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疫细胞：天生杀手
第二章
免疫细胞：天生杀手
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更重要的不是获取新知识，而是发现思考问题的新思路。
——威廉·亨利·布拉格爵士，英国物理学家
现代医学好比高耸的悬崖下蜿蜒等候的救护车队伍。等人们从悬崖上一步迈出，跌入谷底，救护车就会把这些摔得破破烂烂的身体运到医院，让医生和护士用最新的技术和药物把它们修复——这套流程已经相当成熟高效了。但其实，想要帮助这些人，真正有效的方法只有一个——在高处设置好“护栏”，也就是推广那些从免疫系统出发的生活理念，让人们拥有健康的生活状态和生命活力，这样在一开始就不会跌落悬崖。[1]
我在这本书中记录的案例将揭示这些绝症幸存者（可以称他们为健康领域的“顶级大神”了）应对疾病的思路与方法，每一个人都可以从这些经验中获益。我从他们的故事中总结出的跨诊断①要素能够起到护栏的作用，不让人们掉落悬崖。不仅如此，在熟练运用的前提下，这些要素也可以作为阶梯，让那些已经在悬崖脚下的人们再向上爬一段路，甚至像这些案例中的幸运儿一样，重新回到悬崖顶上。
这话听上去简单，但想要一直停留在悬崖顶上并不容易，更不用说那些已经因为护栏缺失而跌落谷底的人了，重新回到山上将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当然，健康是有诀窍的，我们先来聊一聊新兴的免疫疗法吧。
人体自身就有抵御疾病的能力。在飞速发展的免疫疗法领域，医生和研究人员正在努力突破人类对这一能力的理解极限。本质上，免疫疗法是指通过操纵病人自身的免疫细胞来对抗疾病（通常是癌症）。纪念斯隆·凯特琳肿瘤中心②的肿瘤学家和免疫疗法创新者吉德·沃尔乔克曾说，自发缓解“要么是神的干预，要么是免疫系统的功劳”。[2]
什么是免疫系统？免疫系统对生存至关重要，我们却只有在它崩溃的时候才会意识到它的存在。免疫系统好像很难被描述，我们常常将它形容为人体的隐形护盾——一个最好能一直工作下去的护盾。但其实，免疫系统是真实有形的，它像神经系统一样，也是人体中极其复杂的系统之一。免疫系统通过器官、组织和细胞形成了一个遍布全身、错综复杂的多功能保护网：始于皮肤、唾液和鼻腔内的黏膜，让病原体在进入体内之前就被拦截、捕获并中和③；也深抵骨髓——白细胞诞生的地方，白细胞是免疫系统中聪明、专业、敏捷、冷酷的士兵，从入侵的病原体到迅速生长的癌细胞都是它们追捕并消灭的对象。
免疫系统一刻不停地运转着。每一秒，不管我们是醒着还是睡着，它都在奋力工作，保护我们免受来自身体内外的伤害。它就像一个顶级防盗警报系统，一直在嗡嗡作响，进行内部诊断、探查问题、纠正错误、抵御病毒。比如现在，你坐下来读这本书的时候，免疫系统就在勤勤恳恳地工作，对每一次呼入的气体进行筛查，寻找可能的入侵者。夜里，在你熟睡的时候，免疫系统会加快某些特殊蛋白的合成，这些蛋白有助于识别并清除有害的病原体和体内的流氓细胞。如果可以获取所需的生理和情绪营养，免疫系统就能得到适当强化，创造性地找到保护你的最佳策略，发展出针对不同情况的独特解决方案；而当营养得不到满足时，细胞活动和消息传递就变得迟缓，整个免疫系统则更容易出现沟通障碍和运行错误，无法达到最佳状态。
为了维持稳定的警戒水平，白细胞会源源不断地从骨髓中生成，然后被运往胸腺——胸骨后一个梅子大小的器官。在胸腺里，白细胞们生长、成熟，直至完全长成，便散开进入血液，准备迎接战斗。白细胞在血液中的移动速度比红细胞还要快——这可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本事，因为红细胞循环身体一周大概只需要一分钟的时间。各种类型不同、各司其职的白细胞能够长出百来条细小的腿，抓着血管壁，像千足虫一样冲向伤口、感染、免疫系统屏障的其他裂隙，或者身体内部的紧急事件（例如一个坏细胞突变成危险分子）。[3]
许多我们习惯于用吃药来消除的“坏”症状，实际上是免疫系统抵抗病原体的重要步骤。割伤或擦伤周围出现的红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发红是静脉和毛细血管扩张导致的，就像马路上的车辆给救护车让行一样，血管扩张能让对抗感染的免疫细胞尽快抵达目的地。一旦抵达，细胞们就会组成各有分工的队伍：有些负责清理，有些负责修复，还有些促进新组织的生成。这些细胞工作时就会引起肿胀。只要能成功地阻止感染，这种红肿（也就是速成的“发炎”）就是正常、健康的反应，也是痊愈的必要步骤。
再举一个典型例子——发热，这是经常被我们误解的免疫反应。
发热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想办法尽快退热。直到不久之前，临床上的标准做法还是使用非处方退热药来控制发热症状。但最近的实验表明，只要不是危险的高热，发热实际上可能对我们的免疫系统大有裨益。
2011年，美国纽约州水牛城罗斯威尔帕克癌症研究所免疫学系的几位科研人员观察到，在自然界中，发热的动物并不会通过降温来退热。反之，这些动物会转移到更温暖的地方来保持发热状态。动物们为什么这么做呢？
研究人员在小鼠身上做了一个对照实验。他们让一组（实验组）小鼠发热，另一组（对照组）小鼠不发热。结果表明，实验组小鼠体内对抗病原体的T细胞（白细胞的一种）多于对照组小鼠体内的T细胞。同时，发热带来的高温让免疫细胞行动更迅速，攻击更精准。换句话说，T细胞本来就已经很厉害了，但是如果有什么东西逃过了它们的排查，引起的发热则会进一步解锁T细胞的超能力，让它们全速运转，火力全开。
发热是免疫系统的巧妙创造之一，它让人感到不适，却能使身体生产出更多对抗病菌的细胞，从而帮助我们更快地摆脱流感等疾病。这一结论印证了科利100多年前的发现——高热和恶性肿瘤的消失具有某种关联。虽然科利并没有完全弄明白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但他正巧蒙对了答案：对抗感染时，免疫系统会借助发热得到强化；这也增强了它有效对抗癌症的能力。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副作用。因此，我们用药物抑制发热反应，可能是在破坏免疫系统想要让身体康复的努力。
