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激活治疗模式

我们要么想办法降低生命的复杂程度（这不大可能，因为生命大概率会变得越来越复杂），要么去寻找更加有效的应对方法。

——赫伯特·本森，哈佛医学院教授

1897年，哈佛大学新聘任的年轻生理学家沃尔特·坎农注意到了实验室中研究用小鼠的异样。整体来看，各项研究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实验结果也被妥善记录。可小鼠们的表现有时符合研究人员的预期，有时却出人意料：研究往往会导致小鼠严重的应激反应。坎农发现，当小鼠受到惊吓、感到紧张不安时，它们的胃蠕动（帮助消化的肌肉规律收缩）可能会突然完全停止。^[1]出于好奇，坎农仔细研究了这种现象，发现大脑释放的一种叫作肾上腺素的激素会直接影响消化行为，同时还可能影响其他生理过程。

受到这些应激小鼠的启发，坎农开始深入研究情绪对生理的影响。在坎农之前，还没有人涉足过这一领域，作为开拓者，想要得出一套完整的理论并不容易。随着研究的深入，坎农注意到，恐惧或压力会改变实验动物的血液流动和凝结表现，导致心率、呼吸等各种生理指标发生变化，但他当时并不知道这些变化的原因。后来，坎农重温了艰难的求索历程，这样写道：“这些变化——脉搏加速、呼吸变深、血糖上升、肾上腺开始产生分泌激素——看起来各不相同，毫无关联。但在一个睡不着的晚上，当大量类似的发现在我脑海中游荡时，我突然灵光一闪，有了一个能够把这些发现很好地整合起来的想法：这些是不是身体努力为战斗或逃跑所做的准备呢？”^[2]

那一刻，坎农偶然创造出了一个改变医学进程的名词：战斗或逃跑反应。

自从动物出现在地球上，这个反应就已经存在了。但是坎农发现并命名了这一反应，同时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让关于精神、身体和慢性压力的知识展现在了人们眼前。

半个世纪后，在哈佛大学的同一间实验室里，年轻的心脏病专家赫伯特·本森接过坎农的接力棒，继续跑了下去。多亏了坎农，本森那时已经清楚地了解了身体在压力下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以及为什么会产生相应的变化。我希望花费一点时间，讨论一下这两位60年间先后在同一房间内工作的伟大学者。他们都是身心医学领域的巨人，甚至在职业生涯开始时的面貌特征都很相似：戴着眼镜，穿着厚厚的白大褂，深色的头发分向一边。

作为心脏病专家，本森的工作是寻找常见心脏问题的创新疗法。高血压算是一种常见问题，也是严重心脏病的前兆。随着研究的开展和对病人观察的深入，本森逐渐对压力和情绪对高血压的影响产生了兴趣，这在他的同事之中引起了争议。那时，人们普遍认为高血压是肾脏问题的直接后果，本森对于情绪的研究让大家感到不安和疑虑：这种研究离真正的科学“太远了”。

但是本森坚持认为压力可能是大多数心脏病背后隐匿无声的罪魁祸首。他设计了一项实验来寻找高血压与压力间的可能联系。在这项实验中，本森训练了三只松鼠猴，让它们不停地按一个按钮，点亮一盏灯。如果速度不够快，它们就会受到电击。显然，这是一个充满压力的环境。猴子们的身体对环境做出了反应：忙着躲避电击时，血压也升高了。接着，本森稍微改变了实验设置，拿走了按钮。结果，没有按钮，猴子们依然做出了反应，血压飙升。^[3]这一研究表明，高血压并非仅由肾脏疾病或生理变化引起，压力是高血压的重要诱因。行为的改变可以改变血压，这是一个前所未见的发现。

这项研究的发表引起了心脏病学领域的震动。精神或情感活动可能导致身体问题，压力可能造成体内生理异常，西方医学界在此之前还从未接受过这样的观念，医生和学者也被迫重新思考他们对心脏疾病和心理压力的看法。如果灵长类动物可以自发产生高血压症状，那也能够通过训练学会主动降低自己的血压，及时摆脱那些致命的严重疾病。

本森又设计了一种血压实验，教会了人类志愿者在实验室环境中利用一套闪光与刺激的联动系统来降低自己的血压。本森想知道包括人类在内的灵长类能否借助大脑本身的力量来改变自己的血压。猜想竟然真的实现了！训练后，没有借助任何药物或医疗干预，7名志愿者中的6名成功在特定刺激下改变了自己的血压。这是一项巨大的进步，但是，这种血压改变仍然需要通过外部刺激结合长时间的训练才能实现。

这时，一群超验冥想者叩开了本森办公室的房门，要将自己献身于科学。这群冥想者声称猴子能做的他们都可以做，还能比猴子做得更好。他们认为自己可以通过冥想来改变自己的生理状态，甚至升高或降低血压，但是还没有证实这一点，所以想通过这位哈佛医生的研究来验证自己这种练习方法的正确性。

得来全不费工夫，一群志愿者已经自己送上门来了。但是本森拒绝了他们。在那个时代，医学领域认为冥想往好了说是一种故弄玄虚的小众爱好，往坏了说就是可能危及人身安全的骗人行径。本森担心通过实验为冥想行为正名可能会威胁到自己的工作，导致自己长久以来的艰辛努力付诸东流。数十年后，我发现自己也陷入了同样的困境：在十字路口，我清楚地知道想要取得更多的成果需要朝着哪个方向前进，但这一选择也最有可能会毁掉我的职业信誉甚至整个职业生涯。真是进退两难。

然而当年的冥想练习者并没有被本森的拒绝劝退，而是执着地要求参与实验。本森最终同意了他们的要求，但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把会面安排在实验室空无一人的深夜时分，并让冥想者们从后门进入，这样就没人会发现他们了。^[4]­­­­

这次没有刺激-奖励系统。本森给这些志愿者们连上了血压计，在他们陷入冥想状态时追踪着他们的血压。本森发现，正像冥想者们声称的那样，他们的血压降低了。不仅如此，他们的心率也降低了，呼吸变得越来越深、越来越慢，代谢放缓，并稳定了下来。他们通过调节神经系统让身体进入了休息放松的状态。这种状态是人类祖先们在稀树草原上行使某些必需的生物学功能（例如消化和繁殖）时的理想身体状态，也是我们在现代社会生存繁衍的理想条件：制止应激激素的流动，达到体内的平衡状态，让身体休养生息。

有批评者认为，这项研究中冥想前后血压的下降幅度不是很明显，大概只有几个百分点的变化。但本森认为，就像通过锻炼来“调整”肌肉一样，通过日复一日的冥想练习、积累、调整与进步，这些冥想者自身的静息血压^①已经远低于常人了，这是他们每日勤奋练习的直接结果。研究还表明，冥想者们受到的积极生理影响远不止于血压一项，这让本森知道自己还有许多工作可做。这些人仅仅通过冥想就能在短时间内让身体的生理状态发生积极改变，那长期来看呢？这会对他们的健康有什么样的影响？类似的方法能否为其他人指明一条通往健康的新道路？

