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烧掉你的船

我发现，选择放弃并不是一件羞耻或值得被人议论的事情，也不会带来任何伤害。但是如果选择活下来，道路会很艰难。

——米拉·邦内尔，转移性黑色素瘤患者

按照医学规律，我已经在坟墓里15年了。

——帕特里夏·凯恩，特发性肺纤维化患者

我接受诊断，但不接受预后。

——朱尼珀·斯坦，强直性脊柱炎患者

我知道医学之外还有其他东西，它们让死神放弃了我。15年过去了，我还活着。

——马特·艾尔兰，胶质母细胞瘤患者

记住，如果你不对自己的治疗负责，其他人就会接手。那样你可能没法儿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杰拉德·怀特，肾细胞癌患者

1519年，西班牙探险家埃尔南·科尔特斯抵达了墨西哥韦拉克鲁斯附近的海岸，打算为西班牙夺下阿兹特克帝国的土地。科尔特斯有11艘船、13匹马和500名士兵。那时的阿兹特克帝国从墨西哥湾一直延伸到太平洋，是有史以来最大、也是最强大的中美洲王国，人口超过500万，军队以凶猛和战无不胜而闻名，并且人数比科尔特斯的小型部队要多上许多倍。

科尔特斯甚至都不应该出现在那里。他的指挥官撤销了前往墨西哥的指令，但科尔特斯还是来了。在墨西哥湾边缘登陆的科尔特斯，眼前是无法应对目标任务的超小型部队，身后是根本不存在的后备支援，停泊在海湾的11艘舰船是他们的唯一退路。考虑到此战几乎没有胜算，他们大概率会需要这些船。然而，当所有士兵都踏上沙滩的那一刻，科尔特斯下达了一个疯狂的命令：烧掉那些船。

科尔特斯让他的队伍意识到除了赢得胜利之外别无选择。烧掉舰船时，科尔特斯就烧掉了任何撤退的可能性。

“要么占领这座城市，要么死在这儿！”据说科尔特斯这样对他的队伍喊道。

殖民者对待土著文化的态度十分残暴，我绝不认同他们。我只是想请你暂时把自己想象成某场不得不打的战役中的一名士兵，有着自己的生活、家庭、目标和梦想，面对一支传说级的武装力量，内心忐忑，这时却突然发现自己出现在沙滩上，眼睁睁地看着远处港口己方的11艘大船燃起了熊熊烈火，逃生计划烟消云散。想象一下那时的感觉，你发现自己如果不奋力一搏就会失去一切，别无退路，只能向前。

让你设想这一场景的意义是，当你没有逃脱的机会，没有后备计划，没有其他选项时，就只能选择迎击而上。

谈及治愈领域的类似故事，我会想起汤姆，当我问他是否会作弊——偷吃高营养密度糖尿病治疗餐以外的食物，他的答案是“从来不会”；我会想起瑜伽课上的朱尼珀，为了治疗，她会忍着疼痛把自己的身体推向更难的体式，让包裹着自己关节的钙化层逐片脱落，而后变成我认识的最健康、最有生命力的人之一；我会想起简——她做出了对于一位母亲来说极其艰难而伤心的决定——放下自己的孩子，给彼此自由，这也拯救了她自己；我还会想起米拉，她坐在餐桌旁思考着自己是否要为生命而战。这些人一旦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治愈途径，便会孤注一掷地走下去。

而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大多数人都会给自己留下退路——一条可以退回之前行为习惯、信念体系的道路。我们在制订新计划、提出新方案时，会在头脑中留下一道逃生门，在港口留下一艘小船，好在压力过大时随时逃回旧生活或以往的思维感知模式。港口的小船可能是一种令人放松的习惯，可能是酒精或毒品，可能是你知道会带来健康隐患的一段感情或仇恨，还可能是食物，是让医生和家人替你做出健康或生活方面的决定，或者是什么也不做，因为实现积极健康的生活状态所需的改变过于重大而且艰难。

绝症幸存者不会给自己留下退路。一旦发现某些重大改变能够让自己更健康、恢复更迅速，他们就会立刻消灭自己重回旧习惯的所有可能性。消灭的方法多种多样。比如克莱尔，她扔掉了餐盘里所有促炎性、非治愈性的食物。再比如简，她切断了阻止自己成为自己的社会关系，为了从晚期狼疮中康复而完全摆脱了旧生活：结束有害的婚姻，离开压力过大的工作，解决经济困扰，跳出与孩子们的紧张关系（孩子们认为简除了是个病人之外就没有其他身份）。简去了巴西，像从行将坠毁的飞机上跳伞一样逃离了曾经的人生。在身体好转后简也曾短暂地重回旧时的生活状态，狼疮立刻复发了。可见，为了完全治愈，她必须彻底重生。

