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等于你的疾病
第十章
你不等于你的疾病
每个人都是天才。但是如果你以爬树能力来评判一条鱼，它将终生认为自己是个笨蛋。
——艾尔伯特·爱因斯坦
在下面的图片里，你看到了什么？
你可能看到了一个老妇人，下巴缩在皮草外套里，裹着白色的头巾。她有着钩子一样的鼻子，小眼睛中流露出悲伤的神情，嘴角向下撇着。但再看一遍，把注意力放在鼻子上，想象它是脸颊的曲线，生气地扭向一边。老妇人的眼睛变成了耳朵，嘴巴变成了短项链，你现在看到一个年轻女人了吗？
这幅画是由一位不知名的画家在1888年创作的，它被印在明信片上，当作新奇的小玩意儿四处传播。多年后，一位报纸编辑偶然看到这幅画，被它吸引了，并将它发布在了报纸上，题目是“我的妻子与岳母”。编辑在标题中写道：她们都在画里。找到她们！
现在把目光投向1930年。心理学家埃德温·鲍林看到了这张图片，把它复用到了自己一篇以“感知”为主题的期刊文章中。鲍林好奇人们为什么能从这幅图画中看到不同人物，以及这样的视觉转换是否容易实现。通常来说，人们很难看到感知到的第一印象以外的东西——如果你开始看见的是老妇人，就很难再看见年轻姑娘了。鲍林发现，观众需要经历某种“图形-背景转换”来发现就在他们眼前的图像。在转换过程中，我们可以让图像的某些特征淡入背景，另一些特征成为主导。然后，突然间，全新的图像出现，我们才看到一直就在眼前的东西。
经历过自发缓解的人在改变看待自己的方式时也经历了类似的转换。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一变化非常突然，好像他们一直盯着图画，一直看见老妇人，猛地向上一瞥，就看见了少女。上一章中提到的米拉形容这个过程像“面纱被扯下”，突然之间，米拉有生以来第一次清晰地看见了有关自己人生的故事，而这个故事和她一直以来的想象不太一样。米拉经历了剧烈的图形-背景转换——同样的生命历程，同样的女人，图像却截然不同。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通过图形-背景转换来改变看待自我与疾病的方式。对于鲍林的图画而言，一旦觉察到了两种图案的存在，就能够很轻易地在两种图像间转换，但永远不可能同时看到两个人物。那么，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一个病人，你还会看到其他可能吗？
我在俄亥俄州遇到的年轻脑瘫女患者凯伦就是一个完美的例子。凯伦和她的双胞胎妹妹自一出生就患有脑瘫。这是一种常由子宫内的发育异常或生产时缺氧导致的疾病，会影响人体的肌肉、运动和协调能力。凯伦的腿受到了严重影响，无法伸直，走路时脚跟无法触地。谈话时凯伦讲到，当她在学校里把自己缓慢地拉上楼梯时，其他小孩子们会像飞一样从她身边经过。当一个孩子无法做到其他所有人都认为理所当然的事，生活就不会轻松愉快。
然而，凯伦慢慢克服了她与生俱来的大部分生理弱点，变成了一个精力充沛的年轻女孩。上一次我见到她的时候，她看起来十分快乐。凯伦报名了理疗师课程，崭新的未来像华丽的地毯一样从脚下铺展出去，那是她从未设想过的未来。
谈话时，凯伦的双胞胎妹妹就静静坐在一旁的轮椅上。她见证了自己姐姐身体的转变，却拒绝去看医生。她告诉我，她打心底觉得自己缺陷太多，不配得到医生的注意，并且确信所有尝试都将失败。我永远忘不了这些令我心碎的讲述，它也提醒着我，很多人都倾向于相信糟糕的事情。有多少人是这样生活的？认为自己有某种缺陷，因此不配拥有彻底的痊愈和完美的生活？人要怎么做，怎么才能摆脱对自己病态残缺的印象，看到真正的自己？
感知的力量
我在印第安纳州乡下广阔的农田中和无边的蓝天下长大，但我的世界狭小局限，严苛的家庭管教，各种规矩与成见束缚着我。我穿着母亲手工缝制的衣服，兄弟姐妹们都在家里剪发，我们的乡村口音听上去奇特而过时，甚至和身边的人比起来也是如此。我清晰地记得7岁那年的某一天，一位朋友对我说：“你爸说话像个乡巴佬！”我们同样住在印第安纳州最贫穷的县，但这位朋友仍然认为我的父亲——而不是他父亲——说话像一个乡巴佬。然而在我们家，没人应该关心形象和时尚穿着，我们只应该关心如何恪守传统。
