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走进“不可能”

我相信，在对自然的研究中，固执地认为某种现象不会发生，远比虚假信息所带来的伤害要大。

——威廉·詹姆斯，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

我人生中第一场独立完成的手术是腿部截肢。

那是凌晨两点，我已经等了好几个小时。护士们把我叫进手术室，简要介绍了病人的情况：那位患糖尿病的老先生因为左腿剧痛来到医院，小腿和脚掌上有好几个坏疽性伤口。像这样没有得到妥善治疗的晚期糖尿病可能减缓四肢末端的血流速度，引起很严重的循环问题。当这位患者在深夜赶到急诊室的时候，他的组织损伤已经非常严重，还伴随着相当危险的感染。总之，那条腿保不住了。

按照规定，我花了五分钟的时间“刷手”——从每一个指缝一直清洗到了手肘。我举起手臂晾干，然后倒退着穿过门进入手术室的通过间。手术技术员帮我穿上手术服，戴上口罩，接着抬手给我戴帽子——可是没戴上。我长得挺高的。她踮起脚尖，而我正想蹲下一点，我们都笑了。我才意识到自己有多紧张。作为一个刚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实习医生，这是我第一次负责一场手术。

随着第一刀的落下，我的焦虑消失了。手术刀在腿上利落地滑过，划出一道又深又细的线。冥想般的平静掠过我的全身，那是一种全神贯注的感觉。我来回划动手术刀，不时在出血部位烧灼止血好保持手术部位视野清晰，全然不知道过去了多少时间。我永远也忘不了那种被烧焦的肉的气味，以及切开胫骨时骨锯发出的声响。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在农场上用过的链锯，但那声音有着粗糙、沙砾般的质感，而这声音更精巧、更细腻，也更让人毛骨悚然。这一刻对我来说有点超现实——这个穿着手术服、戴着手术口罩的人竟然是我。我会出现在这里，实在是有点不可思议。

我上学的时候安静得过分，高中时还被票选为班级里“最腼腆的人”。17岁时，我申请了医院里护理员的兼职工作。我常年在农场搬运成捆的干草、成桶的水或谷粒，所以长得又高又壮，把一个成年人抬上转移床或轮椅对我来说十分轻松。

护理员的工作让我得以窥见人生历程的全貌。我护送出院的母亲与她们臂弯里新生的婴孩，将他们从医院一直推到路边；我搀扶病人坐上便盆，再把排泄物清理干净；我收集待洗的衣物用品，清理复杂手术后地面上留下的血迹；我看着一个孩子因为癌症失去了头发，在几个月之后，又顶着新长出来的绒发走出了医院，小小的拳头中攥着一束气球；我给病人翻身，把他们抱在怀里，方便护士给他们擦洗或者包扎；我把人们推进停尸房，一床白布会被拉起来，盖上他们的脸。

我比医生们还了解护士。她们终日围绕在病床边，教我如何抽血，或者如何连接导线进行心电图检查。

“还挺有模有样的，你应该去当医生。”护士们说。

这是个醍醐灌顶的想法。它像一颗种子落在我脑海肥沃的土壤里，发芽、成长。在这之前，我从未想过自己的未来会有这样的可能。

当年做兼职时，我在外科医生结束手术、将口罩和帽子摘下胡乱扔在地上之后，将患者从手术室运走。而此刻，我自己站在手术室里，扮演那些外科医生的角色。

截肢的时候需要在骨头边缘留下足够的肌肉，好让那一截残肢将来能够贴合无痛地穿进假肢里。用一根又长又弯的针头进行缝合时，我努力塑造了这样一个理想的肢体，但是我怀疑这位患者还是没有办法用假肢从轮椅上站起来。手术很顺利，可我依然有些担心。他年事已高，且身患重病；他大半辈子一直在服用的胰岛素渐渐失效了，身体机能也开始衰退，左腿已经出了问题，接下来就会轮到右腿或手臂。我想，早在这场手术之前，医生们是不是可以做些什么，让这一切从开始就不会发生。

选择学医时我以为行医可以帮助他人。我想象着自己能让患病的人们过上更健康的生活，也就是更好的生活。但作为临床医生，我们能做的事情太有限、也太迟了。我看着同事们夜以继日地工作，从一个病人冲向一个病人，疲于奔命却收效甚微。这并不是因为消极怠工或不愿奉献，只是我们往往只关注故事的局部，而忽略了它的全貌，仅仅治疗症状，而不解决根本问题。我每天都能看到患上各样疾病的人们，他们需要的是问题的真正解决方案。

