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从一九〇三年《革命军》出版到一九一一年革命军起义，这八年半之中，关于排满革命的书报计有三派：（甲）章太炎先生的《訄书》（后改名《检论》），刘申叔先生的《攘书》，陈佩忍先生的《清秘史》，陶焕卿先生的《中国民族发达史》（这部书名大概有误，我手边久无此书，现在连书名也记不真切了；焕卿先生印此书时，不用真姓名，但署曰会稽先生），和郑秋枚、黄晦闻、刘申叔、陈佩忍诸先生主撰的《国粹学报》等等。这些书报大致是一九〇三年至一九〇六年的出版物。它们的内容，可以用两句话来赅括：“提倡保存国粹以发扬种性；鼓吹攘斥满洲以光复旧物。”因为偏重在“光复”而不甚注意于“革新”，所以颇有复古的倾向。（一九〇三年以前关于排满革命的书报都应归入此派。）（乙）汪精卫、胡汉民、朱执信、宋渔父诸先生主撰的《民报》等等。《民报》是同盟会（国民党的前身）的机关报，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最初即在此报发表。可是此报对于“三民主义”，惟“民族”“民权”两主义有所发挥，而关于“民生”主义之议论则绝少（我手边久无此报，记忆亦不甚真切了）。后来由章太炎、陶焕卿两先生编辑，更偏重于“民族”主义了。不过革命以前发挥民权共和之议论者，总应首推此报。此报出版于一九〇五年。（与此报同时有陈陶怡先生主撰的《复报》，则当归入甲派。）（丙）吴稚晖、李石曾、褚民谊诸先生主撰的《新世纪》等等。《新世纪》是中国最早宣传“ㄢㄋㄚㄧㄙㄇ”的杂志，而排满的色彩也非常地强烈。《新世纪》中关于排满的文章，以稚晖先生所作为最多。稚晖先生一开口，一提笔，无不“语妙天下”。他对于满廷，常要用猥亵字样去丑诋它。有些人是不满意他这种文章的，他们以为这样太不庄重了，太失绅士的态度了。这种批评未必是适当的。当时的满廷是站在绝对尊严的地位的，忽然有人对它加以秽亵字样，至少也足以撕下它的尊严的面具。我那时对于《新世纪》的其他主张，反对的很多；但稚晖先生用秽亵字样丑诋满廷，却增加了我对于满廷轻蔑鄙夷之心不少。丙派和甲派的主张，在排满问题上毫无不同；惟有绝对相反之一点，甲派怀旧之念甚重，主张保存国粹，宣扬国光，丙派则对于旧的一切绝对排斥，主张将欧化“全盘承受”。太炎先生可作甲派的代表，稚晖先生可作丙派的代表。《新世纪》出版于一九〇七年。

我当时是倾向于甲派的。一九〇六年秋天，我到日本去留学，其时太炎先生初出上海的西牢，到东京为《民报》主笔，我便到牛迁区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民报社去谒他。我那时对于太炎先生是极端地崇拜的，觉得他真是我们的模范，他的议论真是天经地义，真以他的主张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但太炎先生对于国故，实在是想利用它来发扬种性以光复旧物，并非以为它的本身都是好的，都可以使它复活的。而我则不然，老实说罢，我那时的思想，比太炎先生还要顽固得多ㄋㄛ。我以为保存国粹的目的，不但要光复旧物；光复之功告成以后，当将满清的政制仪文一一推翻而复于古。不仅复于明，且将复于汉唐；不仅复于汉唐，且将复于三代。总而言之，一切文物制度，凡非汉族的都是要不得的，凡是汉族的都是好的，非与政权同时恢复不可；而同是汉族的之中，则愈古愈好。—说到这里，却有应该声明的话，我那时复古的思想虽极炽烈，但有一样“古”却是主张绝对排斥的，便是“皇帝”。所以我那时对于一切“欧化”都持“然拒之”的态度；惟于共和政体却认为天经地义，光复后必须采用它。

因为我那时志切光复，故于一九〇七年入同盟会（但革命以后我却没有入国民党）。

那时日本称中国为“清国”，留学生们写信回国，信封上总写“清国某处”。我是决不肯写“清国”的，非写“支那”不可。有人告我：日本人称清国，比称支那为尊重。我说：我宁可用他们认为轻蔑的“支那”二字；因为我的的确确是支那国人，的的确确不是清国人。

我在日本时做过一件可笑的事。一九〇八年的冬天，载湉和那拉氏相继死了。过了几天，驻日本的“清国公使”胡维德发丧举哀，我住的那个旅馆主人忽然给我们吃素。我诘问他，他竟用吊唁的口气侮辱我，大意说：“因为贵国皇帝崩御了，今天是贵国人民不幸的日子，所以……”我哪里受得住这样的侮辱，不等他说完，即将素菜碗往屋外摔去。碗固摔破，而屋内的“ㄊㄚㄊㄚㄇㄧ”上也弄得油汤淋漓！我的日本话是头等蹩脚的，对于旅馆主人的侮辱，只好向他瞪眼以出气而已。过眼之后，赶紧穿了“ㄍㄝㄉㄚ”出门，想往“支那料理店”去吃一顿肥鱼大肉，不料这些支那昏百姓也与清国公使和日本旅馆主人一样的见解，竟“休业一日以志哀”！我只好买了一罐“豚肉之琉球煮”和一罐牛肉回来，将这冷猪肉冷牛肉和已经冷了的饭胡乱吃了这样一顿“三冷席”。回来的时候，在路上遇见一个左臂缠白布（此人的缠白布，等于现在缠黑纱）的留学生，连声骂他“ㄉㄚㄍㄚ”不置。

从一九〇三年冬到一九一一年。这八年挂零之中，我仇视满廷之心日盛一日（那时不仅对于满廷，实在是对于满族全体）。因仇视满廷，便想到历史上异族入寇的事；对于这些异族，也和满廷为同样之仇视。那时做了一本《纪年检查表》，于宋亡以后，徐寿辉起兵以前，均写“宋亡后几年”，而附注曰“伪元某某酋僭称某某几年”；于明亡以后，洪秀全起兵以前，均写“明亡后几年”，而附注曰“伪清某某酋僭称某某几年”；于洪秀全亡以后，民国成立以前，均写“太平天国亡后几年”，附注同上。我这种书法的主张，出于郑思肖的《心史》，亡友陶焕卿先生深以为然。今日覆视，颇自笑其过于迂谬。以其可以表示当年排满之心理，故及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