尽管人类的免疫系统已经十分出色了，但它并不完美，有时也会出错。当生理或情绪营养得不到满足时，免疫系统可能会工作异常，攻击错误的目标，或者对可能的威胁反应过度。举例来说，过敏就是免疫系统对并没有真正造成威胁的物质产生的过度反应。有些人只要吸入少量花粉就会头脑昏沉、鼻涕横流，也有些人只要吃一点点花生就会出现过敏性休克。前者只是生活上的不便，后者则危及生命，但它们的内在机制是一样的，都是免疫系统的小故障，是程序中的小错误，一个一旦写入了人体代码就很难被修复的错误。仅仅在美国，就有5000万人忍受着各种形式的过敏，而大多数情况下，医生能做的只是对症治疗。最近一些研究表明，过敏可能与加工食品和化学制品有关，但其实我们仍然不了解这种免疫系统故障为什么如此常见，也不知道如何才能挽救这一局面。
在自身免疫性疾病中，免疫系统的错误就更加严重了。患有这类疾病时，免疫系统会调转矛头，攻击人体自身——它曾誓死守护的东西。具体来说，它会把自体细胞、组织或器官标记成外来入侵者并发动攻击。1型糖尿病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免疫系统破坏了胰腺细胞，致使人体无法产生代谢糖类物质所需的胰岛素，因而影响人体的正常生存。有的自身免疫性疾病被编码在脱氧核糖核酸（DNA）中，更倾向于在年轻患者身上发病；也有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不具有很强的遗传性，更常在年龄偏大的患者身上出现，然而一旦出现往往会被视为不可治愈。对于后者，我们现在的关注重点是如何控制疾病恶化的速度，让患者与疾病共存，而非如何治疗疾病。在本书中，我将介绍一些从不可治愈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中康复的案例。这些疾病涵盖了2型糖尿病、红斑狼疮以及强直性脊柱炎（一种破坏性强、发展迅速的关节炎，能够“冻结”脊柱和骨盆）。在所有这些案例中，幸存者们无一不是偶然发现了重置免疫系统的方法，清除了免疫系统中攻击自体细胞与组织的有害程序，从而恢复了完全正常、健康的免疫功能。
利用自己的秘密武器
这些幸存者是如何重置免疫系统的？而一开始，又是什么导致了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生呢？
在一些研究中，科学家怀疑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触发因素可能与环境和饮食有关。目前，自身免疫性疾病已成为年轻女性和中年女性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4]各种证据显示，环境毒素、某一次感染、长期慢性压力都可能引发自身免疫性疾病。甚至怀孕也有可能成为导火索：一项关于丹麦女性的研究表明，生育过的女性发展出各种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比例明显高于她们未生育的同龄人。在怀孕期间，胎儿细胞会混入母亲的血液中，并随着血液扩散，在母体四处安家。数十年后，母体的脑组织或骨髓中还有可能发现这些胎儿细胞。因此，研究人员认为，对于许多生育过的女性而言，当身体为了摆脱胎儿细胞而发动攻击时，就可能不小心陷入攻击自身的免疫模式中。
糖尿病、强直性脊柱炎、红斑狼疮……对于各种自身免疫性疾病，我们还知之甚少。不过，虽然每个患者的患病原因各不相同，这些疾病归根结底是运行轨道上的某块石头让免疫系统这趟列车脱了轨。无论这块石头是某个与生俱来的基因序列，是某种被身体吸收的毒素，还是一次梦寐以求的怀孕，医生们后续的任务都是相同的：让火车重回轨道，而非急匆匆去转动轮子，导致身体受到更大的伤害。
如果我们的免疫系统能像运转良好的机器一样保持完美的工作状态，永远不偏离轨道，岂不是一件妙事？但即使是机器也需要维护，如果我们没有像保养汽车那样保养免疫系统，我们怎么能期待免疫系统维持在巅峰状态？怎么能期待它产生可以清晰正确地执行指令的健康免疫细胞呢？我自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是如此：我会按照要求定期保养汽车、更换机油，却对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免疫系统不甚上心。要知道，汽车坏了可以买新的，但身体只有一个。
那么，我们怎样使免疫系统保持巅峰状态呢？或者，如果它正在走下坡路，我们要怎样扭转局面？如何避免自身免疫性疾病？如果我们已经被自身免疫性疾病困扰，如何才能找到并按下免疫系统的重置按钮？
免疫系统的秘密武器之一是自然杀伤细胞。自从人类出现在地球上，这种细胞就存在于我们身体的生物编码中。自然杀伤细胞是骨髓产生的各种类型的白细胞之一，被编程后可以完成高度专业化的工作。其他类型的白细胞还有：辅助细胞，它的任务是标记待清除的问题细胞；记忆细胞，它能够记住病毒和细菌，等这些病毒和细菌再出现的时候，记忆细胞可以帮助免疫系统更有效地与之对抗。自然杀伤细胞则可以被视为免疫系统的秘密特工，专门猎杀反派头目——追踪、吞噬肿瘤与坏细胞，将它们从体内驱逐出去。自然杀伤细胞在消灭肿瘤和被感染细胞的过程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自然杀伤细胞能够从发热症状中获得超能力，是科利实验中战胜肿瘤的重要角色。当然，我们不能寄希望于通过什么感染引发的危险高热来激发免疫系统，但是从科利的实验中，我们应当意识到可以刺激免疫系统来让它更好地完成工作。
75年前，威廉·科利坐在垂死的贝茜·达希尔身边，思索着还有什么方法能够拯救她的生命。75年后，另一位年轻的外科医生拿起了手术刀，准备开始一次常规的胆囊切除手术。他的病人年迈且长期酗酒，每周都要喝掉大量的波本威士忌。在他们的第一次会面中，患者说他几年前就被诊断为胃癌晚期伴随肝转移，但很明显这些疾病已经消失了。[5]
史蒂文·罗森伯格医生并不相信这种说法。他知道这种类型的胃癌是无法治愈的，患者一定有哪里搞错了。但是罗森伯格医生找到了原始的病理报告，并震惊地发现这位老先生说的确实是事实。当时的胃癌诊断后，医生切除了肿瘤，好让患者没那么难受，能多活一段时间。扩散的肿瘤已经遍布患者的肝脏，死亡只是早晚的问题，老先生应该只剩下几个月的时间。
可是12年后，这位早就被宣判了死刑的患者正躺在罗森伯格医生的手术台上等待胆囊切除。医生无法想象这位老先生为什么还活着，他甚至怀疑切除胆囊时会发现什么。