许多年之后，我仍然在想着这位老先生——我的第一个外科病人。早在进入手术室之前他就患上了糖尿病，这种疾病让他的健康陷入了无法恢复的低谷。而我在思考，那些口耳相传却鲜有人探索的自发缓解病例是否暗藏着我们所需要的线索，让我们能在为时已晚之前帮助像他这样的人。

解剖“不可能”

2003年，我去了趟巴西。走下飞机的时候，空气像洗澡水一样又热又滑。那时是三月，南半球夏季的末尾，太阳直直照进我的骨头里，出发时波士顿的凛冬留在我身上的寒意开始消退。我想，也许这次旅行并不是一个坏主意，但仍然心有疑虑。

决定前往巴西的康复中心寻找资料时，我以为只需要去上一个星期，进行简单的调查，就能得出答案。我相信只要轻轻剐蹭，“奇迹康复”的闪亮外衣就会脱落，暴露隐藏其下的真相。我准备让速战速决的旅行解决我良心的困扰，然后继续原来的生活和工作，不用再操心这些故事的真实性。

在这之前的一年里，我不断听到从绝症中突然恢复的故事，不止来自巴西，也来自其他地方。我接到全国各地的来电，人们迫不及待地分享着他们的康复经历。有些故事乍听上去难以置信，但讲述者们出奇地坦率，他们会详细写下自己的经历，然后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我。邮件附件里是他们的X光片、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简称MRI）扫描结果，以及角落里有医生笔迹的医疗记录。

有些案例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持，或者在我看来最初的诊断就比较模糊。有些时间窗口太短，可能只是回光返照。还有一些患者是在自欺欺人，病情其实正在恶化，但他们认为自己在康复。我理解这种对痊愈的渴望，它过于强烈，最终让一些人骗过了自己。

这些故事乍一看确实吸引人——肿瘤像冰块一样融化了，瘫痪的人站起来开始行走，绝症患者在本应死去的多年之后还健康地生活着。但它们只是故事而已，没有证据。当人们通过电话或者邮件讲述自己的故事时，我会倾听，仅此而已。行政、临床和教学任务的重担像山一样压在我身上，我没有时间进行这种无意义的探索，去寻找一种难以定义的现象、一场海市蜃楼、一个不老泉的传说。

我是冒着断送职业生涯和声誉的风险来到巴西的。我担心最终找不到丝毫实际证据来支持任何一个自发缓解故事的真实性，但面对几乎完全未经探索的开创性研究领域，我有些动心。有些案例有确诊和症状缓解的切实证据，让人难以驳斥。我看着这些病例，努力想要找到一个解释。如果有些现代医学拒绝承认的事情真的发生了，我该怎么办？

当意识到自发缓解发生概率的文献数据和真实情况出入巨大时，我便加快了研究进度。每个夜晚，完成了夜间查房后，我就坐在计算机前，在医学数据库的搜索栏中输入“自发缓解”，点开不同的期刊，从中寻找蛛丝马迹。

我发现的案例数量着实令人震惊。从绝症中自发缓解的例子不在少数，只不过被当作“个例”。人们在讨论疾病进展和选择治疗方案时往往不会提到它们，收集汇总数据时，看起来像小概率事件或者数据误差的自发缓解案例也会在计算平均值时像水滴进入大海般消失不见。我们的医学建立在大量数据的平均结果之上，建立在一般性和普遍做法之上。但是当我专门去搜索自发缓解的病例时，它们出现在我翻过的每一块石头下面。一直以来，它们就藏在众目睽睽之下。

很久以前，当我决定放弃与世隔离的乡村生活、继续接受高等教育时，我曾起誓要追随真理，无论它将引领我到达何处。是时候追问现代医学没有提出的问题了：为什么会出现自发缓解？即使调查将揭示一切自发缓解都是故弄玄虚，我仍有责任追问下去。我总是想起那位老师的话——问题的质量决定了答案的质量。如果我们从未提问，又将如何得到答案呢？

