越过岸墙，可能是顺着瀑布降落了下来。他们落到塞纳河主河道以后，其中两人掉进漩涡里，但是还能抓住旁边的树枝。他们努力地将头从冰冷的水里露出来，大呼救命。
小船现在已经失去了控制，载着另外两人向塞纳河的河心驶去。特里皮尔从船上站起来，跃入昏黄的河水中，向河岸游去，可能是希望救援他的朋友。他奋力与汹涌的洪水搏斗，使出全身的力气，希望到达堤岸。但也就是一眨眼的功夫，他筋疲力尽，消失在刺骨的塞纳河水里，被河道里湍急的水流裹挟走了。抱着树的那两个人，以及不会游泳而留在船上的那名士兵，最后都得救了。
特里皮尔的死立刻成为全城关注的传奇故事。新闻报刊高度赞扬他的牺牲精神，路易·雷平说，如果找到他的尸体，巴黎市将为他举行葬礼，感谢他所做的一切。 (11)
由于出现了像特里皮尔下士那样的英雄事迹，巴黎市民毫无疑问欢迎军方的救援。但是，焦虑不安的市民并不总是配合军方的救援。有时候，士兵们在巴黎和郊区会遇到一些市民，尽管他们的房屋处于坍塌的危险之中，但依然不愿意听从士兵的疏散建议，有些救援行动甚至演变成了对抗。很多市民只愿意接受食物和水，并不愿意被疏散到未被洪水淹没的地带，因为他们担心一旦离开，自己的家就会被抢劫一空。还有一些人不愿疏散是出于对当局的不信任。不管什么原因，巴黎市民有时抵制救援人员，尽管生活在被洪水损害的房屋里有危险，但他们宁愿自己承担责任也不愿意离开。如果不能劝说受灾人员离开他们的家，士兵们就经常在以后的日子里给他们带去抗洪物资。有的时候，行政管理权限的交叉还会造成其他冲突。比如郊区城镇维特里的市长拒绝让一只军方的小船通过他管辖下的受淹街道，去往一个附近的社区。为此，塞纳省的省长不得不专门写了一个条子，请这位市长允许军方通行。 (12)
不过，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对军方怀有戒心，特别是市议会会员路易·杜赛（Louis Dausset），他尤其没有戒心。据有些人（可能是他的政敌）所言，在1月28日市议会预算委员会的内部会议上，杜赛呼吁对巴黎实行“戒严”以应对洪灾，也就是说，将城市交给军方管理。做过教授的杜赛是法兰西祖国联盟（La Ligue de la Patrie Française）的创始人之一，这个联盟是奉行民族主义、支持政府的知识分子团体。其实，杜赛的政见是不明朗的，但是他提出的关于戒严的想法让很多人感到震惊甚至震怒。他们认为杜赛所想的是使抗洪救灾工作完全军事化。在杜赛的批评者特别是在那些担忧他右翼倾向的人心中，戒严就意味着在全城进行军事管制，废除民选的政府。在随后的几天里，新闻报刊纷纷发表社论，反对杜赛的建议，言辞颇为激烈。有些政治家公开谴责这一观点，希望让全社会了解，杜赛所言并不代表执政的每一个人。 (13)
杜赛坚持认为，他的建议只是为了更大程度上的有序化，因为实行统一的、协调一致的领导，可以使救灾工作更有成效。他声明，他的目的不是要军方接管城市，也不是寻求军事化管理或专制统治。也许是出于无意，杜赛对政府应对猝然到来的危机的能力提出了怀疑，这一质疑产生了极大的政治影响。
为了应对杜赛等人对政府直言不讳的严厉批评，阿里斯蒂德·白里安总理公开宣称，没有任何理由采取军事戒严这样的极端措施。他向巴黎市民保证，不排除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但只是在必要的时候。多年来，白里安一直致力于促进法国工会建设，但是就在几周前，他制止了一次铁路罢工，把抗议的工人征募到国民警卫队，逮捕了带头罢工的人。白里安强调，洪水暴发以来，巴黎市民一直非常镇定、沉着地应对，一点儿都不需要极端的抗洪措施，他希望众志成城的精神击破采取更加极端解决方案的呼声。很多报刊主笔站在总理和政府一边，抨击杜赛的想法，认为杜赛就是一个极端主义者。有位记者在《路灯》（La Lanterne）报上撰稿，将杜赛的建议比作1799年拿破仑的军事政变，认为“在每一次灾难中，都有一些人失去理智”，而杜赛就是这一类人。 (14) 同时，法国各省的报刊以及国际社会的媒体也参与报道了这一新闻，它给世界造成的印象是：巴黎遭受洪水重创，民选领导人处于将城市管理权力交给军方的边缘。