在发现世界比我知道的更广大、更辽阔、更美好之后，我就无法继续待在那个局促狭小的天地中了。我还意识到，想要实现自己的目标——追求高等教育、获得高级学位甚至成为医生，必须做出改变。大学开始之前，我用隐形眼镜代替了丑陋的塑料框眼镜，“叛逆”地找理发师剪了头发，还购置了时新服装。9月的一天，天气依然闷热，我走进大学校园，立刻被其中不一样的氛围震撼了。我明显感受到了人们的态度差异，他们接纳而非评判我，认为我是他们中的一员而非某种另类。这种解脱感让我几乎流泪了，我终于知道自己的内心与其他人并无不同。周围人们的接纳帮助我逐渐找到了看待自己的新方式。
所有人的真实自我和呈现出的形象间都有差异，有时这种差异十分巨大。这一认知对我而言是一个巨大的帮助。它是我的艰辛童年留下的礼物之一。
人们通常认为在意别人的看法是一件肤浅的事情。无论别人如何看待你，你都应该知道自己的价值所在。然而，在一定程度上，别人的看法是重要的，它会影响你的感情和事业，甚至也会影响你的康复能力。人都会被他人的看法影响（其实他人的看法可能是我们授意的），如果别人认为你病弱或不健全，你或许也会感觉自己病弱或不健全，从而加固默认模式网络中对“我是谁”这个问题的认识。如果你认为自己“病了”，或者被带着这样看法的人包围着，你的康复之路是不是会更艰难、更漫长？
我们已经看到了健康与感知世界之间的交织关系。举个例子，两个在纽约中央公园里相邻而坐的人，可能处于两个完全不同的宇宙中。一个人可能因繁忙的交通而心烦意乱，或被头顶飞速旋转的直升机桨叶惊吓，身边的人个个看起来都威胁重重——他们想干什么？而旁边的另一个人可能注意到完全不同的景象：一位母亲温柔地为婴儿车中的孩子盖上毛毯，一对情侣旁若无人地牵手说着情话，红色和金色的树叶在阳光中纷纷扬扬地从树梢落下。两个不同的世界。如果保持这样截然相反的感知持续数年，不难想象，两个人体内的化学和生物反应会有多少差异。
感知甚至影响感官——你尝到的味道和听到的声音。1976年，一位研究人员发表了一篇名为《听见唇语，看见声音》的论文，其中指出，我们听到什么声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看到了什么场景。[1]这就是著名的麦格克效应，以这位研究人员的名字命名。有很多关于麦格克效应的视频，比如一个男人重复发出“Ba Ba Ba”的声音，然后又开始重复“Fa Fa Fa”，“F”的发音十分明显。然而重点是，这两个音频其实完全一样，被重复发出的声音一直是“Ba Ba Ba”。但是我们看见男人的嘴型做出了“F”音节发音的样子，所以耳朵就听见了“F”。我们生造出了一个清脆、清晰、准确无误的声音，然而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视线中的盲点也是如此。视神经与视网膜相连的位置没有视锥和视感细胞，这导致了视线盲点的产生。但是，我们创造出了某种构建在裂隙上的“桥梁”，形成了视线没有断裂的视觉效果。不存在的东西可以靠创造填补，你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有实验表明，如果让人们相信自己受到的痛苦是施加者故意为之，痛苦程度便会加深。另一项关于疼痛的研究发现，如果你弄伤自己时说句脏话，疼痛就会减轻。可以看出，情绪会影响我们对疼痛的感知——感觉被他人针对，疼痛增多；通过话语和语气拒绝疼痛，疼痛减少。很多研究都展示了有关感知科学的惊人事实。[2]一些在同一酒店从事相同工作的女性客房服务员被分成了两组，其中一组被告知，她们的日常工作可以算作“运动”——满足外科医生对于每日推荐运动量的需求，而另一组没有被告知任何信息。随着研究的进行，第一组女性的身体指标（体重、腰臀比、BMI、血压）显著改善，另一组的对应指标却没有发生变化。在这个案例中，感知指的是“工作等同于运动”的观念，它具有改变身体的力量。