机场距离我将拜访的第一个康复中心有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出租车驶向巴西利亚郊外，视野开阔起来，起伏的绿色山丘映入眼帘。我试图通过欣赏美景来分散注意力，但脑海里充满了疑问和困惑。这会是一次错误的行动吗？我必须牢记要保持开放的心态。我准备好开始提问了，希望这些问题能为我指引接下来的方向。

康复中心藏在巴西乡下的小镇上。在这里，巴西人精神信仰的痕迹随处可见。这种信仰十分深厚，与我习惯的文化截然不同。在这个信仰体系中，疗愈者会与另一块大地进行沟通，从那里输入精神与能量。我这次旅行的重点是阿巴迪亚尼亚一所叫作伊纳西奥·洛约拉之家的康复中心，这也是尼基催我来调查的地方。这里不止吸引了巴西的患者，还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我听说了这家康复中心的许多案例，其中的不少案例都勾起了我深入研究的兴趣。

到达后，我环顾了康复中心的环境。这是一栋被绿色田园环绕的露天别墅，室外花园纵横着曲折的小径，长椅掩映在巴西黑黄檀的树荫之下。显然，来到这样一个远离日常生活、没有压力与焦虑的地方，从某种意义上讲确实可以让身体和精神产生变化，帮助患者积蓄能量来应对自身的异常与疾病。我甚至也感觉烦恼开始离去，从波士顿带来的压力和焦虑在阿巴迪亚尼亚的暖阳轻风下蒸发不见。但是，休假并不能治愈绝症。如果我听说的案例是真实的，这背后一定还有其他隐情。

当我遇见约翰·特谢拉·德·法里亚时，他正坐在一把宽大的椅子上，面对着摩肩接踵的冥想者。法里亚有一头稀疏的深色头发，戴着眼镜，全身白衣。人们排着长队从他身旁经过，在那短暂的几秒钟之内得到诊断结果和处方，然后又重新回到冥想者的队伍里。我与法里亚握手的时候就明确地意识到，有些人会认为他是能给人带来疗愈的医者，也一定会有人说他是个骗子。

我有理由对法里亚保持怀疑。我知道他声称在进行“精神手术”，尽管治疗过程是完全免费的（每天的午餐也是），但康复中心还是在通过售卖独门复方草药和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来盈利。每当有人将痊愈归因于特定的人或地点时，我便会警觉起来。数百年前，人们声称法国卢尔德的圣水有治疗功效，但是专门小组进行调查时无法找到圣水和康复之间任何具有统计意义的联系。如果是我去调查卢尔德的传言，我会将注意力放在痊愈的患者身上，而不是泉水上面。同样，在阿巴迪亚尼亚，我对这里的患者最感兴趣——这是一个独特的群体，他们中出现过很多自发缓解案例。

私下里，我为自己设定了底线：只有一个案例难以用现在的科学理论解释，却又存在明确的医学证据，我才会继续跟进。^[1]

胡安是我最早接触的那批患者之一，他已经80岁高龄，每年都会与家人一起造访康复中心。胡安是个农民，来自巴西另一侧的农村，靠种植大豆为生。他的手晒得黢黑，像木头一样干皴，这是多年室外工作留下的痕迹。几十年前，胡安被确诊为多形性胶质母细胞瘤。这是一种发展迅速的致命脑癌，无法被治愈，只能采取姑息治疗，目的是让患者不太难受，并在可能的情况下稍微争取一点时间。患者很难幸存，确诊后的五年生存率只有2%到5%。然而数十年过去了，胡安正坐在我对面，以他的年龄来说惊人地健康，周身散发着宁静睿智的从容气息。

我问胡安，在他看来是什么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帮助他实现了痊愈。他耸了耸肩，摊开手掌：谁知道呢？胡安说他得到诊断后便开始造访这家康复中心，并且之后每年都会来这里冥想打坐。他认为这是一年一度的身体维护，就像给机器换油一样。

“确诊后，你的生活有什么变化吗？”我问胡安。他想了一会儿，然后摇了摇头说“不知道”。他不认为有什么变化。

交谈时胡安的妻子一直坐在他身旁。听到这里，她突然开始哭泣。我们吃惊地转过头去，只听她说：“一切都变了。”

