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溃的边缘
红十字会、天主教会和政府设立的救助站里住着数千名因洪峰而被迫离开家园的巴黎市民 (1)
这么大规模的自然灾难引发了一些精神层面的解释。1月28日，巴黎市民参加红衣大主教阿麦特专门举行的弥撒，在天主教堂里向上帝祈祷。神秘主义作家R. 罗泽尔（R. Rozier）博士对于这次洪水泛滥的解释与大多数人有些不同，他不把这场水患视为上帝的惩罚，而是将其看作另一种超自然力量。他声称自己事先看到了洪水的迹象，是唯一预测到洪水有多么强大的人。作为预言研究者，罗泽尔认为，过度的森林砍伐惹怒了生活在法国森林中的仙女。他相信，就是这些仙女导致了水患的发生。只有重新植树造林，才能平复森林之神和水神的不满。 (2)
诡异的是，出现了这样一个巧合。洪水暴发的那一周，哈雷彗星从巴黎上空掠过，于是，就有人猜测这位天外来客和不寻常的天气之间可能具有某种联系。当然，两者之间不会有什么联系，但是对某些人来说，哈雷彗星的出现总是一个奇怪的征兆。如果回到人类早期的时代，每当天有异象时，往往就会说要发生不寻常的事件。这次洪灾如此非同寻常，也许只有天外事件才能解释地球上所发生的一切。
1月28日，洪水到达顶峰，伦敦《每日电讯报》驻巴黎记者劳伦斯·杰罗德从黑暗的公寓楼里摸索着走下楼梯，出来看看城市的情况。早些时候，电灯都灭了，因为没有电，大楼的电梯也都停止了运行。杰罗德来到外面的街上，立马闻到强烈的刺鼻味道，他大为惊讶。巴黎及其郊区的很多地方都弥漫着越来越浓的污水、垃圾和霉菌相混杂的恶臭味。杰罗德并没有因此而退却，依然走在积满洪水的街道上，他简直不敢相信眼前所呈现的一片废墟的景象。
只有很少几辆火车还在淤泥和洪水中运行，当然开得比平常慢很多。杰罗德乘上一列开往圣拉扎尔站的火车，这个车站主要车轨上面的钢结构顶篷已经在印象主义画家笔下成为现代城市的著名象征。此时，这个车站非常空荡、昏暗，杰罗德从前门出来，看了看眼前曾经熟悉的广场。他所看到的已不再是罗马广场（Place de Rome），而是数百英尺宽的一个潟湖，这令他大吃一惊，简直难以相信。
往日里，圣拉扎尔站及其周围人群拥挤，有商贩、游客、行人和车辆。现在，洪水剥夺了巴黎这片地方人们的生活，杰罗德四下环顾，一片死寂，他深感惊恐。水面平滑如镜，波澜不惊，只有微风吹过或小船摇橹前来时，这个右岸上突然出现的潟湖上面才会出现层层涟漪。
杰罗德凝视着眼前洪水造成的破坏，脑子里突然出现一幅清晰的画面。那个时候，很多人在洪水暴发之际想到了威尼斯，杰罗德却不是，他看到眼前的景象，想到的是不久前另一次毁灭性的灾难。1908年12月，意大利的墨西拿海峡（Messina Strait）发生了7.5级地震。墨西拿海峡将西西里岛（Sicily）从亚平宁半岛的靴子尖上分开。地震发生后，立即掀起40英尺高的海浪，吞噬了地中海附近的城市和村镇。墨西拿地震在欧洲历史上破坏性最大，死亡人数至少有6万，而据有些推测，死亡人数则高达20万。
杰罗德曾作为记者报道过墨西拿地震。在墨西拿，地震过后，地面上的东西几乎荡然无存，因此杰罗德将巴黎比作墨西拿，显然有点言过其实。不过，他站在那里，四下全是洪水给巴黎带来的破坏，他能想到的唯一能帮助他理解眼前景象的，也就是墨西拿了。罗杰德给《当代评论》（Contemporary Review）杂志撰写的文章是关于这次洪灾最好的、最长的报道之一。他写道：“一两根灯柱歪歪斜斜，路面隆起，铁轨扭曲，静静的水面覆盖着街道，到处是死一般的沉寂。房子里一片黑暗，空无一人，远处有一群人在默默地、缓慢地走动。在墨西拿港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幅景象……圣拉扎尔站看起来就像墨西拿的游艇船坞一样，一片死寂。” (3)
