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安慰剂

相对论中并没有一个唯一的绝对时间，相反地，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时间测度，这依赖于他在何处与如何运动。

——斯蒂芬·霍金

安慰剂一词源于拉丁语，意为“我愿意”。远在现代医学出现之前，很多心细的医师就意识到了信念在治疗中的作用。不过安慰剂效应这个说法是直到18世纪才出现的，它描述了那时医生的亲身经历——为了让患者安心满意而开出没什么客观医疗价值的药剂。医生们并不是觉得这样真的能治病，大部分时候，这样做都是为了应付那些顽固的病人，顺便也带来一点病情缓解的假象。

后来，医生们注意到这种“骗人”的治疗方法似乎确实有些作用。那时，医生使用的通常不是纯安慰剂，而是被认为无不良反应的温和药物。这些药物会被稀释，起不到什么帮助作用，但也不会带来伤害。这是一个双赢局面：医生尽力了，病人更满意，何乐而不为？当然，现实永远更加复杂。历史上，有很多江湖郎中四处兜售自己的产品，讲述博人眼球的故事。许多故事都有夸大或编造的成分，但那又是病人迫切想要听到的内容，让他们愿意付出几个硬币换取希望。

最初，当患者声称无效或弱效药物让病情好转时，人们大多认为这不过是幻觉。所以，当时的安慰剂效应被用来揭穿庸医和江湖骗子。1799年出现了一种昂贵的帕金斯金属棒疗法，它宣称能使用紧贴患处的特制金属尖钉，利用“动物磁性”将“疾病引出体外”。许多人说这一疗法能够缓解从身上的疖子到体内的疼痛等一切问题。后来，一位名叫约翰·海格斯的医生用一块普通的旧木头制成了帕金斯金属棒的复制品，并发现患者可以获得完全一致的神奇疗效。80%的风湿性关节炎患者都曾在使用假金属棒后感到了缓解，这一比率与使用真金属棒的数字差不多。

然而这一实验并不是为了证明安慰剂效应的强大（它没有区分接受帕金斯金属棒疗法的人是真的康复了还是只是自以为康复了），而是为了戳穿江湖骗子的谎言。海格斯的论点是，帕金斯金属棒疗法并没有任何特殊之处，它只是利用了人们对这一疗法的信念与信任。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安慰剂效应研究的重点都是疼痛变化，因为这并不涉及实际身体改变，而仅仅是患者感知的变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位名叫亨利·比彻的战地医生发现用来治疗受伤士兵的吗啡用完了，已经没有什么能帮助那些处于剧痛中的患者了。亨利不想说出这件事，而是将生理盐水注射给患者，并告诉他们那是吗啡。亨利觉得这或许能让士兵们好受一点，让他们挺到真药抵达。然而，士兵们的反应让亨利惊讶不已：40%的小伙子声称疼痛明显减轻了。

亨利后来成为一位著名的麻醉学家和医学伦理学家。他痴迷于安慰剂效应，对它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研究。从这个西部前线故事开始，70多年间已经有上百个有关安慰剂的研究证实了同一件事：安慰剂是有效的。现在随便查阅一项药物功效的相关研究，你都会发现平均大概有35%的参与者会经历强烈的安慰剂效应——他们得到的不过是糖丸，却会和服用真正药物的参与者产生相同的体验。

这是一个惊人的统计数字。需要注意的是，35%只是平均值。根据具体疾病类型、待检测的药物或治疗方法的不同，这一数字实际上在10%到90%之间变化。

美国有一种叫作膝关节镜检查的常见手术，这种手术每年会进行70万次，消耗40亿美元的医保支出。膝关节镜检查可以修复半月板——两侧膝盖上为关节提供平滑缓冲的软骨衬垫。半月板撕裂十分普遍，它会引起运动疼痛，所以医生经常推荐使用关节镜对其进行修复。但是，当研究人员比较关节镜手术和假关节镜手术（外科医生在膝盖上做出切口，但不做任何后续修复，患者只是认为自己完成了手术）的结果时，二者并没有明显区别，两组患者的症状减轻程度相同。换句话说，病人似乎并不需要膝关节镜检查来减轻膝盖疼痛、改善运动范围，只要假设自己已经完成手术就可以了。

制药公司已经在从安慰剂效应中获益了。他们注意到，药物的呈现形式可能影响其治疗效果。例如，即使都是真正的药物，药片颜色不同也会导致药效不同：蓝色安眠药效果更好，红色药片在止痛方面效果更好。

那么，什么是安慰剂？它会引起真实的生理变化吗？还是说，安慰剂效应只是幻想？

许多医生认为，安慰剂效应仅仅是对病情缓解的渴望所引发的相应生理反应，并不能真正改变生理或疾病进程：你想要好起来，所以感觉上就好起来了。哈佛大学的泰德·卡普楚克是一位资深的安慰剂领域专家，他研究了安慰剂对药物作用通路上的神经递质的影响，并发现某些遗传特征可能让个体对安慰剂的响应更积极。卡普楚克得出的结论是，安慰剂是一种经常被低估和误解的惊人强大力量。他的研究一再证明，安慰剂会引起体内真正的、可测量的生理变化，包括心率、血压、大脑生化组成，甚至是像帕金森氏症等神经系统疾病的病情。但是，尽管已经观测到了安慰剂的强大，卡普楚克仍然被对照实验的框架所限制，从没有考虑过利用安慰剂扭转绝症的可能。卡普楚克总结道：“安慰剂可以缓解疼痛，但很少能治愈疾病。”