确诊前，胡安很少花时间陪伴妻儿。胡安的妻子这样描述丈夫之前的生活：要么在外面干活，要么在喝酒，要么不知道在哪里。胡安跟妻子之间的气氛很紧张，时不时会有争执。对妻子而言，胡安就像一艘在海上独自漂泊的小船。(https://www.daowen.com)

自从被诊断出患有癌症、被死亡紧紧盯上，胡安的生活重心完全改变了。一夜之间，他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胡安的妻子说：“他回家了，现在和我们亲密多了。”

在一场又一场对话中，我一次又一次听到这样的描述：一切都变了。来到阿巴迪亚尼亚的人们并非坐等痊愈，他们其实改变了生命中最根本的东西，改变了与世界相处的方式，甚至改变了自己。他们辞退工作，修补婚姻；他们重新拾起已经放弃的梦想，奋力追寻；他们重新规划自己的时间，改变生活的重心……他们来到这家康复中心，希望得到指引，接近更深层次的某种东西，并相信这可以带来治愈。有时，这种改变似乎真的奏效了。我认真检查了一些肿瘤患者的MRI结果，那都是能够致人死亡、也无法通过手术移除的肿瘤。接着，我又检查了后来肿瘤减小、消失的MRI结果，试图弄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当然，事情不会那么简单。

出发前，我仔细阅读了所有能找到的有关这家康复中心的资料。多个经过认证的消息来源声称这家康复中心的治愈率高达90%至95%。95%！如果这是真的，那着实令人震惊。有报道称巴西的一些研究能够支持这一统计，然而语言障碍增加了信息追踪的难度，我没能找到这些研究。后来我发现了其中的一两项研究，但只有最原始的葡萄牙语版本，几乎没能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通过一周的密集调查（与患者面谈，筛查医疗记录，搜索医疗数据库以查找也许会有帮助的研究），我确定这里的治愈率远没有达到它所声称的95%。的确，许多人造访这里后感觉自己好转了，似乎属于真正的病情缓解。但是当我撕开表象，真实的故事开始浮出水面，与我最初的预料基本一致。

有些人确实经历过症状的明显缓解，可随后疾病又复发了。有些人痊愈了，可他们同时也在尝试其他主流疗法。痊愈的人认为是康复中心让他们恢复健康，但这一说法完全无法被证实或证伪。还有些人状况有所好转，生活质量确实改善了，我很高兴听到这些消息，但无法将这些病例归为明确的自发缓解案例。最令人心痛的还是那些坚信自己已经康复、但所有医学证据均指向相反结论的患者。就像飞机失去引擎后依然会滑行一样，信念能够带领他们前进一段距离，但解决不了问题。患者渴盼痊愈，可疾病仍然存在于体内，很快飞机就会坠毁。

告知一个人我不能采信他的案例是一件棘手的事。那些案例十分鲜活，就来自坐在我对面的真实的人，来自深切地想要相信自己已经好转的人。听他人描述身体感受、体验重病像潮水般从身体中退去的感觉，与检查患者肿瘤负荷^①打印结果大不相同——MRI只是冷冰冰的黑白扫描图，可能属于任何一个人。

起初，想要区分真实和无意义的故事并不容易。有时，我跟踪了一些有希望的线索，最后却什么也没有发现。也有时，我觉得一些案例过于牵强，却在几个月之后看到了支持案例的医疗记录，不得不重新回头。我记下一场又一场谈话，一次又一次比对人们讲述的故事和医疗文档。有些案例吸引了我的目光，它们有着确凿的书面诊断和后续完全康复的书面记录。这些时隔数周、数月甚至数年的康复记录通常由困惑而讶异的医生和专业技术人员写下，真正的自发缓解案例开始从黑暗中显现，闪耀着钻石一般的光芒。

马修，被活检证实患上了一种很严重的脑瘤。他去了巴西，在那里待了几个星期，又待了几个月，接着恋爱了。他的肿瘤消失了，大脑里原来是肿瘤的位置只留下了一个很小的疤痕——这本是几乎不可能出现的结果。简，她的红斑狼疮已经到了晚期，来到巴西时处于多器官功能衰竭的边缘，当时陪同她的医生确信她无法活着完成这趟旅行；如今，她身体健康，容光焕发地坐在我面前，眼睛里洋溢着笑容。林恩说她的乳腺癌被治愈了。山姆描述了他脊椎上的肿瘤消失的全过程……