我突然想起了一位患者，她是我在巴西采访的第一批对象之一。她鲜活地刻在我的记忆中，就像投影仪投下的幻灯片一样色彩明亮。她的故事让我对自发缓解的态度从怀疑转向开放。

这位患者叫简·肖。我在贮藏室的盒子里找到了那次访谈的录影带，吹走上面的灰尘，把它放进了放映机。我看见自己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笔记本和笔，然后简走了进来。她身形苗条，皮肤是健康的小麦色，脸上带着微笑，散发出健康有活力的光芒。简与我握手，然后坐了下来，用手拨了拨自己金黄色的头发。录像中我的表情不是很清晰，但我记得见到她时内心的震惊。在这次会面之前，我对简的所有了解都来源于尼基（最早建议我去巴西看看的那位护士）的讲述。在前往巴西前，我问尼基，有没有我一定不能错过的调查对象。我想要和那些有确凿诊断记录的人交流，必须有清晰的证据证明他们曾罹患重病，却违背了医疗统计结果，意外康复了。尼基是一位有数十年工作经验的肿瘤科护士，我相信她明白我的要求。

尼基毫不犹豫地推荐了简。她说，简来到巴西时肾脏正在衰竭，心脏严重受损，末期狼疮已扩散进了大脑，病情严重。

以我对狼疮的了解，这种疾病一旦扩散到内脏就回天无力了。我相信，如果一名狼疮晚期患者得到了最妥善的照护，也许能活得更久一些。但是要从疾病中恢复过来并完全康复呢？不可能。

因此，当看起来快乐又健康的简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与我握手并进行自我介绍时，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记得当时自己在想，哇，这种事真的发生了。

“你必须学会放弃”

简出现时坦率开朗，充满活力。她刚结束打坐，浑身散发出一种平和与满足的气息。我几乎很难相信她曾经患过重病。当我这样说时，简从皮包里掏出钱夹，取出了一张照片递给我。

她说：“这就是我两年前的照片，我第一次来这里之前照的。”

照片中的女人明显生病了，还超重，跟眼前充满活力的简判若两人。我甚至觉得，如果这两个女人站在一起，我都不会相信她们是同一个人。

尼基抵达巴西的第一天就见到了简。她们住在同一家民宿里，房间恰好相邻。

“尼基来的时候我正好开始好转，刚恢复走路的能力。”简说。

这番话中暗藏着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康复故事。

简从十几岁开始生病。起初她只是觉得很累，会在写作业时直接睡着，因为不能太晚睡觉而没办法出去约会，甚至白天也感到精力匮乏。简觉得身边的人都像打了鸡血一般，她自己却因电量过低几乎没法运转。

后来，一切变得更加诡异吓人了，疾病一场接着一场。25岁时，简因为背部椎间盘破裂做了手术；27岁时，背部肌肉分离手术；28岁时，简被诊断出神经根问题，这会导致剧烈疼痛，不得不再来一次背部手术。之后，她在轮椅上坐了五年。

起初，一切看起来都是脱节的——严重疲劳、反复的脊椎问题、不寻常的感染。后来这些症状逐渐形成了一张疾病网，网的核心就是正在崩溃的脆弱免疫系统。但简并没有得到明确诊断。她的身体出了很严重的问题，然而还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

简继续着自己的生活。她结婚了，有了一个孩子，还收养了两个。她努力扮演着好妻子与好母亲的角色，也断断续续地工作着。简觉得这就是现实了。当其他人乘着筏子从生命之河上顺流而下时，她在水里挣扎着，只能勉强把头露出水面。她努力跟上别人的速度，让自己生存下去，再多呼吸一次。对简来说，这些困难都是“正常的”。时间并没有化解难题，她越来越难当好一位母亲，与丈夫的关系也出现了裂痕。

转折终于出现了。简进行了一次常规的颌骨植入手术，术后她的大脑产生了危险的感染——身体拒绝了植入物。这意味着免疫系统出了问题。这位医生是第一个提出诊断的人：系统性红斑狼疮。

现在谈起这种几乎拖垮了她的疾病时，简是这样说的：“它很容易被忽略。病人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同问题，所以就会去看治脊柱的医生，然后看治关节的、治下颌的……一个接一个。但没人看得见问题的全貌。”

简被误诊了几十年，疾病早已在内脏中扩散开来。有些病人的狼疮是轻度的，主要表现为鼻子和颧骨上的蝴蝶状皮疹，这种患者能通过调整饮食、改变生活方式和药物控制过上相对正常和健康的生活。但简的情况并非如此。当医生最终确诊时，她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心、肺、膀胱和肾脏都出现了疾病的痕迹。比如，她的心肌已经出现了不可逆转的损害。

接下来是漫长的治疗。然而，其实并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手段。简每天以100毫克的超高剂量服用泼尼松，也只能减轻疾病的影响。用泼尼松缓解炎症、抑制免疫系统是权衡利弊后的决定。泼尼松会腐蚀关节，尤其是髋关节，让髋部脆弱并容易骨折，人也变得虚弱无力。这种不良反应可能延续一生。

这个故事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那时缺乏有效的狼疮治疗药物。但是即使到了今天，狼疮依旧无法被治愈。病情较轻的患者可以对药物和治疗产生反应，但大量患者仍然要经历与简类似的疾病恶化进程。狼疮依然是绝症。

简本来需要连续服药多年。即使泼尼松偶尔能够抑制这种疯狂的疾病，时间也会证明，狼疮终将在与药物的斗争中占据上风。

简的骨头和关节由于服药受到了永久损伤。1992年的某一天，她的心脏膨胀到了正常大小的两倍。医生检查了简的心肌，发现心脏肿胀正是由狼疮引起的，然后给她开出了细胞毒性药物来保护她的心脏组织。简被安排在了心脏移植的等待名单上，但狼疮的诊断影响了她的移植资格，她从未获得移植许可。

简的病情稍微好转过。但1998年，在艰难的离婚流程刚刚开始时，狼疮又回来了。由于心脏再次受到影响，健康状况也岌岌可危，简接受了另一次心脏活检。这次活检在简的心脏上留下了一个永久的创口。

那些年，简一直在医院进进出出，而且在医院里停留的时间越来越长。疾病和其他问题毁掉了她的婚姻，这也成为她压力的主要来源。她青春期的孩子开始叛逆，吸毒、戒断、复吸，令人心碎的循环让母子间的关系几乎破裂。孩子们认为简应该对婚姻的终结负责，甚至一度不再和她说话。简对我说，当时的感觉就像心被丢弃到身体之外，迷失在了世界上的什么地方——让人疼痛难忍，却又没办法把它找回来。回想起病情逐渐严重，不得不常常住院的那段日子，简最大的感受是孤独。