还有另一个很好的例子。我猜大多数人对衰老这件事都抱有消极态度。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可能会认为自己逐渐衰弱，对生命中已经消逝的东西念念不忘。这种消极想法虽然完全合理却危害巨大。哈佛大学的艾伦·兰格和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贝卡·利维共同进行的研究发现，发自内心地积极看待衰老可以改善健康状况、延长寿命，[3]其效果比锻炼或戒烟还要有效。[4][5]另外，关于衰老的负面想法会增加罹患阿尔茨海默病的概率。为什么？研究人员发现，负面自我感知带来的慢性压力可能破坏海马体，这是大脑中负责记忆、情绪甚至心脏跳动的结构。
科学家在探索物理领域时发现，人类的大脑并不仅仅是外界客观现实的被动观察者。观察者效应表明，我们的感知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现实，改变我们的体验，甚至改变我们的躯体。对感知的主观选择能力触及了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核心：与其他动物不同，我们能够选择如何解读自己的体验，因而拥有了超越极限的能力。如同哲学家乔瓦尼·皮科·德拉·米兰多洛在文艺复兴早期所吟咏的那样：我们要么是神，要么是野兽；要么是天使，要么是魔鬼。[6]我们可以看见美好与希望，也可以只看见缺失与恐惧。我们看待自己与疾病的方式，要么严重限制了自己的康复潜力，要么开启了一条意想不到的治愈之路。
阿拉莫的边防将领
2014年，我收到了放松反应缔造者、身心医学开拓者赫伯特·本森的邀请。那是个好消息，但也让人有点紧张：麻省总医院希望我向教职工进行一次有关自发缓解的演讲。那时的我已经参加过几次电视节目，所以不应该紧张才对。但我还是紧张了。我将向一群最苛刻、最难被说服的听众——我的同行们——进行演讲。
演讲进行得很顺利。我尽量突出了科学性，引入了量化数据，观众似乎很感兴趣。演讲结束后，我发现了一页被某位医生不小心遗落在现场的笔记，上面记录着我讲述的内容，其中有一句是：成为自我照护的英雄，在别人看见失能和疾病时看见可能和机会，去取得非凡的成就。这句话被标上了下划线，旁边还画上了感叹号和一张笑脸。
第二天，我收到了麻省总医院精神科助理主任的邮件，内容与肾细胞癌自发缓解有关。肾细胞癌致死率很高，但也是自发缓解发生率较高的癌症。邮件里写道：有一位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工程师，他叫杰拉德·怀特，有一个关于自己的神奇故事。
杰拉德称自己为“杰瑞”，是那种会大嗓门儿打电话的家伙，并非脾气暴躁，只是精力充沛、为人热情，想让全世界都听见自己讲述的故事。那天，我打电话过去想要聆听他患病又康复的经历，他却有另一个故事要讲，一个关于野猪的故事。
杰瑞住在得克萨斯州中部，布拉索斯河河畔的一个小镇。镇子历史悠久，砖墙和带遮阳篷的商店门面散发出狂野的西部风情。得克萨斯州辽阔无尽的天空提醒着人们，这里曾是一个未被驯化的独立共和国。每年，杰瑞都会参加阿拉莫之战（得克萨斯独立战争重要一役）的战场重现活动。他扮演吉姆·鲍伊，一位传奇的边防将领，以近战时熟练的刀法闻名，在重病卧床的情况下仍然奋战到了最后。据传说，吉姆·鲍伊丧命之前，枪中的每一颗子弹都从他的床上射向了正在接近的敌军。当杰瑞讲述了自己在得州灌木丛中的一次“史诗级”对峙后，我就认为他非常适合扮演吉姆·鲍伊。杰瑞说，当时有一头野猪闯进了他的院子，破坏了草丛和花束，吓坏了他的家人和宠物。85岁高龄的杰瑞拿起古董手枪，毫不畏惧地追上了那头猪。后来他从灌木丛中胜利归来，正如他战胜了两种本来应该让他送命的癌症后凯旋一样。
接着，他给我讲了疾病的故事。
“一切的起因都是一个装病的园丁。”杰瑞说。他找了人给院子割草，但那人一次又一次推迟工期，愤怒的杰瑞最后得出结论：要想完成什么事情，还不如自己动手。他从邻居那儿借来一台坐式割草机，“在暴怒中完成了工作”。在酷热的天气下工作了几个小时后，杰瑞征服了巨大的草坪，上楼去洗澡。在擦干身体时，杰瑞震惊了：他的左侧睾丸突然肿成了葡萄柚大小。