杜赛在1月28日的发言引发了关于城市如何有效应对危机的激烈讨论。根据几家报纸的报道，政府官员并不总是能够以最有效的方式提供救援。其中一篇报道说，第15区的居民希望得到资金援助，但是被政府官员拒绝了。考虑到洪灾发生后城市里出现的各种复杂问题，很多人也认为如果有统一的中央领导，也不是个多么坏的主意。
尤其是对于保守派人士来说，由军方来管理控制城市的想法很是合适，因为这样能满足他们寻求法制和秩序的愿望。杜赛的言辞激发了有关人士对民主政府及其商业支持者的恶毒攻击。在这一论争中，《闪电报》的保守派编辑厄内斯特·朱迪（Ernest Judet）发表文章，直言不讳地提出了责任问题。他认为，“每个人都开始认识到，当下的灾难不是没有缘由的事故”，因为政府的很多建筑工地缺乏有效的监督。因而，巴黎正是由于某些所谓的“富有魅力的创新”而塌陷了，这些创新导致了目前的混乱，包括地铁工程建设，使得洪水从地下渗出来。在朱迪看来，城市服务部门政出多家，目前正在影响洪涝期间的救灾工作。这种职能分散的状况不仅导致受灾人员得不到帮助，而且成了相关部门相互推诿的借口。工程师和警察会为了是否从塞纳河里打捞漂流木而争论不休，他们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是因为各有各的主管部门。朱迪公开呼吁实行统一的中央领导，这一点恰巧是杜赛无意或有意建议的。 (15)
亨利·德·拉雷戈（Henry de Larègle）出生于旧式贵族家庭，他赞同朱迪的观点，他在《太阳报》（Le Soleil）上发表政论，认为“国家和巴黎市的官员不仅要对洪涝的发生负有责任，而且还应该对洪涝造成的后果负责任，这是无可争议的”。他说，城市建设管理不善，“工程师削弱了巴黎地下的底土，对于塞纳河可能发生的洪水泛滥，没有采取丝毫的预防措施”。拉雷戈声称，河岸、码头的改建以及地铁的建设，都抬高了水位，“现政府说拥有以前洪涝灾害的准确地图，简直幼稚透顶”，因为政府根本没有考虑到城市的空间布局已经发生了变化。总而言之，工程、规划等政府部门都没有保护好巴黎，未能使它免于一场非常明显的危险。 (16)
批评家巴塞勒米·罗巴利亚（Barthélemy Robaglia）在报纸《吉尔·布拉斯》上发表文章，毫不犹豫地呼吁实施戒严令。他对政府对洪涝处置的方式深感焦虑，对所看到的抗洪救灾缺乏明确领导甚为不满，他大声疾呼，在每一位巴黎市民恪尽职责的时候，却“缺乏领导，没有人负责任”。他相信，正如有人所建议的，如果巴黎实行戒严，全城市民就不会陷入恐慌状态，而是会镇静下来，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做是必要的。“军事首长是必要的”， 罗巴利亚坦陈，“在他的领导指挥下，所有的服务部门、军方、警察、工程师、监督检查人员等，都会各就其位”。最后，他请求道：“我们能够实行戒严令，我们必须实行戒严令。” (17)
《法兰西行动》（L'Action Française）是同名社会团体主办的报纸，崇尚君主制度，因此就支持用一名有威望的领袖来替代职能界限不清的各个政府部门。这份报纸攻击民主政府是个骗子，嘲笑巴黎人民对自由的迷恋，呼吁建立强有力的政府。就“法兰西行动”这个组织来说，倾向于拥戴新的国王，领导法国这个国家。他们可能希望这次洪灾为他们的事业赢得支持。 (18)