胆囊是一个梨形器官，能够分泌胆汁来帮助消化。罗森伯格医生先在最后一根肋骨的正下方沿着肋骨的角度做了一个侧向切口，然后翻过肝脏——肝脏像毯子一样盖在胆囊上边。在继续进行胆囊切除之前，罗森伯格医生停顿了一下，好奇地对肝脏进行了触诊。在12年前的外科医生记录中，这个器官已经遍布砾石一般的坚硬肿块，所以它现在应该充满了肿瘤。但眼前的肝脏如丝般光滑，对于一个酒鬼来说这状况相当不错。
罗森伯格医生在困惑中完成了胆囊切除与术后缝合。躺在那里的老先生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是一个普通人，然而他的经历不可谓不传奇。
手术后的几天里，这位年轻外科医生的脑海中一直萦绕着许多疑问。多么令人震惊的发现啊！一个原本应当在几个月内死于凶险癌症的人，眼看着自己的身体像对待一场普通的感冒一样把疾病扫地出门。在肿瘤被切除后，这位老先生自觉病情好转，于是根本没有进行过复诊，也没有人继续跟进，医院的人们可能以为他去了别的护理机构或已经去世，他变成了文件堆中的一张纸。但其实，老先生一无所知地回到了健康、快乐的生活中。要不是因为胆囊切除手术，这次惊人的康复将无人知晓。对于罗森伯格医生来说，一切就像是“一个硕大无比的谜团”[6]，就像在后院打井却发现了原油一样。罗森伯格医生认为，一定有什么方法可以将这“原油”精炼成可用的东西，以帮助更多人。
这种康复机制可能是生物上的，或者说这位患者生理上所特有的。为了验证这一猜测，罗森伯格医生尝试将这位患者的血液注入了另一位胃癌患者的体内。但是血液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没有能通过输血转移的神奇因子，另一位患者还是去世了。罗森伯格医生意识到，并不是血液或体内的其他什么魔法物质让肿瘤消失，而是别的东西，比如免疫系统中的某个开关。这个开关不知道怎么被激活了，于是免疫系统自己清除了那些肿瘤细胞。如果这种解释成立，那这次康复就不是偶然事件，而是可重复事件。我们可以弄明白如何开启其他人的免疫系统开关，以此消除疾病。
就像贝茜·达希尔对科利的影响一样，消失的胃癌也让史蒂文·罗森伯格踏上了对人体免疫系统的终生求索之路。他想要知道如何能够更好地利用免疫系统固有的本领来应对最致命的疾病。如今，罗森伯格领导着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肿瘤免疫部门，并开创了癌症治疗的新方向——癌症免疫疗法，通过激活而非抑制免疫系统来治疗癌症。在过去的40年中，罗森伯格就像考古学家通过发掘出的一块又一块骨头拼凑着被掩埋的尸骸那样，一步步揭示了免疫系统的秘密，向真相的全貌不断靠近。
史蒂文·罗森伯格一直没有办法解释1968年他刚开始行医时遇到的那个案例，消失的胃癌仍然是个谜。与许多其他类似案例一样，它发生在无人关注的黑暗里。研究这些案例常常像置身于侦探小说，总是需要根据不完整的线索来拼凑出何时可能发生了何种故事。
今天，人们把这样的案例称作个例。明天，当我们回头审视时，就会意识到这些案例其实是通往知识的漫长而陡峭的阶梯。就像黑客通过破解软件来修复错误代码一样，我们正在破解免疫系统，希望从中找到操纵免疫功能的新方法。
目前，免疫疗法还无法用来治疗全部癌症或其他绝症，但它仍被视为划时代的医学进步。罗森伯格和其他免疫学家发现了如何从体内取出免疫细胞，接着“训练”它们更准确高效地工作，然后将它们放回体内以猎杀癌细胞。最近，罗森伯格的团队正在钻研一种叫作检查点抑制剂的新型治疗方案。生长的肿瘤可以抑制免疫细胞功能，这是肿瘤绕过免疫系统监测网络的众多花招之一，检查点抑制剂方案正是要重新激活那些被抑制的免疫细胞。
这些伟大的工作挽救了许多患者，但是目前的免疫疗法并不适用于所有人，或者说不适用于所有疾病，它仍是一种仅在特定疾病、特定情况下可用的疗法。那么我们其他人可以从中学到什么呢？
免疫疗法的成功告诉我们，击退绝症的力量很可能就隐藏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体之中。免疫疗法是一种精准的细胞操纵方法，能让免疫系统中的特定细胞将矛头对准肿瘤，技术性很强。虽然我们无法在家中对自己施行免疫疗法，但我们可以与自己的免疫系统对话，甚至像许多有过自发缓解经历的患者一样，改变免疫系统的工作方式，逆转疾病的发展趋势。
开启通信：如何与免疫系统对话
为什么自然杀伤细胞有时会把火力对准突变的癌细胞并全力剿灭它们，而有时又无视它们？自然杀伤细胞什么时候为我们工作，追捕病原体和入侵的病毒，什么时候又把矛头对准人体，攻击自身的组织和生物系统？
在20世纪50年代，一个年轻人创造了一项自发缓解史上的第一：他是第一位患上重病，却又在许多医生的照顾和密切观察下经历了惊人痊愈的患者。[7]
丹尼尔在20岁出头的时候开始进行心理治疗。他成长在一个规矩严苛的家庭，对于性爱与同居有着根深蒂固的负罪感，社交也很困难，内心充满挣扎。心理治疗师称丹尼尔“叛逆、畏缩、顽固而焦虑”。丹尼尔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这让他备受折磨。他描述自己的大学生涯像“一场噩梦”，而毕业之后，一切变得更糟了。丹尼尔一直以为自己会成为一名牧师，但又觉得自己的意愿不够强烈，配不上这份职业。他还遇到了一个女人，想要与她建立恋爱关系，但遇到了重重困难，不得不霸道地与她保持着距离。丹尼尔彻底迷失了，他把自己关进了一座由愤怒、内疚和耻辱构成的情绪牢笼。
1959年，丹尼尔26岁。那年1月，他注意到自己的左睾丸有个硬块，随后被诊断为睾丸胚胎性癌。医生们立即切除了肿瘤，并满心以为治疗成功了。然而手术后，丹尼尔陷入了更深的抑郁状态，觉得癌症是上天对他罪孽的惩罚，这种焦虑感甚至超过了对高额治疗费用的焦虑。手术后4个月，医生们发现丹尼尔的肿瘤细胞再次繁殖，扩散到了淋巴系统，几乎遍布全身。肿瘤造成了腋窝淋巴结和颈部淋巴结隆起，让丹尼尔连抬头都困难。他的肺和胸腔内也散布着转移的肿瘤。淋巴结活检证实，这些肿瘤就是一开始被切除的胚胎性癌。
丹尼尔的预后④十分糟糕，根本活不过一年。当丹尼尔让医生如实告知自己还剩多少时间时，医生说：“几周吧。”
心理治疗师问了丹尼尔一个问题：“你死前还有什么想做的事情吗？”
丹尼尔的回答没有一丝犹豫：“当牧师，还有结婚。”[8]
面对要命的疾病，丹尼尔的愿望和梦想变得明晰。即使死亡当前，他依然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平和与清明。任职仪式立刻被安排了起来，丹尼尔的家人也着手张罗婚礼。抛开各种困难不说，丹尼尔和女友康斯坦丝都很高兴。
几周之后的7月13日，丹尼尔和康斯坦丝结婚了。丹尼尔穿着婚礼礼服，脸色很差，看上去都无法撑过整个结婚仪式。但奇怪的是，他脖子上的肿瘤明显缩小了很多。丹尼尔和新娘子都认为这只是回光返照，是癌症杀死丹尼尔前留给他们的最后狂欢。