在阅读了一项又一项与安慰剂有关的研究后，我想问的是：曾有与自发缓解案例显著相关的安慰剂效应记录吗？如果它出现过，哪怕只有一次，我也必须知道。

我猛然想起了一个早年在医学院读到的案例，一个只有可能是靠着安慰剂效应发生了重大生理改变的案例。我回忆起了久远之前课本上的名字：莱特先生。

不存在的特效药物

我在一份1957年的临床报告中找到了这个故事。报告的开头与我的记忆一致：莱特先生是一位生命垂危的癌症患者。他患有晚期淋巴结癌，脖子、腋下、胸部和腹股沟上都出现了橘子大小的肿瘤。肿瘤压迫了气管，让莱特呼吸困难。医生已经尝试了所有可能的治疗方法，最终无计可施了。

但是在那时，碰巧有一种叫作克力生物素的实验性抗癌药物进入市场，效果报告十分乐观。莱特阅读了这种特效药物的资料，恳求医生尝试一下。

那个星期五下午，医院一收到药物就对莱特进行了注射。三天之后的星期一早晨，医生回来上班时，发现莱特已经从床上站起来了，呼吸也顺畅了。他在病房里转来转去，和护士开着玩笑。震惊的医生在书面报告中写道，肿瘤“像热炉子上的雪球一样融化了”。10天之后，莱特的健康状况大幅提升，他被准许出院回家了。

然而几个月之后，一些报道披露克力生物素并不是抗癌神药，而只是一场骗局。读到这一报道的莱特立刻疾病复发，肿瘤再次膨大，健康状况一落千丈。重回医院时，莱特的身体状态和使用这种曾被寄予了厚望的药物之前一模一样。

医生决定对这位患者尝试一下不一样的疗法。毕竟，莱特离死也不远了。医生告诉莱特，这些报道是错误的，他们刚刚收到了全新改造的双倍效果生物素。第一次的药物有点问题，但这次的药物一定效力强大。

一针注射后，肿瘤又缩小了。但这次，医生并没有给莱特使用真正的药物，注射器里的并不是克力生物素，而是生理盐水。

莱特享受了两个月的健康。肿瘤消失了，他感觉很好，恢复了正常生活。然而，莱特后来又看见了一篇报道：克力生物素是板上钉钉的骗局，它并不能治疗癌症，一组实验对象用药后毫无改善。

莱特的病情马上再次复发。几天之内，他就去世了。

自从医学院毕业以来，这是我第一次重读这个案例。这个故事让我想起了尼基，我的肿瘤科护士朋友。简·罗斯曾告诉我，当她们在民宿里第一次相遇时，尼基十分虚弱，好像没剩多长时间了。那时，尼基认为自己最多能在巴西住上一两个星期。有一天，尼基出现了高热。简一直待在她身边，防止她脱水。退热之后，尼基醒过来，说自己很饿，然后开始吃东西。过去几个月里她都没办法吃饭，可是突然间又好像吃不饱了。

发热引起了我的兴趣。正像科利医生发现的那样，在很多自发缓解的案例中，高热可能通过激活免疫系统让人体在退热后突然恢复。当然，现在无法得知这场高热是否对尼基的疾病进程产生了切实影响，但它仍然值得注意。简后面的讲述就与我从尼基那里听到的一样了——尼基健康、快乐地从巴西回家，重新开始享用自己喜欢的食物。简说尼基在这场高热后的六周之内变得越来越健康，从巴西离开时已经不再需要轮椅了。简还说，尼基离开康复中心时，有人曾提供过后续康复指导建议。他们告诉尼基在接下来的6个月内无论如何都不要进行扫描诊断。尼基离开之后不久就给简打了电话，在通话中向自己的朋友坦承她去做扫描了，但躺在检查床上的时候，机器坏了。

“你觉得这代表着什么？”尼基问简。

“我的想法并不重要。你怎么想才重要。”简回答。

“我认为这可能意味着我不应该做扫描。可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忍住，毕竟我是肿瘤科护士！”

不到一星期后，简就收到了尼基的消息：她还是做了扫描，结果不是很好，体内还有肿瘤。尼基很崩溃，瞬间又觉得自己病了。她的状况迅速恶化，并在几周之内去世了。去世的时候，尼基满心疑惑，还伴随着身体上的剧痛。

简说：“我后来回想过很多次。在我看来，如果尼基能够等过那6个月，一切就会不一样了。她本来能痊愈的。”