这些匪夷所思的痊愈案例陆续浮出了水面。虽然远远没达到95%，但数字也远超现代医学所能解释的范围，足以使我相信巴西的康复中心的确在创造历史。我不能将其归纳为莫名其妙的“奇迹”，因为我们一直在努力攻克未解之谜，用理性诠释奇迹，让它走下神坛。作为医生，我即使不知道某些药物如何发挥作用，也会选择用它们治病，而非求助于奇迹。许多在我们看来稀松平常的技术产物（比如手机、收音机、电视等）会被过去的人当作奇迹。想象一下，一个生活在17世纪的人抬起头，看到一架巨大的喷气式客机——一大块重达百万磅^②的金属在空中呼啸而过，他的内心会有什么想法？他一定在想：这不可能，这简直是奇迹。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了伯努利原理^③，造出的飞机能够安全地完成日复一日的飞行。客观地说，随着科技的进步，今天的奇迹将成为明天的寻常。

在巴西的时间过得飞快，一星期好像刚刚开始就结束了。我把装满文件和笔记的旅行包甩到肩膀上，在走向出租车时最后一次环顾四周。一只鸡在马路对面悠闲地寻找玉米粒，一头驴奋力拉着车，旁边是干瘪的赶驴人。我将要带着更多的问题和更少的答案离开这个我不了解的世界，回到那个一星期前我以为自己了解、现在却发觉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了解的世界。这里人们对健康和治愈的本质以及身体和心理的关系有着独特的看法，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我处在一个谜团的边缘，我既被它吸引，又畏惧可能的发现。

在回家的飞机上，我翻看笔记，试图理顺看到和听到的全部信息。我相信那里确实发生了什么，但拼图还缺失太多重要的部分，我还找不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在巴西发现的线索没有一条能让我相信这一切归根结底与疗愈师有关，我甚至能推导出恰好相反的结论。我决定，不管有谁对这家康复中心多么感兴趣，只要他可能成为潜在的受害者，我就不会推荐他过去。电视和媒体联系我评论这家康复中心时，我也拒绝了。我不想鼓励任何人去那里，因为说不定就有人会受到伤害，或者被蒙蔽欺骗。我不想为别人带来任何风险。

然而，我决定继续研究那些有趣的、有着明确痊愈结局的案例。我希望聚焦于患者自身的调整和变化，从中找到痊愈的内在根源。我认为，在这些本来不太合理，甚至根本不可能的康复中，治疗师或医生唯一的作用就是唤醒人体自身已经具备的能力，让人体发挥出医治自己的功效。因此，我必须尽快找到那些真正影响康复的因素，觉察到它们的存在，并亲自唤醒它们。

我并不是要贬低优秀的治疗师或医生对患者的价值，恰恰相反，医生会对患者产生深远的影响，医生的工作可能成为痊愈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但是通过学习思考这些沙中淘金般得到的自发缓解案例，我意识到外部因素并非痊愈发生的主要原因。一粒药丸，一剂药方，一场手术，或一位医生的上帝之手，这些答案看起来简单而清晰，要说它们掌握着患者康复的关键，似乎不会引起什么质疑。但它们并没有。是患者自身的什么东西让痊愈成为可能。

被历史掩埋的线索

几个月之后，为了准备一场演讲，我开始翻阅旧课本和旧笔记，并偶然发现了其中的一个故事。我依稀记得这个故事在医学院被提过几次，但都只是简单带过——可能是病理学课本中这里或那里的一段，或教授讲课时的顺口评论。它就像历史记载的脚注，永远被人忽略。这次，我心里惦记着自发缓解的问题，所以被这则花边消息吸引住了。我把演讲材料扔在一边，开始从头阅读。

故事开始于1890年的秋天。当时，纽约纪念医院一位年轻的外科医生威廉·科利收治了一名新患者。这位同样年轻的女患者名叫贝茜·达希尔，她已经被手上一个无法愈合的伤口困扰了好几周。检查室里，贝茜向科利讲述了受伤的全过程。暑期外出旅行时，在一趟摇晃的火车上，贝茜的手被挤在了两个座位之间。刚开始的肿胀和疼痛并没有引起她的担心，但伤情一直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糟。科利对受伤部位进行了活检，满心期望会找到感染的迹象，然而，他发现了一种罕见且发展迅速的骨肿瘤——肉瘤。