车站里面，洪水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车站管理部门报告说，洪水的压力导致从罗马广场到地铁入口的人行通道弯曲变形，地铁入口随时都有坍塌的危险，从而导致车站内的其他建筑物也可能会一起倒塌。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多数通往车站的入口都封闭了。
杰罗德随着人群从圣拉扎尔站走出来。“我们拖着脚步前行，茫然无措地看着曾经的罗马广场，现在已变成一片污浊、昏黄、恶臭的水域。水中的售票站、卖报亭东倒西歪，还有两三根横卧的灯柱，就像水中的小岛。同样，这里的洪水也淹没了旅馆、咖啡馆和商店的地下室，一切都空荡荡的，死寂无声。”人群慢慢地、默默地走出车站，四下里望着，寻找出去的通道。有的妇女低声说：“我的上帝啊！”警察想让人群有序地行走，但也只是轻声说出简短的指示性话语。
“巴黎市中心一夜之间就变得这样死寂一片了吗？看起来的确是死寂了。直到星期五那天看到不再繁忙拥挤的车站，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完全的死寂景象。”杰罗德描述的死寂不是人的死亡，而是巴黎市的沉寂无声。“它会整个沉陷下去吗？很有可能，巴黎所有的一切虽然不会像墨西拿那样化为一堆尘土，但是会化为一摊泥浆，泥浆中混杂着落石和砖头。”他注意到，加尼叶歌剧院就在附近，歌剧院周围的街道就像果冻一样，路在他的脚下弯曲变形，错位泥滑。“整个巴黎要一下子塌陷吗？巴黎城要一点一点地瓦解吗？或许巴黎的一切都真的在劫难逃，或许这真的就是巴黎的末日，这意味着也是巴黎人的世界末日。” (4)
离开圣拉扎尔站，杰罗德转身走向左岸，走过塞纳河，来到工人阶级居住的圣多米尼克街（Rue Saint Dominique）。金色穹顶的荣誉军人院（Hôtel des Invalides）就在附近，其一楼的房间里已经积满洪水，淹到了天花板，生活用品之类的东西漂浮在街道上的洪水里。人们辛苦工作赚钱购买并小心呵护、擦拭的珍贵家具，现在被用来搭建人行道，上面淤泥斑斑，被人们踩着爬到船上去。有一位寡妇刚刚从她的小公寓里被解救出来，她突然想起旧纸盒子忘记拿了，里面有她所有的钱财。杰罗德看见消防队员划船再把她送回家，以便让她取回辛苦赚来的积蓄。在圣皮埃尔·格乐仕·卡鲁教堂（Saint⁃Pierre Gros Caillou）附近，他还看到了一家六口已经三天没有吃饭了，他们“偶然被人遗忘了，家里太贫困了，没有储存任何食物，也太虚弱了，连呼救的力气都没有”。还有一位年老的看门人，她照看的房舍被洪水淹没，她也被淹死了。一位水手抱着她的尸体，把她放到小船上。“医生无法到病人那儿去，婴儿就在简陋的民房中降生，产妇24小时都没有得到任何帮助。” (5)
杰罗德1月28日在巴黎城行走的时候，一定看到了已经成为一片沼泽的荣军院广场。荣军院广场本来是一块美丽的绿地，两边连接着荣军院和亚历山大三世桥。从荣军院到奥赛站之间，整个河岸延伸地带全是洪水。在这片区域，人们搭建了复杂的人行步道，可以步行通过。1月28日这天，走步行木桥穿越荣军院广场的人很多，致使木桥在重压之下倒塌，桥上的一群巴黎市民掉入冰冷、污浊的洪水中。荣军院广场上的步行桥很快就修好了，设有警察严格把守，并限制一次通过桥的人数。
伦敦《晨邮报》驻巴黎记者H. 沃尔纳·艾伦回忆了很多步行桥断裂坍塌的情形。他把所见所闻撰写成《洪水中的塞纳河》一文，并在美国和英国的杂志上发表。他写道：“男人们早晨穿着干净的鞋子出门，忙碌一天回家时就不得不在没有灯光的街道上蹚着及膝深的水行走，或者是踩着窄窄的木板通道小心翼翼地挪动，但往往会发现就在洪水最深的地方，人行木桥坍塌了。” (6)