我对尼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她的热情、她对子女的付出以及对答案的执着追寻。我不知道信念的力量是否如此强大，一个CT扫描显示的肿瘤就引发了这样迅速的病情恶化和死亡。即使尼基遵照建议挺过了那6个月，她是否仍会去世？我不知道。作为医生，我想要保护尼基，避免她被人误解，所以我不太想讲述她的故事；但同时作为研究者，我明白，尼基向我和简讲述的信息十分重要。

如果想要加深对自发缓解的认识，我们必须面对复杂而令人不适的问题与真相。为了探索这个新领域，我们需要摒弃所有偏见与恐惧，学习所有能够学到的东西，寻找通向事实的唯一途径。我记得马特·艾尔兰曾说，他从巴西回家后不久，医生就想通过MRI确认他的病情，但是马特拒绝了。

“死刑日已经过去了，”他指的是医生告诉他的粗略存活时间，“但我感觉还不错。如果肿瘤又长大了，我也不想因为恐惧或怀疑治疗效果而被扰乱思绪，所以我拒绝了MRI。我真的很需要那份治愈的信念。”

“不管怎么说，信念对于治愈十分重要。如果你真的特别相信化疗，那也许化疗就是你在寻找的答案。”马特说。

前面提到的莱特先生和尼基有一点惊人的相似，他们都对自己接受的治疗有着很强的信念，认为这种治疗能带来根本性改善，而信念崩塌导致了疾病的严重复发。医生们曾清晰地看到，伴随着莱特对治疗的信心的转变，癌性淋巴瘤经历了萎缩又膨大的过程。这种变化迅速而明显，让莱特的例子成为安慰剂效应的典型案例。而遗憾的是，我们并不知道尼基体内发生过什么。也许她的病情曾真的有所缓解，也许病情仍在恶化，只是尼基自我感觉变好了，也许她无论如何都会遭遇相同的结局。

信念也有阴暗面，这对莱特和尼基造成了影响。有一个概念叫“反安慰剂效应”，意思是个体认为自己会生病时就会生病，它是安慰剂效应的对立面。关于药品不良反应的研究曾多次意外测算了反安慰剂效应的影响：一旦人们被告知药物可能引发某种不良反应（头疼、呕吐、皮疹等），这种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就会突然上升。

很多不良反应症状（例如疼痛）是难以量化的。我们知道痛苦程度包含巨大的心理因素，迷茫、焦虑和抑郁的人会遭受更多痛苦。前文已经介绍过，多项研究表明，MRI显示的病理状况与人们陈述的疼痛程度间并没有明显关联。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疼痛有时是主观的，甚至存在于幻想中的？反安慰剂效应是否可以被看作感知偏差？

几年前在意大利阿尔卑斯山进行的一项研究能够提供一些答案。研究团队曾带着120名学生踏上阿尔卑斯山，并告知其中大概25%的学生，高海拔导致的空气稀薄可能会引起偏头痛。最终，这一组学生的头痛程度最为严重。不仅如此，他们血液中与头痛相关的酶含量也显著上升了。在这个例子中，反安慰剂效应可测地改变了大脑和身体中的生化成分。

深挖安慰剂效应研究，你会发现许多这样的离奇故事。我还曾读到过一个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的不知名研究。当时，为了检验安慰剂的功效，研究团队招募了13位对毒藤严重过敏的志愿者。实验人员在每位志愿者的一侧手臂上擦涂了无害树叶，告知他们这是毒藤；在另一侧手臂上擦涂了毒藤，并告知他们这是无害树叶。13名志愿者全部都在涂抹无害树叶的手臂一侧暴发了类似毒藤皮炎的皮疹，只有2人涂抹毒藤的部位过敏了。在这个研究中，一侧手臂代表反安慰剂效应，另一侧则代表安慰剂效应。这项研究的规模很小，但结果很具有启发性，它展现了信念对身体的强大影响：既可以保护和治愈，也可以带来伤害。

我回顾了医学院对安慰剂效应这一概念的讲述方法以及医生们对安慰剂效应的看法。我们做医生的讨厌它，认为它让研究更加复杂，让真相扑朔迷离，分散了我们的精力。我们不得不在研究中考虑安慰剂因素，以保证待测试的新药物或治疗方法能够比单纯安慰剂更有效果。然而在临床医学领域，大概有35%的情况下安慰剂效果更好，尤其在精神病学领域，安慰剂常常比所谓的真正治疗更有效。有研究显示，安慰剂效应的力量还在不断增强。^[1]

对安慰剂的了解越多，我越相信“安慰剂”一词仅仅捕捉了信念对身体真实影响的一小部分。医学界的普遍观点认为，安慰剂只是大脑让身体感觉短暂放松的骗局，是一件没什么探讨价值的麻烦事，但我不再这么想了。很明显，有时安慰剂的确让身体好转了，只是似乎没有人关心为什么。

这些案例让我好奇：人的身体、思想与精神之间存在着多变而有效的沟通交流，这些沟通交流的背后到底是什么？身体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出人们在不断获取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信念？