“没人来看我。没人给我送花。没人打电话。”她说。

接着，狼疮发展到了简的大脑。

一旦进入中枢神经，系统性红斑狼疮会引起一系列折磨人的可怕症状：记忆力衰退、癫痫发作、脊柱炎症，等等。许多病人会患上一种被称为“狼疮性头痛”的偏头痛，这使得他们要么被剧烈疼痛困扰，要么陷入严重的混沌状态，无法清醒地处理事情。简觉得，系统性红斑狼疮先是破坏了她的身体，而后又残忍地摧毁了她的思考能力和表达能力，让她无法做自己。

2002年夏初，简右背的中上位置疼了起来。医生们很快发现了原因：她的胆囊因多次感染而受到了损伤。切除胆囊时，简患上了败血症，这是一种全身性感染，随时有致命的可能。然后狼疮扩散到了简的肾脏，让她暴露在肾衰竭的危险之下。

肾衰竭是系统性狼疮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免疫系统会攻击肾脏，导致炎症，继而引发狼疮性肾炎。肾脏负责过滤体内的毒素，炎症会导致肾脏无法清除毒素和调节体液含量。随着肾脏的衰竭，体内毒素会逐渐累积。那天简在医生办公室里了解到，不仅仅是肾脏，她所有的主要脏器都出了问题——多器官衰竭。

没两天，有个朋友突然打电话问简是否听说过一种叫“精神力康复”的东西。这位朋友还提到了她自己造访过的一所巴西康复中心。

“我觉得很好笑。这太疯狂了！”简说。

但很快就有第二、第三、第四个人谈起这件事。于是简搜索了一下相关信息，阅读了正反两方的观点，权衡利弊后决定亲自去看看。但那时她的身体空前虚弱。她患上了脑水肿，需要别人的帮助才能洗澡和进食，也无法在椅子上坐稳。简的医生非常担心她不能活着完成巴西之行。一旦肾脏出问题，体液会在身体中淤积，随时引发败血性休克。所有的医生都说了相同的话：“别上飞机，你会死的。”

简的回答是：“不去的话，我确实会死。”

公共汽车行驶在通向康复中心的漫长道路上，黑牛点缀着的绿色田野与桉树组成的防风林往身后飞退。15种以上的药物正维持着简的生命。她处在感染性休克的边缘，多器官衰竭和大量体液淤积随时都能要了她的命。但她还活着。

刚到巴西时，简觉得自己徘徊在死亡边缘。她的生命仿佛一条细丝，很小的压力就能将它折断。但康复中心的生活节奏似乎有让人恢复的魔力，简很快就沉浸在了一系列活动中——在流通室内长时间冥想，吃健康餐，在果汁吧聊天，病友们之间交流沟通……数十年来，简第一次觉得自己在疾病的旅程中不再孤单。

每天进入流通室冥想时，简都要带上一只大口袋，里面是控制狼疮需要的所有东西，包括泼尼松、心脏药物和化疗药物，都是治疗狼疮的常见药。有一天，一名常驻疗愈师走到简的身边，看着她说：“这些不属于你。”

简以为他说的是那一袋子药品。她说：“它们是我的，上面有我的名字！”

“不，”疗愈师说，“我说的是你的孩子们。他们不属于你，而是属于他们自己。”

简走出流通室，抽泣起来。她哭了好几天，完全没办法停下。

内心深处，简其实早已有了答案。她知道自己需要放开孩子们，但一直拒绝接受现实。听了疗愈师的话，简好像获得了许可，终于能够放下亲子关系带来的伤害，放下看护者的角色，放下一直以来的自责——她总觉得是自己给孩子们带来了所有创伤。简意识到，此前所有的紧张、恐慌、焦虑和担忧都是过度的、没有必要的。孩子们有自己的人生，必须自己找到正确的方向。一瞬间，在简的脑海中，三只小船的锚绳被割断了，它们漂进了水流中。简感到了巨大的悲伤、无限的自由与深深的解脱。

简把化疗药品冲进了马桶，然后飞快地断掉了泼尼松。当她说自己每天减少10毫克的泼尼松用量时，我的下巴都要惊掉了，因为这是十分危险的速度。大多数人都需要根据身体承受能力缓慢地停用高剂量泼尼松。肾上腺需要响应时间以重新适应工作，并消化泼尼松带来的后遗症。

我告诉简：“这可能会导致肾上腺衰竭。你很幸运，没出问题。”

简耸耸肩：“好吧。但我感觉好多了。”

简恢复得越来越快。她用了一周时间就能独自行走，在十天内完全摆脱了数十年来一直服用的药品，自我感觉也还不错。几个月后，当尼基抵达巴西时，简不仅能走路，还能徒步旅行。她快乐，健康，不再需要服用任何药物。

这是怎么做到的？

放松反应

赫伯特·本森的冥想研究说明放松能够对生理状态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让身体退出战斗或逃跑状态，暂时放下压力，进入治疗恢复模式。但没有人能永远逃避，长期积攒的压力和创伤仍然潜伏在表面之下，不会消失。

所以关键在于，我们真的能在治疗模式中停留足够长的时间吗？

在冥想研究成功之后，本森出版了《放松反应》一书，将超验冥想变成每个人都可以尝试的简单练习，一时间十分畅销。本森认为，每天进行不长时间的冥想练习，就能给普通人带来巨大的健康益处，而且这种练习看似复杂，实则容易得很。

下面就是本森放松练习的基本内容。找一个舒适的位置，安静地坐下，闭上眼睛，放松所有的肌肉。缓慢而匀速地用鼻子呼吸，呼——吸——同时把注意力集中在脑海中的一个词语或声音上——可以是具有个人意义的安抚性词语，或者与个人习俗信仰有关的句子。这样能让我们远离不必要的想法，摆脱强迫性的焦虑思绪，使大脑冷静下来。本森曾多次进行过有关放松反应的公开宣讲，他常常告诉人们，不必要的想法会重新浮现在脑海，但这并不意味着练习失败，关键是要重新调整注意力并坚持下去。每次坚持10分钟到20分钟就可以停止了，就是这么简单。

这种简单练习能够对健康产生肉眼可见的影响。每天花上几分钟坐在椅子上尝试本森的方法，不仅能够调节血压，甚至连慢性头痛、心律不齐、经前综合征、焦虑和抑郁都会得到显著的缓解。连如此基本的放松练习都能带来这么多好处，那更深入、更全面的放松又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