我在本书中记述的每一位患者都找到了自己独特的治愈方法。他们像探险家一样，在丛林中开辟出全新的道路，找到了修复自我认同的合适途径，最终抵达了相同的目的地。而一旦抵达，他们就会烧掉自己的船，让自己无法回头。

掌控自己的健康

研究自发缓解的障碍之一是，我们无法量化人们对各种治疗方法的真正参与度。数以百万的研究只关注参与者是否实施了特定治疗计划，却忽略了他们的参与方式与参与程度。每个人参与临床试验任务的目的都不一样——有些人是想借这些尝试挽救自己的生命，而有些人只是想得到50美元的参与报酬。

基于科学方法的标准实验流程让我们可以对不同研究进行有效比较，从而得出合理的重要结论。依赖这种科研模板，我们已经量化了药物效力、治疗方法、生活方式变化等因素，但并非所有因素都可以被这样测量。

传统科学方法只能帮助我们研究可见可触的对象。评估药物影响时，我们能够精确地知道一颗药片会让参与者摄入多少克数的药物。现在我们也用类似的方法来研究冥想，追踪参与者一周之内的冥想频率和时长。我们知道参与者A每周冥想3次，每次20分钟，然后把这一数据与不进行冥想的对照组进行比较。但是，我们对参与者A冥想时的状态知之甚少。她的冥想练习强度如何？她有多专心？能够有效平息战斗或逃跑反应、进入放松状态吗？冥想练习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她只是为了凑够练习时长，还是全身心认真投入了？

太多细微差别和内部因素无法被精心设计的定量研究捕捉，太多可能性因为并不适配当前狭隘的科学方法定义而尚未被探索。研究可以告诉我们朱尼珀·斯坦每天进行两个小时瑜伽练习，却不能告诉我们她比身旁同样进行着练习的女士多投入了多少精力。

自发缓解的案例告诉我们，治疗的参与程度对治疗结果影响重大。但大部分研究都忽略了这一点，或无法量化这一点。人们接受健康干预（从化疗到饮食再到冥想）后的表现大相径庭，这让我不得不怀疑，造成这些差异的并非某种干预措施存在与否，而是接受干预措施的个体如何应对。我还记得去上大学之前人们对我说：“大学生活的样子是由你自己决定的。”他们的意思是，仅仅被动地坐在教室里并不能获得改变人生的知识与深刻广博的体验。我必须积极融入，主动寻找。

现在问题变成了：人们对各种治疗方法的参与程度如何？不同参与程度又会带来怎样的差异？

临床医学仍处于接纳精神对身体具有治愈作用的早期阶段（而且还有些勉强）。有些医生终于意识到了战斗或逃跑反应在疾病诱导中的作用，开始向患者推荐缓解压力的方法，但仍有牵绊让我们徘徊不前。不管是医生还是患者，大多数人所受到的教育都在指引他们去寻找银色子弹。相较于改变自己的生活，人们会倾向于接受医学治疗，因为这更不费力气。但深层自我价值与自身能力的觉醒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理状态。如果我们认可精神的力量，认可情绪可以改变很多事情，那也不得不承认，精神上的重大改变可能促成生理上的重大改变，有时候甚至是病情缓解。

20世纪80年代末戴维·斯皮格尔在斯坦福大学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如果女性乳腺癌患者每周参加两次小组心理辅导，她们的生存期将平均延长18个月。^[1]这项被视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获得了广泛关注，至今仍被反复引用。但是，很多试图复现研究结果的人却纷纷失败了。

后来，阿拉斯泰尔·坎宁安重复了这项实验。坎宁安是一位教授兼心理学家，他的主要研究兴趣是行为医学和健康心理学的交叉领域，也曾设计过探究心理咨询与存活率间关系的实验。坎宁安的几处与众不同引起了我的注意。20世纪90年代，坎宁安在多伦多大学经营着一家肿瘤诊所。47岁那年，他本人被诊断出患有Ⅲ期结肠癌，存活概率是30%。一般来说，心理学家与临床医学接触甚少，然而坎宁安是一位在肿瘤诊所工作的心理学家，自身也是癌症治疗专家。因此，坎宁安的研究既是职业兴趣驱使，也与他自己切身相关。

