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赞成”“甚至很爱”双十节这个名词
双十节的晨报副刊上有一位奚若先生做了一篇文章，名叫“双十节”，痛骂双十节这个名词，说它“不通”，说它是“仿效那昆曲、滩簧的滥调”“只弄出一种江南靡靡之音”。又对于“多数人向来恐怕就很赞成这个名词，甚至就很爱他”，表示大不满意。—然而“曲终奏雅”，忽又用转笔曰：“听说双十节这个名字是吴稚晖先生起的。如果属实，那我何能深怪？”好一个“那我何能深怪”，真是“黄绢幼妇外孙齏臼”！
我绝不是要跟奚若先生打笔墨官司（我从来就极不高兴又极不愿意跟人家打笔墨官司），何况近来我的右手很有“天鹅绒的悲哀”，写字颇不方便？而我现在忽然要写下面这几段白话（遵稚晖先生教，不加“文”字）者，一来是我觉得要说几句话，二来近日对于一班年纪轻轻的老前辈那种严气正心的态度实在有些看不上眼，三来是要把双十节及其他的来历说一说。假使奚若先生看见了不睬我，这是我很高兴的；假使他要睬我，我除了那时或者又觉得要说几句话之外，恕不奉答。
我要“开门见山”的说：我就是“很赞成这个名词，甚至就很爱他”的一个人。“我的意见”，“只能代表”我自己（虽然或者也有人眼我意见相同的，但我绝不想代表他们，因为他们并没有委托我做代表），奚若先生跟他“代表”的“极少数人”，“尽可牢守他们的意见，我却也要坚持我的见解”。我“很赞成”“基至很爱”双十节这个名词，就因为它是“伤效那昆曲、滩簧的滥调”，“只弄出一种江南靡靡之音”的缘故，就因为它不是“一种高远雄伟的名字”的缘故。滩簧真是至美至正的文学。它是平民的文学，是白话的文学，是自由活泼的文学：这种文学，此陈通伯的更要“恶滥”，比梁漱溟的更多“芜词”，比梁任公的更来得“鄙俚”，比徐志摩“琐琐序其为晨报副刊之故”、跟陈通伯吊刘叔和更要“不免于纷淆驳冗之机”，比《水浒》《石头记》《儒林外史》诸书“记淫盗琐屑”处更多，这才值得给章士钊骂为“杀天下之文思，隳百家之道卫，反国家于无化，启人类之淫邪”—因为如此，所以我说它是至美至正的文学。不过“一个革命纪念日的名字”耳，居然有滩簧的气息，这是何等可“爱”呀，我真非“赞成”不可啦！
奚若先生主张改称双十节为“革命日”，这倒还有些意思，因为这个词儿可以使“弹”们“太害怕”也。但他又说：“应该仿照美法两国平铺直叙的办法，叫他做‘十月十日’或‘十月十’，一面既可与美法的‘七月四日’和‘七月十四’同例，一面可与我们原有的‘正月初一’和“八月十五’彼此互映。”这几句话，我忍不住要用章士钊的话评之为“思俭如是，至可骇人”了。夫“双十”之与“十月十日”及“十月十”，竟如此其大不同乎？然则十六两之与一斤，二五之与一十，朝三暮四之与朝四暮三，其大不同殆亦犹此乎？此已出我意表之外矣！然而妙绪犹未尽也。奚若先生又说：“不但“双十”两个字不行，节”字更不通。这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纪念目，有甚么节不节呢？我问你那天吃的是年糕，是粽子，还是月饼？”忽然是“含义至深，影响极广的大事”，要“刻（当是讹字）起一种奋发有为的精神，去做那革命未竟的工作”，应该有“令人起敬令人幽思的庄严气象”，忽然又“简简单单”起来，此一奇也。“节”与“纪念”不同之点，只在吃不吃年糕、粽子、月饼之类，此二奇也。这都还不算奇。最奇者，称为“双十节”而与吃月饼之中秋“节”相比拟，据说是“更不通”，但称为“十月十日”，便“可与我们原有的‘八月十五’彼此互映”了。你道奇也不奇？还有美国、法国、中国的“革命日”，居然可以与中国废历的元旦中秋（恕我不会懂得“元旦”“中秋”与“正月初一”和“八月十五”的区别）“彼此互映”，你道奇也不奇？凡此诸奇，实在不胜出我意表之外之表之至者矣！
其实呢，“何能深怪”？无论讲什么话，那怕意义是完全一样的，别人（尤其是小孩子、平民、“暴徒”；可是“弹”之老头子们则一定除外）说了就是狗屁，自己说了就是圣训，这本是古之老前辈的行径。时移世易，至于今日，稍变古矣：盖古之老前辈往往为头童齿豁之流，今则眉清目秀、唇红齿白、年纪轻轻、举止翩翩之少年也都会得效法古之老前辈之行径矣。猗欤盛哉！盛哉猗欤！
至于“双十节”这个名词，确乎是吴稚晖先生“起”（？）的，稚晖先生还有一篇文章登在元年十月的《民立报》上。而且“格末叫巧”，奚若先生痛骂“双十节”之名为“仿效滩簧的滥调”，恰好吴先生在元年曾经用了“滩簧的滥调”做过一篇文章，似乎是提倡救国储金的（记不真切了），也登在那年的《民立报》上（大概在六七月间）。夫吴先生也者，江南人也；而滩簧也者，不仅“滥调”，且系“靡靡之音”也。吴先生而做滩簧，竟是十足的“江南靡靡之音”矣。不知奚若先生是否又要“那我何能深怪”吗？
奚若先生又说：“民国开幕已经十四年，不曾弄出一个像样的国歌。”关于这个，我倒又知道一些故事。原来现在被一班少年老前辈所大不满意的以《卿云歌》作国歌这件事，又是吴先生主张的。好像最初是汪荣宝所主张，而吴先生乃极赞同之；五年冬天上海的《中华新报》上有吴先生一文，主张以《卿云歌》为国歌；大概吴先生现在的主张还未曾改变吧。不知奚若先生是否又要“那我何能深怪”吗？
1925年10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