右翼记者、小说家和讽刺作家雷翁·都德（Léon Daudet）是“法兰西行动”的创立者之一，他毫不留情地抨击第三共和国。不光是在危机发生期间，都德平时也猛烈地攻击政府。他在洪涝期间撰写的抨击檄文，先是以文章的形式发表，继而又以传单的形式散发，把政府称为“有罪的政权”。都德呼吁：民主制度已经将巴黎市置于危险之下，使政府机构充斥着腐败、无知的公务人员。“在这个行政官僚体系的顶端，是一群疯子、骗子、贩子、拉皮条客”，他们都是靠抢掠百姓的财产而自肥。在这样的政府领导下，巴黎已经不再是一个运转正常的文明城市。都德认为：“巴黎以前是一座城市，现在不仅从道德上，而且从物质上，都已蜕变成一个营地，汇聚着拙劣、有害的艺术品，一见之下给人以虚幻的印象，就像是一个永久的万国博览会。” (19)
在都德看来，现政府不仅是应对危急事件不力，而且还应该为洪灾的严重性受到谴责，因为它任由工程师和贪婪的地铁公司肆意进行工程建设。在另一篇批评文章里，都德将第三共和国怒斥为“偷窃政府、买卖政府、放高利贷政府、混乱政府、无序政府”，这种政府导致个人主义，最终陷入无政府混乱状态。他说，个人私欲在政府中得到强化，肆意膨胀，而政府却要为此买单。“由于他们掠夺了光荣的法兰西，破坏了它的自然保护能力，过度使用了它的土地，因此民主注定了要死亡……在他们的规划中，灾难和毁灭将不断积聚。”都德认为，工程师和科学家都是“傻子”，巴黎洪水的教训就是：“共和国必须打倒。” (20)
就在这种令人作呕的政治攻讦中，特别是来自极右政治阵营的政治谩骂中，出人意料地涌现出一股支持抗洪救灾的志愿者力量，这就是“报童王”（Camelots du Roi）组织。这个团体是1908年成立的，是当时反共和运动的一部分，因而也是反政府的，其成员都是右翼民族主义者，同时也是年轻的君主制主义者，致力于为了自己的事业而组织平民运动。作为更大的组织“法兰西行动”的青年团体，“报童王”致力于实现与皇家及天主教相联系的法国远景目标，猛烈抨击共和党人、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并从总体上反对民选政治，认为这一切都是腐败的。有时，他们与其他年轻的政治活跃分子言语不和，就会在大街上打架斗殴。这些“报童王”1908年攻击了一名索邦大学的教授，从而变得臭名昭著。他们攻击该教授的原因是，这位教授对贞德（Joan of Arc）表示不敬，而贞德是深受君主制主义者敬慕的英雄，因为她象征着法兰西的国家传统，这一传统又深深植根于“报童王”所崇仰的宗教背景之中。“报童王”冲进教授的教室里，与教授的支持者在街道上进行群殴。事实上，“报童王”把自己看作“行动派”，当需要保卫他们的信仰时，便挺身而出，甚至不惜使用暴力。
当洪水开始上涨时，“报童王”就出现在警察局，但这次他们是自愿提出要为抗灾尽一份力量。洪涝期间，只有右翼报纸刊载关于他们活动的报道。一位给反犹报纸《言论自由》（La Libre Parole）撰稿的作者在船上遇到一群“报童王”，认为他们是“彬彬有礼的青年才俊，从昨天就开始日夜不停地工作”，“将被洪水围困或冲击的市民从无助和苦难中解救出来”。 (21) 还有一些赞同他们行为的文章讲述他们帮助警察的事迹，宣传他们自己驾船出去救人的行动。为了“帮助受灾者，政府从报童王组织中挑选了一大批救援人员，这些人都是游泳健将” (22) 。毫无疑问，人们对所有的帮助都是欢迎的，不管这些帮助来自何方。沙朗东位于巴黎东南，塞纳河从那里流入巴黎。在沙朗东，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是有20个“报童王”找到当地市长，要去提供医疗救护服务，“市长表示热烈欢迎”。 (23) 在阿尔福维尔，“报童王”成立了一支夜间巡逻队，保护城镇财产不受抢劫。雷翁·都德在一篇社论里把“报童王”描写成“年轻而英勇的朋友，敢于冲进凄冷的黑夜，将老弱病残从死亡线上救出来，给绝望中的青年人送去慰藉，是给我们带来好消息的象征” (24) 。