和巴黎市民一样，城里的动物也被洪水困住了。左岸区的奥斯特利茨北面就是巴黎植物园（Jardin des Plantes）和动物园。1月28日，动物园的管理人员开始担心动物的安全问题，因为塞纳河的洪水已经进入到很多动物的生活区，将动物困在笼子里，动物们既没有食物，也没有清洁的水。面对越来越深的塞纳河浊水，熊别无招数，只能爬到熊的围栏中地势较高的地方，现在那里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岛。动物园的管理者开始往外大量迁移动物，但是这样做并不容易。美国作家海伦·达文波特·吉本斯写道：“动物们很快就爬到树上去了，用木板将它们引下来并赶入便于运输的笼子里非常考验人的智慧，不会攀爬的动物几乎被淹死。我们看到，动物园的管理人员要么用吊车把它们吊出来，要么用结实的网把它们网出来。” (7) 鳄鱼发现自己的池子被洪水淹没后，就想逃到河里去。动物园的管理人员拍打着水面，试图捉住那些鳄鱼。随着有关动物园传闻的增多，谣言也开始传播，说是动物园的动物已经逃了出来，在巴黎的街道上乱窜。由于寒冷、潮湿和饥饿，动物在笼子里吼叫、窜动，不知所措。尽管动物园的管理人员尽了最大努力，但至少有一只长颈鹿不配合营救，最终死去。两只羚羊也在洪水中丧生，一头大象因洪水而得了风湿病。 (8)
这段时间里，市政厅的工作人员竭尽全力保护数千份重要的法律文件，防止被洪水冲走。市银行的后勤人员和其他雇员多次去地下室抢救抵押品，这些抵押品价值在2.5亿法郎左右。1月28日白天，地下室的洪水在六个小时里又上涨了将近五英尺，这些市政府和银行的工作人员在黑暗的楼道里爬上爬下，搬运了大约13万份文件。男性员工将沙袋堆在墙下，尽可能地防止洪水进入。 (9)
《画报》记者亨利·莱弗丹在描述1月28日的洪峰时这样写道：“噢！可怜的人啊！可怜而渺小的人啊！他们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辛苦挣钱，才营造了这么个可以吃饭、睡觉的小窝……好不容易购置了钟表……弄了些小摆设和纪念品……但瞬间就丧失了这些虽然菲薄但在他们眼里弥足珍贵的家产，再重新操办不知要到何年何月。” (10)
D系统是法国人相信自己能够度过艰难岁月的信念。尽管抱有D系统的自信和拥有城市生活的智慧，但是在经历整整一周的洪涝侵袭后，很多巴黎人已经变得焦虑不安、惊慌失措。在1870年普鲁士军队围攻巴黎期间，全城市民的吃饭问题是极大的挑战，当时巴黎人在商店外边排起长长的队伍，希望能买到一两口食物。肉类实行严格的配额，肉贩只把肉卖给他们名单上的顾客。围城后期，政府对面包也开始实行定量供应。不管是定量还是不定量，一切东西都价格飞涨，因此对很多人特别是穷人来说，填饱肚子的食物都可望而不可即。据报道，在1870年巴黎被围困的最严峻的日子里，不光是穷人，不少巴黎市民不得不吃老鼠、狗、猫。据传闻，甚至是动物园的动物，也被这座饥饿的城市吃掉了。这些往日的记忆并不遥远。1910年，随着洪水吞噬整座城市，那些记忆禁不住又在巴黎人和市领导的心头萦绕。
在这次洪水围困中，食物供应尤其引起人们的担忧，因为巴黎的中心市场距塞纳河非常近，如果受淹，里面的食物就会损坏。食品销售是中心市场最基本的功能之一。这个市场规模宏大、摊位众多，是奥斯曼巴黎改造的又一杰作，是促进食品购买与销售现代化的一种尝试。这个中心市场有着高高的、拱形的钢架结构，足够大批的巴黎市民进出购物。同时，还有着巨大的玻璃，给市场里面的顾客和商贩提供明亮的光线与流通的空气。
几天来，通过各种各样的小孔，洪水已经渗入到市场的好几个地方。市场管理人员向市政府的路政管理部门报告，路政工作人员蹚着地下室不断升高的洪水，成功地堵住了漏洞。这个中心市场以“巴黎的肚子”而著称，1月26日，《晨报》报道说：“看起来‘巴黎的肚子’没有遭到很大的破坏。” (11)