之后是接二连三的看诊。医生给杰瑞进行了腹部CT扫描，想看看是什么造成了这么大的系统压力，导致了睾丸炎症。当医生把扫描结果挂出来时，连未经专业训练的杰瑞都一眼看到了罪魁祸首：本该是灰色风暴云样的左肾位置，出现了巨大的凝胶状团块。
两人盯着扫描结果。医生沉默了几分钟，好让杰瑞有时间努力消化眼前的信息，为听到接下来的诊断做好准备。现在，回想起改变了自己一生的那个瞬间，杰瑞十分感激医生给了他沉默和准备的时间。显然，那几分钟是杰瑞生命里的重大转折点，就像飓风正中异样平静的风暴眼。医生宣布初步诊断后，杰瑞的家人开始提出各种问题，杰瑞只是安静地坐在那儿，思考着。他说他的第一反应是否认：应该没那么糟，也许能忍一下，看开一点大概没什么问题。
在家人的一片沉默中他看向医生：“如果我什么都不做呢？”
“它会杀死你。”医生说。
度过了最初的震惊后，杰瑞觉得这句话并没有让他特别不安。事实上，他非常欣赏医生的直白。
“他的坦率真让我舒服！”杰瑞告诉我。
诊断是肾细胞癌，或者叫肾癌。晚期，转移性的。医生估计，不接受治疗的话杰瑞还剩下大约3个月的寿命，治疗也不会对预后带来太大改善。在20世纪90年代，转移性肾细胞癌患者的选择不多。这种癌症对当时可用的传统疗法（例如化疗和放疗）响应率①很低，在已经测试的70多种化疗药剂中，最好的测试响应率只有不到10%，[7]颇令人失望。
但是，无论杰瑞想不想尝试那些不一定有效的治疗方法，首要的事情都是将肿瘤切除，因为这个肿瘤已经给杰瑞的肾脏系统带来了太大压力。他们在达拉斯的贝勒大学医学中心进行了紧急手术，漫长的7个小时之后，杰瑞的左肾和肿瘤一起被移除了。
杰瑞把肿瘤形容为一个“20磅的大家伙”。“他们告诉我这还不是此类癌症病例里摘除过的最大肿瘤。但我查了资料，没找到更大的。”他说。
杰瑞毫不掩饰的好胜心让我不由得笑了起来。他好像还挺失望！这个扮演过阿拉莫之战指挥官的人，追着野猪冲进灌木丛的人，想要在每一件事上取得胜利，甚至是肿瘤的大小。
康复很艰难，过程漫长而痛苦，但杰瑞克服了一切。他每天都强迫自己在健身自行车上骑得更久一些，时刻提醒着自己漫长手术后医生说的话：“我全搞定了。”
但癌症本身并没有被搞定。(https://www.daowen.com)
杰瑞总会全心投入自己手头的任何事。他一直在研究肾细胞癌，发现这是一种相对难以预测且反复无常的癌症。它可以快速移动，扩散到身体其他部位。手术一年之后，CT扫描复查显示杰瑞身上曾经是左肾的位置有个小团块。尽管肿瘤科医生曾说肾细胞癌“永远不会再回到肾床上”，但放射科医生坚持认为这又是一个恶性肿瘤。活检证实：复发性肾细胞癌。
主流治疗方案救不了杰瑞。他进行了第二次手术，移除了复发的肿瘤，但癌症还会回来。当时，市面上唯一一种针对这个阶段肾癌的治疗药物还在试验阶段，争议很大。杰瑞的儿子看到了这项挺有意思的研究，它是一种免疫治疗的新药，叫作白细胞介素2（IL-2）。杰瑞重燃了希望，但当他把这项研究拿给医生看时，医生大为光火。
杰瑞说：“他从椅子上跳了下来，一拳捶在了桌子上。他对我喊道：‘告诉你儿子别再看那些垃圾书了！白细胞介素会要人命的！’”
从确诊肾细胞癌，一年半已经过去了。虽然外科医生尽职尽责，但杰瑞知道，他需要掌控自己的健康管理，这很重要。例如，CT扫描发现腹部小肿块之后，杰瑞是那个要求活检以防癌症复发的人。医生坚持认为它不可能是恶性的，但它是。
杰瑞是一位受过良好训练的工程师，也是一位发明家，在很多国家都注册过专利。他相信，自己弄明白事物的工作原理永远是最好的选择。他深入学习了白细胞介素2的相关研究，认定是医生的信息落后了。标准癌症疗法（化疗和放疗）对于肾细胞癌的效果有限，而白细胞介素2和斯蒂芬·邓菲使用的地塞米松一样，都是利用免疫系统中天然存在的信使蛋白来对抗肿瘤细胞。20世纪90年代中期正是免疫疗法的萌芽时期，尽管白细胞介素2已经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批准，但它的不良反应很严重，成功率相对较低，只有20%。然而，杰瑞被判死刑的概率是100%，20%的生存机会看起来已经相当不错了。此外，杰瑞从未被渺茫的概率吓到过。别忘了，这可是杰瑞·怀特，他是阿拉莫战役中的吉姆·鲍伊，是追逐野猪的勇敢猎人。后来，CT扫描发现杰瑞的肺部出现了点片状阴影，说明肿瘤已经从原发位置蔓延到了远端（或称为转移灶）并开始生长，医生终于同意了使用免疫疗法。