安慰剂之外

2011年，我在古德撒玛利亚医学中心工作了几年之后，正巧遇到一位患者，他成为我研究过程中的关键案例。他叫斯蒂芬·邓菲，在一个星期四的深夜因为背痛来看急诊。背已经疼了一阵子了，但斯蒂芬一直忍着。他是个不喜欢抱怨的人，觉得这只是背痛而已，不值得大惊小怪。我能看得出来，斯蒂芬说这话的时候颇有些骄傲。但疼痛最终变得难以忍受，迫使斯蒂芬自己开车来了医院。

背部CT扫描带来了最糟糕的消息：他得了癌症。医生还不确定具体的癌症类型，但是癌性肿瘤已经破坏了斯蒂芬的脊椎，压迫着他的脊髓。医院立即安排了第二周的紧急手术，在此之前，斯蒂芬被要求住院。进一步的检查显示，斯蒂芬患有多发性骨髓瘤，一种白细胞癌症。白细胞在骨髓中形成，在多发性骨髓瘤中，癌变的白细胞会侵占骨髓中健康细胞的空间，并向外部扩散，导致肿瘤四处转移。同时，异常抗体的增多会让血液变得黏稠，甚至阻塞肾脏。

多发性骨髓瘤无法治愈，但积极治疗可以延长患者寿命。不接受治疗的话，患者的平均生存时间只有7个月，治疗能将这一数字提升至4到5年。然而总体来看，与许多其他癌症的标准治疗方法相比，多发性骨髓瘤的治疗不大有效。常见的治疗方法是服用类固醇药物地塞米松。地塞米松或许可以暂时缩小肿瘤，但无法治愈，也无法替代手术，作用有限。

斯蒂芬最需要减轻脊椎压力。手术准备阶段，医生给斯蒂芬使用了一轮地塞米松，这也许能让肿瘤稍稍缩小一点，降低手术的危险性。地塞米松在多发性骨髓瘤治疗史上并没有太多突出贡献，但医生总要像下赌注一样做些什么，毕竟这也没什么不良反应，运气好还可能有所帮助。

手术前一天晚上斯蒂芬接受了MRI扫描，这是标准术前检查的一部分，扫描结果可以给手术医生提供更多细节信息。斯蒂芬换上了白袍子，躺在狭窄的检查床上缓缓滑进了扫描仪，一动不动地等待检查。环形的检查腔是白色的，十分光滑，斯蒂芬注意到工作中的仪器在耳边发出声音：有时沉闷厚重，有时尖利短促，有时像汽车发动机一样发出持续的嗡嗡声。然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一股水流出现，在检查腔壁上留下了一道痕迹。然后是第二道、第三道。斯蒂芬告诉自己不要惊慌——可能仪器坏了；他会很快被救出去的。水位渐渐上升，聚集在身体周围，充盈了检查腔。斯蒂芬出奇地冷静。他是一位潜水员，他告诉自己会没事的。(https://www.daowen.com)

斯蒂芬讲述时我打断了他许多次。我觉得他把事实和虚构混为一谈，让人分不清真假。“这听起来像是你的幻觉。”我不停地插话，想要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斯蒂芬只是摆摆手说“是是，当然了”，然后继续自己夸张的讲述。在斯蒂芬的描述中，这种感受持续了整个检查过程：水溢满腔体后，他继续在水下呼吸，身边被一种光辉包围。终于，他听到了什么人的声音，睁开眼时发现自己正在放射室里。

被困在狭小的MRI检查腔里做了一小时奇怪的梦，这本来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有一件事很稀奇——根据斯蒂芬的病例记录，检查结果显示肿瘤几乎完全消融了。“这是自发缓解。”医生这样说。手术被取消了，接下来的几天，斯蒂芬的病房里迎来了一波又一波震惊、激动、兴奋的护士、医生和实习生。后来，因为手术对象消失了，斯蒂芬被送回了家。

我与斯蒂芬的放射科医生和手术主治医生交流过。他们在职业生涯中还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都感到十分惊讶。主治医生确信这是一个教科书级别的自发缓解案例，不存在任何其他解释（药物治疗、遗传因素等）。

“没有别的可能了。”主治医生这样对我说。那时我们一起站在斯蒂芬病房外的走廊上，难以置信地看着对方。

几年后的现在，我仍然随身携带着斯蒂芬·邓菲的病例。每次我在家庭办公室和医院间带着成打的病例往返时，斯蒂芬的资料永远都在其中，在那堆文件的最顶上。资料里装着斯蒂芬的肿瘤扫描和白细胞计数指标，以及医生的病情记录。有时候，我会把这份病例抽出来，就为了看看里面的影像结果：CT扫描显示脊椎的正常曲线被一颗巨大的肿瘤打断了，然而一周后的MRI则显示肿瘤几乎完全消失不见了。许多案例资料来来去去，但这一份永远在这里，围绕它的谜团让我的公文包都变得沉重起来。