作为一个成立相对较晚的组织，“报童王”无疑希望塑造他们的公众形象，不愿意让社会认为他们是一个由无赖组成的麻烦制造者团体，而是竭力让社会认为他们是一个致力于崇高事业的英勇战士组织。他们理所当然地把自己视为法兰西的信仰者，认为法兰西是一个强大、令人骄傲的国家，有着丰富的遗产，但是又相信，这个国家正在受到自由主义者和共和党人的攻击。在法国受到塞纳河洪水袭击的情势下，“报童王”将他们的行动定位于拯救巴黎和巴黎人民。这个组织的负责人之一毛里斯·皮若（Maurice Pujo）直言不讳地说：“共和国政府应该感到忌妒，因为它对我们的这种宣传无能为力……这是一种‘行动的宣传’。” (25) 他们相信，只有“报童王”这样的团体才能拯救法国，他们对法国的拯救从救援洪水中的难民开始。
爱德华·德拉蒙特（Edouard Drumont）是煽动反犹的报纸出版商，对政府抱有深深的敌意。考虑到他别有深意的动机，我们对他的话在理解上要格外谨慎，但是与那些一味称颂巴黎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文章相比，他对洪涝的描述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德拉蒙特在他的报纸《言论自由》上发表文章，对英雄主义和团结一致的思想观念发表自己的看法，认为“这是一个永远给人带来惊奇的话题”，因为巴黎现在事实上“正滑向无政府的混乱状态，而且像洪水一样日甚一日地滑向无政府混乱状态……现在的领导们不知道该给人民发布什么样的命令，而且尤为要命的是，他们对于应该发布的命令首鼠两端。他们表现出本能的忠诚，但又对什么都不信任；他们履行自己的职责，但是履行的时候又总是漠然地耸肩” (26) 。
此时的政治氛围和社会氛围都非常混乱不安，新闻媒体散布着激烈的反政府指控，社会上存在着抢劫掠夺的风险，大街上则是鼓噪的右翼团体。到了1月28日，巴黎城内到处都是军人，自然而然地引发人们的质疑，在应对危急情况时，军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杜赛在这一天似乎率性而为地呼吁实行戒严令，给保守派人士带来了希望，即为救灾采取果敢的行动，甚至是军事占领。
对于共和国的支持者和站在左翼政治立场的人士来说，杜赛实行戒严令的建议不啻为当头一棒，甚至是背叛。巴黎公社及其后来的血腥依然让很多巴黎人心有余悸，特别是对于那些支持1871年起义的人来说，宣布实施军事戒严就意味着将那支在巴黎街道上屠杀了他们众多同志的军队再次请进来，就是那支部队制造了“血腥的一周”，粉碎了他们实现巴黎独立的梦想，并占领了巴黎很多年。《晨报》的一名主笔认为巴黎的工程建设加剧了洪涝的恶化，并将巴黎的工程与1870年法国军队令人尴尬的失利相提并论。他说：“巴黎的工程建设遭遇这样的失败，原因是缺乏未雨绸缪，没有采取预防措施。” (27) 另一位主笔写道：“就像经历1870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的失败一样，我们经历了这次洪涝灾害。在这两次围困中，我们都看到了炸弹的降落。” (28) 提及巴黎围困这一问题，再次唤起人们对近代法国历史上最为分裂、最为恐怖的一页的回忆，事实上，那次围困刚刚过去40年，从那次围困中幸存下来的人依然记忆犹新。由于巴黎有这样这一段被围困、被军事占领、城市和国家之间存在紧张关系的历史，杜赛碰触到了巴黎人紧张的神经。
事实上，对于巴黎公社的记忆并不是很多巴黎人不信任军方的唯一原因，还有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19世纪末，法国发生了最大的丑闻，德雷福斯事件 （Dreyfus Affair）。由于对这个事件所持的政治立场不同，法国人分裂为不同的派别。洪水暴发期间，很多巴黎人心中对于那次臭名远扬的论争的记忆依然挥之不去。正是由于这些历史，法国军方失去了巴黎人的信任，很多人不再把军队看作是人民和国家的保护者。