然而，在仪式后的几天之内，丹尼尔脖子上隆起的肿瘤完全消失了。7月20日，婚礼一周后，充满疑惑的医生们为丹尼尔安排了一次X光检查。令人震惊的是，不仅仅淋巴系统中肉眼可见的肿瘤完全消失了，丹尼尔胸腔中的肺转移灶似乎也在缩小。医生们想不出任何解释。自从丹尼尔被诊断为癌症以来，他接受的所有治疗都是安慰性的姑息治疗。7月31日，X光检查显示所有的转移灶都消失了，就好像有人涂抹掉了检查结果中的黑色斑点。
又过了几天，丹尼尔被任命为牧师。1959年8月8日，他被告知癌症已经完全治愈，他的身上再也找不到丝毫疾病的迹象，十分健康。
在这一案例中，患者的心路历程十分清晰，并且被详细地记录了下来，成为学习情绪和免疫系统之间关联的绝佳案例。这是唯一已知的、患者从患病到康复有持续临床治疗和心理咨询记录的自发缓解案例。丹尼尔身上致命癌症的每一次恶化与缓解都反映了他心理状态的起伏与转折，并引出了许多重要问题：死亡幽灵为什么放过了丹尼尔？如果考虑康复过程中发生在丹尼尔身上的所有生理和心理变化，这是否与丹尼尔假我的死亡和真我的诞生有关？是否与克服内心恐惧、拥抱和勇敢追求生活有关？还是被爱的感觉让丹尼尔获得了解放？
让我们暂时把目光转向神经系统。神经系统是指遍布整个身体的复杂的神经细胞网络。数十亿（实指而非夸张）神经细胞（或者叫作神经元）在帮助我们完成从举起手指到感受强烈情绪等一系列事情。通过神经系统，信息不间断地在细胞间发送与传递，以电流的速度飞快地穿越身体。
现在我们知道，免疫系统和神经系统间有着错综复杂的交织。它们不是在身体不同部位各自运行的独立系统，而是可以交换信息并彼此“交谈”的有重合的网络。
首先，神经系统直接与胸腺相连。胸腺是免疫系统的供能工厂之一，它可以根据指令生产自然杀伤细胞和其他类型的白细胞，并在人体内对这些细胞进行调配。但更神奇的是，研究人员发现，免疫系统的细胞上竟然长着神经受体。长久以来，人们以为只有大脑和神经系统的细胞才有神经受体，直到被誉为“心理神经免疫学之母”的坎达丝·珀特发现免疫系统表面也存在着神经递质和神经肽受体。到底什么是神经受体？简单来说，它们是神经系统在细胞间交流沟通的途径。就像将对讲机调整到某个无线电频率即可与别人交谈一样，免疫系统的细胞在身体中四处游荡的时候，也一直开通着能够与神经系统直接通信的无线电频道。珀特的发现意味着大脑中发生的一切都会直接向免疫系统广播。丹尼尔及类似的病例说明，情绪或许能与免疫系统沟通，有时这种沟通还会导致意料之外的神奇结果。[9]
深入研究丹尼尔的案例时，我发现在那个速度快到令人惊讶的恢复期，丹尼尔在治疗师的帮助下尝试了催眠回溯疗法，并在催眠中重温了挚爱的曾祖母对他深沉而无私的爱。后来，丹尼尔将痊愈的主要原因归于这种被爱的感觉，这种来源于无比重要的人的持久而牢固的爱。这样强烈的被爱的感觉能够扩散到免疫系统中，重新唤醒丹尼尔内心深处的什么东西吗？无论这种被爱的感觉来源于心理治疗、恋爱、深度冥想抑或其他，它能触及一些药物无法触及的致病因素，并将其抹除。
治愈丹尼尔的并不只是他的免疫系统和神经系统，还有他的“肠道感觉”。肠道（或者说整个消化系统：食道、胃以及大小肠）中包含超过一亿个神经元，比脊髓中的神经元还要多。血清素是一种能够调节情绪、记忆、社交行为、性欲和性功能以及食欲、消化能力和睡眠质量的神经化学物质（也是抗抑郁药的主要目标之一）。[10]人体内90%以上的血清素都是在肠道中合成的。[11]肠道能够对情绪、情感甚至思想产生巨大影响，所以现在人们将肠道视为另一个“大脑”。而血清素并非由肠道中的细胞独自生产的，肠道细胞会与肠道中的微生物进行合作。
肠道微生物又被称为微生物组。[12]微生物组是一个在人体内生息繁衍的完整的微观生态系统。它错综复杂，具有智慧，对人体功能有着巨大影响，也很有可能能够决定人体的治愈能力。
什么是微生物组？
谈论微生物组基本就是在谈论人类自己，以及人类体表与体内的万亿个细菌。这些细菌中的大部分都居住在肠道里，但整体上，细菌们形成了一个遍布全身、纵横交织的生命网，如同一个额外的器官一般行使着各种功能。绝大部分居于体表与体内各处的细菌都是有益的，人体为它们提供庇护所，它们则为人体工作：促进食物消化，产生人体所需的特定维生素与神经化学物质，甚至阻止“坏”细菌立足。这些有益微生物与人体形成了共生关系，并且占据了人体3%的体重。
那么，人与细菌的界限在哪里？科学家希望找到这个问题的简单答案，但这样的答案并不存在。微生物组中的细菌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太过重大，甚至能够影响我们是否生病，生病后能否康复。
每个人的微生物组都像指纹一样独特。出生时，母体产道中的细菌会植入婴儿的身体，让微生物组初步成型。在这之后，我们生活的环境，摄入的饮食，去哪里旅行，从事的工作，都会对微生物组进行进一步的塑造。微生物组一直在变化，也可能从新环境中得到补充，变得更加丰富多样。
有一种东西能重创微生物组——抗生素。抗生素是现代医学的巨大进步，是挽救了无数生命的医学干预方法。但它也有不良反应，其中之一就是：在清除攻击“坏”细菌的同时，也会清除辅助免疫功能的“好”细菌。人体80%的免疫细胞都集中在肠道。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一个健康、丰富、多样的微生物组塑造出的免疫系统，不仅能够更加有效地对抗病毒或感染这样的外来威胁，还能更好地捕捉内部威胁，比如一不留心就会发展成肿瘤的突变细胞。
微生物组中的“好”细菌如何塑造健康的免疫系统呢？人体内的万亿个细菌各有自己的DNA，这些DNA共同形成了细菌的“基因组”。近期研究发现，尽管人体基因组已经预先写入了抵抗特定疾病的程序，也能够通过接触病原体或接种疫苗的方式学会抵抗疾病，但依然没有足够的“代码”来保护我们免受所有已知疾病的伤害。这就好比一个被写满的硬盘，已经没有空间了。我们要依靠微生物组的基因组——肠中的大脑——来帮助储存对抗疾病的知识、计谋等信息。所以，滥用抗生素来清除细菌就像是在焚烧图书馆。
一轮抗生素用药对肠道微生物的影响可能长达一年。当然，这种破坏微生物组的抗生素治疗和其他免疫抑制疗法（比如化疗）一样，有时是救命的必需途径，难题在于掌握时机、合理使用。而这一难题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创造出本章开篇提到的护栏与梯子，没有照料好身体、减少生病的可能；反之，我们创造出了一种好战的医疗文化，一步跨越到了抗生素这种晚期干预措施。微生物组是我们免疫系统的延伸，而我们在治疗严重疾病时却通常会选择重创微生物组的方法。