不过，人们还是担心洪水对中心市场造成更大的破坏，因此引发了某些食品一时涨价。很多人担忧，如果食品供应短缺，商贩和店主很可能会牟取暴利。1月28日，在第11区圣殿郊区街（Rue du Faubourg du Temple）88号乐夫勒先生（Monsieur Lefevre）开设的食品杂货店外面，聚集了一小群巴黎市民，他们非常愤怒，因为邻居们说乐夫勒先生要提高土豆的价格，于是人群越聚越多。他们既愤怒又饥肠辘辘，于是变得激动起来，采取暴力的方式冲进店里，出于泄愤砸毁了铺子。《人道报》对当时的情况进行了报道：“土豆如雨点般砸落下来……打在店老板的头上，直到警察制止才作罢。”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大众的公正》，抓住了这次事件的核心。 (12)
为了应对市民对于食品供应的焦虑和谣言，白里安总理在1月28日宣布，如果有面包店主或商贩在洪涝期间涨价，政府将予以惩罚。如果有批发商涉嫌囤积食品或进行食品投机，特别是囤积或投机土豆，也会受到惩罚（据推测，土豆价格已经上涨了30%左右）。 (13) 政府下令从东部调拨面粉，以解决粮食库存短缺问题。对于向首都地区运输粮食必需品的所有车辆，准许优先通过。军方倒是在自己的粮库里储存了一些小麦，但是由于首都地区的面粉厂都被洪水淹没了，很多人担忧这些军方库存可能不够，满足不了饥饿的市民的食品需要。
对于价格飞涨的指责，不论是来自政府官员，还是来自街头谣言，都深深地激怒了面包业协会。协会的负责人立即在全市张贴布告，标题是《面包的价格》，以此来反击对面包店利用市场短缺而牟取私利的指控。布告坚决地声明：“这些指控完全是不对的。”面包业协会将这一事件归咎于滋事生非者以及蛊惑人心者，这些人想以此在巴黎市民中间制造恐慌。布告称，恰恰相反，全城的面包店主在洪涝期间一直加班加点地干，而且在洪涝危机期间以正常价格向市民提供必须的食品。尽管面粉涨价，但是面包业协会说：“面包的价格将不会发生变化。” (14)
害怕挨饿的人越多，彼此之间反目成仇的人就越多。对于食物的渴求有时会进一步加大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平等。据劳伦斯·杰罗德回忆，在洪水高峰期间，救灾部队带着面包去巴黎的贫困社区进行救援。但是在划船经过一些富人区时，救灾战士听到那些富人向他们大声呼喊，口里说出一个高价，愿意以此购买战士携带的食品。这些富人出多少钱都愿意，虽然这意味着从那些付不起钱的穷人口里抢夺食物。
1月28日，有个食品商贩发现洪水冲进了地下室的食盐仓库，市政厅开始意识到情况已经进入紧急状态。市场维护人员急忙筑墙垒坝，挡住洪水。很快，这些墙坝就起到了作用。不过，就在塞纳河水位达到高峰的时候，中心市场第7区、8区、9区、11区和12区货摊的商贩们陷入一片恐慌，他们看到洪水从伦堡图街（Rue Rambuteau）的化粪池里冲出来，流进了他们的地下室，地下室的混浊污水至少有16英寸深。仓库工作人员匆忙把水泥袋子摞起来，防止污水进一步渗透，同时还在整个市场修建了临时堤坝，预防洪水进入。 (15)
尽管中心市场上的一些鱼、黄油、鸡蛋和肉类被洪水浸泡坏了，但是工人们1月28日的抗洪努力最终取得了成功，他们堵上了洪水渗漏的口子，修建了防护屏障，把洪水挡在了外面。巴黎不会挨饿了，因为新闻报道里说，用不了几天，火车就会运来制作面包的面粉，食品价格将回归正常。有1300多个车厢满载着日常生活用品，从法国东部开始抵达巴黎。红十字会和其他救灾团体持续不断地给巴黎及其郊区送去食品，黄油和牛奶生产商募集救援食品，并将它们交给红十字会，分发给灾民。