1894年，法国军方的一批绝密文件被泄露给德国军方，但是没有人知道谁是泄密叛国者。法国人对普法战争中失败的痛苦依然难以忘怀，对这次信息安全中再次出现的差错更是感到蒙羞，没有一个法国人相信自己的军方人员竟然会心甘情愿地与敌方合作，军中的一些人决定将泄密的责任推到一个名叫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的犹太裔上尉身上。爱德华·德拉蒙特是《言论自由》的创始人，也是狂热的反犹分子，他对当时的大众恐慌以及所谓的阴谋论推波助澜，大声呼吁要对德雷福斯进行调查，希望坐实德雷福斯的罪名。法国军方为了挽回声誉，避免陷入更进一步的难堪，就决定开展虚假的调查，用伪造的证据对德雷福斯进行陷害，将他变成了一个替罪羊。尽管没有发现任何间谍证据，军事法庭依然匆匆结案，作出了事先就确定好的有罪判决。德雷福斯被法国军方公开剥夺了军衔，被控有叛国罪，判处去法属圭亚那的魔鬼岛服刑。整个事件得到了保守派政客、反犹人士以及诸多天主教人士的支持。
后来，德雷福斯的家人以及其他支持者不断地申诉，要求重新开庭审判。在这一背景下，法国著名作家埃米尔·左拉在《震旦报》（L'Aurore）上发表措辞严厉的公开信《我控诉》（J'accuse）。他当众谴责军方罗织罪名，背离公正，诬陷一名无辜的人，同时还抨击政府纵容军方的行为。左拉的批评触及第三共和国的核心价值观，特别是涉及军队在民主政府中的地位问题。长久以来，法国军队一直是维护君主、贵族和教会等特权阶层的利益，现在的问题是，这样一个军队是否能为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价值观提供保护，作为国家机器，这支军队的地位正在受到质疑。在很多人看来，犯有背叛罪的不是德雷福斯，而是军方，不仅背叛了法国，而且背叛了这个国家千辛万苦争取来的个人自由、宗教自由、公平公正以及法治等价值观念。尽管如此，依然有许多人认为德雷福斯是有罪的。
于是，有些人支持德雷福斯，认为他是军方腐败和宗教狭隘的牺牲品；有些人认为德雷福斯是个间谍，是法兰西的叛国者。双方发生了激烈、全面的论战。1906年，国民议会最终赦免德雷福斯，使得这场争论尘埃落定。直到此时，很多法国人才开始对军方表现出严重的不信任，公开对军方表示厌恶和不满，因为军方对一个无辜的人进行了不公正的审判。
四年以后，就是那支不公正判决德雷福斯的部队，来到了巴黎的街头，很多人对于他们是否值得信任心存疑虑。他们就是路易·杜赛1月28日在洪水高峰时期建议巴黎人将他们的城市所要交付的那支部队。德雷福斯事件的伤口仍然没有愈合，很多人觉得，如果将他们的城市拱手让给这支军队管理，并实行戒严，那将是一件既痛苦又恐怖的事情。
洪涝期间并没有实行军事戒严。民选政府继续指导着军队的救灾行动，尽管巴黎与法国军队之间的过节令人烦扰，但是巴黎市民在危机之中对士兵和水手还是欢迎的。在洪灾中，法国军方一直努力地治愈一些过去的创伤，特别是巴黎市民亲眼看到了士兵那么辛苦地保护他们和他们的城市。不论在街道上还是在报刊杂志上，巴黎人都能看到部队的士兵搭建人行桥、维护社会秩序、防止偷窃抢劫案件发生。有一张照片显示，一群士兵围在一个水泵旁边，手摇水泵的两个把手旁各有一名士兵，他们不辞辛苦地将洪水从大楼的地下室里抽出来。其他的士兵脱掉上衣，在后面等着。法国士兵挽起袖子，不怕脏、不怕累，不是为了占领巴黎，而是为了救援巴黎。
(1) 来源：Charles Eggimann，ed. Paris inondé：la crue de la Seine de janvier 1910. Paris：Editions du Journal des Débats，1910.承蒙范德堡大学的让和亚历山大-赫德图书馆特刊部W.T.邦迪中心惠允使用。
(2) Henri Lavedan. Courrier de Paris. L'Illustration，1910-02-05：90.