既然明知道微生物组对免疫系统如此重要，为什么我们还在使用“焦土政策”？为什么要用扫平所有微生物的方法来进行治疗呢？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https://www.daowen.com)
疾病的根源——微生物还是土壤？
在大约150年前，人们还信奉自生论。这一理论认为疾病不是从外部进入，而是从人体细胞中诞生的。同时，人们还认为疾病是一种道德的惩戒，是贫穷或糟糕抉择的副作用。如果一个人生病了，大概率是因为这个人做错了什么事情，因而受到了来自上帝的审判。
在路易斯·巴斯德动手实验之前，许多前辈已经对自生论进行过驳斥。一个经典的例子是19世纪早期的产褥感染，这种疾病常见于分娩不久的女性，那段时间里它杀死了大约四分之一的新晋妈妈。人们对于产褥感染的病因和治疗方法有过很多猜想。负责治疗的医生从不担心自己会受到影响，因为他们确信产褥感染并不传染。当时大众普遍认为产褥感染是自生的，也就是说，生育后的女性器官会自然产生产褥感染。
奥地利一位名叫伊格纳茨·泽梅尔魏斯的外科医生对这一假说提出了质疑。泽梅尔魏斯在自己管辖的医院外还开着两家妇产科诊所。第一家诊所的孕产妇死亡率与当时的平均水平相当（在19世纪，生孩子是一个十分危险的过程，从规律宫缩开始到胎儿分娩都风险重重），只不过产褥感染的发生率极低，是先兆子痫及其他分娩期并发症造成了一部分产妇的死亡。然而第二家诊所完全不同，这里出现了大量产褥感染致死的病例，声名扫地。很多产妇下跪恳求家人不要把她们带到那里，有些人甚至宁愿直接在街上生下孩子，也拒绝前往这家诊所。这种现象普遍到有了专门的名字——街头分娩。
泽梅尔魏斯调查了街头分娩的病例，本以为可以证实这种做法的荒谬。毕竟，医院里有专业医生和顶尖医学生，蹲在排水沟里分娩怎么可能比在医院里更安全？然而，泽梅尔魏斯被自己的发现震惊了：在死亡率统计表上，几乎看不到街头分娩致孕妇因产褥感染死亡的记录。
泽梅尔魏斯开始更加仔细地寻找两家妇产科诊所之间的差异。产褥感染发生率低的诊所配备了助产士，另一家则配备了医学生。泽梅尔魏斯想，也许是因为助产士和医学生的工作方法有所不同，比如助产士会让产妇侧卧，而医学生会让产妇平躺。于是他指导医学生们也让产妇侧卧分娩，结果并没有任何改善。泽梅尔魏斯对比了一系列可能导致产褥感染发生率差异的问题点，并逐一解决，但结局都是一样的：没有变化。
最终，一场与泽梅尔魏斯相关的悲剧让局面出现了转机。
一位外科医生，也是泽梅尔魏斯的同事兼好友，在对一名产褥感染死者进行尸检时被解剖刀划破了手指。几天之后，这位医生去世了，死因正是产褥感染。
朋友的过世让泽梅尔魏斯内心崩溃，但也带来了他需要的线索。产褥感染并不是在女性器官中自发产生的，而是被尸检后没有充分清洁双手的医生们传染给产妇的。比如进行尸检时，医生的皮肤会沾染细菌，当完成解剖的医生径直走向产妇的病床，用未经消毒的双手分娩婴儿时，细菌就会被传递给产妇。这就是两家诊所之间的区别：第一家诊所中的助产士不进行尸检，而第二家诊所中的医学生则会进行这一操作。他们一直在把尸体上的微生物转移到产妇身上，导致了产妇的死亡。
现在我们知道，产褥感染是一种由链球菌引起的败血症⑤，这种细菌一旦进入体内就会导致痛苦且致命的感染。解决产褥感染的办法是在细菌传播之前就将它们杀死。泽梅尔魏斯虽然没有完全弄明白原因，却偶然发现了解决方案：他让医学生们在进行尸检之后，先用氯石灰溶液洗手，再帮助产妇分娩。产褥感染引起的死亡率迅速从接近25%下降到了1%至2%。
泽梅尔魏斯取得了无可辩驳的巨大成功。但当时的医学界不能，或者说不会接受这样的疾病传播理论。首先，有某种肉眼看不见的微小生物通过沾染物体表面或飘浮在空气中的方式传播疾病，这想法似乎相当荒唐。其次，医生手上带着某种传染性物质的想法肯定是无稽之谈，要让医生对患者的痛苦和死亡负责，就会玷污他们救世主的形象。费城一位著名的医生曾说：“医生是君子，君子两手清白。”
泽梅尔魏斯不断受到嘲弄和威胁，最终被逐出了医学界。据说，泽梅尔魏斯会在街上叫住孕妇，再三告诫她们一定要让医生先洗手再助产。人们觉得他疯了，将他送进了精神病院。最终，泽梅尔魏斯在精神病院去世了，很可能死于曾经杀死了他许多女性患者的同一种败血症病菌。
同一时期，法国化学家路易斯·巴斯德也一直在质疑自生论的合理性。他注意到面包会发霉、葡萄酒会发酵，牛奶不仅会变质，饮用变质后的牛奶还会患上致命的疾病。巴斯德认为一定是空气中的某种物质导致了这些变化。他看着自己的三个孩子一个接一个死于伤寒，因而认定是周围环境中的微生物污染了食物、入侵了人体并引起疾病。他要证明这一点。1862年，通过天鹅颈瓶实验，他做到了。
天鹅颈瓶是一种具有狭长S形开口的特殊烧瓶。巴斯德向瓶内灌进了富含营养的肉汤并煮沸，以此杀死了烧瓶中所有的微生物，接着将肉汤静置。结果什么都没有发生，肉汤能够保持澄清。但是，当巴斯德倾斜瓶体、让液体流进天鹅颈后，肉汤变得浑浊，长满了细菌。这是因为微生物会与灰尘和其他微粒一起沉淀在烧瓶的开口处，倾斜烧瓶使得聚集在瓶口的微生物进入了液体。
通过天鹅颈瓶实验，巴斯德有效地驳斥了自生论，并证明了细菌学说，这也是泽梅尔魏斯奋力宣扬的理念。“自生”这个曾被医学界认为是真相的描述，最终被证实为一个错误。在随后的几年中，一系列的技术进步坐实了细菌学说的结论：人们研发出了更强大的显微镜，观察到了肉眼不可见的微小生物，让曾经看上去疯狂而荒谬的理论变成了眼前的现实。细菌是真实存在的，这一点无可辩驳。
伊格纳茨·泽梅尔魏斯、路易斯·巴斯德以及细菌学说的故事，不仅向我们展示了过去的医学界对新信息的响应有多么怠惰，还展现了细菌学说对于公共卫生领域的深远影响。细菌学说表明那些不时导致百万人死亡的致命传染病是由微生物引起的，这一发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研究人员明白了细菌和其他微生物会传播疾病，于是全身心投入了公共卫生标准的建立、药物的研发和灭菌工艺（如巴氏消毒）的发明。斑疹伤寒、伤寒、霍乱和肺结核的死亡率急剧下降，食物和水传播的疾病开始消失，等到20世纪30年代第一批抗生素研发出来时，在短短几十年间引发巨大变化，女性已经能够期待自己活着完成分娩并看到孩子长大。
我们似乎已经揭开了健康的秘密：杀死细菌。
但与此同时，另一位科学家一直在研究自己的细菌理论，一个截然相反的理论。安托万·贝尚是巴斯德的同事，但他们互相看不顺眼。这两个人在职业生涯中爆发过许多次冲突，互相指责对方抄袭和偷窃，争相公布声明、公开发现。随着细菌学说的广泛传播，研究人员争相研发通过消灭细菌来阻止传染病传播的化学制剂，这让他们之间的竞争变得更加残酷了。