我在巴西发现，人们每天都会花大量时间，在专业人士的引导下进行深入的冥想。由于人群间的联结很强，许多人在短短几天内就体验到了更深层、更本源的身心互通，这是个人在原来的环境中无法体会到的、更深入广阔的感觉。冥想室里好像有一股能量在人与人之间流淌着，即使是我，一个没有练习过冥想的局外人，也能感受到这种能量的流动。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冥想的确可以塑造大脑。哈佛大学的学者萨拉·拉扎尔和其他同事曾开展一项为期8周的正念压力减轻计划，结果发现正念训练可测地增加了海马区（负责记忆、感觉和情绪调节的大脑部分^[5]）的皮层厚度，还缩小了杏仁核（大脑中释放恐惧激素并触发战斗或逃跑反应的部分）。看起来，巴西康复中心的全部日程安排都在帮助人们应对、反抗慢性压力与焦虑，而压力与焦虑恰恰是大多数造访者在每天的生活中都要面临的问题。

简在巴西待了13个月，这对她来说很不容易：她并不富裕，最初还因为重病而无法工作，另外她家里的情况也很复杂。后来，父母帮她还清了贷款，她还遇到一位新的人生伴侣，在爱侣的支持下继续留在巴西。一年后，简与新爱人回到家乡，开始了新生活。简完全变了一个人，这种改变体现在了她的身体、情感与精神之中，她变得更加乐于沟通奉献，更加热情友善。

我还记得，结束与简的谈话时我瞟了一眼记事本，简的照片仍摆在上面，我又一次因照片上的简与眼前的简之间的巨大差异而震撼。这个一生都在生病的女人，扔掉了15种药物，从死亡的悬崖下爬了回来，彻底改变了自己。现在，她快乐而精彩地生活着，充满活力。我倾身把照片还给她，如实表达了我的震惊。

简笑着点了点头：“连家乡那些我从小到大的熟人们都认不出我了。”

对于康复中心里发生的故事，不同的人会有多种解读。作为医生，我仍对其持保留意见。但我知道那里也许发生着一些医学界还无法清晰解释的事情，所以会保持谦卑的心态。从开始这项研究到现在，我逐渐明白了倾听的重要性。不管是在医学院还是在住院医师培训中，我们都没有接受过有关倾听的训练。即使是精神病学这种本该聚焦于倾听的学科，医生也常常只关注疾病和诊断，而不是全面了解患者，挖掘可能影响健康的相关因素。对自发缓解的研究让我意识到，我要同时拓宽与深入对“聆听患者讲述”这一理念的理解。想要解开谜团，就必须先找到所有的线头，进而理出每一根丝线，观察它们是怎么交织在一起的。一句话，我需要看清故事的全貌。

简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因此改善了健康状况。我知道压力调节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人类能有意识地控制的应激反应毕竟有限。想要更清晰地了解简和其他幸存者身上发生了什么，我需要更深入地研究自主神经系统及其工作方式。(https://www.daowen.com)

神经系统：人体变速齿轮

神经系统是连接身体与大脑的电路。躯体神经系统负责向中枢神经系统传递感觉信息，并从中枢神经系统获取运动指示。信息从手指尖或脚趾传递到大脑指令中心需要多达约860亿个神经元的共同作用，传递速度却像闪电一般飞快。当皮肤接触到什么东西的时候，大脑瞬间就会意识到触摸的是什么，从而决定是将手从高温物体上移开还是继续抚摸那只软乎乎的猫。部分躯体神经能够被意识控制：当你决定站起来的时候，一系列复杂的电化学反应会像被推倒的超高速多米诺骨牌一样从大脑抵达脊椎，从中枢神经系统扩散进周围神经系统的43对神经，然后，伴随着大约80亿个神经末梢的信号发射，你就从椅子上站起来了。

但谈及自发缓解时，我们的重点要放在自主神经系统上，也就是从大脑抵达所有主要脏器的数十亿神经元和神经纤维。这部分神经系统会自己默默运行，不受意识控制。与站起来的过程不同，内脏、血管、腺体和其他受自主神经系统控制的身体部分是由潜意识操纵的。

你可以把自主神经系统想象成自动挡汽车的发动机，能按需转换到不同“挡位”。驾驶过手动挡汽车的人都知道，不同的行驶速度对应着不同的挡位：在城市拥堵路段行驶时有一个适用的挡位，在高速路上有另一个，这之间还有许多变化。如果你在高速路上挂抵挡，或者在车库入口挂高挡，那麻烦就大了，可能会让引擎轰鸣冒烟、汽车失速、离合器烧毁……

如今，市面上手动挡汽车比较少见了，大部分汽车都有自动变速箱，引擎中的计算机会帮助完成换挡操作，让驾驶变得更加容易。但我偶尔也会怀念一下老式的手动变速，它让我知道发动机到底是如何工作的，让我对汽车的原理稍微多一点点了解。这样，我会感觉自己与汽车的距离更近了，这是件还挺让人开心的事。现在，驾驶着自动挡汽车，我不再思考发动机的工作方式。齿轮的自动调节好像一般也不会出错，但是当真出了什么问题的时候，我就该不知所措了，不知道怎么修理这东西。

我认为许多人的身体也面临着类似的状况：身体本该自己升挡或降挡，但控制身体的计算机好像出了点问题，坏掉了。然而，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自主神经系统有两种基本模式：交感神经兴奋状态和副交感神经兴奋状态。交感神经负责战斗或逃跑反应，是人处于危险或压力下所用的“挡位”。副交感神经有时也被称为休息和消化系统，是人在没有威胁、不需要保持紧张和警觉时用来休息的“挡位”。

遇到威胁时，交感神经会像被发动的汽车一样，立刻轰鸣起来。这种迅速响应是绝对必需的，它是人类的天然警戒系统。人的大脑中存在一对杏仁状的结构——杏仁核，它们是大脑的情绪控制中心，可以通过多米诺骨牌式的反应把应激激素和神经化学物质倾倒进血液之中。之后，血管会迅速收缩，血液被留在肢体末端，让你可以挥舞手脚、出拳、逃跑或做出其他恰当的反应。消化会放缓，心跳会加速，呼吸变得又浅又快，耳边的声音变小了，视野也变得狭窄——这是身体想要消除外界干扰、专注于威胁时做出的努力。

战斗或逃跑反应（人受到威胁时还可能待在原地，所以也可以称之为战斗-逃跑-急冻反应）会关闭大脑中那些负责更精细思考与决策的部分。身体不想让你在千钧一发的紧急状态中还琢磨着该如何决策。与一只老虎迎面相遇时，你用不着全盘斟酌、考虑老虎的感受，也没时间权衡利弊，决定战斗、逃跑还是愣在原地。你应该在大脑消化完“老虎”这个词之前就拔腿往相反的方向奔去。

很久以前，人类祖先能够在威胁消失后关闭战斗或逃跑反应：副交感神经启动并逐渐接管身体，交感神经慢慢平静下去。这时，大脑会释放乙酰胆碱。这种有机化学物质像是血液的麻醉剂，能让体内遍布的血管立即松弛扩张，血液重回躯干。同时，心跳会变慢，消化系统重新运转，开始高效生产免疫系统必需的能量和营养。血液、氧气和免疫资源被重新分配给人体最核心的功能：恢复。