坎宁安在1998年进行的研究^[2]得出了与斯皮格尔矛盾的结论：他未能在心理咨询与康复或生存期延长间找到类似的正向联系。坎宁安总结说，小组心理咨询对疾病进程或生存率没有显著影响。

但是坎宁安注意到了一些有趣的事。

实际上，实验组中确实有一小部分人在接受心理咨询后出现了明显的病情改善。其中，7位女性的生存时间大大超过了其他人，7人中的2人在研究开始的8年之后仍然活着，健康状况似乎还有所好转。然而这个样本量太小了，并没有统计学意义，坎宁安的总体结论仍然必须是“未发现重大影响”。

不过，回顾了这些患者在实验中的表现后，坎宁安怀疑患者的治疗结局与其治疗参与程度有关。他发现，这7位生存时间更长的患者没有被他的研究局限，除了参与每个人必须接受的治疗外还积极探索了其他治疗方法，投入了时间和精力去进行冥想、练习瑜伽、记日记、表达感恩之情……基本上，除了积极治疗外，这些人还表现出了彻底改变行为习惯、生活规律甚至人生规划的意愿。因此，坎宁安认为他的研究存在其他可能解释，并总结道，积极性与行动力可能与病情缓解或生存期延长有关。

这项意外发现并不是该研究试图寻找的东西，但坎宁安无法忽略它。那些主动为自己的健康负责、能够多想和多走一步的患者往往活得更久，甚至病情也发生了改变。因此，坎宁安又设计了一项前瞻性纵向研究，^[3]旨在更聚焦地探索转移癌患者的生存期与所谓心理建设之间的联系。心理建设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术语，本书中绝症幸存者所尝试的大部分方法都可以被囊括在内，心理咨询和其他形式的自我救助当然也在其中。我立刻就想到了米拉、帕特里夏等人对自己的探索——对自我认同、目标和愿望的评估。这次，坎宁安将目光汇聚在了那些对自助方法表现出浓厚兴趣的积极患者身上，并且发现“参与自助”与生存期有显著关联。接着，坎宁安更进一步，开始研究“参与自助”对于患者的意义。

坎宁安在2002年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为生命而战：心理治疗辅助的自助方法对转移癌患者影响的定性分析》。^[4]这项研究旨在同时从定性与定量两方面剖析目标患者身上发生的故事，工作异常艰巨。尽管样本量很小，但实验设计缜密，每个研究对象身上都有超过100小时的观测记录，这种量级的数据实属罕见。坎宁安找到了9位被他定义为“高度参与”的患者，他们每天都会抽出固定的时间——通常是几个小时——进行冥想、记日记或其他放松活动。这9个人中的8位都获得了良好的生活质量，生存期比最初的估计超出了至少2年。还有2位甚至意外地完全康复了，在研究发表的数年之后依然身体健康。

另一方面，坎宁安找到了8位参与度显著低于平均水平的患者。根据这些患者自己的讲述，他们要么不相信自助可以改变疾病进程，要么因为低自尊等问题受到了负面影响。换句话说，他们认为不值得付出这份努力。尽管这些患者在治疗开始时的预后并不比“高度参与”组更悲观，但他们的生活质量更糟糕，整体诊断后生存期较短，只有一位患者在得到诊断后生存超过了2年。

坎宁安发现，那些积极参与了他所谓的“自助疗法”的患者比那些低参与度的患者拥有了更长（近3倍）的生存期。值得注意的是，坎宁安发现的有效自助方法与那些经历过自发缓解的人在改变精神、心理和生活状态时的尝试十分类似。

为了区分影响预后结局的条件和特质，坎宁安总结提炼出了一个基本框架：

幸存者与不幸逝世的患者是否存在心理差异？是什么导致了可能的差异？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坎宁安进行了另一项研究，并发现幸存者在早期心理自助上的投入更多。^[5]这是一项有关瑜伽与癌症康复的实验，结果证实，从疾病中恢复的那一小部分人在瑜伽练习时更认真、更深入。这些结论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研究的成果让坎宁安相信“修复自我认同”类行为可能是康复的主要因素。但因为真正做出这种尝试的个体数量太少，所以几乎没办法在研究论文中体现出他们的独特之处。我们的科学方法天生关注平均值、淡化异常值，这使得坎宁安测试过的干预措施看起来影响极小。