贝尚认为巴斯德“不惜一切代价杀死细菌”的主张十分危险。贝尚是最早开始讨论微生物组这一概念的人之一，他认为大多数生活在人体内部、表面和周围的微生物都是有益的，甚至是和人类共生的。他催促医生们把注意力放在他称为“人体内部环境”的研究上，而不是对微生物采取冷酷的焦土政策。贝尚坚信，当组织健康无恙、细胞拥有保持最佳工作状态所需的营养时，人体就不会被病菌所左右。他将治病这一情境比作应对地上一摊吸引苍蝇的粪便：到底应该无休止地一次次扑杀苍蝇，还是清除粪便？贝尚认为，以清除毒素、保持健康为基础，建立强大而平衡的免疫系统，比杀死病原体更为重要。
贝尚的朋友兼同事克劳德·伯纳德同意他的观点——内部环境至关重要。在一次面向医学生和医生的主题演讲中，伯纳德宣称：“内部环境决定一切。细菌没什么好担心的。”然后，他举起一杯被致命的霍乱弧菌污染的水，咕咚咕咚喝了下去。
伯纳德没有生病，证明了自己的内部环境和他声称的一样健康。[13]他清晰地展示了自己的观点——细菌不会引起疾病，它们的致病性是人体功能失常的表现；[14]虽然微生物有好有坏，但人体健康取决于身体土壤的健康，而不是可以瞬间消灭坏微生物和疾病的“神奇子弹”。但是，这并没有阻止舆论的潮流涌向巴斯德医学理论的方向，与伯纳德和贝尚的主张渐行渐远。
两方的争论可以归结为：身体土壤重要还是微生物重要？贝尚和伯纳德说是身体土壤，巴斯德说是微生物。这轮巴斯德赢了。救护车：1分，护栏：0分。
从银色子弹到超级病菌
走进20世纪，医学仍然专注于一项任务：消灭微生物。抗生素出现了，曾经杀人无数却屡次逃脱审判的传染病缴械了。胰岛素药物出现了，突然之间，1型糖尿病儿童获得了生存的机会，未来向他们敞开了大门。斑疹伤寒、伤寒、淋病、梅毒、肺结核、白喉……一代人见证了消灭微生物的方法如何剿灭了一个又一个令人胆寒的连环杀手，对于他们来说，这一切实在是振奋人心。难怪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人们一直在寻找更多银色子弹——可以一次性消除疾病的药物或医学干预方法。但是，尽管取得了许多进展，我们仍对一些最严重的疾病束手无策，只能任凭它们公然蔑视现代医学的治疗范式。
今天，我们的医学仍然存在许多致命盲点，阻止我们进一步挽救更多生命。一个重要的盲点是，我们一直在使用病理模型，不惜一切代价消除疾病，而不是建立良好的免疫力、追求全面健康。自巴斯德时代以来，我们发展出的医学学说基本上就是疾病科学，而不是健康与生命力的科学。我们已经形成了思维定式，认为消灭微生物是唯一的方法。有一句格言是这样说的：“如果一个人拥有的唯一工具是锤子，那么他会像对待钉子一样对待一切。”
数十年来，医生一直在以惊人的速度给患者开出抗生素处方。现在这个速度终于开始减缓，但是已经有点晚了。同时，医学仍没有将创造健康的人体内部环境提上日程。抗生素过度使用的恶果终于开始显现。例如，最近的研究发现，抗生素的重复使用与乳腺癌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抗生素会增加女性罹患乳腺癌的风险。一个在18岁前有过多疗程抗生素用药史的女性患上乳腺癌的风险几乎会增加一倍。这一风险与抗生素剂量成正相关，抗生素使用越多，患病风险越高。研究人员并不确定罪魁祸首是哪种抗生素，但猜测那种抗生素会削弱免疫系统并影响其对突变癌细胞的天然抵抗能力。也有可能是因为那种抗生素消灭了肠道微生物，影响了人体的消化与营养利用能力，让身体无法在癌症站稳脚跟前将它击退。无论是哪个原因，一个显然的结论是，不建立健康的免疫系统和微生物组，遇到麻烦就动用银色子弹，这种思路会让我们付出巨大代价。我们曾经认为抗生素没有任何弊端，反而能够以防万一。事实证明，我们错得离谱。
这仅仅是盲目追求银色子弹的恶劣后果之一。人类设计抗生素是为了杀死有害细菌，然而有害细菌对抗生素的抵抗正变得越来越强，甚至已经适应了抗生素。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估算，现在每年有2.3万人死于抗药性细菌感染，抗生素处方已经很难对抗这些在患者身体中扎根的细菌。还有1.5万人死于一种名为艰难梭菌的特殊细菌感染，这种感染可能是大量使用抗生素引起的：微生物组中的好细菌一直在帮助人体免受艰难梭菌这类潜在致死细菌的威胁，然而在抗生素奋勇杀敌时，保护人体的好细菌也会被一并铲除，随着微生物防护铠甲的瓦解，艰难梭菌得以进驻体内，开始繁衍。
如果以上还不够引起警觉，这里还有一个例子：人类最近发现了第一种具有完全抗生素抗性的超级细菌。2017年初，美国内华达州的一位女性被某种细菌感染了。医生在她身上依次尝试了美国能够找到的全部26类抗生素，从最温和的到最强力的，没有一种抗生素能产生效果。最终，这位女患者还是死于感染。人类已经走完了一个圆圈：现在，就像抗生素出现之前一样，感染再次回到无法治愈的状态了。细菌学会了躲避银色子弹，我们将看到越来越多无药可医的感染。在医学脱胎换骨、大步流星地前进了一个世纪之后，我们从银色子弹走向了超级病菌。
在大步前进的同时，我们忘记了人类免疫系统的惊人潜力。如今被称为“病理学之父”的鲁道夫·菲尔绍说：“如果能再活一次，我将致力于验证这一理论：细菌不是造成组织病变的原因，它们是在寻找其自然栖息地——病变的组织。这就好比蚊子会寻找死水，而不是让水池变得死气沉沉。”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同时接纳了巴斯德和贝尚的发现，同时掌握着两种理论，今天的医学会是什么样？把我们在消灭疾病的方向上所付出的努力，同样应用于维持健康和增强免疫力的方向，今天的医学会是什么样？
巴斯德的方法曾推动医学突飞猛进，但是它只能带我们走到这里。是时候转向另一个方向了——重温贝尚的思路。
我们希望免疫系统的细胞能够获得丰富营养，行动敏捷，“头脑”清晰，攻击精准，能随时为人体而战；希望免疫系统人员齐整而不是拖拉涣散，不是只能派出老弱残兵进行无效作战或者攻击错误的目标；希望免疫系统具有超凡的视力，能够在病毒一只脚进入体内、流氓细胞刚开始变异成肿瘤时就发现它们的存在。不幸的是，许多人都带着长期疲弱的免疫系统四处走动。由于没有很好地进行压力管理，没有给身体足够的营养，免疫系统变得迟钝、疲惫、功能受限。战斗细胞部队缺少关键成员，士兵单薄稀少。这样一来，人体不仅更容易受到常见的感冒和流感的侵袭，而且还更容易遭受癌症、心脏病、糖尿病和各种严重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的侵害（后文将会进一步展开这些内容）。