根据大自然对人体的设计，大多数情况下人都应该处于副交感神经兴奋状态。但对于大部分现代人而言，情况恰恰相反——我们陷入了交感神经亢奋的状态，难以摆脱。

那么，如果交感神经与副交感神经的平衡对人类的健康与生存如此重要，那为什么保持二者的平衡会这么困难呢？这种平衡不应该是靠本能实现的吗？既然在设计中，我们的身体能从战斗或逃跑模式退出，那为什么我们还会被困其中呢？

变速箱失灵

我很确定，你几乎不可能在路上遇到老虎。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人几乎完全不需要战斗或逃跑反应。然而，我们的身体程序非常古老，代码许久未曾改进过。

战斗或逃跑反应是一种复杂、有效且速度惊人的反应，眨眼间就能让身体从完全静止进入高速运转状态。我们每天感受到的压力——潜伏在脑海或真实世界中的百万只伺机而动的“幽灵老虎”——都可以打开战斗或逃跑反应的开关。压力源源不断，开关再也关不上了。每天新闻中坏消息是好消息的十倍，高峰时段的龟速行驶，孩子们的流感，工作任务的最后期限……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集体，人类都更容易把精力放在灾难、危机和需要灭火的事情上。这就是人体被编码的方式。社会科学家把这种更关注环境中潜在负面信息而非正面信息的现象称为“消极偏见”。在非洲稀树草原上，这有助于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威胁，但我们正坐在现代化的办公室里。

许多人会长时间处于低水平的战斗或逃跑激活状态，进入副交感神经兴奋状态的机会少得可怜。交感神经系统的开关永远开启，发动机没日没夜、经年累月地运转，消耗着燃油，磨损着齿轮，让人不得不经常因为这样那样的问题把自己送进维修厂。然而，真正出问题的其实是驾驶汽车的方式。

理想情况下，按照大自然的意图，人体应该能在生存模式和恢复模式之间来回切换，维持体内健康的激素平衡。但是现在，进化生物学与现代世界产生了矛盾，文明技术的发展速度挑战着我们的生理适应能力。我们坐在薄薄的笔记本电脑前，一旁的手机屏幕上不断跳出提示未读邮件的鲜红色标记。我们是技术的一代，但每一个人的杏仁核中都禁锢着一个藏在黑暗里的原始自我，认为自己正在平原或丛林中为生存挣扎。^[6]可以认为，我们从生理上注定要不停寻找压力、恐惧和焦虑。长时间被压力源包围，被相同文化中有着相同想法的人包围，我们会越发容易相信负面信息。很久以前这种反应模式让我们存活了下来，但现在它正在杀死我们。

慢性压力有害健康的观点并不新奇，20世纪70年代，赫伯特·本森就在向大众推广这一理念了。虽然这一观点对医学实践的影响还远远不够，但越来越多的书籍和媒体已经在帮助人们重视这一问题。现在，这一领域的上千个研究课题向我们揭示出了比最坏预计还要糟糕的事实：慢性压力不仅影响着眼下的健康，还会影响余生的健康。但这也恰恰说明，我们有时间、有能力改变一切。

坐在椅子上进行冥想呼吸练习的时候，我们不仅能从战斗或逃跑状态调整到休息状态，还能保护并修复身上被慢性压力摧残的细胞，而细胞是身体的基本组成部分，它详细记录着维持我们生命所需的每一项生物功能。这就是本森放松反应能够改善健康状况、帮助预防疾病的原因。想要恢复健康，我们需要学会识别自己什么时候已经调到了战斗或逃跑状态的挡位，并尽可能抓住一切机会夺回变速杆，恢复平衡状态。

学习放松是一种有效方式。要一边练习，一边观察自己身体的感受：肌肉有什么感觉？呼吸呢？心跳呢？要留心身体中压力堆积的状况，注意压力消失之后的感受。然后问问自己：生活中还有什么事可以带来相同的感受？可能是身处大自然，和特定的人在一起，可能是烹饪、绘画，甚至是开车时摇下车窗大声播放音乐。日程忙碌时，我们会首先放弃一些看似可有可无的事情，但被放弃的有可能就是真正能够让身体松弛下来的事情，也是每天最重要的安排。你不能一辈子坐在椅子上练习放松反应，而是应该去挖掘生命中其他能够带来相同感受的事物，挖掘那些能帮助你脱离战斗或逃跑反应的活动，然后拥抱它，像日常服药一样接纳它。这是一种治疗，它的疗效可能比我们意识到的更加强大。

池塘浮渣的永生学

革新往往来自出人意料的角度。医学史上大量新发现都始于差错、失误和节外生枝，而这些枝节可能是某个长期未解之谜的意外答案。在高中生物课堂上，你或许就听到过这样一个经典故事。一位不是很爱干净的细菌学家终于开始清理他最近用过的细菌培养皿了。培养皿里是一种最常见的致病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实验结束后，这位细菌学家只是把长着细菌的培养皿堆在水池子里，在最终清理消毒时才逐一打开培养皿的盖子。在打开一个培养皿后，眼前的景象让他犹豫了一下，没有立即将培养皿丢进清洗液中。仔细观察后，他发现培养皿中的细菌被某种霉菌感染了。这也不算罕见，他的实验室经常乱糟糟的，这种事情很可能发生。但奇怪的是，霉菌似乎杀死了周围的细菌。

亚历山大·弗莱明没有将那个被霉菌污染的培养皿丢回水池。他穿过实验室，调整好显微镜，然后发现了青霉菌，这是人类第一种抗生素——青霉素的有机载体。青霉素的发现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意外。很久以后弗莱明回忆了这个稍不留心就会被错过的关键性时刻：“当我在1928年9月28日黎明时分醒来时，我当然没想到自己能发现世界上第一种抗生素并由此彻底改变医学界。但那天我好像就这么做了。”^[7]

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青霉素被开发成为药物之后挽救了多少生命，有研究人员估计这一数字约为2亿，并且还在不断增长。有时候我忍不住想，如果弗莱明当时毫不犹豫地把那个培养皿丢进了清洗液，那医学界还需要花费多少时间才能找到致命传染病的治疗方法？而在这期间又有多少人会丧生？简·肖从末期狼疮中康复的例子，以及其他所有案例都像那个培养皿。我们应该吸取经验：仔细观察，而不是丢掉这些生物学上的“意外”。

还有曾获得诺贝尔奖的分子生物学家伊丽莎白·布莱克本。她的灵感来源非常出人意料：池塘浮渣。

布莱克本的研究对象是端粒——染色体末端的保护帽。端粒与裹在鞋带尾巴上起保护作用的塑料尖端类似，会保护染色体不被磨损破坏。布莱克本选择研究四膜虫，这是一种单细胞的原生动物，通常被称为“池塘浮渣”。这种生物碰巧有很多端粒。与弗莱明不同，布莱克本在选择这种“培养皿”的时候就想从中发现一些新东西，但她没想到自己会发现一种以前完全未知的生物化合物，并且其中可能藏着健康和衰老的关键秘密。