没有受到洪水影响的面包店不停地加工制作，饥饿的市民排起长龙，等待着从盛满面包的大篮子里购买食品。美国慈善家罗德曼·沃纳梅克（Rodman Wanamaker）是费城百货商店的老板，这家著名的百货商店是他父亲创建的。罗德曼·沃纳梅克曾在巴黎生活了十年，对这座城市一直怀有深深的感情，因此他连续30天每天为巴黎地区的每一位洪水灾民购买一块面包。 (16) 可以称得上奇迹的是，洪涝期间巴黎没有一个人饿死，在一个有着450万人口的洪涝灾区，这是一项很了不起的成就。每个人都有口饭吃，这使得巴黎人不论境遇多么艰苦，都能够砥砺前行。同时，这也使政府建立了信心，有能力在危机面前保护自己的城市。
随着巴黎的洪水达到高峰，塞纳河下游的巴黎郊区城镇的洪水依然在上涨。1月28日，在巴黎东北的白鸽城（Colombes），法国工程兵团上尉T. 沃斯（T.Vaux）已经为指导抗洪救灾工作奋战了整整一周。
1月22日，白鸽城的污水管道开始溢流。沃斯和他的20名战士带着铲子、铁镐、绳子以及其他工具，迅速赶到洪水渗漏地点，挖掘堑壕，延缓塞纳河水上涨，从而为疏散人员赢得时间。市政厅命令组成六人一组的小分队，在关键地点巡视堤坝情况。沃斯开始建造临时木筏，因为他害怕万一堤岸完全溃决，也算是有所准备。1月26日夜，沃斯的担心不幸成为事实，洪水先是漫过堤岸，然后是彻底溃堤。第二天凌晨，沃斯和城镇官员下达命令，拉响警报，要求疏散。随着太阳的升起，沃斯的手下驾驶着木筏和小船，开始疏散当地居民，有的甚至背起灾民。沃斯记载道：“夜幕降临，大约有50个人，都是老人、妇女和孩子，被我们送到安全地带。”洪水继续蔓延，到了1月28日，那些没有疏散的居民陷入“难以描述的恐慌”。到了这个地步，很显然，在与不断上涨的洪水的较量中，沃斯和他的手下失败了。当地居民各家之间空间逼仄，木筏划不过去，救援人员只得步行穿过湍急的洪水。 (17)
作家皮埃尔·哈姆普（Pierre Hamp）在他的短篇小说《塞纳河暴涨》（The Seine Rises）中，描述了巴黎郊区城镇越来越强烈的恐慌情绪。 (18) 哈姆普成为作家以前，曾在饭馆和铁路上工作多年，因此他的作品对平凡的世间男女倾注了极大的同情。同时，他也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笔触描写了平民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难以掌控的外力。他描述了巴黎南部舒瓦西勒鲁瓦（Choisy⁃le⁃Roi）的情况。在哈姆普笔下，随着洪水的上涨，衣着笔挺的中产阶级职员每天乘着因洪水而缓慢、不正常行驶的火车，进入巴黎市区。他们聚集在火车站台上，闲聊着当地发生的事情。上了火车后，他们或者与其他同样晚点的乘客聊天，或者埋头看最新的报纸。“有个年轻人，虽然睡眠严重不足，但眼睛依然很明亮，他不停地用疲惫的声音喊着：‘我们一直在救人！我们一直在救人……’”
一旦塞纳河用全部威力袭击这个村庄，正如哈姆普所描述的那样，“那些没有逃走的人陷入了极大的恐慌”。在他的故事里，有个妇女在制桶匠和拉车夫的帮助下，努力地搬运她的被褥。人们开始逃离自己的家园，携儿带女在街上奔走。警察在洪水边上生起篝火，以便逃难的难民能够取暖。当地居民相互争抢救灾物资。无奈之下，救援的士兵朝天放了几枪。一名饥饿的工人嚷嚷道：“如果你想得到食物，就得自己去拿，要不就会饿死。”
街坊邻居之间相互帮助，但人们渐渐感觉到，这种互助不会持久。在哈姆普对洪灾的叙述里，社会阶层的界限以及人类同情心的局限，从一开始就显而易见。在受灾的难民中，穷人要比富人遭受的苦难更大。
在哈姆普的小说中，法律和秩序很快就崩溃了。抵达洪灾现场的士兵不知道该干什么，只是徒增混乱而已。制桶匠知道小偷们正潜伏着，要报复他。警察和士兵疏散城镇的居民时，也碰到了不好讲话的人。“警察驾着小船，来到每一家门前，和蔼地向居民解释‘每个人都要疏散’的命令。但是也有惹是生非的人，比如搬运工沙莱（Charlet），他竟然让警察走开，不要管闲事。”警察怀疑沙莱不愿意疏散是要留在后面抢劫邻居的借口，于是立马对他进行了搜查。市长积极组织救灾活动，但是变成了人们戏谑、嘲弄和发怒的对象。麦克尔先生（Monsieur Mécoeur）是个远途往返上班的小职员，他对市政府尤其是市长表示不满：“什么政府啊！收我158法郎的税，警察竟然把我从家里赶出来！”