通过增强免疫系统，我们可以阻止疾病的发生发展，或者在疾病已经存在的前提下挽回它们所造成的伤害。自发缓解会让我们对这一点理解得更深刻。随着免疫研究新进展的披露，我开始认为，绝症幸存者在经历自发缓解前做出的改变同自然杀伤细胞的产生与激活存在关联：某些饮食变化（例如增加营养水平）可以增强自然杀伤细胞活性，减轻（或更有效地管理）压力同样可以。有些研究甚至表明宽恕的心态与自然杀伤细胞的激增有关。
这些新发现似乎能让我们得出一个简单粗暴的结论：只要改变饮食计划或调整心理状态就可以刺激自然杀伤细胞发挥作用，像点击开关一样关闭疾病。但是，我所做过的相关调查告诉我，一切没有那么简单。世界上没有银色子弹，没有灵丹妙药，没有快速修复的方法。
修复破裂损坏的免疫之墙的最好方法是从头开始建立健康生活状态、重获生命活力。身体是一种能够进行自我修复的出色有机体，并且它想要变得更好。虽然自发缓解案例零散又独特，但它们带来的启发足以避免我们成为自己身体的阻碍。同时，这些案例还能指引我们为身体提供它所需的一切，构建和维护一个蓬勃发展且头脑聪明的免疫系统。
培育身体的土壤
我在本书引言中讲过克莱尔·哈瑟的故事，她拒绝惠普尔手术时明确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回到家，为自己的死亡做准备。
对于克莱尔来说，这意味着她要直面死亡的恐惧，意味着接受生命即将结束，意味着多与家人和朋友相聚，加深彼此的感情，让他们的支持环绕自己。克莱尔不想把自己最后的时间浪费在讨厌或怨恨任何人上，所以她放下心中的怨恨，宽恕了一些伤害过自己的人。她也不想浪费时间承受压力和焦虑，所以学着调整了压力应对方法。我们无法改变世界，也无法完全摆脱压力和忧虑，但可以改变与压力和忧虑相处的方式。这就是克莱尔的目标。
克莱尔不知道自己还剩下多少时间。她与闺蜜们在俄勒冈州的海边租了一幢海滨别墅。朋友们为她制作了小卡片，在上面写下对她的印象评语，然后站成一个圈依次把卡片呈递给她。这是克莱尔生命中最动情的时刻之一。
“但不是总这么沉重啦！我们玩得很开心。我们在小蛋糕上裱花，连着三天都在嘲笑自己有多傻。”克莱尔对我说。
在俄勒冈度过了一个周末之后，克莱尔回到波特兰。那几天里朋友们给她的爱与支持就像小船一样载着她继续前行。[15]
“我都描述不出它对我的重要性。”克莱尔说。这次行程让克莱尔觉得自己必须在等待死亡时好好活着，给了她做出生活中其他改变的力量，也让她避免被憎恨与抱怨绑架、钻进“为什么是我”的牛角尖，还教会她专注于美好的事物。吸气四秒钟，憋气四秒钟，呼气四秒钟——克莱尔每天都会用深呼吸练习来消除恐惧，使自己保持平静与专注。
克莱尔逐渐改变了饮食习惯，开始吃那些能让人感觉更好的食物，而不是加重肠道负担的食物。她注意到自己的饮食变得越来越天然，素食的比重增加了。她开始戒糖，但是保留了比萨饼和咖啡——这些是她热爱的东西，能让她开心。
“我就是想过好每一天，不是想通过这些方法活命。”克莱尔说。
起初的几个月，克莱尔感觉自己的状况持续恶化。她更容易疲惫了，身体更虚弱，疼痛不断加剧。随后，一切似乎停滞了。突然有一天，克莱尔意识到自己最近感觉好多了。她以为这是一个短暂的喘息之机，就像平静的台风眼一样，但是这种感觉一直持续着。她发现力量重新回到体内，自己正在逐渐好转，并不是恢复了生病之前的状态，而是穿过了一场叫作疾病的大火，被融化然后重塑，脱胎换骨。我是谁？我来这个世界要做什么？克莱尔对这些问题有了全新的认识。
克莱尔没有回头找医生去弄明白发生了什么。她想，何必呢？干吗要回到那个自己曾发誓再也不踏入一步的、连窗户都没有的候诊室呢？去弄明白自己为什么还没死吗？
不管因为什么，克莱尔白捡了些时间，并且是身体感觉良好的时间。她越来越健康，开始继续享受生活。五年之后，当因为其他问题进行的扫描检查显示她的胰腺干干净净没有一点肿瘤痕迹时，克莱尔和医生一样震惊。
当我第一次采访克莱尔时，关于身体土壤重要性的古老争执又沸沸扬扬起来。克莱尔不知道自己的惊人经历应该被归因何处。她只知道，从离开医生办公室到几年后因为不相干的问题重回医院，这之间的某个时刻，癌症消失了。克莱尔并不是因为追求痊愈才彻底颠覆了自己的生活。她满心以为胰腺癌是致命的，所做的一切改变只是为了让自己剩下的时光更加充实和纯粹，为了去完成那些她曾经很想去做、却又因为恐惧和各种阻碍而逃避的事情。但是，也许这些改变组合在一起——饮食、生活方式以及更深层的情感和精神上的改变，就像给稀薄贫瘠的土地施以营养丰富的肥料一样，改造了克莱尔身体的内部环境。
在自发缓解的案例中，总有某些变化重新激活了免疫系统。在巴西的几个康复中心里，我确实见证了高于平均水平的自发缓解发生率。那些地方存在着让免疫系统发生深层次、根本性改变的东西，使治愈成为可能。也许这些案例代表了一系列发生在世界各地、被统计和平均值吞没而不见踪影的类似现象。举例来说，在阿巴迪亚尼亚，人们会摄入营养丰富的食物，锻炼身体，并且冥想。他们把日常生活中的压力抛之脑后，转而面对内心深处真实的恐惧和被遗忘的梦想，开始重新认识自己和世界。经历过自发缓解的人们往往是因为彻底重铸了生活的基石而再次创造了自己。
康复中心的造访者在身体、情绪和精神上的转变里也许暗藏我希望找到的答案，全国各地的绝症幸存者通过邮件向我讲述的神奇康复故事里也可能暗含自发缓解的秘密，只有把准确的线索组合在一起才能打开通往治愈的大门。我怀疑答案无法被归结为一个单一的触发因素，而是所有正确因素偶然结合，连点成线，才形成了这种罕见的突然痊愈。
所有摄入人体的东西都会影响我们的内部环境。吃的食物、渗入的毒素、服用的药物、扎根在体内的细菌，甚至想法、感受、世界观和人生观也会影响我们免疫系统的土壤。天然杀伤细胞和其他抗疾病细胞的力量不仅与饮食、运动习惯和其他生活方式的选择有关，还与压力、人际关系、曾经遭受的创伤、信仰以及如何看待和理解自身息息相关。
根据巴斯德女婿撰写的巴斯德传记，“细菌学说之父”在晚年的时候也变得没有那么固执了。中风之后，巴斯德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他回首一生，重新审视了自己在事业上的立场。
他说：“伯纳德是对的，病原体没什么好担心的，人体内部环境决定一切。”他指的是克劳德·伯纳德，贝尚的同事，那个喝下了一杯霍乱弧菌的人。
内部环境决定一切