杰瑞说白细胞介素2的不良反应就像“你能够想象到的最糟糕的感冒”，让人高热、寒战和呕吐。免疫疗法会让身体进入强烈的炎症状态，以消灭癌症。在与免疫疗法的不良反应做斗争的时候，杰瑞觉得自己还有其他事情要做。自从被确诊以来，杰瑞就在疯狂地寻找、阅读一切他能够得到的与肾细胞癌相关的资料，包括癌症本身及其治疗方案，还包括幸存者以及他们的故事。营养、冥想……杰瑞开始尝试所有方法，试图让当前治疗达到最好的效果。
白细胞介素治疗最困难的一点是，患者需要定期注射这种药物，大多数病人不得不为了这简单的一针奔波跋涉到医生的办公室。但杰瑞的女儿是一名护士，所以她能让父亲在家中接受注射，这增加了治疗的舒适度。几个月之后，杰瑞觉得自己制订的日常计划非常管用，已经让自己的头脑和身体达到了可以接受免疫增强疗法的最佳状态。他好好洗了个澡，放松身体，努力清空了头脑，把担忧和焦虑抛在脑后。他花了很长时间借助引导性意象进行冥想。存在于杰瑞头脑中的意象非常具体：白细胞冲出血管，找到黑色的破坏性癌细胞，把它们清出体外。当杰瑞准备接受注射时，家人会围在床边并将手放在杰瑞的身上，仿佛在向他传递治愈的能量。杰瑞发誓他可以感受到这种能量。
“甚至我4岁和5岁的两个小孙子都吵着要和大家一起守着我。有一次，一个小家伙祷告说，针剂会像利剑一样杀死癌细胞。我太受感动了。”杰瑞说。
针剂让杰瑞难受不已，但注射的过程就像一个与家人共同创造的仪式，或许这是针剂的最大价值。实际上，“注射之夜”的家人团聚已经成为杰瑞最宝贵的记忆。
杰瑞说：“至少，我们想办法把那种冰冷无情的体验变成了美好的经历。”
8个月之后，杰瑞到达了极限。药物不良反应太过强烈，随后的CT检查显示疗效也不甚理想。说得直白一点，癌症还在发展。
杰瑞决定提前终止白细胞介素疗程，转而专注于他在过去一年中练习的冥想和引导性意象。这是一个激进的决定，但杰瑞有种直觉，这是他最后的机会，也是最好的机会。
“这让身心连接练习变成了生死攸关的事情。我觉得这是我开始全力以赴的原因。”杰瑞说。
杰瑞所说的“引导性意象”到底指什么？在不同语境中，它可能指代不同的东西。对于杰瑞来说，这意味着通过高强度的想象过程让“有意识的左脑半球和潜意识的右脑半球进行意象交流”。我知道，在神经科学领域，有些最新观点认为把大脑分为左右两部分过于简化。是的，左右二分法并不是全部答案，但它在解剖学和象征层面仍然十分重要，它提醒我们：人能够以多种形式存在于世界、体验世界。杰瑞的方法更是让我觉得很有意思。其中的关键是，他尝试寻找一种通过高强度视觉冥想向身体发送信号的方法，让信号从有意识的自我出发，深入体内智慧的协调系统，改变免疫系统的功能。杰瑞选择借助冥想点亮每一个癌细胞上的抗原，让它们像灯塔一般发出光亮，好让免疫系统细胞——自然杀伤细胞、巨噬细胞和T细胞——找到肿瘤并将其处决。
杰瑞成功了吗？显然，他做到了！在他突然退出治疗、开始冥想练习的3个月后，医生通过检查宣布他康复了：没有疾病迹象。
杰瑞有许多优秀品质，比如治疗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与惊人的行动力、工程师的务实和从未失去的幽默感。但在我看来，最值得注意的是他看待疾病的态度。他一直把疾病与自己截然分开，把它当作一个需要去对抗的敌人。回想我们的对话与杰瑞的邮件，在那些有关疾病的长篇文字中，我很难不注意到他的遣词用句：他在“战斗”，他与癌症之间发生了“战争”，癌症就像“怪物”或“入侵者”，会发起“攻击”。当小孙子说“像利剑一样杀死癌细胞”时，杰瑞得到了极大的触动和鼓舞。
在谈论严重疾病时，许多人会用战争做类比。这种对疾病的比喻已经融入了我们每个人都会使用的公共话语体系。我们会战斗，可能胜利或失败；我们将疾病当作需要战胜的敌军，需要击败的敌人。这种方法确实鼓舞人心，但未必对所有人有效——对有些人来说，将疾病视为入侵者可能弊大于利。比如，本书前言中提到的克莱尔会把疾病看作身体试图与她沟通的信号，倾听并回应是她痊愈的关键。但对于杰瑞，癌症是潜入阿拉莫的敌军，惊扰了他床榻上的休憩，疾病还是闯进花园掘土的野猪，让杰瑞拿着古董枪就追了上去。