染色体本质上就是DNA的贮存柜，其中收纳着细胞行使功能所需的全部关键信息，包括每个细胞的“操作说明”——这份“说明书”能够指导心脏细胞成为心脏细胞，T细胞成为T细胞……所以，染色体非常重要！

同时，除了极少数例外，细胞的寿命并不像人的寿命那么长。为了维持人体生命，细胞必须再生，也就是制造自己的副本来进行相同的工作。有没有听说过人体每七年就会更新一次的说法？这听起来像模像样，所以传播得颇为广泛——七年过去，细胞全部再生，“砰”的一声，你又是一个崭新的自己了。但这个说法并不精确。由于功能差异，不同的细胞寿命不同，有些（如皮肤细胞、结肠细胞、精子）只能存活几天，有些则能存活数年，某些类型的细胞（如肌肉和神经细胞）很少再生，还有极少数特定细胞（如脑细胞）会伴随你一生。但整体来看，细胞确实是不断再生的。人体由上万亿个细胞组成（最新的估计是37.2万亿个），你活着的每一刻，细胞都在不停复制自己，来维持你的心跳与呼吸，点亮神经末梢的电脉冲。

细胞每次复制时都必须精确地依照“说明书”（染色体）来行动，端粒则帮助“说明书”保持完整。或者说，端粒在完全损耗前会帮助“说明书”保持完整。端粒就像鞋带尾巴上的塑料小帽一样，也会磨损。每次细胞分裂并复制DNA的时候都会造成一点点端粒损耗，让端粒越来越短。最终，当端粒完全磨损，染色体暴露在外，细胞要么会成为具有促炎性的身体隐患，要么就会死亡。这次就是真正的死亡了。

端粒损耗越快，人体衰老越快。衰老越快，就越容易患上和年纪相关的疾病。细胞的死去会带来肉眼可见的影响：皮肤细胞死去时会在脸上留下细丝和皱纹，头发中相关细胞的死亡会让发色变得灰白，免疫细胞的死亡让人更容易受到炎症和疾病的侵害——不仅仅是感冒和流感等普通传染病，还包括心血管疾病、阿尔茨海默病、糖尿病和癌症等更加严重的疾病。

端粒损耗和细胞的彻底死亡看似无法避免，但也不完全如此。布莱克本注意到有些人的端粒损耗速度很快，但有些人对细胞循环往复的复制再生周期适应得很好。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呢？

线索就藏在四膜虫中。布莱克本和学生卡罗尔·格雷德选择四膜虫作为研究对象，既因为四膜虫的染色体数量极其庞大，也因为四膜虫的染色体有一种惊人现象：端粒不仅不会随着染色体的复制而缩短，有时候反而会伸长。

布莱克本和格雷德在四膜虫体内发现了一种含量特别高的蛋白酶，正是这种无名的神秘蛋白实现了四膜虫染色体的“永生”。布莱克本和格雷德将这种蛋白命名为端粒酶。他们还发现，人体中也存在端粒酶，只不过含量没那么高罢了。

所以长生不老的秘诀就是往身体里倒一桶端粒酶？不是的。研究发现，端粒酶在人体中的行为表现与在单细胞生物中不同。在人体内，高水平端粒酶含量与恶性肿瘤的关系十分密切，这种看似衰老与死亡的魔法解药的东西，过量时也会致人死亡，这就是过犹不及的道理了。我们需要保持端粒酶含量的平衡，不多不少才刚刚好。人工增加端粒酶可能带来疾病的风险，但我们可以大力保护人体自己产生的天然端粒酶。同时，布莱克本和格雷德还发现，遗传因素之外，导致端粒酶失衡、端粒脆弱不堪、早早就被损耗掉的最重要影响因素，是压力。

小剂量的应激激素皮质醇有益健康，但与端粒酶类似，皮质醇含量长期过高会带来糟糕的后果。持续分泌的皮质醇会破坏端粒酶，导致端粒随着细胞的分裂和复制迅速缩短。由于端粒酶和皮质醇含量存在差异，两个出生时间相同的人可能具有不同的生物学年龄，衰老和疾病发展的速度也由于压力水平的差异而不同。这项发现证实了本森和其他一些先辈试图宣扬的理念：慢性压力是衰老和疾病的前兆，能否恢复副交感神经兴奋状态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亚历山大·弗莱明说：“我没有发明青霉素。自然发明了它，我只是偶然间发现了它的存在。”同样，端粒酶也是自然的伟大创造，但很多人没有保护滋养它，反而在无意中让这种有益健康的长生不老药从体内消失了。如果我能从布莱克本的发现中汲取经验，改善医学实践方法，这一发现也许能像青霉素一样挽救许多人的性命。

我并不是在讨论长生不老或延年益寿，我想说的是关于布莱克本所谓的“健康期”的延长。布莱克本将人的一生分成了两个阶段：健康期（有精力、活力、生命力的生命时期）与带病期（疲惫、患病和看得见死亡的时期）。布莱克本认为，降低慢性压力与体内皮质醇水平来维持系统中端粒酶的健康平衡，可以显著延长人体健康期，让我们获得更好的疾病抵抗力，在生物学上更年轻。

读到这里，你可能开始担心自己的健康期已经不可逆转地缩短了，因为你已经在交感神经兴奋的战斗或逃跑状态中生存了太多年，注定要带着磨损缩短的端粒和残破哑火的染色体继续生活。

然而，日常习惯和生活方式的简单调整就能中止磨损，启动修复进程。比如，布莱克本与心理学家艾丽莎·埃佩尔博士的共同研究发现，规律性短时正念和冥想能够打破长期的交感神经兴奋状态，立竿见影地减缓细胞衰老的速度，让端粒酶开始再生。当细胞变得更健康，你也会变得更健康。

多年以前，在本森将超验冥想的概念引入放松反应时，他就意识到了压力对于健康的巨大影响。现在我们更加明确地知道了压力与健康的关系。在研究端粒时，布莱克本和埃佩尔发现几周的生活小调整——比如练习放松反应、进行日常锻炼或其他能缓解压力的活动，都足以改善人的端粒状态。^[8]这还只是最基本改变带来的效果，再深入些就很有可能帮助我们接近那些案例中的人们所达到的成就。

我见过的很多经历了自发缓解的人都是在做出重大生活改变时，在诊断后到恢复前的这段时间里，大幅削减了自己的压力。癌症晚期的克莱尔放弃了侵入式疗法，原因之一就是与其他等待死亡的病人一起坐在无菌候诊室里会给她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而她想要与自己深爱的人一起度过生命中剩下的短暂时光。朱尼珀发现朝九晚五的固定工作会加重她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因此选择了离开。新工作仍然充满艰难与挑战，但时间足够灵活，可以让朱尼珀以治疗活动（瑜伽、罗尔芬、陪伴孩子们）为中心来安排自己的日程。简则离开了给她造成极大压力和焦虑的环境（不健康的婚姻和青春期子女带来的巨大痛苦）。这些改变人生的决定与自发缓解发生的时间吻合，我认为这不是巧合。