每当在探索的道路上有了新的发现，我都会重新拿出斯蒂芬的病例进行审视，期望其他的某个案例能够为斯蒂芬的案例提供启发。

不是饮食。斯蒂芬的饮食并不是特别健康，住院时也没有特意改变，当然了，医院的食物也并不健康。是应激激素减少吗？不太像。珍妮特·罗斯和马特·艾尔兰眼中的巴西生活极具恢复性，能给他们带来心灵的宁静，但斯蒂芬并没有这样描述医院生活。事实上，斯蒂芬那周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病床上度过，他查阅了多发性骨髓瘤的严峻统计数据，越来越恐惧和焦虑。也没有很多家人朋友来探视，他大部分时间都是自己一个人被困在病床上，在疼痛中焦急地等待着一场并不能拯救生命的手术，就像许多最终没有挺过绝症的人一样。斯蒂芬还接受过地塞米松治疗。有些医生会把斯蒂芬的康复归因于地塞米松，称他为这种药物的高响应者。但不管是我还是我的同事，都未曾在文献中见到过这种水平的药物响应。并且，“高响应者”这个词也是个黑匣子术语，它怂恿我们把解释不了的东西打包扔掉，不再关注。如果一个人对某种药物或治疗的响应真的高到打破了可能性上限，作为医生，仍然应该好奇一下原因。

我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一问题，但它就像一个永远无法被还原的魔方，让我无计可施。每一个问题都会引出另一个同样令人困惑的问题。肿瘤是在那一周中逐渐消失的，还是在进行MRI时突然消失了？是否有什么东西（比如发热）激活了斯蒂芬的免疫系统，让它终于开始攻击肿瘤？斯蒂芬案例的不同之处在于时间线很紧凑：星期四的CT扫描还显示他背上长着肿瘤，几天后的MRI却表明没有手术的必要了。完全无法解释。

身体中的量子物理学

随着笛卡尔的身心分离哲学被广泛接纳，我们进入了解剖常规化的时代，终于可以解释人体内部的工作机制了，这是人类的巨大进步。然而在笛卡尔的时代，科学仍然高度迷信化与宗教化（和我们今天所称的科学并不是一种东西），科学推理和理性思维被认为是与宗教背道而驰的威胁。基于对恒星和其他天体长达数年的密切观测和研究，伽利略提出了反驳地心说的日心说理论，认为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然后就被送上了审判席。教廷认为宇宙不以人类为中心的观点是对上帝的亵渎，于是最终将伽利略逐出了教会，软禁在家中。

后续席卷而来的启蒙运动使理性及科学的发展成为可能。启蒙运动的基础是物理世界定律的阐明。这一时期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牛顿的万有引力和运动定律，以及各种科学方法纷纷出现，革新了人类理解阐释自身所见所触世界的能力。人类的文化转而更重视观察、推理和科学探索，而非宗教知识和盲目信仰。现在，在科学的最前沿，量子物理学迈出了新的一步，将我们引向了意想不到的方向，一些长期以来对宇宙运行规律、物质能量准则的假设开始分崩离析。

本质上，量子物理学研究的是组成原子的亚原子粒子，也是物质的基本构成元素。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时涉猎过量子物理，但毕竟不是物理学家。所以我电话联系了一位麻省理工学院的物理学家朋友，安德烈亚斯·梅尔辛。我大致知道MRI仪器的原理，但我需要他向我解释一些细节。

MRI的意思是磁共振成像，它是一种基于量子力学的成像技术。与简单的X射线不同，MRI图像可以展示出人体软组织的细节，从大脑到脊髓，再到器官和结缔组织，应有尽有。MRI扫描仪由重达几吨的超导磁体制成，通过机器内部产生的强大磁场窥探人体内部。强力磁体（比冰箱贴上的普通磁铁强约1000倍）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简单来说，它可以读取人体水分子中自旋的质子。

人体的主要成分是水。在强大磁场中，水分子内部的质子会定向排列。进入MRI就是进入一个电磁线圈——一个被数英里长的超导线包裹缠绕的圆柱体。MRI工作时，电磁线圈产生的持续电流会导致人体原子核内的质子定向排列。同时，每一次成像过程中人体都会收到无害的无线电波脉冲（与CT扫描不同，MRI没有电离辐射，只是用到无线电波）。当MRI扫描完成、脉冲停止后，所有在磁场中定向排列的质子又会逐渐回归它们原本的位置。无线天线会接收并记录这些信号。不同身体组织的质子回归原位的速率不同，MRI仪器正是通过捕捉这种速率差异来辨别不同组织。总之，MRI就是通过摆弄人体内的亚原子粒子实现细致完美的体内成像的。

现在，一些研究人员正在思考MRI技术是否能够发挥成像以外的作用。MRI仪器中的射频线圈可以改变工作频率，对神经或人体其他细胞产生影响。有些研究正在尝试使用MRI进行抑郁症治疗——特定条件下的磁场似乎会影响大脑运作。一项安慰剂对照实验表明特定MRI暴露可以显著改善心情，^[2]这让研究人员开始思考这一转动的磁铁块儿能否改变或重写大脑通路。我在哈佛大学的一位同事、物理学家迈克尔·罗汉博士，也在尝试利用MRI磁场治疗双相情感障碍。他开始这项研究的契机是，一位研究助理偶然发现麦克莱恩的几位患者在接受MRI前心情沮丧，做完MRI后心情却大为好转。^[3]