在不同的人的内心世界中，相同词语和比喻的含义千差万别，也许这导致了它们的效果差异，对别人有用的却可能对你没有效果。你看待疾病的方式必须与你自己产生共鸣，必须包含你能感受到的能量与生命力。不管你将疾病看作沟通信号、敌人还是其他完全不同的东西，最关键的是，不要把疾病当作你自己。你不等于你的疾病，它不能定义你。
当然，一个身患重病的人可能很难坚持并施行这些想法。若你长期与疾病斗争共存，被疾病的声音包围，让疾病改变了生活，被疾病定义了自己，怎样才能从中脱身？
当疾病成为你的标签
疾病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了许多不同的角色，有时它甚至在雪中送炭——面对难以处理的局面或难以招架的压力时，身体可能通过崩溃的方式让我们获得必要的休息机会。对许多人而言，疾病可能是他们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感受到别人的关心，第一次能够把自己的需求放在首位。你甚至不需要主动去寻求关注，疾病会替你做出决定。这也许是疾病附赠的礼物，我们无法控制。
如果能够利用疾病逃离生活重负、恢复平衡、获得喘息之机，我们可能会在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拒绝从疾病中康复。如果你已经偏离了正常的生活道路，只忙着关心和取悦他人，忘记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和真正需求，那疾病就不仅仅是警钟，更是救命稻草。
疾病可能会与我们的自我认同和感知纠缠在一起，难以厘清。我每天都在医院中看到，不管在精神科还是其他科室里，人们往往会用疾病来表达内心最深切的希冀、恐惧、需求和渴望。这可能是因为其他表达途径被阻塞了。你需要问问自己：疾病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疾病也许蕴含了你的部分真实身份（或自以为的真实身份），从疾病中康复似乎意味着放弃自己。你需要意识到，你可以让自己的身份从疾病中剥离出来，同时仍然完整健全，甚至可以带着从疾病中得到的经验教训，重塑新的自我。
日常生活中，为了自己和他人的方便，我们可能变换不同身份。想象一个小巧袖珍、晶莹剔透的玻璃棱镜，它看上去非常简单，但放在光源前轻轻旋转时，它就会从一种颜色变成另一种：粉色、蓝色、黄色……人也是如此。你可能是丈夫或妻子、儿子或女儿、兄弟或姐妹，可能是领导、爱人、某人从年幼时就结识的好友。你做家长与做晚辈时的表现一定不同，这不会让你变得更不真实，或更不像自己，这仅仅是成为社会人并不断深化与他人的种种独特关系时的必要步骤。我们在当下时刻的身份取决于当下的环境。
有时，我们会故意旋转棱镜来呈现特定的身份。比如我发现，有些患者希望我扮演权威医生的角色，谈吐果断自信；有些患者希望我问诊时在心理上脱下白大褂，表现得像一个有恐惧和担忧的普通人。在这么多年的行医生涯中，我必须磨炼出这种知道什么时候要如何表现、表现几分的技能。
有时，我们又会无意识地在不同身份间自动转换。例如，催促孩子们上床睡觉后，你走下楼梯，与配偶共享私密时光，从一位母亲变成了妻子。在与病人交流时，我会把这种现象称为面具转换。我们身份中的不同侧面就像不同的面具，既揭示了身份，又隐藏着身份：揭示是指这些面具凸显了我们身份中的某些特质，隐藏是指与此同时我们往往藏匿起了其他特点。
身份的不同侧面是世界为每个人贴上的标签，而不是我们的主动选择。但最重要的是，不论你将身份理解成面具还是标签，它们不能代表全部的你，也可能没有准确地刻画你。疾病——尤其是长期慢性病或绝症——可能成为我们无法揭下的面具、无法撕除的标签。想要修复自我认同，就必须有超越面具或标签的洞察能力，你需要看到这些表象下的真实自我。一个棱镜，虽然有无限多面，但终归统一于一个整体。你也是如此。