当时，治疗这种肿瘤的唯一方法就是截肢。贝茜吸入了带点甜味的低剂量氯仿麻醉剂，科利把她的胳膊从肘部以下切除了。

但贝茜并没有好转。为时已晚，肿瘤已经扩散了。几周后，科利在贝茜的右侧乳房发现了一个杏仁大小的柔软结节。第二天，它长大了一倍。与此同时，贝茜的左侧乳房也出现了两个结节。肉瘤在她全身迅速生长，从皮肤下膨胀而出，开始像高尔夫球一样大，然后长成了葡萄柚大小。腹部触诊时，科利发现了一个“小孩子脑袋那么大”的肿瘤。^[2]在确诊几个月后，1891年1月，贝茜去世了，那时她18岁。

贝茜·达希尔确实死于一种罕见的癌症，但由于类似的故事在那段时期并不罕见，所以这个案例本不会在医学历史中被提及。不过科利没办法轻易把这件事放下——贝茜还很年轻，却这么痛苦地死去，这让科利遭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因此，科利没有继续接收下一个病人，而是开始研究治疗过程中可以改进的地方。他仔细梳理查阅了医院的历史医疗记录，发现了一个与贝茜几乎一模一样的病例，唯一的差别是：这位患者幸存了下来。

这两个病例有什么不同？幸存的患者是一位名叫施泰因的德国人，他在截肢手术的几天之后出现了高热，情况十分凶险；伴随的感染（很可能是丹毒，一种由链球菌感染引起的皮肤炎症）几乎要了他的命。但是，施泰因的免疫系统成功击退了入侵的细菌，人也开始退热。令人诧异的是，施泰因的肉瘤也在缩小。当感染消除的时候，肿瘤完全消失了。施泰因的医生带着困惑让患者出院了。

通过与其他丹毒病例进行交叉比对，科利发现了更多类似的例子：患者在接受了肿瘤切除手术后被感染，开始发热，然后出人意料地从癌症中痊愈了。科利注意到，路易斯·巴斯德等医学先驱也曾提到过与丹毒相似的发现。科利开始怀疑，某些情况下，术后感染有助于患者的康复。他认为感染引发的免疫反应不仅能够驱除入侵机体的细菌（这就是发热的作用），还能刺激机体的免疫系统去攻击肿瘤细胞。

为了检验这一理论，科利立即向一位癌症患者注射了活链球菌。这名男患者的脖子上长了一个鸡蛋大小的肿瘤，几乎无法说话或吞咽，其他治疗方法全部失败了，他大概只剩下几星期的寿命。注射之后，男子发热了，热得很厉害。但是当他挺过感染后，科利眼睁睁地看着肿瘤溶解消失了。男子幸存了下来，出院回家的时候已经从癌症中痊愈。

这个故事蕴含着惊人的启示——身体中对抗感染的自然过程不知怎么也能够破坏恶性肿瘤，让它们液化溶解，最终被清理出身体，几乎不留下一丝曾存在过的痕迹。

重读科利医生和贝茜·达希尔的故事，我被这个久远之前的发现震撼了。它太具有前瞻性。如今被称为“免疫疗法之父”的科利发现了一些有关人体免疫功能的重要秘密，一条能让免疫系统帮助我们对抗绝症的途径。后来，他研发了一种死细菌混合物，并开始用这种混合物治疗癌症。对于患者来说，死细菌更加安全，因为它们致病性更低，不太会让患者由于病情过重而死亡。但是，人们很难接受将“坏”细菌引入体内的想法。

科利作为先驱者超越了他所在的时代。在他尝试激发更强烈的免疫反应、促使身体做本就该做的事——清除癌细胞——的同时，历史潮流却向着抑制免疫反应的方向发展。当时，医学界刚刚意识到药物治疗的魔力，很快就出现了对新免疫抑制剂和退热药的追捧。人们设计出各种药物来抑制免疫系统、退热并杀死癌细胞，放疗最终也成了这个“抑制”工具包的一部分。这些新疗法存在不良反应，会杀死许多健康细胞，但确实可以救命，因此我们接受了这种医疗模式，通过抑制免疫系统而非激活免疫系统来治疗疾病，把科利的工作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里。科利的思路是正确的，但他在一个错误的时间把正确的方法带到了这个世界。