远离压力源看上去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但是许多压力根本无法避免——它们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们都要通勤、付账单、处理生活中的琐碎杂事，并不存在一个可以让这些纷扰通通消失的魔法世界。还有艰难但高回报的职业道路，时刻让我们神经紧张的年幼孩子，以及我们深深地爱着关心着的年迈父母……人们当然不希望离这些“烦恼”而去。所以，如果我们所珍视爱惜的东西成为生活中最大的压力，我们该怎么办呢？如何确定什么样的压力才是有益的呢？

压力难题

压力不可避免。在讨论应激激素与健康时，我们很容易想象出这样一幅画面：各种有毒的神经化学物质——皮质醇、肾上腺素、某些内啡肽——在压力的驱使下奔涌进血管。

听上去很糟糕，但应激激素对身体的健康运转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没有它们，我们将无法生存。

皮质醇、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是肾脏上方的肾上腺产生的三种应激激素。如果由于某种原因，应激激素的分泌大幅下降，人体将进入一种被称为“肾上腺疲劳”的状态。在肾上腺疲劳的状态下，起床会变得困难，人会感觉虚弱无力、头晕眼花、心悸，身体也会逐渐消瘦。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就患有艾迪生氏病——一种罕见的肾上腺功能紊乱性疾病，他因此而产生了慢性疲劳、腹痛、肌无力和头痛等症状，不得不服用类固醇来控制病情，同时由于血液中皮质醇水平过低，他还面临着晕厥、癫痫等严重并发症的风险。

这一切都在说明应激激素对人体的重要作用。应激激素并非天生有害，剂量才是关键。压力是生命存活在这个星球上必须面对的东西，正常、自然、不可避免。压力反应也可以帮助我们意识到生活环境中是否出现了不正常的压力源（比如不适合自己的工作、让人筋疲力尽的恋爱），并促使我们及时摆脱这些困境。

真正需要改变的是感受和应对压力的方式，我们需要学会从战斗或逃跑状态中及时抽身，及时调整“挡位”。

驾驶汽车时应尽量使用低挡，只在必要的时候调高挡位。如果健康、理想的压力状态就像汽车正常行驶一样，那长期困扰我们大多数人的战斗或逃跑状态就好比一边以高挡位行驶一边踩刹车，发动机和刹车片都会磨损得厉害。我们必须学会降挡。

人不能禁止应激激素在体内流转，这与个人意愿无关。压力是必要的、通常还是有益的。在一定程度上，它可以成为改变的催化剂，既能提升学习与追求的上限，也可以成为危险的警示信号，提醒我们生活中需要做出的调整。

我的一位患者是竞技自行车手，他这样描述高强度训练时肌肉受到的压力：“这种训练带来的压力会导致肌肉出现细小的撕裂。然后，在我们休息时，身体才开始真正的工作——由于这些撕裂，毛细血管开始向肌肉更深处蔓延，肌纤维重新生长，变得更强壮、更灵活。心脏也是如此，我们训练时给心脏造成的压力会让心肌接近崩溃，睡觉的时候，心肌又会修复自己，变得更强大。”我们既需要锻炼时的压力，也需要有效休息、修复、重建的能力。因此，顶尖运动员会使用心率变异性^②分析来监测自己的身体，了解自己何时需要重回副交感神经兴奋状态。

这里的关键是，这位自行车手让自己的身体得到了足够的休息，所以训练时施加在身上的压力最终变成了正面影响。这就是人们从压力中变强的方式——及时停止应激反应并进入治疗恢复模式，让身心消化这些压力，转化成帮助我们成长和恢复的工具。

但我研究过的案例说明，消除压力并不是答案的全部。有些压力永远不会消失。当然，有时候把自己从极端压力环境中拯救出来是必须的，就像简结束了令自己痛苦的婚姻和亲子关系一样。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我们需要改变的是自己与压力的关系。

年轻的时候，我曾负责带领大学生进行领导力训练营活动。作为他们的带队老师，我需要通过制造压力给学生们创造成长的机会。不管是翻越悬崖峭壁还是长达63小时的不间断伏击，我的目标都是要找出团队中每位成员的压力分界线，既让学生们的收获与成长最大化，又能尽量避免压力过大给他们带来负面影响，导致学习效果的下降。每个人对压力的感知和承受能力都不一样，让有些人倍感压力的环境，另一些人可能甘之如饴。找到这条分界线能够帮助团队成员从根本上改变自己与压力的关系，从而使原本压力很大的事情变得没那么吓人。这就是训练营活动的目标，这种成长能培育出更优秀的领导者。

1967年，伦敦大学学院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教授、国际卫生与社会中心的负责人迈克尔·马莫特开启了一项为期10年的研究。这项名为“白厅研究”的课题旨在厘清公务员收入、职级、日常习惯和患病率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其研究成果颠覆了人们对健康和压力的认识。

研究开始前，人们的普遍猜想是，英国文官队伍中的高级官员由于肩上责任重大、压力也最大，患上心脏疾病的概率肯定最高。

这项研究总共追踪了1.8万名20岁至64岁的英国公务员，最终得到了许多惊人的结果。研究显示底层公务员的患病率和病死率更高。马莫特曾以为这是由于底层员工饮食不健康、吸烟、缺乏锻炼和休闲时间不足等原因导致的。但出人意料的是，这些因素只占到了不同职级公务员患病率差异原因的40%。消除了这些风险因子的差异后，较低级别公务员的心血管疾病患病率仍然是较高级别公务员的两倍以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后续研究发现，这是因为高级别官员与底层公务员所面对的压力完全不是一个类型。即使微小的职级差别，也会由于环境与同侪等原因，导致个体对压力的感受产生巨大差异，进而造成心脏疾病发生率的显著差异。白厅研究最终表明，导致长期战斗或逃跑状态的并不是客观压力程度，而是对压力的主观感知程度。

我倾向于将白厅研究的结果解释为自主权差异。管理者的工作自主权更高，因而感受到的压力更小，身体中应激激素更少、炎症更少、心脏损耗更少、心脏病也更少。

但是芬兰一项类似的研究表明，高级别官员的低患病率可能与自我感知和自尊感更加相关。换句话说，如果你感觉自己更卑微，你的压力水平就更高。不管原因是自主权、掌控度还是自尊感，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人体与外界压力源的关系十分复杂，并且可以被改变或控制。生命中太多值得追求的东西都会带来压力，但关键是，想要停留在副交感神经兴奋状态，我们要确保自己身上的压力是积极向上的，而不是消极有害的。主观认知决定一切。