在我们的视线之外还存在着更深层的自我，人们一直试图用“灵魂”这个词来捕捉这种精神存在。知名神经外科医生怀尔德·彭菲尔德曾经讲述，清醒开颅术中，在部分头骨被移除、患者重获神智后，用小电极触碰大脑不同部位便会激发病人相应的感受、记忆、各种感官知觉以及运动行为。彭菲尔德揭示了大脑内部如何理解身体，并绘制了一份被称为“感观侏儒”的大脑功能地图。但众所周知的是，彭菲尔德没有找到自我。当他操纵大脑特定部位，引发运动行为或感官知觉时，患者永远会说：“这是你做的，不是我。”
受文化影响，我们经常被他人所看到的身份折磨着，这些身份可能终将定义我们。但真相是，我们还有另一套身份，它更完整、更本源，隐藏在更深处。过去和现在的行为定义不了我们。并不是所爱的人相信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是什么样的人。自然，你更加不等于你的疾病。在所有的标签和面具之后，存在着看不见的神秘真我。那么，如何实现图形-背景转换，转变自己的感知以看到真正的自己？如何才能穿透层层面具——尤其是疾病的面具？
揭下疾病的面具
人不能强迫自己进行图形-背景转换。在我研究过的众多案例中（包括米拉的案例在内），人们口中关于自我认同的图形-背景转换往往都是自发的。但是我们已经看到，许多自发缓解发生之前都有漫长的准备工作。
当一位患者的母亲因为一次家庭治疗来到我的办公室时，我正在仔细思量着上面的问题。这位女士走进来与我握手，她笑容灿烂，目光温和，像是典型的中年中产阶级家长：身材标致，衣着光鲜，谈吐自若。等候她女儿的时间里，她简要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她说，许多年前，她把自己困在了一种自毁的行为模式中：搞砸过几次婚姻，不停尝试摆脱童年时被性侵的阴影却一再失败，反复滥用药物，失业……好像无论如何努力也没有办法打破这个循环。她身上不良童年经历的印记十分明显。这位女士告诉我，很长时间以来，她都认为自己从根本上就是一个残次品，因而注定要做出糟糕的选择，注定会染上疾病，甚至悲惨地死去。这一切似乎都扎根在她对自己的核心认知之中，尽管迫切地渴望拥有一个健康、快乐和干净的人生，但她自己并不相信会有这种可能。然而，现在我面前这位自信、健康的女士和她描述中的那个人大相径庭。
“你身上发生了什么变化？”我非常好奇这个惊天转变背后的原因。这是很多患者努力追寻的目标，很多人都失败了。
令我惊讶的是，这位女士说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时刻，她在那一瞬间突然发觉自己误解了自己的一生。我立刻意识到，这就是很多人描述过的图形-背景转换。
“我仍然记得它发生的确切时间。那是一堂瑜伽课，我在做婴儿式，前额贴着地面，这个意识突然掠过大脑——我并不是一个有缺陷的人。可能，我其实一直都是这么想的。人不能被自己的过去和错误定义，我已经做得足够好了，值得拥有美好的生活。”
她停下动作，站起来走出瑜伽工作室，带着这种崭新的自我理解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生活。12年过去了，曾经的她一定无法想象生活会变得如此不同：事业一次次成功，身边还坐着结婚10年的丈夫。我看得出来，这位丈夫十分欣赏她。她似乎还是那个人，但又完全不一样了。她成功让视线越过了世界（和她自己）给她贴上的残损标签，剥落了带来束缚和疾病、藏匿了真相的面具，重新找回了在路途中遗失的核心自我。
上述一切不是在瑜伽课上“瞬间发生”的。这位女士为自己所经历的图形-背景转换做足了准备。在用借口逃避多年之后，她下定决心要认真对待自己的身心健康。她尝试了各种改变生活习惯的方法，努力过，都失败了。最终，对改变的渴望让她报名了瑜伽课，作为迈向健康的又一次尝试。这就是她通过婴儿式发现自我、靠顿悟改变了人生的契机。她不是碰巧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了正确的地点，而是推着自己出现在了那个位置。