皮埃尔·哈姆普的小说反映了人们对于整个巴黎地区的状况越来越强烈的焦虑和恐惧，巴黎的报纸对这种情绪也进行了报道。有个不愿透露姓名的市民，他住在左岸的圣热尔曼社区，距塞纳河不远。他说，在一开始的几天里，还能在被洪水淹没的城市里感受到一些美感。但是，到了1月28日星期五，他告诉《辩论报》（Journal des Débats）：“从睡梦中醒来是那样的痛苦……我们知道各处的洪灾都在加剧。我们看到洪水在上涨。一点一点地，我们在失去希望。”随着船只过来将居民从他们的家里疏散出去，这一地区变得愈加空旷、悲凉。“从窗户里或阳台上看不到一个人。只有越来越恐怖的呼救声。只要能离开，他们付多少钱都愿意。我不清楚现在的危险是否比前两天还要大。在恐惧面前，人们屈服了。” (19) 在洪水淹没的地区，很多市民依然被困在自己家里，从窗户里呼喊着救命或讨要食物。劳伦斯·杰罗德对于1月28日越来越惊恐的氛围是这样描述的：“那天，我从皇家路（Rue Royale）走过来，第一次有了某种悲剧的感觉。我觉得这是每个巴黎人都会有的感觉……一种隐藏我们内心深处的恐惧情感，尽管我们不会说出来。但是，我们心里都很清楚，可能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20)
巴黎人一直在坚持着，但是到了1月28日，不知道以后情况会不会更糟，很多人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救助很不够，”那天的《日报》说，“尽管官员们恪尽职守，但是疲惫、困乏的他们面对如此艰巨的任务，无法提供足够的救援。救灾物资严重缺乏，洪灾中出现了混乱。”在这名作者的推测想象中，注视着塞纳河洪水的巴黎人“焦虑不安地来回走着，相互讲述着可怕的情形，尽管幸运的是，这些情形绝大多数都没有发生。嘈杂声和饶舌声使巴黎人的神经格外紧张” (21) 。多数政府部门，包括巴黎公共救助局，都尽力分发所拥有的物资。这个单位正常情况下是扶贫的，因此骤然处理数千个受灾市民的请求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有一位愤愤不平的受灾人员，给共产党的报纸《人道报》写了封信，声称在洪水最严重的时候，他和家人到了设在迈松阿尔福的灾民救助站，那里的法国妇女联合会代表竟然“关上了门，当面把我们拒之门外，还告诉我们说，我们没有权利接受迈松阿尔福的救助，因为我们是来自阿尔福维尔镇的”。一位来自比扬古（Billancourt）的灾民也致信《人道报》，说“市长在组织救灾方面极其无能、不力”。他在信中称，市政府雇用的船夫拒绝搭救20名灾民离开他们的家，理由是当时的洪水太过湍急。同时，据这位来信人说，那位船夫实际上在忙于抢救那个地区富人的兔子和鸡。换句话说，他要么是试图讨好城里的有钱人，要么是以“抢救”的名义，抢劫富人的家禽，并据为己有。 (22)
到了1月28日，很明显，巴黎人引以为豪的团结一致已消失，欺骗正在成为一个问题。就在这一天，第4区张贴了很多海报请求大家捐款。但是有些人警示说，要注意骗子，提醒身边的人要小心“那些扮作慈善组织的人，他们假冒为受灾募捐的名义为自己收集善款” (23) 。市民被告知，真正的慈善捐款地点设在市政厅、报社以及政府部门。如果捐款，应该去那些地方，因为除非是骗子，没有人会到大街上进行救灾募捐。
根据巴黎各城镇传阅的一份备忘录，公共救助局的负责人痛陈，在有些地区，救援手段和救灾需求之间存在着很大差距。很多巴黎人直接把钱捐给了他们受灾的邻居，这就意味着，富裕地区的救助资金充足，而其他贫穷地区严重缺钱。政府部门的负责人敦促地方官员对捐款重新分配，避免出现“巨大的不平等”。“如果公众或媒体知道这一点，”这份备忘录说，“一定会引起很大的关注。” (24)