无论如何尝试，坎宁安都无法突破传统科学研究方法的核心问题，仿佛这种方法天然无法解答他的疑惑。对于坎宁安找到的影响疾病发展的重要干预手段，个体参与度的准确测算几乎完全依赖于患者的自我评估报告，还会受到语言和个体感知的影响，量化实验几乎不可能实现。

阿拉斯泰尔·坎宁安无疑是探索这一领域的最佳人选。他已经退休了，但仍为那些希望自己掌控治疗计划的患者运营着一个组织。更重要的是，他有双重身份——既是心理学家又是患者。

这项主题研究跨越了坎宁安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并使他确信，对治愈方法的参与度能够显著影响疾病发展进程。这其实应该是常识了。我们都知道，在体育领域，获得的回报与所付出的努力成正比。但在讨论健康问题时，我们似乎忘记了这一点。

但我要郑重指出，为自己的治疗负责并不意味着因为疾病而自责。的确，我们知道得越多，就能在健康管理方面做得越好。但没有谁能完全掌控自己的文化背景、家庭环境和基因情况。主流医学认为，身心医学治疗方法的实质是谴责患者，甚至说身心医学的负面影响（让患者认为患病是因为自己做了或没做某些事情）会抵消它的一切可能好处，这是其抵制身心医学的原因之一。我不同意这种观点，却也必须承认这一说法并非全无道理。有些患者确实会因疾病自责，面对“掌控自身健康和治疗方案”的想法不知所措，身心医学运动也并非总能将“责任”与“所有权”有效区分。

生病不是你的错

当前医疗模式的好处之一是，你可以走进医院治疗疾病，同时不会感到任何压力或受到任何评判。有时候，病人们想让感冒就被当作一场感冒，心脏病就被当作心脏病，或让酗酒、躁郁症等问题被简单地理解成生理疾病。这的确很重要。玛西娅·安杰尔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6]提出：尽管探索疾病与思维模式之间的联系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但我们不应该做这种尝试；如果患者因为自己的疾病而自责，其受到的伤害可能更严重。

安杰尔博士强烈反对将疾病看作心理状态的投射。她举了一些很好的例子：在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人们都认为肺结核是由心理原因引起的，直到发现其与结核分枝杆菌有关，而结核分枝杆菌可以被利福平治疗；梅毒和淋病也是如此，人们曾将它们看作道德疾病，但实际上是由自然界存在的微生物造成的，可以轻松被抗生素治愈。但是，生物学基础并不总代表生物学原因。换句话说，生物学因素的参与并不意味着生物学因素永远是主要原因。

看起来，安杰尔并不是在否定身心医学的科学价值，只是担心患者会因疾病自责。即使疾病没有被治愈，患者也不应受到责备，这个论点正确且重要。但是，探究我们对自身、对世界的深层信念如何影响健康和疾病，与这一论点并无冲突，不应该混淆这两个概念。我们能够，而且应该采取这样的立场：人不应因患病而受到指责，人类治愈疾病的能力比想象的更加强大。

约翰·萨尔诺医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萨尔诺曾是纽约大学的医生，几年前刚刚过世，享年93岁。他治疗慢性疼痛的观念一直很受争议：他认为大部分慢性疼痛是由心理状态引起的——并不是责备患者，而是指出这是一个很好的治疗机会。萨尔诺会接收那些对传统治疗没有响应的患者，并常说80%的患者可以在接受他的治疗后减轻疼痛。^[7]

《纽约时报》的讣告里写道，纽约大学的同事们经常“在午餐闲聊时嘲笑萨尔诺，尽管他们中的有些人就会因为自己的小病小痛私下找他”。我经历过这种局面。令人遗憾的是，“健康政治”逼迫人们选择了立场，这与科学探索的真正精神背道而驰。但我们也要看到，很多睿智的业内人士曾在私下里呼吁，要为这类问题的讨论留下足够的自由空间。

萨尔诺医生死后，人们证实了他的正确性。在被质疑了许多年后，一些研究^[8]发现慢性疼痛常常存在情绪基础。萨尔诺超前于“金标准”加持的双盲研究，领先一步，发觉从情绪和焦虑的角度处理慢性疼痛能让患者得到根治。他是对的。

我认为，作为医生，我们需要更多地听取患者的意见。我的意思是聆听更广泛的声音，而不仅仅是在检查室里跟来看诊的患者交流。那些来自全世界的低语声正讲述着人们对自己身体、疾病和健康的直觉认知。许多人曾给约翰·萨尔诺写过感谢信，描述萨尔诺的方法如何拯救了他们的性命，但医学领域的反应是：“没有研究支持。”好吧，现在终于有了。