很多康复中心的造访者相信治愈是某种力量的作用，可能正是这种笃信对他们发挥了巨大作用。关于深层心理和精神体验对身体的影响，我们还处在研究的早期阶段。作为精神科医生，我知道意识和潜意识都会影响身体的运作、影响具体的细胞及其功能。但即使如此，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变化，那它一定发生在个体之中，深入到细胞、生物系统以及人体的运作机制中。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我们应该能够探测到。
巴西的旅程结束后，我陆续得知了其他有类似经历的案例，可是这些人并没有前往过任何康复中心。我试图寻找这两类人的共同之处，但想要厘清混乱的故事、发现核心真相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我面对着许多缺乏足够医学证据支持的案例，还有数百年或二十年前的医学期刊中有关突然痊愈的历史记载。也许对这些丰富的资料进行探寻，我就能发现案例之间的相似之处，以及令人不得其解的差异性。
随机、双盲、对照的研究策略是评判医学研究的黄金标准。它们能够保证在研究过程中不管是受试者还是研究者都不知道谁在接受治疗，这对于评估各种治疗的功效非常有用。但在研究自发缓解的过程中，我找不到应用了这些策略的案例，因为对自发缓解的研究无法套用这些策略。就像没人能预测谁是下一个史蒂夫·乔布斯或埃隆·马斯克一样，在研究的早期阶段，我们预测不出谁将成为下一个参悟健康秘密的人。毕竟，自发缓解在我们眼中还是罕见的、甚至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这不是可以被创造或操控的东西——至少现在还不是。
自发缓解常常发生在没人关注的情况下，甚至连患者本人都留意不到。当一位患者已经穷尽了医生的治疗方案，被送回家接受姑息治疗时可能发生；当一个人接受了现状，准备带着重病尽情享受生活，或者主动结束自己的生命时可能发生；或者当一切尝试都已经失败，患者认为“我的生命该由我做主”，决定自己为健康做些什么时也可能发生……
我在巴西亲眼见到的痊愈病例都很匪夷所思，那里的人们给出的解释也超过了我所能接受的极限。我敏锐地意识到，这里有一条文化差异的鸿沟。比如，目前科学家对精神与心灵的力量还知之甚少，巴西的文化让那里的人们更容易接受这些力量的存在，而被现代科技文化塑造的我就很难接纳这类概念。
2004年，我决定回巴西的几个康复中心看看。我是偷偷去的，没有提前知会他们。第一次去拜访时，我既是观察者也是被观察的对象。我要执行侦探任务，去调查，去深挖病历，去观摩外科手术；但同时也有人在一旁拍下我的一举一动，我仍在扮演“医生”的角色。当我把自己当作一个局外人、一个人类学家、一位哈佛医院的医生，并且别人也这么认为的时候，我就很难得知真相。这次，我想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短时体验成为这个群体的一员是种什么感觉，也许这将为我理解自发缓解提供更多可能。
刚回到康复中心那段时间，我进行了几次访谈。但大多数时候我都试图把自己藏匿起来，和所有人保持一致。我也参与冥想，感受某种力量在人群中的传递。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将自己融入这样一个充满希望、对治愈坚信不疑的群体中，我想，这之中一定蕴藏着巨大的能量。但是我决定从最基本的问题入手：人们在这里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的？与他们的“正常”生活有何不同？
大多数阿巴迪亚尼亚康复中心的造访者居住在一种民宿一样的小型旅馆中。住宿包括三餐，食物大多是素食，颜色明亮而鲜艳，每次都会吸引我的眼球。我回想起了小时候在农场的日子，所以总是胃口大开，而且很快就爱上了无尽的美味蔬菜和五彩缤纷的热带水果。旅馆提供的餐点营养丰富，但精制碳水和精制糖的含量很少，而且基本不含动物制品。显然，天然而少经加工的食品是这里的一大卖点。人们不会聚在一起喝鸡尾酒，而是在露天果汁吧碰头，喝着高脚杯里的芒果、木瓜、百香果或番石榴汁（它们全都能提供丰富多样的微量元素），一边喝一边分享自己的故事。我特别喜欢这里流行的阿萨伊浆果餐，前来寻求治愈的人们随意享用着这种美食。有宣传称阿萨伊浆果含有大量的抗氧化剂，许多人认为它是营养价值极高的食物，甚至将其视为保健药物。你看，即使是最讲究饮食健康的人，也要在这里经历饮食习惯的巨大改变。
许多人只是短期造访，像我一样待上一两个星期，或者只是几天。也有些人会待得更久：几周，几个月，甚至几年。还有的人甚至被这里的环境和人际关系所触动，搬来长住。这里的房屋和租金都很便宜，回报率相当不错。突然搬到这样的环境会带来很多变化，我考虑了大大小小所有可能的改变。不仅要完全融入一个联系紧密、相互支持、充满希望的群体中，还要接受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去哪里都靠步行，每天进行集体冥想，吃纯天然的饮食，等等。
当然，只是菜谱发生改变并不能解释很多短暂造访者所经历的惊人康复。不过，阿巴迪亚尼亚的康复中心确实接待了很多国外的来访者，他们把自己融入了全新的、截然不同的饮食文化中，迅速而彻底地改变了饮食习惯。也许其他地方那些经历了自发缓解的人们也完成了类似的改变。我找到了一位学者的研究，他对200例自发缓解案例进行了分析，并总结说将近88%的研究对象都显著改变了自己的营养结构，主要是变为素食。[16]
绝症幸存者在得到最初的诊断后可能会全面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这些改变可能影响重大，而营养水平的改变可以成为我研究的重要起点。常识告诉我们，营养水平的显著变化可能导致人体生化机能的显著变化，从而创造出更不利于疾病发生、发展的身体环境。经过多年的访谈和科学研究，我逐渐认为食物既可以是良药，也可以是毒药，这取决于食物的营养价值。对内部环境最直接、最有效的改造方法就是首先审视我们向环境中倾倒了什么。被称为“现代医学之父”的希波克拉底曾经说过：“所有疾病始于肠道。”也许健康同样从这里开始，就像生命开始于土壤中播下的种子一样。
①可应用于多种不同疾病的跨领域诊断方法，通常通过寻找不同类型疾病的共性症状或病因来实现。
②纪念斯隆·凯特琳肿瘤中心（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是世界著名的癌症中心，位于美国纽约。
③指削弱或消除病原体入侵能力。
④根据患者当前状况推估出的未来可能结果。
⑤一种由于病菌侵入血液而引起的全身性严重感染。