这项研究引起了许多关注，甚至得到了《波士顿环球报》的报道。罗汉博士现在的理论是，在特定条件下，MRI产生的电磁场可以改善大脑健康水平，从而快速缓解抑郁症。尽管这一研究申请基金支持的难度很大，但它的理论基础是量子力学而非传统物理学，因此在我看来前景十分乐观。从贝尚到本森，这些先驱者们已经证实，怯懦的人无法成为医学新时代的领头羊。

现在，关于诸如MRI之类的工具的疗效，问题比答案更多，大多数医生对这类研究仍持怀疑态度。我不知道斯蒂芬·邓菲身上突然发生的康复是在CT扫描和MRI检查的几天间隔内发生的，还是在MRI机器里瞬间发生的。但我不得不怀疑他的康复与MRI有关。或许斯蒂芬描述的意识改变状态与MRI仪器的旋转磁场产生了未知联系，导致肿瘤突然发生了分子层面的变化？

爱因斯坦很喜欢讲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与他最著名的理论的起源有关。十几岁在瑞士一所寄宿学校读书时，爱因斯坦会让自己沉浸在一个思想实验里。他会骑行在林荫小道上，迎着斑驳的阳光，想象光波重新射入太空，用人类无法企及的速度移动。爱因斯坦会想，如果他能够用某种方式赶上那些光波，用同样的速度在光束旁运动，他会看到什么样的光线？它们会继续波动吗？还是会静止或冻结？

爱因斯坦后来写道：我应该观察到光束像静止的电磁场一样。这个在光束上冲浪的思想实验促使爱因斯坦提出塑造了现代物理学的最具影响力的理论——相对论，它的公式是E=mc2（能量等于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这是什么意思？简单来说，这意味着宇宙中的所有物质——你坐着的椅子，自己的身体，地球本身——都是一种凝聚的能量。物质是慢下来的能量，而能量，是高速运动的物质原子。我们能够切实触摸的东西，和我们只能感知的东西，往往只有一个简单的差异：速度。物理学家戴维·鲍姆曾说，一种看待物质的方式是将其看作凝聚或冻结的光。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身体就是冻结的光——有固定形态的慢速能量。

那么，量子物理学和物质基本组成又会对我们理解治愈、理解信念与人体之间的关系带来怎样的启发呢？

首先，量子物理学告诉我们，一些我们认为永恒不变的宇宙定律都是假象。事实证明，牛顿物理学只代表那一小部分人类已知的世界运转法则，而从黑洞为什么存在到人体内的亚原子粒子如何运转，人类不明白的事情还有很多。我的物理学家朋友安德烈亚斯在电话中的一些讲述，让我认定了继续深入研究身心连接的想法。安德烈亚斯让我回想起了量子物理学中的一项基础实验——双缝实验。从某个角度讲，这项实验曾质疑了人们对物质、能量和宇宙法则的一切认知。它可能揭示了另一条关键线索：观察者效应。

观察者效应

双缝实验很复杂，并且在多年间经历过许多次不同的版本变迁。自实验首次成功以来，大多数试图弄清楚其中含义的人，甚至包括物理学家们，都曾深感困扰。但是，在这里，我们只需要了解几个关键信息就可以了。双缝实验是为了研究光子或亚原子粒子的运行规律而产生的。

“在脑海中想象一个网球场。”安德烈亚斯说。

他让我想象从空中向下看。网球场中间没有网，却有一堵墙，墙上对称分布着两扇开着的门。场地是封闭的，四周都围着栅栏。

“你站在那儿，开始向着有门的墙上扔网球。有些球扔不到门里，会从墙上弹开，也有的球会穿过打开的门，击中对面的栅栏，是吗？”

“是。”

“双缝实验基本上就是用电子束枪实现这件事。”安德烈亚斯解释说。他接着讲道，研究人员向有着两个缝隙的“墙壁”发射电子时，却发现那些穿门而过的粒子和他们想象的不太一样。这些粒子的轨迹不像球场上网球的轨迹。它们本该按照可预测的角度反弹回来——所有物理学原理都是这样说的。但它们没有。它们获得了波的性质。也就是说，粒子以波的形式击中了后面的“栅栏”，而非以人们预想中的粒子的形式。

研究人员首先提出的理论是，粒子之间会相互干扰。但是，即使是单独发射，粒子依然表现出了与成组发射时相同的性质。后来，研究人员在两条缝隙间放置了一个探测器（好比专用于亚原子粒子的摄像机），试图更仔细地观测粒子穿过缝隙时发生了什么。这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粒子不再具有波的性质，而是像网球一样直接撞上了“栅栏”。