记得我的一位病人曾在闲聊时说：“我知道我受伤后的恢复时间比别人更长。”这句话在我脑海中萦绕许久，它完美地说明了人们可以凭直觉本能地了解自己对疾病的响应方式，只是医学还没有准备好听见这些声音。(https://www.daowen.com)

如果想在健康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我们必须开始关注完整的真相，而不是通过只言片语强化自身的偏见和疑虑。主流医学和身心医学两派的观点常常过于两极分化，甚至妖魔化对方，导致他们无法承认彼此治疗方法中的可取之处。如果因担心患者自责而放弃探寻有关自发缓解的真相，那我们就是在伤害每个人的利益。

那么，谁有能力改变这种局面呢？

你。

我看到，多年来，尽管技术突飞猛进，变化的发生却很缓慢。医学界已经拥有了触手可及的惊人资源，从利用大数据提供身体内部工作状态观察窗口的可穿戴设备，到将人体内细胞重编程为新型高效癌症斗士的先锋免疫疗法，这些令人振奋的技术具备无限潜力，可能引领我们找到通向健康与治愈的革命性新方法。但是我们能够抓住机遇吗？我们需要的是重新评估建立了当前医学体系的根基，是反思我们对于医学实践和疾病治疗的基本假设。这些改变的推动者不会是医生，而是像你和我一样的普通人，是那些认定自己不能坐等专家提供解决方案的人，是那些认为疾病进程会被更高层次推动力影响的人。你的选择不仅能够塑造自己的健康和生命，还能改变整个医学领域。

如果耳边的声音让你觉得自己应该为疾病负责，让你感受到压力而非力量，那就应该忽略这种声音。别管它，这不是给你听的，听不见也没关系。并不是每条信息都针对所有听众，并不是所有事物都会引起共鸣、带来启发，也并不是所有事情都要立刻发生。有时候人们确实需要通过疾病获得喘息之机，重新调整、休息、评估现状；然而有时候，人们也可能还没有做好与糟糕的那部分自己告别的准备，还需要更多时间。那就给自己一点时间。做这件事不需要日程表，你应该得到一个机会而非负担。如果你感觉它变成了负担，那也许还没到需要破釜沉舟的时候，这也没有关系。这是你的路，不是别人的路。

为了不让他人的评判或责备成为你前进时的负担，就要记住：归根结底这一切无关于疾病与治愈，我们并不是在讨论做或不做某件对的或错的事情就能决定治愈是否发生，而是在说人要寻找有意义的生活——能够理解并体会到自身价值的生活，能够清晰辨别目标与期待的生活。在这一前提下，生命的长短并没有那么重要。

萨拉，今年38岁，因躁狂症在麦克莱恩医院住院。她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和双相情感障碍作斗争，最近酒瘾又复发了。她现在和母亲一起生活，没有工作，钱几乎都花光了。家里人接济过萨拉很多次，在她病情失控时把她带来了医院。萨拉同时服用着多种药物，但它们似乎没有一开始那么有效了。

萨拉的同卵双胞胎姐姐特蕾莎想要帮点忙，于是跟我预约了一次诊疗。特蕾莎十几岁时也被诊断出患有双相情感障碍，并挣扎多年，所以她准确地知道萨拉正在经历什么。

见面的日子到了，特蕾莎和萨拉走进办公室时我大为震惊，因为几乎看不出这对双胞胎之间有任何相似之处。除了精神异常，萨拉也要应付精神疾病和抑郁引起的各种生理问题——也许疾病暴发时混杂的应激激素会对细胞和组织造成疯狂轰炸，双相情感障碍可能引起肥胖症、心脏问题、甲状腺疾病等各方面身体疾病。萨拉身上布满被抑郁、躁狂症和艰辛生活蹂躏的痕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许多。

特蕾莎先讲述了她自己的故事。她和萨拉在二十多岁时有着相似的患病轨迹，接受同一位精神科医生的诊疗。医生会让她们试着服用一种药物，然后停药再尝试另一种，但似乎永远无法改善症状。后来特蕾莎注意到，只要远离酒精、注意饮食，就能让她的病情更加稳定。另外，晚上是出门还是待在家里也会产生影响。

