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十七岁（一九〇三年）的夏天（废历五月下旬），上海“《苏报》案”发生，清廷做了原告，向上海租界中“帝国主义者”的会审公堂控诉中国的革命党，于是章（太炎）、邹（慰丹）被速，蔡（孑民）、吴（稚晖）出亡。我在故乡湖州（今吴兴县），那地方离上海很近，坐轮船要不了一日一夜，可是上海的新书报极不容易输入（并非官厅禁止，那时内地的官厅还未曾懂得禁止新书报：实在是因为老百姓不要看它），我们看得到的报纸只有《申报》和《新闻报》，它俩对于章、邹、蔡、吴诸先生的主张革命，都持极端反对的态度，并且它俩记载“《苏报》案”，非常地漏略模糊，看了得不到一些真相。我当时那种“尊崇本朝”的心理，仍与前此相同，未有丝毫改变，所以极不以章、邹、蔡、吴的主张为然。当时我有一位朋友，他是赞同“排满论”的；有一次他写信给我，有“满廷”“彼族”等等字样，我很觉得碍眼，复信中有几句话，大意是这样：“本朝虽以异族入主中夏，然已为二百余年之共主。吾侪食毛践土，具有天良，胡可倡此等叛逆之论！况今上圣明，肆口诋，抑岂臣子所忍出！”

有一天，我写一篇书目，其中有一部书（总是《御批通鉴辑览》之类），照屁款式是应该三抬的，因将其他各书均低三格写，以显此书之为三抬。

那时我的尊清思想，实在是因为对于载湉个人有特别之好感。而对于那拉氏，则已经不承认伊是皇太后，而且以为伊是该杀的，伊正是汉之吕后，唐之武后一流人物。盖我彼时之思想，完全受“保皇论”之支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