“就好像它们知道自己被人监控了一样。”安德烈亚斯说。

如果你不是量子物理学家，你很难想明白双缝实验的缘由。但我们要从中获得的信息是，原子级别粒子的行为取决于它们是否被观测与如何被观测。被观测的事实改变了它们的运行模式。这种现象在物理学中被称为观察者效应，通过上百次实验，人们一遍又一遍验证了这一效应。它匪夷所思，却又真实存在：对现象的观测行为可以改变现象本身。也许，从某个角度讲，我们正在参与这一宇宙的构建，也许法则并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无可撼动。人体内的原子，也就是所有物质的基本组成成分，也可能通过类似的原理改变自己的行为。这一想法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疑问，让我开始思考，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是否能够以某种途径真实地改变这个世界，或者改变我们的躯体。

观察者效应表明，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自己正在进行的实验的观察者。我们对自己的观察、对身体的观察、对亲历的世界的观察，可能创造出了我们所见所感的现实。我们所寄居的躯体、躯体中细胞的行为模式，也许从本质上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可塑多变。

这些理论可能颠覆我们对治愈的认知，给健康领域带来深远的影响。因此，问题就变成了：为什么医学界还没有接纳这些知识？

也许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量子物理学所揭示的世界真相太具有颠覆性，它将动摇人类相传数代、构建了整个世界的理论假设。我不认为我们的文化和个体（包括我自己在内）做好了迎接这一真相的准备。

为了回避这一问题，一些物理学家提出，亚原子级别的物理定律可能与我们居住的宏观级别世界定律不同。这一假设确实便利——量子力学原理处于一个层级，我们的世界和牛顿力学处于另一个层级。但是，每当研究更进一步，成功深入一个更大的粒子，我们都会发现源源不断的确凿证据，彰显着世界并不是按照我们所以为的传统科学规律运行的。然而，就像在医学院我被要求不要提问、只要牢记材料一样，物理学家受到的教育是：相信数学，别问那么多问题。我好奇是否会有物理学家感觉自己被欺骗了——尝试用物理来理解物理世界，却发现物理世界要么不存在，要么不以我们认为的方式存在。

量子物理学是一个深奥复杂、还在不断进步的研究领域，有些人终其一生都在努力阐释其中玄机。美国理论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曾有一句著名的评论：“如果你以为自己理解量子物理了，那你一定不理解它。”但是，仅仅窥探这些理论的皮毛，也足以让我领悟核心信仰与信念影响身体的无数途径。人的精神和信念能够同时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影响身体。所谓宏观指的是我们如何将对周围世界的体验转化为身体中的应激激素，所谓微观指的是聚焦于构成人体的细胞内原子，实现亚原子级别的改变。我想知道，现实在多大程度上是被我们创造的？

我重读了斯蒂芬·邓菲的案例——是它推动我沿着这一方向一路追寻。我还找到了斯蒂芬本人。令人惊讶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斯蒂芬的健康状况依然良好。他仍被认为患有多发性骨髓瘤，但是他的预后已经显著超出了预期。致命癌症的突然缓解无疑改变了疾病进程，以及斯蒂芬的生命。

我给著名的量子物理学家亨利·斯塔普写了一封邮件，随信附上了病例的详细介绍，以期斯塔普博士能够从量子力学的角度给我一些启发。斯蒂芬·邓菲是否以某种方式成为自己身体状态的“观察者”，从而使他体内的亚原子粒子改变了自己的行为？

作为一位训练有素的科学家，斯塔普博士最初的回复带着得体而谨慎的质疑。他好奇是否存在其他的可能性，暗示这个病例也许具有更简单的解释。他的基本观点是：“听见蹄声时，先考虑马匹，而非斑马。”

出人意料的是，斯塔普博士后来再次写来了邮件。他更加全面地评估了这一病例，深思熟虑后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根据他的理解，量子力学完全支持精神影响身体健康，甚至影响周围世界构建的理论。斯塔普博士承认，尽管他是一位物理学家，他的第一反应也是否定这一想法。量子物理学提出的问题过于宏大深刻，令人不安，但我们应该直面这些想法，而非回避。当然，我十分同意我们交流结束时斯塔普博士的最终结论：我们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我们还没有找到在亚原子以上尺度验证观察者效应的方法，但是到目前为止，进行中的实验仍旧支持量子力学的最初发现。这些实验不仅仅是理论，而是无可辩驳的事实。我们的文明将会继续迎接下一次进步，它给医学及其他领域带来的启示可能颠覆我们对于治愈的定义与起源的看法。如果我们所见所感的世界真的是由量子力学法则驱动的，我们需要开始思考，信仰、信念和感知能对我们所以为的客观现实产生多大规模的影响。如果观察者能在亚原子级别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那么很有可能，你，作为你自己的身体与生命历程的观察者，也会对你自身的每一个细胞产生类似的影响。我怀疑那些历尽艰辛与努力、改变了感知与信念的病人们会持续为我们揭示其中奥秘，引领我们找到答案。

沿着这一思路，我还有最后一个重要的想法。从我自己的生活经验中，我发觉影响身体健康与治愈能力的并非是我们选择去相信什么，而是我们习惯于相信什么。后者难以被觉察，更难以被改变。它藏匿在黑暗中，很多时候，我们自身都对它一无所知。它被称为潜意识信仰，而每个人都有潜意识信仰。