在对压力与端粒进行开创性探索时，伊丽莎白·布莱克本将一项研究的重点放在了患病儿童与残疾儿童的女性长期看护者身上。布莱克本认为这一人群将为长期高水平压力对人类DNA的影响提供一个清晰的观察窗口。但是，她惊讶地发现这一人群端粒长度的分布比预想中分散得多。客观地看，这群女性在相似的时长里承受着相似的压力，她们的端粒长度本应更加接近。但事实并非如此。为什么？这些人之间有哪里不一样呢？

布莱克本最终发现，这些女性看待压力的方式很不一样，这最终导致了她们生物学上的差异。一些人认为看护带来的压力是需要去克服的挑战，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对她们幸福感的威胁。前者细胞中留存的端粒更长，而后者的端粒明显更短。^[9]决定端粒长度的并不是客观压力水平，而是这些女性对压力的主观想法。

现在事情就很明确了：人体对于“挑战压力”和“威胁压力”的处理方式是不同的。但下一个问题则很难回答：如果你正面临着“威胁压力”，如何才能将它转变为“挑战压力”呢？

答案常常要回到“改变自己”这个方向上。如果你感到压力是一种威胁，通常是因为你觉得自己“不配”。威胁感的核心是远古时期猎物的感觉——觉得自己更加弱小，更易受伤。如果你的身体选择进入战斗或逃跑状态来应对压力，这就说明身体认为这个问题无法解决。这样一来，你就会被压力吞噬。

想要对抗这种被威胁的感觉，我教给患者的第一个方法是让他们主动回想自己已经拥有的能力。每个人都会轻视自己已有的技能、资源、深厚的知识与经验，常常认为这些不值一提。你要时刻自我提醒，自己是不是思维敏捷、适应力强、乐观向上？是不是做事严谨、同理心强？需要的话，还可以把所有能够帮你渡过难关的品质列成清单，你会发现其中的很多品质都是自己早就具备的。

而如果你真的不擅长某些事情，又该向谁寻求帮助呢？通常，如果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到底需要什么，就很难开口请求帮助。同时，大多数人讨厌让别人帮忙，所以往往无法意识到，周围人的举手之劳也可能为我们带来巨大的帮助与支持。

最后，不要逃避压力。逃避会使压力在我们的想象中进一步长大。要想象自己直面问题，笔直地穿过问题，然后就去这样做。一旦行动起来，你也许会发现那并不是你以为的老虎，而只不过是墙上老虎形状的阴影。你克服的压力越大，就越可能在未来的生活中把这种压力当作挑战而非威胁——我可以，我能做到。感到压力时，我会感谢它带来的学习机会——这能让我看起来比问题更强大。压力减轻后，我就可以专心克服问题，并从这一过程中汲取经验。

我并不是说人可以避免创伤性事件或巨大压力造成的任何影响。如果这么想，就有点天真了。不过，医学界曾以为这些事件会对人的细胞功能、当前状态和未来健康造成不可控的影响，然而很多例子表明，我们的掌控能力可能比自己知道的还要强大。我们无法改写战斗或逃跑反应的古老代码，它被刻印在生物的原始软件中；但是，我们可以开发新版本软件，可以升级操作系统，让自己更适应现代社会。我们已经带着脑袋里的过时程序运转了这么久，是时候留意一下鲜红色的升级提示了。把“威胁压力”转变成“挑战压力”就是升级的路径之一。

还要意识到，压力和焦虑也是帮助人们发现急迫问题的天才设计。我们应该通过正视和倾听压力，来学习、成长、改变，从而实现真正的生活，而不是用药物摆脱焦虑。如果寄居蟹的身体尺寸超过了当前的壳子，它们就会感觉到疼痛不适，这是它们需要放弃旧壳、寻找新家的信号。在医学和精神病学中，我们的药物和疗法常常只是帮助患者暂时应对外壳过小带来的不适感。但实际上，我们应该识别什么样的压力和身体症状是需要蜕壳的信号。

谈及在持续的压力和痛苦下放弃旧壳，简·肖是一个完美的例子。她离开了正在摧毁健康的旧生活，重新构筑了让自己茁壮生长的新生活。最近我给简打了个电话，询问她的近况，这距离我们上一次见面已经过去了15年。

简住在爱达荷州科达伦城附近的山里，现在改名叫珍妮特·罗斯，这是代表新生的新名字。她用邮件给我发送了一张照片，是她和丈夫的住所，一间蜂蜜金色的木屋。木屋的房檐上挂着冰柱，周围是云团状松软的雪。那里看起来就像一个寒冷却阳光明媚的天堂。

简现在64岁，身体健康。狼疮再也没有困扰过她，但她还需要倍加留心。2012年，简有过几次昏厥，这是因为狼疮对她的心脏造成过不可逆转的损伤，让她一直虚弱。简还会偶尔出现炎症症状，这可能是狼疮死灰复燃的前兆。简能感觉到疾病蠢蠢欲动，心律不齐和心悸时不时提醒她这一点。但是通过压力管理和生活调整，简还没有让疾病得逞。

为了确保一切正常，简会定期找心脏病专家看诊。截至目前，还没出过什么大问题。简喜欢看医生，即使健康没什么异样，她也期待着预约的日子。简会花上很长时间与医生进行哲学和医学讨论，而医生会把简的预约排在当天的末尾，所以他们想聊多久都可以。

简非常清楚自己的健康状况发生颠覆性改变的原因。“我现在是另一个人了。”她直率地说。

她改变了一切：感情关系，职业，看待世界与自己的方式，甚至自己的名字。对于简来说，这就是摆脱长期战斗或逃跑状态、进入治疗模式的代价。有些人会将简的康复归因于有害压力的彻底清除，这改变了简身体中的化学组成；也有人觉得这是深层精神康复的功劳。但是，为什么要将二者区分开呢？在简的例子中，它们密不可分。

现在，简与她的一个孩子关系还算不错，与另外两个孩子仍然暂时互不联系。但是简能够平静地面对现实了：“他们有他们的人生旅途，我有我自己的。”

对简来说，心脏是持续的警钟，提醒她不要忘记那场几乎杀死她的疾病，也是她与身体沟通的主要桥梁。简善于倾听，所以她和身体的沟通很有效。最重要的是，在经历了各种事情后，她的心脏还在跳动。

那些从绝症中幸存的人们常常会通过改变对压力的认知（从“威胁”到“挑战”）、摆脱压力源或完全“蜕壳”来应对压力带来的不适。但想要彻底重塑生活，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会更加具体地分析“蜕壳”的含义，讨论绝症幸存者们的“蜕壳”方法，以及“蜕壳”如何帮助他们实现了治疗模式下的长期生活。

①在清醒、不活动的安静状态下的血压。

②指两次心跳时间间隔的具体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