捐给巴黎的所有善款并不能立即消除灾民的疾苦。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在《无敌晚报》上撰写文章，描述了洪水给人带来的各种影响。“就在皇家桥（Pont Royal）附近，一个失去双腿的人似乎在沉思”。时不时地，“他就问过路的人，‘洪水还在涨吗？’然后又陷入思考。”巴黎的波兰移民纷纷奔向北站（Gare du Nord）。“毫无疑问，他们是匆匆地赶往安特卫普（Antwerp）港，并从那儿搭乘德国的邮轮去美国。”阿波利奈尔说，在这些人中间，有一位年老的犹太人，他对巴黎市黑暗、可怕的气氛深感不安，大声地说出了心底的恐惧：“巴黎很快就要发生大灭绝了！” (25)
1月28日，太阳在洪水浸泡的大地上落下，昏沉沉的天空迎来寒冷的黄昏。依然住在波旁宫里的速记员罗伯特·凯贝尔这时走出大楼，呼吸着湿冷的空气。几天来，他一直待在被洪水浸泡的办公大楼里，现在他想回家，看看家里的东西，但是在他前面是长长的水路，需要穿过被洪水淹没的、漆黑一团的街道。回家之前，凯贝尔想着已经灌满混浊塞纳河水的国民议会大楼的命运。他不知道波旁宫会变成什么样子。“我爱它，尽管曾在这里长时间加班，也度过艰难的时光……但是，在过去的21年里，我是在这儿挣钱养家的。” (26) 凯贝尔又回头看了一眼大楼，就和四个朋友一起冲进了雨夜里。
为了防止行人掉入塞纳河，警察沿着河边拴了绳子，将河岸上危险的路段隔开。这几个人就在黑暗中抓着这些绳子，沿着河岸前行。一直走到距奥赛站几个街区远的博讷路（Rue de Beaune），他们都没有看到未被洪水淹没的干地。与波旁宫比起来，奥赛站在塞纳河的上游。他们走上一个人行步道，是用木头搭建的平台，离地大约有2米高，150米长，1米宽。虽然有乙炔灯照着，但依然视线模糊，甚至根本看不清。凯贝尔来到杜雷奥克斯克雷科斯街（Rue du Pré aux Clercs）上，他们五个人的脚都还没有湿，终于回到家了。凯贝尔的心放下了，这一天终于结束了。“我以前从来没有听人用这么庄重的语气说这么简单的话，‘到家了’。能够‘到家’，赢得这一挑战就像是一个很大的奖赏。” (27)
与凯贝尔一样，很多巴黎人希望尽可能维持他们正常的生活，以此来振奋自己的精神，即便是洪水最凶的时候也依然如此。1月28日晚上，美国驻法国大使罗伯特·培根和他的夫人决定举办晚宴，招待他们几周前邀请的客人。培根曾就职于工商界，在J. P. 摩根公司（J. P. Morgan）和美国钢铁公司（US Steel）工作，后来被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总统任命为助理国务卿，1909年12月作为美国驻法国大使赴任巴黎。作为美国政府在巴黎的新代言人，他在洪涝期间密切关注并保护美国企业在法国的利益以及生活在巴黎的美国人，积极向美国政府汇报，尽可能地给法国提供救助。他还帮助协调分配美国援助法国的抗灾资金。一直到1月28日，位于香榭丽舍大街上的美国驻法大使馆相对来说还没有受到洪水的侵扰。但是由于洪水水位不断上涨，这将是培根大使在大使官邸的最后一个夜晚，第二天他就和家人搬到地势更高的地方去了。
1月28日，巴黎市的剧院还有几家继续演出，洪水暴发以来，这些剧院一直在演出。尽管人们的确需要在不断恶化的环境中转移注意力，但是冒着冬季湿冷的风去观看演出的人寥寥无几。法兰西喜剧院（Comédie Française）是法国最重要的国营剧院之一，在地下室被淹、电源被切断之后，演出大厅安装上乙炔灯，以保证演出继续举行。法国国家喜剧歌剧院（Opéra⁃Comique）以及左岸上奥迪安剧院（Odéon Theater）的技术人员随时做好准备，一旦停电，就启动自备的发电机，以保证演出继续进行。尽管剧院老板努力让剧场运营，但是很多人还是主张关门，因为洪涝使得工作条件太过艰苦，剧场观众也屈指可数。莎拉·伯恩哈特剧院（Théâtre Sarah⁃Bernhardt）在洪水泛滥期间将演出班子带到布鲁塞尔（Brussels），以便演员能够继续工作。当在巴黎能够进行演出的时候，多数剧院都把演出收入捐出来，用于抗洪救灾。