深入研究手边的病例时，我发现它们也不是“瞬间发生”的。从朱尼珀、简到米拉、克莱尔、杰瑞，在想要从生活中得到什么、如何治疗（或不治疗）自己的疾病这两个问题上，他们都进行过许多反思。有时候，他们做出了重大生活改变，并循着这些改变顺流而下，却只抵达了崎岖黑暗的终点。但这些旅程也为他们提供了重新评估或清晰审视各种因素、摆脱默认模式网络的机会。
人不能强迫自己在瞬间洞悉真相，或要求图形-背景转换在某个特定时间点上发生，但可以为之做好准备。我们需要培育好土壤，在顿悟时刻出现时接纳它的到来。这可能意味着寻找能够跳出默认模式网络的新环境，从崭新的视角体验世界、感受自己。就像之前的章节所提到的那样，这也意味着要思考疾病对自己的意义。你有什么“把柄”在它手中？为什么你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依赖着它？把疾病当作自己的主要身份，是否能帮助你减轻或逃离压力？你的生活中缺少了什么？你是不是花费了太多时间关注他人，而忽略了自己真实的需求和梦想？还是你拼命满足他人的期望，却忽略了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你什么时候忘记了说“不”？是否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最想要大声喊出“可以”和“我想”？回答这些问题，做好准备工作，你也许终将找到一条路径，让自己在疾病的束缚之外依然能够优先响应自己的需求，过上自己真正期待的人生。
有时候，为了找到真正的自我，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自我终将毁灭。无论我们患病与否这都是迟早需要面对的问题。但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会把死亡这个铁罐子一路踢下去，直到道路尽头。而直面死亡可以带来巨大转变，可以促进图形-背景转换的发生，这是修复自我认同的关键。
拒绝惠普尔手术的几周之后，克莱尔·哈瑟自己一个人开车去了她在波特兰的家附近的购物中心。上一次去购物还是在得到诊断之前，她和母亲一家接一家商铺逛过去，聊着天，试穿着衣服。克莱尔记得自己曾站在试衣间的镜子前，决定要不要购买一件毛衣。她斟酌着自己会在什么场合穿上这件衣服，手指摩挲着面料，判断着毛衣多久可能变形。现在，面对生命的终点，克莱尔想到自己曾那么轻松地畅想未来，感觉有点奇异。克莱尔眼中的未来已经改变了。她在购物中心里想象着没有她的世界。
克莱尔正在努力完成《人生最后一年》这本书中的练习项目：走遍自己生活的世界，想象自己已经不在了。克莱尔走过商店，走过她为自己与丈夫购物时最常选择的路线，手指掠过衣架上的服饰。克莱尔意识到，即使她不在了，衣架仍然会存在，但上面挂着的会是不一样的服装。仍然会有百无聊赖的丈夫们瘫在试衣间外的沙发上等待。正在美食广场上排队的人们依然会出现在世界的某个地方，继续着他们的生活：或者开车去上班，或者亲吻着自己的孩子，或者吃着冰激凌。但克莱尔不会了。她开始感觉自己像一个真正的幽灵一样，没人能看见她，她已经不在了。那是一种空洞的感觉，让人伤心。
谈到这次体验，克莱尔说：“它明确了一个事实，没了我，世界也会照样运转。这个事实就像一支扎向我心窝的箭。”
这样的体验让人倍感煎熬。但克莱尔告诉我，如果说有什么东西催化了她的痊愈，那就是直面并接纳死亡。对许多人来说，这就是图形-背景转换的催化剂。它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带来了振聋发聩的冲击，让人们得以发觉自己想要过上怎样的生活、成为怎样的人。它是引发后续一系列改变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会像涟漪一样扩散到生活、生命和身体细胞中的每一个角落。
但这也带来了一个棘手的矛盾：如果你迫切地想要活着，如何真正接纳死亡？
①指接受治疗后肿瘤缩小或消失的患者在所有患者中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