(3) Seine is expected to recede in Paris flood crisis today.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1910-01-28.
(4) Helen Davenport Gibbons. Paris Vistas. New York：Century Company，1919：163.
(5) 今天，人们沿着河岸可以看到竖立着的巨大测量柱，上面显示洪峰到来时水的深度。测量柱上有刻度线，很多刻度线距岸墙的顶端只有几英寸，最高的刻度线上写着“1910”。
(6) Report of Service de la Voie Publique，1910-01-28. Archives de Paris，VO NC 834.
(7) Gibbons. Paris Vistas：165.
(8) 很多资料描述了巴黎右岸地区的洪涝，这些资料主要有：H. Warner Allen. The Seine in Flood. The Living Age 1910-04—1910-06：47；L'Inondation de 1910. L'Illustration，1910-02-05：92-93；La Crue de la Seine，de javier 1910. Le Génie civil，1910-02-05：259-60；Commission. Rapports et documents：257，261. Commission des Inondation. Rapports et documents divers. Paris：Imprimerie National，1910：257，261.
(9) Laurence Jerrold. Paris After the Flood. Contemporary Review，1910-03，97：285.
(10) Allen.The Seine in Flood：36.
(11) 关于特里皮尔事迹的报道，主要有：La Premiére victime. L'Eclair，1910-01-29；Un Caporal noyé. L'Intransigeant，1910-01-29。特里皮尔的葬礼资料收藏于巴黎城市历史图书馆（Bibliotheque historique de la ville de Paris）的洪涝资料室。
(12) Memo from Préfet［de la］Seine to Marie［de］Vitry. Archives Nationales，F7 12649.
(13) 在巴黎档案馆关于洪涝的文件中，有大量关于杜赛辩论情况的媒体报道，显示出市政府的某些人认为这是一个极有意义的插曲。巴黎档案馆，档案号：D3 S4 21.
(14) Semeurs de panique. Lanterne，1910-01-31.
(15) Ernest Judet. Les Cinq pouvoirs. L'Éclair，1910-01-29.
(16) Henry de Larègle. Les Résponsabilitès. Le Soleil，1910-02-29.
(17) Barthélemy Robaglia. Pas d'affolement，NON！Mais l'état de siège，OUI！Gil Blas，1910-01-29.
(18) L'Unité de commandement. L'Action française，1910-01-30.
(19) Léon Daudet. Un Régime criminal. L'Action Française，1910-01-28；flyer in Archives de Paris，D3 S4 25.
(20) Léon Daudet. La leçon de l'eau：A bas la république. L'Action Française，1910-01-30.
(21) Oscar Harvard. L'Inondation，Impressions d'un passager. La Libre Parole，1910-02-01.
(22) Le Desastre. L'Action Française，1910-01-28.
(23) Les Camelots du Roi a l'ouvrage. L'Action Française， 1910-01-28.
(24) Daudet. La leçon de l'eau.
(25) Maurice Pujo. Le sauvetage et le ravitaillement. http：// camelotsduroi.canalblog.com/archives/1a_les_camelots_lors_des_inondations_de_paris_en_1910/index.html.
(26) Edouard Drumont. Après le déluge. La Libre Parole，1910-02-03.
(27) Henry de Jouvenal from Le Matin. as quoted in The Floods in France. London Times，1910-02-01.
(28) Arthur Meyer. Catastrophe nationale. Le Gaulois，1910-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