尽管人们竭力保持城市的活力，但巴黎城现在看起来还是有点怪异可怕。有位美国记者在《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上发表文章，这样描述了1月28日夜里的异常景象：“今天夜里，巴黎城展现着怪异的景象，在篝火和火把的映照下，士兵、水手、消防队员以及警察急匆匆地垒砌临时性围墙，以抵御洪水的侵袭。由于煤气管道爆裂和电厂停工，城市里的很多地方一片黑暗，纠察队员在这些黑暗的地区来回巡逻。” (28)
1月28日，巴黎的洪水涨到高点，而下游的河水还在继续上涨。热讷维耶（Gennevilliers）在巴黎西面几公里远的地方，位于塞纳河其中的一个马蹄形转弯处，1910年有居民7500人左右。这个郊区城镇与首都及其污水有着特殊的关系，自1868年以来，巴黎市的污水径流一直汇聚在热讷维耶附近的农田里，成为免费的肥料，如果有人愿意要，可以自由取用。
在塞纳河水位上涨的压力下，沿着河岸的保护堤开始渗漏，于是警报响起，警告当地居民用不了几分钟，劫难就要到来。人们呼喊着：“逃命去吧！”很快，大约是1月28日午夜时分，热讷维耶的堤岸轰然溃决，震耳的水声响彻这一地区。刹那间，数千加仑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淹没了整个热讷维耶镇以及周边地势低洼的阿斯尼耶尔（Asnières）村和附近其他社区。
汹涌的洪水冲力巨大，在洪水的蹂躏下，房舍千疮百孔，很多已成为瓦砾废墟。人们只顾在黑暗中逃命，可是没有人知道哪儿是安全的，哪儿可以去。而且想逃命的人并不是都能逃脱，有50个小女孩就被困在了寄宿学校的宿舍里，大声呼喊着救命。凌晨2点左右，附近的村镇组织木筏，来到这里救援那些被困在家里的灾民。拂晓时分，法国的士兵、水手和当地消防队员都过来抢救受灾人员，带来救济食品，几百名灾民被从危险中解救出来。当地官员对救灾物资进行严格的定额分配，以免很快用完。
这天夜里，横冲直撞的洪水摧毁了运行了五年的煤气工厂。这家工厂为周围80多个社区供热、供气，同时还提供了大约900个工作岗位。弗罗莱（Fleury）制药厂也被迫关门，减少了更多的就业岗位。从热讷维耶堤岸决口处流出的洪水很快就到了克利希附近的电厂，电厂关停后，那片地区就陷入了黑暗之中。
在热讷维耶，塞纳河的宽度在通常情况下甚至不到0.25英里，但是现在据说有3.75英里宽。第二天，代表热讷维耶的议员在国民议会上说，他的选区有80000人无家可归或没有食物，有的既无家可归，又没有食物。失业问题将会给很多人带来更大的伤害。 (29)
虽然塞纳河的河堤在热讷维耶溃决，但是在1月29日凌晨，洪水已经不知不觉地开始回落了。巴黎地区的每一个人都精疲力竭，不过，多数人依旧在相互救助，挽救着他们的城市。社会组织结构几乎开始瓦解。经过一周的水中生活，所有人能做的就是屏住呼吸，耐心等待。
(1) 来源：André Taride，ed.Paris et ses environs. Paris：A.Taride，1910.承蒙范德堡大学的让和亚历山大-赫德图书馆特刊部W.T.邦迪中心惠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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