特蕾莎在28岁时做出了决定——够了。她说：“我就是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要停止没完没了的药物试验、谈话疗程和周期性复发。我要掌控自己的生活。”

她戒掉加工食品，让自己沉浸在冥想练习中。当然，冥想不是解决严重精神疾病的灵丹妙药，但对于特蕾莎而言，这正是最关键的基础，它像根系一样联结着所有变化。看到特蕾莎的劲头与热情，我毫不怀疑这些改变能够深刻地影响她的思想，然后是她的身体。

想要做出真正的改变并不容易，甚至可以说十分困难，开始的两年尤其如此。但是，特蕾莎的冥想练习为其他重大转变叩开了大门，并给她带来了满意的工作和婚姻。现在，特蕾莎觉得自己已经建立起了自爱的堡垒，挫折不会再让她轻易陷入曾经的恶性循环了。她健康、快乐，在过去的8年间没有服用过任何药物。“你可以做到的，”她对萨拉说，“只要你下定决心。”这对双胞胎姐妹并排坐着，看上去好像来自两个不同的世界。她们的年龄只相差60秒，健康状况却相差许多年。

这对双胞胎的故事告诉我们遗传并不能决定命运。同卵双胞胎的基因相似度高达99%，然而，萨拉和特蕾莎的健康状况相差太大，仅仅阅读体检指标的话，医生永远也猜不到这是一对姐妹。特蕾莎经历过破釜沉舟的时刻，但萨拉还没有。从那个时刻起，两人就分道扬镳，渐行渐远。

习惯于依赖旧模式思考和生活并不是性格缺陷，而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默认模式网络让生活更高效、更轻松，但它很可能伤害我们。即使是走在健康和痊愈之路上的人们，即使是那些正在为拯救自己的生命而做出改变的人们，也往往会不自觉地为自己留下一条退路，偷偷留下一扇通向不健康习惯的后门，好让自己挺过困难和压力。如果条件有利，压力不大，在港口留下一条船也许没什么问题。但当事情变得棘手，你没有太大胜算、已经开始思考自己是否要坚持战斗下去时，一旦存在后退的选项，你就会选择它，让身体重新回到旧的舒适区。

为了获得想要的生活，尤其是在患病的时候，你必须确定港口是否还停靠着船只。如果有，就将它们永远焚毁。我们在前文简单提及了“船只”的定义——旧的生活习惯、不健康的食物或其他什么东西。显然，酗酒和烟瘾都在此列。其实，每一种能让人上瘾、引起刺激-奖励反馈的东西都应包含在内。饮食、日常活动，甚至他人的存在都有可能激活多巴胺通路，让人眼睁睁看着自己走进泥潭。但船只还有可能比这些更加隐蔽，它们通常披着合理性的外衣。

面临重大或艰难的改变时，我们可能会找到各种理由否定改变的效果，劝说自己不要白费力气。明知自己需要改变，却寻找种种看似合理的借口拒绝改变，这就是在依赖港口里的船只。

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人际关系也可能成为船只。我们做出重大改变时，生命中的其他参与者可能感到困扰。这时，他人的情绪和期待就是船只。与朋友、爱人或家人的正面关系会变成我们逃避的借口：因担心改变会影响这种关系，我们选择踌躇不前。

我可以毫不费力地列出各种合理性。当意识到自己能够通过必要的改变重塑人生，却在行动开始之前就考虑放弃的合理性时，你就需要警惕了——这就是寻找船只的表现。你担心什么人会生气或失望吗？你害怕未知吗？你是否开始想象脱离了旧轨道的人生，并因此产生了抵触和厌恶情绪？

有时，做出重大改变的确会让我们失去一些东西。离开家乡去追求适合自己的生活时，我失去了很多——故乡、家人，还有留在那个被玉米田环绕的小镇上的我——但收获的更多。想拥有点燃火柴的勇气，就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将要得到的东西上。

点燃火柴

人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找到彻底改变人生的契机和坚持改变的动力。克莱尔·哈瑟告诉我，她最初的主要动力是恐惧。在获知诊断、刚刚发觉自己马上就要死掉时，克莱尔处于严重的恐惧之中。这时，她发现网上有些研究说盐的摄入与胰腺癌的发生有因果关系。“我特别喜欢咸味的食物，但很快就戒掉了盐，速度超出了我的想象。”克莱尔说。