更深层的信仰

还有一个关于安慰剂的惊人真相：即使你不相信它，它也可能有效。

在经典安慰剂对照实验中，被试参与者仅知道他们有可能会服用安慰剂而非真正的药物。而在一系列变体研究中，研究人员则会直截了当地告诉参与者他们一定会接受安慰剂治疗，然而参与者的健康状况依然会得到显著改善。

什么？我曾以为安慰剂疗法的根源是信念，这一发现让我陷入了迷茫。如果安慰剂是因为信念才发生作用，那为何明知自己服用了安慰剂的患者仍然能够从中获益？这是否意味着信念并非治愈的重要影响因素？

我需要更深入地思考信念的含义。信念这个词通常指的是思想和决策，是意识的运作方式。但作为一名精神科医生，我清晰地知道信念可以被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和等级。有些信念是人们能够自行决定的，比如谁都可以通过主动相信某些事情来定义自己的身份，决定对待人生的态度，有些信念踪迹飘忽，还有的信念根深蒂固，在一个人年幼的时候就被不知不觉地刻进了脑海。每个人都是复杂的信念集合体，父母、师长、朋友和游乐园的同龄人都影响着我们的信念，对或愉快或痛苦的各样经历的解读方式也影响着我们的信念。然而，这些信念几乎没有被仔细考量过。

人类有一种重要特质，就是无法辨识自己的真正信念。哲学家保罗·提里奇曾说，每个人都有一项终极关切，人们会围绕它度过一生。作为精神科医生，我发现人们真正的终极关切往往与其笃信的不同。比如，一个人认为自己最在意家庭责任，但深入观察就会发现他最在意的其实是财产安全、维持体面或者得到父母的认可。是的，人类是复杂的生物，我们并不擅长看清自己的真实想法。

有研究人员认为，安慰剂效应的某些特质涉及更基础的信念体系，一种在很久之前就被写进头脑和身体中的体系。它与“关心行为”有关。一个人即使知道自己吃下的是安慰剂药片——药片里的化学物质没有帮助，服药后还是会好转，这是为什么？因为他感觉自己被人关心了。人们习惯于将特定体验与治愈和恢复联系起来，这种体验可能是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在分发药片，可能是医生办公室里消毒酒精的气味，也可能是躺在检查床哗啦作响的干净垫纸上。人们的大脑知道，从逻辑上讲吞入体内的药片是无效的，但是更深层的潜意识感觉得到了关怀，所以身体做出了响应。迈克尔·波兰尼是一位有化学家背景的哲学家，他称这种现象为“隐性知识”。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不同。如果显性知识是你向人解释更换自行车链条的方法，那么隐性知识就是你骑上车离开了。你不需要思考如何骑车——只要去做就可以。

从我与帕特里夏·凯恩的对话起始，她就在强调，早年见证了妹妹脊髓灰质炎的康复后，她就一直知道任何时候都要心怀希望。她的话让我回忆起了自己的童年。我的成长环境僵化而教条，随着逐渐长大，我提出的问题越来越多，也渐渐远离了家庭给我的信仰，转而投入科学的怀抱。我曾认为信仰是阻止我看清世界的障碍，但现在意识到，信仰本身并不是天生有害或有益的，你信仰什么才是重点。我并不是在说你以为自己信仰什么，而是在说潜意识的信仰。也许我们的身体与其中的每个细胞都具有自己的“信仰”。

医学界对所谓安慰剂效应的广度和深度仍然没有清晰的了解，但我长期以来的研究表明，有时候安慰剂效应的影响远超我的想象。当然，有时人们感觉好转只是因为期待好转，感知和体验在大脑中相互作用的方式令人着迷。但有些时候并不仅仅如此。我们应该知晓并关注这些特殊情况的存在，因为其中正埋藏着下一次科学发现的宝藏。信念导致身体生理变化的故事一再上演，而我长期研究的自发缓解无疑是这些故事的高发之地。也许那些案例中的人们更习惯于接纳被医治的信念，或者能够重建自己的基础信仰体系，重塑自己的核心信念与身体。

不可否认的是，我们所有人都具有自己尚未察觉的基础核心信念，它们或许决定了康复能力。但是要如何发现并厘清那些可能限制我们康复，甚至带来伤害的信念呢？

有人会把信仰体系与神（不管我们信不信神、信什么神）和世界的运作方式联系起来，但对于自发缓解的信仰并非如此——你不需要进行什么祷告，甚至不需要是它的“信徒”。我们讨论的是更深层，甚至潜意识的东西，是你对生命、自我、宇宙、周围人群在意识和潜意识中的真正看法，是你笃信的可能与不可能。从塑造了所有其他表面信仰的深处根源来看，你认为自己的价值是什么？展现宇宙的仁慈或残酷吗？你重要吗？你的生命重要吗？当谈及信念在治愈中的角色时，最重要的问题可能是：你认为自己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