抑制免疫的疗法非常重要。实践已经证明，正是由于它的出现，现代医学才挽救了大量生命。但我不禁在想，如果我们同时参考科利的思路——把自己的免疫系统打造成击退绝症的秘密武器，我们今天会是什么样子？

那些过去的故事教给我们的

后来在医院值班或者准备各种演讲的时候，我总是不自觉地从自发缓解的角度思考一切。它是怎么发生的？读医学院时那些被习惯性忽略的老套内容，那些类似科利及其求索历程的故事，不断在我大脑中闪现。再遇到正在好转的患者时，他们的言谈议论也会牢牢吸引我的注意，与我记忆中那些巴西绝症幸存者的讲述遥相呼应。

去巴西，揭穿康复中心的真面目，将它从待办事项清单上删掉，然后继续原来的生活——我曾经是这样设想的。然而，巴西之旅让我迸发了新的热情。我确定真的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我仍然不知道它们是怎么发生的，但是直觉告诉我，近年来有关免疫系统及其影响因素的最新科学研究能够给我们带来醍醐灌顶的答案，或者至少一部分答案。

我们都知道，免疫系统是抵御感冒病毒和其他病毒的最有效工具。我们感冒时，会一边擤鼻涕或打喷嚏，一边向朋友和同事解释说自己太累了。一个人睡眠不足，或面临很大的工作或生活压力时，免疫系统就可能出现小纰漏，导致感冒病毒进入体内。如果睡眠充足或者压力适当，病毒很可能会被免疫系统的坚实铠甲阻挡在外。这是我们都能理解并接受的观点。但是，当涉及困扰许多人的癌症、心脏病、糖尿病或其他慢性病甚至绝症时，我们往往不会考虑自身免疫系统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或者不能起到什么作用。我们会立即求助于外界那些直接处理最严重症状的干预方法，而不是聚焦自身，寻找内在病因。也许病因就是免疫系统——它出了点毛病，产生了慢性炎症，结果不仅无法有效地完成工作，还导致了免疫问题与其他疾病。尽管我们的医疗系统从某种程度上讲还算优秀，可它提供的治疗常常只是让患者在疾病的泥潭中原地踏步。

科利的试验表明，发热就像重启电脑一样，有时可以重置人体免疫系统，让它能够“看到”并攻击那些之前放任其生长的肿瘤。医学院的学习以及多年的精神病学临床实践让我见识了人们摄入体内的各种东西——从能吃的与不能吃的食物，到抽象的想法与感受——如何从根本上改变免疫功能。食物能影响免疫系统，它决定了身体和细胞能否摄取良好运转所需的营养。密切接触的环境会影响免疫系统，斯坦福大学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我们周围的世界——从母亲的子宫，到童年时代的家，再到当下的居住环境和工作场所，都比基因更能塑造和决定免疫功能。^[3]实际上，90%的慢性病不是基因导致的，而是环境中的致病因素导致的。^[4]应对压力的方式也会影响免疫系统，我们很早就知道，慢性压力会抑制免疫功能，而在心理神经免疫学领域（该学科旨在揭示大脑与免疫系统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一些开创性研究表明积极的情绪和幸福感可以提升免疫功能，改善人体健康状况。

人们偶尔会从绝症中幸存。他们或许没有接受医疗干预，或者接受了治疗，然而最终“疗效”远远好于治疗的预期结果。在这些患有各种疾病的患者身上，不为人知却又至关重要的转变让他们的免疫系统举起了反抗的大旗，将矛头对准了疾病。这一切发生的原因就是我需要关注的问题，而康复中心所谓的治愈是否真实合理其实并不重要。如果自发缓解现象确实发生了，哪怕极其偶然，只要清除表面的所有干扰——虚假的故事、主流医学界的轻视以及对他人看法的顾忌，我就可以利用科学方法对其进行研究。

我对自发缓解的研究开始于提出更好的问题。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免疫功能的：为什么它不是现代医学更加优先考虑的事项？当慢性病或绝症患者来到我们医生面前的时候，为什么我们没有最先考虑免疫系统？

①指人体中癌细胞的数量、肿瘤的大小或癌症病灶的总量。

②1磅约为0.4536千克。

③在水流或气流里，如果速度小，压强就大，如果速度大，压强就小。由瑞士物理学家伯努利于1726年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