恐惧让克莱尔开始改变。然而恐惧这种燃料的消耗速度很快，并不能支撑我们走完对抗慢性疾病或绝症的整个旅程。接下来，克莱尔选择直面死亡，明确自己到底想在剩下的生命里过上怎样的生活。这一举动驱散了恐惧，给克莱尔带来了更持久的动力和能量。她会问自己：“癌症想要教会我什么？疾病想要传达什么信息？其中的机会在哪里？”克莱尔选择与自己的身体融洽相处，通过聆听它的声音，朝着善待身体、精神和心灵的方向转变了行为习惯与思考方式。这些方法让克莱尔既能追寻自己想要的生活，也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朱尼珀·斯坦是那个说自己“接受诊断，但不接受预后”的人。她接受自己必须与疾病共存，却不接受人们想象中她与疾病共存的方式。她不想成为坐在轮椅上的新娘，不想被身体拖后腿，不想成为家庭的负担。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一个家庭，一具能够带着她走遍世界、完成所有梦想的正常躯体，以及不被持续性疼痛纠缠的生活。在被瑜伽练习折磨的最困难、最痛苦的日子里，她牢牢记得自己想要什么。

米拉·邦内尔说，她很快就知道自己需要做出某些改变，却很难让大脑与自己达成一致。大脑固执地重复着刺激-奖励反馈循环——被多巴胺和5-羟色胺不断强化的化学性快乐通路。“就像谈判一样。我的身体试图告诉大脑怎样做才能恢复并保持健康，但大脑不愿意接受这些规矩。”

压力过大时，我们会退回已经习惯的旧模式。这一现象背后的原理已经有了清晰的解释：大脑会在身体感到压力时耍个小花招，让我们相信正确的做法就是使用过去熟悉的方法。“就这一次。”我们这样告诉自己，还自欺欺人地相信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大脑确实很强大。成瘾症也是这个道理：让人上瘾的物品通过神经通路带来即时的欢愉和舒适，却对健康和痊愈能力造成永久的负面影响。我们之前谈到过成瘾，酒精、药物、食物和行为习惯，甚至某些思想方式也可能具有成瘾性。比如，消极或局限性思维方式就会令人上瘾，阻碍大脑形成更健康的思想回路。打破旧的习惯、信仰和行为模式也像克服成瘾一样困难，你的生物和神经机制会极尽一切努力阻止变化的发生。

那么，在面对最穷凶极恶的对手——我们自己的思想时，怎样才能做出根本性改变并坚持下去呢？

有些人通过仪式行为来记录变化，有些人则一步到位——简搬到了巴西，巴勃罗飞速改变了饮食习惯，再也没变回去过。还有的人像克莱尔一样，在渐进的学习过程中逐渐满足了自己的深层需求，让那些老旧过时的不健康行为自动消失了。他们不断填补着旧信念或旧习惯留下的灵魂空洞，直到自己彻底康复。

深陷绝境，眼看就要向以前的习惯、信念或选择投降时，你可能很难做出正确的决定，因为处于压力状态下的默认模式网络会想方设法欺骗你。因此，重点是，你需要提前为这种局面做好准备。下面列出了我们现在就应当思考的问题：

• 我面对压力时的情绪触发点在哪里？在什么情况下我最想放弃？我是否能够避免这些情况的出现？是否能提前做好应对准备？
• 我的人生愿景是什么？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鼓舞我的士气、让我愿意牺牲此刻的欢愉？我要如何实现愿景？会遇到什么阻碍？
• 处于以上情况时，我可以向谁寻求建议？谁能在我打电话过去时支持我而非动摇我？
• 如果我坚持住了，我可以给自己什么奖励？这一奖励应该及时、有意义，并能让自己感到快乐。与自己在意的人联系一次，还是放一首自己喜欢的歌曲？
• 什么能够帮助我更好地理解自身价值，看到我带给世界的美好？
• 为什么我决定改变自己的生活？要牢记原因，牢记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和期待的健康状态，让自己感受到它们的美好。

思想的编码方式会阻止我们孤注一掷地烧掉自己的船。那些长期存在的神经突触会将我们引向可能伤害自己、危害自己康复的习惯、行为和信念。如果已经存在一条走了无数遍的道路，为什么还要在森林中开辟新路？想象水流过河床，在大地上刻下深沟，随着时间的流逝，河床将越来越深，河水越来越难以分流。思想就是大脑中的电流，它也会沿着阻力最小的路径前进，就像水穿过沟槽。我们已经知道，默认模式网络可以将人禁锢在特定的习惯和思维模式中，让这些模式定义我们的生命和健康，给我们绘制一张通向未来的地图，让我们在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遵循地图的指示前进。

但是我们也知道，默认模式网络可以被推翻重建。

人的大脑电路没有被焊接在一起，我们可以创造新的神经联系，将快乐和奖励与更健康的习惯关联起来。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有烧掉由旧神经连接做成的船，才能创造新的连接。在《夺宝奇兵3》这部电影的结尾，印第安纳·琼斯穿过布满致命机关的庙宇，面前是一道宽阔到不可逾越的深渊。没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唯一的前进道路就是跳进深渊。琼斯博士跳了，然后脚下触到了一座坚实的桥。桥一直就在那里，只是隐藏着自己的存在。大脑构建新的神经突触时，神经递质也会进行相似的信仰之跃，然后抵达深渊，构建一座新的桥梁。通过障碍后，琼斯博士用一把沙子标记了路径，好在下次更容易发现这条道路、更快穿越它。大脑中的神经连接也是这样工作的。下一次需要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条神经通路更熟悉、更顺畅了。

创建新的神经通路需要45天的时间。想象一下它在人的一生中所占据的时间，真的不算太久。但当你身处其中，日复一日地试着纠正自己的习惯、思维方式和一辈子的信念时，确实会感到这样的日子永无尽头。

为了熬过这45天，你可以把自己想象成巴甫洛夫的狗，正在进行反射训练：一旦做出了任何可以帮助自己留在治愈之路上的行为，就立刻给自己大量的快乐回报。这里的行为包括识别出一次消极或局限的思维模式、拒绝促炎性食物，等等。你可以给自己列一张清单：什么值得你奖励自己？

同时要记得，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绘制一张新的地图。开拓新道路并不容易，谁都会时常感到沮丧。但你已经在前进了。你离开了沙滩，港口被远远抛在身后。反正那里也没有船只等候了，根本无法回头。要么前进，要么死。

如果45天意味着全新的人生，你值得为那45天做出任何事情。

在过去的15年中，我见证了许多康复。正如本书介绍的那样，这些案例都是独一无二的，只有一个克莱尔，只有一个米拉。但是我们从个性中找到了共性。如果医学领域想要进行下一次飞跃，我们需要尽快学习自发缓解带来的经验：为了更彻底地治愈身体，必须治愈饮食习惯、免疫系统、压力反应和自我认同。这4条线索巧妙地贯穿了我所见证的每一个康复故事，并可能为下一次医学革命奠定基础。但首先，我们可以在小范围内完成革命，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完成革命——就像书中记述的绝症幸存者所做的那样，从烧掉自己的船开始。

我选择去上大学就意味着选择放弃家乡。在过去的许多年中，我好像一直被撕裂着，既要满足家庭的期待，又要满足自己对人生的渴望——成为一个健康向上的人。我很难继续忍受那种被严苛规矩和狭隘信仰所禁锢的生活，但同时，离开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赌注太高了：一旦离开，就再也回不去了。我会被逐出传统。对于家人来说，我已经死了。

这是我做过的最艰难的选择之一。但事实证明，它也是人生最重要的礼物之一，因为做出选择后我就没有退路了。我弃船上岸，我的家人将船烧掉。你生命中的艰难时期（比如生病时）都是烧掉船只的好时机。有时候，疾病就是那个替你下令烧船的人。问题是：船烧毁后，你会躺在沙滩上，还是继续前进？

我们谁都不知道自己剩下的人生有多长。世界上没有永生的秘诀，一切终会结束。本书记述的绝症幸存者是在接受这个事实的基础上找到了继续向前的道路，他们在当下奋力享受最美好、最纯粹和最充实的人生，找出那些能够帮助他们变得更健康、更有生命活力的重大而深刻的改变，并尽力去实现。如果这意味着重构生活，他们会重构；如果这意味着放弃狭隘的关系，他们会放手。他们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问：别人讲述的有关我自己的故事是怎样的？为什么那是错误的？没人会半途而废，或自以为能欺骗死亡。他们踏上旅途，就是为了向世界宣布当下的生命是属于自己的。这是他们痊愈的原因。这些人因对待自己身体的方式而痊愈，因改变了自己对世界、对未来消极或破坏性的信念而痊愈。最终，他们重写了“我是谁”的故事，修复了自我认同，从而获得了做出改变的自由和能力，挽救了自己的生命。

“这首先是思想和精神上的斗争，身体紧随其后。”谈到自己的痊愈时，米拉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